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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臧否人物: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说

明代民族英雄于谦

有一首《石灰吟》: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这首诗是明朝民族英雄于谦写的,经过千锤万击,不怕烈火焚烧,不怕粉骨碎身,要留下清白在人间,写的是石灰,同时象征了于谦自己的一生。

于谦(1398—1457),字廷益,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小时候很聪明,性格坚强。明成祖永乐十九年(1421)二十四岁时中了进士。明宣宗宣德元年(1426)做了御史(监察官),明宣宗的叔父汉王高煦在山东造反,明宣宗亲自带兵讨伐,高煦投降,明宣宗叫于谦当面指斥高煦罪状,于谦义正词严,说得有声有色,明宣宗很赏识他,认为是个了不起的人才。接着于谦被派巡按江西,发现有几百件冤枉的案件,都给平反了。

宣德五年(1430),明朝政府为了加强中央的权力,特派中央比较能干的官员去治理重要的地方,五月间派况钟、何文渊等九人为苏州等府知府。到九月又特派于谦、周忱等六人为侍郎(中央的副部长),巡抚各重要省区。明宣宗亲自写了于谦的名字给吏部,破格升官为兵部右侍郎(国防部的副部长),巡抚河南、山西两省,宰相也支持这主张。明朝制度,除了南北两直隶(以北京和南京为中心的中央直辖地区)以外,地方设有十三个布政使司,每个布政使司(通称为省)设有布政使管民政赋税,按察使管刑名司法,此外还有都指挥使管军政,号称三司,是地方上三个最高长官,职权不同,彼此都不能互相管辖。布政使是从二品官,按察使是正三品官,都指挥使是正二品官,兵部右侍郎虽只是正三品官,却因为是中央官,又是皇帝特派的,奉有敕书(皇帝的手令)可以便宜行事,是中央派驻地方的最高官员,职权就在三司之上了。

于谦做河南山西巡抚,前后一共十九年(1430—1448),除周忱连任江南巡抚二十一年以外,他是当时巡抚当中任期最长的一个。

于谦极重视调查研究工作,一上任便骑马到处视察,所到地方都延请当地有年纪的人谈话,了解地方情况,政治上的得失利弊,老百姓的负担、痛苦,该办的和不该办的事,一发现问题,立刻提出具体意见,写报告给皇帝。遇有水灾、旱灾也及时上报,进行救济。他对地方的情况很清楚,政治上的措施也很及时,因此,得到人民的歌颂和支持。

明英宗正统六年(1441)他向皇帝报告,为了解决缺粮户的暂时困难,当时河南、山西仓库里存有几百万石粮食,建议在每年三月间,由州县官调查,报告缺粮户数的所需粮食数量,依数支借,到秋收时归还,不取利息。对老病和穷极不能归还的特许免还。还规定所有州县都要存有预备粮,凡是预备得不够数的,即使任期满了也不许离任,作为前一措施的物质保证,这一款由监察官按时查考。皇帝批准了这一建议。这样一来,广大的缺粮户,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就可以免除地主的高利贷剥削了,他为穷困的农民办了好事。

黄河经过河南,常常闹决口,造成水灾。于谦注意水利,在农闲时动用民力,加厚堤身,还按里数设亭,亭设亭长,负责及时督促修缮。在境内交通要道,都要种树、凿井,十几年间,榆树、柳树都长成了,一条条的绿化带,无数的水井,使行道的人都觉得阴凉,沿途都有水喝。

大同是边上要塞,巡按山西的官员很少到那里去,于谦建议专设御史监察。边地许多将领私自役使军人,为他们私垦田地,国家的屯田日益减少,边将私人的垦田却日益增加,影响到国家的收入和边防的力量,于谦下令没收边将的私田为国家屯田,供给边军开支。

于谦做了九年巡抚,政治清明,威信很高,强盗、小偷都四散逃避,老百姓过上了比较安定的生活。由于他政治上的成就,明朝政府升他为兵部左侍郎,支二品俸禄,仍旧做巡抚的官。

在这九年中,于谦的建议到了北京,早上到,晚上就批准,是有其政治背景的。原来这时的皇帝是年轻人,明英宗当皇帝时才十岁,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皇帝的祖母和母亲)很敬重元老重臣三杨:杨士奇、杨溥、杨荣,这三个老宰相都是从明成祖时就当权的,比较正直,有经验,也有魄力,国家大事都由他们作主张。他们同意于谦做巡抚,对于谦很信任,于谦有了朝廷上三杨的支持,才能在地方办一些好事。到了正统后期,正统五年(1440)杨荣死,七年杨士奇死、太皇太后死,十一年杨溥死,三杨死后,朝廷上不但没有支持于谦的力量,反对于谦的政治力量反而日益增加了,于谦的政治地位动摇了。

反对于谦的政治力量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宦官,二是权贵。

宦官王振是明英宗的亲信,英宗做了皇帝,他也做了内廷的司礼监太监(皇帝私人秘书长)。英宗年轻,什么事都听他的,只是宫里有老祖母管着,朝廷上有三杨当家,王振还不大敢放肆。到了正统五年(1440)以后,太皇太后死了,杨荣也死了,杨士奇因为儿子犯法判死罪不管事,杨溥老病,新的宰相名位都较轻,王振便当起家来了,谁也管不住了,英宗叫他作先生,公侯勋贵叫他作翁父,专权纳贿,无恶不作。他恨于谦不肯逢迎,正统六年(1441)三月,趁于谦入朝的时候,借一个题目,把于谦关在牢里,判处死刑。关了三个月,找不出于谦的罪状,只好放了,降官为大理寺少卿。

另一种反对于谦的力量是权贵。照例地方官入朝,是要送礼以致纳贿赂给朝廷权贵的。于谦是清官,在山西、河南十九年,父母和儿子住在杭州,老婆留在北京,单身过着极清苦的生活。每次入朝,不但不送礼、纳贿,连普通的人事也不送,空手去,空手回,他有一首著名的诗,为河南人民所传诵的:

手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他这样做,老百姓虽然很喜欢,朝廷权贵却恨死他了。

虽然如此,山西、河南的官吏和百姓却非常想念于谦,到北京请愿要求于谦回去的有一千来起。河南的周王和山西的晋王(皇帝的家族)也说于谦确是好官,朝廷迫于民意,只好让于谦再回去做巡抚。

这时,山东、陕西闹灾荒,流民逃到河南的有二十几万人,于谦请准朝廷,发放河南、怀庆两府的存粮救济,又安排田地和耕牛、种子,让流民安居乐业。

这十九年中,于谦的父母先后死了,照当时礼法,应该辞官在家守孝三年,父母两丧合计六年。朝廷特别命令他“起复”,不要守孝,回家办了丧事便复职。

正统十三年(1448)于谦被召入京,回到兵部左侍郎任上。

第二年发生“土木之变”。

瓦剌是蒙古部族之一,可汗脱脱不花、太师也先、知院阿剌各拥重兵,以也先为最强,各自和明朝通好往来,也经常和明朝发生军事冲突。照规定,每次来的使臣不超过五十人,明朝政府按照人数给予各种物资,也先为了多得物资,逐年增加使臣到两千多人,明朝政府要他减少人数,也先不肯。瓦剌的使臣往来,有时还沿途杀掠。到正统末年,也先西破哈密,东破兀良哈,威胁朝鲜,军事力量日益强大。明朝使臣到瓦剌的,也先提出各种无理要求,使臣怕事,一一答应,回来后又不敢报告,也先看到使臣所答应的事都没有下落,认为明朝背信,极不高兴。正统十四年(1449)也先派使臣三千人到北京,还虚报名额,交换的马匹也大多驽劣,礼部(管对外工作和朝廷礼仪的部)按实有人数计算,对提出要求的物资也只给予五分之一,还减了马价,也先大怒,决定发兵入侵。

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瓦剌大举入侵,脱脱不花攻辽东,阿剌知院攻宣府(今河北宣化区),也先亲自领军围大同,参将吴浩战死,羽书警报,不断送到北京。

军事情况紧急,王振决策,由明英宗亲自率领军队阻击,朝廷大臣以吏部尚书王直和兵部尚书邝埜、兵部左侍郎于谦为首坚决反对,王振不听,命令英宗的弟弟郕王留守,带领朝廷主要官员和五十万大军向大同出发。邝埜随军到前方,于谦留在北京管理部事。

王振的出兵是完全没有计划的。他根本不会打仗,却指挥着五十万大军。大同守将西宁侯宋瑛、武进伯朱冕、都督石亨等和也先战于阳和(今山西阳高),为王振的亲信监军太监郭敬所制,胡乱指挥,全军覆没,宋瑛、朱冕战死,石亨、郭敬逃归。明英宗的大军到了大同,连日风雨,军中夜惊,人心悔惧,王振还要向北进军,郭敬背地里告诉他敌军情况,才决定退兵。路上又碰着大雨,王振原来打算取道紫荆关经过他的家乡蔚州(今河北蔚县),请明英宗到他家做客的,走了一程,又怕大军过境,会糟蹋他家的庄稼,又下令取道宣府,这样一折腾,闹得军士晕头转向。到宣府时,也先大军追上袭击,恭顺侯吴克忠拒战败死。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带四万人迎战,到鹞儿岭,敌军设下埋伏,又全军覆没。好容易走到土木堡(今北京市官厅水库附近),诸将商量进入怀来县城据守,王振要保护行李辎重,便下令就地宿营。这地方地形高,没有荫蔽,无险可守,掘地两丈还不见水,也先大军追到,把水源都占据了,军士又饥又渴,挤成一堆。第二天,也先看到明军不动,便假装撤退,王振不知是计,立刻下令移营,阵脚一动,瓦剌骑兵便四面冲锋,明军仓皇逃命,阵势大乱,敌军冲入,明军崩溃,死伤达几十万人,明朝政府的高级官员五十多人都被敌军所杀,王振也死在乱军中。明英宗被敌军俘虏。这次不光彩的战役就叫“土木之变”。

土木败报传到北京,北京震动。这时明军的精锐都已在土木覆没了,北京空虚,形势极为危急。翰林院侍讲(为皇帝讲书的官)徐珵是苏州人,在土木之变前,看到局面不好,就打发妻子老小回苏州去了。败报传到后,郕王召集文武百官商量对策,徐珵大声说,从天文看,从历数看,天命已去了。只有南迁,才能免祸。这个主意是亡国的主意,当时要照他的意见办,明朝政府从北京撤退到南方,瓦剌进占北京,黄河以北便会全部沦陷,造成历史上南北朝和金宋对立的局面。于谦坚决反对说,北京是全国根本,一动便大势去了,宋朝南渡的覆辙,岂可重蹈。并且说主张南迁的人应该杀头。大臣胡濙、陈循和太监金英都赞成于谦的主张,郕王也下了坚守的决心,徐珵不敢再说话了,从此恨死了于谦。

明朝政府虽然决定坚守,但是北京剩下的老弱残兵不满十万人,上上下下都胆战心惊,怕守不住。于谦建议征调各地军队到京守卫,分别部署前方要塞军事,人心才稍稍安定。郕王十分信赖于谦,升他为兵部尚书(国防部部长),领导北京的保卫战。

王振是土木败军的祸首,群臣提出要追究责任,王振的党羽马顺还倚仗王振的威风,当面叱责提出这主张的人,引起了公愤,给事中(官名,管稽察六部和各机关的工作)王竑抓住马顺便打,群臣也跟着打,把马顺打成肉泥,朝班大乱,连守卫的卫士也呼噪起来了。郕王吓得发抖,站起来要走,于谦赶紧上前拉住,并教郕王宣布马顺有罪应该处死,这才扭转了乱纷纷的局面。退朝时,于谦穿的衣裳,袖子和下襟都裂开了。吏部尚书(管选用罢免官员的部长)王直看到他,拉住手叹口气说,国家只靠着你!像今天的事,一百个王直也办不了。从此,郕王和朝廷大臣,京城百姓都倚靠于谦,认为他有担当,可以支撑危局。于谦也毅然决然把国家的事情担当起来。

英宗被俘,他的儿子还是小孩子,当时形势,没有皇帝是不行的。大臣们商量立郕王为皇帝,郕王再三推辞。于谦说,我们是为国家着想,不是为了任何个人。郕王才答应。九月,郕王即位为皇帝,是为明景帝。

于谦建议景帝,瓦剌得胜,一定要长驱南下。一要命令守边诸将协力防守;二要分道招募民兵;三要制造兵器盔甲;四要派遣诸将分守九门,结营城外;五要迁城关居民入城,免遭敌军杀掠;六要派军队自运通州存有的大量粮食作为军饷,不要被敌人利用。又保荐一些有能力的文官出任巡抚,军官用为将帅。景帝一一依从,并命令于谦提督各营军马,统率全军。

也先带着明英宗,率军南下,每到一个城池,便说皇帝来了,要守将开门迎接,守将遵从于谦的指示,说我们已经有了皇帝了,拒不接受。也先利用明英宗要挟明朝政府不成功,很丧气。明朝北部各个城池虽然因此保住了,明英宗却也因此对于谦怀恨在心。

瓦剌大军突破紫荆关,直入包围北京。都督石亨主张收兵入城,坚壁拒守。于谦反对,认为怎么可以向敌人示弱、使敌人越发轻视呢。下令诸将统兵二十二万分别在九门外拒守,亲自率领石亨和副总兵范广、武兴列阵德胜门外,和也先决战。通告全军,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将士知道只有决战才有生路,都奋勇争先。由于于谦保卫北京的主张是和北京人民的利益一致的,获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也先原来认为北京不战可下,一见明军严阵以待,便泄气了,派人提出要大臣出迎明英宗,要索金帛,和于谦等大臣出来商议等条款,都被拒绝,越发气沮。进攻德胜门,明军火器齐发,也先弟中炮死。转攻西直门,又被击退。进攻彰义门,当地的老百姓配合守军,爬上房顶呐喊,投掷砖石,又被击退。相持了五天,敌军始终没有占到便宜,听说各路援军就要到达,怕归路被截断,只好解围退兵,北京的保卫战就此胜利结束。景帝以于谦功大,加官为少保(从一品),总督军务。

景泰元年(1450)大同守将报告也先派人来讲和,于谦严令申斥守将,从此边将都坚决主战,没有一个人敢倡议讲和的。

也先看到明朝有了新皇帝,不承认明英宗,便在蒙古重立英宗为皇帝,来和明朝对抗,结果明朝政府置之不理,这个法宝也不灵了。俘虏到皇帝,不但没有用处,还得供养,成了累赘,便另出花招,派使臣声明愿意送还皇帝,制造明朝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明朝大臣都主张派使迎接,景帝很不高兴,说我本来不愿做皇帝,是你们要我当的。于谦说,皇位已定,不可再变。也先既然提出送回皇帝,理当迎接,万一有诈,道理在我们这面。景帝一听说皇位不再更动,忙说依你依你。派大臣接回英宗,一到北京,就把这个皇帝关在南宫里。

从景泰元年到景泰七年(1450—1456),于谦在兵部尚书任上,所提的意见,明景帝没有不同意的。朝廷用人,也一定先征求于谦意见,于谦不避嫌怨,有意见便说,由此,有些做不了大官的人,都恨于谦,有些大官作用比不上于谦的,也恨于谦,特别是徐珵,他一心想做大官,拜托于谦的门客,想做国子祭酒(大学校长),于谦对景帝说了,景帝说,这人倡议逃亡,心术不正,怎能当这官,败坏学生风气。徐珵不知于谦已经推荐,反而以为是于谦阻挠,仇恨越发深了。改名有贞,等候机会报复。大将石亨原先因为打了败仗削职,于谦保荐领军抗敌立了功,封侯世袭。他嫌于谦约束过严,很不乐意。保卫北京之战,于谦是主帅,功劳最大,结果石亨倒封了侯爵,心里过意不去,写信给景帝,保荐于谦的儿子做官。于谦说国家多事,做臣子的照道理讲不该顾私恩。石亨是大将,没有举荐一个好人,一个行伍有功的,却单单举荐我的儿子,这讲得过去吗?而且我对军功,主张防止侥幸,绝不敢以儿子冒功。石亨巴结不上,反而碰了一鼻子灰,越发生气。都督张打仗失败,为于谦所劾。太监曹吉祥是王振门下,也深憾于谦。这批人共同对于谦不满,便暗地里通声气,要搞倒于谦,出一口气,做升官的打算。

于谦性格刚直,处在那样一个时代,遇事都有人出来反对,只靠景帝的信任,做了一些事。他在碰到不如意事情的时候,便拍胸叹气说:这一腔热血,竟洒何地?他又看不起那些庸庸碌碌的大臣和勋臣贵戚,语气间时常流露出来,恨他的人便越发多了。他坚决拒绝讲和,虽然明英宗是因为明朝拒和,也先无法利用才被送回来的,心里却不免有些不痛快。这样,在明景帝统治的七年间,在表面上,于谦虽然权力很大,在另一面,却上上下下都有人对他怀恨,只是不敢公开活动而已。

于谦才力过人,当军务紧急,顷刻变化的时候,他指挥若定,眼睛看着报告,手头屈指计算,口授机宜,合于实际,底下的工作人员看着,不由得衷心佩服。号令严明,不管是勋臣宿将,一有错误,便报告皇帝行文申责,几千里外的守将,一得到于谦指示,无不奉行。思虑周密开阔,当时人没有能比得上的。忧国忘身,虽然立了大功,保住了北京城,接还了皇帝,却很谦虚,口不言功。生性朴素俭约,住的地方才蔽风雨,景帝给他一所西华门内的房子,几次辞谢不许才搬过去。“土木之变”后,索性住在办公室里不回家。晚年害了痰病,景帝派人去看,发现他生活过于俭约,特别叫宫内替他送去菜肴。有人说皇帝宠待于谦太过了,太监兴安说,这人日日夜夜为国家操心,不问家庭生活。他要去了,朝廷哪儿能找得这样的人!死后抄家,除了皇帝给的东西以外,更没有别的家财。

景泰八年(1457)正月,明景帝害了重病,不能起床。派石亨代他举行祭天仪式。石亨认为景帝活不长久了,便和徐有贞、曹吉祥、张等阴谋打开南宫,迎明英宗复位,史称“夺门之变”。明英宗第三次做了皇帝,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于谦和大学士(宰相)王文关在牢里。石亨等诬告于谦、王文谋立外藩(明朝皇帝的本家,封在外地的),法司判处谋逆,应处死刑。审案时,王文据理申辩,于谦笑着说,这是石亨等人的主意,申辩有什么用。判决书送到明英宗那里,英宗还觉得有些过意不去,说于谦实在有功。徐有贞说,不然,不杀于谦,夺门这一着就说不出名堂来了。于谦、王文同时被杀,明景帝也被绞死,这一年于谦六十岁,明景帝才三十岁。

于谦死后,家属被充军到边地。大将范广、贵州巡抚蒋琳也因为是于谦所提拔的牵连被杀。还刻板通告全国,说明于谦的罪状,这个板子一直到成化三年(1467)才因有人提出意见毁掉。

曹吉祥是于谦的死对头,可是他的部下指挥朵儿却深感于谦的忠义,到刑场祭奠痛哭,曹吉祥大为生气,把他打了一顿。第二天,朵儿又去刑场祭奠了。都督同知陈逵冒着危险,收拾于谦的尸首殡葬,过了一年,才归葬杭州。

广大人民深深悼念于谦,当时不敢指名,作了一个歌谣:

鹭鸶冰上走,何处觅鱼嗛?

鱼嗛是于谦的谐音,这个民族英雄的形象是永远留存在人民的记忆中的。明末抗清民族英雄张煌言有一首诗:

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

日月双悬于氏庙,乾坤半壁岳家祠。

于谦的事迹直接教育了这个有骨气的好汉,宁死勿屈,保持了民族的正气。

石亨的党羽陈汝言代于谦做兵部尚书,不到一年就撤职抄家,有很多金银财宝,明英宗叫大臣们参观,并说,于谦在景泰朝极被亲信,死后没有一点家业,陈汝言怎么会有这么多!石亨听了,说不出一句话。过些日子,边方传来警报,英宗很发愁,恭顺侯吴瑾在旁边说,要是于谦在的话,不会有这情况。英宗听了也说不出一句话。

于谦的政敌都先后失败,徐有贞充军云南,石亨下狱死,曹吉祥造反灭族。

明宪宗成化元年(1465),于谦的儿子于冕遇赦回家,写信给皇帝申冤,明宪宗恢复了于谦的官位,派人祭奠,祭文中说:“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唯公道之独持,为权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这几句话,传诵一时。于谦的名誉恢复了。明孝宗弘治二年(1489)谥于谦为肃愍,并建立祠堂,号为旌功。明神宗万历时又改谥忠肃。杭州、开封、山西和北京的人民都建立了他的祠堂,广大人民永远纪念这个保卫北京城的民族英雄,永垂不朽!

于谦的著作流传到今天的有《于肃愍公集》八卷,《少保于公奏议》十卷。演绎他的故事的小说有孙高亮所著的《于少保萃忠全传》十卷。

海瑞的故事

海瑞的时代,是明封建王朝从全盛走向衰落的时代。他生在正德九年,死于万历十五年(1514—1587),一生经历了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个皇帝。这几十年中,社会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土地更加集中了。皇帝侵夺百姓的土地,建立无数皇庄,各地亲王和勋戚、贵族、大官僚都有庄田,亲王的庄田从几千顷到几万顷。嘉靖时的宰相严嵩和徐阶都是当时最大的地主。万历时期有一个地主的田地多到七万顷。农民的土地被地主所侵夺,沦为佃农、庄客,过着牛马般的生活。庄园的庄头作威作福,欺侮百姓。贵族和官僚的家里养着无数的奴仆,有的是用钱买的,有的是农民不堪赋役负担,投靠来的。他们终年为主人服役,除家庭劳役外,有的学习歌舞、演戏;有的纺纱织布,四外贩卖;有的替主人经营商业,开设店铺,没有工资,也没有自由,世代子孙都陷于同一命运。国家所控制的人口减少了,因为一方面农民大量逃亡,流散四方;另一方面一部分人口沦落为奴仆,户口册上的人口数字日渐减少。同时土地的数字也减少了,这是因为农民流亡,田地抛荒;庄田数目越来越大,庄田主的贵族和官僚想法不缴或少缴钱粮,这样,向国家缴纳地租的土地就越来越少。更严重的是中小地主和上中农为了逃避赋役,隐蔽在大地主户下,大地主的土地越多,势力越大,把应出的赋役分摊在农民的头上,农民的负担便越重,阶级矛盾便越尖锐。

这个时期,是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时期。

贪污成为政治风气,正德时刘瑾和他的党羽焦芳等人,公开索取贿赂;嘉靖时的严嵩父子、赵文华、鄢懋卿等人,从上到下,都要弄钱,不择手段。以知县来说,附加在田赋上的各项常例(1)就超过应得的薪俸多少倍;上京朝见,来回路费和送京官的贿赂都要农民负担。徐阶是当时有名的宰相,是严嵩的对头,但是,他家就是松江最大的富豪、最大的地主,也是最大的恶霸。

京官、外官忙于贪污,水利没有人关心了,许多河流淤塞了。学校没有人关心了,府县学的生员名为学生,到考试时才到学校应付。许多农民产业被夺,田地没有了,却得照旧纳税,打官司的人越来越多了。

这个时期是政治最为腐败,贪污成为风气的时期。

也正是这个时期,倭寇(日本海盗)猖獗,沿海一带,经常受到倭寇的威胁。浙江、福建两省被倭寇侵略最严重。明朝政府集中了大量兵力,把这两省合成一个防御性的军事体系,设总督(2)管辖军事。军队增加了,军饷相应增加,这些负担也自然落在农民身上。

大地主的兼并,官吏的贪污,倭寇的侵略,使农民生活日益困苦。表面上熙熙攘攘,一片繁荣景象,骨子里却蕴藏着被压抑的千千万万农民的愤怒,一触即发。

海瑞的时代就是这样一个时代。

海瑞任浙江淳安知县的时候,总督是严嵩的亲信胡宗宪。

淳安是山区,土地贫瘠,老百姓都很穷,山上只产茶、竹、杉、柏,山下的好田地都被大族占了,老百姓穷得吃不上饭。这个县又处在新安江下游,是水陆交通的枢纽,朝廷使臣,来往官僚过客,都要地方接待。例如,经过一个普通官,就要用银二三十两;经过巡盐御史、巡按御史等监察官员(3),要用银一二百两,巡抚(4)出巡,则要用银三四百两。这都要百姓赔垫。他们坐船要支应船夫,走陆路要支应马匹夫役。地方穷,负担重。

有一次,胡宗宪的儿子经过淳安,仗着是总督公子,作威作福,嫌驿站(传递文书的站)的马匹不称心,供应不周到,大发脾气,喝令跟人把驿吏捆了,倒挂在树上。驿站的人慌了,跑到县衙要办法,海瑞说:“不慌,我自有主张。”他带人走到驿站,一大堆人在围着看热闹。鲜衣华服的胡公子还在指手画脚,一看海瑞来,正要分说。海瑞不理会,径自进驿站去,一看胡公子带的大箱子小箱子几十个,都贴着总督衙门封条,就有了主意。立刻变了脸色,叫人把箱子打开,都沉甸甸的,原来装着好几千两银子呢。海瑞对着众人说:“这棍徒真可恶,竟敢假冒总督家里人,败坏总督官声!上次总督出来巡查时,再三布告,叫地方上不要铺张,不要浪费。你们看这棍徒带着这么多行李,这么多银子,怎么会是胡总督的儿子,一定是假冒的,要严办!”把几千两银子都充了公,交给国库,写一封信把情由说了,连人带行李一并送交胡宗宪。胡宗宪看了,气得说不出话,怕海瑞真个把事情闹大,自己理屈,只好算了,竟自不敢声张。

海知县拿办总督公子的新闻轰动了淳安,传遍了东南,老百姓人人称快,贵族官僚子弟个个头痛,骂他不识时务。

更使人高兴称快的是另一件事:海瑞挡了都御史的驾,拒绝他入境。这在当时说来,是件了不得的骇人听闻的大事。

鄢懋卿是当时宰相大奸臣严嵩父子的亲信,嘉靖三十五年(1556)以左副都御史的身份,出京来总理两浙(浙东、浙西)、两淮(淮南、淮北)、长芦、河东盐政。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是朝廷最高级的监察官员之一,出巡地方时是钦差(5),掌握着进退升降官吏的建议权。总理盐政是名目,实质上是皇帝要钱用,叫他从产盐、卖盐上打点主意,多搞些钱。

鄢懋卿以监察官、钦差大臣的身份,加上有严家父子做靠山,一到地方,威风得很,利用职权,收受贿赂,给钱的是好官,给多的便答应升官,给少的便找题目磨难,非吃饱了不走。总之,不管官大官小,什么地方,什么官,非给他钱不可,非给够了不走。不这样做,除非不打算做官才行。

不只送贿赂,还要大大地铺张供应、迎送。地方长官巡抚、按察使、知府(6)、知县,大大小小都得跪着接送。吃饭要供应山珍海味,住处要张灯结彩。在扬州,地方请吃饭,一顿饭就花了一千多两银子。他还带着老婆一起,老婆坐五彩搭的轿子,用十二个女子抬。连厕所都用锦缎做垫,便壶都用银子做。

一天,轮到要巡查严州(今浙江建德)了,要路过淳安。全县人都焦急,不知怎么办才好。

钦差、监察官、地方长官到地方巡查,照例都要发一套条约或告示,说明来意和地方应注意事项,并且大体上也都按着老规矩,照前任的抄一遍。告示内少不得要说些力戒铺张、务从节俭等冠冕堂皇的话。海瑞研究了好久,一想对了,即以其人之话还治其人之身。便对差官说,淳安地方小,百姓穷,容不下都老爷的大驾,请从别处走吧,省得百姓为难。他亲自写一封信给鄢懋卿,信上说:

细读您的布告,知道您一向喜欢简朴,不喜欢逢迎。您说:“凡饮食供应,都应俭朴,不要过分奢侈,浪费人民钱财。”您又说:“现在民穷财尽,宽一分,人民就得一分好处,一定要体谅。”您的种种恳切的教导,说得很多。我相信您的话是为国为民,是从心里说出来的,绝非空话。

但是,您奉命南下以后,沿途情况,浙江派的前路探听的人都说,各处都办酒席,每席要花三四百两银子,平常伙食都是山禽野味,不易弄到的东西。供应极为华丽,连便壶都用银子做。这种排场,是和您颁行的布告大大相反的。

都察院长官出来检查盐政,是少有的事。因为少有,所以百姓有疾苦的要求告状,有贪酷行为的官要改正,百姓也会得到少有的好处。现在情况是州县怕接待不周到,得罪都察院长官,极力买办。百姓为出钱伤脑筋,怨声不绝。百姓没有得到少有的好处,反而苦于少有的破费。这可能是地方官属奉承您,以为您喜欢巴结、不喜欢说实话,揣摩错了您的真正用心吧。

盐法毛病,我晓得一些,没有全盘研究,不敢乱说。只是这一件事,是我耳闻目见的。您如来了,东西准备了,纵使您一概不受,但是东西既然买了,必然要用许多钱,百姓怨恨,谁当得起?地方官属以今时俗例来猜测您,我又很怕您将来会因为地方官属瞎张罗,不利于执守礼法,而后悔不及。这个害比盐法不通还要大,所以敢把这些意见一一告诉您。

义正词严,话又说得很委婉。鄢懋卿看了,气得发抖,想寻事革掉他的官,但他是清官,名声好,革不得。就此过去,又气不过。只好放在心中,把这封信藏起来,批“照布告办”,严州也不去了。

严州知府正忙着准备迎接,听说都老爷忽然不来了,正在纳闷,怕出了什么岔子。后来才知道是海知县写了信,惹了祸。怕连累自己,大怒,海瑞一进来,就拍桌子大骂:“你多大的官儿,敢这样!”骂不停口。海瑞不说一句话,等骂完了,气稍平了,作了一个揖就走,以后也不再说什么。等到鄢懋卿巡查完了,走了,严州府上下官员一个也没出事,知府这才放了心,过意不去,见海瑞时连说:“好了淳安百姓,难为了你,难为了你!”

鄢懋卿恨极海瑞,要报复,叫他管下的巡盐御史袁淳想主意。袁淳也是恨海瑞的,他巡查地方时,海瑞照规矩迎送,迎得不远,送得也不远,供应不丰富,有什么需索,也是讨价还价。这回正好一举两得,也报了自己的私仇。这时海瑞已得朝命升任嘉兴通判(知府的副职),便找一个公文上的手续不对,向朝廷告发,把海瑞降职为江西兴国知县。

海瑞从江西调到北京,后来又调到南京做了几年官,在隆庆三年(1569)六月才被派为江南巡抚,巡抚衙门设在苏州。第二年四月被革职回家,只做了半年多巡抚。

他最恨贪污,一上任,便发出布告,严禁贪污,打击豪强。他敢说敢做,连总督、都御史都不怕,谁还敢不怕他。属下的地方官员有贪污行为的听说他来了,吓得心惊胆战,罪恶较大的赶忙自动辞官。有的大族用朱红漆大门,一听海都堂要来,怕朱红大门太显耀,连夜把大门改漆成黑色。管织造的太监,常时坐八人轿子,这时吓得减去一半。大地主们知道海瑞一向主张限田,要贯彻均平赋税的主张,实行一条鞭法(7),也都心怀鬼胎,提心吊胆,时刻不安。

他在做江南巡抚的几个月中,主要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除弊”,另一件是“兴利”。

除弊,主要的是打击豪强,打击大地主,要他们把非法侵占农民的田地退出一部分还给农民。

擒贼要先擒王,江南最大地主之一是宰相徐阶,这时正罢官在家。海瑞要他家退田,徐阶只好退出一部分。海瑞不满意,写信给徐阶,要他退出大半,信上说:

看到您的退田册,更加钦佩,您是这样使人意想不到的大贤大德。但是已退的田数还不很多,请您再加清理,多做实际行动。从前有人改变父亲的做法,把七个屋子储藏的钱,一会儿便都散光了。您以父亲的身份来改正儿子的做法,有什么做不到的呢?

把非法侵占民田的责任算在他儿子账上,给他留点面子。

这样做,朝廷大官和地方乡官都怕了,人人自危,怨声四起。海瑞在给李石麓阁老信中说:

存翁(徐阶)近来受了许多小人的累,很吃了点苦头。他家产业之多,真叫人惊奇,吃苦头是他自取的。要不退出大半,老百姓是不会甘心的。有钱人尽干坏事,如今吃了苦头,倒是一条经验。我要他退出大半田产,也正是为他设想,请不要认为奇怪。

官僚舆论说他矫枉过直,搞得太过火了,他说并不过火。在给谭次川侍郎信上说:

矫枉过直,是从古到今一样的道理,不严厉的改革,便不能纠正过错。我所改革的都不是过直的事,一定会办好,请放心。

又说:

江南粮差之重,天下少有,古今也少有。我所到过的地方,才知道所谓富饶全是虚名,而苦难倒很严重,这中间可为百姓痛苦,可为百姓叹息的事,一句话是说不完的。

他不但要坚持下去,还要进一步解除百姓的痛苦,可惜几个月后,他便被革职丢官了。

徐家的田退出,徐阶的弟弟徐陟,做过侍郎,为非作歹,残害百姓,海瑞把他逮捕了依法制裁。地方官奉行政令,不敢延误,大地主们走不动的只好依法退田,有的便逃到别的地方避风头。穷人田地被夺的都到巡抚衙门告状申诉,海瑞一一依法判处。老百姓欣喜相告,从今以后有活路了。地主官僚却非常恨海瑞,暗中组织力量,制造舆论,要把他赶走。

退田只是帮助穷民办法的一种,另一种有效的办法是清丈,把土地的面积弄清楚了,从而按每块土地等级规定租税。以此,海瑞做知县,做巡抚,都以清丈为第一要事,在这基础上,贯彻一条鞭的法令,在一条鞭规定所应征收的以外,一毫不许多取。这对当时农民来说,是减轻徭役,明确负担,提高生活,发展生产的有效措施,是对人民的德政。

兴利是兴水利。江苏的吴淞江泄太湖之水,原来沿江的田亩,都靠这条江水灌溉。年代久了,没有修治,江岸被潮水冲蚀,通道填淤,一有暴雨,便成水灾,淹没田亩,水利成为水害。海瑞在亲自巡行调査之后,决定修治,正月兴工,同月又修治常熟县的白茆河、杨家滨等河,结合赈济饥民,用工代赈;他亲自坐小船往来江上,监视工程的进行,不久就都完工了,人民大得好处。原来老百姓是不敢指望开河的,一来想这样的政府不会做这样的好事,二来想要做也无非要老百姓出钱。因此流传的民谣中有两句话说:“要开吴淞江,除是海龙王”。意思是永世也开不了。现在人民的愿望实现了,河修好了,没有花老百姓一个钱。

在朝官僚、在野的乡官大族都恨海瑞。过往官僚因为海瑞裁节交通机构过多的费用,按制度办事,奉朝命该供应马匹和交通工具的只按制度供应,节约民力和费用;凭人情但是不合制度的一概不供应,不管你是什么来头,这样一来,这些人受了委屈,也恨海瑞。他们先后向皇帝告状,说他偏,说他做得太过火,说他包庇坏人,打击乡绅,只图自己有个好名声,破坏国家政策。海瑞成为大官僚、大地主的公敌,被夺去巡抚职权,改督南京粮储,专管粮饷。这时,高拱做宰相,海瑞骂过他,他也是恨海瑞的,又把管粮的职务归并到南京户部(8),这样,海瑞的职权全被剥夺,只好告病回家了。

在排挤、污辱、攻击海瑞,保卫自己的利益的这群朝官中,吏科给事中(9)戴凤翔是个代表人物。他向皇帝告状,说江南在海瑞的治理下,百姓成为老虎,乡官是肉,海瑞叫百姓拿乡官当肉吃,把乡官弄苦了。海瑞很生气,立刻回击,也上疏(10)给皇帝说:

华亭县(今上海市松江区)乡官田宅特别多,奴仆特别多,老百姓十分怨恨。这种情况,恐怕在全国各地都找不出。……老百姓告乡官霸占田产的有几万人。……二十年以来,地方府县官都偏听乡官、举人、监生(11)的话,替他们撑腰,弄得老百姓的田产一天天少下去,乡官却一天天富起来。……凤翔说百姓是老虎,乡官是肉。他却不知道乡官已经做了二十多年老虎,老百姓做了二十多年的肉。今天乡官的肉,本是老百姓原有的肉;原先被抢走,如今还出来,本来也不是乡官的肉啊!何况过去乡官抢占老百姓十分,如今只还一分,还得并不多,却就大叫大闹了。我看凤翔在家乡,也是这样的乡官。

话说得非常锋利,有力量,既说明了情况,也指出了问题。乡官二十多年来做老虎吃老百姓,你们不说话。如今只要乡官还给老百姓原来属于他们自己的一点田地,而且只还了十分之一,你们就说老百姓是老虎吃乡官了。就说是肉吧,也是老百姓原有之肉,先前你们硬夺老百姓的肉,如今就该还,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末了,一针见血地指出,戴凤翔替乡官诉苦,这些是乡官的话,也是戴凤翔自己的话,戴凤翔要是不在朝,住在家里,也一定是只专吃老百姓的老虎。

海瑞不断遭到乡官在朝代言人的攻击,很愤慨。他给人的信中说:“一切计划,只有修治吴淞江的水患,因进行得快而成功了,其他都是将近成功就中止,怎么办,怎么办!这等世界,做得成什么事业!”给皇帝告养病的疏中说,在他巡抚任上所行兴利除害的一些办法,都是采访人民意见、研究过去制度而规定的,要求不要轻易改变。并说宰相光听一些不负责任的话,多议论,少成功,靠不住;满朝大官都是“妇人”,皇上不要听信他们。用“妇人”骂人,是封建时代的错误看法。用“妇人”骂人,而且把满朝大官一概骂尽,也是很不策略的。但是由此可见他的愤慨程度,也说明了海瑞这次罢官以后,在朝掌权的人一连十几年都没有理会他,连万历初年名相张居正也不肯起用他的原因。

是的,像海瑞这种爱护人民、一切为老百姓着想、不怕封建官僚势力、不要钱、不怕死的清官,在靠剥削人民存在的封建社会里,又怎么能站得住脚,做得成什么事业呢!

戚继光练兵

众所周知,戚继光(1528—1587)是16世纪后期抗倭的名将。但是他后来在北边十六年,训练边兵,保障国境安宁这一段史事,却为他自己以前抗倭的功绩所掩盖了,不大为人所知。

隆庆二年(1568),戚继光以都督同知被任命为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负责北边边防。

在抗倭战争时代,卫所官军腐朽了,不能打仗了。戚继光招募浙江金华义乌一带农民,教以击刺法,长短兵迭用;又以南方多水田薮泽,不利于驰逐,就根据地形,制定阵法;讲求武器精利,练成一支敢战能战的精兵,当时戚家军屡战屡胜的威名,是全国皆知的。

现在,他到北方来了,面对的地形有平原,有半险半易的地形,有山谷仄隘,各种地形都有。敌人,是擅长骑马射箭的,也和倭寇不同。用在南方打仗的一套办法来对付新的情况行吗?

经过调查研究,深思熟虑,他制定了一套新的训练办法。首先针对边军畏敌、争功的毛病,把军队重新加以组织,节制严明,有功必赏,有过必罚。行伍、旌旗、号令、行军、扎营都逐一规定了制度。每天下场操练,务要武艺娴熟。他指出:“教练之法,自有正门,美观则不实用,实用则不美观。”专拿应付上官检阅那一套来对付敌人是不行的。

为了在防御战上取得优势,他采用了骑、步、车、辎重结合的战术。还制定了阵法,在不同地形都可运用。吸收了和倭寇作战的经验,采用了敌人的武器倭刀和鸟铳,把原来的火器“大将军”、佛郎机、快枪、火箭等都加以改进和提高。长短兵迭用的原则进一步得到发挥。

更重要的是使将士和全军都有共同的目标和信念,在练了两年兵,修筑了防御工事以后,他大会诸将,登坛讲话,三天之内把所有问题都讲透了,要诸将回去以后,传与军士,要人人信服,字字遵守,万人一心。同时编了一部书叫《练兵实纪》分发给每队,每队择一识字人诵训讲解,全队口念心记,充分地做好思想教育工作。

为了给废弛已久的边兵以纪律的榜样,他调来浙江兵三千,刚到便在郊外等候检阅,恰好这天下大雨,从早到晚一刻不停,三千兵像墙一样站着,没有一个乱动的,边军看了,大吃一惊,才懂得什么叫军令、军纪。

在戚继光以前,守边的将军十七年间换了十个,大都是打了败仗换的。戚继光在边镇十六年,敌人不敢入侵,北边安定。他走了以后,继任者继承他的成规,也保持了边防几十年的安定。

经验是从实践中得来的,经过总结,提高成为理论。但是实际情况又千差万别,拿此时此地的经验硬应用于彼时彼地,就非碰壁不可。这里又有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问题。戚继光在南方、北方军事上的成功,原因是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更重要的是不以成功的经验硬应用于不同的地点和敌人,而宁愿从头做起,以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原则来指导实践。在这一点上,戚继光练兵的故事在今天说来也还是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的。

关于魏忠贤

一、生祠

替活人盖祠堂叫作生祠,大概是从那一个时代父母官“自动”请老百姓替他立长生禄位而扩大之的。单有牌位不过瘾,进一步而有画像,后来连画像也不够格了,进而为塑像。有了画像塑像自然得有宫殿,金碧辉煌,初一十五文武官员一齐来朝拜,文东武西,环珮铿锵,口中念念有词,好不风光,好不威武。

历史上盖得最多的是魏忠贤生祠,盖得最漂亮的是魏忠贤的生祠,盖得最起劲的是魏忠贤的干儿子干孙子干曾孙子重孙子灰孙子。

据《明史·魏忠贤传》说,天启六年(1625)魏忠贤大杀反对党,周起元、高攀龙、周宗建、缪昌期、周顺昌、黄尊素、李应昇一些东林党人一网打尽之后,修《三朝要典》(《东林罪状录》),立“东林党人碑”之后,浙江巡抚潘汝桢奏请为忠贤建祠。跟着是一大堆官歌颂功德。于是督抚大吏阎鸣泰、刘诏、李精白、姚宗文等抢先建立生祠。风气一成,连军人,做买卖的流氓棍徒都跟着来了,造成一阵“建祠热”:而且互相比赛,越富丽越好。地皮有的是,随便圈老百姓的,材料也不愁,砍老百姓的。接着道统论也被提起了,监生陆万龄建议以魏忠贤配享孔子,忠贤的父亲配享启圣公。有谁敢说个不字?

当潘汝桢请建生祠的奏本到达朝廷后,御史刘之待签名迟了一天,立刻革职。苏州道胡士容不识相,没有附和请求,遵化道耿如杞人生祠没有致最敬礼——下拜,都下狱判死刑。

据《明史·阎鸣泰传》,建生祠最多的是少师兼太子太师、兵部尚书阎鸣泰,在蓟辽一带建了七所。在颂文里有“民心归依,即天心向顺”的话。

潘汝桢所建忠贤生祠,在杭州西湖,朝廷赐名普德。

这年十月孝陵卫指挥李士才建忠贤生祠于南京。

次年正月宣大总督张朴、宣府巡抚秦士文、宣大巡按张素养建祠于宣府和大同。应天巡抚毛一鹭、巡按王拱建祠于虎丘。

二月阎鸣泰又和顺天巡抚刘诏、巡按倪文焕建祠于景忠山。宣大总督张朴又和大同巡抚王点、巡按张素养在大同建立第二个生祠。

三月阎鸣泰又和刘诏、倪文焕、巡按御史梁梦环建祠于西密云丫髻山,又建于昌平,于通州。太仆寺卿何宗圣建于房山。

四月阎鸣泰和巡抚袁崇焕建祠于宁前。张朴和山西巡抚曹尔祯、巡按刘弘光又建于五台山。庶吉士李若琳建于蕃育署,工部郎中曾国祯建于卢沟桥。

五月通政司经历孙如冽、顺天府尹李春茂建祠于宣武门外,巡抚朱童蒙建于延绥,巡视五城御史黄宪卿、王大年、汪若极、张枢智,建于顺天,户部主事张化愚建于崇文门外,武清侯李诚铭建于药王庙,保定侯梁世勋建于五军营、大教场,登莱巡抚李嵩、山东巡抚李精白建于蓬莱阁宣海院,督饷尚书黄运泰、保定巡抚张凤翼、提督学政李蕃、顺天巡按倪文焕建于河间、于天津,河南巡抚郭增光、巡按鲍奇谟建于开封,上林监丞张永祚建于良牧嘉蔬林衡三署,博平侯郭振明建于都督府、于锦衣卫。

六月总漕尚书郭尚友建祠于淮安。顺天巡按卢承钦、山东巡按黄宪卿、顺天巡按卓迈,也在六月分别在顺天、山东建祠。

七月长芦巡盐龚萃肃、淮扬巡盐许其孝、应天巡按宋祯汉、陕西巡按庄谦建祠于长芦、淮扬、应天、陕西等地。

八月总河李从心、总漕郭尚友、山东巡抚李精白、巡按黄宪卿、巡漕何可及建祠于济宁。湖广巡抚姚宗文、郧阳抚治梁应泽、湖广巡按温皋谟建祠于武昌,于承天,于均州。三边总督史永安、陕西巡按胡建晏、巡按庄谦、袁鲸建于固原大白山,楚王朱华奎建于高观山,山西巡抚牟志夔、巡按李灿然、刘弘光建于河东。

踊跃修建的官员,从朝官到外官,从文官到武官,从大官到小官,到亲王勋爵、治河官、卖盐官,没有一个不争先恐后,统一建生祠。

建立的地点从都城到省城,到名山,甚至都督府、锦衣卫、五军营等军事衙门,蕃育署、上林监等宫廷衙门,甚至建立到皇城东街。只要替魏忠贤建生祠,没有谁可以拦阻。

每一祠的建立费用,多的要数十万两银子,少的也要几万两银子,合起今天的纸币要以多少亿元计。

开封建祠的时候,地方不够大,毁了民房两千多间,用渗金塑像。

都城几十里的地面,到处是生祠。上林苑一地就有四个。

延绥生祠用琉璃瓦,苏州生祠金像用冕旒。南昌建生祠,毁周程三贤祠,出卖澹台灭明祠做经费。

督饷尚书黄运泰迎像,用五拜三稽首礼,立像后又率文武将吏列阶下五拜三稽首。再到像前祝告,某事幸亏九千岁(这些魏忠贤的党羽子孙称皇帝为万岁,忠贤九千岁)扶持,行一套礼,又某事蒙九千岁提拔,又行一套礼。退还本位以后,再行大礼。又特派游击将军一人守祠,以后凡建祠的都依例派专官看守。

国子监生(大学生)陆万龄以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孔子杀少正卯,忠贤杀东林党人,应在国学西建生祠和先圣并尊。这简直是孔子再世,道统重光了。国子司业(大学校长)朱之俊接受了这意见,正预备动工,不凑巧天启皇帝驾崩,政局一变,魏忠贤一下子从云端跌下来了。

崇祯帝即位,魏忠贤自杀。崇祯二年(1629)三月定逆案,全国魏忠贤生祠都拆毁,建生祠的官员也列名逆案,依法处刑。

《三朝要典》的原刻本在北京很容易见到,印得非常考究,大有翻印影印流传的必要。

魏忠贤的办公处东厂,原来叫东厂胡同,从沙滩一转弯便是。“中央研究院”北平办事处在焉,近来改为东昌胡同了,不知是敌伪改的,还是最近改的。其实何必呢?魏忠贤之臭,六君子的血,留着这个名词让北京市民多想想也是好的。

二、义子干孙

魏忠贤不大识字,智力也极平常。他之所以能弄权,第一私通熹宗的奶妈客氏,宫中有内线。熹宗听客氏的话,忠贤就可以为所欲为。第二是熹宗庸,十足的阿斗,凡事听凭忠贤作主张。

光是这两点,也不过和前朝的刘瑾、冯保一样,还不至起党狱,开黑名单,建生祠,称九千岁,闹得民穷财尽,天翻地覆。原因是其一,政府在他手上,首相次相不但和他合作,魏广微还和这位太监攀通家,送情报,居然题为内阁家报。其二是,他有政权,就能养活一批官,反正官爵都出于朝廷,俸禄都出于国库。凡要官者入我门来,于是政权军权合一,内廷处廷合一。魏忠贤的威权不但超过过去任何一个宦官,也超过任何一个权相,甚至皇帝。

《明史》说,内外大权,一归忠贤。内监(宦官)自王体乾等外,又有李朝钦、王朝辅、孙进、王国泰、梁栋等三十余人为“左右拥护”。外廷文臣则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主谋议,号“五虎”。武臣则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主杀戮,号“五彪”。又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卿曹钦程等号“十狗”。又有“十孩儿”“四十孙”之号。而为呈秀辈门下者又不可数计。

“虎”“彪”“狗”都是魏忠贤的义子。举例说,崔呈秀在天启初年巡按淮扬,贪污狡狯,不修士行,看见东林正红得发紫,想尽方法要挤进去,被拒不纳。四年还朝,都察院都御史高攀龙尽列他在淮扬的贪污条款,提出弹劾。吏部尚书赵南星批定充军处分。朝命革职查办。呈秀急了,半夜里到魏忠贤家叩头乞哀,求为养子。结果呈秀不但复职,而且升官,不但升官,而且成为忠贤的谋主,残杀东林的刽子手了。两年后做到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儿子不会作文也中了举,兄弟做浙江总兵官,女婿做吏部主事,连姨太太的兄弟、唱小旦的也做了密云参将。

其他四“虎”,吴淳夫是工部尚书,田吉兵部尚书,倪文焕太常卿,李夔龙副都御史。都是呈秀拉纤拜在忠贤门下当义子的。

“十狗”中如曹钦程,《明史》本传说:“由座主冯铨父事魏忠贤为十狗之一。于群小中尤无耻,日夜走忠贤门,卑谄无所不至,同类颇羞称之。”到后来,连魏忠贤也不喜欢他了,责以败群革职,可是此狗在被赶出门时,还向忠贤叩头说:“君臣之义已绝,父子之恩难忘。”大哭一场而去。忠贤死后,被处死刑,关在牢里等行刑。日子久了,家人也厌烦,不给送饭。他居然有本领抢别人的牢饭,成天醉饱。李自成陷北京,破狱出降。自成失败西走,此狗也跟着,不知所终。

“十孩儿”中有个石三畏,闹了个不大不小的笑话。有一天某贵戚请吃饭,在座的有魏忠贤的侄儿魏良卿。三畏喝醉,点戏点了《刘瑾醉酒》,犯了忌讳。忠贤大怒,立刻革职回籍。忠贤死后,他还借此复官,到头还是被弹劾免职。

这一群虎狗彪儿孙细按本传,有一个共通的特征,几乎没有一个不是贪官污吏。

例外的也有,如造《点将录》的王绍徽,早年“居官强执,颇以清操闻”。还有作《春灯谜》《燕子笺》、文采风流和左光斗诸人交游的阮大铖,和叶向高同年友好的刘志选,以及《玉芝堂谈荟》作者的周应秋,都肩着当时“社会贤达”的招牌,颇有名气的,只是利欲熏心,想做官,想做大官,要做官迷得发了疯,一百八十度一个大转弯,拜在魏忠贤膝下,终至身败名裂,在《明史》里列名阉党传。阮大铖在崇祯朝寂寞了十几年,还在南京冒充东林,附庸风雅,千方百计要证明他是东林,千方百计要洗去他当魏珰干儿的污渍,结果被一批年轻气盛的东林子弟出了留都防乱揭,“鸣鼓而攻之”,落得一场没趣。孔云亭的《桃花扇》真是妙笔奇文,到今天读了,还觉得这副嘴脸很熟,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三、黑名单

黑名单也是古已有之的,著例还是魏忠贤时代。

《明史·魏忠贤传》说:“天启四年(1624)忠贤用崔呈秀为御史。呈秀造天监同志诸录,王绍徽亦造点将录,皆以邹元标、顾宪成、叶向高、刘一憬等为魁,尽罗入不附忠贤者,号曰东林党人,献于忠贤。忠贤喜。于是群小益求媚忠贤,攘臂攻东林矣。”

替魏忠贤造名单的,有魏广微、顾秉谦,都是大学士(宰相)。名单有黑红两种,《明史·顾秉谦传》说:“广微和秉谦谋,尽逐诸正人,点缙绅便览一册,如叶向高、韩、何如宠、成基命、缪昌期、姚希孟、陈子壮、侯恪、赵南星、高攀龙、乔允昇、李邦华、郑三俊、杨涟、左光斗、魏大中、黄尊素、周宗廷、李应昇等百余人目为邪党,而以黄克缵、王永光、徐大化、贾继春、霍维华等六十余人为正人。由阉人王朝用进之,俾据是为黜陟。忠贤得内阁为羽翼,势益张。秉谦、广微亦曲奉忠贤,若奴役然。”

《缙绅便览》是当时坊间出版的朝官人名录。魏广微、顾秉谦根据这名单来点出正人邪人,必定是用两种颜色,以今例古,必定是红黑两种颜色,是可以断言的。

崔呈秀比这两位宰相更进一步,抄了两份。一份是《同志录》,专记东林党人,是该杀该关该革职该充军的。另一份是《天鉴录》,是东林的仇人,也就是反东林的健将,是自己人。据《明史·崔呈秀传》说:“忠贤凭以黜陟,善类为一空。”

《明史·曹钦程传附卢承钦传》:“承钦又向政府提出,东林自顾宪成、李三才、赵南星而外,如王图、高攀龙等谓之副帅,曹於汴、汤兆京、史记事、魏大中、袁化中谓之先锋,丁元荐、沈正宗、李朴、贺帧谓之敢死军人,孙丕扬、邹元标谓之土木魔神,请以党人姓名榜示海内。忠贤大喜,敕所司刊籍,凡党人已罪未罪者悉编名其中。”这又更进一步了,不但把东林人列在黑名单上,而且每人都给一个绰号、匪号,其意义正如现在一些刊物上的闻一多夫、罗隆斯基同。

王绍徽,魏忠贤用为吏部尚书,仿民间《水浒传》,编东林一百零八人为《点将录》献上,令按名黜汰,以是越发为忠贤所喜。绍徽也名列《明史·阉党传》。

这几种黑名单十五六年前都曾读过,记得最后一种《点将录》,李三才是托塔天王,黄尊素是智多星,每人都配上《水浒传》里的绰号,还分中军左军右军,天罡地煞,很整齐。似乎还是影印本。可惜记忆力差了,再也记不起在什么丛书中见到。

爱国学者顾炎武

今年是伟大的爱国学者顾炎武逝世二百八十周年。

关于顾炎武的历史评价,全祖望写的《顾先生炎武神道表》最后一段话很中肯。他说:离开顾炎武的时代逐渐远了,读他的书的人虽然很多,但是能够说出他的大节的人很少。只有王高士不庵曾说:炎武抱着沉痛的心,想表白他母亲的志向,一生奔走流离,心里的话,几十年来也没有机会说出来。可是后起的年轻人,不懂得他的志趣,却只称赞他多闻博学,这对他来说,简直是耻辱,只好一辈子不回家,客死外地了。这段话很好,可以表他的墓。我读了也认为很好,可以使人们对顾炎武这个人有更好的了解。

顾炎武首先是有气节的、有骨头的、坚强的爱国主义者,其次才是有伟大成就的学者。

顾炎武(1613—1682),字宁人,原来名绛,明亡后改名,有时自称为蒋山佣,学者称为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他家世代有人做官,藏书很多。祖父和母亲对他的教育十分关心,六岁时母亲亲自教他《大学》,七岁跟老师读“四书”,九岁读《周易》,接着祖父就教他读古代军事家孙子、吴子的著作,和《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等书,十一岁读《资治通鉴》,到十三四岁才读完。十四岁进了县学以后,又读《尚书》《诗经》《春秋》等书,打下了很扎实的学术基础。母亲更时常以刘基、方孝孺、于谦等人的事迹教育他,要他做一个忠于国家、忠于民族的人。

炎武受教育的时代,也正是明王朝政治日益腐化,统治阶级内部分崩离析、互相倾轧,人民负担日益加重,民不聊生;东北建州(后称满族)崛起,明王朝接连打败仗,丧师失地,满汉民族上层统治集团矛盾最尖锐,汉族人民和统治集团矛盾最尖锐的时代。炎武的祖父教炎武读军事学书籍和史书,是有很深的用意的。

当时东南地区的知识分子组织了一个团体叫复社,吟诗作文,议论时事,名气很大,炎武和他的好友归庄也参加了。两人脾气都有些怪,就得了“归奇顾怪”的外号。

炎武的祖父很留心时事,那时候还没有报纸,有一种政府公报叫《邸报》,是靠抄写流传的,到崇祯十一年(1638)才有活版印刷。炎武跟祖父读了泰昌元年(1620)以来的《邸报》,对国家大事有了丰富的知识。二十七岁时考乡试没有录取,他“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发愤读书,遍览二十一史和全国州县志书、当代名人文集、章奏文册,等等。单是志书就读了一千多部,抄录有关材料,以后还随时增补,著成两部书,一部叫《天下郡国利病书》,另一部叫《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着重记录各地疆域、形胜、水利、兵防、物产、赋税等资料。《肇域志》则记述地理形势和山川要塞。他晚年游历北方时,用两匹马、两匹骡装着书,到了关、河、塞、障,就访问老兵退卒,记录情况。说的有和过去知道不符合的,就立刻检书查对,力求记载得真实。他这种从实际出发,研究当前现实的学风,一反那个时代空谈性命,不务实际的学风。他这种治学精神、方法,为后来的学术界开辟了道路,指出了方向。

炎武从三十岁以后,读的经书、史书,都写有笔记,反复研究,经过长期的思索、改订,写成了著名的《日知录》。

顺治二年(1645)五月,清兵渡长江,炎武到苏州参加了抗清斗争。清军围昆山,昆山人民合力拒守,城破,军民死了四万多人,炎武的好友吴其沆也牺牲了。炎武的母亲绝食自杀,临死时嘱咐炎武不要做异国臣子,不要忘了祖父的教训。炎武在军败、国亡、母死的惨痛、悲愤心情中,昂起头来,进行深入的隐蔽的反清斗争。这时期他写的诗如《秋山》:“北去三百舸,舸舸好红颜。”记录了清军掳掠妇女的惨状。“勾践栖山中,国人能致死,叹息思古人,存亡自今始。”以勾践复国自勉,表明了他爱国抗清的坚决意志。在以后的许多诗篇中,也经常流露出这种壮烈情感,如《又酬傅处士(山)次韵》:“时当汉腊遗臣祭,义激韩仇旧相家。”“三户已亡熊绎国,一成犹启少康家。”如《五十初度时在昌平》:“远路不须愁日暮,老年终自望河清。”又如,“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着花。”都表明了他至老不衰的英雄气概。

明宗室福王由崧在南京称帝,改元弘光,任命炎武为兵部司务,炎武到过南京。福王被俘,唐王聿键在福建称监国,改元隆武。鲁王以海也在绍兴称监国。唐王遥授炎武为兵部职方司主事,炎武因母丧未葬不能去,不久,唐王也兵败被杀。鲁王流亡沿海一带。1647年秋天,炎武曾到沿海地方,和抗清力量联系。地方上有汉奸地主要陷害他,炎武不得已伪装成商人,奔走江、浙各地,前后五年。《流转》诗中说:“稍稍去鬓毛,改容作商贾,却念五年来,守此良辛苦,畏途穷水陆,仇雠在门户,故乡不可宿,飘然去其宇。”便是这几年间的事。

1655年发生了陆恩之狱。

陆恩是炎武家的世仆。在炎武出游时,投奔官僚地主叶方恒家。炎武家庭经历丧乱,缺钱使用,把田产八百亩卖给叶家,叶方恒存心想吞并顾家产业,掯勒只给半价,这半价还不给钱,炎武讨了几年才给了一点。恰好陆恩得罪了主人,叶方恒便叫他出面告炎武通海,通海指的是和沿海抗清军事力量勾结,在当时是最大的罪名。炎武急了,便和家人设法擒住陆恩,扔进水里淹死了。陆恩的女婿又求叶方恒出面告状,用钱买通地方官,把炎武关在叶方恒家奴家里,情况十分危急。炎武的好友归庄只好求救于当时赫赫有名的汉奸官僚钱谦益,谦益说,这也不难,不过要他送一门生帖子才行。归庄知道炎武绝不肯这样做,便代写了一个送去。炎武知道了,立刻叫人去要回来,要不回来,便在大街上贴通告,说并无此事。谦益听了苦笑说,顾宁人真是倔强啊!后来炎武的另一朋友路泽溥认识兵备道,说明了情由,才把案子转到松江府,判处为主杀家奴,炎武才得脱祸。

叶方恒中过清朝进士,做过官,有钱有势,炎武和他结了仇,家乡再也住不下去了。1657年炎武四十五岁,决定到北方游历,一来避仇,二来也为了更广泛地结纳抗清志士,继续进行斗争。

从这一年起,炎武便仆仆风尘,奔走于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等地。他的生活情况,在与潘次耕(耒)信中说:“频年足迹所至,无三月之淹,友人赠以二马二骡,装驮书卷,一年之中,半宿旅店。”旅途的艰苦,《旅中》一诗说:“久客仍流转,愁人独远征,釜遭行路夺,席与舍儿争,混迹同佣贩,甘心变姓名,寒依车下草,饥糁中羹……买臣降五十,何处谒承明?”他的心境,在《寄弟纾及友人江南》诗中说:“自昔遘难初,城邑遭屠割,几同赵卒坑,独此一人活,既偷须臾生,讵敢辞播越,十年四五迁,今复客天末,田园已侵并,书卷亦剽夺,尚虞陷微文,雉罗不自脱。”是十分沉重、紧张的。

在游历中,结识了孙奇逢、徐夜、王宏撰、傅山、李中孚等爱国学者,李因笃、朱彝尊、毛奇龄等文人,观察了中原地区和塞外的地理形势,并且在山东章丘买了田产,在雁门之北,五台之东,和李因笃等二十多人集资垦荒,建立庐舍,作为进行隐蔽活动的基地。

1663年,南浔庄氏史案发,炎武的好友吴炎、潘柽章牵连被杀,炎武所藏史录、奏状一二千本借给吴潘两人的,也随同散失。庄廷鑨修史时,也曾托人邀请炎武参加,炎武看了情况,知道庄廷鑨没有学问,不肯留下。书刻版时没有列上炎武姓名,这才幸免于死。

五年后,莱州黄培诗狱案发,炎武又被牵连,从北京赶到山东投案。案情是莱州人姜元衡告发他的主人黄培写逆诗(反对清朝的诗),又揭发吴人陈济生所编《忠节录》,说这书是顾宁人编的,书上有名的牵连到三百多人。李因笃听到消息,立刻赶到北京告急营救,炎武的许多朋友也到济南帮忙,这时朱彝尊正在山东巡抚处做幕僚,几方面想法子,炎武打了半年官司,居然免祸,可也够危险了。

炎武虽然饱经忧患,跋涉半生,却勤勉好学,没有一天不读书,没有一天不抄书,蝇头行楷,万字如一。朋友们有时终日宴饮,他总是皱眉头,客人走了,叹口气说:可惜又是一天白白度过了。读的书越多,游历的地方越多,写的书也越多,名气也就越大。1671年熊赐履要举荐炎武助修《明史》,他当面拒绝说:“果有此举,不为介推之逃,则为屈原之死矣。”1678年叶方霭、韩菼又打算举荐炎武应博学鸿儒科,炎武坚决辞谢,一连给叶方霭写了三封信,表明态度,叶方霭知道不能勉强,方才作罢。为了避免这类麻烦,炎武从此再也不到北京来了。

1677年,炎武已经六十五岁了。从山东到陕西华阴,住王宏撰家。王宏撰替他盖了几间房子,决定在此定居。两年后写信告诉他的侄子说:陕西人喜欢经学,看重处士,主持清议,和他省人不同。在此买水田四五十亩,可以维持生活。华阴这地方是交通枢纽,就是不出门,也可以看到各方面来的人,知道各地方的事情。一旦局势有变化,跑进山里去守险,也不过十来里路。要是志在四方呢,一出关门,就可以掌握形势。从这封信可以看出,炎武之定居华阴,是和他的一生志愿抗清斗争密切相关的。

这时候,炎武的三个外甥都已做了大官,徐元文是顺治十六年(1659)状元,康熙十八年(1679)任《明史》监修总裁官,第二年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徐乾学是康熙九年(1670)探花,徐秉义是康熙十二年(1673)的探花。三兄弟在青年时都曾得到过炎武的资助和教育。他们看到舅父年老,流离外方,几次写信迎接炎武南归,答应给准备房子和田产,炎武回信坚决拒绝。他不但自己不肯受这几个清朝新贵的供养,连他的外甥要请他的得意门生潘耒去做门客,也去信劝止。义正词严地指出这些人官越大,门客越多,好巴结的人留下,刚正方直的人走开,他们不过要找一两个有学问的人在身边来遮丑而已。应该知道香的和臭的东西是不可以放在一个盒子里的,要记住白沙在泥,与之俱黑的话,不要和狎客豪奴混在一起才是。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炎武的生性刚介和气节。

和他的为人一样,炎武做学问也是丝毫不苟的,总是拿最严格的要求来要求自己,从不自满。所著《音学五书》,前后历时三十多年,所过山川亭障,没有一天不带在身边。稿子改了五次,亲自抄写了三次,到刻版的时候,还改了许多地方。著名的《日知录》,1670年刻了八卷,过了六七年,他的学问进步了,检查旧作,深悔过去学问不博,见解不深,有很多缺点,又渐次增改,写成二十多卷。他很虚心,朋友指出书中错误的地方,便立刻改正。又十分郑重,有人问他近来《日知录》又写成几卷了,他说,别来一年,反复研究,只写得十几条。他认为知识是无穷无尽的,过去的成绩不可以骄傲,未来的成就更不可以限制自己。做学问不是一天天进步,便会一天天退步。个人独学,没有朋友帮助,就很难有成就,老是住在一个地方,见闻寡陋,也会习染而不自觉。对于自己在学术上的错误,从不宽恕,在给潘耒信上说:读书不多的人,轻易写书,一定会害了读者,像我《跋广韵》那篇文章便是例子。现在把它作废,重写一篇,送给你看,也记住我的过失。我生平所写的书,类此的也还很多,凡是存在徐家的旧作,可以一字不存。自己思量精力还不很衰,不一定就会死,再过些年,总可以搞出一个定本来。

对收集资料,也付出极大的努力。例如,他在《金石文字记序》所说:我从年轻时就喜欢访求古人金石文字,那时还不很懂。后来读了欧阳修的《集古录》,才知道可以和史书相证明,阐幽表微,补阙正误,不只是文字之好而已。这二十年来,周游各地,所到名山、大镇、祠庙、伽蓝,无不寻求,登危峰,探窈壑,扪落石,履荒榛,伐颓垣,畚朽壤,只要发现可读的碑文,就亲手抄录,要是得到一篇为前人所没有看到的,往往喜欢得睡不着觉。对写作文字,态度也极为谨严,他立定宗旨,凡是文章不关联到学术的,和当代实际没有关系的,一概不写。并且慨叹像韩愈那样的人,假如只写《原道》《原毁》《争臣论》《平淮西碑》《张中丞传后叙》这几篇,其他捧死人骨头的铭状一概不写,那就真是近代的泰山北斗了!可惜他没有这样做。

他主张为人要“行己有耻”。有耻就是有气节,有骨头,做学问要“好古敏求”,要继承过去的遗产,努力钻研。对明代末期和当时的学风,他是很不以为然的,在《与友人论学书》里说:“呜呼!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也正因为他这样主张,这样做,所以有些人叫他为怪,和他合不来。

炎武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正月,因上马失足坠地,病死于山西曲沃,年七十岁。

* * *

(1)常例是一种附加税,津贴知县用费,变相的但又是合法的贪污行为。

(2)总督是地方的最高长官,辖一省或两省、三省,总揽军民要政。

(3)都察院是朝廷负责纠察弹劾的衙门,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是都察院的正副长官。其下有佥都御史。这些都是都察院的高级监察官员。另外,对地方各道派有监察御史,按其工作性质分巡按御史(管司法)、巡盐御史(管盐政)、提学御史(管教育)等。巡按御史出巡时亦称按院。

(4)巡抚是比总督低一级的地方高级官员,管一省的军事和政治。也称抚台、都堂。

(5)钦差是由皇帝特派出京,代表皇帝査办政务的官员。

(6)明朝的时候,办理一省刑政和检査官员纪律的机关叫提刑按察使司,简称按察司,长官叫作按察使。明时一省分几个府,一府管几个州、县,府的长官叫知府。

(7)一条鞭法是明朝万历年间,把丁役、土贡等都归并在田赋内,按亩征收的一种收税办法。

(8)明朝自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仍在南京保留中央政府的组织,和北京同时设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管各有关的政务。各部的长官叫作尚书,副长官叫作侍郎,户部是管财政经济的。

(9)管检査吏部工作的官员。

(10)封建时代臣下向皇帝陈述事情的报告叫“疏”。

(11)科举取士制度,规定每隔三年开一次乡试,应乡试的是有秀才或监生资格的人,乡试取中的就称为举人。监生,即是对有入国子监读书资格的人的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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