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华夏古籍 传承国粹精华

坤舆典第一百五卷

舆图部总论二

《图书编》《禹贡五服图说一》

或曰:古今天下,广狭一也。禹贡五服,四距五千里。而周制九服,自王畿以外,每方自为五千里。何也,或谓尺有长短,而周尺不应半禹之尺。或谓禹五服之外,外薄四海,不在其数;周则尽外薄所至,而经画之。此说为近。然亦不应外薄之地,与五服之地相半。考之经文,甸服方千里,而曰五百里。则凡所谓五百里者,举一面计之也。若《周官》则曰规,方千里曰王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某服。则举两面通计之也。是则禹贡所谓五百里甸服者,乃千里。而《周官》所谓外方五百里者,乃二百五十里也。至《汉地志》,又言:东西九千馀里,南北一万三千馀里。则汉东西视《禹贡》几一倍,南北视《禹贡》几二倍。然考其所载山川,又不尽出禹迹。何也。古者圣人制数周密,其制方田之数,以御田畴广狭;制勾股之数,以御远近高深。方田之制行,则自井亩径遂之直积,而为道路。川浍截然,直方无有迂曲,故中邦之地虽广而里数则径。自秦汉开阡陌,于是道里始辽远矣。此古今里数多少之不同一也。《周髀之经》曰:数之法,始出于圆方,圆出于方,方出于矩,矩出于九九。故折矩以为勾,勾广三,股修四,径隅五。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矩之所由生也。是勾股算法自禹制之。盖积矩以为方田,而勾股以测高下、浅深、远近,此禹之所以疆理天下,而弼成五服者也。勾股之数密,则于山川迂回之处,与道里曲折之间,以勾股之多计。弦之直而得远近之实。大率勾三股四弦直五,以正五斜七取之。自秦汉以来,誇多务广,固尽外薄之远。其计道里,又但以人迹为数,不复论勾股弦直。故汉之九千里,大约准古六千五百里;汉三千里,准古一千九百七十一里。而尺步长短之异制,又不在此数。此古今里数多少之不同二也。至于禹贡外薄之地,在五服之外;而后世斥堠所到,尽在里数之内;此其多少之不同又不待言者。或者又曰:冀在九州为北,尧都冀州。则自甸服之外,北短南长,五服之地北无所展,而南有所弃,则如之何。曰:隆古都冀,政教四达。则冀北之野,生聚教训必不如后世之为穷漠。所以冀赋为九州第一,而水平之。后分为幽、并,其广可知兼。尧都平阳,虽曰在冀,自平阳以南,渡河至陕,于今地里,三百六十五里。正五斜七于古,盖二百六十馀里耳。则是甸服之地。自跨冀豫冀山而豫平,想当时甸服之地,当亦如周室王畿之制。盖成周之制,虽规方千里以为王畿,然西自邠、岐、丰、镐为方八百里;东则洛阳四达,方六百里总为千里尔。五服之制,其间绝长补短,计亦如此何。则周都丰镐,西至犬戎,约千馀里。而犬戎之地,自为荒服。先王之制,宾服者享荒服者。王自穆王以犬戎地近,责其从宾服之享。自是荒服者不至,则是五服之制计。古亦有因地而为长短者。盖因诸侯之情分,以为朝贡之限制,亦有在近而视远,虽远而视近者。大率地有广狭,俗有夷夏,未必四面截然如此正方。圣人立为限制之经,固必有通变之义,读书者不可拘于一说,而不知圣人体用之大也。

《禹贡五服图说二》

据《禹贡·五服之制》,九州之内,止方五千里。而先儒较以两汉广轮之制,全不相侔。以谓西汉盛时,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万五千里,而山川所届不出《禹贡》之域何。道里之殊绝也。遂至孔颖达之徒,有鸟道之说,谓《禹贡》之制据虚空,鸟飞径过,而言两汉之制,以人迹所通,逶迤曲屈,动有倍加。此先儒一定之论,切以为不然。夫鸟道信为径过,而人迹安能有及抑尝。考之王制,古者百里当今百有二十一里。今谓汉也,是《禹贡》五千里之制,即汉之六千里也。况五服之制,据万里而言,合以东西四正为据。当时尧都平阳,正东至东莱之海,方二千八百里。正西至张掖之流沙,方三千三百里。是仅可以满五服之制也。两汉九千里之制,则以辽东之海,与燉煌之流沙而言也。而辽东在东北隅,燉煌在西南隅,非其正也。夫正方一尺者,袤之而度其两隅,则为尺有四寸。而赢则五服之制,举其隅而度之,宜其九千里也。汉制南北万五千里者,举朔方、日南而言也。而《禹贡》所届正南,止及衡山之阳。而日南又在衡山之南八千馀里,非禹迹所及也。至平阳不盈千里,已为戎狄之地。是五服之制,唯东西南三方为然,北方仅满二服而已。尚何鸟道之云乎。则先儒巧傅之说,失其据矣。嗟乎。昔先哲王为天下后世之虑,何其审也。夫九州之地,四正虽近,四隅实遥,非不知举其四隅,计其道里之远,足为大也。五服之制,乃举其近,而略其远,何哉。盖不欲以一时广大之名,起后世无厌之欲,所谓贻孙谋以正也。惜乎。秦汉以还,好大之君以广斥土宇为功;而纪录之臣,又从而恢张之。是岂知尧禹之用心乎。呜呼。戒哉。

《九畿九服论一》

大司马曰:以九畿之籍,施邦国之政职。王畿千里,自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再自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畿者,以限制畿疆言之也。《职方氏》曰:辨九服之邦国,王畿千里。自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至其外方五百里曰蕃服。服者,以服事天子而言也。王畿千里,之外九畿有四千五百里,似与尚书五服五千之制不同。然考尧之五服,本二千五百里,一服各弼以五百里,凡二千五百里。故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至周人分为九服,尧之百里男邦,今为男服;百里采,今为采服;二百里武卫,今为卫服;百里蛮,今为蛮服;百里夷,今为夷服。其名虽存,其制则异,故九服合王畿而言之,与《尚书》特差五百里尔。以此见地域广狭,自唐虞以来,未有大异。汉儒谓周公斥大土宇之言,不足信矣。夫四海之内,方千里者,九州方千里,一州三百一十国。八州八千里,凡千六百八十国。合王畿千里之内九十三国而言,共一千七百七十三国,而附庸之国不与焉。大行人则曰:邦畿千里,自其外五百里侯服,至要服乃在九州之内。变蛮曰要,是此一服,特要束之耳。夷镇蕃一服,谓之蕃国,乃在九州之外。若是则九州之内,只容六服。通王畿仅四千里。尚书之五服,何以谓之五千。王制之九州何以谓之九千。盖尚书比周礼以直计之。按安国释五千之说,以为两面相距,此乃汉儒之说王制。汉儒所以作以一州之地言之,九州之地合九千里。若以相距言之,则四千五百里尔。以王畿九服直计之,凡五千五百里,则六服在内,三服在外矣。三服在外,非是纯不属九州,以其在外地,故曰九州之外,不可以中国之法绳之。书曰:六服群辟,罔不承德。又曰:六年五服一朝。言五服,则要服亦不常是。以武、成叙诸侯之助祭,洛诰称诸侯之和会,康王之诰陈诸侯之听命,止言五服尔。然此特言九州之制,而成周封国之制,可得闻欤。按王制,孟子皆言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与武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之制同。今考之周礼大司徒曰: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职方氏》曰:封公以方,五百里则四公,方四百里则六侯,三百里则七伯,二百里则二十五子,百里则百男,凡五等也。与王制孟子武、成不同。汉儒纷纷,或以为附庸,或以为斥大土宇,或以为开方里数,或以为夏商周异制。儒者常辨之矣。然此在王制孟子武成周礼自有明文第说者,不察尔。王制曰:公侯皆方百里。孟子曰:公侯地方百里,伯子男皆以是差等。盖王制言王者之制爵禄,故以分田制禄言。孟子言周室之班爵禄,故以分地制禄言。武成以分土对列爵言之。是亦以分土制禄言之也。《周礼》则不然,诸公之地,以封疆言;则五百里至诸男之地,以封疆言;则百里是以封疆所至之地言之。故有五等也。公之封疆,虽五百里而受田食禄,则百里而已。侯伯封疆,虽四百里、三百里而受田食禄,则七十里而已。子男封疆,虽二百里、百里而受田食禄,则五十里而已。如今之郡县,大小各有差,而俸秩乃其禄也。又如今之食邑,多寡各有数,而实封乃其所食之禄也。以封疆言,则五等。以食禄言,则三等。此其所以不同欤。曰封疆者,合山林、川泽、宫室、除巷所占之地言之也。曰食者,此合封疆所出之税。而王食其贡,如九贡致邦国之用,山师川师致山林川泽珍异之物是也。公之地,王与公各食其半。侯伯之地,自食其二,王食其一。子男之地,自食其三,王食其一。郑氏曰:大国贡重正之也,小国贡轻字之也。如司勋,凡颁赏地三之一食。郑氏谓王食其一,二入于臣,亦此例也。以其食者观之,曰食者半,曰食者三之一,曰食者四之一;是则合封疆之所食者,亦有三等也。且如大司马曰: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则是制军亦三等与。命曰: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则受命亦三等。司服有公之服、侯伯之服、子男之服,则作服亦三等。司仪摈相之礼,亦曰公居上等,侯伯中等,子男下等。岂于食禄之制不然乎。

《九畿九服论二》

王者,效天法地以建民。极王畿千里,其天之紫微,垣乎斗枢。握衡于其中近,而太微天市远。而二十八宿旋绕于其外。自天言之,经星凡星莫非天也。自斗极言之,其于垣宿,若有内外远近之分。而三百六十五度何一不拱向于天枢乎。故曰: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知天则知王畿九服之制矣。夫四海之内,方千里者九统,言万里者,亦大略计九州之广轮焉。耳邦畿千里,惟民所止,亦大略计王畿之广轮焉。耳后,人遂谓古人尺步长短异制,古今里数多寡不齐;勾股算法,鸟道径通,纷纷沓起,皆执一之论也。禹贡谓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王制谓西不尽流沙,东不尽东海,南不尽衡山,北不尽恒山。今古地舆,截南补北,其势不甚辽绝。而汉制万里,亦自日南,以及漠北言之耳。周制王畿千里,今考其地,西自邠、岐、丰、镐,为方八百里;东则洛阳四达,为方六百里,亦总以千里言耳。果可执方以求之,四隅相距整齐,无参错耶。诗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言京邑居中,而九畿九服莫不朝宗于京师。而究其实焉,周都丰镐,西去犬戎不过千里云耳。果可截然谓四面各二千五百里耶。司徒建国,必求地中,谓以土圭测日景,而揆中焉。郑氏遂谓,阳城天地之中。故周公营洛,然洛去阳城亦甚远矣。曷不遂都阳城,而都洛耶。《周礼》体国经野,辨方正位。故图因其文,画王畿千里,王宫乡遂都鄙。甸稍县畺,为九畿之制。诸侯分封,大小侯、甸、邦、采、卫、蛮、夷、镇、蕃九服,远近亦不同。即大司马以九畿之籍,施邦国之政,职方氏服之,邦国是也。《易》比之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万国亦举成数言耳。王者疆理天下,封建邦国以藩卫。王室亲诸侯,所以比天下也。惟封建,所以亲比天下;故九服远近既殊,则朝贡疏数亦因以异,岂以其远而绝之哉。观穆王责犬戎以宾服之享,自是荒服者不至。则犬戎距周都止千里,而即为荒服。可见五服又不专以远近论也。苟拘泥一说,不特夷、镇、蕃服在。行人总谓蕃国在九州之外,而淮徐距洛汴几何,亦谓之徐夷、淮夷耶。内华外夷,大防必峻,而夷夏参错,封疆何能以必齐乎。封建之制,孟子谓公侯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武成亦曰分土维三,想夏殷之制同,而成周因之。乃谓周公相成王,斥大九州,增封有功诸公之地,方五百里。诸侯之地方四百里,诸伯之地方三百里,诸子之地方二百里,诸男之地一百里,不能百里而附于诸侯者为附庸。王制云:二百一十国,八州,千六百八十国。故后儒因《周礼》王制皆与孟子异,而诸说牵合缪甚。独叶氏谓,王制言王者之制爵禄,故以分田制禄言。孟子言周室之班爵禄,故以分地制禄言。《周礼》所谓公五百里,以及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百里,皆以封疆言。如公之封疆,虽五百里,受田食禄,则百里而已。侯、伯、子、男皆以是为差,似乎近之。然亦附会之说也。孟子言周公、太公封于齐鲁,地非不足,而俭于百里。又云:今鲁方百里者五,岂鲁本四百里。今五百里,在所损耶。滕,侯国也。至文公时,绝长补短,将五十里,其所以壤地褊小,必为齐楚所侵夺矣。果于原封,侵其三百五十里,故谓之为小国耶。孔子亦谓安见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与孟子同。即如天子地方千里耳,卿受地视侯,大夫受地视伯,元士受地视子男。王畿都鄙,尽为卿大夫、士之采邑。公五百里,其国已半乎。王畿,天子六卿采邑之地。已当乎六侯,而又加以大夫士焉。是富有四海,反不足敌一国耶。名山大川,每周回数百里。九畿九服,谅难昼一。姑即徐雍二州,其广狭相悬,在九州可知。谓九州州二百一十国也,果地无广狭,封国无多寡,其整齐有如是哉。且曰:使小国事大国,大国比小国,此谓春秋战国时可也。若天王大一统,使小国事天子矣;又事大国焉,在小国恐不胜其事也。抑岂比大国比小国,而天子封建独比大国,如此而象乎。水地之比欤,想诸侯恶其害己,故去其籍。今所传《周礼》,必战国时制典籍,而汉儒增损之者。是故,论三代以前,当一依五经、孔孟之言,以为准。庶众言不得以淆之。况王者之制,莫大乎封建,乃执胶固之见以齐乎。各国之封疆,是论天文,必欲各垣各宿之星,多寡不爽也,有是理哉。

《历代郡县沿革论》

昔尧遭洪水畴土居民,始别九州。舜肇州十有二说者,八家为邻,三邻为朋,三朋为里,五里为邑,十邑为都,十都为师,州十有二师焉。盖州凡四十三万二千家。或曰:二百一十国以为州。与周礼所谓五党为州,州二千五百家者不同。盖唐虞所谓州,画土以命牧伯也。《周礼》所谓州,限民以施教法也。周制,天子方千里,分为百县,县有四郡。凡县百里,郡二十五里。故《左氏传》曰: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较诸《周礼》所谓四甸为县,五鄙为县者,又不同。按大司徒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自方里;而井积至四甸,则方二千里。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图经田野,造县鄙形体之法。自五家为邻,积至五鄙,则二千五百家。盖周制所谓县因地设官也,《周礼》所谓县因田授民也。楚子尝县陈矣,以国为县,其大可知也。孔孟所称叶公费惠公之属特一县尹耳。下王一等,至僭称公,则其大又可知也。秦兼天下,初置三十六郡,以监县。于是郡始大而县反小。汉复十二州。孝武皇帝南平百越,北一夷狄,置交趾、朔方,独不称州。明帝王不相沿袭,盖或以羁縻视之,不可知。云交趾统七郡,治苍梧广信。孝献皇帝建安二年,南阳张津为刺史,交趾太守士燮表,言:伏见十二州,皆称曰州。而交独为交趾刺史,何天恩不平乎。盖普天之下,可谓十二州者,独不可为十三州乎。诏报听,许拜津为交州牧,加以九锡、彤弓、彤矢使持节,并七郡皆给鼓吹。礼乐征伐,威震南夏,与中州方伯齐同,自津始也。其后交州徙治番禺,建安十五年复分为广州。晋始有使持节,都督荆、扬、交、广诸军事之制,是谓军府。梁又开督府于交、广。隋制,州皆置都督府。唐因之,又置总管府。盖府以领军得名,如帅府、幕府、岭南五府之例。其以名郡,则自宋始。宋制,州有节度,重镇始升为府。元制,凡府州皆为路,路有总管府。明兴,分天下为十三布政司统府,府统州,州统县。有州不属府,而属布政司者;亦有县不属府者;因道路远近相时制宜故也。由是言之,州始于陶唐。州统县,县统郡,始于周。郡统县,始于秦。州统郡,郡统县,始于汉。三国鼎分,迄于南北割据,置州始多。至隋而州郡相等。唐乃混州郡为一。宋始有府,犹与州并肩不相统。然郡之名,至是遂废,盖府即郡也。其在于今府始大,而州益小州盖与县等。或有反不及县者矣。

《古今地名沿革总论》

百王制度,代有沿革,考正实艰。而地名同异,古今溷淆,尤为难辨。盖其山川所届,时各异名;而郡邑之名,又复非古。岁代滋久,史传互见。或沿其地而异其名,或袭其名而迁其地,或迁其地而革其名。此舆地之所以难考也。抑尝讨之河东一名也,有兖州之河东,有并州之河东。

〈注〉黄河旧道,三代以前,自宋卫州之黎阳县近折而北流。故北京及河北东路诸州,在河之东,即古兖州之域。故《周礼·职方》:河东曰兖州。爰自周定王时,黄河旧道渐堙。秦汉以还,河堤履坏,乘上游之势决而东下。故兖州之域隔在河北,而河东之名乃移并州。战国以来,子史中所谓河东之地,皆指宋朝河东路而言之,即古并州之域也。

河西一名也,有雍州之河西,有凉州之河西。

黄河源自昆崙,傍积石北流馀二千里,至于宋银夏之交,稍渐而东流。不盈十里,又折而南流。故宋永兴军路鄜坊、丹延诸州,在河之西。而河湟之间鄯、凉、甘、肃诸州,亦在河西。战国之际所称河西地,即指鄜坊、丹延之间而言,在雍州之域也。西汉以来,所称河西地,即指河湟而言,古凉州之域也。

河南一名,也有中土之河南,有边境之河南。河北一名也,有中国之河北,有夷狄之河北。

黄河大势如覆斗之状,而关中正在斗间。而中原适当如衡。故宋之京畿西路,在河之南,斯中土之河南也。而绥、银、胜、夏诸州,亦在河南,即边境之河南也。河北东西路,在河之北,斯中国之河北也。而阴山瀚海之间,有秦长城外地,亦在河北,即夷狄之河北也。三代以前,河南之称止在中土。秦汉而下,夺匈奴南牧之地,列为郡县,亦名之曰河南。自是河南之称,一彼一此,不常也。陈隋以前,河北之称,止在中国。李唐之初,夷突奔之地悉为郡县,亦名之曰河北。自是河北之称,一彼一此,不常也。如春秋传中所称河南河北之地,皆指边境外裔而言,与前史至不相侔。若此之类,不可不察也。

加之百王疆理,代有不同。有指一郡而言者,有指一州而言者,有指一道而言者。

如中土河南之地,今古一名。而两汉河南之称,惟指一郡而言;即宋西京属县,兼郑孟二州之境而已。姬周河内之称,则指一州而言,即宋东西二京,及京西南北路之地。李唐河南之称,则指一道而言,包古青、徐、兖、豫四州之境,奄黄河以南皆是也。宋为东、西、南三京,及京畿四州之地。

故周之河内,异乎汉之河内。

《周礼·职方》:河内曰冀州,即宋河北东西路地。汉之河内乃古郡,宋怀、卫二州是已。

汉之河东,异乎唐之河东。

汉河东郡,即宋河中府,及慈、隰、晋、绛、解五州。唐河东道,乃宋河东路也。

古之淮北,乃今之淮南。

宋宿、亳二州,自开国以来,至于李唐皆在淮北。宋乃移属淮南。

而今之河北,乃古之河东。

宋朝河北东路之地,三代以前属河东。

以至淮西一名也,有在京东,有在京西。

淮道自西而东时,折而北流。故淮北之地,间名淮

西。如汉封刘交为楚王,王淮西,则宋京东西路之地也。唐裴度身督战,遂平淮西,则宋西北路之地。

江西一名也,有在江北,有在江南。

江道自西而东时,折而北流,故江北之地,间名江西。而《魏志》武帝既称,江西遂空,则宋淮南东路之地也。《晋纪》称石勒陷江西,壁垒百馀,则宋京西南路之地也。至《五代史》称钟傅据有江西,乃今江南西路之地。

江南一地也,有称江左,有称江右。

金陵居长江下流,前朝有江南者,皆都之。据金陵而言,则江南居左。四渎之流皆自西而东,天下之形势亦然。以中原而言,则江南之地居右,故前史两称之。

山东亦一名也,有指河南而言者,有指河北而言者。

前史有山水之称者,皆据华而言之,则其所谓在华山之东也,其地正当河南。而稍及河北之近河南者,至杜牧之罪言,则所称山东之地,专指河北而言也。

陕西亦一地也。虞夏曰雍州,商周曰西土,春秋为秦国,战国称关中,楚汉之际谓之三秦,两汉又名山西,宋列为陕西路。而前史又从而称显之,曰四塞之国,曰陆海之地,曰天府之居。其名虽异,实则同也。反以三隅,他可知已。此所谓山川所届,时各异名者也。尝考历代州郡之名,多有异同。于古之国号,如书称河亶甲居相,即今之相州也。春秋卫侯燬灭邢,即今之邢州也。楚子入陈,即今之陈州也。楚师灭陈,即今之陈州也。齐师灭莱,即今之莱州也。楚子围郑,即今郑州之新郑县也。齐侯侵蔡,即今蔡州之上蔡县也。若此类未易概举,盖履其地,不敢没其名也。然而迁徙不常考证,或疏至;有已非其地而空存其名者,如春秋吴师入郢,近于今之郢州而非也。

古郢城在今之荆南府界,去郢州馀三百里。

秦师入滑,近于今之滑州而非也。

古滑国,今在西京偃师县之〈阙〉氏镇,去滑州馀四百里。

楚人灭舒,近于今之舒州而非也。

古舒国,今在庐州之舒城县,去舒州馀三百里。

楚人灭黄,近于今之黄州而非也。

古黄国,今在邢州定城县,去黄州四百五十里。

楚人伐徐,近于今之徐州而非也。

古徐州,今在泗州临淮县之徐城镇,去徐州垂五百里。

传称允姓之戎,居于瓜州,近于今之瓜州而非也。

古瓜州,地在今沙州,去瓜州垂三百里。

有西亳、南亳、北亳,而皆非今之亳州也。

西亳今在偃师,南亳在榖熟县,北亳在考城县。

有东虢、西虢、南虢,而皆非今之虢州也。

东虢在郑州荥阳县,西虢在凤翔府虢县,南虢在南陵军升陆县。

有东楚、西楚、南楚,而皆非今之楚州也。

东楚,今苏州。西楚,今徐州。南楚,即今荆州府。

夫以州郡之名既非古昔,而县邑之名抑又乖戾。方春秋之际,乡亭邑聚之名,见于经传者,不啻千数;而存于今者,百无一二。其有地不徙,名不更,历代常存,用迄于今,如彭城、钟离、酸枣、长葛诸城,才十数而止耳。其馀或名同于古,则地改于今。故古之酒泉在河南,而今之酒泉在河西。

《左传》王与虢公酒泉之邑,实在于河南。而西汉而下迄于今,有酒泉郡,乃开匈奴之地,实在河西。

古之丹阳在荆南,而今之丹阳在江东。

《左传》称楚子邑于丹阳,今在荆南府枝江县内。今丹阳郡,乃润州也。

古之豫章在江北,今之豫章在江南。而皆吴楚之境也。古之澶渊在河南,今之澶渊在河北,而皆宋、卫之郊。

《春秋》:诸侯会于澶渊,实宋古都所谓澶渊聚者,即其地正属今之幽州。而今之澶渊郡,乃河北东路之都督府。

古之南阳,在河北。今之南阳,在河南。而皆晋地也。

《左传》:晋于是始启南阳,即今之怀州也。而今之南阳郡,乃京西南路之郑州也。

古之东阳在淮北,今之东阳在浙西。而皆吴地也。

汉尝以彰郡东阳郡行封,今浙西在吴亦有东阳。

夫地理更乎历代,必至混殽。验其名,初无异同。考其实,则为甚异观者,于此几何而不误哉。愚故曰:百王制度,考正实艰。而地名异同,尤为难辨者也。

《明舆图四极》

东起朝鲜,西至嘉峪,南滨海,北连沙漠。道路纡萦,各万馀里。

据一统图京师在东北之境,南京在东南之境。南京之东南为浙江,浙江之东南为福建。南京之西南则为江西。由江西而西北,则为湖广。转而东南,则为广东。广东之西少北,是为广西。广西之西北,则为贵州。其西南则为云南。而贵州西北,则四川也。此四藩者,总在南方。河南在京师之西南,乃天地之中。㨿一统图,湖广承天襄阳之间,居地之中。朱子亦云荆襄得天地之中,有中原气象,为东南交会处。京师东南为山东,西为山西,其西南为陕西。此数四者,总在北方。其九边则辽东、蓟州,皆在京师之东,而蓟州为近。宣府、大同,皆在京师之西,而宣府为近。榆林、固原,皆在陕西北境,而固原在外。宁夏在河套过河而西。宁夏之西转南,则甘肃也。统天下地方所至,东则山东,登莱、扬州之通海,苏州之太仓,浙江之定海,福建之兴泉,皆滨大海。而日本、琉球,则居东南海中。由东转南,则广东之潮、琼。由南而西,则苏门荅剌、安南诸国。而云南、孟定等府,亦滨海。居于海中者,则西洋等国也。正西则云南之丽江,极西则星宿海、昆崙山、黄河、黑水诸处。更西不可详矣。由西而北,则西域诸国。吐鲁番所居,而大碛、阴山、瀚海在焉,所谓沙漠者也。又西北数千里,有铁门关,过此则不可详矣。东北则由京师出居庸关,自北而东,过白浪山,扺女直。过黑松林,以达北海。大抵中国之势,南临大海,北接长城,西北多山,东南多水,此其概也。学士大夫尝言:我朝疆域过于宋,敌于唐,不及于汉。盖以朔方、大宁、交趾及开平、兴和、元菟、乐浪、燉煌不足故也。夫先王盛时,土地西不尽流沙,南不尽衡山,东不尽东海,北不尽恒山,如洛阳为王城。皋蛮氏、陆浑氏密迩乎其境。其东之莱、牟、介、莒皆夷地。淮南为舒郡,秦为西戎。河北、真定、中山之境,乃鲜虞肥鼓国。河东之域而有赤狄甲氏。此外荆、楚、吴、越、闽、蜀又皆在荒服之外。是时,中国所有者,宋、晋、齐、鲁、卫、郑,通不过今数十郡地耳。周之盛时犹然,则夏商以前可知矣。故应镛言:自秦而上,西北袤而东南蹙。秦而下,东南展而西北缩。盖各有不尽之地,不劳中国以事外也。今日地势,东南已极于海,至矣,尽矣。惟西与北,尚未底于海耳。然视之前代,奄甸已弘。彼大荒绝漠之险,地气既恶人性,复犷非复人居之处。其有与无,固不足为轻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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