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都部总论一

《管子》《乘马篇》

凡立国都，非于太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

《度地篇》

昔者桓公问管仲曰：寡人请问度地形而为国者，其何如而可。管仲对曰：夷吾之所闻，能为霸王者，盖天子圣人也，故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内为落渠之写，因大川而注焉。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养其人以育六畜。天下之人，皆归其德而惠其义。乃别制断之。不满州者谓之术。不满术者谓之里。故百家为里，里十为术，术十为州，州十为都，都十为霸国。不如霸国者国也，以奉天子，天子有万诸侯也，其中有公侯伯子男焉。天子中而处，此谓因天之固，归地之利。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郭外为之土阆。地高则沟之，下则堤之，命之曰金城，树以荆棘，上相穑著者，所以为固也。岁修增而毋已，时修增而毋已，福及孙子，此谓人命万世无穷之利，人君之葆守也。臣服之以尽忠于君，君体有之以临天下，故能为天下之民先也。此宰之任，则臣之义也。

《白虎通》《京师》

王者必即土中者。何所以均教道，平往来，使善易以闻，为恶易以闻，明当惧慎，损于善恶。《尚书》曰：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圣人承天而制作。《尚书》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来，相宅周家，始封于何，后稷封于邰，公刘去邰之邠。诗云：即有邰家室。又曰：笃公刘。于邠斯馆。周家五迁，其意一也。皆欲成其道也。时宁先皇者不以诸侯移，必先请从，然后行。京师者何谓也。千里之邑号也。京大也，师众也。天子所居，故大众言之，明诸侯法，日月之经千里。《春秋传》曰：京曰天子之居也。王制曰：天子之田，方千里。或曰：夏曰夏邑，殷曰商邑，周曰京师。《尚书》曰：率割夏邑，谓桀也。在商邑，谓殷也。《王制》曰：天子三公之田视公侯，卿视伯，大夫视子、男，士视附庸。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农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以是为差也。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禄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禄，君十卿禄。次国之卿，三大夫禄，君十卿禄。小国之卿，倍上大夫禄，君十卿禄。天子之县内，有百里之国九，七十里之国二十一，五十里之国六十三，凡九十三国。名山大泽，不以封。其馀以禄士以为閒田。诸侯入为公卿，大夫得食两家菜，不日有能。然后居其位，德加于人。然后食其禄，所以尊贤重有德也。今以盛德人辅佐两食之何。《王制》曰：天子县内，诸侯禄也，外诸侯嗣也。天子太子食菜者，储君嗣主也。当有土以尊之也。太子食百里，与诸侯封同。故《礼》曰：公士大夫子子也，无爵而在大夫上，故百里也。公卿大夫皆食菜者，示与民同有无也。

《朱子全书》《地理》

冀都是正天地中间，好个风水。山脉从云中发来，云中正高脊之处。自脊以西之水，则西流入龙门西河；自脊以东之水，则东流入于海。前面一条黄河环绕，右畔是华山耸立，为虎。自华来至中，为嵩山，是为前案。遂过去为泰山，耸于左，是为龙。淮南诸山是第二重案。江南诸山及五岭，又为第三四重案。

上党即今潞州，春秋赤狄潞氏，即其地也。以其地极高，与天为党，故曰上党。上党，太行山之极高处。平阳晋州蒲坂，山之头尽，尧舜之所都也。河东河北诸州，如太原晋阳等处，皆在山之两边窠中。山极高阔。山后是忻代诸州。泰山却是太行之虎山。又问：平阳蒲坂，自尧舜后何故无人建都。曰：其地硗瘠不生物，人民朴陋俭啬，故惟尧舜能都之。后世侈泰，如何都得。东南论都，所以必要都建康者，以建康正诸方水道所凑，一望则诸要害地都在面前，有相应处。临安如入屋角房中，坐视外面，殊不相应。武昌亦不及建康。然今之武昌，非昔之武昌。吴都武昌，乃今武昌县，地势迫窄，只恃前一水为险耳。鄂州正今之武昌，亦是好形势，上可以通关陕，中可以向许洛，下可以通山东。若临安，进只可通得山东及淮北而巳。

问：本朝建国，何故不都关中。曰：前代所以都关中者，以黄河左右旋绕，所谓临不测之渊是也。近东独有函谷关一路通山东，故可据以为险。又，关中之山，皆自蜀汉而来，至长安而尽。若横山之险，乃山之极高处。本朝则自横山以北，尽为西夏所有，山河之固，与吾共之，反据高以临我，是以不可都也。

建康形势雄壮，然欲进取，则可都建康；欲自守，则莫若都临安。

《大学衍义补》《都邑之建》

《书·禹贡》曰：冀州。

蔡沈曰：冀州，帝都之地。八州皆言疆界，而冀不言者，以馀州所至可见。亦所以尊京师，示王者无外之意。

臣按《朱熹语录》：冀都正是天地中间，好风水。山脉从云中发来，云中正高脊处。自脊以西之水，则西流入于龙门西河；自脊以东之水，则东流入于海。前面一条黄河环绕，右畔是华山。自华山来至中，为嵩山，是为前案。遂过去为泰山，耸于左，淮南诸山为第二重案。江南诸山，为第三重案。观是言也，则知古今建都之地，皆莫有过于冀州可知矣。虞夏之时，天下分为九州。冀州在中国之北，其地最广，而河东、河北皆在其域中四分之一。舜分冀为幽、并、营，幽与并、营皆冀境也。就朱子所谓风水之说，观之风水之说，起于郭璞谓无风以散之，有水以界之也。冀州之中，三面距河处是为平阳、蒲坂，乃尧舜建都之地。其所分东北之境，是为幽州。太行自西来，演迤而北，绵亘魏、晋、燕、赵之境。东而极于医无闾，重冈叠阜。鸾凤峙而蛟龙走，所以拥护而围绕之者，不知其几千万重也。形势全，风气密，堪舆家所谓藏风聚气者，兹地实有之。其东一带则汪洋大海，稍北乃古碣石沦入海处，稍南则九河既道所归宿之地。浴日月而浸乾坤，所以界之者又如此，其直截而广大也。况居直北之地，上应天垣之紫微。其对面之案，以地势度之，则泰岱万山之宗正，当其前也。夫天之象以北为极，则地之势亦当以北为极。易曰艮者，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以成终而成始也。艮为山水，为地之津液，而委于海。天下万山皆成于北，天下万水皆宗于东。于此乎建都，是为万物成终成始之地，自古所未有。盖天造地设，藏之以有待者也。我太宗文皇帝初建藩于兹，既而入正大统，乃循成王宅洛故事，而又于此建都焉。盖天下王气所在也。前乎元而为宋，宋都于汴。前乎宋而为唐，唐都于秦。在唐之前，则两汉也，前都秦而后都洛。然皆非冀州境也。虽曰宅中图治，道里适均，而天下郡国，乃有背之而不面焉者。我朝得国之正，同乎舜禹；拓地之广，过于汉唐。书所谓东渐西被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仅再见也。猗欤盛哉。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易曰：离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夫以北辰为天之枢，居微垣之中，而受众星之环拱，天之道固在北也。天之道在北，而面之所向则在乎南焉。今日京师居乎艮位，成始成终之地，介乎震坎之间，出乎震而劳乎坎，以受万物之所归，体乎北极之尊向乎。离明之光，使夫万方之广，亿兆之多，莫不面焉。以相见则凡舟车所至，人力所通者，无不在于照临之中。自古建都之地，上得天时，下得地势，中得人心，未有如今日者也。况此乃苏秦所谓天府百二之国，杜牧所谓王不得不可为王之地。牧之言曰：禹画九州，一曰冀州，舜以其分太大，离为幽州。其人沈鸷，多材力，重许可，能辛苦，本兵矢，他不能荡而自若也。复产健马，下者日驰二百里。所以兵尝当天下，则其兵马之彊在昔然矣。且其地濒大海，在秦始皇时起黄、琅琊负海之粟，转输北河。是时海运固已通于兹矣。唐杜甫谓渔阳豪侠之地，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则唐时又通东吴之粟于此焉。前元盛时，漕东南粟至燕，岁几至四百万石，而南方之货亦随以至是。盖天生钜海，以为国家餫道，不假通渠转漕，自然而成者也。则其食货之丰，有非他方可及可知已。夫兵食俱足，文武并用，向明以用文而临乎华夏，则有以成文明之化；背幽以建武而禦乎戎狄，则有以张震叠之威。臣故曰自古建都之地，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心，皆莫有如今日者，此也。虽然，居之安者不可不思其危，享全盛者不可不为衰微之虑。诗不云乎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自昔都燕者，始于召公而极于金元。然上不足以当天心，下不足以

乘地气。而其事势，则有可为鉴戒者焉。金人之祸在北狄，所谓土崩之势者也。元人之祸在中国，所谓瓦解之势者也。鉴金人之失，则必固边圉，选将帅，强兵马，丰食货，使国势壮而边隅不敢兴窥伺之心。鉴元人之失，则必谨法度，用贤才，省刑罚，薄税敛，使朝纲正而生灵不敢萌背畔之念。如此则国家如泰山之安，与天地相为悠久矣。

召诰：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来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书，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蔡沈曰：周，镐京也，去丰二十五里，文武庙在焉。成王至丰，以宅洛之事告庙也。成王在丰，使召公先周公行，相视洛邑。召公于丰迤逦而来也。卜宅者，用龟卜择都之地。既得吉卜，则经营规度其城郭、宗庙、郊社、朝市之位。位成者，左祖右社，前朝后市之位成也。周公至，则遍观新邑所经营之位，郊祭天地也，故用二牛，社祭用太牢礼也。皆告以营洛之事。《春秋传》曰：士弥牟营成周，计丈数，揣高低，度厚薄，仞沟洫，物土方，议远迩，量事期，计徒庸，虑材用，书糇粮，以令役于诸侯。亦此意。又曰：《左传》曰：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史记》载武王言：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瞻有河粤，瞻洛伊毋远。天室营周，居于洛邑。而后去则宅洛者，武王之志，周公成王成之，召公实先经理之。洛邑既成，成王始政。召公因周公之归，作书致告达之于王。其书拳拳，于历年之久，近反复乎夏商之废兴。究其归，则以諴小民，为祈天命之本，以疾敬德为諴小民之本。一篇之中，屡致意焉。古之大臣，其为国家长远虑，盖如此。

洛诰：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男邦、釆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诰治。

吕祖谦曰：斧斤版筑之事，亦甚劳矣。而民大和会，悉来赴役；即文王作灵台，庶民子来之意。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复子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伻来以图，及献卜。

蔡沈曰：此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辞。拜手稽首者，史记周公遣使之礼也。成王命周公往营成周，周公得卜，复命于王也。涧水东，瀍水西，王城也，朝会之地。瀍水东，下都也，处商民之地。王城在涧瀍之间，下都在瀍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故两云惟洛食也。

陈大猷曰：成王实都镐京，特往来朝诸侯，祀清庙于洛。故镐京谓之宗周，以其为天下所宗也。洛邑谓之东都，又谓之成周，以周道成于此也。洛邑，天下之至中；丰镐，天下之至险。成王于洛邑定鼎，以朝诸侯，所以承天地冲和之气，宅土中以涖四海，其示天下也。公于镐京定都，以壮基本，所以据天下形胜，处上游以制六合，其虑天下也远。汉、唐并建两京，盖亦识形势之所在，而有得于成王周公之遗意欤。

臣按：此古人都洛之始，而并建两京者，亦始于是焉。夫武王得天下，都于丰镐。成王继其志，即有宅洛之举。亦犹我太祖建都于吴，而太宗继之，又建都于燕也。成周之后，汉、唐、宋皆并建两京。然汉唐皆以长安为西京，洛阳为东京，宋以汴为东京，洛为西京，其地皆接壤相去不甚远也。惟我朝则以南北为称，盖跨江南、北而各为一大都会也。仰惟我高皇帝定鼎金陵，天下万世之大利也。文皇帝迁都金台，天下万世之大势也。盖财赋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戎马盛于西北，而金台为其枢。并建两京，所以宅中图治，足食足兵，据形势之要而为四方之极者也。用东南之财赋，统西北之戎马，无敌于天下矣。

《诗·文王有声》其二章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文王烝哉。其七章曰：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朱熹曰：此诗言文王迁丰，武王迁镐之事。

朱熹曰：大命自文王而始集，故武功自文王而始成。伐崇所以除天下之暴，作丰所以立天下之本有以除天下之暴则人心服，有以立天下之本则人心归，此文王所以克君也。又曰：武王之迁镐，非以徇一已之私也。必考之于卜，以定其宅焉。惟龟为能致其决，惟武王为能成其事，则武王之迁，固将上以承天意，下以顺民心，前以成先王之志，后

以开无穷之基。信乎。其克君也哉。

臣按：周家自后稷居邰，公刘居豳，太王邑岐，而文王始营镐邑。至于伐崇，又作丰邑居之。武王又于丰旁近地二十五里，制为镐京。盖其所以迁者，以势益大，人益众，不足以容之故也。盖当强盛之时，而为迁都之举，非若后世衰微，而后迁也。是故自邰而豳而岐而丰而镐，而又宅洛，此周家所以日盛也。至于平王东迁，则沦于衰微矣。窃尝论之迁都之举，惟可于方盛之时。至衰微而迁都，未有能复兴者也。观诸东周、东晋、南宋，可见矣。惟光武迁洛，则是中兴，非衰微也。

《商颂元鸟之篇》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肇域彼四海。

朱熹曰：言王畿之内，民之所止不过千里，而其封域则极乎四海之广也。

严粲曰：京师，诸夏之本，王圻之内。人心安止，则四海之大，皆在统理之内也。

臣按：先儒谓王畿自西自东，自南自北，皆千里也。千里之内为畿，是皆声明文物之所萃，衣冠礼乐之所会。为钧天帝居之尊，非复陋邦僻壤之比。农愿耕于其野，商愿出于其涂，贾愿藏于其市，咸得吾所当止之地也。岂不犹大学之止于至善乎。故曾子传大学，首引此诗，以释在止于至善之义，有由然也。

殷武之五章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赫赫厥声，濯濯厥灵，寿考且宁，以保我后生。

朱熹曰：商邑，王都也。言高宗中兴之盛。

辅广曰：高宗中兴王都，始复翼翼然。为四方之仪表，是盖有使之然者矣。不独是也，又有赫赫然风声之盛，濯濯然威灵之光，此高宗所以享国长久，而又有以保安其后嗣子孙也。

臣按：京都为四方之极，亦犹紫宫为周天之极也。有京师以为四方之极，有帝王以建惟皇之极，则其所以赫赫厥声，濯濯厥灵者。有以耸万国之观瞻，为万民之仪表，传之于千万世而无穷矣。

《周礼》：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

郑元曰：建，立也，周公相成王，营邑于土中，是为雒邑。

吴澄曰：周公居摄，营邑于洛中。七年致政，成王使居雒邑，治天下而立国都焉。辨，别也，别东西南北之四方，正祖社朝市之位。体犹分也，经犹画也，体国者，分营其国之宫城门涂，犹人身之有四体。经野者，画治其野之丘甸、沟洫，如织之有经纬也。设官者，谓设置冢宰、司徒之官。分职者，谓分辨掌治掌教之职。为民极者，令天下之人各得其中，不失其所也。

叶时曰：周公所以为民立极者，惟在王畿方位，国野官职之中。盖王畿立而后根本定，方位设而后等级明，国野分而后疆理正，官职举而后纲目张。民极之立，孰有大于此者。

臣按：天生民而立之君，君之为君，必有所止。而示法则于上，而施政教于下，使天下四方，咸面内而环拱之，如众星之于北极焉。君建皇极于上，所以为民极于下也。所以为民极者，其本在于一人之身。然一人之身，必有所居止之所。其所居止，必于地大人众之处，四方道里适均之中，而建其国都焉。国都之建，不徒建也。必辨其方，东西南北、前后左右，于此而取正也。必正其位，左祖右社，前朝后市，于此而定制也。国焉而体之何者。为内朝何者。为外朝之类野焉而经之。九夫为井，四井为邑之类。所设之官，自六卿至于百执事。所分之职，自掌邦治至于掌邦土。凡若此者，虽若以奉君，实则为民而为之立极也。极者何。先儒谓极犹北极之义，标准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极立于此，是以近而乡遂远，而侯国又远。而荒服之外来朝觐者，于焉而合瑞；封爵土者，于焉而受命；有才能者，于焉而献艺；为政教者，于焉而质正；有讼狱者，于焉而取决。所以然者，极建于此也。

《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树之。

凡建邦国，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

郑元曰：土圭，所以致四时日月之景也。

臣按：洛诰所谓自服于土中，盖以洛邑在周时为中国之中，四方道里适均，故于此宅中图治以定四海之民也。作周礼者，见其中于中国，故为天地所合，四时所交，风雨所会，阴阳所和之说。盖盛称华夏之地，居地势之中，得天气之正，时序正而寒暑不过甚，风雨时而收穫有定期。非若偏方僻壤，节候不正，而时气之大寒大暑，物生不常，而收穫

之或早或晚也。中国皆然，而洛邑乃其要会焉，故为此说耳。虽然自三代以前，则洛为中国之中。以今天下观之，则南北袤而东西蹙，则其所谓中者，盖在荆襄之间。也朱子曰：岂非天旋地转，闽浙反为天地之中。闽浙在东南海尽处，难以为中，朱子盖以声明文物，通论天下，非论地势也。

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国都鄙。

郑元曰：致日景者，夏至景尺有五寸，冬至景丈三尺。其间则日有长短，土地犹度地知东西南北之深，而相其可居者宅居也。

臣按：大司徒凡建邦国，以土圭度其地。而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国都鄙。盖大司徒掌建邦国，乃国家之大事。辨方正位，体国经野，其事非一。而用土圭以致日景，以求地中，特其中之一事尔。大司徒总其凡，土方氏专其事，有事之时，用其所职以辅相司徒也。

匠人建国，水地以县。置槷以县，视以景，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市朝一夫。

郑元曰：国中，城内也。经纬，谓涂也。经纬之涂，皆九轨积七十二尺。

王昭禹曰：先王建国，必先于辨方正位，是以匠人置槷，视景必正地中。以天地之所合，四时之所交，风雨之所会，阴阳之所和，于是乎建王国也。然其置槷，必先水地以县，使所直之臬必平而直。然后可以正日景也。水莫动则平，可因之以望高下之势。绳垂之而坠，可用之而正曲直之形。以绳取其直，又以水取其平，然后于所平之地置臬也。尔雅曰：在地者，谓之臬所。谓槷则臬也。于所平地之中央，立八尺之表以县正之，以视日景，将以正四方也，于昼漏半又参诸日中之景，夜又考之极星，以北辰所居者，天之中故也。又曰：左人道之所向，右地道之所尊。言祖则宗可知，言社则稷可知。朝者义之所在，市者利之所在。于朝言面，则知市之在所背于市，言后则知朝之在所。先朝者官吏之所，会市者商贾之所，聚一夫百亩之地，然后足以容之。

臣按：匠人既曰建国，又曰营国，盖作而立之，谓建言其始也。周围而治之，以丈尺其小大谓之营，言其终也。所谓置槷者，疏家谓以水平地于四角立四柱，于四柱畔悬绳以正柱。以水望其高下，即知地之高下。然后平高就下，而地乃平，殆今世所谓水平也与。

《春秋·桓公九年》：纪季姜归于京师。

《公羊传》曰：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

臣按：谷梁传亦云京大也，师众也，言周必以众与大言之也。所谓京师者，始于此。后世因以天子所都为京师焉。

幽王太子宜臼，是谓平王。平王立，东迁于雒邑。

苏轼曰：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缪也。自平王至于亡，非有大无道者也。须王之神圣，诸侯服享，然终以不振，则东迁之过也。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遗其子孙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败，至于乞假以生可也。然终不敢议田宅。今平王举文、武、成、康之业，而大弃之，此一败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无以过周，而后王之败亦不减幽、厉，然至于桀、纣而后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东周之名存而实亡也。是何也。则不鬻田宅之效也。使平王收丰镐之遗民，而脩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势临诸侯，齐、晋虽彊，未敢贰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迁于大梁。楚昭王畏吴，迁于鄀。项襄王畏秦，迁于陈。考烈王畏秦，迁于寿春。皆不复振，有亡徵焉。东汉之末，董卓劫帝迁于长安，汉遂以亡。近世李景迁于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缪者也。

臣按：苏轼谓迁都为周人失计，举后世迁都数君皆不复振，而有亡国之徵，是固然矣。然此盖谓衰败之馀者尔。若夫国势方兴之日，或依形势之固，或就富庶之所，或远夷狄之害，则不可专泥此说也。

《史记·货殖传》曰：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

臣按：秦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有三川、河东。汉分三川为河南、河内与河东，号为三河。是三郡者皆滨河之地。故帝尧都平阳，商都亳，成王营洛邑，皆以河为运道，达于河即达于京师也。后世都汴洛者，皆由汴水入河。都长安者虽不滨河，然亦由河入

于渭。是古今建都，无有不资于河道者也。我朝都燕，咫尺瀛海，则所以通天下之食货，以足国用者莫便于海焉。盖海道以天为界，地界已尽，而人之行者不止，盖天造地设，以有待而为今日万世无穷之利者也。

秦始皇二十六年，徙天下豪杰十二万户于咸阳。

臣按：此后世起天下富民，填实京师之始。

汉初，齐人娄敬过洛阳，见汉高祖，曰：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与周异。周自后稷，积德累善十有馀世。至于文、武，而诸侯自归之。遂灭殷，为天子。及成王即位，周公相焉。乃营洛邑，以为此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故周之盛时，诸侯四夷莫不宾服。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唯德薄，形势弱也。今陛下起丰沛，卷蜀汉，定三秦，与项羽战荥阳、成皋之间。哭声未绝，伤者未起，而欲比隆于成康之时，臣窃以为不侔也。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立具也。夫与人𩰚，不扼其亢，拊其背，未能制其胜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扼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问群臣，群臣皆山东人，争言周王数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阳东有成皋，西有殽黾，倍河乡伊洛，其固亦足恃也。上问张良，良曰：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非用武之国也。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敬说是也。上即日，西都关中。

陆贽曰：关中，古邦畿千里之地也。王业根本，于是在焉。秦用之以倾诸侯，汉因之以定四海。盖由凭山河之形胜，宅田里之上腴。内保一方，当天下之半，可以养力俟时。外制东夏，据域中之大，可以蓄威昭德。

吕祖谦曰：娄敬建入关之策，则是至言。周公营洛邑，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乃战国陋儒之说，而论周秦形势，初未尝考也。丰镐本文武成康之所都，平王东迁，始以封秦尔。敬所谈秦之形势，乃周之形势也。秦汉间人多不学，但据目前言之，东周以前，全胜之周，则识之者鲜矣。群臣皆山东人，争言洛阳东有成皋，西有殽黾，倍河向洛，其固亦足恃。高帝独非山东人乎，与项羽富贵不归故乡之见异矣。

臣按：此秦以后，都长安之始。张良谓关中为用武之地，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臣窃谓今世都燕，真所谓用武之地。比之关中，其所阻者亦有三面。而亦独以一面制天下之大，凡虞州十二，夏州九，春秋国十二，战国国七，其地皆在所临制也。较之关中，则西有巴蜀之饶，南有商邓之险，以为退步之地。燕则前之进者无穷尽，后之退者有界限焉。则是今日京师之势，大非汉、唐都关中比也。关中地被山，此则被乎太行一带之险阻。关中地带河，此之所襟带者则大海也。然汉边在北，咸阳去朔方馀千里，唐边在西，长安去吐蕃界亦几千里焉。今京都北抵居庸，东北抵古北口，西南抵紫荆关。近者百里，远者不过三百里。所谓居庸则吾之背也，紫荆则吾之吭也。据关中者将以扼中国之吭，而拊其背。都幽燕者，切近北狄，则又将恐其反扼我之吭，而拊我之背。所以防备之者，尤当深加之意焉。盖制人而不得，犹不至于失己。守己而或有所失，则其害岂但不得于人而巳哉。

高祖八年，徙齐楚大族豪杰于关中。刘敬言：匈奴河南地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且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楚昭、屈、景莫能兴。今关中少民，北近匈奴，东有强族，一旦有变，陛下未得高枕而卧也。愿徙六国后及豪杰名家居关中，无事可以备胡，有变帅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于是尽徙昭、屈、景、怀、田氏及豪杰名家居于关中，凡十馀万口。

臣按：徙民以实京师，必使其衣食用度无不如意。亡其家之徙也，然后赖其用。不然，养生送死，力有不赡；方且忧思，怨恨之无已，日有逃亡而已，虽有之亦如无焉。何名之为实哉，必也宽之以力役，优之以恩泽，凡有征敛科赋，视诸民为减省焉。

光武元年十月，车驾入洛阳，幸南宫，遂定都。

臣按：后世建都洛阳始此。周人营洛邑以为朝会之所，非建都也。至平王始迁焉。汉高祖始亦欲都洛，后以娄敬、张良之言，都于长安。光武中兴，始于此定都焉。

诸葛亮至京口，因睹秣陵山阜，叹曰：钟山龙蟠，石城虎踞，此帝王之宅。

臣按：自古帝王之都，多在江北。江南形势之地，莫

若金陵。自孙吴都此，继以东晋、宋、齐、梁、陈，终于南唐，凡七代，皆偏安一隅。惟我太祖始混一天下，建都于此。盖自开辟以来，所未有也。

宋仁宗庆历二年，陕西安抚使范仲淹上言：天有九阍，帝居九重，是以王公法天设险，以安万国也。臣请陛下脩东京高城深池，军民百万，足以为九重之备。乘舆不出则圣人坐镇四海，而无烦动之劳。銮舆或出则大臣居守九重，而无回顾之忧矣。彼或谋曰：边城坚牢不可卒攻，京师坦平而可深犯。我若脩固京师，使不可犯，则伐彼之谋，而阻南牧之志矣。寇入之浅，则边垒已坚。寇入之深，则都城已固。彼请割地，我可勿许也。彼请决战，我可勿出也。进不能为患，退不能忘归。然后因而挠之，返则追之，纵有钞掠，可邀可夺，彼衰我振，未必不大胜。岂非陛下保社稷、安四海之全策哉。或曰：京师，王者之居，高城深池恐失其体。臣闻后唐末，契丹以四十万众，送石高祖入朝。而京城无备，闵帝遂亡。石晋时，叛臣张彦泽引契丹犯阙，而京城无备，少主仍陷此。皆无备而亡，何言其失体哉。臣但忧国家之患，而不暇顾其失体也。若以修筑城隍为失体，不犹愈于播迁之祸哉。

臣按：宋都于汴，去边地甚远。范仲淹当仁宗之朝，及有宋一代极盛之时。仲淹时守西边，乃建议脩筑京城，一时议者皆以为失体。臣窃以为，古之大臣忧国之心，每先事而预为之计，惟恐一旦祸机之发，有不及措手者，不以身在外而忘也。夫宋与契丹以白沟为界，相去二千里，而为之远虑者犹建议速脩京城，盖欲固根本之地，以伐外寇之谋。恐一旦无备，而蹈后唐、石晋之覆辙也。矧今京城与北虏为邻，疾驰之骑不数日可抵其境。当国者乌可不怀仲淹之忧，先天下而豫忧之哉。

以上都邑之建。臣按：秦汉以来，混一天下者都邑之地有四。偏安于一隅，及立国未百年者，不与焉。一曰长安，汉唐盛时所都也。曰洛阳，汉中兴以后所都也。曰汴梁，宋盛时所都也。曰幽燕，皇朝所都也。隋唐非不都长安，晋非不都洛阳，后梁、晋、周非不都汴梁，金、元非不都幽燕，然皆偏安不久也。固无足论与。夫邺台、金陵、钱唐诸处，古固亦有都之者矣，然皆非此四都比也。夫华夏自唐虞之世为九州，或为十二州。长安在雍州域中，洛汴皆在豫州域中。惟今日之神京，在虞世则幽州域，在禹贡则冀州域也。黄帝都幽州之涿鹿，尧舜都冀州之平阳、蒲坂。涿鹿去此仅馀百里，而平阳、蒲坂去此仅千里，盖近境也。是则秦汉以来，得国之正，绵祚之远，皆莫有如我朝。而其建都之地，自南而北，卒复黄帝尧舜之故都于七八千年之后，猗欤盛哉。洪惟国家，得中国帝王之正统，奄有黄帝以来之境土承，尧舜以来之位号。所以建极以图四方之治者，又在黄帝尧、舜之故都。则其所以继志述事，以承祖宗，垂宪作则，以贻孙谋者，乌可但巳哉。

《图书编》《论北龙帝都垣局》

北龙有燕山，即今京师也。以燕然山脉尽于此，故曰燕山。昔燕昭王筑黄金台以招贤者，又称金台，古冀州地。舜分冀东北为幽州，故又谓之幽都。按：丘文庄浚，大学衍义补云：虞夏之时，天下分为九，冀州在中国之北，其地最广。舜分冀为幽、并、营，故幽与并、营皆冀境也。杨氏云：燕山最高，象天市，盖北干之正结。其龙发昆崙之中脉，绵亘数千里，经于阗历、瀚海，屈曲又万馀里，始至燕然山。以入中国，为燕云。复东行数百里，起天寿山乃落平洋，方广千馀里。辽东、辽西两枝，关截黄河，前绕鸭绿，后缠阴、恒、太行诸山，与海中诸岛相应。而泺河、潮河、桑乾、易河并诸无名小水，源流逦迤，界限分明。以地理法论之，其龙势之长垣局之美干，龙大尽山水，大会带黄河扆天寿，鸭绿缠其后，碣石钥其门，最合风水法度。又按：衍义补云：朱子语录：冀都，天地间好个大风水山脉。从云中发来，前面黄河环绕，泰山耸左为龙，华山耸右为虎，嵩山为前案，淮南诸山为第二重案，江南五岭诸山为第三重案。故古今建都之地，皆莫过于冀都。就朱子所谓风水之说观之，谓无风以散之，有水以界之也。冀州之中，三面距河处是为平阳、蒲坂，乃尧舜建都之地。其所分东北之境，是为幽州。太行自西来，演迤而北，绵亘魏、晋、燕、赵之境。东而极于医、无闾、重冈、叠阜，鸾凤峙而蛟龙走，所以拥护而围绕者，不知几千万里也。形势全，风气密，堪舆家所谓藏风聚气者，兹地实有之。其东一带则汪洋大海，稍北乃古碣石沦入海处，稍南则九河既道所归宿之地。浴日月而浸乾坤，所以界之者，又如此其直截而广大焉。按：此皆以风水之美言之也。若以形胜论之，则幽燕自昔称雄，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南襟河济北枕居庸，苏秦所谓天府百二之国，杜牧所谓王不得不可为王之地。杨文敏谓西接太行，东临碣石，钜野亘其南，居庸控其北，势拔地以峥嵘，气摩空而崱屴。又云：燕蓟内跨中原，外控朔漠，真天下都会。桂文襄公谓形胜甲天下，扆山带海，有金汤之固。盖真定以北，至于永平，关口不下百十，而居庸、紫荆、山海、〈俱阙隘〉喜峰、古北、黄花镇、〈俱口子〉险阨尤著。会通漕运便利，天津又通海运，诚万世帝王之都。自昔之都燕者，始于召公诸侯也。金、元以来，皆不足以当其大，惟我朝得国之正，同乎尧舜拓地之广，过于汉唐功德隆盛。上足以当天心，下足以乘地气，真万世不拔之洪基。而议者乃谓都城之北，距塞不二百里，无藩篱之固，而天子自为之守。然不知今之四裔，北边为急，倏忽来去，边备须严。若畿甸去远而委守将巨，则非居重驭轻之道。故我成祖文皇帝建都于此，良谟远猷，睿意有在，岂凡愚之所能及哉。然当时未必谈及风水之说，而默契若此是。盖圣王之兴，动自合法，而天地造化，有自然相符之理耳。抑论尧、舜、禹三圣之都皆北龙，今我朝畿甸亦北龙，而形胜与风水法度，又皆远过之。宜其驾唐虞，追三代全盛，如此是固我列圣之峻德神功，鸿休盛烈为不可及。然地理之应，亦或然也。愚何幸躬逢其盛哉。北龙之次，有平阳、蒲坂、安邑，乃尧舜禹所都之地。按：朱子曰：河中地形极好，乃尧、舜、禹故都。今晋州河中府是也。左右多山，黄河绕之，嵩华列其前。又曰：河东、河北皆绕太行山，尧、舜、禹所都，皆在太行山下。又曰：上党是太行山之极高处，平阳、蒲坂山之尽头，尧舜所都也。又曰：尧都中原风水极佳。第一重太行，诸山相绕，海岛诸山亦皆相向，大河南绕，直至泰山凑海。第二重岷山，自蜀中绕出湖南，为衡庐诸山，大江自西而东，至江南入海。第三重自五岭至明越，又黑水之类自北缠绕至南海。此皆以其大形势而言之也。宋国师张子微曰：河中之地，右则西河，左则东河，前则南河。逾河而为壶口，近河而为覃怀，入河而为衡漳，三面距河，一面背山。所背恒山，相去甚远，逶迤而下，其平如砥，方广千里。夹水之外，四面皆有名山巨镇，迎送护卫，但堂局宽阔，非凡俗所能检点。若两腋无水夹截，即是水不交会，大龙如何得住。故夹身之左有小东河，右有西恒水，南有小南河。关截于内，而大河经之，龙将焉往。其他桡棹手足，得无名之水。界夹分明者，又不可以数计。但眼目难于检点，举其堂局形势，可想而知。此则以其亲切者而言之也。是故河中诚亦天地间大都会，而尧、舜、禹三圣人以道化天下，后世罕及。虽圣德巍峨，未必系于风水。然天造地设，自然默契之理，有不可诬者。但今河水为患，风水变迁，无复可都矣。盖河源于昆崙星宿海，又入地伏流，不见其派者，凡数百里。禹之所导，始于积石，初不曾穷河源也。河至于此，其势横放冲溢。外则泾、渭沮之，会于渭汭，又有伊、洛、瀍、涧、汾、黎之会于底柱，所泄惟汝、泗二流。内则淡、济内河，滹沱、恒、洚从而益之。至于九河逆，河势虽远而愈盛，故有河患，非人力之所制者。是以河决之患，三代已然，自汉、唐、宋、元及今，频年冲决。而沿河之民，沦于鱼鳖，况可都乎。

《论中龙帝都垣局》

中龙有关中，曰丰，曰镐，曰咸阳、长安，皆今陕西地，通曰关陕，古雍州也。杨氏云：关中原是太微垣。又曰：长安落在垣宿中，盖中干之尊也。其龙发于昆崙，由黑水绵络西河，横山始起祖干，转萦貊泽。自西而东，尽于雍州。宋国师张子微曰：长安之龙，起于横山，其山皆黄石，绵亘八百馀里，不生草木。及至雍州之地，泾水出安定，在雍州之西，自西而南入渭水。而北是谓渭汭。水出，鸟鼠同穴，而为雍州之西山。至泾水所属之地，则为北。惟此依山挟水，号为天府之国。又曰：秦咸阳非长安之正，以宫属渭。跨渭为飞桥复道，以象天阙道，而属阿房。如骊山温泉，又长安之枝龙也。长安之下，则有岐、梁、荆诸山为托，沣、泾、漆、沮、河水界限为卫。蔡氏曰：咸阳之地，龙合元格。左右诸山包护。此皆谓其风水之美也。若以形胜言之，则娄敬所谓披山带河，四塞为固；张良所谓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乃金城千里，天府之国者是也。故史称关中阻山带河，四塞之险，东有函关，西有散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东莱吕氏亦谓关中是形势之地，欲据形势，须都关中。桂文襄萼谓其山河四塞，形胜甲于天下。易曰：天险不可升，地险山川、丘陵，王公设险以守其国，惟此为然耳。故关陕之地形胜，全龙局美，王气攸萃，而文、武、周公列圣笃生。自文王都岐徙丰，武王迁镐京，成王实都于镐，以据天下形势。当西周全盛时，特往来朝诸侯于洛邑。至平王始迁都洛阳，号曰东周，则周日微弱，而雍州王气惟秦得之。盖秦先世有非子者善育马，为周孝王主马。马大蕃息，分土为附庸邑之。秦历三世，至秦仲始大。历庄襄，襄公救周有功，封为诸侯，赐以西周畿内八百里之地。秦即其地日以强盛，兼并天下，统一区宇。然无功德，肆暴虐，不足以当其王气之大。汉兴，以娄敬、张良之议，遂因其故都都之。传十二帝，历二百一十四年。其后唐又都之，传一十八帝，历二百六十九年。宋人亦尝议欲都此，而以横山未入版图，故都大梁以经营横山。盖横山当宋时诸戎所依，为戎夏必争之地，不得则不可都故耳。丘文庄浚曰：秦地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得天下之百二者也。周人初起于邠，继都丰镐，天下形势之地，盖莫有过焉者也。至平王东迁，而弃其地与秦，秦地始大。战国之世，山东之国六，而秦居其一，六者为纵，而一独为衡焉。卒能以少制众，并而有之，非独人力，盖亦地势也。自高帝用娄敬言西都关中，后世言形胜者必归焉。唐起晋阳，亦居于斯。自宋人都汴之后，王气消歇者五六百年于今矣。详究文庄兹论，各有所见。而议者乃谓漕运不便，然不知周与汉、唐各数百年，其时储积岂无其道。且禹贡著雍州厥田惟上，上史称沃壤千里，可以贮积。而秦号富强，顾所处之何如耳。大抵雍州非直形势险固，风水融聚为美已也。且其水深土厚，民性质朴，易于从化，尤为可嘉。朱子曰：岐丰之地，文王用之以兴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几而一变，其俗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悍然有招八州朝同列之气。其故何哉。诚以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质直，无郑、卫骄惰浮靡之习。以善导之，则易兴起而笃于仁义。以猛驱之，则其强毅果敢之资，亦足以强兵力农，而成富强之业，非山东诸国所及也。后世欲为定都立国之计，诚不可不监乎此。而于导民之路，尤不可不慎其所之旨哉。言乎中龙之次，有洛阳，即周营洛之地也。前直伊阙，后据邙山，左瀍右涧，洛水贯其中，以象河汉，此紫微垣局也。张子微曰：洛邑是飞龙格势，脚手本自分明，迎送却从外假合。凡大地迎送，皆取诸外而不取诸身。所谓本身脚手，一屈曲萦回辄五六十里，或七八十里。故人不见其为手足，况远外迎送，其得见乎。此其平夷之地，一望无际，惟审其水源，而后识之也。然洛居天下之中，为大龙之腹，四望平夷。近则熊耳居其右，西京在其左。取诸远则上洛在其西，太华在其东，终南惇物在于北，内方则在河南。周公所以取制天下之中，犹腹为人身都会之所也。以水而言，则洛水自西而经其前，瀍涧界其东，汾绕其后，伊水陈其面，最合风水法度。但以形胜论之，则平夷无险，四面受敌。故周营洛邑，特以宅中图治，道里适均之故，乃于此朝会诸侯，非建都也。按：大学衍义，陈大猷曰：成王实都镐京，特往来朝诸侯、祀清庙于洛。故镐京谓之宗周，以其为天下所宗也。洛邑谓之成周，以周道成于此也。洛邑天下之至中，丰镐天下之至险。成王于洛邑定鼎，以朝诸侯，所以承天地中和之气，宅中以莅四海，其示天下也。公于镐京定都，以壮基本，所以据天下形势，居上游以制六合，其虑天下也。远诚哉言也。后平王徙都干洛，则周室日衰，驯至不可为矣。汉初高帝亦欲都洛，以娄敬、张良之言，都于关中。光武中兴，始于洛阳建都，谓之东都。洛阳即周都，有诸水在后，地方之备差完，颇为可取。然皆平洋无蔽，有德易以王，无德易以亡，不可不思也。故东周都洛，而能延数百年之久者，诚以文、武之德，民不忍忘故耳。《温公历年图》曰：周自平王东迁，日以衰微。至于战国，又分而为二。其土地人民，不足以比强国之大夫。然天下犹尊事以为共主，绵绵然久而不绝，其故何哉。文、武之德，植本固而发源深也。不然，以区区数邑，处于七暴国之间，一日不可存，况于数百年乎。此确论也。

中龙之又其次者，有汴梁。其龙自熊耳至此，坦平万里，大河在其北，淮河在其南，亦天苑垣也。五代、梁、晋汉、周皆都于此，而年代不永。宋都之，传九帝，历一百六十七年，而南迁临安。是时，汴在河之南，犹差可取。今河水冲决，而在于河之北，无复当时风水形胜耳。

《论南龙帝都垣局》

南龙有金陵，即今之南畿，我太祖高皇帝建都之地也。战国楚威王时，以其地有王气，埋金以镇之，故称金陵。汉改曰秣陵，吴曰建业，晋曰建康。其形势向背，与洛阳同。廖氏云：建康形势，洛阳同王气。古云钟，盖紫微垣局南干之尽也。苏伯衡谓刘迪简云金陵地脉，自东南愬长江而西数百里而止。其止也，蜿蜒磅礡，既翕复张，中脊而下降为平衍，所谓土中于是乎。在西为鸡笼、覆舟诸山，又西为石头城。而钟山峙其东，大江回抱秦淮，元武湖左右映带，两淮诸山合沓内向，若委玉帛而朝焉。诸葛孔明谓钟山龙蟠，石城虎踞，真帝王之都。昔始皇见金陵有王气，东游以压之。其后三国吴都之，传四世。东晋又都之，传十一世，历百馀年。南朝宋、齐、梁、陈、南唐皆都之，而年代不永。盖以其虽合垣局，而垣气多泄故耳。杨筠松云：长江环外有三结垣前，水中列垣，中已是帝王都，只是垣城气多泄是也。若以形胜论之，则江限南北，古今恃为天险。朱子曰：东南论都，必要都建康者，以建康正诸方水道所凑，一望则诸要会地都在面前，有相应处。刘诚意伯谓襟带长江，势甚险固。桂文襄谓金陵江北则有徐、颍二州，地跨中原，瓜连数省，并称雄镇，为藩篱有控扼之势。江南则有安庆当长江委流，西控全楚，为江表门户。按：诸君子所论形胜，是诚英雄用武之地，可以驾驭四方，号令天下而兴王业者。我太祖高皇帝以之定鼎，良有见也。但以地理家言之，虽合紫微垣局，奈垣气多泄。故成祖文皇帝再建燕京，为万世不拔之基，岂偶然哉。盖天眷我明，故二祖动即合法，而初非有意于地理之说耳。

南龙之次，有临安。其龙脉自天目山分入钱塘，而海门有龙、赭二山在其中。郭景纯记云：天目山前两乳长，龙飞凤舞到钱塘。海门一点巽峰起，五百年间出帝王。经云：海门环合似天市，天目天池生侍卫。万里飞来垣外挹，海外诸峰补垣气。廖氏云：大江以南，天目峙海门，似天市，故临安亦天市垣耳。若以形胜论之，则僻处一隅。朱子谓如入屋角房中，坐视外面，殊不相应。宋高宗南迁，建都于此。其卜相京畿国师，吾邑傅公伯通也。有临安行在表，谓其地只可驻跸，不宜建都，不过偏安之地，且主奸相，弄权武臣多咎。后宋竟未能恢复，而奸相如秦桧、贾似道诸人，皆操弄国柄，武臣多不善其终。果符傅公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