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一位大教育家，并不是一位宗教主。他是苏格拉底，不是耶稣，也不是乔答摩。他是澈头澈尾的一位人世间的人。在他的一生里，一点的神秘的气分也没有。他最爱人间。他道：“鸟兽不可与同群，我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他虽不是一位澈底的无神论者。但他“不语怪力乱神”。他“敬鬼神而远之”。他是一位“诲人不倦”的老教育家。
在他早年，他是最热忱于救世或“匡”世的。他有整盘的政治的理想，他神往于“文、武、周公”之时代。他敬重管仲。他道：“微管仲，我其被发左衽矣！”他同情于同时代的大政治家子产和晏平仲。他有热烈的救世之心，虽其方式不像后来的墨翟的摩顶放踵，可是一生的奔走四方，为的是要行其“道”于天下，这“道”便是文武周公之“道”，便是他的政治理想。但终于无所成而归。归后，便专心于从事教育事业。相传他有弟子三千人，其中最著者有七十二人。在他之前，“学术”是被把握被封锁在贵族们手上的。到了他之后，才把“学问”解放了；三千弟子之中，差不多全部是平民。这是文化史上最大的一个变化。《论语》里有一段话，形容他道“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述而》）这已是他的全貌了。又有一段话道：“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能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子罕》）三千弟子们怎样的信仰他，从这里也可以看出。
孔子的政治理想是以他所神往的或想象中的古代的黄金时代的政治为根据的。这种想象，其实便是他自己的理想构成的。他看不起当时的从政者。子贡问道：“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论语·子路》）他的政治理想便是针对着当时腐败的贵族政治而发的。
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怨。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熟敢不正？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
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颜渊》）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
子曰：其身正，不合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子路》）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为政》）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
他的整个政治学建筑在“贤人”政治之上，而尤以“教育”人民为主。对于执政者的自身的忠、勤、正直，尤不惮三言四言之。在当时，这样的耿直的议论已非当世执政者所能容的了。所以孔子栖栖惶惶的奔走于四方而一无所遇。在早期，他还不十分热心从政。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为政》）但渐渐的便觉得要救世便非从政不可。“子曰：苟有用我者，其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路》）这是他的自信。
“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匮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子罕》）他总想求在政治上一试，甚至“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悦。……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佛肸（晋大夫赵氏之中牟宰）以中牟畔，召他，他又欲往。他道：“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湼而不淄。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阳货》）
但他并不是一味“热中”于政治。他是有所执着，有所不为的。他以宗周为第一义。他是“圣之时者”，总是针对着当时的局面而发言的。“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他又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
他明白当时的大病在中央政府太软弱而地方的势力太大。一方面国力消耗于内战。一方面外患之迫来，一天天的紧张，却无以抵御。所以他处处主张宗周，主张维持传统的政治中心，主张维持古代的礼乐。“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当他们三家（孟孙、叔孙、季孙）举行祭礼于撒祭物时，僭歌《周颂》里的《雍》，孔子也不为不高兴，以为这是天子之乐，“奚取于三家之堂！”又当陈成子弑简公（鲁哀公十四年）时，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宪问》）
他所以如此熟切的要求尊重传统的权威，其最主要的原因，便要集中权力以对外。他对于管仲的“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以武力而能够传统一中国的力量以对外，最为称道。然而他自己却是周游天下而一无所成的。他以无比的坚忍与热诚周游天下，要行其道。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与？而荷蒉遇孔子之门的人，听见他击磬的声音，道：“有心哉，击磬乎！”却又批评曰：“鄙哉，砼砼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均见《宪问》）他们都是“道”不行则隐的主张者。像楚狂接舆简直的在劝孔子可以退休了。“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
在长沮桀溺的一段话中，尤可使人注意：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为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微子》）
人既不能和鸟兽同群，则始终乱人世间的人，便非爱这世不可，当乱世，便非救这世不可。孔子的这个意见是雪亮的，可以感动一切时代的人。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季氏》）
这一段话足够说明孔子之“道”的定义，足够说明他的如何针对着当时“陪臣执国命”的可痛的政况而对症发药。
他曾一度为季氏史。后鲁定公以他为中都宰，为司空，且为大司寇。定公十年齐鲁有夹谷之会。要不是孔子坚执着“有文事者必有武备”的主张，那一次会鲁是要吃大亏的。后来，孔子以大司寇摄相事，诛了乱政的大夫少正卯。但不久，鲁君便疏远了他。他离鲁出游。
他被斥于齐，被逐于宋卫，被困于陈、蔡之间，于是复反鲁。
“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子罕》）这一年是鲁哀公十一年。他已经在外面飘流到数十年了。
但他在飘流的时候，却无地无时不在学习，不在搜集文化资料，也无时无地不在施教。跟随在他左右的子弟们很多。有勇士，像子路，有商人，像子贡，弟子来的地方不同，出身也不同。他们仿佛都是第一次向学术睁开眼睛，第一次有机会受到最早的最伟大的讲学者孔子的教育。
孔子为什么会感到学术的非解放不可呢？第一，他是殷之后，从宋襄公一派相传下来，原来是公族，被华氏所迫而出奔于鲁。他出时，他父亲已死。所以，他贫且贱，是一个十足的在没落中的贵族阶级。因为他还是这个贵族阶级里的人，所以他有获得及搜集传统的文化的可能，以他的好学不倦，各地的史记、学术几有集中于他一身之概。
他生于贵族阶级没落的时代；贵族们的荒淫无耻，横征暴敛，使一般人民大感痛苦。而商业的发达，使商人们的地位逐渐增高。贵族们的家臣或陪臣们——其出身大多数是老百姓，少数是没落的贵族——的势力也逐渐的加强了。这些新兴的阶级的产生和农民们的相当觉悟和反抗力的加大（《诗经》里的诗，像“彼公子兮不素餐兮”之类都是代表农民们的愤呼悲号的；《诗经》里农歌之多，也足以见当时农民们力量的逐渐为“学者”所认识）。正蕴酿着一个伟大的转变的时代。而他，孔子，却是适当其时的把贵族的文化集拢了来而传布到一般人民的阶层里去的一位最伟大的讲学者。他的讲学上的成功正可与他屡次不遇的政治上的失败正对比。他之所以成为“百世师”，便在他的解放了“学问”，使老百姓们都有得到“学问”的机会。在他的三千弟子里，出身于贵族阶级的很少。从他以后，中国的一个伟大的哲学时代方才产生出来，而这些大学者们的出身也大都不是贵族。
他在知识的传布之外，首要养成一个“君子”，一个坚贞的大人物。所以他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又道：“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又道：“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子罕》）又道：“见利思义，见危授命。”（《宪问》）又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这些教训都是最肯定的在动乱时代的箴言。
他所要养成的“君子”，所要训练的“士”，便是最坚贞不动摇的人物，便是“杀身成仁”的先驱者，便是动乱时代的柱石，便是“中流”的砥柱，而决不是无耻的动摇的份子。
所以孔子是不能被利用的；孔子的教训和学说是不能被窜取、修改的。凡是“孔子之徒”都是一个“君子”，一个坚贞的“士”。凡出卖民族利益的，操守不坚定的，口仁义而行若盗贼的，虽然每每自命为“孔子之徒”，自命为孔道的宣扬者，而实则正是孔子所欲“诛之”者的。
孔子和孔子之“道”，自汉以来，便为民贼们叔孙通们所利用，所袭取，所变质，根本上并不是他的真面目。
孔子是一个最热烈的爱中国者；在政治上失败了之后，他便以第一个讲学者的面目出现于中国历史上，要在“文化”上致力。
他自己说道：“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这是他为学的经过。
“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述而》）这是他的最好的自述。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
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述而》）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学而》）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公冶》）
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
子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泰伯》）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
子曰：贤者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者回也！（《雍也》）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雍也》）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不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季氏》）
这些话都是珠玉，都是为学者的最好的良箴。而他自己为学之勤，也可于此见之。他论《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彬彬矣。”“子入大庙，每事问”（《八佾》）。他能够把贵族文化集合了拢来，把《书》《礼》《诗》《易》《春秋》，都编定了下来，正是他艰苦从学的结果。他道：“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阳货》）这是他的愤语；他所最看不起的便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阳货》在《论语》里，有赞颂孔子的话不少。达巷党人道：“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罕》）仪封人见到了孔子之后，出来说道：“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八佾》）这里所谓“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正指他是文化的传道者。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这里所谓“斯‘文’”，便是“文化”之谓。他集合古代文化于一身，其生命确是异常的重要！他的不幸，便是整个古代文化的不幸！他之所以称“天”者，在他那时代，运命的信仰是普遍的，当然，他也不能是绝对的例外。
“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子张》）又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子张》）这和韩愈的颂李白、杜甫：“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同样的意义。
司马迁道：“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下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孔子，可谓至圣矣！”战国以后，“孔子之徒”，在实际上便成了古代文化的“典守”者了。
把孔子成为一个宗教主，一个“巫师”般的人物，把许多怪诞的传说和神话涂附于孔子的身上，全都是汉以来的胡闹的把戏。在那里的孔子，是被利用了，被变质了的。
孔子是苏格拉底，不是释迦，不是耶稣，不是默哈默特。他是最爱人世间的，他是一个理想的大政治家，一个伟大的学者，哲学家；但绝对的不是一个神秘的人物。
关于孔子的言行生平，《论语》是最可靠的（但已有一部分为后人所增饰）。《史记》上的《孔子世家》几乎全依据于《论语》。《家语》《集语》及《阙里志》等附会已不少。而明人蔡复赏的《孔圣全书》多至三十五卷（《四库存目》，予藏有此书）。差不多把关于孔子的一文一语都搜罗在内。但当然，把无数怪诞的传说也都搜罗于中了。又曾见明嘉靖、隆庆间刊行的一部关于孔子的演义（《孔子平话》（？）鄞冯氏藏），万历间刊行的一部《孔圣周游列国大成麒麟记》传奇，写得都还比较的谨慎。至于像《孙武子雷砲兴兵救孔圣》（鼓词，明末清初版）一类的书，便荒唐得不值一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