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八〇三—八五二），字牧之，京兆萬年（今陝西省西安市）人。唐文宗大和二年（八二八）登進士第，同年應制舉登科入仕。入仕前有三點值得一提。

一是杜牧深受祖父杜佑的影響，博覽書史，致力于經世濟時之學，研究“治亂興亡之跡，財賦兵甲之事，地形險易遠近，古人長短得失”（《上李中丞書》），關心國家的興衰和時政的得失。他教育小姪阿宜，即以杜佑爲榜樣，可知其對乃祖的敬仰。二是少年時代生活艱難。父親從郁的早逝，使他家的生活陷于困境。十歲時祖父逝世，不久父親病故。他在《上宰相求湖州第三啓》中自述貧困之狀甚詳，言語間可能有所誇大，然而由於少年失怙，境況自是大不如前，但是弟兄之間却是友愛情深。親弟杜顗比他小四歲，“幼孤多疾，目視昏近”（《杜君墓誌銘》），成年後英俊善文，可惜中第入仕不數年，即因目疾失明，成爲廢人。從開成二年（八三七）冬，直至大中五年（八五一）春卒，其間十五年的生活全賴杜牧供養。杜牧爲醫治兄弟目疾，千方百計以重金延聘名醫爲之診治，甚至因此而辭去官職，可見其友于情誼之篤。三是他一方面以“關西賤男子”（《感懷詩》）布衣之身，時時關心政治，寫了許多具有强烈政治性的詩文；另一方面又有“不拘細行”（《唐摭言》）的放蕩行爲，不脱貴介公子的積習，而這在入仕初期的幕府生活中尤其突出。

杜牧於大和二年二十六歲解褐入仕，至大中六年（八五二）五十歲去世，其間三爲幕府吏，三爲朝官，四爲刺史。

三爲幕府吏是在沈傳師江西、宣州幕；在揚州牛僧孺幕；在崔鄲宣州幕，前後“十年爲幕府吏，每促束於簿書宴遊間”（《上刑部崔尚書狀》）。以杜牧之才學，應付簿書之類公務自是綽有餘裕，而閒暇時忙於宴遊倒也是事實，於是遂有牛僧孺遣卒、街吏平安之報的傳説。《遣懷》詩曰：“落魄江南載酒行，楚腰腸斷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是詩爲十年後回憶之作。他留連於秦樓楚館，與歌伎舞女結交，這固然使他得以深入瞭解處於屈辱地位的風塵女子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後來他所寫的不少同情婦女命運的詩篇與此不爲無關，然而這種生活畢竟是虚度年華，故而他在詩中多少流露了懺悔之情。另有《念昔遊》、《題禪院》等詩亦微含反省之意。

三爲朝官指杜牧於大和九年（八三五）至開成二年（八三七）任監察御史，旋爲反對李訓、鄭注專權而移疾分司東都，大中二年（八四八）至四年由睦州入朝爲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轉吏部員外郎，復於大中五年由湖州入爲考功郎中、知制誥，大中六年終於中書舍人。三次在朝時間斷斷續續，前後不足八年。

四爲刺史是杜牧於會昌二年（八四二）至大中二年連續七年任黄州、池州、睦州刺史，後於大中四年（八五〇）至五年（八五一）自請外任爲湖州刺史。任刺史時間約爲九年。他在黄、池任内治績頗爲可觀，加惠于州民。在黄州十六個月，有效地改革了一些弊政。據《祭城隍神祈雨文》和《第二文》，及《塞廢井文》自述，約有數端：取消吏員、里胥歲時伏臘公取於民的陋規；除去三萬五千名以“鄉正村長”之名而行强取豪奪之實的冗員；除去外加的租賦以減輕百姓的負擔；懲治頑吏，獎勵良吏，實行買賣公平；當面審理，依法斷獄；填塞廢井，以免百姓誤陷致死。在池州任上，他作《上李太尉論江賊書》，論説“江賊”形成的原因，具體揭露州縣長官虐害無辜的慘狀，並提出處置的建議，後爲李德裕所採納。最值得一提的是杜牧對於百姓的徭役負擔給予相當的重視。在《李君墓誌銘》中，他提到李方玄出任池州刺史時，“創造籍簿，民被徭役者，科品高下，鱗次比之，一在我手，至當役役之，其未及者，吏不得弄……凡裁減蠹民者十餘事。”李方玄所爲減輕了百姓負擔，深得杜牧贊賞。他還曾向汴州從事推薦襄邑縣令李式年少有吏才，能親掌板簿輪流差遣夫役，革除積弊，使窮人出力，富人出錢，差役均平，制止黠吏從中漁利。他自己也採用同樣做法，減輕了貧民的徭役。

杜牧出身於世家，本人又兼具文才武略，在仕途上原可飛黄騰達，大展其報國之志。不幸的是，他生當牛、李黨争激烈之際，陷於牛、李黨争的夾縫中而受到牽連，故一生未獲大用。

杜牧的政治主張與李德裕基本相同，而在私交上却與牛僧孺感情深厚，這就造成了他理智與感情的矛盾。在淮南幕府任職期間，他日以宴遊爲事，流連倡樓歌館之中，牛僧孺曾遣卒數十易服潛護之，後杜牧得知，銘感不已（見于鄴《揚州夢記》）。杜牧是重感情的人，有此一段因緣，所以日後凡涉及牛、李間的衝突論争，他差不多都站在牛僧孺一邊，加以袒護。其所作《牛公墓誌銘》對牛頗多溢美之詞，未免夸大失實。尤其是對於牛、李的主張，他不是是牛非李，曲意偏袒，就是大事化小，輕描淡寫。有時明知牛僧孺錯了，也故意迴避不書。不過，儘管如此，在牛僧孺任相期間，杜牧除了寫過寄贈詩，一般性歌頌牛的“仁政”（《寄牛相公》）之外，並未提出有關國計民生的建議。相反大和八年，他在牛僧孺幕府時所寫的《罪言》、《戰論》、《守論》等長篇論文，對牛僧孺於大和六年底應對文宗致太平之道時説的“太平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亦謂小康”（《通鑑·大和六年》）等粉飾太平的言論作了間接的批評，對朝廷大曆、貞元間的姑息政策深表不滿。至於他早年所作的《感懷詩》，則更是寫出了“夷狄日開張，黎元愈憔悴”的現實，與牛僧孺口中的“小康”景象何啻天壤！司馬光將杜牧上述各篇的要點逐一摘録在大和七年，緊接在牛僧孺的高論之後，真是絶妙的諷刺！可見在政治主張上杜牧不盡贊成牛僧孺，他深知牛僧孺不足爲，故在其執政時不提任何建議，以免徒傷情誼。而在李德裕爲相的會昌時期，杜牧却一再上書貢獻方略，有《上李司徒論用兵書》、《上李太尉論江賊書》、《上李太尉論北邊事啓》等。這些文章，就如何平定澤潞、主動出擊回鶻，及處分“江賊”等問題提出主張和辦法。史稱：“時德裕制置澤潞，亦頗採牧言。”（《通鑑·會昌三年》）他提出的處置“江賊”的具體方案更爲德裕所採納（見傅璇琮《李德裕年譜·會昌五年》）。澤潞平定後，杜牧即上《賀中書門下平澤潞啓》，歌頌李德裕，功蓋周公。照此看來，杜牧同李德裕在削平藩鎮、對抗回鶻襲擾等問題上有共同的主張和策略。而且李、杜兩家又爲世交，李德裕之父李吉甫曾爲杜佑的“司徒吏”（《岐陽公主墓誌銘》），後同爲憲宗朝宰相，李德裕爲鎮海節度使時亦辟杜牧弟杜顗爲巡官。可是當李德裕入朝爲相後，却於會昌二年將原在朝廷任膳部、比部員外郎兼史職的杜牧出爲黄州刺史，期滿後又遷爲池州刺史。爲什麽李德裕不能容納擢用杜牧，讓其大展懷抱？

繆鉞先生《杜牧傳》認爲原因大致有三：一是杜牧曾爲僧孺幕僚；二是牧爲人風流倜儻，不拘小節；三是他性格剛直，不肯趨奉，故而不爲李德裕所喜。分析深中肯綮。這裏再補充一點，即兩人在朝中可能發生過面對面的衝突。杜牧在京供職（自文宗開成四年至武宗會昌二年）與李德裕同朝共事一年餘（自開成五年九月至會昌二年春），在此期間，有兩件事值得注意。《舊唐書·武宗紀》載會昌元年“四月辛丑，敕：‘《憲宗實録》舊本未備，宜令史官重修進内，其舊本不得注破，候新撰成同進。’時李德裕先請不遷憲宗廟，爲議者沮之，復恐或書其父不善之事，故復請改撰實録，朝野非之。”杜牧其時正任史官，難免要卷入這場争論，很可能反對李德裕的“議者”之中就有杜牧在内，“朝野非之”中也有杜牧，於是李、杜關係鬧僵。又，《通鑑·會昌元年》載：“以前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牛僧孺爲太子少師。先是漢水溢，壞襄州民居，故李德裕以爲僧孺罪而廢之。”僧孺當時爲襄州刺史，不能防患於未然，致使漢水泛濫，作爲宰相的德裕堅持追究牛僧孺失職之罪，亦無可厚非，但杜牧爲了維護對其有恩的牛僧孺，却强爲之辯，認爲這是“李德裕挾維州事”（《牛公墓誌銘》）實施的報復。可能爲此又一次觸怒李德裕，彼此傷了感情，於是李德裕就把杜牧作爲牛黨的成員而加以排斥，於會昌二年春出之爲黄州刺史。杜牧給好友李方玄的信中稱：“有怒之者，怒不附己者，怒不恬言柔舌道其盛美者，怒守直道而違己者。”（《上池州李使君書》）説的就是不肯趨附李德裕而被貶的情况。後又有詩句云：“我實剛腸者，形甘短褐髠。曾經觸蠆尾，猶得憑熊軒。”（《昔事文皇帝》）“誤曾公觸尾，不敢夜循牆。”“淺深須揭厲，休更學張綱。”（《除官歸京睦州雨霽》）所謂“觸蠆尾”亦爲針對李德裕而發。

杜牧在州郡任上儘管内心憤憤不平，在詩中和書信裏時露怨言，但同時却又連連上書，就有關國家大事提出建議，倒也没有以私廢公。後來，當李德裕失勢遭貶，由牛黨人物的推薦，杜牧於大中二年（八四八）入朝爲司勳員外郎時，原以爲從此可以大展宏願，故不免喜形於色，可是一年不到，便以養家爲由，堅懇外放，想來其中必有難言之隱。我們從他所作的《杭州新造南亭子記》約略可以窺知一二。“是時君、相務反會昌之政，故僧尼之弊，皆復其舊。”（《通鑑·大中元年》）杜牧對此顯然是不滿的，他在文中對武宗朝禁佛之舉大加贊賞，而以犀利的筆觸揭露、抨擊一些人利用佛教迷信作惡的醜事。禁佛是武宗和李德裕君臣共同努力的成果，是會昌朝一大德政。宣宗即位，却反其道而行之，杜牧在文中借李播之口予以反對。他堅請外放，無異是對當時“務反會昌之政”的一種抗議。杜牧於大中五年（八五一）由湖州内升爲考功郎中、知制誥，後拜中書舍人，但態度消極，當年關注時事、反對弊政的鋭氣早已銷磨殆盡，無所作爲，祇是日與三五親友優遊於樊川别墅，度過他生命旅途的最後歲月，抑鬱而終。

杜牧與牛、李兩派人物都有一點瓜葛，但是並無黨派成見，不是牛黨，亦非李黨，他祇是從個人的遭遇與體驗出發，時而爲感情所支配，是非模糊；有時則理智佔上風，頭腦清醒，以大局爲重。一般説來，在感情上他是傾向牛僧孺的，在理智上却又是支持李德裕的，這就是他爲甚麽在上書貢獻方略時稱頌李德裕的善政，而在一些私人書啓和墓誌銘中却又加以詆毁並褒美牛僧孺的原因[1]。

杜牧詩歌的藝術成就很高，五、七言各體中以七絶爲佳，清新俊爽，令人嘆美。其數量亦相當可觀，約爲一百六七十首。管世銘謂：“杜紫微天才横逸，有太白之風，而時出入於夢得，七言絶句一體，殆尤專長。觀玉溪生‘高樓風雨’云云，傾倒之者至矣！”（《讀雪山房唐詩序例》）

他的七絶内容豐富。其中，有表現人民疾苦，譏刺達官貴族不勞而獲的《題村舍》；有抒寫懷才不遇的《寄遠》、《贈漁父》；有同情婦女不幸命運的《月》、《奉陵宫人》；有揭露帝王淫靡生活的《過華清宫絶句三首》；有描寫離愁鄉思的《題齊安城樓》、《秋浦途中》等。而其寫景與詠史兩類作品，則更膾炙人口。

杜牧的寫景小詩以其獨特的感受攝取大自然美好的一角表現其蓬勃的生機和生動的形象，給人以美的啓迪和享受。如《江上偶見絶句》：“楚鄉寒食橘花時，野渡臨風駐綵旗。草色連雲人去住，水紋如縠燕差池。”岸上橘樹，白花齊放，野渡旌旗，隨風招展。芳草萋萋，遠與天接。路上行人，或走親訪友，或上墳祭掃，來去匆匆。江上微風吹拂，水波漣漪，雙雙燕子，差池其羽。彩旗與橘花鬬艷，雙燕共行人映襯，真是一幅絶妙的楚地水鄉寒食時分的特有景象！又如《齊安郡後池絶句》：“菱透浮萍緑錦池，夏鶯千囀弄薔薇。盡日無人看微雨，鴛鴦相對浴紅衣。”池水上有“菱”與“浮萍”編成的“緑錦”，還有鴛鴦身披的“紅衣”，色彩多麽絢爛；菱葉“透”浮萍，夏鶯“弄”薔薇，鴛鴦“浴”紅衣，動作多麽鮮明；“盡日無人”，環境又是多麽清幽。再如《山行》：

遠上寒山石徑斜，白雲生處有人家。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

詩人筆下的秋景與春色具有同樣的魅力，把經霜楓葉與二月春花巧妙地聯在一起，唤起了人們對春光的美好嚮往，不是春光，却勝似春光。末句道前人所未道，堪稱千古佳句。詩以斜徑、人家作爲淡淡出現的背景，使得整個畫面錯落有致，遠近配合，濃淡相間。第二句的“生”字特别傳神，仿佛讓人看到白雲在冉冉升起浮動。

杜牧有不少寫景絶句微寓感慨，耐人尋味。著名的《江南春絶句》“千里鶯啼緑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描繪了江南春景。千里鶯啼宛轉，緑樹紅花相映；水村山郭，酒旗迎風，熱鬧繁華；而煙雨迷濛中南朝所建之巍峨古寺，若隱若現，“真好一幅江南春景圖”（周敬《唐詩選脈會通》）。細玩結句，意味深長，令人頓起今昔盛衰之感。黄生謂結句“感南朝遺蹟之湮滅，而語特不直説”（《唐詩摘鈔》），指出其有含蓄藴藉之致。又如《齊安郡中偶題》“兩竿落日溪橋上，半縷輕煙柳影中。多少緑荷相倚恨，一時回首背西風”，寫黄州秋景。開頭兩句寫溪橋上殘陽西墜，岸畔柳蔭模糊如影，對偶工致，造語新巧。“兩竿”脱胎于“日上三竿”，原本形容日出，此則用以寫落日，且化三竿爲兩竿，以狀落日之低，幾乎貼地。俗云“一縷輕煙”，此則偏説“半縷”，越發顯出薄霧之輕裊若浮，若斷若續。就在這迷茫朦朧的意象中，驀地刮來一陣西風，那在水中早已感受到秋寒的緑荷祇得以背對之，以互相倚偎來抵擋西風的襲擊。這裏寫出了風翻緑荷的姿態，亦賦予緑荷以熱烈的愛憎，表現其對肆虐西風的憎恨。緑荷的“背對西風”不就是詩人高潔情懷的寫照嗎？再看《泊秦淮》：

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全詩祇首句即已生動畫出了秦淮夜月的景觀。水氣彌漫，月色朦朧的景象，與詩人内心涌起的惆悵之慨相互映襯。“次句點明夜泊，而以‘泊酒家’三字引起後二句。‘不知’二字，感慨最深，寄托甚微。”（李鍈《詩法易簡録》）商女“唱者無心，而隔江聽者殊覺唏嘘悲感也。恰不説明，愈含蓄愈妙。”（張萼蓀《唐詩三百首評注》）以交融之景寓興亡之慨，故爲“絶唱”（沈德潛《唐詩别裁集》）。

這類寫景詩往往運用比興手法以寓其惆悵情懷，具有濃鬱的詩情畫意。如《寄遠》：“前山極遠碧雲合，清夜一聲白雪微。欲寄相思千里月，溪邊殘照雨霏霏。”以男女離别相思象徵其才高而不得所用的悵惘，結句用景物意象狀其無由進取之情，表現了詩人恍惚而無奈的心緒，寫得意境綿邈，藴藉工致。詩人還常用數字入詩。對此，前人多有非議，以爲是“算博士”。明楊慎便曾謂：“牧之詩好用數目垛積。”（《升庵詩話》卷一）這是未從全詩主題及整體形象出發作具體分析的結果。試看下列各句：

三十六宫秋夜深，昭陽歌斷信沉沉。（《月》）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江南春》）

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寄揚州韓綽判官》）

不用憑欄苦迴首，故鄉七十五長亭。（《題齊安城樓》）

這些詩句都有數字，然而仔細玩味，絶非可有可無，皆爲表現詩歌題旨所必需，難以用别的詞語來更换。“三十六宫”，形容漢宫之多，爲陳皇后之孤寂作必不可少的鋪墊；“四百八十寺”，寫南朝佞佛者之奢靡，因而引出今昔盛衰之感；“二十四橋”，以橋之多描寫揚州的繁華，突出詩人對它的嚮往；“七十五長亭”，以計算故鄉道里的遥遠表達詩人鄉思之情切。可知詩中這些數字經過詩人的藝術創造已飽含感情，具有藝術表現力，因而成爲詩中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與詩的意境血肉相聯，絶非無用的堆垛。故黄周星《唐詩快》曰：“牧之多用數目字，儘饒别趣，算博士何嘗不妙！”

在杜牧的七絶中，約有二十餘首詠史詩頗引人矚目，其内容涉及面相當廣泛。詩人或擷取史實的一兩個側面評論得失，或選擇一些歷史人物評説其功過優劣。有時直接發表議論，表明其愛憎好惡；有時則寓褒貶於形象描寫之中，凝煉含蓄。他的論史絶句被稱爲“二十八字史論”，見識獨到，非同凡響。其《題烏江亭》詩曰：“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這是針對《史記·項羽本紀》所寫的項羽事蹟而發的。項羽兵敗垓下，無顔見江東父老，便自刎而死。司馬遷記載其事，深表同情，並無異議，遂成定論。而杜牧則獨抒己見，認爲勝負未可預料，能勝亦能敗者方爲好男兒，江東子弟多有才能，焉知不能捲土重來，反敗爲勝？詩人藉此反對朝野委靡氣象，提倡勇敢戰鬬、不屈不撓的精神，有振聾發聵之意。其《題商山四皓廟》亦不同舊説。與杜牧同時的著名詩人温庭筠、李商隱都有詠四皓詩，但都止於就事論事，無甚驚人的高見。杜牧獨不然。他認爲商山四皓盲目擁戴惠帝，險些使劉氏天下易姓，幸而周勃、陳平等誅滅諸吕才使局勢得以安定。爲此，詩人一反舊説，得出“四老安劉是滅劉”的結論。前人議論杜牧此類詠史詩爲“出奇立異”、“好異而畔於理”，殊不知其藉史實發議論，有鼓勵積極進取、嚮往朝政清明的積極意義。

不過，此類詩雖有新意，畢竟直露有餘而含藴不足，不及那些將褒貶寓於形象之中的詠史詩，如《過華清宫》、《月》、《金谷園》、《題桃花夫人廟》等更具有藝術魅力。《過華清宫絶句》第一首描寫華清宫花木葱蘢，錦繡堆垛，千門萬户，深廣幽邃。此時，祇見一騎飛至，貴妃笑逐顔開，原來是她所喜愛的荔枝送來了。畫面一派歡樂氣氛。詩人不着一字褒貶，然而却“以樂景寫哀”，使人從“笑”的背後清楚地看到了人民的血和淚，强烈地感受到了詩人對唐明皇不恤民力的憤懣和譴責。再看《過勤政樓》，三、四句曰：“唯有紫苔偏稱意，年年因雨上金鋪。”把玄宗當年在勤政殿慶賀生日、羣臣祝賀的熱鬧景象與今日的蕭索敗落作了强烈的對比。宫殿冷落，人跡罕至，自然莓苔遍生。而詩人却謂其“偏稱意”，似乎在有意逞能，顯示自己，趁着雨水降落之際，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上金鋪”，把原本金璧輝煌的門環遮掩得黯然失色。把無情的“紫苔”寫得生氣勃勃，恰恰從反面襯托氣氛之淒清，而詩人今昔之慨及其對晚唐朝政的隱憂也就藴含其中了。

杜牧的《赤壁》更是詠史詩的傑作：

折戟沉沙鐵未消，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

首兩句叙事，平平寫來，似無甚深意。可第三句却陡地振起，從反面着筆，設想若無東風之便，周瑜打了敗仗將會出現的後果。可謂憑空想象，意味深長。因二喬非普通美女，一爲孙策夫人，一爲主帥之妻，她們的命運與孫吴的存亡息息相關：戰勝則奠定三分基業，安享榮華；戰敗則國破家亡，淪爲奴妾。在這裏，有關國家前途命運的大事，詩人以具有戲劇意味的畫面，通過二喬的處境加以表現，從而贊美了周瑜善於捕捉戰機而大獲全勝的英雄業績。此詩自宋人許彦周以後，妄評誤解者代不乏人。或以爲杜牧眼界狹小，不關心國家大事，祇注目兩位美女，有“輕薄”之嫌；或以爲杜牧以兵家之眼光“譏誚”周瑜祇不過僥倖取勝而已。這些都是皮相之見，未能通過詩的形象和意境細加體味。後來，蘇軾貶謫黄州，面對杜牧吟咏過的赤壁，爲不能實現“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獵》）的志願而惆悵，從中受到啓示，便曾以凌雲健筆，寫下豪氣縱横的《念奴嬌·赤壁懷古》詞。二者旨意相通，深情遠韻，堪稱赤壁咏史之雙璧。

杜牧的五言絶句約有三十來首，在寫景、抒情方面與七絶仿佛，亦饒有風致，新巧可喜。總之，杜牧的絶句具有自己的面貌與個性，有的工致精巧，有的俊爽飄逸，有的婉約藴藉，爲唐代臻於極致的詩歌藝術增添了光采。楊慎把杜牧與王昌齡、李白、劉禹錫並舉，稱其爲絶句“大家”（《唐音癸籤》卷一〇引），王士禛説杜牧與李商隱“亦不減盛唐作者”（《萬首唐人絶句選凡例》），“牧之、義山七言絶句，可稱晚唐神品。”（《萬首唐人絶句選評》）于復齋以爲杜牧“七絶尤有遠韻遠神，晚唐諸家讓渠獨步”（《唐詩三百首續選》），可謂的評。

杜牧的五、七言律詩數量與絶句相當，亦有很高成就。而且，與絶句相比較，其律詩，特别是七律，更有較强的現實性。《聞慶州趙縱使君與党項戰中箭身死長句》贊美趙縱慷慨捐軀，而朝廷文武大臣竟麻木不仁，毫無反響，詩人不無憤慨地表示“誰知我亦輕生者，不得君王丈二殳。”希望能追隨趙使君爲國效力。《早雁》則借詠早雁之失羣哀鳴，象徵河湟人民之無家可歸，流離失所。《河湟》直接描寫河湟人民在邊疆多事中的災難，同情、關心其不幸命運。《李給事》稱贊好友李中敏請斬鄭注、面斥仇士良的耿直品格，揭露了宦官專權的罪惡。如此等等，都表現了詩人關心時政、憂國憂民的懷抱。

七律中引人注目的爲融寫景、抒情和感慨於一體者。如《齊安郡晚秋》：

柳岸風來影漸疏，使君家似野人居。雲容水態還堪賞，嘯志歌懷亦自如。雨暗殘燈棋欲散，酒醒孤枕雁來初。可憐赤壁争雄渡，唯有蓑翁坐釣魚。

詩寫作者在黄州太守任上的生活，看去頗閒適自在。然而，那“殘燈”、“孤枕”等，却隱隱透出其心中的鬱悶。末聯更以“可憐”、“唯有”收結，於中尤可體會，詩人表面上的平静生活藴含着其内心的激烈翻騰。“雨暗”和“酒醒”兩句爲拗句，頗有頓挫之致。又如《洛陽長句二首》，詩人目睹洛陽古蹟之蕭索荒敗，想見漢帝禪讓及唐皇臨幸之盛況，不由爲晚唐頽喪的國勢而黯然神傷！詩的中間四聯對句情景交融，工致精美：“橋横落照虹堪畫，樹鎖千門鳥自還。芝蓋不來雲杳杳，仙舟何處水潺潺？”“橋邊遊女珮環委，波底上陽金碧明。月鎖名園孤鶴唳，川酣秋夢鑿龍聲。”既寫了洛陽古城的風景如畫，亦寫出了它的寥落淒清，與杜甫《蜀相》中的名句“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黄鸝空好音”異曲而同工。再看《題宣州開元寺水閣，閣下宛溪，夾溪居人》：

六朝文物草連空，天澹雲閒今古同。鳥去鳥來山色裏，人歌人哭水聲中。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惆悵無因見范蠡，參差煙樹五湖東。

詩以六朝文物瞬息而逝，夾溪景象依然如故，抒寫其欲效仿范蠡，隱退江湖，却無從實現的惆悵情懷。全詩寓慨於景，句中藏句，筆外有筆，“直造老杜門牆”（薛雪《一瓢詩話》），頗有沉鬱頓挫之致。徐獻忠曰：“牧之含思悲淒，流情感慨，下語精切，含聲圓整，而抑揚頓挫之節，尤其所長。以時風委靡，獨持拗峭。”（《唐音統籤》卷五五三引）他的話頗能道出杜牧七律的風格特徵。此外，杜牧的律詩還時用古調，豪宕艷麗中别有一種古樸瀟灑的風韻。如“一千年際會，三萬里農桑”（《華清宫三十韻》），“廣德者强朝萬國，用賢無敵是長城”（《詠歌聖德遠懷天寶因題關亭長句》）等等，誠如方回所謂：“頗能用老杜句律，自爲翹楚，不卑卑於晚唐之酸楚湊砌也。”（《瀛奎律髓》）其他如“仙掌月明孤影過，長門燈暗數聲來”（《早雁》），“塵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九日齊山登高》），“牧羊驅馬雖戎服，白髮丹心盡漢臣”（《河湟》），“晚花紅艷静，高樹緑陰初”（《春末題池州弄水亭》），“雨露偏金穴，乾坤入醉鄉”（《華清宫三十韻》）等，都是廣爲流傳的佳句。楊慎曾曰：“律詩至晚唐，李義山而下，惟杜牧之爲最。”（《升庵詩話》）李、杜并稱，良有以也。

對於杜牧的古體詩，前人多有疵議，以爲“李義山、劉夢得、杜牧之三人，筆力不相上下，大抵工律詩而不工古詩，七言尤工，五言微弱，雖有佳句，然不能如韋、柳、王、孟之高致。”（張戒《歲寒堂詩話》）“牧之《樊川集》，古體常病猥雜率易。”（許印芳語，《瀛奎律髓》引）這些評價也過於絶對，馮浩就曾反駁謂：“三人（即李、劉、杜）各自成家，何用並衡？更何可與韋、柳、王、孟較也？不工五言，此其優劣，皆非確論。”（《玉溪生詩集箋注》）實則在不重視古體詩的晚唐詩壇，杜牧在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應該説還是相當突出的。

杜牧所作古體詩約三十來首，七言不多，主要是五言，五言中多數爲長篇，最長的《杜秋娘詩》有一百十二句。這些五七言詩的特點之一是具有政論性。如《感懷詩》，對藩鎮割據進行了系統的回顧和檢討，贊揚憲宗的拔擢將才，蕩平叛亂，譏評玄宗、德宗、穆宗的姑息養奸。詩人揭露了藩鎮的飛揚跋扈，責問：“如何七十年，汗赩含羞恥？”而對百姓所受的痛苦則表示關懷同情：“夷狄日開張，黎元愈憔悴。”“骨添薊垣沙，血漲滹沲浪。”與此同時，詩人還表達了他願爲平叛而效力的懷抱，如“臣實有良策，彼可徐鞭笞”（《雪中書懷》）；“關西賤男子，誓肉虜杯羹”（《感懷詩》）；“常恨兩手空，不得一馬箠”（《送沈處士赴蘇州李中丞招以詩贈行》）；“何當提筆待巡狩，前驅白旆弔河湟”（《皇風》）。

杜牧古體詩的另一特點是叙事性。詩人借五古形式或寫婦女的坎坷生活及其悲慘的命運，或寫名將賢人的功業與才能，不乏佳篇。如名篇《杜秋娘詩》，叙述了秋娘從“低鬟認新寵”的帝王寵姬，淪爲“夜借鄰人機”的貧婦，最終作了宫廷鬭争犧牲品的遭遇。前此的叙事詩中，曾經塑造了諸如羅敷、劉蘭芝、花木蘭、楊貴妃等藝術形象，但像秋娘這樣一生大起大落、頗具戲劇意味的人物形象却也並不多見。她的出現，無疑豐富、充實了我國古典叙事詩歌的畫廊。又如《張好好詩》，寫了好好從歌驚四座的妙齡樂妓到洛陽街頭的賣酒婦人的不幸遭遇，與白居易的《琵琶行》一樣，反映了封建社會中廣大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婦女的悲慘命運。此外，詩人運用五古形式還寫了其他衆多的人物，其中有在平定淮西藩鎮時建立戰功的李光顔。《郡齋獨酌》有云：

我愛李侍中，摽摽七尺强。白羽八札弓，壓緑檀槍。風前略横陣，紫髯分兩傍。淮西萬虎士，怒目不敢當。功成賜宴麟德殿，猿超鶻掠廣毬場。三千宫女側頭看，相排踏碎雙明璫。旌竿幖幖旗，意氣横鞭歸故鄉。

刻畫了李光顔的威武丰采。其他如對博古通今、文武兼備的冀處士，以及躬耕田畝、優遊山林、超然物外的朱處士等，都寫得人各有貌，生動傳神。毫無疑問，在古體叙事作者寥寥的晚唐，杜牧寫作這麽多古體長篇，並取得這樣的成就，是應當予以足够評價的。

杜牧的古體詩與近體律、絶在藝術風格上有所不同。他的古詩往往别有境界，寫得古樸純厚，雄豪健朗，頗有太白遺風。如《池州送孟遲先輩》末云：

人生直作百歲翁，亦是萬古一瞬中。我欲東召龍伯翁，上天揭取北斗柄。蓬萊頂上斡海水，水盡到底看海空。月於何處去，日於何處來？跳丸相趁走不住，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皆爲灰。酌此一杯酒，與君狂且歌。離别豈足更關意，衰老相隨可奈何！

詩固寓人生如夢、及時行樂的衰頽情緒，却有意仿效屈原《天問》之體，展開藝術想象的翅膀，情感激蕩，氣度恢宏。再看他描寫大雨的雄壯景象：

東垠黑風駕海水，海底卷上天中央。三吴六月忽悽慘，晚後點滴來蒼茫。錚棧雷車軸轍壯，矯躩蛟龍爪尾長。神鞭鬼馭載陰帝，來往噴灑何顛狂。四面崩騰玉京仗，萬里横牙羽林槍。雲纏風束亂敲磕，黄帝未勝蚩尤强。百川氣勢苦豪俊，坤關密鎖愁開張。（《大雨行》）

寫江南孟夏大雷雨的景象。從點點滴滴，到雷電大作，暴雨傾瀉，直至百川崩流，天地爲之籠罩的過程，寫來酣暢淋漓，汪洋恣肆，使人如聞如見。詩中比喻之豐富亦足驚人，如以“錚棧雷車”喻雷聲，以“矯躩蛟龍”喻閃電，以“玉京仗”、“羽林槍”喻傾注之雨綫，以黄帝與蚩尤之交戰喻濃雲慘霧，形容雷雨交加時的聲、色、光、形，無所不至。

杜牧的散文數量可觀，有論、書、啓、序、傳、記、銘、狀等近百篇，從中可見他在政治、軍事方面的卓越才能和關心時政、同情民瘼的積極進取精神。全祖望曾道：“杜牧之才氣，其唐長慶以後第一人耶！讀其詩古文詞，感時憤世，殆與漢長沙太傅相上下。”（《杜牧之論》）如果説杜牧詩歌中有一部分是遊宴應酬之作的話，那麽，他的文章則大都是“感時憤世”之作。他的《上知己文章啓》對此説得很清楚：“元和功德，凡人盡當歌詠紀叙之，故作《燕將録》。往年弔伐之道未甚得所，故作《罪言》。自艱難來始，卒伍傭役輩，多據兵爲天子諸侯，故作《原十六衞》。諸侯或恃功不識古道，以至於反側叛亂，故作《與劉司徒書》。處士之名，即古之巢、由、伊、吕輩，近者往往自名之，故作《送薛處士序》。寶曆大起宫室，廣聲色，故作《阿房宫賦》。有廬終南山下，嘗有耕田著書志，故作《望故園賦》。”

就内容言，杜牧的散文涉及面比較廣。其中，有反映其文學思想的《答莊充書》、《李賀集序》、《獻詩啓》、《李府君墓誌銘》[2]等，這類文章第一次明確提出“文以意爲主”的理論，主張以意氣統率辭章，反對華而不實的淫靡詩風，充分肯定了李賀詩歌的藝術特色和成就。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有重要地位。同時，集中也有表達他反對佛道迷信思想的《論相》、《杭州新造南亭子記》、《書處州韓吏部孔子廟碑陰》、《三子言性辯》等。他譏諷秦始皇、漢武帝的迷於長生，至死不悟，也揭露了朝野迷信佞佛的愚妄。他反對孟子的性善説和楊子人性善惡混之説，而贊成荀子的性惡説，認爲：“荀言人之性惡，比於二子，荀得多矣。”他還以歷史事實論證相術之虚妄不足信，對荀子否定相術的《非相》篇極表贊同。如此等等，均可看出他較其同輩，對現實有更爲清醒的認識。

他的文章最有意義的是論説藩鎮割據和回鶻、吐蕃侵擾的部分。由於家學淵源，杜牧自幼研讀經史，復致力於經世濟時之學，尤諳兵書韜略，所著《孫子注》一書，“上至周、秦，下至長慶、寶曆之兵，形勢虚實，隨句解析，離爲三編”。入仕後杜牧即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削平河北三鎮的割據，收回落入吐蕃之手的河湟地區等問題上。對淮西一戰綿延多年方得平定之事，他也要探究個水落石出。自云：“某大和二年爲校書郎，曾詣淮西將軍董重質，詰其以三州之衆，四歲不破之由。重質自誇勇敢之外，復言其不破之由，是徵兵太雜耳。”（《上李司徒相公論用兵書》）可見他對現實政治的關心！本着這樣的精神，他寫了《罪言》、《原十六衛》等，上書執政，直陳己見，指出歷朝處置藩鎮政策之誤，提出了切實可行的用兵措施。《唐書》本傳便曾謂澤潞之平，“略如牧策”。不管當時李德裕是否用了杜牧的意見，但在如何處置江淮一帶的劫江者時，李德裕却是確實按杜牧的主張去實施的，甚至連船隻的數目和兵員多少都相同。由於這些文章觸及時事，兼具説理性和實用性，所以深得史學家司馬光的贊賞，而將《罪言》、《原十六衛》、《戰論》、《守論》、《注孫子序》、《上李司徒相公論用兵書》六文的要點摘入《資治通鑑》。一口氣選用杜牧這麽多文章，其對杜文之重視，於此可知。

杜牧的傳記文亦有鮮明的愛憎和强烈的現實意義。他贊揚對國家和民族的安定統一作出貢獻的人物，大力頌揚其英勇獻身的精神。如《張保皋鄭年傳》、《燕將録》、《竇列女傳》、《宋州寧陵縣記》等，與韓愈的《張中丞傳後叙》、柳宗元的《段太尉逸事狀》，其精神是一脈相承的。他曾自述作文原則曰：“事必直書，辭無華飾，所冀通衢一建，百姓皆觀，事事彰明，人人曉會，坦率誠樸，不近文章。”（《進撰故江西韋大夫遺碑文》）又云：“鋪陳功業，稱校短長，措於《史記》、《漢書》之間，讀於文士才人之口，與二子並無愧容。”（《上安州崔相公啓》）可見杜牧有意追慕《史》《漢》風格，追求質樸無華，崇尚實用，在文風委靡的晚唐，杜牧無疑是韓、柳古文運動的有力後勁。正因爲如此，他的《張保皋鄭年傳》、《竇列女傳》，不祇爲新、舊《唐書》所引録，爲歐陽修、宋祁所喜愛，更爲王士禛所激賞，《香祖筆記》卷六云：“余於唐人之文，最喜杜牧、孫樵二家。”李慈銘論杜文曰：

（七月初一日）午後讀樊川文。予自己酉冬於《唐文粹》中讀牧之之數篇，不過謂其生峭便學，如孫樵、劉蜕之徒。今日復讀之，乃知才學均勝，通達治體，原本經訓，而下筆時復不肯一語猶人。故骨力與詩等，而氣味醇厚較過之。所著如《罪言》、《原十六衞》、《守論》、《戰論》諸篇，前惟賈太傅《治安策》、《過秦論》，後惟老蘇《幾策》、《權書》可以鼎立，固爲最著；他如《李飛墓誌》、《盧秀才墓誌》、《李賀集序》、《注孫子序》、《杭州新造南亭子記》、《上李司徒論用兵書》、《上李太尉論江賊書》、《黄州刺史謝上表》、《進撰韋寬遺愛碑文表》、《塞廢井文》、《題荀文若傳後》諸作，皆奇正相生，不名一體，氣息亦直逼兩漢。長篇如《韋寬遺愛碑》，尤見筆力。《燕將録》、《竇列女傳》亦卓然史才。雖取境太近，然一展卷間，如層巒疊嶂，煙景萬物；如名將號令，壁壘旌旗，不時變色；如長江大沙，風水相遭，陡作奇致；又如食極潔諫果，味美於回，真韓、柳外一勍敵也。（《越縵堂讀書記》）

杜牧另有三篇散文短賦，數量雖寡，影響却大。其《阿房宫賦》，一出即名動京師，因此被主考官崔郾取爲進士第五名。此賦咏史警今，寓有諷諫深意。不僅主題思想積極，且在表現形式和手法上亦有創新，全文韻散相間，詞藻富贍，情景逼真，熔叙述、抒情、議論於一爐，深受歐陽修和蘇軾喜愛。歐陽修的《秋聲賦》和蘇軾的前後《赤壁賦》等，明顯受到此賦影響。

此外，杜牧還有慢詞《八六子》一首，《樊川文集》不載，而爲《尊前集》輯録，故未引起學界充分注意。宋翔鳳《樂府餘論》曰：“詞自南唐以後，但有小令，其慢詞蓋起宋仁宗朝。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臺舞席，競賭新聲，耆卿失意無俚，流連坊曲，遂盡收俚俗語言，編入詞中，以便伎人傳習，一時動聽，散播四方。其後東坡、少游、山谷輩相繼有作，慢詞遂盛。”没有注意及此詞，遂以慢詞爲柳永首唱。這樣，便將文人慢詞的創作整整推遲了兩百年，繆鉞先生在《杜牧詩選》前言和《靈谿詞説》中力闢其疏，良是。

且看《八六子》詞：

洞房深，畫屏燈照，山色凝翠沈沈。聽夜雨冷滴芭蕉，驚斷紅窗好夢，龍煙細飄繡衾。辭恩久歸長信，鳳帳蕭疏，椒殿閒扃。　　輦路苔侵。繡簾垂、遲遲漏傳丹禁。蕣華偷悴，翠鬟羞整，愁坐望處，金輿漸遠，何時綵仗重臨？正銷魂，梧桐又移翠陰。

詞寫宫怨，與他的七絶《月》詩所表達的失寵望幸的主旨相近。以詞藝論之，雖不免粗糙，且少深遠渾融的意境。不過，最後以景語結束，亦頗有回腸蕩氣之致。後秦觀《八六子》詞，融匯杜牧《贈别》詩句，寫女子懷人之思，大有出藍之致。其末句云：“正銷凝，黄鸝又啼數聲。”正仿效杜詞的語言和意境。洪邁曰：“秦少游《八六子》詞云：‘片片飛花弄晚，濛濛殘雨籠晴。正銷凝，黄鸝又啼數聲。’語句清峻，爲名流推激。予家舊有建本《蘭畹曲集》，載杜牧之一詞，但記其末句云：‘正銷凝，梧桐又移翠陰。’秦公蓋效之，似差不及也。”（《容齋四筆》）又陳霆《渚山堂詞話》曰：“少游尾闋云：‘正銷凝，黄鸝又啼數聲。’唐杜牧之一詞，其末云：‘正銷魂，梧桐又移翠陰。’秦詞全用杜格，然秦首句云：‘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剗盡還生。’二語妙甚，故非杜可及也。”他們都指出了杜詞爲秦詞之藍本，整體上雖不如秦詞精致渾凝，情景交融，但杜作在慢詞的最初階段，創調者難，故在詞史上開啓之功是不能抹煞的。

那麽，何以《樊川文集》不載此詞呢？這恐怕與詩人“既無其才，徒有其奇，篇成在紙，多自焚之”（《獻詩啓》）的嚴謹態度有關，他的外甥裴延翰不及搜尋，亦無法搜尋，集中自難輯録。而詩人平生“不拘細行”，經常出入於青樓歌館，這夢一般的生活及失意的心情與後來的柳永有着驚人的相似之處。因此，他在民間歌詞和樂曲的薰陶下作慢詞，且經張好好們演唱得以流傳保存下來，自不足怪。而且，秦觀之受杜牧的影響，也不止是一首《八六子》，如其受蘇軾激賞的《踏莎行》尾句：“郴江幸自繞郴山，爲誰流下瀟湘去？”其句式和語言即本自牧之《題壽安縣甘棠館御溝》詩句：“水殿半傾蟾口澀，爲誰流下蓼花中？”

從杜牧所作《冬至日寄小姪阿宜詩》和《讀韓杜集》，可知他作詩學屈宋，作文學班馬；詩以杜甫爲楷模，文以韓愈爲圭臬。誠如賀裳《載酒園詩話又編》所云：“此正一生所得力處，故其詩文俱帶豪健。”可貴的是，他學習前人，轉益多師，又自具面目，獨樹一幟，故於詩文詞賦，各體均工。洪亮吉《北江詩話》曰：“有唐一代，詩文兼擅者，唯韓、柳、小杜三家。”又云：“詩文並可獨到，則昌黎之外，唯杜牧之一人。”這評價還是恰當的。

本書編選體例先詩後文；詩選則分編年和未編年兩部分。選注過程中，有幸得繆鉞先生和何滿子先生指教，獲益匪淺；並承繆先生代爲題簽書名，在此特表謝忱。

朱碧蓮

一九八八年春於還芝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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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關杜牧與牛李黨争問題，請參閲拙文《論杜牧與牛李黨争》，載《文學遺産》一九八八年第二期。

[2]杜牧與元稹、白居易在文學思想上的論争請參閲拙文《杜牧與元和體詩》，載《湖北大學學報》一九八八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