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郡县天下图

一、秦的先世及其统一

公元前221年，中国的历史进入了秦代。

秦王朝的历史很短，自统一迄于灭亡，只有十五年（前221—前207）。

秦王朝虽然像纸炮一声，轰然而灭，但它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封建诸侯长期割据的局面，在中国史上开创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新的历史时代。

秦王朝已经消逝在遥远的古代，它的最繁华的城市，最富丽的宫殿，早已付于蔓草荒烟，只有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还留下一些断垣残迹，在两千年后，闪出它的历史光辉。至于秦的历史的最古之部，留下来的更少，只有一些国王的名字飘浮于神话与传说的云雾之中。司马迁在他所写的《史记·秦本纪》中，关于秦的古史，也只是神话与传说的集成而已。

虽然如此，根据神话与传说，仍然可以把秦的历史追溯到最遥远的古代。《史记·秦本纪》谓秦的始祖母女脩吞玄鸟卵生子大业，大业是秦的始祖。又说秦的远祖大廉，“实鸟俗氏”。“大廉玄孙曰孟戏、中衍，鸟身人言”。这些神话传说，反映出秦在远古时代，是一个以玄鸟为图腾的氏族部落。

根据《史记·秦本纪》的记载，这个以玄鸟为图腾的氏族部落，原来是居住在古代中国的西陲。一直到西周时期，秦的先世，还是转徙于陇坻以西，今日甘肃境内。春秋时期，开始由甘肃东徙，进入陕西西北汧、渭两河流域之间。到战国时，才奠都于渭水下游的咸阳。从秦的先世的迁徙之迹看来，秦是来自古代中国西陲的一个部落 〔1〕 。

传说和考古发现都证明，渭水上游一带肥美的河谷，从古以来就有许多游牧部落在这里活动。他们说着与黄河中游和下游的古代居民不同的语言，保持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这些部落，就是中国古史上所说的西戎 〔2〕 。很多资料证明，秦是属于西戎的一个部族。一直到商鞅变法以前，秦人的风俗习惯与西戎无别 〔3〕 。

由于渭水上游的自然条件和秦人的低级生产水平，畜牧在秦人的古代经济生活中，长期地占着支配地位。《史记·秦本纪》谓秦的远祖大费，曾“与禹平水土”。又曾“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以此赐姓嬴氏。直到殷商时代，秦的远祖还是一些游牧于渭水上游的粗野的牧人。这些牧人和殷代奴隶制国家，曾经发生过隶属关系。《史记·秦本纪》谓秦的远祖“费昌，当夏桀之时，去夏归商，为汤御，以败桀于鸣条”。又谓费昌的后裔中衍曾为帝太戊御。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后世代有功于殷，遂为诸侯。直到殷末，秦的远祖蜚廉和恶来“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

周人克殷，秦人又役属于周。《史记·秦本纪》谓秦的远祖孟增、造父、非子等都做过周天子的臣属。孟增曾“幸于周成王”。“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缪王”，为周缪王这个在传说中被描写为周游过古代世界的君王，赶着神奇的马车，“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造父以此被封于赵城，造父之族，“由此为赵氏”。非子曾为周孝王“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孝王以此“分土为附庸，邑之秦……号曰秦嬴”。

周厉王时，“西戎反王室” 〔4〕 ，并侵占秦的犬丘。为了保卫周人在渭水流域的农业居民不遭受游牧民族的破坏，周宣王对西戎诸部落发动了一连串的战争。在这些战争中，秦人和周人是站在一边的。《史记·秦本纪》谓周宣王“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西戎杀秦仲”。又谓周宣王召秦仲之子庄公昆弟五人，“与兵七千人，使伐西戎”。庄公破走西戎，收复了犬丘，周封他为西垂大夫。

公元前7世纪初，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打到郦山下，杀死了周幽王这个在传说中被描写为迷恋于一个美丽的妃子褒姒而以点燃烽火为游戏的君王。在这个战争中，“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难，东徙洛邑，襄公又以兵送周平王。平王以此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聘享之礼”。

岐以西是周人文化摇篮之地，这里有周的余民，他们已经掌握了农业生产技术。秦人占领岐西以后，很快就由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的农耕生活。史载秦文公（前765—前715）卜居汧、渭之会，“即营邑之”。又载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这些记载说明了秦至文公时，即在周室东迁以后，已经开始经营城邑，并且有了文字和最初的法律。显然，当时的秦人已经走进了历史上文明时代的入口。

春秋时期是秦从一个游牧部落，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封建国家的时期。

在春秋初将近一个世纪的时期中，秦国的国君们继续扩大他们的势力。在不断的战争中，秦国并吞了它附近的一些部落。史载秦宁公（前715—前703）伐荡社，与亳战。秦武公（前697—前677）伐彭戏氏，又伐邽戎、翼戎，灭杜，灭郑，灭小虢，把这些部落的土地变成自己的县。

跟着军事的进展，秦国的都城不断迁徙。秦文公居汧、渭之会，秦宁公迁居平阳，到秦德公时（前677—前675）又徙居雍城。不到一百年，迁都三次。秦武公时，秦国的军队已经出现在华山之下。到秦德公徙居雍城以后，便“以牺三百牢祠鄜畤”，举行了豪奢的祭祀，并且表示了他对于黄河流域的愿望 〔5〕 。

正当秦国向东发展的时候，强大的晋国也在向南发展，灭虢灭虞，占领了今日山西平陆、河南三门峡一带的土地，堵住了秦国东进的道路，因而秦、晋的冲突就排上了历史的日程。

在秦国杰出的国君秦缪公（前659—前620）统治的三十九年中，秦、晋之间发生了不断的战争。在公元前645年的一次战役中，秦国在韩的地方（今陕西韩城县境内）打败了晋国，俘虏了晋国国君惠公夷吾，迫使晋国割让黄河以西大片的土地，把秦国的国界向东推到黄河的边沿。在此后的二十几年中，秦国的势力继续东进，并曾越过周境远侵郑国。虽然在侵郑之役的归途中，秦军在韩一个狭小的山谷中，遇到了晋军的奇袭，以致全军覆没；但在不久以后，秦国的军队又渡过黄河，侵入了晋国西南河东地区。

为了压服诸戎，并从而巩固自己的后方，秦缪公又发动了进攻西戎的战争。在这个战争中，秦国“益国十二，开地千里”，从此秦国在西戎诸部落中，巩固地树立了自己的霸权 〔6〕 。

秦缪公在胜利中死去了。在他的继承人秦康公的统治时期（前620—前608），秦、晋之间仍有频繁的战争。康公以后，楚国强大起来。楚庄王压服了郑国，北败晋军于河上，成为晋国严重的威胁。以后，晋国的几个贵族集团，即所谓六卿，发生了内哄。因而在春秋末叶很长一个时期中，秦、晋之间基本上处于休战状态。

战国时期是秦国从一个被视为半开化的国家，发展成为一个统一全国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的时期。

战国初期，历史形势有了变化。这时强大的晋国，已经被它的最大的贵族世家分裂为韩、赵、魏三个国家；但它们并没有因为分裂而遭到削弱，反而因为各自进行了一些政治改革而强大起来，其中最强大的是魏国。当时的秦国则以“数易君，君臣乖乱”。自厉共公（前476—前422）以后的半个世纪中，换了六个国君，其中怀公是大臣发动政变被迫自杀的；出子及其母是被大臣杀害的。由于秦国内部纷乱，魏国乘机夺取了秦国的河西之地。到献公时（前384—前361），秦国结束了内部的纷乱，徙都栎阳，才开始向魏国反攻。献公二十一年（前364），与魏国战于石门（今陕西三原县），斩首六万。二十三年（前362），又在少梁的战役中，打败了魏军。

秦国的更加强大，是从秦孝公时（前361—前338）开始的。秦孝公面临的形势，司马迁曾作过概括的叙述。他说：“孝公元年，河山以东强国六，与齐威、楚宣、魏惠、燕悼、韩哀、赵成侯，并淮、泗之间小国十余，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显然这是中原诸国为了争夺霸权而展开的一个大混战的局面。

在中原诸国中，魏国最为强大，它已经从楚国手中夺取了黄河以南的大片土地。在秦孝公即位的那年，魏国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把鲁、卫等小国放在它的控制之下。但是魏国面临着齐、楚两个强大的邻人，同时和韩、赵也有矛盾。它的每一个加强自己的行动都会引起战争，或者说只有用战争的手段才能加强自己，因而魏国就把自己陷入日益加剧的相互混战之中。这种形势对秦国是有利的，它可以在中原诸国的混战中选择最有利的机会，去进攻那些在混战中受了伤的国家，特别是魏国。

比历史形势更重要的是，卫鞅在秦国内部实行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改革，特别是土地改革。他废除了周人留下来的封建贵族世袭的土地所有制，也摧毁了西戎诸部落的土地公社所有制，实行了土地的私人所有制，这一改革就替秦国封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 〔7〕 。

秦国的政治、经济的改革，保证了它在军事上的优势。在秦孝公统治时期，秦国利用中原诸国混战的机会，攻占了魏国不少的土地。并曾一度强渡黄河，围攻魏的安邑。孝公十二年，秦国迁都咸阳。以后连续发动对魏国的进攻。秦孝公二十二年（前340），在卫鞅指挥的一次战役中，秦国把魏国打得大败，卫鞅以功受封为商君。两年以后，秦国又在岸门的战役中，大败魏军。

秦孝公把他的国家巩固地安放在新的历史基础之上以后死去。在他以后的几个秦国国王，惠文王、武王、昭襄王，继续了和中原诸国的斗争。在惠文王统治秦国的二十七年中（前337—前311），秦国以压倒的军事威力，迫使魏国一再割让自己的土地，以缓和秦国的攻势。惠文王六年（前332），秦国迫使魏国割让阴晋（今陕西华阴县）。八年（前330），又大败魏军于雕阴（今陕西富县北），迫使魏国献出河西。九年（前329），秦国的军队渡过黄河，占领了魏国河曲东部的土地。十年（前328），秦国又攻占魏国的蒲阳（今山西永济县北），迫使魏国献出上郡十五县。从此秦国就把魏国的势力从今日陕西境内全部赶了出去，并把黄河天险变成了自己前进中的战壕。到了惠文王后元十一年（前314），秦国的军队便出现在黄河中游，在岸门（今河南许昌市西北）的战役中，大败韩军。

秦国不仅在中原地区显示了它的威力，惠文王后元九年，秦国的另一支军队又出现在四川。这支军队在司马错指挥之下，先后覆灭了蜀国、苴国和巴国，占领了今日四川的大部分土地，从此秦国的势力远远地伸入中国的西南。惠文王后元十三年（前312），秦国又攻占楚的汉中之地六百里，在汉水上游建立了它南进的阵地。

秦惠文王死，武王继立。这位国王曾对他的丞相甘茂说：“寡人欲容车通三川，以窥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 〔8〕 但秦武王并没有实现他的愿望，在即位的第二年就因举鼎绝膑，抱恨而死。

秦武王死，昭襄王继立。在昭襄王统治秦国的五十六年（前306—前251）中，是秦国以不可抗拒的威力扫荡中原诸国的时期。

在昭襄王时，秦国的军事攻势，首先还是指向韩、魏。昭襄王十四年（前293），秦将白起大败韩、魏联军于伊阙，联军死者二十四万余人。以后又接连向韩、魏进攻，到昭襄王十七年（前290），秦国迫使韩国割让武遂二百里之地，魏也被迫献出了河东四百里之地。从昭襄王三十一年（前276）以后的二十几年中，韩、魏两国几乎每年都遭受秦国的军事进攻。秦国对韩、魏的战争是带有毁灭性的，《战国策·魏策三》说到魏国在战争中遭到损失云：“秦十攻魏，五入国中，边城尽拔，文台堕，垂都焚，林木伐，麋鹿尽，而国继以围。又长驱梁北，东至陶、卫之郊，北至乎阚，所亡乎秦者，山北、河外、河内，大县数百，名都数十。”和魏国一样，韩国遭受的破坏也是惨重的。《战国策·秦策四》云：“韩、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于秦者百世矣。本国残，社稷坏，宗庙隳，刳腹折颐，首身分离，暴骨草泽，头颅僵仆，相望于境。父子老弱系虏，相随于路，鬼神狐祥无所食，百姓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亡为臣妾，满海内矣。”《战国策·燕策二》也说：“龙贾之战，岸门之战，封陆之战，高商之战，赵庄之战，秦之所杀三晋之民数百万，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战国策》上的记载，可能有些夸张，但韩、魏两国的残破是惨重的。这种残破，已经使它们丧失了抵抗的能力，它们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割让自己的土地、城邑，来换取暂时屈辱的生存。

在压服了韩、魏以后，秦国的矛头便转向楚国。为了进攻楚国，秦国派张仪出使楚国，通过楚怀王的大臣靳尚和他宠爱的妃子郑袖，用贿赂和离间的手段，拆散了齐楚联盟，使楚国闭关绝齐，孤立自己。昭襄王八年（前299），秦国又用欺骗的手段，引诱楚怀王入秦。楚怀王囚于秦三年，死于秦。以后，秦便对楚国发动一连串的军事进攻。昭襄王二十七年（前280），秦使司马错发陇西兵，因蜀攻楚黔中。二十八年，又使白起取楚之鄢、邓、西陵。二十九年，秦军攻陷了楚的郢都，又东攻竟陵，南略洞庭湖沿湖之地，迫使楚国退保于陈。楚从此一蹶不振，以后迁都寿春，苟延残喘。

削弱了楚国以后，秦国的攻势就转向赵国。赵在武灵王时，就以胡服骑射教百姓，它和秦国一样，是一个拥有强大骑射部队的强国 〔9〕 ，它是秦国的劲敌。公元前296年，赵国灭了中山，以后又北击林胡、楼烦，拓地至漠南。《史记·苏秦列传》云：“当今之时，山东之建国，莫强于赵。赵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数年。”但自韩、魏削弱以后，赵国就面临着可怕的危险。昭襄王三十七年（前270），秦国果然越过韩、魏去进攻赵国。但是在这个战争中，秦国遇到了真正的抵抗。赵将赵奢迎击秦军，使秦国遭遇到从来未有的惨败。昭襄王四十五年（前262），秦国攻取韩的野王，把韩的上党郡和韩的本土切断。韩桓惠王想献上党郡求和，而上党郡守不从，求援于赵。赵派廉颇援韩，与秦将白起、王龁相拒于长平，于是展开了战国时期从来未有的大战。战争持续了三年不分胜负，后来赵国中了秦国的反间之计，罢免廉颇，以赵括为将，因此赵国大败。在这次战役中，秦军坑赵降卒四十余万人，赵国的主力军几乎全部被歼灭。

昭襄王四十八年（前259），秦国全部攻占了韩的上党郡和赵的太原郡，又围攻赵的都城邯郸。五十年（前257），楚、魏救赵。魏将晋鄙率军十万驻守汤阴，畏秦不敢前进。魏相信陵君无忌击杀晋鄙，夺晋鄙军攻秦。同时楚春申君黄歇也派景阳率军援赵，击败秦军，迫使秦军从赵的邯郸和魏的河东撤退。这是秦国在进攻赵国的战争中又一次大败。但是到了秦庄襄王三年（前247），秦国又全部攻占了韩的上党和赵的晋阳，从此赵国就不是秦的敌手。

剩下来的是齐国和燕国。齐国在昭襄王二十一年（前286）灭宋，占有宋国的淮北之地，曾经一度强大。但却因它的强大，威胁了韩、魏、赵，也引起秦、燕的不安。二十三年（前284），这几个国家联兵攻齐，齐国被燕将乐毅打得大败，燕军攻入齐都临淄，以后又连陷齐七十余城，齐湣王奔莒，齐国几乎灭亡。后来齐将田单收复了失地，但齐国从此衰弱，燕国也在这个战争中削弱了自己。

秦国的强大和它愈来愈严重的军事进攻，不仅使邻近它的韩、魏感到致命的威胁，其他中原诸国也看到了共同的危险。它们不止一次结成政治的和军事的联盟，共同反对秦国。惠施、公孙衍、田文、苏秦等先后组织了三国或五国的合纵，反击秦国。但是由于中原诸国相互之间的矛盾超过了它们的利害一致性，因而它们的联盟不能巩固。在秦国威胁最严重的时候，它们结成了联盟。当这种危险因为它的联盟而减轻的时候，便纵约俱解。即使在危险最严重的时候，也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承担反击秦国的先锋任务，而是把战争的灾难转移到邻人的身上，甚至还要在邻人的灾难中去寻找廉价的利益。在去拆散它们的联盟，把强有力的国家拉到自己的方面，组成以秦国为首的连横，用这样的方法孤立它的要打击的那个国家，张仪就是在连横运动中最成功的活动家。由于这样的原因，中原诸国的联盟总是以失败而告终，结果还是被秦国各个击破。

昭襄王五十一年（前256），秦国敲响了中国封建领主制的丧钟，被中原诸国当作最高封建领主的西周君，被迫把属于它的三十个邑和三万人口全部献给秦国。庄襄王元年（前249），秦灭东周。作为最高封建领主象征的圣物九鼎，在自己的位置上移动了，据说其中之八，作为胜利品搬到秦国，其一飞入泗水自沉了。

到秦王政即位之年（前246），秦国已经拥有广阔的领土。《史记·秦始皇本纪》云：“当是之时，秦地已并巴、蜀、汉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东，有河东、太原、上党郡；东至荥阳，灭二周，置三川郡。”显然这时的秦国，已经把自己提升到当时中国境内各封建国家的首位。当时的中原诸国则正如盛开之花，临于萎谢。而秦则如暴风雷雨，闪击韩、赵、魏、楚、燕、齐六国 〔10〕 。到公元前221年，秦国就在六国的废墟上，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帝国。

二、秦王朝统治时期的国内诸部族

出现在秦王朝周围的部族很多，主要的有匈奴、东胡、西戎、氐、羌、蜀、蛮、濮和百越等族。当秦王朝统治中国的时期，这些部族大半都处于历史上的原始公社制阶段，有些也走到了阶级社会的边缘。

秦王朝最强大的邻人是匈奴，匈奴是属于北狄的一个部落。北狄和中原地区的古代居民很早就发生了接触，早在殷、周时期，北狄中的某些部落就以鬼方、熏鬻、 狁等名称，出现于中国历史。春秋时期分化为很多部落，分布于蒙古草原的中部和西部，山西、陕西的北部，西至甘肃境内。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当时“居于河西圁、洛之间，号曰赤翟、白翟”。“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 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他们“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

公元前6世纪中叶，北狄中的赤狄、白狄进入汾河流域，其另一部落长狄进入山东半岛的西部，以后这些狄人深入河北平原，伐邢，灭温，侵卫，侵齐，并渡过黄河侵郑，侵宋，成为这里古代居民严重的威胁。

进入中原地区的狄人部落，有一部分后来在河北平原北部建立了一个中山国。在山西境内的则大部分被晋国压服，和当地的古代居民同化了。

战国时期，秦、赵、燕等国日益强大，又征服了靠近它们西北边境的许多狄人部落。据《史记·匈奴列传》载，秦自宣太后起兵灭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赵国的“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

匈奴的名字首见于中国史籍，是在秦惠文王后元七年（前318）。《史记·秦本纪》载，这一年，“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这时的匈奴，已经是一个强劲的部落。秦昭襄王时期，匈奴愈来愈强大，成为秦、赵两国北方的威胁。《史记·秦本纪》谓，秦昭襄王亲自到上郡、北河去检阅他北边的防线。《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也记载，赵国曾派李牧帅车“千三百乘，选骑得万三千匹，百金之士五万人，彀者十万人”，北击匈奴，大破匈奴十余万骑。在这次战争后，有一个时期，匈奴不敢入赵地。但以后由于秦、赵等国转入中原混战，匈奴又乘机突破了秦、赵的防线，越过阴山，渡过黄河，占领了当时的河南地（今鄂尔多斯草原）。所以秦始皇灭六国之后，立即派蒙恬北击胡。《史记·蒙恬列传》谓：“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史记·秦始皇本纪》亦谓：蒙恬“北击胡，略取河南地”。又谓：“（秦）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陶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这些记载说明了匈奴在秦统一中国以前，已经是秦的一个可怕的邻人。

匈奴邻近燕、赵、秦，比其他北狄部落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中原的封建文化，在经常的商业交换和频繁的战争中，加速了这个部落中某些氏族的财富积累，助长了他们私有财产的发展。《史记·匈奴列传》谓，匈奴人“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又谓：“战而扶舆死者，尽得死者家财。”这些史料说明了，战争是匈奴人发财致富的机会。

私有财产的积累，又促进了匈奴社会内部的阶级分化。《史记·匈奴列传》谓：匈奴“得人以为奴婢”；又谓：“坐盗者没入其家。”又谓匈奴单于死，“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千百人”。这些史料很清楚地说明，当时匈奴人把战争中捕获的俘虏变成奴隶，也把本族罪犯的家属变成奴隶，而匈奴贵族则是最大的奴隶所有者。

显然匈奴人的社会已经从原始公社制向阶级社会过渡，但匈奴人的社会经济结构中，仍保存着许多原始的经济形态。《史记·匈奴列传》谓，匈奴人长期过着游牧生活，“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迁徙”。部落“各有分地”，土地和牧场的私人所有还不存在。从部落贵族到一般成员，都靠畜牧为生，主要的牧畜有马、牛、羊、驴和橐驼等。有些部落还靠狩猎补充生活资料。

《史记·匈奴列传》又说：匈奴人“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好像当时的匈奴人完全不知农业。近来在蒙古地区发现了磨谷的石磨，证明有些靠近长城的匈奴人，也种植一点谷物。

考古发现还证明，公元前3世纪以前，匈奴人已经知道铸铜。被发现的铜器中常见的是铜罐，还有一种具有特殊风格的镂空花纹的铜饰牌，花纹的主要图案，是动物格斗和以动物的头角蹄等组成的图案，也有几何花纹。公元前3世纪，匈奴人已经知道冶铁，被发现的有铁刀和铁柄小矛。分工相当发展，毡罽、兵器、马饰、陶器，似乎都有了专门的手工业。他们也知道制造车子，最近在蒙古地区发现一种用牛拉的篷车，大概是在迁徙时用于转运帐篷和日用工具的。但匈奴贵族所用的奢侈品，主要地还是从与中原地区进行交换得来的。

跟着劳动分工和私有财产的发展，特别是频繁的战争，部落首领和贵族在部落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日益重要。在秦王朝时期，部落的权力已经集中到一些富有的氏族贵族手中，形成了一个以单于为首的贵族集团。被称为天的儿子的单于，已经不由各部落首领选举，变成了挛鞮氏这一氏族世袭的职位 〔11〕 。其他的贵族，也是由几个指定的氏族首领世袭的。《史记·匈奴列传》谓，“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兰氏，其后有须卜氏，此三姓其贵种也”。以单于为首的贵族集团，他们掌握部落的公共财产、武装指挥权、裁判权，并主持祭祀。氏族公社崩溃了，代之而起的是军事民主制。

一夫多妻制和原始血缘婚还存在。正像《史记·匈奴列传》所说的：“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大规模的氏族祭祀还被保存。《匈奴列传》说到匈奴人每年“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鬼神”。有自己的语言，没有文字。

这一切都说明了在秦王朝时期的匈奴人，已经走到了阶级社会的边缘。他们已经形成了部落联盟，但尚未形成完整的部落国家。

分布在蒙古草原东部，东至辽东的一些部落，古史上统称为东胡。东胡与中原地区的接触也很早。春秋初叶，他们就以山戎等部落的名称见于史册。《左传》庄公三十年（前664）有“齐人伐山戎”的记载，《传》云：“以其病燕故也。”《史记》、《管子》都有类似的记载。在《管子·小匡》篇的记载中，除了山戎以外，还提到屠何、令支、孤竹、 、貉等部落的名字，证明春秋时的东胡已经分化为许多部落。

战国时期，山戎之一部似已西徙山西腹部；但大部分仍在蒙古草原的东部。《史记·赵世家》曾经两次说到东胡在赵国的东边。

东胡在战国时逐渐强盛，成为燕国的威胁。以后燕将秦开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国又在它的北边筑了一条长城，西起造阳，东至辽东，堵住了东胡进入中原的道路。东胡在南进中遇到了抵抗，就向蒙古草原中部发展。在秦王朝时代，他们侵占了匈奴与东胡之间的无人地带，即所谓瓯脱地，掠夺匈奴的马匹和妇女，成为匈奴人的威胁。以后被匈奴单于冒顿打败，退入蒙古东部的山地，分化为更多的部落。

据史籍所载，东胡与匈奴同种，他们的风俗、官号和匈奴大抵相同。和匈奴一样，东胡也是以游牧为生，有些部落还以狩猎为生。解放以后，在辽宁境内的不少地方发现了属于东胡早期的文化遗存，时间相当于战国时期。在这些文化遗存中，有大量的铜制兵器、手工工具、马具和装饰品等。如有双侧曲刃青铜短剑、双翼倒刺青铜镞、青铜盔、长胡三穿铜戈、斧、凿、锥、刀及各式铜牌等。还有少量铁器。从这些遗物的器形和纹饰看，显然和匈奴文化有密切关系；但也明显地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

和秦人关系最密切的是西戎。早在西周时期，西戎就和秦人一起由今甘肃进入陕西，以后又东徙中原。根据《左传》的记载，在周平王东迁洛邑时，伊水流域已有被发野祭的戎人 〔12〕 。

到了春秋时期，西自甘肃，东至伊、洛之间，到处都有西戎部落。渭水上游有邽、冀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骊戎，伊、洛之间有扬拒、泉皋之戎，颍水上游有蛮氏之戎。其后陆浑之戎，东迁伊水流域；允姓之戎，迁于渭汭，东及 辕。在黄河以南，伊、洛之间，还有伊洛之戎。在这些戎人中，伊洛之戎最为强大，他们曾一度攻占周的首都洛邑，有些部落并沿着黄河东徙，进入今河南东北和山东西南，成为当时曹、宋、鲁等国的威胁。

春秋中叶以后，秦、晋、楚强大，陕、甘境内的西戎都和秦人同化了。进入中原地区的西戎，也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威胁，到战国时期，都和古代中原的居民同化了。

游牧于今甘肃东南和广漠的青海草原的一些部落，古史上统称为西羌。羌人原来的活动地区在今青海东北，黄河和湟水河谷之间。公元前4世纪，秦国的势力发展到渭水上游，有些羌人部落被迫向青海草原西南移动，远徙于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以外的地区；另外有些部落进入今四川西北松潘一带的山地。这些羌人部落，后来分化为更多的种族。“或为牦牛种，越嶲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 〔13〕 。留在湟水河谷的羌人，统称为研种，也分化为二十几个部落。

羌人的社会比匈奴人更为原始。部落之间，没有分地，土地的氏族所有还不存在。他们以游牧为主要的生活方式，有些还靠射猎为生。

有些羌人部落，还停留在母系氏族阶段。“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部落有酋豪，没有形成部落联盟，也没有共同的首领。他们“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没有保护私有财产的法令，除了“杀人偿死，无他禁令”。阶级分化不明显，没有任何徭役制度。

在蒙古草原与青海草原之间，绵亘着一条由西北而东南的祁连山脉，这条山脉把这两个大草原切开，并且形成了一条由中原地区通向西北的走廊。在秦王朝时期或者更早，居住在这个走廊地带的是大月氏。大月氏后来受到匈奴人的压迫，有一部分西逾葱岭，远徙中亚；另一部分向南移动进入湟水河谷与诸羌杂居。月氏胡的饮食言语，略与羌同，亦以父母姓为其部落的种号。

分布在中国西南山岳地带最早的居民，古史上统称为蛮、濮。蛮、濮族类繁多，故亦称群蛮、百濮。

早在殷代，就有一些南蛮部落进入中原，史称荆蛮。这些被称为荆蛮的南蛮部落，后来建立了楚国，在春秋战国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楚人已经完全和中原地区的居民同化了。但还有很多蛮、濮部落，一直到秦王朝时，还是处于历史上的未开化阶段。在这些蛮、濮部落中，和秦王朝关系最密切的是巴人和蜀人。

巴人分布在巴水流域山谷之间，有很多部落。据《华阳国志·巴郡》的记载：“其属有濮 苴共奴獽夷蜑之蛮。”各部落皆有自己的首领，但没有共同的君长。这些部落的人民都居住在洞穴里，以狩猎为生。他们把白虎当作共同的图腾，有人祭的野蛮风俗。

巴人分布地区接近秦、楚，早在春秋初，巴人和楚人就有了接触，以后又和秦人有了来往，他们从楚人、秦人间接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到战国时期，巴人已经不是原始的猎人，而是很好的农夫。史载秦惠王并巴中（前316）以后，向巴人征收的贡纳中，有幏布和鸡羽。又载秦昭王（前306—前251）与巴郡夷人的盟约中，有“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 〔14〕 两条。这些史料说明了当时的巴人已经有了土地私有制，知道织布和养鸡。同时也说明，他们的婚姻是一夫多妻制。

蜀人分布在今四川西部成都平原。早在公元前475年，蜀人和秦人就有了往来。到了公元前316年，秦灭蜀，蜀人的分布区并入了秦国的版图。由于成都平原的优越地理条件，蜀人很早就从事农业生产。《华阳国志·蜀志》谓，蜀王杜宇“教民务农”。又说：“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这些传说表明了战国初，蜀人已经知道利用人工灌溉进行农耕。同书又说：蜀侯蚕丛“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近年在四川西部岷江上游及其支流杂谷脑河两岸的山坡上，发现了很多石棺葬，可能是古蜀人的墓葬。有些石棺葬墓中发现的殉葬物中，有陶器、铜器和汉初的钱币，证明秦汉之际，蜀人已经知道制作铜器。

在今贵州、云南境内，还有许多蛮、濮部落，《史记》上统称为西南夷。在公元前4世纪末，西南夷中的滇国已经和楚国发生了关系。《史记·西南夷列传》谓，楚威王时（前339—前329），“使将军庄 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西南至于滇池，并“以兵威定属楚”。后来秦国从楚国手中夺取了巴、黔中，断绝了庄 的归路，庄 因“以其众王滇”。秦国占领了巴、黔中以后，和西南诸部落发生了关系。《史记·西南夷列传》说：“秦时常 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

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和沿海一带岛屿上的最早居民，古史上统称为百越之族。百越之族有着共同的习俗，他们都是“被发文身，错臂左衽” 〔15〕 。也有着共同的文化特征，考古发现证明，在东海沿海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都是印文陶和梯形、方形的有段石锛。在广东西部和海南岛，还大量发现双肩石斧，这些都是越人的文化特征。

居住在长江三角地带的越人，由于接近中原地区，有优先的机会接触比较高级的文明，早在殷代已经进入青铜器时代，他们开始了定居的农业生活，有些越人也从事渔业。

在吴王夫差的统治年代中，吴国的势力发展到淮河流域，北至今山东南部。

和吴国同时，分布在钱塘江流域的越人，也形成了越国。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灭了吴国，尽有吴国故地。到公元前306年，越国又为楚国所灭。以后越人散亡，服朝于楚。公元前223年，王翦灭楚，定江南，降百越，吴、越两国的领土，又从楚国转入秦人手中，变成了秦国的会稽郡。

除了吴、越以外，还有许多越族部落分布在东南沿海。分布在瓯江流域的越人，史称瓯越，亦称东瓯；分布在闽江流域的越人，史称闽越；分布在珠江下游及今广东东部的越人，史称南越；分布在今广东西南、广西和海南岛一带的越人，史称骆越，亦称西瓯。这些部落的居民，在很早就和楚国有了直接或间接的接触。《史记·楚世家》谓，楚之先王熊渠曾兴兵伐扬越，又谓楚悼王（前401—前308）“南平百越”。这些记载证明了楚国的势力已经伸入越人地区。

自公元前223年秦灭越，今日江苏、浙江地区的越人，基本上与中原地区的居民同化了。更后秦灭闽越，最后，秦灭南越、骆越，从此福建、广东地区的越人，也在中原文化影响之下，逐渐进入了历史上的文明时代了。

三、秦王朝与亚洲诸国的关系

当秦王朝在亚洲东部辽阔的土地上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的时候，世界上最大多数的人民还是生活在历史上的野蛮时代，只有极少数进入了奴隶制时代。

在公元前3世纪末，秦帝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秦帝国的建立及其活动，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也对当时的亚洲起了文明的先导作用。它发展了和邻近各国之间的关系，打破了东方世界的原始闭塞性，替后来两汉时期各国之间更广泛、更频繁的接触创造了条件。

秦帝国最近的邻国是朝鲜，朝鲜和中国的往来很早。根据《史记·朝鲜列传》的记载：“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鄣塞。秦灭燕，属辽东外徼。”同书又载，当秦王朝时， 水以南，有一大片无人居住的瓯脱之地，史称“秦故空地”。秦帝国曾在这空地上筑有“上下鄣”，这片空地和空地上的鄣塞，后来被燕人卫满利用作为他在朝鲜建立卫氏王朝的根据地 〔16〕 。假如当时的 水是指现在的鸭绿江，则秦帝国的“上下鄣”就筑在鸭绿江的南岸了 〔17〕 。

中国和朝鲜更频繁的接触，是在秦帝国灭亡的时候。出现在秦末中国大陆的惊涛骇浪，曾经冲击了当时的朝鲜半岛。史载居住在当时齐、燕、赵即今日山东和河北北部一带的秦人，因为逃避苦役和战乱，亡命朝鲜者数万人 〔18〕 。这些亡命朝鲜的秦人，大部分居住在当时 水南岸的无人地带。有些甚至转徙到朝鲜半岛南部古韩国地区。亡命 水南岸的秦人，后来被燕人卫满利用，覆灭了朝鲜王箕准的统治，在朝鲜半岛的西北部建立了一个卫氏王朝。被卫满推翻的朝鲜王准又率其余众数千人，从海道攻占朝鲜半岛南部的马韩，并宣布自己为韩国国王 〔19〕 。至于南徙朝鲜半岛南部的秦人，他们后来定居在古辰韩地区。史载古辰韩的言语中，有不少秦语的词汇。又说：辰韩亦称秦韩 〔20〕 。这些都说明了发生在秦末中国大陆的历史事变，在朝鲜半岛引起了不小的政治风浪。

卫满王朝以前的朝鲜，中国史籍记载不详。根据仅有的史料透露出来的消息是，当时朝鲜人民，已经知道耕田养蚕，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私有财产以及由此而引起的阶级分化已经确切存在。破坏私有财产的人要受到法律的处分，男子没入为家奴，女子为婢。奴婢可以赎回自己的自由，“欲自赎者人五十万”。史称朝鲜“妇人贞信”，这又表明原始婚姻形态已不复存在 〔21〕 。在政治方面，已经形成了部落联盟或国家，有国王，国王是世袭的 〔22〕 。

居住在现在中印半岛东北部的最早的居民，中国史上称之为骆越，又称瓯骆，或称西瓯骆。

根据史籍记载，在秦或者更早的时期，瓯骆人的社会已经进入了部落联盟或者部落国家的历史阶段。《史记·南越尉佗列传·索隐》引姚氏案《广州记》云：“交趾有骆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名曰骆侯，诸县自名为骆将，铜印青绶，即今之令。”又《水经·叶榆河注》引《交州外域记》云：“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设雒王、雒侯主诸郡县，县多为雒将，雒将铜印青绶。”从这些史料可以看出在秦人侵入以前，骆越已分化为许多氏族，氏族有长，称骆将。氏族之上有部落，部落之长称骆侯。部落之上有部落联盟或国家，有共同的首领，称为骆王。从骆王、骆侯到骆将，构成了等级的从属关系。这里的人民大半从事农业，过着定居的村落生活。他们已经知道利用潮水的涨落灌溉田地，种植谷物。

在秦王朝时期，瓯骆人民受到了来自中国大陆风暴的袭击。根据中国史籍的记载，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遣了五十万人组成的一支庞大的军队，在尉屠睢的指挥之下，分五路南取百越之地。这支军队以绝对的优势，压服了居住在今福建的闽越和居住在今广东的南越，顺利地把帝国的疆域向东南推到了中国大陆的尽头，接着便推进到瓯骆的地区。

进攻瓯骆的战争，不像进攻闽越和南越那样顺利。在这里，秦帝国的军队遇到了瓯骆人民的顽强抵抗，还有粮食补充的困难，以致三年不得解甲弛弩。后来凿通了联结湘水和漓水的运河灵渠，解决了粮食运输的问题，才打破这种相持的局面。在这次战争中，秦军击败了瓯骆的主力军，杀了西呕国王译吁宋，在瓯骆人的土地上建立了秦帝国的象郡。但是，瓯骆人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抵抗，他们退入森林地带，重新推举出自己的首领，继续袭击秦军。在一次夜袭中，大败秦军，杀死秦军统帅尉屠睢。为了巩固对瓯骆的军事占领，以后秦帝国派出了增援的部队，加强了这里的卫戍 〔23〕 。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死，帝国在瓯骆的统治似乎结束了，代替秦帝国的统治而出现于瓯骆人土地上的是蜀王朝。建立蜀王朝的安阳王，打败了秦帝国留在瓯骆的卫戍部队，征服了瓯骆的侯王，建立了自己的统治。史载安阳王曾经先后和秦帝国的南海尉任嚣、赵佗发生过战争。任嚣没有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就死了，他的助手赵佗继续与安阳王作战。公元前208年，赵佗击败了安阳王，从蜀王朝手中夺取了瓯骆的土地，并且在这里建立交阯、九真二郡 〔24〕 。这时秦已灭亡，赵佗已自立为南越王。《史记·南越尉佗列传》曾经说到赵佗在吕后死后，“以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这个史料说明了直到吕后死后，赵佗还控制着瓯骆。赵佗役属瓯骆的情况不清楚，他在公元前179年写给汉文帝的信上有“其东闽越千人众号称王，西瓯骆、裸国亦称王”等语。可见在赵佗的占领时期，瓯骆仍保有自己的政治组织，赵佗只是通过骆王向瓯骆人民征收贡纳而已。

日本，对于秦人来说，还是浮现在虚无缥缈的大海中的一个神仙之国。但是从战国以来，这个神仙之国就以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的名字，为燕、齐的方士所称道。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曾经派遣了一个以徐巿为首、由青年男女几千人组成的探险队，去寻找三神山。但徐巿所率领的探险队一去不返，他们也许到达了三神山，也许没有到达 〔25〕 。

当秦王朝的活动在东方世界激起一系列的历史事变时，西方世界的历史浪花，也飞溅到中国西部的边疆，拍击着帕米尔高原西部的山峰。

早在公元前4世纪末，由于马其顿帝国向东方的扩张，在中亚曾经引起很大的变化。那时马其顿的军队，在他们的国王亚历山大（前336—前323年在位）指挥下，于公元前330年打败了波斯，次年征服了大夏（即巴克特利亚）。又从大夏转向印度的五河地区，征服了以前被波斯征服过的犍陀罗和印度西北地区的一些城市。亚历山大几乎使整个中亚向他屈膝。马其顿帝国在中亚和印度西北地区的统治，不久就瓦解了。在秦王朝的统治时期，出现在辽阔的中亚土地上的是一些独立国家，其中最大的是亚历山大的部将塞琉哥在叙里亚与巴比伦建立的塞琉西王朝。此外，阿萨息斯（前249—前247年在位）也推翻了希腊人的统治，建立了安息（即帕提亚王国）。卫戍大夏的将军狄奥多德一世（前250—前230年在位），也摆脱了塞琉哥王的统治，在巴克特拉宣布独立。马其顿帝国虽然瓦解，但由马其顿人带去的希腊文化，在中亚和印度西北地区仍然起着影响作用。

早在公元前3世纪初，印度就出现了一个孔雀王朝（约前321—前185）。这个王朝排除了希腊人的势力，结束了印度历史上的列国时期（约前550—前321），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奴隶制国家。这个国家的领土，包括全部北印度和阿富汗俾路支的大部分。当秦王朝统一中国的前夕，还是孔雀王朝全盛时代的后期。当时统治这个奴隶制国家的，是有名的阿育王或称无忧王（约前268—前232）。阿育王继续征服了羯陵伽国，把羯陵伽国以南的安度罗也变成了他的属领。他几乎征服了全印度，只有印度极南部诸部落国家还保持独立。但这样的时期不长，阿育王的继承者，就只能守恒河中游摩揭陀国一带的地方。

从印度社会产生的佛教文化，在阿育王时期开始广泛的传播。佛教产生在奴隶制经济的高涨时期，在思想上是和婆罗门与种姓制度对立的。它反对那种阻碍印度社会向前发展的婆罗门教和阶级支配的种姓制度，阿育王曾在华氏城召集了传播佛教的集会，并将他对宗教的诏书刻在被称为窣堵波的石柱上。

在秦王朝统治时期，中国和中亚诸国及印度有没有接触，不能得到确切的证明。根据史籍的记载推测，间接的接触是很有可能的。《史记·大宛列传》载：张骞从西域回国后，向汉武帝所作的报告中曾说到他在大夏时，看到邛竹杖和蜀布。据大夏人说，邛竹杖和蜀布是他们从印度买来的 〔26〕 。这个史料，说明了早在张骞到大夏之前，中国的织物和工艺品已经出现在中亚的市场。也说明了在张骞凿通西域之前，在中国的西南已经有了一条经由缅甸、印度通达中亚的商路。据张骞在同一报告中说，昆明之西可千余里的乘象国，名曰滇越。当时四川的商人和滇越有交换关系 〔27〕 ，四川的商品可以到达缅甸和印度，再经缅甸、印度等国的商人之手，辗转运至中亚诸国。不论当时的中国和中亚诸国是否已经发生直接或间接的接触，但秦帝国的声威，已经远播中亚，特别是靠近中国西部边疆的一些国家，则是可以肯定的。直到汉武帝时，大宛国人仍称中国为秦人 〔28〕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附记 〕

1960年秋，翦老着手改写旧著《中国史纲》第二卷（秦汉史），至次年春，写完第一编第一章的三节。后因主编《中国史纲要》，此改写工作中辍，直到去世。本文的第一、二节与第三节先后发表于王仲荦主编《历史论丛》第二辑（1981年）、第三辑（1983年）。

——张传玺

注　释

〔1〕 　秦之先世究居何地，事属远古，书缺无征。《史记·秦本纪》但云秦之先居西陲。如云：中潏“在西戎，保西垂”。又云：“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郦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潏，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又云庄公“为西垂大夫”。《史记·封禅书》谓“秦襄公既侯，居西垂”。以上所谓“西垂”即西部边陲之意，大概指今甘肃东部一带而言。又《本纪》谓“文公元年，居西垂宫”。此所谓“西垂宫”，意指建筑在西垂之宫室，并非另为一地也。

〔2〕 　《左传》襄公十四年《传》记戎子驹支之言曰：“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这段话很明显地说明了华、戎生活方式不同，言语不通。又《盐铁论·相刺》篇谓：“戎人由余，待译而后通。”《史记·秦本纪》亦云：“由余，其先晋人也，亡入戎，能晋言。”《本纪》所载与《盐铁论》不同，但也说明戎人不能晋言。

〔3〕 　《史记·秦本纪》记申侯之言曰：“昔我先郦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潏。”胥轩乃秦之远祖，称胥轩为戎胥轩，是以秦为戎也。郦山之女，即郦戎之女，为胥轩妻，是秦之母系亦为戎族。又《管子·小匡》篇谓桓公西征，“而秦戎始从”。亦称秦为秦戎。此外，《春秋公羊传》昭公五年《传》云：“秦者，夷也。”《春秋穀梁传》僖公三十三年《传》云：“狄，秦也。”《战国策·魏策》及《史记·魏世家》均谓“秦与戎翟同俗”。《史记·商君列传》引商君之言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数。”这些史料都说明，秦属于西戎的一个部落。

〔4〕 　《史记·秦本纪》，以下引《秦本纪》均不再注。

〔5〕 　《史记·封禅书》：“秦德公既立，卜居雍：‘后子孙饮马于河。’遂都雍。”

〔6〕 　《史记·秦本纪》曰：“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7〕 　《史记·秦本纪》：孝公十二年，“为田开阡陌”。《蔡泽列传》：蔡泽曰：商鞅为秦孝公“决裂阡陌”。《汉书·食货志》：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仟佰（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

〔8〕 　《史记·甘茂列传》。

〔9〕 　战国时，燕、赵、魏、楚等国皆有骑兵，秦、楚、赵各有骑万匹，魏有骑五千，燕有骑六千。《战国策·楚策一》云：“蒲反、平阳，相去百里，秦人一夜而袭之，安邑不知。新城、上梁，相去五百里，秦人一夜而袭之，上梁亦不知也。”又《汉书·灌婴传》：“汉王乃择军中可为车骑将者，皆推故秦骑士重泉人李必、骆甲习骑兵。”可知秦之骑士是受过最好的训练的。

〔10〕 　秦王政十七年（前230），秦将内史腾灭韩，虏韩王安，以其地为颍川郡。十九年，秦将王翦、羌瘣灭赵，虏赵王迁。二十二年，秦将王贲灭魏，魏王假降。二十四年，秦将王翦灭楚，虏楚王负刍。二十五年，秦将王贲灭燕，虏燕王喜（又灭代，虏代王嘉）。二十六年（前221），秦将王贲灭齐，虏齐王建。

〔11〕 　《汉书·匈奴传》：“单于姓‘挛鞮氏’，其国称之曰‘撑犁孤涂单于’。匈奴谓天为‘撑犁’，谓子为‘孤涂’，‘单于’者，广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单于然。”

〔12〕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初，平王之东迁也，辛有适伊川，见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秋，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

〔13〕 　《后汉书·西羌传》，以下引本传不再注。

〔14〕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15〕 　《战国策·赵策二》：“被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

〔16〕 　《史记·朝鲜列传》：“汉兴……燕王卢绾反，入匈奴。满亡命，聚党千余人，魋结蛮夷服而东走出塞。渡 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稍役属真番、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命者，王之，都王险。”

〔17〕 　《史记·正义》引《地理志》云：“ 水出辽东塞外，西南至乐浪县，西入海。”按《史记·朝鲜列传》所说的 水，流经乐浪，又西入海，与今鸭绿江的地望和流向相符。

〔18〕 　《史记·朝鲜列传》谓卫满侵入朝鲜时，在 水以南秦故空地上下鄣，已有“故燕、齐亡命者”居住在那里。《后汉书·东夷列传· 》亦云：“汉初大乱，燕、齐、赵人往避地者数万口，而燕人卫满击破准而自王朝鲜。”

〔19〕 　《后汉书·东夷列传·韩》：“初，朝鲜王准为卫满所破，乃将其余众数千人走入海，攻马韩破之，自立为韩王。”

〔20〕 　同上传云：“辰韩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适韩国，马韩割东界地与之。其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相呼为徒，有似秦语，故或名之为秦韩。”

〔21〕 　《后汉书·东夷列传· 》：“昔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箕子教以礼义，田蚕，又制八条之教。其人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饮食以笾豆。”李注引《前书》曰：“箕子教以八条者，相杀者以当时偿杀，相伤者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音义》曰：“八条不具见也。”

〔22〕 　《后汉书·东夷列传· 》《集解》引惠栋曰：“《魏略》云：‘准，朝鲜王否之子。’”

〔23〕 　《淮南子·人间训》云：“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谪戍以备之。”《史记·主父偃列传》，《前汉书·严助传》、《严安传》均有类似的记载。

〔24〕 　《史记·南越尉佗列传》《索隐》引姚氏案《广州记》云：“后蜀王子将兵讨骆侯，自称为安阳王，治封溪县。后南越王尉佗攻破安阳王，令二使典主交阯、九真二郡。”又《水经·叶榆河注》引《交州外域记》亦云：“后蜀王子将兵三万来讨雒王雒侯，服诸雒将，蜀王子因称为安阳王。后南越王尉佗举众攻安阳王。”

安阳王事亦见《大越史记》。《大越史记·外记》卷1有云：“安阳王在位五十年，王讳泮，旧史云姓蜀，巴蜀人也。”按在位五十年不可靠。同书又云：“辛卯，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秦始皇崩于沙丘，任嚣、赵佗帅师来侵，佗驻军北江仙游山，与王战，赵败走。时任嚣将舟师在小江染病，以军传佗，佗退守武宁山，通使讲和。王喜，乃分平江北佗治之，以南王治之。佗遣子仲始求婚王女媚珠，许之。”又云：“癸巳，秦二世胡亥二年（前208），南海尉赵佗复来侵，安阳王败走，自溺死，蜀亡。”

按最近在广州附近发现了“安阳行宝”的玉简一枚。在这个玉简正面，刻有六十甲子，字体近似甲骨文。背面无字，刻有五个卷舒文，考古学家怀疑这个玉简是秦、汉之际安阳王遗物，被赵佗掠夺，遗留下来的。

〔25〕 　见《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及《史记·封禅书》。

〔26〕 　《史记·大宛列传》云：“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国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

〔27〕 　《史记·大宛列传》云：“昆明之属无君长……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

〔28〕 　《史记·大宛列传》，谓李广利伐大宛，“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