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国立九校的开学与否，已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了；所以成问题者，无非为了个钱字。

因为我也是九校中一校的教员，所以不免也要说几句话。

照理，付钱就作事，不付钱就不做，这是干脆而又干脆的一句话；而且“前帐未请，免开尊口”，也是我们中国社会中的一条习惯法。

不过，我们中国是有“特别国情”的，尤其是在“此刻现在”。这特别国情四个字无论应用到什么地方，总可以得到些特别的结果，把它应用到首都的教育上来，那就是：

你要开学么？开你的！谁有闲工夫来管你的钱？

你要不开学么？那更好！破坏教育的是你，我可并没有教你破坏。

瞧！这是多么巧妙，多么玲珑的手腕！

我亲爱的挨苦挨饿的同事先生们，在这种情形下，你可以完全明白：你即使不开学，他们还仍是中怀坦然，昼不愧于人，夜不愧于鬼！如其不信，便看看那位“大磕头儿威灵吞苦”罢，他是被人家推为贤人政治中的一个角色的；他对于政治是很热中的，他对于他将来的政治生命，当然没一时没一刻不在那儿打算的；他在外国人中走进走出，又自以为是风头十足，漂亮万分的，然而——这个然而应当大书特书的——他在中秋那一节，不已经把他贤人政客的真面目，赤裸裸的赏给我们看了么？

“春秋责备贤者”，其余衮衮诸公，也就可以不必多说了。

然而，我亲爱的挨苦挨饿的同事诸先生，一班在北京等候开学的学生，也实在太苦了。他们衮衮诸公尽可以辜负我们（手民注意：不要误排作滚滚诸公），我们苟其尚可典卖质押维持了生活去上课，还是替这班枯守北京的青年设身处地想想罢。

如果我们不上课，对于这班青年，当然并无责任之可言。因为负这责任的不是我们。但在这中国特别国情之下，方头靴子且不要穿：且顾念顾念师生间往日的情谊罢。

我说这份话，并不是学着“饭桶先生”之以清高责人。饭桶先生之清高，区区亦尝见之矣：有钱时的总长要做，没钱时拂袖而去，此清高也；没钱的校长死也不肯做，有钱的委员就走马到任，此清高也。呜呼，清高美名也，然而微饭桶其孰能享之？若吾辈者，其为浊低乎，其为浊低乎，呜呼而又鸣呼！

（十五年九月廿六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