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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武王伐纣

西伯姬发的势力一天天的大了;终于在民国纪元前三千零三十三年(公元前一一二二年)起大兵,从孟津渡过黄河,大败纣师于牧野。纣登鹿台自焚死。姬发遂代殷而占领了“中国”,称为武王。其由岐丰出发,东南下而扩张其势力于黄河的中流及下游,正和秦始皇的统一六国的情形有些相同。关于武王伐纣的故事,今所传的已经都是片面的文章;都是得胜者的纪功纪德,而绝无失败者的呼吁。一切关于纣一方面的文献,差不多都已消灭净尽了。因为像孟子们的儒家的夸饰,纣的失败,遂益成为必然的。因了他的暴虐无道,臣民离心,武王之师一到了牧野,浩浩荡荡的七十万的纣兵便倒戈叛纣,奔溃而散。在《牧誓》里,纣的罪状不过是:“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荣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以今语译之,不过是宠妇废祀,以疏间亲,任用非人而已,武王因此便“恭行天之罚”,未免有小题大做,越俎代庖之嫌。后来的三篇《泰誓》及《史记》的记载,便硬替纣添做了许多罪恶。好像武王之讨伐真是仁德之主,替天行道,替民伐罪似的。殷商已灭,纣已失败,还有谁来辨正这些歪曲的记载呢?

然而在许多古书的记载里,究竟不能完全一致,完全统一。在他们的矛盾之间,我们到可看出这次讨伐战的一些真相来。

《武成》有“血流漂杵”之语,可见当时那一场战争的激烈异常。孟子因为和他的理论不合,便有“尽信书不如无书”之叹。

《周书》纪载武王馘俘的数目很惊人。“武王远征四方,凡憝国九十有九国,馘魔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一百三十;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这记载也许有些涉于夸大。然而武王得天下之非“兵不血刃”则可概见。亡国的民族,自己的历史虽然常被消灭了,然而得胜者的纪功碑,终难一手掩尽天下之耳目的。

元人有《武王伐纣书》;明许之琳有《封神传》,皆写殷周二族之战;虽野语小说,人神杂糅,却没有正史那样的歪曲史实。

当时,殷之遗民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已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史记·伯夷列传》)这恐怕是殷遗民文学里的惟一的作品了。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立于恶人之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推恶恶之心,思与乡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将浼焉。是故诸侯虽有善其辞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孟子·公孙丑上》)

以这样的清介之士,当然要叹息着“以暴易暴”而不食“周”粟以死了。

清初,有一部小说,名为《豆棚闲话》,颇寄托着亡国遗黎的哀痛与呻吟;其中有一则故事,名为《首阳山叔齐变节》,借着叔齐的名字,来嘲骂明末的逸民出来应试求官的故事,所谓“一阵夷齐下首阳”者是。《桃花扇》的最后一句(余韵)借着搜访山林隐逸的皂隶之口,说道:“你们不晓得,那些文人名士,都是识时务的俊杰,从三年前俱已出山了。目下正要访拿你辈哩。”正与《豆棚闲话》的作者同一的在讽嘲着那些亡国士大夫。

然而,殷之遗民的叔齐却平空的受到了无妄之灾!

像伯夷、叔齐那样的遗民在当时一定不少。可惜“历史”是被战胜者所湮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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