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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钟和周忱

一从《十五贯》说起

1956年浙江昆苏剧团上演了改编的昆曲《十五贯》之后,各地其他剧种也纷纷改编上演,况钟这个封建时代的好官,逐渐为成千上万的观众所熟识了。这戏中另一个好官周忱,是况钟的上司和同乡,也被赋予和况钟不同的性格,成为舞台上的人物。

《十五贯》成功地塑造了况钟这个历史人物,刻画了他的性格、思想感情。他通过具体分析,进行现场调查研究,得出正确结论,终于纠正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错误判断,平反了冤狱,为人民办了好事。这个戏形象地突出了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这个主题,是具有现实的教育意义的,是个好戏。

但是,《十五贯》这个故事,其实和况钟并不相干。

《十五贯》的故事出自《宋元话本》的《错斩崔宁》,大概是宋朝的故事。明朝末年,有人把这故事编在一部书里,题名为《十五贯戏言成巧祸》,清初的戏剧家朱素臣又把它改编为《十五贯传奇》。现在上演的本子,是根据朱素臣的本子改编的。从故事改编的发展来说,一次比一次好,迷信成分去掉了,复杂的头绪减少了,人物的形象更典型了,深刻了,也就更生动了;艺术感染力量更强烈了;教育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者的效果也就更好了。

那么,问题就来了,《十五贯》既然是宋朝的故事,况钟却是明朝人,从宋末到明前期,相差有一百几十年,为什么戏剧家一定要把这故事算在况钟名下呢?

这是因为况钟的确是历史上的好官,也的确替当时负屈的老百姓申过冤,救活了不少人命,在当时人民中威信很高。其次,朱素臣是苏州人,对《十五贯》的故事和况钟这个人物的传说都比较熟悉。戏剧家为了集中地突出故事情节,集中地突出历史人物,把民间流传已久的《十五贯》故事,和当时民间极有威望的好官况钟结合起来,一方面符合人民对于清官好官的迫切要求,一方面也反映了一定时期的历史情况,是完全可以允许的艺术处理。

正因为如此,这故事不但得到广大人民的喜爱,连况钟的子孙也认为确有其事了。况钟九世孙况延秀编的《太守列传编年》上说:

折狱明断,民有奇冤,无不昭雪。有熊友兰、友惠兄弟冤狱,公为雪之,阖郡有包龙图之颂,为作传奇,以演其事。惜一切谳断,不能尽传于世。

二况青天

封建时代的官僚,被人民表扬为青天,是很不容易的事。

由于封建统治阶级一贯剥削、虐待人民,和人民对立,老百姓在平常时候,是怕官的。老百姓和官的关系是,一要完粮,二要当差,三呢,遭到冤枉要打官司。这三件事都使老百姓怕官,一有差错,就得挨板子、上夹板,受到种种非刑,关进班房,以至充军、杀头等,老百姓怎能不怕?

但是,一到了阶级矛盾十分尖锐,老百姓忍无可忍,团结起来暴动的时候,情况就完全改变了。人民自己已有了武装,也有了班房,那时候,老百姓就不再怕官了,害怕发抖的是官。以此,历史上每次农民起义,矛头总是首先针对着本地的官员,口号总有杀尽贪官污吏这一条。

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基础是建立在对广大农民的剥削、掠夺上面的,封建官僚是为了地主阶级利益服务的;一切政治设施的最后目的,都是为了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治。这样,也就不难理解在封建官僚的压迫、奴役下,广大人民对于比较清明、宽大、廉洁政治的向往,对于能够采取一些措施,减轻人民负担,申雪人民冤枉的好官的拥护了。对于这样的好官,人民作了鉴定,叫作青天。

也正由于封建时代的青天极少,所以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几个青天,也就成为箭垛式的人物,许多人民理想中的好事都被堆砌到他们身上了。像宋朝的包拯,明朝的况钟和海瑞,都是著名的例子。

也还必须指出,尽管历史上出现了几个青天,是当时人民给的称号。但是,也绝不可以由此得出结论,以为青天就是站在人民立场的政治家。不是的,恰恰相反,他们都是为封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官僚,在这一点上,也和当时其他封建官僚一样,是和人民对立的。不过,由于他们的出身和其他关系,比较接近人民,了解人民的痛苦,比较正直,有远见,为了维持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缓和阶级矛盾,在不损害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前提下,有意识地办了一些好事。这些好事是和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一致的,也是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当前利益一致的,对当时的生产发展,对历史的进展有好处的。因此,他们在当时被人民叫作青天,在历史上也就应该是被肯定的,值得纪念的,在某些方面,还是值得今天学习的人物。

况钟(1383—1442),江西靖安人。从1430年起任苏州知府,一直到1442年死在任上,连任苏州知府十三年。

苏州地方殷富,人口稠密,土地集中,人民贫困,阶级关系比较紧张。在况钟以前,做知府的不要说久任,连称职能够做满任期的也没有一个。况钟以后,也还出过几个好官,不过都比不上他这样有名,为人民所爱戴歌颂。

从唐宋以来,封建王朝任命官僚,主要是用科举出身的人,上过学,会写一定格式的诗、文,通过考试,成为叫作进士或者举人的知识分子。一般在衙门里办事的吏(科员),地位很低,只能一辈子做吏,是做不了官的。明朝初期,科举出身的人还不够多,官和吏的区别还不十分严格,以后就不同了。况钟的父亲是一家地主的养子。况钟从小也念过一点书,但没有考上学校。到成年以后,1406年被选作靖安县的礼曹(管礼仪、祭祀一类事务),一直做了九年的吏。他为人干练精明,通达事务,廉介无私,为县官所重视。也正因为他做了多年的吏,直接和人民打交道,不但了解民间痛苦,也深知吏的贪污害民行径,到后来做了官,便有办法来制裁这些恶吏了。

靖安知县和当朝的礼部尚书(管礼仪、祭祀、考试的部长)是好朋友,当况钟做满九年的吏,照例要到吏部(管任免、考核官员的部)去考绩的时候,靖安知县便写信给这个朋友,推荐况钟的才能。礼部尚书和况钟谈了话,也很器重,便特别向皇帝推荐。明成祖召见况钟,特任为礼部仪制司主事,以后升为郎中,一连做了十五年京官。

在这十五年中,况钟和当时许多有名的政治家来往,成为朋友,交换了对政治上的许多看法。其中主要的是江西同乡的京官。在封建时代,交通很不方便,官僚们对同乡是很看重的,来往较多,政治上也互相影响,这种关系称为乡谊,是一种封建关系。况钟的同乡中有许多是当权的大官,有声名的政治家,况钟深受他们的影响,在况钟以后的政治活动中,也得到他们的支持。

明成祖在打到南京,做了皇帝以后,任命七个官员替他管理机密事务,叫作“入阁”,后来叫作“拜相”。这七个人中有五个是江西人,其中泰和人杨士奇和况钟关系最深,南昌人胡俨、湖北石首人杨溥也是况钟的朋友。此外,江西吉水人周忱和况钟也很要好。

明成祖死后,三杨当国,三杨就是原来七人内阁中的三个,是杨士奇、杨溥和杨荣。这三人都是有能力的政治家,在他们当国时期,政治是比较清明的。

1430年,明封建王朝经过讨论,为了进一步加强统治,增加财政收入,认为全国有九个大府,人众事多,没有管好,其中特别是苏州府,交的税粮比任何一省都多,政治情况却十分不好,官吏奸贪,人民困苦,欠粮最多,百姓逃亡。要百官保举京官中有能力而又廉洁的外任做知府,来加强控制。礼部和吏部都推荐况钟,首相杨士奇也特荐况钟做苏州知府。为了加重况钟的权力,明宣宗还特别给以“敕书”(书面命令),许以便宜行事,并特许他可以直接向皇帝写报告,提建议。

我国在过去漫长时期是农业国,封建王朝的经济基础是农业。王朝的全部收入百分之九十以上出自农民交纳的粮食,服兵役和无偿劳役的也主要是农民。要是农民交不起粮或者少交粮了,农民大量逃亡外地,不当差役了,便会发生严重的政治危机,危害封建王朝的统治地位。

由于宋元以来的历史发展,东南地区的农业经济大大发展了,显出一片繁荣气象。况钟所处的十五世纪前期,正是明王朝的全盛时期。但是,这个地区的繁荣,这个时期的全盛都只是表面上的,内部却包含着严重的危机。

危机是农民负担过重。

就东南一带而说,农民负担之重居全国第一。这时全国的实物收入,夏税秋粮总数约三千万石,其中浙江一省占二百七十五万多石,约占全国收入十分之一弱。苏州一府七个县却占二百八十一万石,比浙江一省交的粮还多。松江府一百二十一万石,也很重。以苏州而论,垦田数只有九万六千五百零六顷,占全国垦田数百分之一点一,交纳税粮呢,却占全国税收的百分之九点五。

为什么江南地区的农民负担特别重呢?这是因为从南宋以来,由于这一带土地肥沃,经济发展,贵族、官僚用种种方法兼并土地,到了政治局面发生变化,旧的贵族、官僚被推翻了,他们所占有的土地就被没收为官田,经过多次变化,官田就越来越多,民田就越来越少了。到明太祖取得这带地方以后,又把原来的豪族地主的田地没收为官田,并且按私租收税,这样,这带地方的官田租税就特别重了。

民田的租税虽然也很重,但是农民向地主交租,多在本地,当天或者几天就可以来回,一改为官田,不但田租特别重,而且收的粮食要交官了,得由农民运送到指定的仓库交纳。在交通不便的情势下,陆运、水运,要用几个月以至更多时间,不但占用了大量劳动力,不能投入生产,而且交纳一石官粮,往往要用两三石以至四五石的运费,有时候遭风翻船了,或者被人抢劫,都得重新补交,所有这些巨大的运费和意外的赔垫,都要由农民负担,农民怎么负担得起?苏州农民因为官田特别多,负担就特别重。

苏州七个县完纳的二百八十一万石税粮中,民粮只有十五万石,官田田租最重的每亩要交三石粮。官粮中有一百零六万石要远运到山东临清交纳,有七十万石要运到南京交纳,运到临清的每一石要用运费四石,运到南京的也要六斗。这样残酷的剥削使人民无法负担,在况钟到苏州以前,四年的欠粮数就达到七百六十多万石。老百姓完不了粮是要挨板子,坐班房的,农民要活下去,就只好全家逃亡,流离外地了。

占全国税粮近十分之一的苏州,欠粮这样多,人口大量外流,是不能不严重地影响到封建王朝的统治基础的。首相杨士奇提出补救方案:蠲免欠粮,官田减租,清理冤狱,惩办贪官,安抚逃民,特派知府等六项措施。况钟就是在这样情况下,被特派到苏州执行这些措施的。

官田减租是得到明宣宗的同意,用诏书(皇帝的命令)下达全国的。但是,有人认为,减掉了租,就减少了王朝的收入,遭到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反对,没有能够贯彻;蠲免欠粮,也同样行不通。隔了两年,还是没有解决。尽管明宣宗和杨士奇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巩固统治基础,下了极大决心要办,并且严厉申斥户部官员,不奉行减租免粮命令的就要办罪,还是办不了,办不好。

况钟在苏州坚决执行封建王朝的政策,在巡抚周忱的支持下,他多次提出官田减租和蠲免欠粮的具体办法,都被户部批驳不准。况钟并不妥协,坚持要办,一直到1432年3月,才得到批准,减去官田租七十二万一千六百多石,荒田租十五万石,官粮远运临清的减去六十万石,运到南京的改为驻军到苏州自运,连同其他各项。每年减省了苏州人民一百五十六万石的负担,假如连因此而省掉的运费、劳力计算,数目就更大了。这对苏州人民来说,确是一件了不起的大好事,对明王朝的统治来说,也确是起了巩固作用。而且,官田虽然减了一些租,因为不欠粮了,王朝的实际收入比前几年反而增加了。

由于官田田租减轻了,逃民回来后复业的就有三万六千六百多户。人民的生活虽然还是很苦,但是毕竟比过去稍微好了一些,生产情绪也提高了。他们欢欣鼓舞,感谢况钟的恩德,到处刻碑纪念这件好事。

况钟在人民中间的威信日益提高,主要的是他还办了以下这几件事:

第一是惩办贪吏。况钟是从吏出身的,精于吏事。在上任以后,却假装不懂公事,许多吏拿着案卷请批,况钟问他们该怎么办,都一一照批。吏们喜欢极了,以为这知府真好对付,以后的事好办了。况钟在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弄清情况以后,过了一个多月,突然叫官员和吏们都来开会,当场宣读“敕书”,其中有“属员人等作奸害民,尔即提问解京”的话,就问这些吏,那一天你办了什么事,受了多少贿赂,对不对?一一问过,立时杀了六个。官员中有十二个不认真办事,疲沓庸懦的,都革了职。另外有几个贪赃枉法的,拿到京师法办。这一来,官吏们都害怕了,守法了,老百姓也少吃苦头了。人们叫他做青天。

苏州人民好容易有了一个青天,松了一口气。第二年,况钟的继母死了,按封建礼制辞官回家守孝。这一来,苏州的天又黑了,风气又变了,官们吏们又重新做坏事了,百姓又吃苦头了。他们想了又想,都是况钟不在的缘故,三万七千多人便联名请求况钟回来。隔了十个多月,况钟又被特派回到苏州,这一回用不着调查了,立刻把做坏事的官吏们都法办了,天又变好了,况钟更加得到人民的支持。

第二是清理冤狱。苏州有七个县,况钟每天问一个县的案,排好日程,周而复始,不到一年工夫,清理了一千五百多件案子,该办的办,该放的放,做得百姓不叫冤枉,豪强不敢为非,老百姓都叫他是包龙图再世。现在舞台上演唱的《十五贯》,虽然事实上和况钟无关,但确也反映了他在这一方面的工作作风,取得的成绩和威信,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第三是抑制豪强。明朝制度,军民籍贯是分开的,军户绝了,要勾追原籍本家男丁补缺。封建王朝派的清军御史蛮横不讲道理,强迫平民充军,弄得老百姓无处诉冤,况钟据理力争,免掉一百六十个平民的军役,免掉一千四百多平民的世役,只是本身当军,不累及子孙。七县的圩田设有圩长圩老九千多人,大部分都是积年退役(在衙门做过事)的恶霸,这制度和这些人得到大官的支持,为非作恶,况钟不管上官的反对,也把它一起革除了。沿海沿江有些地方的军官,借名巡察河道,劫掠商船,为害商旅,况钟都一一拿办。

第四是为民兴利。苏州河道,淤塞成灾,况钟把它疏浚了,成为水利。人民因粮重贫困,向地主借高利贷,弄得卖儿卖女,况钟想法筹划了几十万石粮食,建立济农仓,每到农民耕作青黄不接的时候,便开仓借贷,每人二石,到秋收时如数偿还,遇有灾荒,也用这粮食赈济。又推广义役仓制度,用公共积累的粮食,供应上官采办物料的赔垫消费,免去中间地主们的剥削和贪污,从而减轻人民的负担。

况钟刚正廉洁,极重视细小事件,设想周密,不怕是小事,只要有利于百姓就做,对百姓有害的就加以改革。兴利除害,反对豪强,扶持良善,百姓敬他爱他,把他看作天神一样。第一次回家守孝,百姓想念他,作歌说:

况太守,民父母,众怀思,因去后,愿复来,养田叟。

又有歌说:

众人齐说使君贤,只剪轻蒲为作鞭,兵仗不烦森画戟,歌谣曾唱是青天。

三年任满,到京师朝见,百姓怕他升官,很担心,到回来复任,百姓又唱道:

太守朝京,我民不宁,太守归来,我民忻哉!

到九年任满,又照例到吏部候升,吏部已经委派了新的苏州知府了,苏州人民不答应,有一万八千多人联名保留况钟,结果,况钟虽然升了官,又回到苏州管知府的事。

况钟做了十三年知府,死的时候,老百姓伤心痛哭,连做生意的也罢市了。送丧的沿路沿江不绝。苏州和七个县都建立了祠堂,画像祭祀,有的人家甚至把他的画像供在家里。

生性俭朴,住的房子没有什么陈设,吃饭也只用一荤一素。做官多年,没有添置过田产,死后归葬,船上只有书籍和日用器物,苏州人民看了,十分感动。做官办事,不用秘书,一切报告文件都亲自动手,文字质直简劲,不作长篇大论,说清楚了就算。在请求官田减租的报告上,直率批评皇帝失信,毫不隐讳。

和巡抚周忱志同道合,他每次有事到南京,上岸时虽然天黑了,周忱也立刻接见,谈到深夜。况钟在苏州办的许多好事是和周忱的支持分不开的,周忱在巡抚任上办的许多好事,也有况钟的贡献在内。

三周忱

周忱(1381—1453)从1430年任江南巡抚,一直到1451年,前后共21年,是明朝任期最长的封疆大员,最会理财最能干的好官。

他是进士出身,在刑部(管司法、审判的部)做了二十多年的员外郎(官名,专员),不为人所知。直到大学士(宰相)杨荣推荐为江南巡抚、总督税粮,才出了名。

周忱不摆官僚架子,接近人民,倾听群众意见,心思周密,精打细算,会出主意,极会办事,人民很喜欢他。

江南其他各府县,也和苏州一样,欠了很多税粮。周忱首先找老年农民研究,问是什么缘故。农民们说,交粮食照规矩得加“耗”(附加税),因为仓库存的粮食日子久了分量就减少了,加上麻雀老鼠都要吃粮食,这样,就会有耗损。官府把预计必有的耗损分量在完粮时附加交纳,叫作“耗”。但是,地主们都不肯交纳,光勒掯农民负担全部耗损,农民交纳不起,只好逃亡,税粮越欠越多了。

周忱弄清原因,就创立平米法,把完粮附加的耗米,合理安排,不管是地主是农民,都一律负担,又进一步由工部(管工程的部)制定铁斛,地方准式制造,凡是收放粮食都用同一的标准量器,革除了过去大斗进小斗出的弊病。农民交粮,一向由粮长(地主)经手存放运输,制度紊乱,粮长巧立名目,从中取利,农民负担便越发重了。周忱经过细心研究,制定一套办法,大大减少了粮长做坏事的机会,也减少了耗损。又精打细算,改进了粮食由水路运到北京的办法,节省了人力和粮食。把这些节约的粮食和多出的附加耗米单独设仓贮存,叫作余米,逐年积累,作为机动用费。又和况钟举办了济农仓,减免了苏州和其他各府的官田租粮。经过亲自考察,发现松江、嘉定、上海一带的河流淤塞,就用余米动工疏浚,兴办了许多水利工程。通过这些措施,人民负担减轻了,加上遇有天灾,可以得到及时的救济,不但荒年不必逃荒,连税粮也不欠了,仓库富足了,民生也安定了。

周忱遇事留心研究,找出关键问题,提出解决办法,随时改革不适用的旧办法,适应新的情况。他有便宜行事的职权,地方性和局部性的问题,可以全权管理,以此,他在江南多年,先后办了不少好事。

他有良好的工作习惯,每天都记日记,除记重要的事项以外,也记下这一天的气候,阴、晴、风、雨。有一回,有人谎说,某天长江大风,把米船打翻了。周忱说不对,这一天没有风,一句话把这案子破了。又有一回,一个坏人故意把旧案卷弄乱,想翻案。周忱立刻指出,你在某天告的状,我是怎么判决的。好大胆子,敢来糊弄人!这个坏人只好服罪。江南钱粮的数目上千上万,都记得很清楚,随时算出,谁也欺骗不了他。

也有全局观点,对邻近地区遇事支援。有一年江北闹大饥荒,向江南借米三万石,周忱算了一下账,到明年麦子熟的时候,这点粮食是不够吃的,借给了十万石。

1449年10月瓦剌也先败明军于土木(今河北怀来县),明英宗被俘,北京震动。当国的大臣怕瓦剌进攻,打算把通州存的几百万石粮食烧掉,坚壁清野。这时恰好周忱在北京,他极力主张通州存粮可以支给北京驻军一年的军饷,何不就命令军队自己去运,预支一笔军饷呢?这样,粮食保全住了,驻军的粮饷也解决了。

周忱还善于和下属商量办事,即使对小官小吏,也虚心访问,征求意见。对有能力的好官,如苏州知府况钟、松江知府赵豫、常州知府莫愚、同知赵泰等,则更是推心置腹,遇事反复商量,极力支持,使他们能够各尽所长,办好了事。正因为他有这样好的作风,他出的主意,想的办法,也都能通过这些好官,贯彻执行下去。

他从不摆大官架子,有时候有工夫,骑匹马沿江到处走,见到的人不知道他是巡抚。在江南年代久了,和百姓熟了,像一家人一样,时常到农村去访问,不带随从,在院子里,在田野里,和农夫农妇面对面说家常话,谈谈心,问问有什么困难,什么问题,帮着出主意。

周忱最后还是被地主阶级攻击,罢官离开江南。他刚离开,户部立刻把他积储的余米收为官有,储备没有了,一遇到灾荒、意外,又到处饿死人了。农民完不起粮,又大量欠粮了,逃亡了。百姓越发想念他,到处建立生祠,纪念这个爱民的好官。

过了两年,周忱郁郁地死去。

原载《人民文学》1960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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