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时于西洋情形，全无所知，见通商则虑其将为海盗，见传教则疑为黄巾、白莲之流，且从古未见此船坚炮利之外夷，亦从古未见此长于科学之教士，遂疑其别有所图，而不能已于畏忌。而西人于中国情形，亦全然隔膜，徒觉其庞然自大，冥顽不灵而已。隔阂既深，衅端遂终不可免。
中国初与西人交涉，不过通商、传教两端。通商本两利之事，传教亦无害于我，我非生番野蛮，岂虑其借传教以潜夺吾民，而教士之科学，且足为吾效力，则廓然大公而许其来，于我实有益无损也。然当时于西洋情形，全无所知，见通商则虑其将为海盗，见传教则疑为黄巾、白莲之流，且从古未见此船坚炮利之外夷，亦从古未见此长于科学之教士，遂疑其别有所图，而不能已于畏忌。而西人于中国情形，亦全然隔膜，徒觉其庞然自大，冥顽不灵而已。隔阂既深，衅端遂终不可免。道光以后之变局，夫固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明室初兴，沿海已有倭寇，中叶受祸之烈，尤为旷古未闻，故于泛海来之外国，疑忌最深，然疑忌之而又假之以地，令其得有根据，则官吏之好贿为之也。明代广州本设有市舶司，暹罗、占城、爪哇、琉球、浡尼皆来互市。海舟恒泊香山县南虎跳门外之浪白洋（就船贸易），正德时移于高州之电白。世宗嘉靖十四年，指挥使黄庆纳贿请于上官，移之濠镜，即今之澳门也。是为西人在陆地得有根据之始，遂有筑城置戍者。中国颇忌之，踞者亦旋去，惟葡人于穆宗隆庆初请纳租银五百两租空地建屋。总督林富为请于朝，许之，葡人遂得公然经营市步，据为己有矣。神宗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番禺举人卢廷龙入京会试，上书，请尽逐澳中诸番出居浪白，当事不能用。后何士晋督粤，毁其城。熹宗天启初，葡人借口防倭，复筑署，海道副使徐如珂又毁之。时倭寇初平，或言澳中诸番实为倭乡道，请移之浪白。粤督张鸣谓香山内地，官军环海而守，彼日食所需，咸仰于我，一怀异志，立可制其死命，移泊外洋，则大海茫茫，转难制驭，如故便。部议从之。鸣之说，在当时未为非计，后来屡以断绝接济，挟制英人，其策盖原于此，然清代交涉之失，固别有在，不能为断绝接济咎也。清圣祖顺治四年（1647年），佟养甲督粤，奏言佛郎机人寓居濠镜澳门，与粤商互市，已有历年，后因深入省会，遂饬禁止，请仍准通市，惟仍禁入省会。此为清人禁西人入广州城之始，亦沿明之旧也。世宗雍正二年（1724年），以安插西洋人，命粤督孔毓珣筹议。毓珣奏言澳门西洋人与行教之西洋人不同，居住200余年，日久人众，无地可驱，守法纳税，亦称良善，惟恐呼引族类，人数益众，请以现在3000余丁为额，现有船25只亦编列字号，作为定数，不许添造。自是葡人贸易之船以25只为限。先是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葡人言澳门系专给彼国居住，他国船只，不应停泊。粤海关监督宜尔格图为之题请，部复许各国船只移泊黄埔。及是毓珣饬船到日只许正商数人与行客公平交易，其余水手人等，均在船上等候，不许登岸行走，并不许内地人等擅入夷船。定十一、十二月风信便利，将银贷交清，即令回国。雍正九年（1731年），因总兵李维扬言，仍令各国船停泊澳门。葡人独擅澳门之志，至是一挫。然时各国皆船货并税，惟葡船25止纳船钞，货许入栈，卖去然后输税。乾隆时，闭浙海关贸易，并于粤海，各国船舶，在澳住冬，皆向葡人赁屋而居。葡人独擅东道之势，其权利犹独优也。
清开海禁事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台湾郑氏亡后两岁时，仍严南洋诸国之禁。至雍正七年乃弛。安南、广南港口等，乃相率偕来。其华人出洋者，康熙五十六年，以安南为限，西南洋皆不许往。雍正五年，闽督高其倬奏福建地狭人稠，宜广开其谋生之路，许其入海，富者为船主商人，贫者为舵工水手，一船几及百人。今广东船许出外国，何独于闽而靳之？廷议许之。世宗尝谕闽督，闻小吕宋有中国奸民二万人，宜留心察访。是年又谕廷臣，康熙未许噶罗巴小吕宋华民附洋船回内地，而回者甚少。今后出国宜定限期，逾期即不许回国，庶几不敢稽迟。当时不独畏忌外人，即华人留外国者，亦未尝不畏忌之，实缘不知海面情形，故于海盗恐怖殊深也。）设榷关四：曰粤海，在澳门；曰闽海，在漳州；曰浙海，在宁波；曰江海，在云台山。二十七年（1688年），以舟山为定海县（改旧定海县曰镇海），浙海关移设焉。特建红毛夷馆一区（明时称荷兰曰红毛，后英人至，亦以是称之），为西人住居之所。时英、法、瑞典、西班牙、比利时等在广东均已立有商馆（俗称洋行，唯荷兰商馆至乾隆二十七年始设立），而浙海税则较粤海为轻，于是诸国麕至。乾隆二十年，英总商喀喇生、通事洪任辉请收泊定海而运货至宁波，亦许之。乃越二年，忽有停止浙海之议，于是中英交涉起矣。
广州商行 这幅油画描绘了西班牙、美国、英国及荷兰各国的国旗飘扬在其广州商馆上空的情形。广州是1842年以前除葡萄牙贸易点澳门以外唯一对西方人开放的商业中心。
当时广东商馆势力以英人为最大，然不能径与人民交易，必经所谓官商者之手，买卖皆然。其事约起于康熙四十年顷，后因官商资力不足，且利为一人所专，亦为众情所不服，乃许多人为官商，于是有所谓公行者。公行始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入行者十余家，每家出款至二三十万，故其取诸外商者不得不厚，外人屡以为言，然中国官吏委以收税，管束外人之事亦以责之，故虽暂废，亦必旋复。（当时外货估价之权全在公行，公行之估价也，合税项、规费、礼物等并计之。价既定，乃抽取若干以为行用。初，银每两抽三分，后军需出其中，贡项出其中，各商摊还洋债亦出其中，于是有内用、外用之名，有十倍、二十倍于其初者，而官吏额外之需索，尚不在内。公行垄断亦出意外，如当时输出以茶叶为大宗，茶商售茶于外国者，恒先与公行接洽，其货萃于江西之河口，溯赣江，过庾岭，非一二月不能至。嘉庆时，英商自以海船至福州运茶至广东，不过13日，而公行言于当道禁之。英商虽衔之，无如何也。）康熙时英商屡以粤关费重，纠洋商争之不得。雍正初，又议增收礼物银两。七年，外商合词控于大府，得稍裁减，未几又增出口税。于是外商趋浙者渐多。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闽督喀尔吉善、粤督杨应琚请将浙海税则较粤海加重一倍以困之。奉谕粤东地窄人稠，沿海居民大半籍洋船为生，而虎门、黄埔，在在设有官兵，较之宁波之可以扬帆直至者，形势亦异，自以驱归粤海为宜。明年应专令在粤。二十四年（1759年），洪任辉赴宁波陈请，浙中已将夷馆拆毁，见其至则逐之。洪任辉愤甚，自海道经赴天津陈请，且讦粤关积弊。朝廷怒其擅至天津，命由岸道押赴广东，圈禁于澳门者三年，而命福州将军赴粤查办，得监督李永标家人苛勒状，革其职。朝廷自谓足示外商以大公矣。（二十九年，又以闽浙总督岁收厦门洋船陋规银1万两，巡抚8000两，革总督杨廷璋职。）而外人亦未尝不怨朝廷之不通下情也。而粤督李侍尧又奏定防范外夷五事（一禁夷商在省住冬；二夷人到粤，令住洋行，以便管束；三禁借外夷资本及夷人雇请汉人役使；四禁外夷雇人传递消息；五夷船收泊黄埔，拨营员弹压。案此后管束外人之苛例甚多，如外人必须居住商馆，不许泛舟江中，并不许随意出入，惟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三日得携翻译游览花园。外人不准乘舆，住商馆者不准挈眷，外人陈请必由公行转递。公行隐匿，亦只许具禀由城门守兵代递，不得擅行入城，均极无谓。道光八年，一大班挈洋妇居商馆，其时十三洋行中，有东裕行司事谢某为置肩舆，出入乘坐，久之反不许行中人乘轿入馆。大吏廉得之，立拿谢某究治，瘐死狱中。大班闻其事，架大炮馆外，设兵自卫。大府虑激变，遣通事蔡刚以理晓谕，令撤去兵炮，并速遣夷妇回国。于是洋行具禀，托以大班患病，需人乳为引，俟稍愈当即遣之。大府据禀完案，不复根追。夷妇卒逗留不返。数年后，义律来粤，竟以挈妇为援例之常。见《中西纪事》）。英人以中英之间种种隔碍，乃于1792年遣马甘尼斯当东来，时值高宗八旬万寿，赐宴赐物，颁给英王敕谕两道，于所请之事，一概驳斥不准（敕文见《熙朝纪政》及《国朝柔远记》）。又疑英使至澳门将勾结他夷为患，令松筠以兵护送，所过提镇，陈兵迎接以威之。抵杭州乃召松筠还，而命粤督百龄督带过岭，其疑忌外人如此。嘉庆初，中国方困于海寇，英亦与拿破仑构衅，拿破仑发布大陆条例以困之。葡萄牙不听，为法所破。英虑法侵及东洋，七年（1802年）以六艘泊鸡头洋，声言防法。粤督饬洋商（中国与外洋贸易之商人当时称为洋商，外商则称为夷商。）谕之，乃退去。十年（1805年），英人遣商舶赍表，亦以法为言，且言愿助中国剿海盗，政府疑其有他志，谕粤督那彦成饬兵备。十三年（1808年），英将度路利又以保护中英葡三国贸易，助剿海寇为辞，以9艘至澳，遣300人登岸据炮台。时英人以澳门属葡，但得葡人允许，即可代守，而中国视澳门为领土，特借给葡人居住，于是轩然大波起。时总督为吴熊光，巡抚为孙玉庭，命洋行挟大班往谕，不去，乃禁贸易，断接济以困之。度路利遂以兵船三闯入虎门，进泊黄埔，又乘舢板入会城，居商馆，谓中国禁采办，将入运其积也。又以中国断贸易，请还茶叶而索其值，又索偿商欠。碣石总兵黄飞鹏炮击其继至之船，毙英兵一，伤其三，乃退。然其先至者居商馆自若也。时海盗甫平，兵力疲弊，故督抚皆务持重避启衅，而仁宗以英兵闯入我境，且以保护中葡贸易为辞，以天朝与小夷相提并论，又请代剿海盗，有藐视我水师意，疑其谋袭澳门，怒。吴熊光畏葸，谕令严饬英人退兵，抗延即行剿办。又派永保赴粤查办。适英大班自印度至，以封舱怼度路利，葡人亦以银60万两犒英师，吴熊光又许其兵退即行开舱，乃退兵，贸易而去。仁宗以开舱虽在退兵后，而许之在先，益怒，革熊光、玉庭职（熊光旋遣戍伊犁），以百龄为总督，韩葑为巡抚。于是增澳门防务，定各国护货兵船均不准驶入内港，禁人民为夷人服役，洋行不得搭盖夷式房屋，铺户不得用夷字为店号，清查商欠，勒令分年归还（停利归本），选殷实者为洋商。十五年（1810年），大班喇佛以行用过重诉于葑，葑与督臣司道筹议，佥以洋人无利，或可阻其远来，不许减。十九年英舰捕美商船一，押至澳门，又追获一艘于黄埔。中国以责大班，大班无能为，遂欲停止贸易。于是英派罗尔美都来使，而使加拉威礼至粤。故事贡使见制府，免冠俯伏，制府坐，堂皇受之，加拉威礼不可。时总督蒋攸铦入都，巡抚董教增摄督事，许以免冠为礼，教增亦起立受之。英使入都，仁宗命户都尚书和世泰、工部尚书苏楞额赴津迎迓，命在通州演礼。英使既不肯跪拜，和世泰又挟之一昼夜自通州驶至圆明园，劳顿不堪，国书衣装皆落后。明日，仁宗御殿召见，正副使遂皆以疾辞。仁宗以为傲慢，大怒，绝其贡，命广惠伴押赴粤。已知咎在伴迎者，乃谴和世泰等，命粤督慰谕英使，致收贡品，仍赐英王敕谕，赐以物品，然英人之所要求，则一未得逞也。英人在广东之贸易，自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以后为东印度公司所专，至道光十四年（1834年）乃废。公司之代理人，中国谓之大班。十三洋行言散商统御无人，不便，请令再派大班来，粤督卢坤奏请，从之。于是英以律劳卑（近译亦作拿皮尔）为监督，蒲罗登副之，带威为第二监督，鲁宾逊为第三监督，以十四年六月至黄埔，请晤总督。卢坤以为大班也，怒其书用平行体，且不经公行转达，饬令回澳。律劳卑不可，坤遂绝英贸易。律劳卑乘兵舰突入虎门，坤以英人既无照会，律劳卑又不举出凭证，坚不信为英官，调兵围商馆以困之。会律劳卑有疾，乃退去，未几，卒于澳门。带威继为监督。带威去，鲁宾逊继之，议于珠江口占一小岛为根据，不复与中国交涉。十六年，英废监督，以义律为领事。邓廷桢为总督，乃许其至广州，然交涉仍多隔碍。义律上书本国，诏欲得中国允许平等，必须用兵，而战机潜伏矣。
伍敦元像 仅拥有13名会员的商行控制着广州所有的贸易，他们往往收入丰厚。此图所画的是广州公行最有名的商人伍敦元，他临死前的个人财产估计价值2600万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