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书

尧典

中星

唐一行以尧演纪之岁冬至日在虚一度，推北正虚九度为秋分昏中，南正星七度为春分昏中，东正房二度为夏至中星，西正昴七度为冬至中星。以理数求之，有不然者。今以一行所测度量之：冬至日在虚一度，而中星在昴七度，则春分日当在胃十一度，夏至在柳十四度，秋分在氐九度。而虚一度之去昴七度，胃十一度之去星七度，柳十四度之去房二度，氐九度之去虚九度，其远近多寡之不齐，或差一度，或差二度，未有准也。若用郭守敬所测度数合之，则参差益甚。今大概而言：冬至日躔之次，与秋分昏中之星恒差一宿。虽二十八舍度数多寡之不同，而考之《月令》《月令》中星以节言，故曰：“仲冬昏东壁中”。历家则以中气言。 与此星鸟、星昴，则无有不然者。以秋分昏虚中求之，冬至之日，其躔于女必矣，故郭守敬推尧演纪日在女虚之交，以破从来躔虚之说，亦可于此征之也。日在女末而中星在昴，盖一行测度，不如守敬之精。虚实八度九十五分，而一行割女之一度零五分以为十度。且西至大梁四十四度三分，则固以昴六度强为中，而不在昴七度，则亦两端交缩，而日在女十一度，昏中昴六度，相去百度，亦与三仲之日躔昏中若合符契矣。若一行所云，冬至昏中实在胃二度，夏至昏中实在尾十一度，而昴七度冬至昏在午东十入度，房二度夏至昏在午西十八度，则晷之长短使然。而《经》所云者，以四序进退，不逾午正，非必以人间之昏旦为昏旦，此其说于理数皆合，不必如郑氏“坐北面南向明出治”之说，取必于所面之午也。今为考正日躔昏中星度于左。

冬至日在女十一度，西正大梁昴六度为中，以晷短，故昏中胃二度临午。春分日在胃十三度弱，昏中张二度合午。夏至日在柳十二度强，东正大火房二度为中；以晷长，故昏中尾十一度临午。秋分日在氐十度弱，昏中虚八度强合午。郭测虚实八度九十五分，无九度。

四岳

朱子言：四岳乃管领十二牧者。故通九官、十二牧为二十二人，《周官》言“内有百揆四岳”，则百揆是朝廷九官之长，四岳乃十二牧之长，尧“咨四岳巽朕位”，不成尧欲以天下与四人？其说本于苏氏《古史》，而蔡氏因之。

以实求之，四岳实四人，而非一也。十二牧分治诸侯，而统于一人，则此一人者，岂不代持天子之权哉？帝王命官，法函三为一之义。而以一统三，则以四统十二。主于一人，则公天下之心亦于是而可见矣。

九族

汉孔氏以高祖洎玄孙之亲为九族，蔡氏用之，林少颖以为如此止是一族，其说良然。且夫人即寿考，未有下见玄孙者。且以同出高祖三从之兄弟为高祖之族，则必以出于玄孙者为玄孙之族，愈亦远矣。若以与高祖、玄孙为等辈者谓之九族，则当云“世”，而不当言“族”。乃一家九辈，一时并存，亦世所少有。古所传张公艺之事，亦谓九代不析产，非一时同在之谓。况史臣所纪，在尧未耄期之时，其不得有玄孙之裔亦明矣。故少颖以父四、母三、妻二言之，而朱子亦以为然。其说本于《白虎通》与杜预《左传集解》。今考诸《尔雅》，有姑、王姑、曾祖王姑、高祖王姑、从祖姑、族祖姑，则是父族六也；母之考族妣族与从母，母族二也；妻则父母一族而已。其异于林说者，本族不与，至亲不可与他族齿也。无姊妹之夫，女子子之夫，姊妹年与己近，女小于己，尚未有族也。外王母之母族与妻母之母族不与者，族愈疏也。较之《白虎通》所说，于理为长。

日月星辰

《经》言“日月星辰”，系辰于星之后，则辰者，日月五星次舍之统词。其以治历，则今《七政历》所推日月及木火土金水所在之度是已。《国语》记武王伐纣之岁，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岁木 月日辰水 星土 者，言三辰也。鹑火张星柳 天驷房 析木箕尾 柄建 天鼋，皆辰也。而唐孔氏乃曰“举其人之所见谓之星，论其日月所会谓之辰”，则是以二十八宿为星，而非五星，合朔之舍为辰，而非日躔月离五星出入伏留之次，其疏可知。乃蔡氏因其说而曰“辰以日月所会，分周天之度为十二次”，则尤为不审。夫日躔与合朔之不齐，明矣。十二次者，孔颖达所谓正月会亥，辰为娵訾；二月戌，降娄；三月酉，大梁；四月申，实沈；五月未，鹑首；六月午，鹑火；七月巳，鹑尾；八月辰，寿星；九月卯，大火；十月寅，析木；十一月丑，星纪；十二月子，玄枵也。今按此十二辰者，日躔之次，而非与月会之次也。盖日，日行一度，则一月之日行三十度一千五百三十九分度之六百七十三分二秒，杪母六。 则所躔之次，沿一岁十二中，兼气盈而后可分为十二也。若月行度数，历家自有推月离之术，与日躔舛异。月，日行十三度有奇，其周天以二十七日有奇，而合朔以二十九日有奇。如尧时冬至日在女虚之交，非十一月之合朔亦在女末虚初也。以冬至日躔与十一月合朔勘之，如唐开元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癸未冬至，日在斗九度半，上推本月合朔，已相去二十七度，月之会日，当在尾十二度。又如隋开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丙午冬至，其时日在斗十二度，上溯本月合朔，已相去二十八度，则月之会日，当日躔尾十四度之时，而会于析木矣。倘以冬至后十二月合朔言之，如刘宋元嘉十九年十一月初三日乙巳冬至，下去合朔二十七日；陈太建十年十一月五日戊戌冬至，下去合朔二十五日。元嘉冬至日在斗十四度末，太建冬至日在斗十二度。太建十年十二月朔，日会月于女五度，元嘉十九年十二月朔，日月会于女初度，虽同在星纪，而相去已远。又如至元十七年庚辰岁十一月二十日己未冬至，日躔箕十度，为析木之次。而十一月合朔之日己亥，日尚在斗十五度，为星纪之次，则日躔与日月会次原不相侔。而己未冬至之日，去己亥合朔二十日其日夜半后六刻冬至 ，月去斗十五度二百六十七分度有奇，日在析木，月已在大梁矣。此固不可以十二次为日月相会之度，审矣。若云日躔者在此十二次，而日月会者亦不离此十二次，是十二次为虚设之词，何不竟言天而必曰辰邪？况夫五星次舍，亦可以十二次求之，岂必日月？然历家终不以十二次步月与星者，则以十二次之设，原因一岁十二中，而设分周天为十二，以纪一中三十日六百七十三分有奇日行之度；而闰积成月，则一年而日月之会有十三次者，不可以十二限之，况五星之疾迟不恒者乎？盖日有日之辰，月有月之辰，五星有五星之辰，而其相与为会者，又各有辰。十二次者，日躔之辰也，而非月与五星及其会合之辰也。抑孔氏所云：“正月会亥，辰为娵訾”，则又据汉太初讫唐开元冬至日在斗而言尔。若尧时冬至日在虚，则十一月在玄枵，十二月在娵訾，正月在降娄。迨至元丁丑，郭守敬推得日在箕十度，以六十七年岁差却一度求之，讫万历辛亥岁已差五度，计今冬至，太阳所躔已在箕四度，则十一月析木寅、十二月星纪丑、正月玄枵子，与尧时相去已二舍，而较孔颖达之时相去已一舍矣。然则颖达以李唐之日躔为陶唐之日躔，且以限将来之日躔，其亦未通矣。乃今之为六壬之说者，不知雨水日在子，犹以正月亥将推之，求其亿中也，不亦难乎！

妫汭

蔡注引《尔雅》曰：“水北曰汭。”今按《尔雅》并无此文。盖孔氏“泾属渭汭”之《传》有此言，而蔡氏误识之也。《金史·地理志》蒲州有妫水、汭水。《汉郡国志》云：“南流者妫，北流者汭。异源同归，混流西注而入于河。”则是妫、汭固为二水也。又许慎说：“汭，水相入也。故言洛汭者，洛入河也；渭汭者，渭入河也。然则妫汭者，亦妫水入河之称。乃水之以汭名者，若《周礼》“其川泾汭”，亦以氵幵源之汭水、与泾并流而入渭，则雨水相入之间，中复有一水附入焉，则谓之汭。此亦妫水入河之介，别有一水从中附入而为汭也。蔡氏抑云：“妫水出河东历山，入海。”不知妫汭去海且数千里，由河达海，而非竟入于海。蔡氏生长东南，目所未见，更不留心参考，其鲁莽乃有如此者！又此“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于文似复。《尧典》文极严简，不当作此赘句。孔《传》谓舜能“以义礼下二女之心”，解殊迂谬。考之《后汉郡国志》，河东大阳吴山上有虞城，皇甫谧《世纪》曰：“舜嫔于虞，虞城是也。”大阳在今平陆县，直涑水之东南，而妫汭水自蒲州入河，在涑水之西北，相去盖三百余里。舜之室二女也，在平陆，而尧之降二女也，于蒲州。盖降者，犹“昌意降于若水”之降。尧以妫汭二水之地，为二女食邑，使即封于彼，而其归而为嫔，则在舜所复封先代虞幕之旧邑，平陆之虞城也。则所言“降于”“嫔于”，词意各别，不嫌赘矣。

舜典

四门大麓

孔传云：“诸侯来者，舜宾迎之。”朱子亦以为使为行人之职。而蔡氏乃谓：“兼四岳之官”，盖疑行人职卑，非百揆所宜下兼。今按古今官制之隆杀，因时为上下，不可以今例古。若《礼记》所云：“建天官六大”之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天子五官”之司士，在殷则与大宰、司徒、司马、司空并列，而周则下大夫之职。殷周相踵，其异已然，况唐虞乎！考舜所命之九官，当时之所重。而大司乐在周则中大夫，司服、司兵在周则中士，虞在周为中士，衡则下士，乃以命夔、垂、伯、益者，如彼其郑重。然则官之贵于虞而贱于周者，岂但行人？且周之大行人为中大夫，汉之谒者为九卿，而国初至列之杂职，其员至百余人，逮后屡升，不过从七品。以古况今，贵贱自殊。盖古者天子于诸侯敦舅父之谊，则往而礼宾者，所使必贵。觐礼使大行人劳、卿戒、大宗伯摈，固不如后世郡县建而天子尊，可抑行人而卑之也。是“宾四门”者，固无嫌其为大行人矣。倘以为四岳，则尧廷固有其人，“师锡帝尧”者是也。未闻旷职，胡为使舜兼之？而舜摄政之初，日觐四岳，又岂更有一人也邪？此蔡说之不可从者也。

若大麓之纳，古今积疑。以理求之，孔传所谓“大録万几之政”者是已。其以为主祭者，不知所主何祭？小祭祀之事，本有司之职。“纳”者，非所职而纳之谓，小祀不得言纳。若大祭祀，则惟天地之祭，不于庙中。按《礼》：郊祀社稷，在丧犹越绋而行事。天子岁一见帝，固不容摄。其有摄者，则后世一切苟简之为。尧未耄，舜未摄，即欲试舜，其奈何亵天地而趋苟简乎！以人事言之，则试舜为重，以事天较之，则试舜为轻矣。且麓者，山足也。圜丘方泽，坛皆在郊。郊者，坰之外也。“为高必因邱陵，为下必因川泽。”山既非下，足抑非高，安得即坡陀以为坛乎？王氏曰：“大麓，泰山之麓。”后世封禅之说，附会于此。封禅之说，虽出不经，然且陟泰山之巅，升中而告成，犹依附于本天亲上之义。奈何圣人之于大礼，反面高山而祀于其足邪？若司马迁、苏辙以为“入山林，相视原隰”，则于时鲧方治水，不当命舜侵官。使然，则鲧罪亦有所分，而羽山之殛独委之鲧，以冀天下之咸服，难矣！又天下之大，洪水之滥，禹八年而始得其条理。舜三年之中，最后纳麓，计其为期，不满一岁，安得尽穷原隰之形势？且洪水怀山，何有于麓？即云水所不至，而麓处势卑下，林木郁弇，所视不能及远，不登其巅，乃循其麓，曾何异于面墙？况乎遇烈风雷雨而惧者，圣人之所以敬天威也。若登高山，入深林，曾无惧于风雷者，血气之勇、矫饰之士皆能为之。蔡氏醇谨之儒，或所未辬，而谓“非聪明诚壹、确乎不乱者不能”，则夏侯玄胜于孔子，而唐庚贤于王吉矣。司马迁好言禨祥，而后世儒者又因六代闰主，假録尚书之名，文致其攘夺，因绌“大麓”而从山麓之说。不知尧且以天下与舜，而何有于大録？因惩篡夺者之逼上，并欲灭帝迁天下之迹，将后世有罗吉之钳网，遂谓孔子之不为司寇，有八王之擅争，遂谓周公之未辅成王，诛二叔？若遇风雷不迷，固不如孔传“阴阳和，风雨时”之说为得正，而无事以椒邱诉之勇，张绪之达，拟大舜之德也。

类上帝、遍群神

类之为祭，在周为祈。太祝掌六祈，一曰类，《诗》云“是类是祃”，《尔雅》曰“师祭”者，是已。又《小宗伯》“兆五帝于郊、四望、四类亦如之”，郑司农众以四类为“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郑康成以为日、月、星、辰，盖以事类祈告，而非岁事之经祀也。周之郊祀，一曰禋祀，以祀昊天上帝。蔡邕《独断》云：“《昊天有成命》，郊祀之所歌也，《桓》讲武，类、祃之所歌也。《时迈》，巡狩告祭，柴望之所歌也。”此周禋类告祭之别也。今考之经传，陶唐无郊祀之文，其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者，舜即位以后之事。摄政之初，自当一循尧制。故此于上帝言类，六宗言禋，然则周之禋非唐之禋，周之类亦非唐之类矣。“类于上帝”者，即陶唐郊祀之名，文质异制，名实异称。五礼之沿革，盖多有之，不但禋类为然也。虞之祭六宗者，周以祀上帝，则唐之祭上帝者，周以为师祭，亦不足疑。固不得泥类帝为巡狩之告祭也。类，似也，又聚也。古以类似为义，天神远，而求之仿佛。周以类聚为义，萃群神而合祈也。缘《经》文言“肆”者，承上言七政既齐之后，岁时有恒，因以定一岁之祀典，则上帝、六宗、山川、群神，次第举行，实非谓舜以摄政故告而祭之。下纪辑瑞、巡狩、封山、浚川、明五刑、放四罪，统此二十八载之政，而非一时之事。非一时之事，则类岂非岁事之常乎？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三者之异名，古今无易词也。“遍于群神”而言神，其为天神可知。孔氏乃云“邱陵坟衍，古之圣贤”，则乱示、鬼于神矣。群神者，风伯、雨师、司中、司命、司民、司禄、灵星、龙星之属，从乎天之类者也。示与鬼之不可言神，非但其名而已。燎、瘗、沈、埋，腥熟之物各异焉，周大祝之所为辨六号也。今乱地示、人鬼于一坛，反绌天神不使与，孔氏之谬，而蔡氏从之，亦未顾名而思义矣。苏氏《古史》乃以类、禋、望、遍合为一祭，神祇杂乱，地天交通，为风雨、见怪物之精灵，亦俨然与上帝《同》坛合享，乱而不经，莫此为甚。后世圜丘有列星从祀之坛，固不以地示、人鬼黩配上帝，识者犹讥其非礼，况于古之祀典，惟宗庙为有合食，而三辰四方群祀百物，各以其利见之时，坛于相称之位。物昭其德，礼杀其文，自非水旱兵戎，急遽疾告，断无越礼逾时之祭，而虽在六祈之造次者，犹必从其方位，各为营兆，安有如苏氏之乱而无别者乎？饮客者不以其类，则既醉而争，况圣人之以接天地鬼神者乎！“类于上帝”，周之禋祀也。“禋于六宗”，周之实柴也。“望于山川”，周之血祭沈埋也。“遍于群神”，周之炒燎也。坛异地，祭异时，一岁一遍，舜摄尧而定其典也。

巡守

巡守之不可一年而遍，势之必然，虽有给辨，无所取也。朱子以末载“归格于艺祖，用特”证其必然，遂以衡山为非今之衡山，而谓在嵩山之南。既惑于汉武易天柱为南岳之邪说，而不思《禹贡》“岷山之阳，至于衡山，过九江，至于敷浅原”，地脉井井，不可乱也。嵩山之南，是为唐邓。冥厄以北，熊耳以东，一望平原，朱子欲指何者培蝼以配泰、华邪？且即移南岳而近之，乃由河东以至泰安，由泰安以至嵩县，由华州以至易北，皆千里而遥。吉行五十里，必三旬而后达。祁寒暑雨，登顿道路，天子即不恤己劳，亦何忍于劳人邪？往还之外，馆于方岳不过浃月，一方诸侯沓至，朝请唯日不给，况能详讨其所守而绌陟之乎？则亦急遽涂饰以塞责而已矣。《易》曰：“至日闭关，后不省方。”北岳之守，独非省方之谓与？此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也。其或然者，《周易》所云，商周之礼，唐虞则不以冬至省方为嫌，而一岁遍至四岳，则必其不尔。抑或五载之内，初年春东巡，次年夏南巡，又次年秋西巡，又次年冬北巡，而以其一年即冀州而治中国。其云“归格于艺祖，用特”者，举一以该三，系于北巡之后，于文宜省，可以例推也。《王制》亦有一岁四巡之说，要出于汉儒，不足深信。

百姓、遏密

孔传以百姓为百官，朱、蔡以为圻内之民。孔说是也。《论语》所云“百姓足”，自春秋时语，不可通于往古。春秋之始，无骇、挟、柔、溺皆仅称名，则大夫而有无姓者，非命官也，况于民乎！《尧典》以“百姓”“黎民”分言之，圻内之民，岂独不谓之黎民？“周余黎民”，圻内之民也，足知百姓非民也。众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其制始自黄帝。春秋之季，上下相僭，不赐而自为姓，或附姓于他族。附姓于他族者，《诗》所谓“谓他人父”是也。《仪礼》：“臣为君，诸侯为天子，斩衰；庶人为国君，齐衰三月。”唐虞丧礼，大略皆简于周。棺椁祭葬，古质后文，丧服不宜徒重。且庶人者在官之称，犹今律所谓无禄人也。春秋下士称人，人固别于民矣。庶人则服齐衰，黎民则否，周制且然，况唐虞乎？诸侯轩县，八音始备，大夫无备乐，士唯琴瑟，黎民不得有乐，非犹今之皂隶仆厮，凡婚葬而鼓吹竞奏，民无八音，而亦何所遏密？遏密者，诸侯也。以此知周之诸侯服天子斩衰，而唐虞不尔。诸侯之丧天子，止乐而已，不似王朝百官之如丧考妣也。至于黎民，则虞周固皆无服。是以《孟子》言“帅天下诸侯为尧三年丧”，而不及民。盖以义言之，卑不敢与至尊为礼；以情言之，生不服勤，不传贽不见，疾不养，死不临，则哀亦无从而生。倘以帝德广被，民报以厚，则是人用其私情之厚薄，以违礼而事主，民即欲行之，舜亦得而裁之。臣不得以非所得而加之君，此之谓也。黎民而为天子服，盖自秦始。秦强天下以不及情之哀，汉文知其失而不能为之等杀，概降为二十七日之丧，亲若子，贵若臣，而一与民同，其已悖矣。矫枉过正，则得枉。唯虞周之典，亲疏贵贱之间，一天秩也。

文祖

朱子谓尧庙当立于丹朱之国，“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今按：舜始摄政，“受终于文祖”。“受终”云者，受之于尧也，其不当于舜之私庙明矣。唐虞夏后之先，同出于黄帝。唐，玄嚣之族也。虞夏，颛顼之族也。故唐虞洎夏，皆以轩辕为祖。推本所同出，则此云“祖”者，盖黄帝之庙也，故虞夏皆禘黄帝。而《祭法》所谓“祖颛顼”者，则商均、夏启以后之事，观《祭法》言“宗禹”可见。黄帝始正姓氏，定昏姻，玄嚣、昌意各为一族。唐虞族别，故二女可嫔虞，而舜之“受终”也于黄帝。虞夏同为一族，故昏姻不通，而禹之受命也，不必于文祖，而仅于神宗。然则神宗者，其颛顼乎？若有虞之后，以尧为宗，则以虞氏衰微，待尧而兴，郑氏所谓“尚德”者是已。虞夏以黄帝为祖，而以颛顼为宗。宗者，即后世所谓大宗也。故舜娶尧女，不为无别，以其同出者在黄帝定姓氏之先，而受命之所格，追所同出，则以著“受终”之有本，斯以析群疑亡惑矣。

猾夏

猾无骨，展体见肉以诱虎，虎吞而不能啮，入虎腹中，自内噬，穴虎腹而出，俗谓之虎刺。《春秋·传》“无助狡猾”，此之谓也。此言“蛮夷”者，如《诗》言“蛮荆”，《禹贡》“岛夷”“莱夷”之属，非能称兵相向，但潜入腹里为奸窃如猾尔。故可以士师五刑流放治之，不劳征战。其有所犯而听之不以明允，则有如近者杨应龙之事，祸亦从此而长，与盗贼之积小致大者盖同，故舜于皋陶申戒焉。唐虞之世，未有荒远之夷窥犯边陲之事。盖中国、夷狄消长不同时，以皋陶为兼主兵者，失之。舜所命主兵之官，不见于史。其后命禹徂征，则六师或统于百揆。而《南齐·职官仪》云“虞、夏以弃居夏官司马之职”，未审所出，要非合兵刑而一之也。

伯与

《世本》：“伯余始作衣。”此伯与疑即伯余，余、与音同。然衣裳之制，始于黄帝，则《世本》所言伯余，当亦轩辕时人。乃古者以字为氏，如厉王时有家父，桓王时又有家父，则此伯与或始作衣者之苗裔，以孙而蒙祖号。又古善射者，唐有后羿，夏亦有后羿。习其技者可同其名，缝紩之工俱得名为伯余邪？殳斨主兵器，伯与主服。工以器服为重，唐虞之所尚也，故《易》曰：“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抑车室耒耜，沿流已熟，不待为之置官，人知为之乎？

三十在位

舜历试三载，摄位二十八载，通三十年，下即续以“五十载，陟方乃死。”史称舜百有十岁，则尧崩之明年，舜即嗣为天子，未尝俟三年之丧毕也。孔子称“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为世及之嗣君而言。舜承尧位，自当有别。且云“听于冢宰”，则嗣子不言，冢宰代言。舜虽摄政，而居必有位，号必有官。既无二天子之理，又不应如王莽之称“摄皇帝”，为不正之名实。然则升闻之日位百揆，而通居摄之时，位亦止于百揆也。故受终之后，未尝以百揆命他人。而禹作司空，进位百揆，则在“格于文祖”之后。唐虞之有百揆，即周之冢宰。仲长统以冢宰为尧官，经传既无所征，又与百揆职位相嫌，统言盖妄。尧崩之时，舜实居冢宰之位，即元德显功如禹者，仅位司空，舜虽欲服丧不言，亦无可代己之官也。即使自舜以外，别有冢宰之可听，乃舜之于尧，臣也，冢宰之于尧，亦臣也，臣之服斩衰者均也，舜不言，而彼独可以言乎？舜受尧禅，未尝为尧后也。为尧后者，尧之子也。尧之子服子之服，则谅暗不言。舜服臣之服，非有谅暗及丧毕吉服之礼。且舜已摄，而又有摄舜者，亦危疑而靡定矣。故“月正元日，格于文祖”者，即尧崩之明年，而非三年丧毕之明年也。

逾年改元，始终之大义，苏氏《古史》之致疑于孔氏者，斯为当矣。臣为君，子为父，斩衰则同，而谅暗则异。至若《孟子》“避尧子”之说，固古今之积疑，要不可使三年之内，天下旷然无君。临川吴氏乃以三年之内舜未为天子，而史特以纪年属之。比诸汉王入关之明年，史称汉元，则曲为之说，而以扰攘拟清晏，其凿甚矣。

皋陶谟

五服五章

蔡元度以公九章，侯伯七、子男五、孤三、卿大夫一，为五服，蔡氏用之。今按：公之服自衮冕以下，至卿大夫服玄冕而下者，周制也。王之服，则有大裘而冕。《益稷》篇有十二章。盖日月星辰，自周以上登于衣裳，至周始画于旂为大常，殊天子以大裘，而不殊之以十二章也。若唐虞，则三辰在衣，其登降之数必有不同者。孔氏谓天子服日月而下，诸侯自龙衮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自周以上，诸侯之爵三，大夫、士为二，故有十二牧、胤侯、崇伯之称。《周官》亦云：“外有州牧侯伯。”是无公与子男而有牧也。卿之号始见于《商书》，则九官者亦大夫而已。百僚、百工，则士也。以“降杀以两”之义度之，盖牧九章、侯七、伯五、大夫三、士二，而天子之升以三者，取其益隆也。若以“牧于天子降杀以三”准之，则牧九、侯六、伯三、大夫二、士一，卑者数而尊者疏也。二说既无可定，要必居一于此。两蔡以周例虞，不足为征。而孔氏以天子入五章之数，则命德讨罪，皆言天子制下之事，《经》有明文，固不得屈帝服以与其列。

益稷

四载

樏，旧谓樏以铁为之，形似锥，长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以理度之，盖非也。乘者，坐立而乘之。谓履下施锥，盖今屐类。不得谓之乘。且施半寸之锥于履下以登山，使为石山也，则其仆必矣；即使为土山也，锥深入而拔出亦难。且铁不能施于革上，必间之以木，层累高锐，足不与地谋，而徒加重焉，蹑此以登山，一步一蹉跌矣。谢安石登山以屐，彼固从容雅步，用远泥滓，非如禹之有事于相导。而安石所登，又皆修治之蹊途，若木未槎，道未通，屐且不可入，况施之以锥也？愚久居山中，每雨湿，屐行则喘息，奔急屡至踬蹶。传注家老死堂上，妄意履下施锥可以登涉，固其宜也。樏之为字，从木而不从金，则必以木为之。今其制不可考，大抵如诸葛木牛流马之类，有机以转运，前后互为首尾，施四轮而高庳各半，登则庳轮前而高轮后，降则庳轮后而高轮前。其上载人者，则亦舆而已。或以人，或以牛马，皆可推挽。禹自乘之，而槎木开道、从行之役人不与焉。禹位司空，即躬亲劳苦，亦不至与役人争道汗流，从事于坡陀。若役者之入山，则莫便于草履。何为违其所甚便，使蹑此痴重尖欹之履哉？《经》文云“予乘四载”，亦足知仅禹乘之矣。颜师古、洪迈谓禹山行所乘，即今之山轿。然人车自桀始，恐非禹制。

鲜食

鲜，当作上声读，少也。与“艰食”义相为类。通渔猎所得，非有耕获之艰难，而不能多获，故曰鲜。稼穑所敛，或粒米狼戾而不致鲜乏，然必终岁勤动而后有秋，故曰艰。肉曰鲜，粒曰艰，皆有郑重之意。古人命名不苟如是。若以为腥鲜之鲜，则以肉为粻者，必为腊为脯而后可继，安得比日而烹鲜哉？

决九川

禹之治水，其事凡二。先儒多合而为一，故聚讼而无所折中。《尧典》所谓“洪水方割”者，大抵河水为害也。龙门未凿，河之上流壅滞于冀、雍之域。九河未宣，河之下流弥漫于兖、豫之野。而兖、豫之患为尤甚。盖河自出太行而东，南北两崖平衍沙壤，水无定居，随所奔注，辄成巨流。故禹既治壶口，分播九河，则水患息。孟子亦以疏九河，瀹济漯为首功者，此之谓也。大河既平，中原底定，人得平土而居之，此则治滔天之洚水者，其一也。若禹所自言“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者，则洪水既平之后，因以治天下之水为农计也。故曰“烝民乃粒”，又曰“荒度土功”，《论语》亦曰“尽力乎沟洫”。而《禹贡》所纪定田赋，六府孔修，庶土交正，不复以民免昏垫为言，此则遍履九州，画其疆场，作其沟浍，涝患可蠲，旱亦获济，故《诗》称之曰：“维禹甸之。”此以开三代井田之基者，又其一也。所以然者，当禹之时，大河北流，未与淮通，而南条诸水，限以冥厄、潜、霍、楚塞诸山，则势不得与江淮相接。至荆之南土，梁之西陲，较豫、兖之野，高下相去不知几百里。使浩浩滔天，漫及荆、梁，则兖、豫、青、扬深且无涯，久不复有人矣。若云大河、江、淮及诸小水同时各涨于其地，则必天下同时皆苦霪雨，而河源远出绝域，彼中晴雨必无一揆之理。江、汉之涨，则因雪液。河水莫大于矾水，在春夏之交。汉水盛于夏，江水盛于秋，其他小水多盛于春，此涨彼落，不能九州而同，况九年而如一日也？雍、梁、荆之地，山高岸峻，水即壅泛，不足为民患，何必措力于随盈随涸之流，以自劳而劳民也哉？然则九川之决，畎浍之浚，平土也；龙门之凿，九河之播，平水也。舜曰“汝平水土”，两纪其功也。先后异时，高下异地，浚治异术。合而为一，则紊矣。

侯以明之

“明”之为言辨也。“侯以明之”，当大射之时，差次其等，摈顽谗，使不得与，以明辨其不肖而辱之。如孔子矍相之射是已。射以观德者，所以纳君子于轨物。侯以明恶者，所以显小人之斥罚。倘如蔡氏所说，不先察其顽谗，而一取决于射，是略其已著之善恶，而征之于或然之得失。藉有养由之技，汉成之容，非比于礼乐之为难，遂谓其贤于羊叔子邪？“侯明”“挞记”，其义一也。“挞”以见及为辱，“侯”以不与为罚，皆先知其顽谗而以是惩之也。

搏拊琴瑟 句 以咏祖考来格 句

自“戛击鸣球”以下，至“庶尹允谐”，皆《韶》乐之谱也。“以咏”者，即以下三者为咏也。“祖考来格”，如《周颂》之咏“绥予孝子”也。“虞宾在位”，如《周颂》之咏“我客戾止”也。“群后德让”，犹《周颂》之咏“式序在位”也。此皆升歌以配磬瑟之诗，其辞不传，而大旨所咏，则不外此三者也。“鸟兽跄跄”，下管之所舞也。“凤凰来仪”，《韶》第九成吹箫之所舞也。“百兽率舞，庶尹允谐”，乐终击磬之所舞也。乐以昭德而象功。舜之德，格祖考，礼虞宾，感群后，谐庶尹；功则平水土，若鸟兽而致凤凰。故夔或以歌咏之，或以舞写之，犹《大武》之歌《武》《赉》《桓》，而舞则北出灭商，疆南国，分周、召，复缀以崇也。“跄跄”，趋貌。鸟兽之害人者消，趋而避之也。“率”，顺也。兽顺其道，而戢其搏噬，顺其步趋，有若舞也。“戛击鸣球，搏附琴瑟，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镛以间，搏石拊石”者，八音之奏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者，诗歌之言也。“鸟兽跄跄，凤凰来仪，百兽率舞，庶尹允谐”者，九舞之容也。始乎人声，间以八音，成以舞箾，《韶》乐之美善虽不易知，而大概尽于此矣。

先儒以格祖、礼宾、群让、鸟跄、兽舞、凤仪、尹谐，为乐之应。夫祖考之格与否，既非人之所能知；虞宾则固已在位，不因乐感；庙中群后，各以其事为序，无所于争，则亦无所于让，不待闻乐而始加谦挹。若圣人尽鸟兽之性，亦惟使安于自然而已。以飞鸣攫拿之物，宜在郊野者，一旦翔舞于庙堂，是物违其性，亦为妖为怪，而不得为顺矣。匏巴鼓瑟，游鱼出听，师旷奏清角，玄鹤来集；南卓击羯鼓，群羊踯躅。言出稗官，不根而亡实。即令有之，一技之士固能之，而何待舜夔？且使淫夫酣歌于室，而鸨鸽不翔，凶人狂哮于衢，而虎狼不至，何徒《韶》奏于庭，能动兽心而不爽邪？凤凰感德而至，和之致祥，理有然者。乃谓其来在作乐之顷，则彼凤凰者，非素止于百里之内，安能遄飞速集而不爽其期？即其疾飞捷至，有逾凡鸟，亦不得有飞耳长目，能闻声见舞于千里之外，以遽然而整翮。不然，岂和气所蒸，旋结一凤鸟之形，如虹如电，而非有其真乎？孔子作《春秋》，而西狩获麟，获之于郊也，固不追随于子之室，而睥睨简册之间，则凤亦安能爰止于夔之侧，而错综干羽之列邪？鄂楼黄鹤，普贤白象，牛头衔花之鸟，介象盆水之鱼，仙释之幻谈，知不足为圣诬矣。若庶尹之谐，自舜之德教使然，尤不在作乐之一日。使待作乐而乃谐也，将前乎此与后乎此之遂不谐与？德不足及庶尹而恃乐，其亦末矣。德盛而乐至，故曰：乐其所自成，非德待乐而始成也。后人因乐之音容，以知古人之心迹，故曰“闻其乐而知其德”，非乐之即为德也。故童子“视端行徐”之说，亦出流俗所传，不足深信。童子之智，不应贤于魏文侯。古乐不能警文侯之卧，敬仲所传之《韶》其能感童子之眸乎？《韶》之为《韶》，非仲尼、季札有不能尽知者，岂尽当时之鸟兽而圣如仲尼、贤如季札哉？汉儒好为瑞应之言，宋儒乐道天人之际，惟怪与神，子所不语，学者所不当语也。

虞宾

前禹已言丹朱殄世，则此虞宾，非朱可知。旧注未之考也。丹朱不道，尧处之于丹渊。今淅川县。 而尧之别子，如《孟子》所言“九男”者，自绍唐封于平阳，以奉尧祀，范宣子所谓“自虞以上，为陶唐氏”是也。丹朱不但不有天下，并不得有其故国，而舜必无迁尧宗庙社稷于丹水之理。况舜之于朱，年齿亦应相上下，使朱且在位，而特继嗣未生，安知其不晚年得子，禹何逆料其殄世而豫诅之乎？且“殄世”云者，朱已身殂无子，而在位者其弟之为唐侯者也。亦犹商均受封于房，而夏之时又有虞思。至周徙唐于蓟，徙虞于陈，而后唐为叔虞之国，虞为虞叔之国矣。若唐之在夏为御龙氏，虞之在商封于遂者，又其支子，非虞宾、虞思之嫡裔，不可概而一之。

庸作歌飏言

“敕天之命”二句，“念哉”六句，击之“作歌”之下，而下文又有“乃歌”“乃赓”之文，盖前数语不用韵，如后世乐府有艳、有和、有唱。“股肱喜哉”云云，每三句一韵为一歌，则如乐府之有词也。此歌盖舜及陶所作，而夔以被之管弦，则亦《大韶》升歌之遗音，故系之“庶尹允谐”之后。功成乐作，而推本治原者，以此歌叹泳之，犹周乐之以《关睢》为乱也。孔传云：“用庶尹允谐之政，故作歌以戒。”陈氏曰：“用夔言功成乐作之意而用之歌。”皆泥于庸字之义，而不知史家记事之体也。班固《乐志》，前序汉乐而后载乐府辞，盖师此为之。

《书经稗疏》卷一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