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字，可据以探讨古人创造此字与运用此字之观念与思想。如象，乃一动物，但体大，有些处像是离体独出。如象鼻，只是象体之一部分，不能认它为另一物。象牙亦然。又如象足，大而分离远，但只是象足，不得另认为一物。于是象字又作形象用，须认识其整体形象始得。则体字象字，义实相通。近人用抽象、具体两辞来翻译西方语，其实依照中国本义，象即是体，当先识其抽象，再及具体。具体在抽象之内，本无分别。

老子曰：“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今人亦以抽象义来解释此玄字。其实异中得同即是玄。如天即是玄。天无体，会同诸体之异而谓之天。故中国人不言天体，乃言天象。如阴晴谓之气象，其实此象亦即是一玄，亦汇通众异而成。如是则象乃成为超出群体之体。故中国人用体字，其中便有不具体之存在。

诗云：“相鼠有体，人而无礼。”其实礼亦可谓即是一玄。如礼分宾主，单是宾，无礼可言。单是主，亦无礼可言。宾主会合，始见有礼。鼠有形体，亦有生命。必相会合，乃成一鼠。倘无生命，则其体亦变。生命非具体，是在鼠体中即有不具体之存在。宾主之礼，亦在宾主双方具体行为之上，有一不具体之精神，乃始见有礼。否则又何从把人生之礼来比作鼠体。可见中国古人，对天地万物，对人生万状，实具有一种甚深抽象的看法。以今语言之，即是有一种甚高哲学观点在内。

又如性字，从心从生。而此生字，则并不单指一具体个人之生命言，乃指生命总体，汇通人生禽兽生草木生，凡属宇宙间之群生言。乃一极端抽象字。心字亦然。人必有心，古今人各有心，此心字亦一抽象字。会合生与心而有性，则性更属一抽象字。孔子不言性与天道，但此性字之创造，则不知先于孔子已几何年。此皆老子所谓同谓之玄，此性字即包涵甚深甚广。民初新文化运动，主张哲学关门，主张打倒玄学鬼。其实中国文字之创造与运用中，即寓有甚深之哲学玄学意义。苟欲哲学关门，则亦当尽废汉字。

中国周易好言一“象”字，又言一“元”字。元有原始义，即老子众妙之门之玄，声同义通。物自具体言，何止万。但自其抽象言，则可分为乾、坤、离、坎、艮、兑、震、巽之八卦。详分之，则有六十四卦。简分之，则只乾、坤二卦。宇宙万别，自象之大同言之则如上。再由乾坤合言之，则为太极，即其最原始者。故太极即众妙之门。

古人传说，八卦始于伏羲。要之，甚古即有之，或当在创始文字之前。则中国人好会诸异以求同，好于具体中作抽象观，好由此来追寻一原始，好统万归一，再由一推万，上引老子三语，可谓得其奥妙。儒家言亦然，即其好言性字可知。孔子虽少言性，然其言孝弟，言忠信，言仁，言智，皆性也。西方人好具体分别，如言男女恋爱。中国人言泛爱众，亦同此爱字。但终嫌其具体，陷于事为上，乃改言仁字，始纯属一抽象。

异同之辨，实即虚实之辨。中国人每连言玄虚。爱落形迹，易见为实。仁则玄虚，无形迹可指。朱子释仁字曰：“心之德，爱之理。”心与爱尚易知，德与理则难知。故中国人讲道理，须以意会，不当从语言文字上拘泥具体以求。故曰心知其意，又曰体会。此体会二字，即以己心会合此道理而适为一体，此始为善学。此又非一种玄学而何。

故抽象与具体，又有虚实之辨。依今人观念言，具体是实，抽象乃虚。依中国古人观念言，则具体乃虚，而抽象始是实。故中国人对此宇宙，不喜从物物上作分别之具体观。中国人对人生，亦不喜从事事上作分别之具体观。必凌空驾虚，作共通超越之抽象观。如关羽失荆州身死，具体事业全归失败，而中国人乃谓如此始完成关羽其人一生之意义与价值。又如岳飞之死于风波亭，其具体事业亦全归失败，而中国人则谓如此始完成岳飞其人一生之意义与价值。故关岳同尊为武圣，则中国人之看人生意义与价值，岂不转在虚空一边，而不在具体一边。故中国人乃重视其人之德性，更过于其人之事业。

由此又有时间与空间之辨。空间若是一实，而时间像是虚。但中国人观念，则空间只是虚，时间始是实。天地之别即在此。地属空间，终是虚。天属时间，乃成实。西方人认天国有上帝，上帝亦一实。中国人认上帝为天之主宰，主宰则是一动，乃是一虚。若天是实，主宰此实之上帝乃是虚。心性为人生之主宰，亦可谓人生为实，而心性则为虚。其实心性尚可指说，而人生更难指说。今人认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为人生，距中国人之人生观，真如河汉之隔矣。

老子道家更作有无之辨。一切具体皆作有，抽象玄同乃一无。故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依老子意，则天地间一切用皆在无处，不在有处。其实儒家孔子言亦何独不然。子贡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颜渊亦谓“夫子博我以文”。孔门此一“文”字，以今语释之，当称花样。花亦是一具体，花样则不拘一花。江南三月，杂花生树，乃成花样，则是一抽象。人生一切事，合成花样，则谓之人文。人文化成，则为中国人之文化观。

今再举一显著例言之，中国乃一广土众民大一统之国家，其首都尤为人文荟萃之地。如长安，如洛阳，今已不能详言。姑以元、明、清三代之首都北平为例，言其建筑，如天安门、午门、故宫，如东四牌楼、西四牌楼，如北海、中、南海三海，以及其他大街小巷，合成一花样。凡诸建筑，皆在此同一花样中。若一一分别而观，则将失去其共同完成一大体统之意义与价值。故中国人对长安、洛阳之没落，若颇不顾惜，以其具体虽已破毁，而其花样则仍存在于后起之北平。其他一切城市，如苏州，如成都，亦各有一套花样，此亦人文之一面。西方重具体不重抽象。如游雅典、罗马，欧洲古代人文，均扫地以尽。现代之巴黎、伦敦，一切花样已与古代之雅典、罗马大不同。而对雅典、罗马之一建筑，一遗物，则不胜流连，赏玩不尽。此亦中西双方观感之不同处。

今再举一小例。如庙宇，如坟墓，中国人皆不甚重视，而重视其对此庙宇坟墓之祭祀，必恭必敬，不苟不忽。列代王朝崩溃，苟其不再祭祀，则其旧有之庙宇坟墓，亦都荒毁不治，不再注意。唯各代王朝祭祀之礼，则相承不变，繁文缛节，时有增加，此之谓人文。而一切具体之物质建设，则并不同样受重视。

漫游英伦，参观牛津、剑桥两地之书院建筑，绵亘数百年之久。体制瓦石，一皆保留不变。增新之外，旧况依然。来者赞叹，为西方学校一楷模。中国人重视教育，历数千年。先秦百家讲学，汉唐相承，勿替益盛。即自南宋朱子白鹿洞书院以下，元、明、清各代书院遍全国。然绝无一处堪与牛津、剑桥相比。西方重具体，书院建筑，终属物质方面。中国重抽象，大师讲学，则属人文方面。大师一去，书院旧址，其意义价值亦遂而失。依中国语言之，当称为形而下。师道始是形而上。此亦与上述庙宇祠堂坟墓祭祀之礼，轻重有偏，又显然之一例矣。

再以文学言。西方重具体故事，如英国莎翁剧本之罗密欧与朱丽叶相传迄今。一切恋爱小说剧本，大体相似。而中国则周南关雎之诗，婚姻大典，同所歌诵，亦历久不衰。中国之所谓礼乐，显然是一种抽象性之人文精神。此又是中西文化相异之一例。其他类此者尚多，兹不详及。

体用两字连用，始见于东汉末年。古人常言用，不及体。体即具体，必有分别。如一砂一砾，一草一木，分别乃成体。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扩大言之，不仅天体难穷，地亦然，究竟离地几尺始不为地。水行地上，是否不属地。海洋不属地，则地即甚见狭小。地上有山，万物丛生，是否属地。如是分说，地之为地，乃无具体可言。

近代科学家始创四度空间说，其实每一体必与时间并在。沟浍有盈有壑，水流既竭，此沟浍之体又何在。山上万物丛生，分别重视其丛生之物，山之为体又何在。人自婴孩长大成人，无日无夜而不变，则人之为体又难定。故具体若可指，实不可指。若有定，实甚难定。中国古人少言体，其意义当在此。

今言人生。人之所以为人，即在其有生，而生则只是一变。如言身体，体在变中，即无具体可寻。中国古人好言气，不论有生无生，皆一气所成。而气则只是一变，即以其变而成体。实则气非体，后人乃言气体，此乃俗语非雅言。气应是一抽象名词，抽离其具体乃有此象。言气象则较为近实。

周易六十四卦皆言象，此世界一切有生无生，皆可归纳卦象中。一卦以六爻成，爻即是变。全易六十四卦三百六十四爻，即以包括天地间一切万物之变。即后起一切变，亦可包括在内。故易有变易、不易、简易三义。一切变只是一不变，其事至为易简。孔子曰：“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易之为书，亦在求知人事之变。何由而能知，则在求之象。

宇宙间一切象，不外和合分别之两变。易以乾“-”坤“--”两爻象之。乾坤犹天地，“-”象天，“--”象地。人生亦此二象，“-”象男，“--”象女。其他一切变化，全由此起。如“-”与“--”，此之谓位变。“=”与“==”，此谓数变。如是则宇宙一切可有四大变，即“=”“==”“-”“--”。数变增，而位变益明，乃成八卦。又上下相叠，乃成六十四卦。于数变、位变之中，又见有时变。易之大义，简易言之，不过如此。

中国人常兼言天地。天不易知，观于地而天可知。如曰“履霜坚冰至”，“梧桐一叶落，天下知秋”，见此知彼，乃抽象之知。见霜仅知霜，见梧桐叶落仅知梧桐叶落，则属具体之知。中国人贵抽象知，由是以知天。

若仅求具体知，天不具体，又何由知。霜具体，顷刻而变，实不具体。梧桐叶亦然。万物实未有体，仅知霜与梧桐叶，千万中知其一二，何得谓即知万物之体。故中国古人不贵知体，贵知用。不贵知物，贵知事。依古训言，“物犹事也”。俗语连称物事，又言东西。东西两面对立，无东即无西，须同时知其对立之两面。物与事亦对立，不知事，即不知物。见事乃见用。中国人之求知特性如此。

故中国人言生必兼言死，言有必兼言无，言空必兼言时，存亡、成败、治乱、兴衰、吉凶、祸福、喜怒、哀乐，每皆兼言之，不分别专举一端独立以为言。易言阴阳，亦兼对立之两面。阴阳家又扩及五行。行亦犹言物事，金、木、水、火、土不当专作物体看，当兼其事行看。水流下，火炎上，金内凝，木外散，土得其中，不下不上，不凝不散，独见为调和安定，最见地性，故曰土地。金木水火，皆在地中行，能动作，各见其天。故金木水火土五行，即一天地，一阴阳。宇宙间种种物事，皆不外此。其实此五行亦皆是一种抽象，不当从具体求。

西方人从具体求知，故重分别，重物不重事。中国重和合。具体分别若见有固定性，和合抽象则特见有流动性。故西方人言天，必言上帝，亦具体而固定。易言天，曰：“天行健”，则乃一行动，无体可指。求可指，则言地。但易言地，则曰“顺”，仍属象，非体。亦不指言其体。故易言天地，只言“乾健坤顺”，皆言其象，即言其事其用，而不言其为一物一体。此乃最可表达中国古人之观念。

人生从具体言，有人始有生。从抽象言，则有生始有人。生必和合，如饮食，即与物相和合。苟无饮食，即不得有生。又必男女和合，否则亦无生。又必有父母子女，世代绵延，否则其生短暂，仍归绝灭，仍不为生。故有生必有群，非群即无生。若专指其个体各别之身为生，则大不通。身由父母来，由饮食而长成。故人生乃由事见物。阴居后，阳居先。地居后，天居先。人居后，生居先。具体必居后，抽象乃在先。岂不即此而可知。

中庸言：“人莫不饮食，鲜能知味。”此非甜酸苦辣之为味，乃今俗语所谓之人情味。饮食之意义与价值，非仅养吾身，尚有远超其上者。孔子饭疏饮水，颜子箪食瓢饮，其味亦岂饮食小人之所知。门内膏粱，门外有冻死骨，此膏粱又何味。实则此亦众人所共知，故为中庸之知。圣贤亦不能离此以为知。天之生人，生庸俗，亦同生圣贤。圣贤乃在庸俗中成其为圣贤，离于庸俗即不得成其为圣贤。同此饮食，同此为人，中庸之德亦即天德。在其能充实而光辉之，斯即为圣贤。

中庸又言：“夫妇之愚”，“夫妇之不肖”。天之生人，必分男女。婚姻和合，人群大道乃以肇始。中国人言夫妇，犹其言天地。故曰：“中庸之道，造端乎夫妇”，则岂不乃造端于愚不肖。而天地亦为愚不肖。中国中庸之道，其难言有如此。至于个人主义则绝非人群大道，向不为中国人所重视。

中庸又曰：“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夫妇一阴一阳，两端对立，然相与间有一中。人群大道，即贵有此中，相通和合，使双方各得其所，各得安定，各得亲密往来，此即群道之大本。圣贤言道即在此，尽人与知与能。然此道亦一抽象。看重具体，则分别对立，人事多端，必出于争，终不能建立一大群。就西方言，宗教、科学相对立，宗教信天，科学偏物，于人皆不相亲。如何在此天与物之两端，求其互通相和，此为人生莫大一进程，亦为人类莫大一问题。论政治，民主、独裁又成两端。民主重多数，独裁尊少数，在多数少数间，亦贵有互通相和之一道。不能尚多数抹杀少数，亦不能尊少数忽略多数。论经济，则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又成两端。资本主义尚私有，共产主义尚共享。私有共享，亦当两存。如何求得一中道，此亦人类当前一问题。

推此言之，个人主义、社会主义亦成两端。社会中何得无个人，个人相与，又何得不合成一社会。双方互合成体，相和成道，则可以两全。否则各谋发展，相互敌对，则同归失败。天地宇宙时空，亦成双作对，而有和无争。故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因天地亦在此道中，无此道亦不得成其为天地。

具体求分别，则处人群中，又必求相异特出，不甘为一寻常人。即在和平中，亦求超群独立，如今世一切运动会即其例。十人赛跑，一胜九负，群中见独。但非负何有胜，非群何见独。本属两端，和合成体，失则俱失，成则兼成。一人跑跳球棒之独胜其群，究何意义价值可言。中国人言立德、立功、立言，立于己即立于其群。于群有大贡献，遂于群中得不朽。孔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射亦中国古礼中一大礼，非近世诸项运动之比。

笛有七孔，共成一声。乐有八器，金、石、丝、竹、瓠、土、革、木，共成一乐。声之与乐，亦抽象之和合。中国人重礼必兼乐。礼之用，和为贵。所以表其和者则在乐，乐即人生中之可乐者。伯牙鼓琴，志在高山，志在流水。高山流水，可以见而知。伯牙琴声志在此，则唯钟子期知之。此见抽象之难知。中国古人言乐，又曰：“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丝声尚近具体，竹声出于空，肉声出于心，心属人，亦一抽象。声属天，天人和合以为一，此则最为中庸之大道。

庄子曰：“唯虫能虫，唯虫能天。”此言道贵自然。人非虫，乃能与天相对立。人文亦与自然相对立。故虫声即天声，而人声则别。能以人声合天声，乃最见执两用中之大道。中国舞台剧最能表现人生，最高表现则在乐。语言亦音乐化，语言之不足，而表达以歌声。喜怒哀乐，皆从歌声出，发乎天，成乎心。心与天若处两极端，而歌声则其中和。故中国戏剧乃最可乐之人生。即哀即怒，亦皆可乐。中国人生之理想，即此境界，乃以戏剧表达之，而始惬然觉其有当于此心。其实登台演剧，亦一庸俗人，一庸俗事。而在台上歌演，则不啻成为一圣贤豪杰。能知圣贤豪杰之无异于庸俗，则无违乎中庸之道矣。抑且生旦净丑，乃和合以成一共同之人生，非分别以相争。即唐宋官驿皆有歌伎，以慰旅宦之羁孤。凡其歌唱，亦异于近代之商业相争。此一节亦值注意。

中国舞台脸谱，亦一种抽象化。若极平常，亦见其特出。衣装亦然。有衣装高贵而其人则卑下者，有衣装寻常而其人乃为上等者。观者望而知，此亦中庸而极高明之一道。若论具体，服装人品显相分别，但岂得以服装定人品。

西方人以具体求人生，乃感人生有两大事，一恋爱，一战争。其实恋爱亦如战争，男女双方，不顾一切，竭其全心力以赴，此亦可暂不可常。西方人又言婚姻乃恋爱之坟墓。恋爱乃若更高出于婚姻。不知恋爱尚分两体，夫妇则成一体。但此体属于抽象，而实为人生理想所在。恋爱尚在个人主义之阶段，苟和合成家，而不变其双方各人之立场，则转多难处。故西方唯求为一小家庭，先与翁姑分，继与子女分，如是庶得小安。家如此，国亦然。故西方亦唯有小国寡民，不能有广土众民一统之大国。大国则必为一帝国。多有殖民地，形大而体仍小。如中国之一统，有中央有地方，和合而成，其体乃大。乃由抽象之中庸大道来。此义甚深，读者试自参之。

战争为人群一大事，必有对立之双方。一方败，失其对立之地位，战争平息，乃转觉失去一可乐。亦如谓婚姻为恋爱之坟墓，则婚姻岂不亦失去一可乐。无恋爱，无战争，人生落空，所乐何在。唯一幸事，今日尚多国林立，战争不断发生。婚姻制度则逐渐取消，群尚恋爱同居。兵战外又有商战，又有种种运动场上特设之战。恋爱战争不断可求，具体人生之悲剧乃如此。

中国人则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齐家，夫妇一伦乃其起步，婚姻事大，恋爱事小。治国平天下，天下和平事大，战争事小。人道立，但人群之外，尚有天地大自然，与人类文化成双对立，而其间仍有一中道。人文当参天地之化育，而人生乃无止境。然人生终不能无止境。大学言：“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己之明德以亲民，内外和合，斯即至善，可止矣。千里之行，起于脚下。婚姻为男女结合一止境。慈孝友弟，乃家庭一止境。君臣朋友，忠信相处，乃国与天下治平和合一止境。逐步得其止，又可逐步再向前。则止处即其起步处。止乃无止，此乃一番抽象大理论，而中国人则谓之中庸之道，人人能知能行。此一深义，乃大堪玩味。

西方人重具体分别，学术亦分门别类，如宗教、科学、哲学、文学亦各自独立。中国古代则一切学问皆相通，皆归于人生，归于礼乐。礼则其体，乐则可乐乃其用。知必归之行，而人生全体大道亦俱备其中，更不必分门别类，多作各自之独立。即如医学，西方重解剖。一身器官皆各分别，不重其共通之生命。中医则在一气相通处求。故西医据病言病，中医则言病在生理。西医治病，可去其一器官。其药亦多无机物。中医则治其生命全体，用药亦多有机物。故中医更重病前之营养。

身然，国亦然。西方政治、法律、经济、外交、军事亦各分别专治，不相会通。故国病最难治。求富求强，国乃为一相争大武器。和平相安，只是暂时现象。中国以礼乐为治平大道，若似玄言，非具体可能。实则中国五千年历史可作证。

学问知识之最具体者，则为近代之科学。但近代科学乃供作相争之器，非治平之道。近人非不知。又每一物必分别之为原子原素，今始言电子，分阴分阳，实一动态，则一切物皆原始于一动，此即中国之所谓气。气非物，有其象。宇宙乃一气之流动。则西方科学之最新发明，中国观念已早得知。中国非无科学，但当称之为生命科学，或人文科学，与西方之所谓自然科学亦有别。此非会通于双方文化大传统之总全体，则无以明之。

然则人类一切学问知识，首当于何求之？曰，宜先求之人之心，以心合于事。圣贤如此，愚不肖亦尔。中国古籍，诗书为尚。诗言人心，书言人事。西方史学最后起，心性之学在西方可谓尚未开始。专尚理智，不求之喜怒哀乐之情感，何以知人心。喜怒哀乐藏于中，而有其和。中庸言：“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喜怒哀乐亦愚不肖之所有。圣贤之学则“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孔子亦学愚夫愚妇之忠信。西方唯宗教家言庶或有似。但言灵魂，又谁证之。故信仰非学问，非知识。

西方知识重具体，若为一固定，乃唯求其变。实则变乃一自然。中国人重人文，则不言变而言改。自然有变亦有常。以人文赞天地之化育，则贵于变中求常。曰心曰事，则非贵求变，乃贵能改。知其常，心乃安，乃得生长，故心安则理得。今日举世人心徒知求变，乃不得一安定感，今日不知明日事。独上帝乃一安定，举世唯当赖以为救。而科学昌明，上帝更不易见，其果将何道之从？此诚近世人类一大问题。则曷不从此心之喜怒哀乐以求和求安，此为中国中庸之道，乃始寻常而可求。

中庸一书，当出秦代，融通儒道两家言。易传当为同期之书，亦融通儒道两家。求之中国传统文化，于此两书其勿忽之。本篇具体抽象之辨，乃依近人观念言，实即易、庸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