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志》云：“贞观六年，亲录囚徒，闵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纵之还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诣朝堂无后者，太宗嘉其诚信，悉原之。”又《太宗纪》云：“贞观六年……十二月辛未，虑囚，纵死罪者归其家……七年……九月，纵囚来归，皆赦之。”
今案《太宗纪》：“贞观四年……天下断死罪者二十九人”，是举天下一年止断死罪二十九人，何其少也！今六年十二月，太宗躬自虑囚，而京师死罪系者已三百九十人，又何其多也！举京师一月以推一年之数，不亦又多乎哉？以京师一年之数而推天下之数，则可胜言哉！四年之距六年未逺也，而多寡如是之辽邈，愚谓此盖出于史氏归美太宗之故，而实则不然也。夫太宗聪明仁智之主也，兴义兵除暴乱，救民于涂炭之中，而措之仁寿之域，天下之人欣然如获再生而见父母，其心方安生而乐业，向善而畏罪。故即位才四年，天下死罪，岁止二十九人，此其效也。自四年至六年，太宗求治之意宜未怠也，政亦四年之政，民亦四年之民，何其善恶薄厚遽有殊绝，不啻百倍之逺哉？况京师乃风教之所先及者，而死罪尚如此之多，则夫幽荒遐僻，蒙化未孚者，又将奈何？愚谓此三百九十人，乃录囚之时，举京师轻重系者之数，非实皆死罪也。太宗以其盛冬缧系，故矜而纵之，使明年就刑，如期既至，则怜而宥之。以四年天下死罪之数而推此，则事理人情较然明甚，若谓三百九十人实皆死罪，而太宗释之，事必不然也。况死罪，法之极者，其数又如此之多，其间必有巨奸极蠹，众所仇疾，其情至重而为政者所宜亟去者，亦有过误愚懦，穷迫株蔓，其情至轻而为政者所宜矜贷者，是二者，狱事之所常有，讵可一概论哉？今也抵是罪者仅四百人，其间岂无等差？一旦不问其情之轻重，举而释之，以太宗之聪明仁智，必不为也！以是观之，其理岂不甚明哉！而史臣皆以死罪书之者，盖欲归美于太宗，故夸大其数，以见其仁心感人之至云尔。自是秉笔者，但知传其文，不复推其实，后之学者，亦相承而未悟，故白居易元和中为诗犹云“死囚四百来归狱”，盖亦取信于史而已。然则脩新《书》者固宜辨析，其事使昔之史臣归美，而今之史臣纪实之意，两得其真，如是乃称脩史之职也欤！
《孝敬皇帝传》云：“义阳、宣城二公主，以母故幽掖廷四十不嫁，弘闻眙恻，建请下降，武后怒，即以当上卫士配之，由是失爱……弘奏请数怫旨。上元二年，从幸合璧宫，遇鸩，薨。”
今案义阳、宣城二公主，皆高宗女，而萧淑妃所生也。高宗以贞观二年戊子岁生，而孝敬皇帝以上元二年乙亥岁薨，自戊子至乙亥，则高宗才四十八岁，尔何縁有四十岁之女乎？此当日史臣之过也。推原其意，盖止欲甚武氏之恶云尔，然殊不顾事过其实，遽书于史。后之秉笔者，又不能推穷其实，止袭其误而载之。自吴兢、刘知几脩纂以来，迨今已数百年，而新《书》又不为之讨论详究，绌其信实，但从而粉泽文饰之，岂脩史之意哉！
《郑𬘡传》云：“宪宗即位，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始，卢从史阴与王承宗连和，有诏归潞，从史辞潞乏粮，请留军山东。李吉甫宻谮𬘡漏言于从史，帝怒……召学士李绛，语其故，且曰：‘若何而处？’绛曰：‘诚如是，罪当族。然谁以闻陛下者？’曰：‘吉甫为我言。’绛曰：‘𬘡任宰相，识名节，不当如犬彘枭獍与奸臣外通。恐吉甫势轧内忌，造为丑辞以怒陛下。’帝良久曰：‘几误我！’先是，杜黄裳方为帝夷削节度、强王室，建议裁可，不关决于𬘡，𬘡常黙黙。居位四年，罢。”又《李绛传》云：“时议还卢从史昭义，已而将复召之，从史以军无见储为解，李吉甫谓郑𬘡漏其谋，帝召绛议欲逐𬘡，绛为开白乃免。”
今案《宪宗本纪》元和四年二月丁卯，𬘡罢相，至三月乙酉，成德军节度使王士真方卒，其子承宗自称留后，十月辛巳，承宗始反，是月朝廷命吐突承璀为将以讨承宗；而《卢从史传》云：“丁父丧未官，即献计诛王承宗……由是夺服，领泽潞……讨贼”且既云从史父丧未官，而献计诛承宗，朝廷因命复领泽潞讨贼，则是亦皆在三月王士真死而承宗自立之后也。然则𬘡当是时已去相久矣。《𬘡传》所述，与帝纪及年表并诸人传皆不相符，其证一也。又案李吉甫以元和二年正月为相，而三年九月出为淮南节度使，至四年三月王士真死，承宗自立，十月，承宗反而朝廷讨之，自后从史方有与承宗连和之事，是时吉甫乃在淮南，何由得谮𬘡漏言？其证二也。又至五年四月从史方贬死，六年正月吉甫方再入相，是时𬘡已去相将二期矣，其年月及𬘡、从史、吉甫之所在事状，皆参差不相符，其证三也。又《李绛传》云“时议还卢从史昭义，已而将复召之，从史以军无见储为解，吉甫谓𬘡漏谋，帝欲逐𬘡，绛为开白乃免。”其说与《𬘡传》又已不同，且所谓“还卢从史昭义，已而将复召之”者何也？岂谓从史既夺服，复领昭义之后，朝廷方欲复召之欤？方宪宗元和之初，天下节度使如从史者，朝廷有无故而可以轻召者欤？以从史及孔戡、裴垍、乌重胤、吐突承璀等传，与韩愈、杜牧等集而考之，则从史复领昭义之后，其势可复轻召欤？且𬘡、绛二传，述漏谋之因，既已不同，则其事何可复信？此盖李绛之门生故吏，撰集绛事者，务多书其事，以为绛之美，然皆参错不实，其后史臣为𬘡传者，既无事可纪，故又取绛事而载之，展转相因，则愈失其真，其证四也。《𬘡传》又云“先是，杜黄裳方为帝夷削节度，强王室，建议裁可，不关决于𬘡，𬘡常黙黙，居位四年，罢。”案黄裳以永贞元年七月为相，至元和二年正月罢，𬘡以永贞元年十二月为相，至元和四年二月罢后，𬘡犹居相位二期始罢，使黄裳方当国，而事不关决，𬘡常黙黙，遂先黄裳罢去，以是为𬘡之贬，可也。今黄裳既已先𬘡罢，而𬘡犹居位，复为谁而黙黙如是者又二年乃始罢去？史笔若此，不亦太近诬乎？其证五也。由是言之，《郑𬘡传》自为相之后，止此二事，后人读之，似皆有实可信，及以纪、传参考，则全不可用，今列其事如右，且又为旁行编年瘗次，陈之于后，庶览者了然易见云。 （图表见此处）
《张九龄传》云：“武惠妃谋陷太子瑛，九龄执不可，妃宻遣宦奴牛贵儿告之曰：‘废必有兴，公为援，宰相可长处。’九龄叱曰：‘房幄安有外言哉！’遽奏之，帝为动色，故卒九龄相而太子无患。”
今案《太子瑛传》载九龄谏时，已为中书令，而《宰相年表》：“开元二十二年五月戊子……九龄为中书令”，二十五年，太子竟废死，然则当议废太子时，九龄已为相久矣，安得云卒九龄相哉！且九龄以二十五年而太子竟废死，则是终不免祸，安得云太子无患哉！此二者皆无其实也。
《刘潼传》为西川节度使，“时李福讨南诏，兵不利，潼至，填以恩信，蛮皆如约。六姓蛮持两端，为南诏间候，有卑笼部落者，请讨之，潼因出兵袭击，俘五千人，南诏大惧，自是不敢犯边。”
今案《南诏传》潼为西川节度使之时，即懿宗咸通七年八年之际也，当是时南诏方强，南冦安南，西扰成都，至咸通十年，又自沭源入冦嘉州，由此言之，则南诏何尝不敢犯边乎？潼传中止云南诏少戢，不敢轻冦边可也，以为自是不敢犯，则非其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