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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茶花女》之公演而说几句

前几天余上沅先生来向我说,《茶花女》一剧已由北平小戏院排演完好,不久就可以公演。这当然是给我一个很可喜的消息。但同时余先生要我以原译者的资格做篇文章,却不免叫我感觉到相当的困难。近几年来,我因为个人兴趣的转移,文艺之事久已不谈,谈起来也往往别扭,叫我说些什么话好呢。然而余先生要我说,又不好意思不说,只得离开了文艺,瞎说些不相干的话,作为交卷。

《茶花女》译本出版到现在,已经过了六年零三个月的时光了。在这六年零三个月之中,打算排演这一本戏的,有过好多起人。最早的一起是赵元任兄和清华的几位同学,可是只大致谈了一谈,并没有具体进行。其次是某剧社同人,他们派代表来和我接洽,要我帮忙,我答应了,他们就要求我代向北新书局赊欠二十本《茶花女》以为排演之用;但结果剧并没有排成,剧社及剧社同人也不知道哪里去了,只由我代付了二十本书价了事。其次是又一某剧社,他们写信给我说要排演此剧,请我同意,并担任指导。我回信说:“指导不敢当,而且也没有这样的本领和工夫;倘能请余上沅熊佛西两先生担任导演,我就很放心,可以完全同意;到公演时,请送我二十张剧票,我就很感谢了。”这信去后,第二天就接到一封回信,大意是:“你有指导青年的责任,不该躲懒;你愿意对着余上沅熊佛西拜倒,我们却不愿意;你说你要二十张剧票,大约你的译本,只值得二十张剧票罢了。”这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只得拉倒,吹台!去年夏季,有位朋友从南方来,说南京党部已把这一出剧排演过了,而且规模很大,很花了些钱。我问成绩怎么样,他说不见得很好。但后来问起另一个朋友,却是说很好。无论很好也罢,不见得很好也罢,总而言之,事前并没有得到我的同意,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主角是谁是某,导演的是张三,是李四。大约党部诸公肯屈尊采用我的译本,已算很看得起我,自然没有征求我的同意的必要,我也自然无话可说。今年,有一个明日剧社说要排演此剧,并请余上沅先生担任导演,我问了问余先生,说是真的,就毫不犹豫的同意了。最近余先生来向我说,此剧前由明日社排演,他不过处于顾问的地位,现在改归小剧院排演,他做了负责任的导演者了。这话我听了自然更高兴,但同时也许可以说是证实了人家骂我的一句话:我愿意对着余上沅拜倒。不过,我们对于在某一事物上有信用的人加以信用,未必就是拜倒罢。到月盛斋买斤酱羊肉吃,未必就是拜倒月盛斋,所以请余上沅排一出剧,也未必就是拜倒余上沅;若然连买酱羊肉也要找余上沅,那就是拜倒了。

《茶花女》译本出版之后,辱承社会的厚爱,销路远不算坏。可是,社会上并不因此而生什么反应,起什么波动,和当年法文原本出版时法国社会上的情形完全不一样。这一点,我在六年之前就早已料到,因为简括说来,一部《茶花女》只是这样几句话:

某生悦一妓,欲取为妻,其父恐辱门第,不之许,因自往妓所,晓以大义,使自绝生。妓诺,遂向生伪言不复相爱。生怒,与妓绝。妓抑郁死。若然把这样一小段文字放在一本旧式笔记小说里,看的人还不是眼睛一滑就滑过去了?小仲马把这段情节演成了一本剧,看的人的眼睛虽然快,事实上也决不能一滑就了事,亦许要滑上几滑,而在这滑上几滑的当儿,亦许心情上不免有相当的感动与紧张,但到全书看完了回头一想,也不过是“一个妓女受了委屈死了”这一件事,有什么了不得。我常说,中国人虽然有“死生大事”这一句话,但必须到了自己身上才是大事,在别人身上总是小事。在欧洲街市上,假使有一个人因害了羊癎疯而跌倒,或者是因骑车不慎而跌伤,旁人看见了,必连忙赶上去热心救护,街上的岗警,当然就是这临时救护队中的法定负责者。这种事发生在中国,情形就完全不一样:巡警老爷自然不得不来,可是来了也不过挡挡闲人而已,心中既不觉得有什么着急,就听任病者或伤者躺在地上三点钟,以致失去可救的机会,也算不了一回事;而闲人也者,乃大凑其热闹,指手画脚,有说有笑,或者还要说一两句刻薄话,挖苦话。因为痛苦不在自己身上,所以负责任的人可以漠不关心,不负责任的人可以从中取乐。这一点,亦许有人看作很小的小事,我却认为无限大的大事。古语说:“观人于微”;我要模仿着说一句:观民族于微。中国民族之不长进,这也是种种原因中之一种,而且是极重要的一种。我们在电影中看见非洲原人的生活:他们捉到了异种人(并不必是敌人),就拿来用酷刑杀死,或交给野兽啮死,在被害者痛苦呼号的时候,就是他们欢歌快乐的时候。必须到他们自己被别人拿到了将要害死的时候,他们才知道痛苦之为痛苦,于是乎不欢歌不快乐了,要呼号了。当然,我不是说中国人的脑筋,现在还同这班原人一样简单,但就事实来证明,多少总还遗留着一些影子。例如天桥要枪毙人了,看的人总有一大堆;又如大街上有人家出丧,不但旁观的人不表示一些哀感。就是在棺材前面走着的送丧亲友,也不免有嘻嘻哈哈谈闲天的;又如坐洋车的女人翻了车,第二天小报上登出新闻来,题目是“元宝大翻身”,……诸如此类,似乎不必多举。我从前以为北平人常说“人心总是肉做的”一句话很有道理,现在却不免有些怀疑。不信试看上海之役,闸北正打得炮火连天,租界上还在花天酒地,每晚叫局的条子还是雪花般的飞着,妓女们的漂亮包车还是流星般的在马路上射着;即如现在,关外义勇军正在冰天雪地中挨饥忍冷的拚命,而北平各宝号的诸位仁翁先生,还在大进大卖其日本货;其中吃到炸弹的算倒了些小霉,没吃到的还在窃窃自喜。这叫做:

痛苦不临头,

世间无痛苦,

所谓“人心总是肉做的”者,妄也。知乎此,则《茶花女》一剧,仅仅是一个妓女受了些委屈死了,有什么了不得呢?

但我并不是个悲观者,我相信(至少也是希望)这冷酷无情的空气弥漫在中国民族中间,只是一时的现象,决然不是永久的。我就这样相信着,希望着。

(二十一年十一月六日,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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