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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四

尽心下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

孟子说:“天地以生物为心;而人君奉天子民,固当以好生为德。乃若残忍少恩,不仁哉!其梁惠王乎?盖仁者之心,主于爱人,故其用爱无所不至,亲其亲矣,而又推亲亲之心以仁民;仁其民矣,而又推仁民之心以爱物。笃近以举远,由亲以逮疏,充其一念恻怛之良,必至于无所不爱而后已,这是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也。不仁之人,偏于惨刻,故其惨刻亦无所不至,暴殄百物未已也,而害且移之百姓;毒痡百姓未已也,而害且移之至亲。薄者薄矣,而厚者亦薄;疏者疏矣,而亲者亦疏。充其一念忿戾之私,必至于众叛亲离而后已,这是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今惠王所为若此,安能免于不仁之祸哉?”

公孙丑问曰:“何谓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是之谓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

糜烂,是血肉溃烂。

公孙丑问说:“夫子讥梁惠王为不仁,谓其‘以所不爱及其所爱’,此何说也?”孟子答说:“人君以土地视民,则所重在民,而土地为轻;以民视子弟,则所厚在子弟,而民为薄:此差等之较然也。今惠王始初以土地之故,争地以战,则驱无辜之民毙于锋镝之下,使之肝脑涂地,而遭糜烂之殃;既也以大败之故,欲复战而恐不能胜,则驱所爱之子弟殉于行陈之间,使之身先士卒,而冒死亡之患。是其因土地而荼毒生灵,既播其恶于众;因生灵而贻祸骨肉,又割其爱于亲,此之谓‘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残忍如是,非不仁而何哉?”是时列国务于战争,轻人命如草菅,不止梁惠王为然。孟子举其不仁之甚者以示戒也。

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

这是孟子追论春秋诸侯无王之罪,以警戒当时的意思。

说道:“大凡征伐之举,必天子出命以讨罪,诸侯承命以行师,方可谓之义战也。若《春秋》之书,所载战伐之事固非一端,然或书名以示贬,或书人以示讥,无有一件以为合义而许之者。但就中容有假尊王之名、窃攘夷之号,兴兵致讨,为彼善于此者,如召陵之师,责包茅之不贡;城濮之役,遏荆楚之侵陵,此类是也。然此特比于叛义悖理之举为少优耳,何尝足以为尽善乎?彼其所以无义战者,何也?盖征者,以上伐下之名,惟天子得而专之也。若同为诸侯,势均力敌,不相上下,这叫作敌国。敌国之中,如有强侵弱、众暴寡者,当上告天子,听命诛讨,无有相征伐之理;使敌国相征,则为擅兴师旅而无王矣。今春秋之时,皆敌国相征,非有以上伐下之权;犯义干纪,乃王者之罪人也,安得有义战乎?宜孔子之致严于书法也。”

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武成》,是《周书》篇名。策,是竹简。流,是漂流。杵,是舂米的杵子。

孟子见当时好杀之君,多藉口于武王伐纣之事以自解,故辩之,说道:“《书》以纪事为义,本欲传信于天下后世者也;然亦有事掩于书词、词浮于实事而不可尽信者。学者惟识其大义足矣,若但执过甚之言,而皆信为必然之事,不惟无以明圣贤之心,且适滋后人之惑矣。岂如无《书》之为愈哉?何以见《书》之不可尽信也?彼《武成》一书,乃武王伐纣既归,而史官作以纪事者也。其简篇固为甚多,吾于其间,仅取其所称奉天伐暴、反政施仁之二三策而已矣;自此之外,如所谓血流漂杵之一言,以理断之,仁人之师,上奉天讨,下顺民心,天下自然莫与之敌;今以武王之至仁,伐纣之至不仁,必有兵不血刃而人自归附者,何致与商纣师徒为敌,至使血流漂杵,若是之惨酷乎?即此推之,《武成》之不可尽信也,明矣。今乃有指古训以逞其杀戮之心,如时君世主之为,非惟得罪于天下,实得罪于武王也。”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为陈,我善为战。’大罪也。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南面而征,北狄怨;东面而征,西夷怨。曰:‘奚为后我?’”

孟子见当时之臣,务导君以战伐之事,故警戒之,说道:“兵凶战危,本非国家之利也。如有人自夸其能说:‘我善为陈,而整饬行伍;我善为战,而决胜交锋。’斯人也,上不顾国家之安危,而惟引君于贪忿;下不恤生民之利害,而惟陷人于死亡,乃负天下之大罪,不容于有道之世者也。夫善战善陈,不过一人之敌而已;诚使国君好仁而不嗜杀人,以宽代虐,以治易乱,则天下之民皆将望之以为君,而人自无与为敌者矣,奚用此善陈善战之臣为乎?我尝有感于商、周之事矣。昔成汤征葛伯也,南面而征,则北狄怨;东面而征,则西夷怨,都相顾而说:‘我等四方之人,均一憔悴于虐政者也。汤兴吊民伐罪之师,何不先来救我,以苏重困,而使我独后于他人乎?’夫以成汤之师一出,而人心冀望如此,谁敢抗之者哉?好仁无敌,此正其一验矣。”

“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王曰:‘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革车,是兵车。虎贲,是勇士。若崩厥角,是叩头至地,如兽角崩坠有声一般。

承上说:“昔武王伐殷纣也,革车止三百辆,而车马未见其盛;虎贲止三千人,而士卒未见其多,宜乎其易敌矣。然观武王入殷之初,与商民说:‘尔等不必畏惧。我今伐纣,为他恣行暴虐,使尔等困苦不堪,故来安宁尔等,非与百姓为仇敌也。’商民闻之,欢欣感激,都来武王面前,稽首至地,就如兽角崩坠一般。夫王言一布,而人心倾服如此,又谁敢抗之者哉?好仁无敌,此又其一验矣。”

“征之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战?”

承上文说:“所谓仁人无敌于天下者,其故何哉?盖征之为言,以己之正而正人之不正者也。如葛伯无道,成汤则以大义正之;商纣不仁,武王则以大义正之。于时百姓为暴君所虐,苦不聊生,方欲仁人以仁义之师来正己之国也,故未至而望若云霓,既至而喜若时雨,如四夷之延颈以待、商民之稽首以迎,有不俟兵威之加而自服矣,焉用战为乎?”然则人臣不以汤、武望其君,而但以战陈之事邀功启衅,使上下均被其殃,其罪真不容于死矣。用人者,可不以之为鉴也哉!

孟子曰:“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

孟子说:“君子设教以觉人,有可以言传者,有不可以言传者,在学者之自得而已。不观诸曲艺乎?彼木工有梓匠,车工有轮舆,其教人之法,但能与之以规,曰:‘如此而为员。’与之以矩,曰:‘如此而为方。’循其一定之制,导之使从,这是其可能者也。若由规矩而熟之,不疾不徐,不甘不苦,机发于心,而妙应于手,乃所谓巧也。斯则不泥于成法之中,而又不出于成法之外,师不得以言而传于弟子,弟子不得以言而受于师,惟在人之自悟何如耳,安能以此而教人哉?然则圣贤之道,下学可以言传,即规矩之谓也。上达必由心悟,即巧之谓也。学者要当会道于心,以俟其自得之机;岂可求道于言,而疑其有不传之秘哉?”

孟子曰:“舜之饭糗茹草也,若将终身焉。及其为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糗,是干饭。袗衣,是彩妆锦绣之衣。二女,即尧女娥皇、女英。果,是侍侧。

孟子说:“常人之情,处贫贱则多慕于外,处富贵则易动于中。惟是大舜,方其隐于侧微之日,所饭者干糗,而粗粝不堪;所茹者野蔬,而虀盐不足:其贫贱极矣。舜之心,乃不以此为忧,而安于所遇,若将守穷约以终身焉,非惟不冀未来之富贵,且忘见前之贫贱矣。及其升于帝位之时,被五章之服,而有黼衮以华其躬;鼓五弦之琴,而有音乐以适其性,且侍之以尧之二女,而内助又得其人:其富贵极矣。舜之心,亦不以此为喜,而视之欿然,若己所固有而无与焉,非惟不追已往之贫贱,且忘见在之富贵矣。穷达之遇不同,而圣心之天常泰。此正所谓大行不能加,穷居不能损者也。非有得于性分之理,恶能不移于外物之感哉?”

孟子曰:“吾今而后知杀人亲之重也。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然则非自杀之也,一间耳。”

孟子见当时列国仇杀无已,有感而说:“我以前但知杀人之亲为不可,而不知其祸之甚重也;自今而后,乃知杀人亲之重矣。何也?夫亲莫大于父兄。人之有父兄,犹我之有父兄也。今人但知杀人之父兄,便以为快;不知天道有好还之理,人情无不报之仇,杀人之父,人亦必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必杀其兄。然则初心本非忍于自杀其父兄也,此往彼来,其中特间一人耳,其实与手刃父兄者何以异乎?”夫始于戕人之亲,而终于自戕其亲,为人子弟者,当惕然省矣。苟能反而观之,则爱人之亲者,人必爱其亲;敬人之亲者,人必敬其亲,其理不可以例推也哉?

孟子曰:“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

关,即今各处钞关。

孟子说:“事有在古为良法,而在今为弊政者。不特大者为然,即关市亦有可见者矣。何也?古之为关者,重门击柝,以时启闭。故有异言者则讥察之,有异服者则讥察之,将以御止暴客、警备非常而已,初未尝征其税而为暴也。今之为关者,讥防不谨,而税课是图,商货之出必有征,商货之入必有征;古人御暴之处,适为今人行暴之资而已。如此,安望行旅有即次之安、商贾怀出途之愿乎?”即是推之,凡以私而坏公、因利而害义者,将不止于关市之一事矣。世道不重可慨哉!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于妻子。”

孟子说:“斯道本通于人己之间,以此行己,以此率人,皆未有能外是道者也。如使身不行道,纲常未立,伦纪弗修,则己既不正,焉能正人?虽妻子至近,欲责使妻尽妻道、子尽子道,亦将导之而不化矣,况其远者乎!如使人不以道,工作非时,奔走无节,则己所不愿,焉能强人?虽妻子至亲,欲责使妻供夫命、子供父命,亦将驱之而不从矣,况其疏者乎?然则欲道之即行、令之即从,无他,惟在本诸身者皆合于道而已。诚合于道,虽家邦可达,蛮貊可行,而奚有于妻子之率从哉?”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杀。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乱。”

孟子说:“君子处世非难,自处为难。盖世之邪正系乎人,而德之修否存乎我也。故人之为生,有遭凶荒而饥死者,由于利之不足耳;苟使家有余资,廪有余粟,财货如此充盈,虽当凶荒之年,可无匮乏之患,必不致饥饿转徙,而罹死亡之祸矣:是周于利者之足以自赡如此。人之修身,有当邪世而摇乱者,由于德之不足耳;苟使仁义备诸己,道德积诸躬,将见识趣高明,持守凝定,虽当淫诐之世,亦有贞固之操,必不致改其素行,而从邪慝之俗矣:是周于德者之足以自立如此。”然君子不幸而遭邪世,又非徒卓然自守、能立于风靡波流之际为可贵也;必将拨乱反正,以抒其素所蓄积而后已。是世道且待我以易,而人心不至于陷溺者也。若止于硁硁自全,以独善其身,则斯世终何赖乎?此又孟氏未发之意也。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让千乘之国。苟非其人,箪食豆羹见于色。”

孟子说:“观人者,不当据其迹,而当察其心;不徒徇其名,而当考其实。彼让,人之所难能也;以千乘之国让人,尤人之所难能也。然有一等好名之人,心在于窃虚声,则虽千乘之国,可以取于人也,亦将辞之而不居;心在于猎美誉,则虽千乘之国,未可以与人也,亦将委之而不吝。若此者,非真能轻视富贵、而忘得失之念也,不过矫情饰貌,而干廉让之名耳。这等干名的人,原其诈伪之心,若将以人为可欺,而本无能让之实,则其真情固难掩。盖真能让国的人,表里一致,始终一节,自然没有破绽处。苟非其人,虽能让千乘之大国,而于一箪之食、一豆之羹这样的小节,得之则喜,失之则怒,反不觉其计较之念见于颜色之间矣。是非能舍于大而不能舍于小也,前日之让国,为名誉所强也,故不胜其矫饰之私;今日之动色,乃真情所发也,故难掩于轻忽之际。”此观人者,当察其心,而不可轻信其迹;当考其实,而不徒徇其名也。

孟子曰:“不信仁贤,则国空虚。无礼义,则上下乱。无政事,则财用不足。”

孟子说:“为国之道固多端,而致治之要有三事,是在人君知所重而急图之耳。今夫国之所恃以光重者,以有仁贤为之辅也;苟信任弗专,而存一猜疑之心,或外亲而内疏,或始合而终间,则贤者皆隳志解体,望望以去,而朝廷之上无复有所倚赖矣,国其有不空虚者乎?国之所恃以纲维者,以有礼义为之防也;苟纵肆弗检,而自坏中正之制,则名分无以辨,民志无以定,将上逼下僭,日入于悖乱,而终莫之救矣,国其有不乱者乎?国之所恃以充裕者,以有政事为之具也;苟废坠弗修,而全无经理之方,则其源无以开,其流无以节,将民贫国耗,日忧于匮乏,而终莫之赡矣,财用其有能足者乎?”夫论治法,固三者均重;而论治人,惟仁贤为先。人君诚能取仁为辅,任贤勿贰,则礼义由之以出,政事由之以立,而盛治可必臻矣,尚何乱与不足之足患哉?

孟子曰:“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

孟子说:“天下虽有适然之数,终不能胜必然之理。且如不仁之人,本不可以得国也,然或遘昏庸之会,逞私智之巧,上以力而胁其君,下以术而愚其民,则以一夫之身而盗千乘之国者,容有之矣,如田恒之于齐、三卿之于晋是也。若以不仁而得天下者,吾恐四海若是之广,兆民若是之众,欲以力制之,而至柔者不可以威屈;欲以术愚之,而至神者不可以计欺。求其能成混一之举,而遂侥幸之图者,自古以来,未之有也。其必如三代之仁,而后可望天下之归耳。”盖天命之不可妄干、神器之不可虚据如此。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说:“大凡国之所恃以立者有三:曰民,曰社稷,曰君。人皆知君为尊,社稷为重,而不知民之所系更甚切也。以我言之,民虽至微,然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虽无可尊之势,而有可畏之形,民其至贵者也。社稷虽系一国之镇,然民以土为供,而报祀为民生而报也;民以食为天,而祈谷为民命而祈也,不可与民而并论矣,所以说社稷次之。至于君,虽为神人之共主,然临抚兆庶,皆由于民心之爱戴也;保守疆土,皆由于社稷之安宁也,又不可与二者而并论矣,所以说君为轻。”夫君、民、社稷轻重之等有如此。为人君者,可不以民、社为重,而日兢兢以计安之乎?

“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

丘民,是田野间小民。

承上文说:“吾所谓民为贵者,何以见之?盖田野小民,其势则微,其分则贱,若无足畏,然其心未可以易得也。若使能得丘民之心,群黎百姓,无不心悦诚服,则民心之所归,即天意之所向,可以履帝位而为天子矣。若夫天子虽至尊贵,然得天子之心,而为天子所宠遇,不过得为五等之诸侯而已,岂能比得于丘民之心者哉?诸侯虽亦尊贵,然得诸侯之心,而为诸侯所信任,则不过得为三命之大夫而已,又岂能比于得丘民之心者哉?夫以得天子、诸侯之心,犹不若得丘民之心,是可见民心之向背,所关为最重也。吾谓民为贵者,盖有见于此耳。”

“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

承上文说:“吾谓君轻于社稷者为何?盖诸侯之立,所以主社稷也。苟或诸侯淫佚无道,致敌国之侵陵,而动摇其社稷,则当变易君位,更置贤者以主之,而人君不能有常尊矣。君位之存亡,系于社稷之安危,是可见社稷为重、君为轻也。吾谓社稷轻于民者为何?盖社稷之立,所以佑民生也。苟牺牲既成,粢盛既洁,克备其享献之物,春焉而祈,秋焉而报,不愆其祭祀之期,君不失礼于神,神宜造福于民也;乃不能御灾捍患,或恒晹而旱干,或淫潦而水溢,则当毁其坛,更易其地以祀之,而社稷不能有常享矣。社稷之更置,系于生民之利害,是可见社稷虽重于君、而轻于民也。合而观之,国以民为贵,不益可见乎?”尝考《书经》有云:“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则知君为最贵。孟子乃谓“民贵于社稷,君为轻”者,何也?盖《书》之言,所以示万世之为臣者,不可不知君道之尊;孟子之言,所以示万世之为君者,不可不知民、社之重。知民、社之重,而兢业以图存,乃所以自成其尊也。

孟子曰:“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非圣人而能若是乎?而况于亲炙之者乎?”

亲炙,是亲近熏炙。

孟子说:“行造其极之谓圣人。既谓之圣人,不但可为法于当时,虽自一世递至百世,犹可以师表于无穷也。所谓百世之师,谁足以当之?伯夷、柳下惠者,是其人也。盖伯夷虽往,而清操如在,故今闻其风者,即愚顽之夫亦变而有知觉,怯懦之夫亦变而有立志,无不以其清为师者也。柳下惠虽往,而和德如存,故今闻其风者,即偷薄之夫亦变而为敦厚,粗鄙之夫亦变而为宽大,无不以其和为师者也。夫以伯夷、柳下惠振起于百世之上,时不为不久,而清风和气,能使百世之下闻者莫不感发而兴起,此岂可以幸致哉?盖伯夷,圣之清;柳下惠,圣之和。其德既已造于圣人地位,所以能师表百世而感人于无穷也。自非圣人,求其感人于当时且不可得,而况能感人于百世之下乎?以百世之下,犹尚感发如此,况幸而生当其时,亲炙其清和之范,日囿于熏陶之中,其渐磨变化,将不知当何如者,岂但闻风而兴起乎哉?此所以称为百世之师也。”学者欲有闻于世,而垂模范于后人,可不以圣人为法乎?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孟子说:“天下之理,存之于心则为仁,措之于事则为道,而要之皆切于吾人之身者也。故人皆知吾性之有仁矣,而不知仁非他也,在天为生物之心,在人为有生之理,乃即人之所以为人者也。盖人有是形,必有所以纲维是形者,仁是也;非仁,则形骸虽具,不过有是血肉之躯而已。人有是气,必有所以主宰是气者,仁是也;非仁,则气体徒充,是亦蠢然之物而已。所以说仁也者,人也;求仁于人之外,不可也。然仁,理也;人,物也。单说人,则物固无所恃以立;若单说仁,则理亦无所恃以行。惟是以仁之理,合于人之身,性依形以附丽,而率性之动始彰;气载理以推行,而践履之能始著。大而天常人纪,小而日用事为,坦然为天下古今共由之道,即此而在矣,道岂非合仁与人而为言者哉?”夫有此人,即有此仁,则仁固非由于外至;而体此仁即成此道,则道亦不可以远求矣。世之外心以求仁、外身以求道者,岂不惑哉?

孟子曰:“孔子之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去齐,接淅而行,去他国之道也。”

孟子说:“君子当去国之日,固以洁身为贵,尤以合道为难。昔者孔子仕鲁,不合,尝去鲁矣。其去鲁也,自言说:‘迟迟吾之行也。’殆有去而不忍遽去者焉。夫义不可留,即当勇退;乃迟迟其行者,非濡滞也,盖鲁为父母之国,以恩为主者也。若一不合而急遽以去,其如显君相之失何?故宁过于缓,无过于急,用意忠厚,去父母国之道当然也。及其仕齐,不合,亦尝去齐矣。其去齐也,炊不待熟,以手承水取米而行,时刻不少停焉。夫义不可留,固所当去;乃不俟终日,非急迫也,盖齐为他国,以义为主者也。若义不合而迁延不去,其如失自重之道何?故宁过于急,无过于缓,见几明决,去他国之道当然也。夫孔子之去国,迟速各适其宜如此。此所以为时中之圣,而非一节之士可及也。”

孟子曰:“君子之戹于陈、蔡之间,无上下之交也。”

君子,指孔子说。戹字,与厄字同,是困穷的意思。

孟子说:“孔子大圣,抱道终身,宜乎行无不得,何至困穷?然当时辙环天下,至陈、蔡二小国之间,乃绝粮七日,从者病,莫能兴,其厄甚矣!何以至此?盖君子处世,上而君用之,则其交在上;下而臣荐之,则其交在下。惟有上下之交,故无困厄。当时陈、蔡二国,上不知孔子,而无能用之君;下不知孔子,而无能荐之臣。上下无交,是以道不行,而不免于厄耳。此于孔子之道固无所损,而陈、蔡二国之君,既不能举,又不能养,使饥饿于我土地,其简贤弃礼、不足与有为,可知矣。”

貉稽曰:“稽大不理于口。”孟子曰:“无伤也。士憎兹多口。《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陨厥问。’文王也。”

貉稽,是人姓名。理,是赖。憎字,当作增字,是增益的意思。悄悄,是忧患的模样。愠,是怒。肆,是发语辞。陨,是坠。问,是声誉。

昔貉稽问于孟子说:“人之誉望显扬,本赖于众口;今稽每遭人之讪谤,是于众口甚无所利赖也,奈何?”盖未免有尤人之意,而不知自反。故孟子答说:“毁誉由人不可必,修为在我所当尽。虽为众口所讪,何伤乎?夫为士者,仁修而不能保其谤之不兴,德高而不能必其毁之不来,较之常人,众口之讪愈益多耳。试把自古两个圣人增兹多口的来说。孔子,圣人也。然在当时,上下无交,谗毁时有,或讥其栖栖为佞,或笑其累累无依;沮于晏婴,毁于武叔,且不免见愠,而重为世道忧。那《邶风》上说‘忧心悄悄,愠于群小’,此孔子之谓也。文王,圣人也。然在当时,蒙难正志,明夷利贞,或高忌其文明,或卑訾其柔顺;谮于崇侯,拘于羑里,亦不免见愠,而终不足为圣德累。那《绵雅》上说‘肆不殄厥愠,亦不陨厥问’,此文王之谓也。夫以文王、孔子之圣,而多口且如此,况其下者乎?由是观之,人患不能为孔子、文王耳;群小之可忧,愠怒之不殄,固无伤也。子亦求尽其在我者而已,何以不理于口为病哉?”

孟子曰:“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昭昭,是明。昏昏,是暗。

孟子说:“自古圣贤之治,如《尧典》‘克明峻德’,而推之以‘亲睦九族’‘平章百姓’‘协和万邦’;《大学》‘自明明德’,而推之以‘齐家’‘治国’‘平天下’:由己及人,自内达外,都有个本原。故贤者欲求于天下,必先求于身,省察克治,在我之明德既明,然后有法制、禁令,以使家、国、天下之人,同归于明德:这便是‘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之为治者则不然,不求诸身而求诸天下,未能省察克治以自明其德,而乃以法制、禁令责人;以其身之所无,欲使亲睦于家、平章于国、协和于天下,必无是理也。这便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夫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是以躬行率之,贤者之治所以不令而从也。暗于己,而求明于人,是以刑政驱之,今之治所以虽令不从也。然则有治人之责者,可不先于自治乎!

孟子谓高子曰:“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径,是小路。蹊,是人行处。介然,是倏然之顷。用,是由。路,是大路。为间,是少顷。

高子虽游于孟子之门,而用心不专。孟子恐其不足以入道,故教之说:“理义之在人心,若大路然,本无障蔽然,然要在学者时时省察,不使一息间断,则良心方长为我有。不观山径之蹊乎?山中小径可容人迹之处,本非大路,若使倏忽之顷,往过来续,由之者不息,则向之小路从新开辟,可以成荡荡平平之大路矣;及其既成路之后,使少顷之间,人迹罕至,由之者不继,则茅草乘间而生,将前路都阻塞了,反不如小路之可行矣。夫此一山径之蹊,介然共由,则成路甚易;为间不用,则阻塞不难。可见理义即人心之大路,物欲即人心之茅草,存亡出入之机,亦只在一念须臾之际,不可不慎也。今子本心未尝不明,向道亦非无路,但存养未几,而放失继之,聪明为耳目所蔽,湛一为攻取所乘,就如茅草之塞路一般。路以茅塞,或有他径可由;心以茅塞,将一物无所见、一步不可行矣,可不知所儆惕哉?”孟子此言,不独为高子而发,实古帝王危微精一之旨,理乱得失之机。后之有天下者,能时时讲明学问,以培养此心;亲近君子,以维持此心,庶可免于茅塞,而所行皆正路耳。

高子曰:“禹之声,尚文王之声。”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曰:“是奚足哉?城门之轨,两马之力与?”

声,是音乐。尚,是高出的意思。追,是钟纽。蠡,是啮木虫;钟钮将绝,有似为虫所啮的模样,故叫蠡。轨,是车辙迹。

高子问于孟子说:“先圣王如夏禹、周文王所作之乐,虽一般是治世之声,然自今日观之,禹之声比文王之声,似高出于上而不可几及者。”孟子诘之说:“子以禹之声过于文王,果何所据而云然?”高子答说:“乐之优劣,视人用之多寡何如耳。吾观禹之钟纽,如虫啮而欲绝,此必爱慕其音而用之者多,故至于此。若文王之乐则不然,即便见他不及禹处,吾言非无所据也。”孟子乃晓之说:“我只道子有独得之见闻,所以能为出奇之议论。若止据追蠡之迹,是奚足以知圣乐哉?试以车辙言之。城门车辙之迹独深于城中,子之所明知也。然城门之轨,岂是一车两马之力遂能使其独深乎哉?盖城中之途,车可散行,故其辙迹浅;城门惟容一车,众车莫不由之,岁月既久,往来者众,而车辙之迹不求深而自深也。然则禹之乐作于千余年之前,虽不多用而纽自敝;文王之乐作于千余年之后,虽多用而器犹新。盖时之先后不同,正犹车辙之浅深以地之广狭为异耳,岂有所优劣于其间哉?”夫闻乐可以知德。圣人本无不盛,高子未知圣人之德,宜乎不能观乐之深矣。

齐饥。陈臻曰:“国人皆以夫子将复为发棠,殆不可复。”孟子曰:“是为冯妇也。晋人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虎负嵎,莫之敢撄。望见冯妇,趋而迎之。冯妇攘臂下车,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

搏,是徒手搏击。之野,是适野。负,是依。嵎,是山曲。撄,是触。

初,孟子居齐时,适值岁饥。孟子劝王发棠邑之仓以赈民矣。至此又饥,国人复有发棠之望。陈臻乃问于孟子说:“齐国之人,向因夫子一言,得蒙赈济之恩。今岁复告饥,民间就以发棠之请当了故事,指望夫子再为之言。由臻观之,国人之属望虽殷,君子之自处当重,殆似不可复请也。”孟子答说:“这是齐王的恩泽,我只可偶一言之。若要国人欢喜,重复进言,是为冯妇之所为而已。昔晋人有冯妇者,善能徒手搏虎;既而悔其所为之非正,能痛改前业,卒为善士,似可为善变矣。忽一日,行至野中,见众人赶逐一虎,虎急而依负山曲,据险自固,众人遂无敢撄触其怒者。正忙乱间,望见了冯妇,是惯能搏虎之人,喜其可恃,相与趋走而迎之。冯妇此时若改悔之意果坚,便当绝谢众人,去而不顾矣。乃不觉故态复形,自车中攘臂而下,急欲逞技于众人之前。那众人每感他为己而下车,见他遇虎而不惧,谁不喜悦?殊不知旁观众人,若读书知礼义而为士者,方笑其为善不终、可止而不知止矣。使我今日复请发棠,虽可以慰齐人之望,安知为士者不以我为冯妇乎?”盖是时齐王已不能用孟子,孟子亦将去齐,故其所言如此。使果君臣合道,谏行言听,则发棠本救民之事,何难再请而自比于冯妇也?

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

孟子说:“世之人谁不知有性命,但君子之言性命,偏与众人相反。众人言性,则于情欲一边,皆认之为本体,而务求必得;众人言命,则于道理一边,皆归之于气数,而不肯用功。若君子则异是焉。且如口、目、耳、鼻、四肢,是五者,乃人所具之形体也,夫既各有所司,则亦各有所嗜。口之于滋味,目之于彩色,耳之于音声,鼻之于香臭,四肢之于安佚,这几件乃吾人有生之初自然禀受的,无一人而不具是形,亦无一形而不同是欲,岂可谓之非性乎?然其间有得有不得,亦有得之而品节限制不能如意者,其权都是造物主张,不可以智力而能,性也,而命存乎间矣。夫命存于性之中,则性当为主,君子何以独不言性?盖嗜欲之心,本人所易溺;若又言性以自恣,则一切非礼之玩好、分外之营求,皆将以为性之所有,而贫贱思富贵,富贵生骄侈,无所不至矣。君子以寡欲为心,所以将前项适己自便之事,故意推开,言命不言性也。”

“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承上文说:“君子虽有不言性之时,然除了形体嗜欲之外,又有当以性为重、不可自诿者。且如仁主于爱,而属于父子;义主于敬,而属于君臣;礼以恭为主,而属于宾主;智以别为主,而属于贤者;圣人纯亦不己,而天道属于圣人。这几件都是彼此相合,天地间尽有由不得自己的。顺逆常变,视其所遇;清浊厚薄,视其所禀,岂可谓之非命乎?然皆生理之固有,物则之同然,不以圣而丰,不以愚而啬,命也;而性存乎其间矣。夫性存乎命之中,则命当为主,君子何以独不言命?盖性分内事,本人所难尽,若又言命以自诿,则一切扶持人纪、变化气质之功,皆独以为命之所制,而过高者流于异端,不及者安于暴弃,无所不至矣。君子以成德为行,所以将前项希圣尽伦之事一力承当,言性不言命也。”以上二节之意相反,而实相成。盖人惟能安命,而后能立命;能忍性,而后能尽性。此克己复礼、寡欲养心,为圣学相传之至要与!

浩生不害问曰:“乐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谓善?何谓信?”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

浩生不害,是齐人姓名。

他平日知乐正子之贤,乃问于孟子说:“知弟子者莫若师。乐正子之在夫子之门久矣,他是何等的人?”孟子答说:“人之造诣,固由资禀,也要学力。据乐正子之所至,则可谓之善人,亦可谓之信人矣。”不害又问说:“如何叫作善?如何叫作信?”孟子答说:“人性本有善而无恶,遇着善人善事,自然有欣喜欢爱之心,此人情之所同也;若其人立身行己,合乎天理人心,但见其可欲,而不见其可恶,则其有善无恶可知矣,此所以谓之善也。至于好善恶恶,本是有生以来真真实实的念头,着不得一毫虚假;若其人躬行实践,能自歉而无自欺,善皆实有于我而无矫饰,则其实心实行可知矣,此所以谓之信也。吾谓乐正子为善人、信人,亦验其造诣之所至而已矣。”

“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乐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承上文说:“乐正子之善、信固有可称,然义理无穷,圣贤的学问尚不止此。盖善虽实有,而蓄积未充,未足为美也。惟是真积日久,而悉有众善,那方寸之中充满快足,无少间杂,则章美内含,不徒一善成名而已,这叫作美。然内虽充积,而外无可观,未足为大也。惟是积久而著,蓄极而通畅于四肢,发于事业而不可遏,则诚中形外,已至于广大高明之域矣,这叫作大。然大而未能浑化,犹有迹也。惟由大而化之,有日新之至德,而无矜持之劳;有富有之大业,而无作为之迹,则是不思不勉,而能从容中道矣,这叫作圣。夫大而未至于圣,犹可知也。惟圣则不可得而知,至德纯于不显,而意象之俱忘;大业溥于无外,而声色之尽泯,是乃无方无体,神妙不可窥测者矣,这个叫作神。夫善、信之上,犹有此四等,故学者必由善、信而驯至于圣、神,然后为人道之至极也。若乐正子之为人,有可欲之善,而无矫伪之私,其造诣所至,盖在善、信二者之中。至于美、大、圣、神的地位,则资禀有限,学力未充,犹在四者之下也。使不以善、信自足,而以美、大、圣、神自勉,则他日所就,亦岂可量乎?”观孟子此言,可见道无终穷,学无止法,以成汤之圣,犹日新而不已;以成王之贤,犹缉熙于光明。甚哉!务学之不可以已也。

孟子曰:“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归,斯受之而已矣。”

孟子说:“吾儒之于异端,拒之不严,则无以尽闲邪之义;待之不恕,则无以开反正之端,二者必不可废也。方今杨、墨之徒,执迷不悟,固难望其以吾道为依归矣。如使天理未尽梏亡,人心不终锢蔽,为墨氏之学者,知兼爱之为非,欲逃而去之,则其势不得不别寻简便的门路,而归之于杨;为杨氏之学者,知为我之为非,欲逃而去之,则其势不得不反求中正的道理,而归之于儒。盖杨、墨虽同归于异端,然墨氏务外而不情,杨氏太简而近实,故其变而从道,难易不同如此。夫吾儒之所以痛排杨、墨者,但以杨、墨之能害道耳。今既以渐来归,则为吾儒者,惟当悯其陷溺之久,取其悔悟之新。以杨而来者,吾则以儒受之,使去其害义者以就吾之义而已矣;以墨而来者,吾则以儒受之,使去其害仁者以就吾之仁而已矣。岂可追其既往,而复与之辩哉?”盖未归之前,异端与吾道为敌;既归之后,异端与吾道为徒,此所以圣贤立教,每于拒绝之中存招徕之意,言易入而道易行也。

“今之与杨、墨辩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从而招之。”

放豚,是走出去的猪。苙,是猪圈。招,是用绳拴缚四蹄。

孟子又说:“方今之世,既难得辟邪卫道之人。即有知吾道之为是,杨、墨之为非,能倡其说而与之辩者,却又以一切先入之成心、不平之客气,务要与他相持到底,不肯放宽。杨既归于我矣,犹咎其昔日为我之非义;墨既归于我矣,犹咎其昔日兼爱之非仁。深恶痛绝,既不容之于门墙;责备求全,又不假之以声色。就如追赶放逸的豚猪一般,既入其苙围而制之,使不得奔突亦可矣,又从而拴缚其四蹄,使一步不可行焉。如此,不惟隘吾兼容并包之量,而且阻人迁善改过之门。故已归者,苦其严而思复叛;未归者,畏其严而不复来。吾道之不明于天下,不惟异端害之,而儒者科条太密,门户太高,亦当交任其责矣。有卫道之心者,可不慎所以待之哉!”

孟子曰:“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

殍,是饿死的人。离,是离散。

孟子说:“为人君者,天下之财力皆其财力,其势不容不用乎民,所贵取之以时,不至于横征虐使,俾民不堪命耳。自古征赋之制有三件:一件叫作布缕之征,是取百姓每蚕织之利以为用,如今之丝绢麻苎是已;一件叫作粟米之征,是取百姓每田入之利以为用,如今之夏税、秋粮是已;一件叫作力役之征,是取百姓每丁夫之力以为用,如今之当差做工是已。这三件,君子虽例得取之于民,然每于催科之中寓抚字之意。如布缕取之于夏,则粟米、力役在所缓;粟米取之于秋,则布缕、力役在所缓;力役取之于冬,则布缕、粟米在所缓:但用一件以充国之用,常缓二件以宽民之生。故上无诛求督责之扰,下无饥馑流亡之患,赖有此耳。苟一时而并用其二,则小民奔命不给,有饥死而转于沟壑者矣。一时而并用其三,则小民室家难保,将父子逃亡而散于四方矣。”夫使百姓困穷离析,无以聊生,虽欲责之以常赋、驱之以往役,谁复有能供其令者乎?危亡之祸可立至矣。然则用一缓二之规,人君不独爱其民,实自爱其国也。

孟子曰:“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

孟子说:“万物中难得而可贵者,都叫作宝。然宝得其宝则安,宝失其宝则危,不可不慎也。试以诸侯之宝言之。诸侯控一国之尊,享千乘之富,珍奇非不足于府,玩好非不足于前,然其所当宝重而爱惜者,不过三件而已。彼国有土地,锡之天子,传之先人,乃基业之所由系;非是,则无以立国矣,此第一件当宝也。国有人民,赋税为我供,缓急为我使,乃根本之所由固;非是,则无以守位矣,此第二件当宝也。国有政事,利以之兴,害以之除,乃纪纲之所由植;非是,则无以保土地而理人民矣,此第三件当宝也。诸侯能知此三者为国大宝,而念念谨守,时时修饰,使之无一些玷缺损坏之处;将见国祚巩于磐石、遗泽传之子孙,不止于一身无患而已。至于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若以之为宝,而徒取给于耳目之玩,则内以嗜欲丧志,外以征求剥民,攘夺将兴,危亡立至,此身且不免于受殃,而况能常有珠玉哉?”可见有国家者,求利必生害,多藏必厚亡。所以自古帝王抵璧于山,投珠于渊,不贵难得之物,不蓄无用之器,其能保身以及民、保民以及国,有由然也。后之人君,可不知所取法哉!

盆成括仕于齐。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见杀,门人问曰:“夫子何以知其将见杀?”曰:“其为人也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也,则足以杀其躯而已矣。”

盆成,是姓。括,是名。

昔盆成括方仕于齐。孟子逆料他说:“我观盆成括,非享寿禄之器;今虽进用,乃死亡之日近矣。”既而盆成括有罪见杀。门人问说:“死生有命,非人所可预知。今夫子果何所据,而能察见未来,知括之将见杀也?”孟子答说:“我于括之死,非揣以适然之数,乃断以必然之理也。夫人不贵有才,而贵闻道;道苟得闻,必善用其才,以此济事,而亦以此保身。今括之为人,儇巧捷给,不过小有才耳;于君子仁、义、忠、信之大道,茫然其无闻也。既未闻道,而使之一旦进用,处必争之地,乘得志之时,则其势必至于恃才妄作,启衅招尤,适足以取杀身之祸而已矣。我所以预知其败者,为此故也,岂有他术哉?”是可见人之有才,本不足以为害;惟不求合于道,而专用其才,则大者乱国,小者杀身,反不若朴拙无能之为愈也。取才者,尚其审诸!

孟子之滕,馆于上宫。有业屦于牖上,馆人求之弗得。或问之曰:“若是乎从者之廋也?”曰:“子以是为窃屦来与?”曰:“殆非也。夫子之设科也,往者不追,来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上宫,是往滕国去的驿站。业屦,是织屦将成的。廋,是藏匿。

昔孟子将往滕国,馆寓于上宫之地。当时偶有织屦将成,置于牖户之上,忽然遗失。馆人寻求而不得,或人遂疑为门人窃取以去,乃对孟子说:“夫子从者,何其善匿人之物如此?”盖以穿窬之心而度圣贤之徒也。孟子答说:“未成之物,直得几何?据子之意,得毋谓我之门人专为窃取一屦而来与?”或人自悟其非,说道:“我固知从者为游学而来,非为窃屦而来也。但夫子设立科条以待学者,往者之失,则必不追咎,以塞其自新之路;来者之勤,则必不拒绝,以阻其向化之机。只据眼前,苟以求亲师友、从事学问之心而来,斯容受以教诲之而已矣。然则谓从者窃屦而来,固非也;谓夫子能保其往,是岂可哉?”夫或疑从者之窃屦,其见陋矣。至于论圣贤之设科不追既往,实与前章“归斯受之”之意同,此记者所以有取而载之也。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

孟子说:“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此人所固有者,惟在识其端而推广之耳。今夫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故见可哀可矜之事,便惨然有所不忍,此仁之端也;但为气拘物蔽,有不忍于此、而或忍于彼者,则仁即为之壅遏矣。必自其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使地无远近、情无亲疏,遇疾苦一般矜怜,遇患难一般悯恤,这才是吾心全体之仁。盖仁主于慈爱,而世间当爱之物甚多,不可以一念之恻隐便谓之仁也。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故见可愧可耻之事,便毅然有所不为,此义之端也;但为气拘物蔽,有不为于此、而或为于彼者,则义即为之扞格矣。必自其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使事无大小,时无顺逆,见利必不敢以苟求,见害必不敢以苟免,这才是吾心全体之义。盖义主于断制,而世间当断之事甚多,不可以一念之羞恶便谓之义也。”

“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穿逾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

穿,是穿穴。逾,是逾墙。皆为盗的事。

承上文说:“如何是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彼不仁之事,至于处心积虑要坑害人,此乃最刻毒的心肠,人皆有所不忍者也。能由此而推之,凡一切自私自利、不便于人之事,其类不同,同归于害人。务要件件体贴,将此心不忍的念头扩充到极处,则仁之全体在我,由是而亲亲、仁民、爱物,无往非此心之贯彻,而仁之为用不可胜穷矣。如何是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彼不义之事,至于穿穴逾墙而甘为盗贼,此乃最卑污的行止,人皆有所不为者也。能由此而推之,凡一切瞒心昧己、不合天理之事,其类不同,同归于穿窬。务要件件检点,将此心不为的念头扩充到极处,则义之全体在我,由是而正家、正国、正天下,无往非此心之运量,而义之为用不可胜穷矣。”

“人能充无受‘尔’、‘汝’之实,无所往而不为义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之也。是皆穿逾之类也。”

尔、汝,是轻贱的称呼。,是探取人情,如以舌去取物件的模样。

孟子说:“仁义在人,固不可不充矣。然义之为道甚广,而充之为事多端,尤当推类以至于尽者也。彼人以‘尔’‘汝’轻贱之称加于我,我乃不以为辱,而甘心受之,是其贪昧隐忍,即穿窬之心也。然其中或有惭忿而不肯受之之实,是其知耻一念,即不为穿窬之心也。必自此心而充之,思我为人所轻之故,而反己自修,以去其可轻之行,是能充无受‘尔’‘汝’之实矣。夫卑污苟贱之事既有所不为,则光明正大之义自无所不协,安往而不为义乎?然不但行己当慎,即一语一默,亦有不可苟。设使士人于应酬之际,时未可以言,而乃轻躁以发言,这是故意开端,要人来答我,以言探取人情者也;时既可以言,而乃缄默以不言,这是故意落后,要人来问我,以不言探取人情者也。若此者,比之无受‘尔’‘汝’,事甚微,而人易忽矣;自我观之,是皆穿窬之类也。盖盗贼以穿窬探取人之物,士人以语默探取人之情,其为心术,同一暗昧,同一阴险,何差别之有乎?人必推类至此而悉去之,然后真能充无穿窬之心者也。”孟子此章之旨最为精密。盖人无智、愚、贤、不肖,无不有此仁义之心。但众人一念之差,止是看得些小阴骘,以为无害于仁;细微举动,以为无害于义,卒之人品化而为禽、为兽,功效流而为杂霸、杂夷,其几皆决于此,不可不慎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而道存焉。”

孟子说:“人之为言,固不可失之浅陋;然使其高谈阔论,只顾耳边好听,而不切于事理,未可为善言也。惟所言者切近精实,若不足以动听,而其旨则包藏深远,愈探而愈无穷,这等言语,才是彻上彻下、可以垂世而立教者也,非善言而何?人之为道,固不可失之狭小;然使其好大喜功,只顾外面粉饰,而其中漫无所守,未得为善道也。惟所守者简要省约,若不足以致用,而施之则功用溥博,愈推而愈不匮,这等的道理,才是有体有用、可以经世而宰物者也,非善道而何?求其能是二者,其惟君子乎?我观君子之言,止据目前常见之事平平敷衍,若不下于衣带之近;然天命之精微、人道之奥妙,不越此浅近之论以该括之,而道无不存焉。”夫以带视道,其远近为何如者?乃君子不下带而道自存,信乎为言近指远之善言也!

“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于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轻。”

承上文说:“我又观君子之守,止就一身本分之内暗然自修,初无责效于人之意。然内而百官象其德,外而万民顺其治,不越此身范之端,而天下自平矣。夫以身视天下,其博约为何如者?乃君子修其身而天下平,信乎为守约施博之善道也!这等看来,可见人必先治己身,而后可以治人;与农夫必先芸己田,而后可以芸人田,事虽异,而理则同耳。今不务守身,而徒欲施博,其为病就如舍己之田不芸、只管替人芸田的一般,所求于人者甚重,而所以自待其身者却甚轻。如责人为子尽孝,而自己孝不如人,却不知愧;责人为臣尽忠,而自己忠不如人,却不知勉。颠倒谬妄如此,其去君子之善道,不亦远乎!”孟子此言,专为战国君臣,惑杨朱、墨翟之横议,慕管仲、晏子之近功。欲使立言者必本六经,为治者必法三代。而惜乎古道既远,至今终不可复也。

孟子曰:“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动容周旋中礼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为生者也。经德不回,非以干禄也。言语必信,非以正行也。”

回,是邪曲。

孟子说:“圣人之德,要其终,固无优劣之殊;而原其始,实有安勉之异。以尧、舜言之,其知为生知,其行为安行,此乃是天生成的。其初无亏欠,及后来亦不假修习,性之之圣也。以汤、武言之,其知则思而后得,其能则勉而后中,此乃自己成习的。其初虽有亏欠,后来却能复还本体,反之之圣也。所谓性之之事何如?时乎动容之际,则周旋曲折,无不中礼,岂有意于中哉?乃其盛德之至,自然与礼而妙合也。时乎哭人之死,则哀痛惨怛,若不胜情,岂有意于为生者哉?乃其天性之慈,自然为死而兴哀也。所行者皆经常之德,而无所回邪,岂以干禄之故哉?率性而行,自然趋于正直,非勉强要做好人,以求闻达于人也。所言者皆信实之言,而无所虚妄,岂以正行之故哉?根心而言,自然符于践履,非勉强要行好事,以求践其言也。是其优游于成法之中,而不事勉强;顺适于天命之内,而相为合一,盖性焉、安焉之德如此。”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承上文说:“所谓反之之事何如?彼天理当然叫作法,吉凶祸福叫作命。法所当自尽,而命不可必得者也。反之之君子,凡一身所行,如上文动容之礼、哭死之哀、经德之正、言语之信,虽不能自然而然,然其心只知这天理中有一定之规矩,毫发不可逾越;而事事之所率循,念念之所执守,举不出于此。由此而获吉与福,是命之通也,固俟之而无所徼求;由此而罹凶与祸,是命之塞也,亦俟之而无所规避。是虽未至于无心,而亦不出于有为,盖复焉、执焉之德如此。”夫以行法俟命之君子,比于性之之圣,规模虽有广狭,从入虽有安勉,然论道统,则汤、武同归于执中;论心法,则尧、舜不敢以自圣。此忧勤惕励,为圣学相传之要也。

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八尺叫作仞。榱题,是椽头。方丈,是桌面摆列,方广有一丈。

孟子说:“今布衣游谈之士,欲进说于王公大人之前者,往往视大人太尊,视己太卑,不胜其畏惧之心,所以理为势屈,而言不尽意耳。自我言之,彼虽尊贵,那进言之人,只合藐视而轻忽之,切勿将他巍巍然可畏之气象看在眼里,则志意舒展,而言语得尽矣。所以然者何哉?彼大人者,堂有数仞之高,榱题有数尺之长,不过宫室华美而已;我若得志,必不为此侈靡之事也。食前有方丈之广,侍妾有数百之众,不过声色艳丽而已;我若得志,必不为此奢纵之事也。般乐逸游而饮酒,驱驰车马而田猎,且每一出游,则后车随从者有千乘之多,不过快意适观而已;我若得志,必不为此荒亡之事也。夫在彼之声势气焰赫然动人者,皆我所不屑为。而在我者,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其所抱负操持,皆千古圣贤之法制,是我重而彼轻、我大而彼小矣,吾何畏彼之有哉?此吾当藐视之也。”是时战国游士,意气非不盛,谈吐非不高,然其心只知有诸侯之尊,而多方以中其欲,曲意以希其宠,所以到底止成就得顺从之妾妇。而孟子独能以道德自重,义命自安,宜其为狂澜之砥柱也。

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

欲,是口、鼻、耳、目、四肢之欲。

孟子说:“人之有心,乃具众理,而应万事之本,诚不可不养。然养心之功,不可他求,只要见得心本至虚,而为欲所累;心本至灵,而为欲所昏,将一身中口、鼻、耳、目、四肢之欲寡之又寡,不使其放纵而无所节制,这便是养心极好的方法。吾儒一生学问、一生人品,举系于此。如使其为人也,能知养心之要,而为寡欲人焉;则外感不杂,内境常清,泰宇定而天光发,心未有不存者也。虽有不存,不过暂失之耳,不亦寡乎?如其为人也,不能知养心之要,而为多欲人焉;则物感既摇,中心无主,嗜欲深而天机浅,心未有能存者也。虽有存焉,不过偶得之耳,不亦寡乎?”夫人心、道心迭为消长如此,信乎养心莫善于寡欲也!然寡欲不特可以养心,而神完气固,亦可以保身。况人君者,心为万化之原,身为万民之主,其关系尤重,而保守尤难。寡欲之功,尤不可不深念也。

曾晳嗜羊枣,而曾子不忍食羊枣。公孙丑问曰:“脍炙与羊枣孰美?”孟子曰:“脍炙哉!”公孙丑曰:“然则曾子何为食脍炙而不食羊枣?”曰:“脍炙所同也,羊枣所独也。讳名不讳姓,姓所同也,名所独也。”

曾皙,是曾子之父。羊枣,即今软枣。肉细切,叫作脍。

昔曾皙在生之日好食羊枣;既殁之后,其子曾参每见羊枣,思起父之所好,便舍置而不忍食,盖孝子不忘亲之心如此。公孙丑乃疑而问于孟子说:“肉中有脍炙,果中有羊枣,二者之味孰为美乎?”孟子答说:“二者固皆可食。论其味,则脍炙尤美也。”公孙丑又问说:“脍炙既美于羊枣,在曾皙亦必嗜脍炙矣。曾子于脍炙则食之,于羊枣则不食,充其思亲之念,何忍于脍炙而独不忍于羊枣也?”孟子答说:“人之所好不同,情之所感自异。以脍炙为美而嗜之,乃众人之所同也;以羊枣为美而嗜之,此曾皙之所独也。惟其为众人所同嗜,虽与众共食,而不忍之心自无所形;惟其为父之所独嗜,则触物有感,而思亲之念自不可遏:此所以一食、一不食也。譬之讳名者,敬亲之名而不敢轻犯,未尝并亲之姓而讳之;非重于名而轻于姓也,盖姓是一家所同,名乃一人所独,故名可讳而姓不可讳也。知讳亲之名不可概同于姓,则羊枣之思,岂得并及于脍炙也哉?”夫观于思其所嗜,既可以见孝子恻怛之情;观于思所独嗜,又可以见孝子专一之念矣。学者当体其心,不可徒泥其迹也。

万章问曰:“孔子在陈,曰:‘盍归乎来?吾党之士狂简,进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陈,何思鲁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狂简,是志大而略于事。进取,是求望高远。

万章问于孟子说:“昔者孔子在陈国之时,知道之不行,尝自叹说:‘我初周流天下,本为行道计也。道既不行,何不归来于我鲁国乎?盖吾党后学之士,大段资性狂简,激昂于意气,而阔略于事为;充其志,直欲进而取法古人,终身以为向往,不肯改变其初心,其狂如此,仅可副我传道之望,此我所以有感而思归也。’夫士而曰狂,未便是高世绝俗之品;乃孔子在陈,独思想鲁之狂士,其意何居?”孟子答说:“孔子之思狂士,非其本心,殆有所不得已耳。孔子尝说:‘道之所贵者中。诚得中道之人而与之,吾之愿也。今既不得其人,其必得狂狷之士乎?盖狂者志向高明,而期望甚远;狷者持守贞固,而有所不为。得这两样人,激励裁抑之,庶乎可进于中道也。’观孔子之言如此,此其心岂不欲得中道之士哉?世教衰微,中行之士不可必得,而斯道又不可以无传,不得已而求其次,此所以思及于狂士也。然则狂狷虽未至于中行,中行而下,固资质之最高者矣。孔子思之,何莫非向道之心哉?”

“敢问何如斯可谓狂矣?”曰:“如琴张、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谓狂矣。”“何以谓之狂也?”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琴张、曾皙、牧皮,都是孔子门人。嘐嘐,是志大言大的模样。夷,是平。掩,是覆盖的意思。

万章又问孟子说:“狂士之思,固非圣心之得已。然当时在鲁之士亦多矣,敢问如甚么样人斯可谓之狂士乎?”孟子答说:“当时孔子弟子在鲁者,如琴张、曾皙、牧皮这样的人品,俱是孔子之所谓狂士矣。”万章又问说:“有狂之名,必有狂之实。敢问何所考验而遂称之为狂也?”孟子答说:“欲知狂之所以为狂,惟于其志愿观之,则可见矣。其志嘐嘐然夸大,卑视今世之士,以为不足称数,动辄称说‘古之人,古之人’。论学术,必以古圣贤之道德自期;论事功,必以古帝王之经济自任:其志大言大如此。及因所言以考其所行,则志大而不能充其志,言大而不能践其言,平日所自许者,却多有空缺去处,不能一一掩盖得来,狂之为狂盖如此。此则践履虽歉于笃实,而志愿则极其高远,稍裁抑之,至于中道不难矣。此孔子所以致思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洁之士而与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

孟子又答万章说:“孔子之思狂士,固有取于志愿之高矣。乃其思及于狷,亦自有说。盖中行而下,狂士最高,这等样人,世间亦不常有。惟狂者又不可得,于是思得不屑、不洁之士,操履极其谨严,廉隅不肯少贬,一切卑污苟贱之事,有玷于行谊,有浼于名节者,深恶而不屑为。得这等样人而与之,志虽不足,守则有余,此所以谓之狷也。以中行之士律之,下狂士一等,此又其次焉者矣。”夫中行不得,而思及于狂;狂又不得,而思及于狷,其取人愈恕,而为道之心愈益加切矣。是岂孔子之得已哉?

“孔子曰:‘过我门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乡原乎!乡原,德之贼也。’”曰:“何如斯可谓之乡原矣?”“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则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为踽踽凉凉?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原也。”

憾,是恨。原字,与愿字同,是谨悫的意思。踽踽,是独行的模样。凉凉,是薄。阉,是闭藏。

万章又举孔子之所恶者问于孟子,说:“孔子尝云:‘人情不见亲厚,则怨恨易生。若过我之门,不肯入我之室,我亦无恨于彼者,惟是于乡原之人为然。盖乡原之为人,似德非德,实害乎德;方以其不见亲就为幸,何恨之有?’孔子深恶乡原之人若此。敢问其所为何如便称之为乡原乎?”孟子答说:“欲知乡原之为人,惟观其讥狂狷之言可见矣。其讥诮狂者说:‘何用如此嘐嘐然也?言夸大而不顾其行,行阔略而不顾其言,每事便说“古之人,古之人”,何其大言而不惭耶?’其讥诮狷者说:‘何必如此踽踽然独行、凉凉然寡薄?举斯世之人,一无所亲厚为哉?人既生于斯世,则但当为斯世之人,使举世之人皆称以为善人可矣,何必生今而慕古、违众以为高哉?’夫观其讥狂狷之言如此。既不为狂者之绝俗,亦不为狷者之洁己,惟阉然深自闭藏,与时俯仰,以求亲媚于一世之人者,这乃是乡原之行也。孔子所以深恶之者,盖为此耳。”

万子曰:“一乡皆称原人焉,无所往而不为原人,孔子以为德之贼,何哉?”曰:“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

万章又问孟子说:“一乡之人,公论所出。今一乡皆称为原人,是其为人无所往而不谨厚矣。谨厚为士人之美行,孔子乃深恶之,谓其为‘德之贼’,何哉?”孟子答说:“人之处世,心术贵于光明,行己贵于正直。若乡原之为人,欲明指其失而非之,则掩覆甚周,无可举之显过;欲伺察其恶而刺之,则闭藏甚密,无可刺之深奸。惟只与时浮沉,混同于流俗;随众委靡,苟合乎污世。其立心本无忠信之实,而深情厚貌,恰似诚笃不欺一般;其行事本无廉洁之操,而好名能让,恰似清介有执一般:此正其阉然求媚于世的去处。故一乡之众,喜其软熟,皆欣然悦之,称以为善人;彼亦遂以为自以为是,居之不疑,迷而不悟。是以病根深锢,终其身汩没于斯世,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夫尧、舜之道,大中至正之道也。今乡原窃其近似而淆其本真,在己既不觉其非,在人又皆惑其伪,非德之贼而何?此孔子所以深恶之也。”

“孔子曰:‘恶似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佞,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信也;恶郑声,恐其乱乐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原,恐其乱德也。’”

孟子又告万章说:“乡原之为人,人皆称之,而孔子独恶之,非无谓也,为其似是而非耳。孔子尝说:‘天下有真是者,人皆知其为是;有真非者,人皆知其为非:此不足以惑人,无可恶也。惟似是而却非是,反乱天下之真是者,此为可恶耳。试举其类言之:莠草似苗非苗,所以莠为可恶,恐其乱真苗也;佞口似义非义,所以佞为可恶,恐其乱真义也;利口似信而实非信,所以恶利口者,恐其乱信也;郑声似雅乐实非雅乐,所以恶郑声,恐其乱雅乐也;紫色似朱而实非朱,所以恶紫色者,恐其乱朱也;至于乡原,不狂不狷,似若有得于中行,然非之无举,刺之无刺,不可与入圣道,将使天下之人迷谬于名实,而不知所适从,皆自乡原启之;则所恶于乡原者,固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乱乎德也。’由孔子此言观之,其所以恶乡原而斥其为德之贼者,其意益可见矣。”

“君子反经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

经,是常道。

孟子又告万章说:“乡原虽足以乱德,而邪说终不能胜正。君子于此,固自有绝之之术焉。彼纲常伦理之懿,为天下古今所共由者,这叫作常道。常道不明,斯邪说所由盛也。君子欲辟异端而息邪说,只是将此常道见之于躬行,施之于正教,使其昭如日星,坦如道路,与天下共由之而已矣。大经既反而归于正,则化本端而民有所观感,治具张而人有所持循,莫不勃然兴起,惟吾常道之是遵矣。庶民岂有不兴者乎?庶民既兴起于常道,则是非明白,无所回互。彼似是乱真之邪慝,虽足以惑世,而斯民灼然有定见,确然有定守,皆知真是之所在,自不为其所惑矣,尚何邪慝之足患乎?”夫观孔子之思狂狷,可以见传道之心;观孔子之恶乡原,可以见卫道之志。其惓惓一念,无非为斯道计焉耳。孟子发其蕴于万章,而又终之以辟邪之术,此所以有功于圣门也。

孟子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

见知、闻知,俱指知道说。

孟子说:“斯道之统,必待人而后传;而圣人之生,实间出而不偶。吾尝溯观往昔,世代凡几变矣,中间有数的几个圣人,大率五百年而一出。这数圣人者,生不一时,而道则相继。惟其有见知者以开其先,是以有闻知者以继其后也。试举而言之:自尧、舜以精一之旨相授受于唐虞,而万世道统之原实自此始。由尧、舜以来,至于汤,计其时盖五百有余岁;汤出,而尧、舜之道统始有所传。非汤生而能知尧、舜之道也,由有祗台之禹、迈种之皋陶,此二圣臣者,当明良喜起之时,与尧、舜会聚于一堂,亲见其道而知之,是以成汤得以其建中之极,而仰溯其执中之传,盖闻之于禹与皋陶而知之者也。此汤之得统于尧、舜者然也。向非有禹、皋陶见知,汤亦安能上接夫尧、舜之统哉?”

“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

承上文说:“汤得闻尧、舜之道,固与禹、皋陶有赖矣。由汤之时,历数以至于文王,计其时亦五百有余岁。文王出,而成汤之道统始有所传。亦非文王生而能知成汤之道也,由有阿衡若伊尹、左相若莱朱,此二圣臣者,当一德咸有之日,与成汤交修终始,亲见其道而知之,是以文王得以其小心之诚,而远继乎制心之学,盖闻之于伊尹、莱朱而知之者也。此文王之得统于成汤者然也。向非伊尹、莱朱之见知,文王亦安能上接夫成汤之统哉?”

“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

承上文说:“文王得统于汤,固于伊尹、莱朱,有赖矣。由文王之时,历数之以至于孔子,计其时亦五百有余岁。孔子生,而文王之道统始有所传。孔子亦非无自而得统于文王也,盖由有太公望、散宜生者,疏附先后,亲炙其缉熙敬止之范,有以见而知之,是以孔子继其道于数十世之下,于贤者识其大,于不贤者识其小,觐耿光于未泯,幸斯文之在兹,乃得闻而知之也。则孔子所以得道统于文王者,又于太公望、散宜生而有赖矣。”夫由尧、舜以至于孔子,道统之所以不绝者,皆赖见知者以开于前。则今日欲传孔子之道,岂可无见知之人乎?

“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

承上文说:“由群圣相承之统观之,必有见知者以开其先,然后有闻知者以继其后,道统所以相续而不绝也。乃自孔子以来,至于今,论其时世不过百有余岁,去圣人之生时若此其未远也,非若时不相及而不得见也。论其居处,自邹至鲁,壤地相接,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非若地不相邻而不可见也,宜若有得于见知之真者矣。然求之当今之世,其于孔子之道,已无有见而知之,若禹、皋之于尧、舜,伊、莱之于汤,吕、散之于文王者矣。则五百余岁之后,去圣人之世渐远,近圣人之居,不知当何如者,岂复有闻而知之,如汤之于尧、舜,文王之于汤,孔子之于文王者哉?然则文王以来相承之统,其可使之寥寥无传耶?吾盖不能以无忧矣。”孟子此言,虽不以见知自居,而自任之意实不容掩。又以见夫天理、民彝不可泯灭,百世之下必有神会而心得之者,所以明其传之有在,而俟后圣于无穷也。尽心下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

孟子说:“天地以生物为心;而人君奉天子民,固当以好生为德。乃若残忍少恩,不仁哉!其梁惠王乎?盖仁者之心,主于爱人,故其用爱无所不至,亲其亲矣,而又推亲亲之心以仁民;仁其民矣,而又推仁民之心以爱物。笃近以举远,由亲以逮疏,充其一念恻怛之良,必至于无所不爱而后已,这是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也。不仁之人,偏于惨刻,故其惨刻亦无所不至,暴殄百物未已也,而害且移之百姓;毒痡百姓未已也,而害且移之至亲。薄者薄矣,而厚者亦薄;疏者疏矣,而亲者亦疏。充其一念忿戾之私,必至于众叛亲离而后已,这是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今惠王所为若此,安能免于不仁之祸哉?”

公孙丑问曰:“何谓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是之谓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

糜烂,是血肉溃烂。

公孙丑问说:“夫子讥梁惠王为不仁,谓其‘以所不爱及其所爱’,此何说也?”孟子答说:“人君以土地视民,则所重在民,而土地为轻;以民视子弟,则所厚在子弟,而民为薄:此差等之较然也。今惠王始初以土地之故,争地以战,则驱无辜之民毙于锋镝之下,使之肝脑涂地,而遭糜烂之殃;既也以大败之故,欲复战而恐不能胜,则驱所爱之子弟殉于行陈之间,使之身先士卒,而冒死亡之患。是其因土地而荼毒生灵,既播其恶于众;因生灵而贻祸骨肉,又割其爱于亲,此之谓‘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残忍如是,非不仁而何哉?”是时列国务于战争,轻人命如草菅,不止梁惠王为然。孟子举其不仁之甚者以示戒也。

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

这是孟子追论春秋诸侯无王之罪,以警戒当时的意思。

说道:“大凡征伐之举,必天子出命以讨罪,诸侯承命以行师,方可谓之义战也。若《春秋》之书,所载战伐之事固非一端,然或书名以示贬,或书人以示讥,无有一件以为合义而许之者。但就中容有假尊王之名、窃攘夷之号,兴兵致讨,为彼善于此者,如召陵之师,责包茅之不贡;城濮之役,遏荆楚之侵陵,此类是也。然此特比于叛义悖理之举为少优耳,何尝足以为尽善乎?彼其所以无义战者,何也?盖征者,以上伐下之名,惟天子得而专之也。若同为诸侯,势均力敌,不相上下,这叫作敌国。敌国之中,如有强侵弱、众暴寡者,当上告天子,听命诛讨,无有相征伐之理;使敌国相征,则为擅兴师旅而无王矣。今春秋之时,皆敌国相征,非有以上伐下之权;犯义干纪,乃王者之罪人也,安得有义战乎?宜孔子之致严于书法也。”

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武成》,是《周书》篇名。策,是竹简。流,是漂流。杵,是舂米的杵子。

孟子见当时好杀之君,多藉口于武王伐纣之事以自解,故辩之,说道:“《书》以纪事为义,本欲传信于天下后世者也;然亦有事掩于书词、词浮于实事而不可尽信者。学者惟识其大义足矣,若但执过甚之言,而皆信为必然之事,不惟无以明圣贤之心,且适滋后人之惑矣。岂如无《书》之为愈哉?何以见《书》之不可尽信也?彼《武成》一书,乃武王伐纣既归,而史官作以纪事者也。其简篇固为甚多,吾于其间,仅取其所称奉天伐暴、反政施仁之二三策而已矣;自此之外,如所谓血流漂杵之一言,以理断之,仁人之师,上奉天讨,下顺民心,天下自然莫与之敌;今以武王之至仁,伐纣之至不仁,必有兵不血刃而人自归附者,何致与商纣师徒为敌,至使血流漂杵,若是之惨酷乎?即此推之,《武成》之不可尽信也,明矣。今乃有指古训以逞其杀戮之心,如时君世主之为,非惟得罪于天下,实得罪于武王也。”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为陈,我善为战。’大罪也。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南面而征,北狄怨;东面而征,西夷怨。曰:‘奚为后我?’”

孟子见当时之臣,务导君以战伐之事,故警戒之,说道:“兵凶战危,本非国家之利也。如有人自夸其能说:‘我善为陈,而整饬行伍;我善为战,而决胜交锋。’斯人也,上不顾国家之安危,而惟引君于贪忿;下不恤生民之利害,而惟陷人于死亡,乃负天下之大罪,不容于有道之世者也。夫善战善陈,不过一人之敌而已;诚使国君好仁而不嗜杀人,以宽代虐,以治易乱,则天下之民皆将望之以为君,而人自无与为敌者矣,奚用此善陈善战之臣为乎?我尝有感于商、周之事矣。昔成汤征葛伯也,南面而征,则北狄怨;东面而征,则西夷怨,都相顾而说:‘我等四方之人,均一憔悴于虐政者也。汤兴吊民伐罪之师,何不先来救我,以苏重困,而使我独后于他人乎?’夫以成汤之师一出,而人心冀望如此,谁敢抗之者哉?好仁无敌,此正其一验矣。”

“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王曰:‘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革车,是兵车。虎贲,是勇士。若崩厥角,是叩头至地,如兽角崩坠有声一般。

承上说:“昔武王伐殷纣也,革车止三百辆,而车马未见其盛;虎贲止三千人,而士卒未见其多,宜乎其易敌矣。然观武王入殷之初,与商民说:‘尔等不必畏惧。我今伐纣,为他恣行暴虐,使尔等困苦不堪,故来安宁尔等,非与百姓为仇敌也。’商民闻之,欢欣感激,都来武王面前,稽首至地,就如兽角崩坠一般。夫王言一布,而人心倾服如此,又谁敢抗之者哉?好仁无敌,此又其一验矣。”

“征之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战?”

承上文说:“所谓仁人无敌于天下者,其故何哉?盖征之为言,以己之正而正人之不正者也。如葛伯无道,成汤则以大义正之;商纣不仁,武王则以大义正之。于时百姓为暴君所虐,苦不聊生,方欲仁人以仁义之师来正己之国也,故未至而望若云霓,既至而喜若时雨,如四夷之延颈以待、商民之稽首以迎,有不俟兵威之加而自服矣,焉用战为乎?”然则人臣不以汤、武望其君,而但以战陈之事邀功启衅,使上下均被其殃,其罪真不容于死矣。用人者,可不以之为鉴也哉!

孟子曰:“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

孟子说:“君子设教以觉人,有可以言传者,有不可以言传者,在学者之自得而已。不观诸曲艺乎?彼木工有梓匠,车工有轮舆,其教人之法,但能与之以规,曰:‘如此而为员。’与之以矩,曰:‘如此而为方。’循其一定之制,导之使从,这是其可能者也。若由规矩而熟之,不疾不徐,不甘不苦,机发于心,而妙应于手,乃所谓巧也。斯则不泥于成法之中,而又不出于成法之外,师不得以言而传于弟子,弟子不得以言而受于师,惟在人之自悟何如耳,安能以此而教人哉?然则圣贤之道,下学可以言传,即规矩之谓也。上达必由心悟,即巧之谓也。学者要当会道于心,以俟其自得之机;岂可求道于言,而疑其有不传之秘哉?”

孟子曰:“舜之饭糗茹草也,若将终身焉。及其为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糗,是干饭。袗衣,是彩妆锦绣之衣。二女,即尧女娥皇、女英。果,是侍侧。

孟子说:“常人之情,处贫贱则多慕于外,处富贵则易动于中。惟是大舜,方其隐于侧微之日,所饭者干糗,而粗粝不堪;所茹者野蔬,而虀盐不足:其贫贱极矣。舜之心,乃不以此为忧,而安于所遇,若将守穷约以终身焉,非惟不冀未来之富贵,且忘见前之贫贱矣。及其升于帝位之时,被五章之服,而有黼衮以华其躬;鼓五弦之琴,而有音乐以适其性,且侍之以尧之二女,而内助又得其人:其富贵极矣。舜之心,亦不以此为喜,而视之欿然,若己所固有而无与焉,非惟不追已往之贫贱,且忘见在之富贵矣。穷达之遇不同,而圣心之天常泰。此正所谓大行不能加,穷居不能损者也。非有得于性分之理,恶能不移于外物之感哉?”

孟子曰:“吾今而后知杀人亲之重也。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然则非自杀之也,一间耳。”

孟子见当时列国仇杀无已,有感而说:“我以前但知杀人之亲为不可,而不知其祸之甚重也;自今而后,乃知杀人亲之重矣。何也?夫亲莫大于父兄。人之有父兄,犹我之有父兄也。今人但知杀人之父兄,便以为快;不知天道有好还之理,人情无不报之仇,杀人之父,人亦必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必杀其兄。然则初心本非忍于自杀其父兄也,此往彼来,其中特间一人耳,其实与手刃父兄者何以异乎?”夫始于戕人之亲,而终于自戕其亲,为人子弟者,当惕然省矣。苟能反而观之,则爱人之亲者,人必爱其亲;敬人之亲者,人必敬其亲,其理不可以例推也哉?

孟子曰:“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

关,即今各处钞关。

孟子说:“事有在古为良法,而在今为弊政者。不特大者为然,即关市亦有可见者矣。何也?古之为关者,重门击柝,以时启闭。故有异言者则讥察之,有异服者则讥察之,将以御止暴客、警备非常而已,初未尝征其税而为暴也。今之为关者,讥防不谨,而税课是图,商货之出必有征,商货之入必有征;古人御暴之处,适为今人行暴之资而已。如此,安望行旅有即次之安、商贾怀出途之愿乎?”即是推之,凡以私而坏公、因利而害义者,将不止于关市之一事矣。世道不重可慨哉!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于妻子。”

孟子说:“斯道本通于人己之间,以此行己,以此率人,皆未有能外是道者也。如使身不行道,纲常未立,伦纪弗修,则己既不正,焉能正人?虽妻子至近,欲责使妻尽妻道、子尽子道,亦将导之而不化矣,况其远者乎!如使人不以道,工作非时,奔走无节,则己所不愿,焉能强人?虽妻子至亲,欲责使妻供夫命、子供父命,亦将驱之而不从矣,况其疏者乎?然则欲道之即行、令之即从,无他,惟在本诸身者皆合于道而已。诚合于道,虽家邦可达,蛮貊可行,而奚有于妻子之率从哉?”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杀。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乱。”

孟子说:“君子处世非难,自处为难。盖世之邪正系乎人,而德之修否存乎我也。故人之为生,有遭凶荒而饥死者,由于利之不足耳;苟使家有余资,廪有余粟,财货如此充盈,虽当凶荒之年,可无匮乏之患,必不致饥饿转徙,而罹死亡之祸矣:是周于利者之足以自赡如此。人之修身,有当邪世而摇乱者,由于德之不足耳;苟使仁义备诸己,道德积诸躬,将见识趣高明,持守凝定,虽当淫诐之世,亦有贞固之操,必不致改其素行,而从邪慝之俗矣:是周于德者之足以自立如此。”然君子不幸而遭邪世,又非徒卓然自守、能立于风靡波流之际为可贵也;必将拨乱反正,以抒其素所蓄积而后已。是世道且待我以易,而人心不至于陷溺者也。若止于硁硁自全,以独善其身,则斯世终何赖乎?此又孟氏未发之意也。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让千乘之国。苟非其人,箪食豆羹见于色。”

孟子说:“观人者,不当据其迹,而当察其心;不徒徇其名,而当考其实。彼让,人之所难能也;以千乘之国让人,尤人之所难能也。然有一等好名之人,心在于窃虚声,则虽千乘之国,可以取于人也,亦将辞之而不居;心在于猎美誉,则虽千乘之国,未可以与人也,亦将委之而不吝。若此者,非真能轻视富贵、而忘得失之念也,不过矫情饰貌,而干廉让之名耳。这等干名的人,原其诈伪之心,若将以人为可欺,而本无能让之实,则其真情固难掩。盖真能让国的人,表里一致,始终一节,自然没有破绽处。苟非其人,虽能让千乘之大国,而于一箪之食、一豆之羹这样的小节,得之则喜,失之则怒,反不觉其计较之念见于颜色之间矣。是非能舍于大而不能舍于小也,前日之让国,为名誉所强也,故不胜其矫饰之私;今日之动色,乃真情所发也,故难掩于轻忽之际。”此观人者,当察其心,而不可轻信其迹;当考其实,而不徒徇其名也。

孟子曰:“不信仁贤,则国空虚。无礼义,则上下乱。无政事,则财用不足。”

孟子说:“为国之道固多端,而致治之要有三事,是在人君知所重而急图之耳。今夫国之所恃以光重者,以有仁贤为之辅也;苟信任弗专,而存一猜疑之心,或外亲而内疏,或始合而终间,则贤者皆隳志解体,望望以去,而朝廷之上无复有所倚赖矣,国其有不空虚者乎?国之所恃以纲维者,以有礼义为之防也;苟纵肆弗检,而自坏中正之制,则名分无以辨,民志无以定,将上逼下僭,日入于悖乱,而终莫之救矣,国其有不乱者乎?国之所恃以充裕者,以有政事为之具也;苟废坠弗修,而全无经理之方,则其源无以开,其流无以节,将民贫国耗,日忧于匮乏,而终莫之赡矣,财用其有能足者乎?”夫论治法,固三者均重;而论治人,惟仁贤为先。人君诚能取仁为辅,任贤勿贰,则礼义由之以出,政事由之以立,而盛治可必臻矣,尚何乱与不足之足患哉?

孟子曰:“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

孟子说:“天下虽有适然之数,终不能胜必然之理。且如不仁之人,本不可以得国也,然或遘昏庸之会,逞私智之巧,上以力而胁其君,下以术而愚其民,则以一夫之身而盗千乘之国者,容有之矣,如田恒之于齐、三卿之于晋是也。若以不仁而得天下者,吾恐四海若是之广,兆民若是之众,欲以力制之,而至柔者不可以威屈;欲以术愚之,而至神者不可以计欺。求其能成混一之举,而遂侥幸之图者,自古以来,未之有也。其必如三代之仁,而后可望天下之归耳。”盖天命之不可妄干、神器之不可虚据如此。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说:“大凡国之所恃以立者有三:曰民,曰社稷,曰君。人皆知君为尊,社稷为重,而不知民之所系更甚切也。以我言之,民虽至微,然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虽无可尊之势,而有可畏之形,民其至贵者也。社稷虽系一国之镇,然民以土为供,而报祀为民生而报也;民以食为天,而祈谷为民命而祈也,不可与民而并论矣,所以说社稷次之。至于君,虽为神人之共主,然临抚兆庶,皆由于民心之爱戴也;保守疆土,皆由于社稷之安宁也,又不可与二者而并论矣,所以说君为轻。”夫君、民、社稷轻重之等有如此。为人君者,可不以民、社为重,而日兢兢以计安之乎?

“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

丘民,是田野间小民。

承上文说:“吾所谓民为贵者,何以见之?盖田野小民,其势则微,其分则贱,若无足畏,然其心未可以易得也。若使能得丘民之心,群黎百姓,无不心悦诚服,则民心之所归,即天意之所向,可以履帝位而为天子矣。若夫天子虽至尊贵,然得天子之心,而为天子所宠遇,不过得为五等之诸侯而已,岂能比得于丘民之心者哉?诸侯虽亦尊贵,然得诸侯之心,而为诸侯所信任,则不过得为三命之大夫而已,又岂能比于得丘民之心者哉?夫以得天子、诸侯之心,犹不若得丘民之心,是可见民心之向背,所关为最重也。吾谓民为贵者,盖有见于此耳。”

“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

承上文说:“吾谓君轻于社稷者为何?盖诸侯之立,所以主社稷也。苟或诸侯淫佚无道,致敌国之侵陵,而动摇其社稷,则当变易君位,更置贤者以主之,而人君不能有常尊矣。君位之存亡,系于社稷之安危,是可见社稷为重、君为轻也。吾谓社稷轻于民者为何?盖社稷之立,所以佑民生也。苟牺牲既成,粢盛既洁,克备其享献之物,春焉而祈,秋焉而报,不愆其祭祀之期,君不失礼于神,神宜造福于民也;乃不能御灾捍患,或恒晹而旱干,或淫潦而水溢,则当毁其坛,更易其地以祀之,而社稷不能有常享矣。社稷之更置,系于生民之利害,是可见社稷虽重于君、而轻于民也。合而观之,国以民为贵,不益可见乎?”尝考《书经》有云:“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则知君为最贵。孟子乃谓“民贵于社稷,君为轻”者,何也?盖《书》之言,所以示万世之为臣者,不可不知君道之尊;孟子之言,所以示万世之为君者,不可不知民、社之重。知民、社之重,而兢业以图存,乃所以自成其尊也。

孟子曰:“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非圣人而能若是乎?而况于亲炙之者乎?”

亲炙,是亲近熏炙。

孟子说:“行造其极之谓圣人。既谓之圣人,不但可为法于当时,虽自一世递至百世,犹可以师表于无穷也。所谓百世之师,谁足以当之?伯夷、柳下惠者,是其人也。盖伯夷虽往,而清操如在,故今闻其风者,即愚顽之夫亦变而有知觉,怯懦之夫亦变而有立志,无不以其清为师者也。柳下惠虽往,而和德如存,故今闻其风者,即偷薄之夫亦变而为敦厚,粗鄙之夫亦变而为宽大,无不以其和为师者也。夫以伯夷、柳下惠振起于百世之上,时不为不久,而清风和气,能使百世之下闻者莫不感发而兴起,此岂可以幸致哉?盖伯夷,圣之清;柳下惠,圣之和。其德既已造于圣人地位,所以能师表百世而感人于无穷也。自非圣人,求其感人于当时且不可得,而况能感人于百世之下乎?以百世之下,犹尚感发如此,况幸而生当其时,亲炙其清和之范,日囿于熏陶之中,其渐磨变化,将不知当何如者,岂但闻风而兴起乎哉?此所以称为百世之师也。”学者欲有闻于世,而垂模范于后人,可不以圣人为法乎?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孟子说:“天下之理,存之于心则为仁,措之于事则为道,而要之皆切于吾人之身者也。故人皆知吾性之有仁矣,而不知仁非他也,在天为生物之心,在人为有生之理,乃即人之所以为人者也。盖人有是形,必有所以纲维是形者,仁是也;非仁,则形骸虽具,不过有是血肉之躯而已。人有是气,必有所以主宰是气者,仁是也;非仁,则气体徒充,是亦蠢然之物而已。所以说仁也者,人也;求仁于人之外,不可也。然仁,理也;人,物也。单说人,则物固无所恃以立;若单说仁,则理亦无所恃以行。惟是以仁之理,合于人之身,性依形以附丽,而率性之动始彰;气载理以推行,而践履之能始著。大而天常人纪,小而日用事为,坦然为天下古今共由之道,即此而在矣,道岂非合仁与人而为言者哉?”夫有此人,即有此仁,则仁固非由于外至;而体此仁即成此道,则道亦不可以远求矣。世之外心以求仁、外身以求道者,岂不惑哉?

孟子曰:“孔子之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去齐,接淅而行,去他国之道也。”

孟子说:“君子当去国之日,固以洁身为贵,尤以合道为难。昔者孔子仕鲁,不合,尝去鲁矣。其去鲁也,自言说:‘迟迟吾之行也。’殆有去而不忍遽去者焉。夫义不可留,即当勇退;乃迟迟其行者,非濡滞也,盖鲁为父母之国,以恩为主者也。若一不合而急遽以去,其如显君相之失何?故宁过于缓,无过于急,用意忠厚,去父母国之道当然也。及其仕齐,不合,亦尝去齐矣。其去齐也,炊不待熟,以手承水取米而行,时刻不少停焉。夫义不可留,固所当去;乃不俟终日,非急迫也,盖齐为他国,以义为主者也。若义不合而迁延不去,其如失自重之道何?故宁过于急,无过于缓,见几明决,去他国之道当然也。夫孔子之去国,迟速各适其宜如此。此所以为时中之圣,而非一节之士可及也。”

孟子曰:“君子之戹于陈、蔡之间,无上下之交也。”

君子,指孔子说。戹字,与厄字同,是困穷的意思。

孟子说:“孔子大圣,抱道终身,宜乎行无不得,何至困穷?然当时辙环天下,至陈、蔡二小国之间,乃绝粮七日,从者病,莫能兴,其厄甚矣!何以至此?盖君子处世,上而君用之,则其交在上;下而臣荐之,则其交在下。惟有上下之交,故无困厄。当时陈、蔡二国,上不知孔子,而无能用之君;下不知孔子,而无能荐之臣。上下无交,是以道不行,而不免于厄耳。此于孔子之道固无所损,而陈、蔡二国之君,既不能举,又不能养,使饥饿于我土地,其简贤弃礼、不足与有为,可知矣。”

貉稽曰:“稽大不理于口。”孟子曰:“无伤也。士憎兹多口。《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陨厥问。’文王也。”

貉稽,是人姓名。理,是赖。憎字,当作增字,是增益的意思。悄悄,是忧患的模样。愠,是怒。肆,是发语辞。陨,是坠。问,是声誉。

昔貉稽问于孟子说:“人之誉望显扬,本赖于众口;今稽每遭人之讪谤,是于众口甚无所利赖也,奈何?”盖未免有尤人之意,而不知自反。故孟子答说:“毁誉由人不可必,修为在我所当尽。虽为众口所讪,何伤乎?夫为士者,仁修而不能保其谤之不兴,德高而不能必其毁之不来,较之常人,众口之讪愈益多耳。试把自古两个圣人增兹多口的来说。孔子,圣人也。然在当时,上下无交,谗毁时有,或讥其栖栖为佞,或笑其累累无依;沮于晏婴,毁于武叔,且不免见愠,而重为世道忧。那《邶风》上说‘忧心悄悄,愠于群小’,此孔子之谓也。文王,圣人也。然在当时,蒙难正志,明夷利贞,或高忌其文明,或卑訾其柔顺;谮于崇侯,拘于羑里,亦不免见愠,而终不足为圣德累。那《绵雅》上说‘肆不殄厥愠,亦不陨厥问’,此文王之谓也。夫以文王、孔子之圣,而多口且如此,况其下者乎?由是观之,人患不能为孔子、文王耳;群小之可忧,愠怒之不殄,固无伤也。子亦求尽其在我者而已,何以不理于口为病哉?”

孟子曰:“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昭昭,是明。昏昏,是暗。

孟子说:“自古圣贤之治,如《尧典》‘克明峻德’,而推之以‘亲睦九族’‘平章百姓’‘协和万邦’;《大学》‘自明明德’,而推之以‘齐家’‘治国’‘平天下’:由己及人,自内达外,都有个本原。故贤者欲求于天下,必先求于身,省察克治,在我之明德既明,然后有法制、禁令,以使家、国、天下之人,同归于明德:这便是‘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之为治者则不然,不求诸身而求诸天下,未能省察克治以自明其德,而乃以法制、禁令责人;以其身之所无,欲使亲睦于家、平章于国、协和于天下,必无是理也。这便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夫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是以躬行率之,贤者之治所以不令而从也。暗于己,而求明于人,是以刑政驱之,今之治所以虽令不从也。然则有治人之责者,可不先于自治乎!

孟子谓高子曰:“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径,是小路。蹊,是人行处。介然,是倏然之顷。用,是由。路,是大路。为间,是少顷。

高子虽游于孟子之门,而用心不专。孟子恐其不足以入道,故教之说:“理义之在人心,若大路然,本无障蔽然,然要在学者时时省察,不使一息间断,则良心方长为我有。不观山径之蹊乎?山中小径可容人迹之处,本非大路,若使倏忽之顷,往过来续,由之者不息,则向之小路从新开辟,可以成荡荡平平之大路矣;及其既成路之后,使少顷之间,人迹罕至,由之者不继,则茅草乘间而生,将前路都阻塞了,反不如小路之可行矣。夫此一山径之蹊,介然共由,则成路甚易;为间不用,则阻塞不难。可见理义即人心之大路,物欲即人心之茅草,存亡出入之机,亦只在一念须臾之际,不可不慎也。今子本心未尝不明,向道亦非无路,但存养未几,而放失继之,聪明为耳目所蔽,湛一为攻取所乘,就如茅草之塞路一般。路以茅塞,或有他径可由;心以茅塞,将一物无所见、一步不可行矣,可不知所儆惕哉?”孟子此言,不独为高子而发,实古帝王危微精一之旨,理乱得失之机。后之有天下者,能时时讲明学问,以培养此心;亲近君子,以维持此心,庶可免于茅塞,而所行皆正路耳。

高子曰:“禹之声,尚文王之声。”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曰:“是奚足哉?城门之轨,两马之力与?”

声,是音乐。尚,是高出的意思。追,是钟纽。蠡,是啮木虫;钟钮将绝,有似为虫所啮的模样,故叫蠡。轨,是车辙迹。

高子问于孟子说:“先圣王如夏禹、周文王所作之乐,虽一般是治世之声,然自今日观之,禹之声比文王之声,似高出于上而不可几及者。”孟子诘之说:“子以禹之声过于文王,果何所据而云然?”高子答说:“乐之优劣,视人用之多寡何如耳。吾观禹之钟纽,如虫啮而欲绝,此必爱慕其音而用之者多,故至于此。若文王之乐则不然,即便见他不及禹处,吾言非无所据也。”孟子乃晓之说:“我只道子有独得之见闻,所以能为出奇之议论。若止据追蠡之迹,是奚足以知圣乐哉?试以车辙言之。城门车辙之迹独深于城中,子之所明知也。然城门之轨,岂是一车两马之力遂能使其独深乎哉?盖城中之途,车可散行,故其辙迹浅;城门惟容一车,众车莫不由之,岁月既久,往来者众,而车辙之迹不求深而自深也。然则禹之乐作于千余年之前,虽不多用而纽自敝;文王之乐作于千余年之后,虽多用而器犹新。盖时之先后不同,正犹车辙之浅深以地之广狭为异耳,岂有所优劣于其间哉?”夫闻乐可以知德。圣人本无不盛,高子未知圣人之德,宜乎不能观乐之深矣。

齐饥。陈臻曰:“国人皆以夫子将复为发棠,殆不可复。”孟子曰:“是为冯妇也。晋人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虎负嵎,莫之敢撄。望见冯妇,趋而迎之。冯妇攘臂下车,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

搏,是徒手搏击。之野,是适野。负,是依。嵎,是山曲。撄,是触。

初,孟子居齐时,适值岁饥。孟子劝王发棠邑之仓以赈民矣。至此又饥,国人复有发棠之望。陈臻乃问于孟子说:“齐国之人,向因夫子一言,得蒙赈济之恩。今岁复告饥,民间就以发棠之请当了故事,指望夫子再为之言。由臻观之,国人之属望虽殷,君子之自处当重,殆似不可复请也。”孟子答说:“这是齐王的恩泽,我只可偶一言之。若要国人欢喜,重复进言,是为冯妇之所为而已。昔晋人有冯妇者,善能徒手搏虎;既而悔其所为之非正,能痛改前业,卒为善士,似可为善变矣。忽一日,行至野中,见众人赶逐一虎,虎急而依负山曲,据险自固,众人遂无敢撄触其怒者。正忙乱间,望见了冯妇,是惯能搏虎之人,喜其可恃,相与趋走而迎之。冯妇此时若改悔之意果坚,便当绝谢众人,去而不顾矣。乃不觉故态复形,自车中攘臂而下,急欲逞技于众人之前。那众人每感他为己而下车,见他遇虎而不惧,谁不喜悦?殊不知旁观众人,若读书知礼义而为士者,方笑其为善不终、可止而不知止矣。使我今日复请发棠,虽可以慰齐人之望,安知为士者不以我为冯妇乎?”盖是时齐王已不能用孟子,孟子亦将去齐,故其所言如此。使果君臣合道,谏行言听,则发棠本救民之事,何难再请而自比于冯妇也?

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

孟子说:“世之人谁不知有性命,但君子之言性命,偏与众人相反。众人言性,则于情欲一边,皆认之为本体,而务求必得;众人言命,则于道理一边,皆归之于气数,而不肯用功。若君子则异是焉。且如口、目、耳、鼻、四肢,是五者,乃人所具之形体也,夫既各有所司,则亦各有所嗜。口之于滋味,目之于彩色,耳之于音声,鼻之于香臭,四肢之于安佚,这几件乃吾人有生之初自然禀受的,无一人而不具是形,亦无一形而不同是欲,岂可谓之非性乎?然其间有得有不得,亦有得之而品节限制不能如意者,其权都是造物主张,不可以智力而能,性也,而命存乎间矣。夫命存于性之中,则性当为主,君子何以独不言性?盖嗜欲之心,本人所易溺;若又言性以自恣,则一切非礼之玩好、分外之营求,皆将以为性之所有,而贫贱思富贵,富贵生骄侈,无所不至矣。君子以寡欲为心,所以将前项适己自便之事,故意推开,言命不言性也。”

“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承上文说:“君子虽有不言性之时,然除了形体嗜欲之外,又有当以性为重、不可自诿者。且如仁主于爱,而属于父子;义主于敬,而属于君臣;礼以恭为主,而属于宾主;智以别为主,而属于贤者;圣人纯亦不己,而天道属于圣人。这几件都是彼此相合,天地间尽有由不得自己的。顺逆常变,视其所遇;清浊厚薄,视其所禀,岂可谓之非命乎?然皆生理之固有,物则之同然,不以圣而丰,不以愚而啬,命也;而性存乎其间矣。夫性存乎命之中,则命当为主,君子何以独不言命?盖性分内事,本人所难尽,若又言命以自诿,则一切扶持人纪、变化气质之功,皆独以为命之所制,而过高者流于异端,不及者安于暴弃,无所不至矣。君子以成德为行,所以将前项希圣尽伦之事一力承当,言性不言命也。”以上二节之意相反,而实相成。盖人惟能安命,而后能立命;能忍性,而后能尽性。此克己复礼、寡欲养心,为圣学相传之至要与!

浩生不害问曰:“乐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谓善?何谓信?”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

浩生不害,是齐人姓名。

他平日知乐正子之贤,乃问于孟子说:“知弟子者莫若师。乐正子之在夫子之门久矣,他是何等的人?”孟子答说:“人之造诣,固由资禀,也要学力。据乐正子之所至,则可谓之善人,亦可谓之信人矣。”不害又问说:“如何叫作善?如何叫作信?”孟子答说:“人性本有善而无恶,遇着善人善事,自然有欣喜欢爱之心,此人情之所同也;若其人立身行己,合乎天理人心,但见其可欲,而不见其可恶,则其有善无恶可知矣,此所以谓之善也。至于好善恶恶,本是有生以来真真实实的念头,着不得一毫虚假;若其人躬行实践,能自歉而无自欺,善皆实有于我而无矫饰,则其实心实行可知矣,此所以谓之信也。吾谓乐正子为善人、信人,亦验其造诣之所至而已矣。”

“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乐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承上文说:“乐正子之善、信固有可称,然义理无穷,圣贤的学问尚不止此。盖善虽实有,而蓄积未充,未足为美也。惟是真积日久,而悉有众善,那方寸之中充满快足,无少间杂,则章美内含,不徒一善成名而已,这叫作美。然内虽充积,而外无可观,未足为大也。惟是积久而著,蓄极而通畅于四肢,发于事业而不可遏,则诚中形外,已至于广大高明之域矣,这叫作大。然大而未能浑化,犹有迹也。惟由大而化之,有日新之至德,而无矜持之劳;有富有之大业,而无作为之迹,则是不思不勉,而能从容中道矣,这叫作圣。夫大而未至于圣,犹可知也。惟圣则不可得而知,至德纯于不显,而意象之俱忘;大业溥于无外,而声色之尽泯,是乃无方无体,神妙不可窥测者矣,这个叫作神。夫善、信之上,犹有此四等,故学者必由善、信而驯至于圣、神,然后为人道之至极也。若乐正子之为人,有可欲之善,而无矫伪之私,其造诣所至,盖在善、信二者之中。至于美、大、圣、神的地位,则资禀有限,学力未充,犹在四者之下也。使不以善、信自足,而以美、大、圣、神自勉,则他日所就,亦岂可量乎?”观孟子此言,可见道无终穷,学无止法,以成汤之圣,犹日新而不已;以成王之贤,犹缉熙于光明。甚哉!务学之不可以已也。

孟子曰:“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归,斯受之而已矣。”

孟子说:“吾儒之于异端,拒之不严,则无以尽闲邪之义;待之不恕,则无以开反正之端,二者必不可废也。方今杨、墨之徒,执迷不悟,固难望其以吾道为依归矣。如使天理未尽梏亡,人心不终锢蔽,为墨氏之学者,知兼爱之为非,欲逃而去之,则其势不得不别寻简便的门路,而归之于杨;为杨氏之学者,知为我之为非,欲逃而去之,则其势不得不反求中正的道理,而归之于儒。盖杨、墨虽同归于异端,然墨氏务外而不情,杨氏太简而近实,故其变而从道,难易不同如此。夫吾儒之所以痛排杨、墨者,但以杨、墨之能害道耳。今既以渐来归,则为吾儒者,惟当悯其陷溺之久,取其悔悟之新。以杨而来者,吾则以儒受之,使去其害义者以就吾之义而已矣;以墨而来者,吾则以儒受之,使去其害仁者以就吾之仁而已矣。岂可追其既往,而复与之辩哉?”盖未归之前,异端与吾道为敌;既归之后,异端与吾道为徒,此所以圣贤立教,每于拒绝之中存招徕之意,言易入而道易行也。

“今之与杨、墨辩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从而招之。”

放豚,是走出去的猪。苙,是猪圈。招,是用绳拴缚四蹄。

孟子又说:“方今之世,既难得辟邪卫道之人。即有知吾道之为是,杨、墨之为非,能倡其说而与之辩者,却又以一切先入之成心、不平之客气,务要与他相持到底,不肯放宽。杨既归于我矣,犹咎其昔日为我之非义;墨既归于我矣,犹咎其昔日兼爱之非仁。深恶痛绝,既不容之于门墙;责备求全,又不假之以声色。就如追赶放逸的豚猪一般,既入其苙围而制之,使不得奔突亦可矣,又从而拴缚其四蹄,使一步不可行焉。如此,不惟隘吾兼容并包之量,而且阻人迁善改过之门。故已归者,苦其严而思复叛;未归者,畏其严而不复来。吾道之不明于天下,不惟异端害之,而儒者科条太密,门户太高,亦当交任其责矣。有卫道之心者,可不慎所以待之哉!”

孟子曰:“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

殍,是饿死的人。离,是离散。

孟子说:“为人君者,天下之财力皆其财力,其势不容不用乎民,所贵取之以时,不至于横征虐使,俾民不堪命耳。自古征赋之制有三件:一件叫作布缕之征,是取百姓每蚕织之利以为用,如今之丝绢麻苎是已;一件叫作粟米之征,是取百姓每田入之利以为用,如今之夏税、秋粮是已;一件叫作力役之征,是取百姓每丁夫之力以为用,如今之当差做工是已。这三件,君子虽例得取之于民,然每于催科之中寓抚字之意。如布缕取之于夏,则粟米、力役在所缓;粟米取之于秋,则布缕、力役在所缓;力役取之于冬,则布缕、粟米在所缓:但用一件以充国之用,常缓二件以宽民之生。故上无诛求督责之扰,下无饥馑流亡之患,赖有此耳。苟一时而并用其二,则小民奔命不给,有饥死而转于沟壑者矣。一时而并用其三,则小民室家难保,将父子逃亡而散于四方矣。”夫使百姓困穷离析,无以聊生,虽欲责之以常赋、驱之以往役,谁复有能供其令者乎?危亡之祸可立至矣。然则用一缓二之规,人君不独爱其民,实自爱其国也。

孟子曰:“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

孟子说:“万物中难得而可贵者,都叫作宝。然宝得其宝则安,宝失其宝则危,不可不慎也。试以诸侯之宝言之。诸侯控一国之尊,享千乘之富,珍奇非不足于府,玩好非不足于前,然其所当宝重而爱惜者,不过三件而已。彼国有土地,锡之天子,传之先人,乃基业之所由系;非是,则无以立国矣,此第一件当宝也。国有人民,赋税为我供,缓急为我使,乃根本之所由固;非是,则无以守位矣,此第二件当宝也。国有政事,利以之兴,害以之除,乃纪纲之所由植;非是,则无以保土地而理人民矣,此第三件当宝也。诸侯能知此三者为国大宝,而念念谨守,时时修饰,使之无一些玷缺损坏之处;将见国祚巩于磐石、遗泽传之子孙,不止于一身无患而已。至于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若以之为宝,而徒取给于耳目之玩,则内以嗜欲丧志,外以征求剥民,攘夺将兴,危亡立至,此身且不免于受殃,而况能常有珠玉哉?”可见有国家者,求利必生害,多藏必厚亡。所以自古帝王抵璧于山,投珠于渊,不贵难得之物,不蓄无用之器,其能保身以及民、保民以及国,有由然也。后之人君,可不知所取法哉!

盆成括仕于齐。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见杀,门人问曰:“夫子何以知其将见杀?”曰:“其为人也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也,则足以杀其躯而已矣。”

盆成,是姓。括,是名。

昔盆成括方仕于齐。孟子逆料他说:“我观盆成括,非享寿禄之器;今虽进用,乃死亡之日近矣。”既而盆成括有罪见杀。门人问说:“死生有命,非人所可预知。今夫子果何所据,而能察见未来,知括之将见杀也?”孟子答说:“我于括之死,非揣以适然之数,乃断以必然之理也。夫人不贵有才,而贵闻道;道苟得闻,必善用其才,以此济事,而亦以此保身。今括之为人,儇巧捷给,不过小有才耳;于君子仁、义、忠、信之大道,茫然其无闻也。既未闻道,而使之一旦进用,处必争之地,乘得志之时,则其势必至于恃才妄作,启衅招尤,适足以取杀身之祸而已矣。我所以预知其败者,为此故也,岂有他术哉?”是可见人之有才,本不足以为害;惟不求合于道,而专用其才,则大者乱国,小者杀身,反不若朴拙无能之为愈也。取才者,尚其审诸!

孟子之滕,馆于上宫。有业屦于牖上,馆人求之弗得。或问之曰:“若是乎从者之廋也?”曰:“子以是为窃屦来与?”曰:“殆非也。夫子之设科也,往者不追,来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上宫,是往滕国去的驿站。业屦,是织屦将成的。廋,是藏匿。

昔孟子将往滕国,馆寓于上宫之地。当时偶有织屦将成,置于牖户之上,忽然遗失。馆人寻求而不得,或人遂疑为门人窃取以去,乃对孟子说:“夫子从者,何其善匿人之物如此?”盖以穿窬之心而度圣贤之徒也。孟子答说:“未成之物,直得几何?据子之意,得毋谓我之门人专为窃取一屦而来与?”或人自悟其非,说道:“我固知从者为游学而来,非为窃屦而来也。但夫子设立科条以待学者,往者之失,则必不追咎,以塞其自新之路;来者之勤,则必不拒绝,以阻其向化之机。只据眼前,苟以求亲师友、从事学问之心而来,斯容受以教诲之而已矣。然则谓从者窃屦而来,固非也;谓夫子能保其往,是岂可哉?”夫或疑从者之窃屦,其见陋矣。至于论圣贤之设科不追既往,实与前章“归斯受之”之意同,此记者所以有取而载之也。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

孟子说:“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此人所固有者,惟在识其端而推广之耳。今夫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故见可哀可矜之事,便惨然有所不忍,此仁之端也;但为气拘物蔽,有不忍于此、而或忍于彼者,则仁即为之壅遏矣。必自其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使地无远近、情无亲疏,遇疾苦一般矜怜,遇患难一般悯恤,这才是吾心全体之仁。盖仁主于慈爱,而世间当爱之物甚多,不可以一念之恻隐便谓之仁也。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故见可愧可耻之事,便毅然有所不为,此义之端也;但为气拘物蔽,有不为于此、而或为于彼者,则义即为之扞格矣。必自其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使事无大小,时无顺逆,见利必不敢以苟求,见害必不敢以苟免,这才是吾心全体之义。盖义主于断制,而世间当断之事甚多,不可以一念之羞恶便谓之义也。”

“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穿逾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

穿,是穿穴。逾,是逾墙。皆为盗的事。

承上文说:“如何是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彼不仁之事,至于处心积虑要坑害人,此乃最刻毒的心肠,人皆有所不忍者也。能由此而推之,凡一切自私自利、不便于人之事,其类不同,同归于害人。务要件件体贴,将此心不忍的念头扩充到极处,则仁之全体在我,由是而亲亲、仁民、爱物,无往非此心之贯彻,而仁之为用不可胜穷矣。如何是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彼不义之事,至于穿穴逾墙而甘为盗贼,此乃最卑污的行止,人皆有所不为者也。能由此而推之,凡一切瞒心昧己、不合天理之事,其类不同,同归于穿窬。务要件件检点,将此心不为的念头扩充到极处,则义之全体在我,由是而正家、正国、正天下,无往非此心之运量,而义之为用不可胜穷矣。”

“人能充无受‘尔’、‘汝’之实,无所往而不为义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之也。是皆穿逾之类也。”

尔、汝,是轻贱的称呼。,是探取人情,如以舌去取物件的模样。

孟子说:“仁义在人,固不可不充矣。然义之为道甚广,而充之为事多端,尤当推类以至于尽者也。彼人以‘尔’‘汝’轻贱之称加于我,我乃不以为辱,而甘心受之,是其贪昧隐忍,即穿窬之心也。然其中或有惭忿而不肯受之之实,是其知耻一念,即不为穿窬之心也。必自此心而充之,思我为人所轻之故,而反己自修,以去其可轻之行,是能充无受‘尔’‘汝’之实矣。夫卑污苟贱之事既有所不为,则光明正大之义自无所不协,安往而不为义乎?然不但行己当慎,即一语一默,亦有不可苟。设使士人于应酬之际,时未可以言,而乃轻躁以发言,这是故意开端,要人来答我,以言探取人情者也;时既可以言,而乃缄默以不言,这是故意落后,要人来问我,以不言探取人情者也。若此者,比之无受‘尔’‘汝’,事甚微,而人易忽矣;自我观之,是皆穿窬之类也。盖盗贼以穿窬探取人之物,士人以语默探取人之情,其为心术,同一暗昧,同一阴险,何差别之有乎?人必推类至此而悉去之,然后真能充无穿窬之心者也。”孟子此章之旨最为精密。盖人无智、愚、贤、不肖,无不有此仁义之心。但众人一念之差,止是看得些小阴骘,以为无害于仁;细微举动,以为无害于义,卒之人品化而为禽、为兽,功效流而为杂霸、杂夷,其几皆决于此,不可不慎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而道存焉。”

孟子说:“人之为言,固不可失之浅陋;然使其高谈阔论,只顾耳边好听,而不切于事理,未可为善言也。惟所言者切近精实,若不足以动听,而其旨则包藏深远,愈探而愈无穷,这等言语,才是彻上彻下、可以垂世而立教者也,非善言而何?人之为道,固不可失之狭小;然使其好大喜功,只顾外面粉饰,而其中漫无所守,未得为善道也。惟所守者简要省约,若不足以致用,而施之则功用溥博,愈推而愈不匮,这等的道理,才是有体有用、可以经世而宰物者也,非善道而何?求其能是二者,其惟君子乎?我观君子之言,止据目前常见之事平平敷衍,若不下于衣带之近;然天命之精微、人道之奥妙,不越此浅近之论以该括之,而道无不存焉。”夫以带视道,其远近为何如者?乃君子不下带而道自存,信乎为言近指远之善言也!

“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于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轻。”

承上文说:“我又观君子之守,止就一身本分之内暗然自修,初无责效于人之意。然内而百官象其德,外而万民顺其治,不越此身范之端,而天下自平矣。夫以身视天下,其博约为何如者?乃君子修其身而天下平,信乎为守约施博之善道也!这等看来,可见人必先治己身,而后可以治人;与农夫必先芸己田,而后可以芸人田,事虽异,而理则同耳。今不务守身,而徒欲施博,其为病就如舍己之田不芸、只管替人芸田的一般,所求于人者甚重,而所以自待其身者却甚轻。如责人为子尽孝,而自己孝不如人,却不知愧;责人为臣尽忠,而自己忠不如人,却不知勉。颠倒谬妄如此,其去君子之善道,不亦远乎!”孟子此言,专为战国君臣,惑杨朱、墨翟之横议,慕管仲、晏子之近功。欲使立言者必本六经,为治者必法三代。而惜乎古道既远,至今终不可复也。

孟子曰:“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动容周旋中礼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为生者也。经德不回,非以干禄也。言语必信,非以正行也。”

回,是邪曲。

孟子说:“圣人之德,要其终,固无优劣之殊;而原其始,实有安勉之异。以尧、舜言之,其知为生知,其行为安行,此乃是天生成的。其初无亏欠,及后来亦不假修习,性之之圣也。以汤、武言之,其知则思而后得,其能则勉而后中,此乃自己成习的。其初虽有亏欠,后来却能复还本体,反之之圣也。所谓性之之事何如?时乎动容之际,则周旋曲折,无不中礼,岂有意于中哉?乃其盛德之至,自然与礼而妙合也。时乎哭人之死,则哀痛惨怛,若不胜情,岂有意于为生者哉?乃其天性之慈,自然为死而兴哀也。所行者皆经常之德,而无所回邪,岂以干禄之故哉?率性而行,自然趋于正直,非勉强要做好人,以求闻达于人也。所言者皆信实之言,而无所虚妄,岂以正行之故哉?根心而言,自然符于践履,非勉强要行好事,以求践其言也。是其优游于成法之中,而不事勉强;顺适于天命之内,而相为合一,盖性焉、安焉之德如此。”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承上文说:“所谓反之之事何如?彼天理当然叫作法,吉凶祸福叫作命。法所当自尽,而命不可必得者也。反之之君子,凡一身所行,如上文动容之礼、哭死之哀、经德之正、言语之信,虽不能自然而然,然其心只知这天理中有一定之规矩,毫发不可逾越;而事事之所率循,念念之所执守,举不出于此。由此而获吉与福,是命之通也,固俟之而无所徼求;由此而罹凶与祸,是命之塞也,亦俟之而无所规避。是虽未至于无心,而亦不出于有为,盖复焉、执焉之德如此。”夫以行法俟命之君子,比于性之之圣,规模虽有广狭,从入虽有安勉,然论道统,则汤、武同归于执中;论心法,则尧、舜不敢以自圣。此忧勤惕励,为圣学相传之要也。

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八尺叫作仞。榱题,是椽头。方丈,是桌面摆列,方广有一丈。

孟子说:“今布衣游谈之士,欲进说于王公大人之前者,往往视大人太尊,视己太卑,不胜其畏惧之心,所以理为势屈,而言不尽意耳。自我言之,彼虽尊贵,那进言之人,只合藐视而轻忽之,切勿将他巍巍然可畏之气象看在眼里,则志意舒展,而言语得尽矣。所以然者何哉?彼大人者,堂有数仞之高,榱题有数尺之长,不过宫室华美而已;我若得志,必不为此侈靡之事也。食前有方丈之广,侍妾有数百之众,不过声色艳丽而已;我若得志,必不为此奢纵之事也。般乐逸游而饮酒,驱驰车马而田猎,且每一出游,则后车随从者有千乘之多,不过快意适观而已;我若得志,必不为此荒亡之事也。夫在彼之声势气焰赫然动人者,皆我所不屑为。而在我者,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其所抱负操持,皆千古圣贤之法制,是我重而彼轻、我大而彼小矣,吾何畏彼之有哉?此吾当藐视之也。”是时战国游士,意气非不盛,谈吐非不高,然其心只知有诸侯之尊,而多方以中其欲,曲意以希其宠,所以到底止成就得顺从之妾妇。而孟子独能以道德自重,义命自安,宜其为狂澜之砥柱也。

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

欲,是口、鼻、耳、目、四肢之欲。

孟子说:“人之有心,乃具众理,而应万事之本,诚不可不养。然养心之功,不可他求,只要见得心本至虚,而为欲所累;心本至灵,而为欲所昏,将一身中口、鼻、耳、目、四肢之欲寡之又寡,不使其放纵而无所节制,这便是养心极好的方法。吾儒一生学问、一生人品,举系于此。如使其为人也,能知养心之要,而为寡欲人焉;则外感不杂,内境常清,泰宇定而天光发,心未有不存者也。虽有不存,不过暂失之耳,不亦寡乎?如其为人也,不能知养心之要,而为多欲人焉;则物感既摇,中心无主,嗜欲深而天机浅,心未有能存者也。虽有存焉,不过偶得之耳,不亦寡乎?”夫人心、道心迭为消长如此,信乎养心莫善于寡欲也!然寡欲不特可以养心,而神完气固,亦可以保身。况人君者,心为万化之原,身为万民之主,其关系尤重,而保守尤难。寡欲之功,尤不可不深念也。

曾晳嗜羊枣,而曾子不忍食羊枣。公孙丑问曰:“脍炙与羊枣孰美?”孟子曰:“脍炙哉!”公孙丑曰:“然则曾子何为食脍炙而不食羊枣?”曰:“脍炙所同也,羊枣所独也。讳名不讳姓,姓所同也,名所独也。”

曾皙,是曾子之父。羊枣,即今软枣。肉细切,叫作脍。

昔曾皙在生之日好食羊枣;既殁之后,其子曾参每见羊枣,思起父之所好,便舍置而不忍食,盖孝子不忘亲之心如此。公孙丑乃疑而问于孟子说:“肉中有脍炙,果中有羊枣,二者之味孰为美乎?”孟子答说:“二者固皆可食。论其味,则脍炙尤美也。”公孙丑又问说:“脍炙既美于羊枣,在曾皙亦必嗜脍炙矣。曾子于脍炙则食之,于羊枣则不食,充其思亲之念,何忍于脍炙而独不忍于羊枣也?”孟子答说:“人之所好不同,情之所感自异。以脍炙为美而嗜之,乃众人之所同也;以羊枣为美而嗜之,此曾皙之所独也。惟其为众人所同嗜,虽与众共食,而不忍之心自无所形;惟其为父之所独嗜,则触物有感,而思亲之念自不可遏:此所以一食、一不食也。譬之讳名者,敬亲之名而不敢轻犯,未尝并亲之姓而讳之;非重于名而轻于姓也,盖姓是一家所同,名乃一人所独,故名可讳而姓不可讳也。知讳亲之名不可概同于姓,则羊枣之思,岂得并及于脍炙也哉?”夫观于思其所嗜,既可以见孝子恻怛之情;观于思所独嗜,又可以见孝子专一之念矣。学者当体其心,不可徒泥其迹也。

万章问曰:“孔子在陈,曰:‘盍归乎来?吾党之士狂简,进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陈,何思鲁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狂简,是志大而略于事。进取,是求望高远。

万章问于孟子说:“昔者孔子在陈国之时,知道之不行,尝自叹说:‘我初周流天下,本为行道计也。道既不行,何不归来于我鲁国乎?盖吾党后学之士,大段资性狂简,激昂于意气,而阔略于事为;充其志,直欲进而取法古人,终身以为向往,不肯改变其初心,其狂如此,仅可副我传道之望,此我所以有感而思归也。’夫士而曰狂,未便是高世绝俗之品;乃孔子在陈,独思想鲁之狂士,其意何居?”孟子答说:“孔子之思狂士,非其本心,殆有所不得已耳。孔子尝说:‘道之所贵者中。诚得中道之人而与之,吾之愿也。今既不得其人,其必得狂狷之士乎?盖狂者志向高明,而期望甚远;狷者持守贞固,而有所不为。得这两样人,激励裁抑之,庶乎可进于中道也。’观孔子之言如此,此其心岂不欲得中道之士哉?世教衰微,中行之士不可必得,而斯道又不可以无传,不得已而求其次,此所以思及于狂士也。然则狂狷虽未至于中行,中行而下,固资质之最高者矣。孔子思之,何莫非向道之心哉?”

“敢问何如斯可谓狂矣?”曰:“如琴张、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谓狂矣。”“何以谓之狂也?”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琴张、曾皙、牧皮,都是孔子门人。嘐嘐,是志大言大的模样。夷,是平。掩,是覆盖的意思。

万章又问孟子说:“狂士之思,固非圣心之得已。然当时在鲁之士亦多矣,敢问如甚么样人斯可谓之狂士乎?”孟子答说:“当时孔子弟子在鲁者,如琴张、曾皙、牧皮这样的人品,俱是孔子之所谓狂士矣。”万章又问说:“有狂之名,必有狂之实。敢问何所考验而遂称之为狂也?”孟子答说:“欲知狂之所以为狂,惟于其志愿观之,则可见矣。其志嘐嘐然夸大,卑视今世之士,以为不足称数,动辄称说‘古之人,古之人’。论学术,必以古圣贤之道德自期;论事功,必以古帝王之经济自任:其志大言大如此。及因所言以考其所行,则志大而不能充其志,言大而不能践其言,平日所自许者,却多有空缺去处,不能一一掩盖得来,狂之为狂盖如此。此则践履虽歉于笃实,而志愿则极其高远,稍裁抑之,至于中道不难矣。此孔子所以致思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洁之士而与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

孟子又答万章说:“孔子之思狂士,固有取于志愿之高矣。乃其思及于狷,亦自有说。盖中行而下,狂士最高,这等样人,世间亦不常有。惟狂者又不可得,于是思得不屑、不洁之士,操履极其谨严,廉隅不肯少贬,一切卑污苟贱之事,有玷于行谊,有浼于名节者,深恶而不屑为。得这等样人而与之,志虽不足,守则有余,此所以谓之狷也。以中行之士律之,下狂士一等,此又其次焉者矣。”夫中行不得,而思及于狂;狂又不得,而思及于狷,其取人愈恕,而为道之心愈益加切矣。是岂孔子之得已哉?

“孔子曰:‘过我门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乡原乎!乡原,德之贼也。’”曰:“何如斯可谓之乡原矣?”“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则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为踽踽凉凉?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原也。”

憾,是恨。原字,与愿字同,是谨悫的意思。踽踽,是独行的模样。凉凉,是薄。阉,是闭藏。

万章又举孔子之所恶者问于孟子,说:“孔子尝云:‘人情不见亲厚,则怨恨易生。若过我之门,不肯入我之室,我亦无恨于彼者,惟是于乡原之人为然。盖乡原之为人,似德非德,实害乎德;方以其不见亲就为幸,何恨之有?’孔子深恶乡原之人若此。敢问其所为何如便称之为乡原乎?”孟子答说:“欲知乡原之为人,惟观其讥狂狷之言可见矣。其讥诮狂者说:‘何用如此嘐嘐然也?言夸大而不顾其行,行阔略而不顾其言,每事便说“古之人,古之人”,何其大言而不惭耶?’其讥诮狷者说:‘何必如此踽踽然独行、凉凉然寡薄?举斯世之人,一无所亲厚为哉?人既生于斯世,则但当为斯世之人,使举世之人皆称以为善人可矣,何必生今而慕古、违众以为高哉?’夫观其讥狂狷之言如此。既不为狂者之绝俗,亦不为狷者之洁己,惟阉然深自闭藏,与时俯仰,以求亲媚于一世之人者,这乃是乡原之行也。孔子所以深恶之者,盖为此耳。”

万子曰:“一乡皆称原人焉,无所往而不为原人,孔子以为德之贼,何哉?”曰:“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

万章又问孟子说:“一乡之人,公论所出。今一乡皆称为原人,是其为人无所往而不谨厚矣。谨厚为士人之美行,孔子乃深恶之,谓其为‘德之贼’,何哉?”孟子答说:“人之处世,心术贵于光明,行己贵于正直。若乡原之为人,欲明指其失而非之,则掩覆甚周,无可举之显过;欲伺察其恶而刺之,则闭藏甚密,无可刺之深奸。惟只与时浮沉,混同于流俗;随众委靡,苟合乎污世。其立心本无忠信之实,而深情厚貌,恰似诚笃不欺一般;其行事本无廉洁之操,而好名能让,恰似清介有执一般:此正其阉然求媚于世的去处。故一乡之众,喜其软熟,皆欣然悦之,称以为善人;彼亦遂以为自以为是,居之不疑,迷而不悟。是以病根深锢,终其身汩没于斯世,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夫尧、舜之道,大中至正之道也。今乡原窃其近似而淆其本真,在己既不觉其非,在人又皆惑其伪,非德之贼而何?此孔子所以深恶之也。”

“孔子曰:‘恶似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佞,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信也;恶郑声,恐其乱乐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原,恐其乱德也。’”

孟子又告万章说:“乡原之为人,人皆称之,而孔子独恶之,非无谓也,为其似是而非耳。孔子尝说:‘天下有真是者,人皆知其为是;有真非者,人皆知其为非:此不足以惑人,无可恶也。惟似是而却非是,反乱天下之真是者,此为可恶耳。试举其类言之:莠草似苗非苗,所以莠为可恶,恐其乱真苗也;佞口似义非义,所以佞为可恶,恐其乱真义也;利口似信而实非信,所以恶利口者,恐其乱信也;郑声似雅乐实非雅乐,所以恶郑声,恐其乱雅乐也;紫色似朱而实非朱,所以恶紫色者,恐其乱朱也;至于乡原,不狂不狷,似若有得于中行,然非之无举,刺之无刺,不可与入圣道,将使天下之人迷谬于名实,而不知所适从,皆自乡原启之;则所恶于乡原者,固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乱乎德也。’由孔子此言观之,其所以恶乡原而斥其为德之贼者,其意益可见矣。”

“君子反经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

经,是常道。

孟子又告万章说:“乡原虽足以乱德,而邪说终不能胜正。君子于此,固自有绝之之术焉。彼纲常伦理之懿,为天下古今所共由者,这叫作常道。常道不明,斯邪说所由盛也。君子欲辟异端而息邪说,只是将此常道见之于躬行,施之于正教,使其昭如日星,坦如道路,与天下共由之而已矣。大经既反而归于正,则化本端而民有所观感,治具张而人有所持循,莫不勃然兴起,惟吾常道之是遵矣。庶民岂有不兴者乎?庶民既兴起于常道,则是非明白,无所回互。彼似是乱真之邪慝,虽足以惑世,而斯民灼然有定见,确然有定守,皆知真是之所在,自不为其所惑矣,尚何邪慝之足患乎?”夫观孔子之思狂狷,可以见传道之心;观孔子之恶乡原,可以见卫道之志。其惓惓一念,无非为斯道计焉耳。孟子发其蕴于万章,而又终之以辟邪之术,此所以有功于圣门也。

孟子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

见知、闻知,俱指知道说。

孟子说:“斯道之统,必待人而后传;而圣人之生,实间出而不偶。吾尝溯观往昔,世代凡几变矣,中间有数的几个圣人,大率五百年而一出。这数圣人者,生不一时,而道则相继。惟其有见知者以开其先,是以有闻知者以继其后也。试举而言之:自尧、舜以精一之旨相授受于唐虞,而万世道统之原实自此始。由尧、舜以来,至于汤,计其时盖五百有余岁;汤出,而尧、舜之道统始有所传。非汤生而能知尧、舜之道也,由有祗台之禹、迈种之皋陶,此二圣臣者,当明良喜起之时,与尧、舜会聚于一堂,亲见其道而知之,是以成汤得以其建中之极,而仰溯其执中之传,盖闻之于禹与皋陶而知之者也。此汤之得统于尧、舜者然也。向非有禹、皋陶见知,汤亦安能上接夫尧、舜之统哉?”

“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

承上文说:“汤得闻尧、舜之道,固与禹、皋陶有赖矣。由汤之时,历数以至于文王,计其时亦五百有余岁。文王出,而成汤之道统始有所传。亦非文王生而能知成汤之道也,由有阿衡若伊尹、左相若莱朱,此二圣臣者,当一德咸有之日,与成汤交修终始,亲见其道而知之,是以文王得以其小心之诚,而远继乎制心之学,盖闻之于伊尹、莱朱而知之者也。此文王之得统于成汤者然也。向非伊尹、莱朱之见知,文王亦安能上接夫成汤之统哉?”

“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

承上文说:“文王得统于汤,固于伊尹、莱朱,有赖矣。由文王之时,历数之以至于孔子,计其时亦五百有余岁。孔子生,而文王之道统始有所传。孔子亦非无自而得统于文王也,盖由有太公望、散宜生者,疏附先后,亲炙其缉熙敬止之范,有以见而知之,是以孔子继其道于数十世之下,于贤者识其大,于不贤者识其小,觐耿光于未泯,幸斯文之在兹,乃得闻而知之也。则孔子所以得道统于文王者,又于太公望、散宜生而有赖矣。”夫由尧、舜以至于孔子,道统之所以不绝者,皆赖见知者以开于前。则今日欲传孔子之道,岂可无见知之人乎?

“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

承上文说:“由群圣相承之统观之,必有见知者以开其先,然后有闻知者以继其后,道统所以相续而不绝也。乃自孔子以来,至于今,论其时世不过百有余岁,去圣人之生时若此其未远也,非若时不相及而不得见也。论其居处,自邹至鲁,壤地相接,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非若地不相邻而不可见也,宜若有得于见知之真者矣。然求之当今之世,其于孔子之道,已无有见而知之,若禹、皋之于尧、舜,伊、莱之于汤,吕、散之于文王者矣。则五百余岁之后,去圣人之世渐远,近圣人之居,不知当何如者,岂复有闻而知之,如汤之于尧、舜,文王之于汤,孔子之于文王者哉?然则文王以来相承之统,其可使之寥寥无传耶?吾盖不能以无忧矣。”孟子此言,虽不以见知自居,而自任之意实不容掩。又以见夫天理、民彝不可泯灭,百世之下必有神会而心得之者,所以明其传之有在,而俟后圣于无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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