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为一统一大国，政统于上，学统于下。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傅说、伊尹、周公，政在上，而学亦辅之。孔子起，学在下，而政亦尊之。鲁哀公、齐襄公、卫灵公、卫出公，以及陈楚君臣，皆知尊孔子。曾子居费，子夏居西河，同为主政者所尊。墨子尊于天下，与孔子同。齐稷下先生七十人，厚其廪禄，恣其教授，不烦以政，为学官之增设。秦博士官亦七十人，非政职，而得参预政议。汉武帝改为五经博士，主学不主政，亦得参预政议，与秦博士同。汉宣帝欲增公羊博士一席，亦由朝廷公卿与诸博士洽议始定。王莽、刘歆欲增设博士，诸博士皆反抗，虽勉增设，光武中兴，随即罢废。然东汉博士多倚席不讲，在野开门授徒者，则听众四集，其盛远胜于国立之太学。黄巾作乱，相戒勿入郑玄之乡。当时儒生之见重于社会有如此。

魏晋南北朝，学在门第。魏孝文尤敬学，北周、北齐继之，其风益甚。隋初王通讲学河汾，后世声名远超于魏晋南北朝历代帝王卿相一切政治人物之上。唐代亦设太学，而学者竞趋进士考试，不以列名太学为荣。宋胡瑗苏湖讲学，朝廷取其法为太学规模，并聘胡瑗掌教。王荆公、程伊川任天子师，主师坐讲，天子当立而听。及南宋朱子集儒学大成，虽与伊川先后遭伪学之禁，然下迄元代，其注四书及诗易诸经，定为国家科举取士标准，历明清两代相承不变。

元代异族入主，一时学者群以不仕为高，而书院遍天下。地方官初到任，必先赴书院听讲学。明承其风，学者不尚仕进。吴康斋、陈白沙身居林野，名高一世。王阳明弟子亦多决意不仕。东林始矫之，勉学者当志在廊庙，不当轻政务不以为重。清政权亦以异族入主。一时学者如顾亭林、李二曲、黄梨洲、王船山、陆桴亭，皆不仕。亭林言：“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匹夫而负天下兴亡之责，非学林莫属。

故中国人传统观念，学尤在政之上。政当尊学，而学必通政。可则进，不可则退。合则留，不合则去。学者可不仕，但不当学不通政，故必以经史为学。诗、书、春秋，亦经亦史。易言商周之际，亦仍史也。政尚礼治，礼随时变，则礼通于政适于时，礼亦史也。故曰六经皆史。司马迁为史记，即上承董仲舒发明孔子春秋之义，故曰：“通天人之际，明古今之变。”而司马迁以其父议封禅与当时帝王意不合，禀承遗志，作为史记。议礼即议政之大者，封禅之礼，即天人之际。司马迁为此下史学鼻祖。史学即经学，经史一贯，其义如此。

唐杜佑著通典，典亦礼也。一代之政，即一代之礼，古今一贯。朝代有变，而典礼相通，读杜佑书可知。宋代欧阳修著新五代史，明夷夏之防，最可发明司马迁史学之大义。夷夏之辨，实即天人之际。其为新唐书诸志，则颇符杜佑遗意。司马光与王安石新政不合，一意写为资治通鉴一书。退于政而务于学，政在当世，学则通于后代。中国之学风，乃中国文化传统之大意义所在。纵或学有未合，而为学大体则无逃于此矣。朱子有意为通鉴作纲目。其书由其门人弟子成之。中国学人之志节相承，此亦其一端。

清代顾亭林日知录，首为经术，次曰治道。考论历代政制得失，以待后有王者取法。此即经史一贯，政学相通，匹夫而负天下兴亡之重任在是矣。黄梨洲写明夷待访录，首指明太祖废相之非。中国历代宰相，自汉武帝用公孙弘，此下遂胥由学者任之。不能正学以言，亦多曲学阿世者。然终不能因噎废食。学人任相，乃中国传统政制一不可废之大纲。待访录又有学校篇，主张当以学校为议政之所，此即古代博士官议政之遗意。梨洲受学于刘蕺山，蕺山讲学上承东林。学校议政，即东林之主张。王船山有读通鉴论、宋论，皆史学。则清初诸大儒，其学皆为经史之学，不得专目以为经学，岂不明显之至。

经学在明古，史学在通今，皆人生实用之学。唯诸大儒皆不愿在清政权下求实用，故皆立志不仕，而徒托之空言。孔子作春秋，乃天子之事，亦徒托空言而已。自雍正后，文字狱大兴，空言亦所不许。一时学风，遂变而有乾嘉之经学。其实乾嘉亦非尽经学，当时自称为汉学，以示别于宋学。汉儒治经，岂不曰通经致用。则乾嘉经学之致用又何在，此又不可以不论。

后人论乾嘉经学，率分吴皖两派。皖派当始自江永，其为学则一尊朱子。著书有仪礼经传通解，即上承朱子意为之。亦即会通经史，兼政与学，而可以上承杜佑，唯明白归之一礼字，则上承宋学无疑。又为近思录注，专引朱子言注朱子所纂周、张、二程言，治宋学者必诵此书。则皖学开山乃宋学，更又何疑。戴震幼年亲受学于江永，遭乡里谴责，襆被至京师。以皖学治礼长于天文历算之学，助秦蕙田编五礼通考。此亦通经史，兼政学，较之江永、杜佑书益为博大。而戴震又获交于纪昀，入四库馆，助编四库全书。纪昀实反宋学，观其阅微草堂笔记可知。其时学人反宋乃反清，或主改定科举考试标准。清廷一主元明成规，用朱子书为标准。又定陆稼书入祠孔子庙。清廷大臣尊信朱子之学者大有人在，而稼书特一地方小官，未臻显达之位，清廷特加崇祠，用心良苦。吕留良专为科举应用，阐申四书注，而提倡夷夏大防。湘人曾静，凭其书游说陕督岳钟琪反清，文字狱遂起。吕留良开棺戮尸，全家带罪贬黑龙江。雍正自为大义觉迷录一书，颁之天下学官，为应科举者一部必读书。稼书与留良为友，清廷非不知，而获擢升孔子庙，以见读朱子四书注有邪有正。邪如留良，开棺戮尸。正如稼书，则升祀孔子庙。昭示天下，朝廷悬朱子四书注为功令，善读如稼书，不善读如留良，功罪判然。然刺激过深，天下读书人心终不服，纪昀即其一例。纪昀亦曾罪谪西域，归而主编四库全书，乃于提要中多发反宋理学之微辞。纪昀非专治经学，在其胸中当无后来汉学宋学之门户存在。其反宋乃反清廷，其意可知。中国学人常以学评政，此乃中国学人传统。纪昀非能正学以言，然其编四库全书菲薄宋儒，亦沾此传统之余润。戴震屡应举不得中进士第，既交纪昀，其为孟子字义疏证，亦染此种心理。毛奇龄先为四书改错，已早在前。反朱即反清廷之科举制，毛意早然。亭林日知录明白反八股，又在毛前。各人学问深浅不同，中正偏狭又不同。戴震言主张义理乃以意见杀人，则明指大义觉迷录等文字狱而言。清末章炳麟始揭出其内蕴。要之，戴震反宋，非为宏扬汉学可知。

吴派以惠栋为例，为易汉学一书，始明白揭举汉学二字。宋儒自周濂溪、邵康节、程伊川、张横渠皆言易，与汉儒言易显不同。上溯王弼注易，亦非汉儒之传。惠栋为易汉学，乃上追汉博士之言以治易，以别于王弼以下之言易。则称易汉学，亦与言汉儒经学大不同。又惠栋有后汉书注，有王渔洋诗注，则于经学外又兼治史学文学，其非专治汉学又可知。钱大昕主讲苏州紫阳书院，其学亦兼经史，而尤以擅史学名。就此二氏言之，则其时学风明示经史并重，不以专经为业。而二氏皆恬退，淡于仕进，以在野学人主持风气，与清初明遗老志节相似。政在上，而学在下，不失中国文化之大传统，此与宋儒又何相异。唯二氏及吴中学人，皆不明白表扬程朱。则以其自远于政，乃不愿与清廷同其号召。

言乾嘉经学者，吴皖以外，尚有扬州派与常州派。王安国亲为王懋弘朱子年谱作序，则扬州之学本崇宋尊朱。安国馆戴震于家，教其子。然此下二王之学，专精训诂，不争汉宋。经义述闻固以释经，而读书杂志则兼及诸子，亦不以专经为务。段玉裁辨小学二字，当尊朱子义，不当以文字训诂为主，更非反宋。其后终于推尊其师戴震之孟子字义疏证为定论，然毕生治许慎书，卒以小学名家，不以反宋为帜，则仍与二王同其途辙。同时如刘端临，则颇亦崇宋尊朱。是扬州派为学，绝非专经反宋可知。及焦循为孟子正义，一引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入其书，又为易学三书，则其为学乃求为通学，又为下里脞谈，旁及各处地方戏剧，其学非务专经，则其不为尊汉反宋亦可知。唯阮元迭任疆吏，于当时学人中最为显达，而极意尊戴。然其校印十三经注疏，则亦兼宋学，非专汉学。又其纂皇清经解，取舍特具绳尺。即胡渭禹贡锥指亦未列入。因锥指兼详史乘，而阮纂限于经解，体裁有别，非有意尊经而卑史。汪中有意为述学一书，上推亭林，似乎注重治道，尤异时趋，惜其未成。约而言之，扬州之学，既博多变，其不为专经反宋，则断可定矣。

常州之学，经史子集一时并起，博杂较扬州更甚。孙星衍治尚书，张惠言治仪礼，皆专经之学。而张惠言又与恽敬同为阳湖派古文。洪亮吉以罪贬新疆，归而为地理史学。尤擅短品骈文，敻绝千古，唯同时汪中堪与比肩。赵翼二十二史劄记，较之钱大昕、王鸣盛益见为异军特起。并善为诗。其学亦文亦史，而又兼似子学，自成一家言。恽敬为三代因革论，亦史而兼子之学。李兆洛亦史而兼子，自成一家言。故称清代乾嘉为经学时期，则断无是处。

又桐城有姚鼐，上承方苞唱为桐城派古文。方、姚亦非不通经学考据，方氏尤多致力于经。姚氏分学问为义理、考据、辞章三项，辞章必本源于义理，而于考据则有妨。考据烦琐，不能成为辞章。但姚氏亦通考据。而依袭戴震以为言者，则乃谓辞章义理亦皆一本于考据。今谓乾嘉学者长于考据则可，谓其能兼义理、辞章、考据三者而有之则不可。湘乡曾国藩起，方其守制乡居，为团练，平洪杨。然曾氏有意传习桐城，为一古文家。又于义理、考据、辞章外，增经济一门，为儒学四要项。其谓经济，则学而上通于政矣。上自清初晚明遗老，下及乾隆盛世，清儒皆不以学言政。曾氏此番意见诚为清代学术史上一大转变。曾氏又为圣哲画像记，举及清儒，曰顾、秦、姚、王。亦可谓顾亭林、秦惠田以义理、考据而兼经济之用。姚鼐之辞章，亦可兼经济之用，则乾嘉学人知之者少。而曾氏于当时之经学，则仅取二王之训诂，诚可谓特具只眼矣。曾氏又为经史百家杂钞，以补姚氏之古文辞类纂。意谓辞章不背义理，又能兼合经济，则必兼经史百家以为学。如唐宋古文，韩愈欧阳修诸人，岂不皆兼通经史百家，较之方、姚于明代独取归有光，规模恢宏，局度广大。曾氏自言“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诚不愧出蓝之誉矣。

又戴震同时有章学诚，于戴氏之高抬经学不满意，特论文史与戴分张。唯经史为学，合则兼美，分则两损。章氏贻书钱大昕，期其出为号召。钱氏兼通经史，岂愿造此偏枯之壁垒，遂不置答。而章氏又创分清学为浙东浙西两派，谓浙西为经学，源于亭林，传之戴氏。浙东为史学，源自梨洲，而己承之。顾、黄皆学通经史，岂宁作此分张。又谓浙东史学一本心性，则岂可不通心性，而专以考据为经学。是章氏立言虽有意力纠戴氏之偏，而己亦不免有病，无当于中国学术传统重要精神之所在。

章氏文史通义，意在矫时尚尊经之风。提倡文史，用心不为不佳。唯中国学术精义，文史与经亦必相通，同本一源。文史通义首卷即论述诸经大义，而独缺春秋一经。盖当时经学本避政治压迫，又少言义理，多言考据。虽非曲学阿世，但亦不敢正学以言。考古不涉时政，可免得罪婴祸，章氏言史学通于时王之吏事，大义则是。但章氏亦未敢昌言时事，亦未能一本于时王吏事以为学。春秋贬诸侯，兼亦贬天子，章氏岂敢有此想。则章氏言史学而讳言春秋，亦仍与同时诸儒以考古治经同病矣。

时方编修四库，章氏以汉书艺文志及郑樵校雠通义为分类目录之学，此乃治学术史一大纲，较之杜佑通典以及秦惠田五礼通考，途辙自别。章氏论古今学术流变，亦多卓识。其主张学术当供时用，诚亦学术之通义。乃其自为史学，则仅供地方修志，岂不为用已微。此亦时代限之，而章氏不自知。时代与学术互为影响，政治高压在上，学术自无法蓬勃于下。章氏之学，不得畅所发展，在当时亦遂沈霾而不彰。

乾嘉以下，清政衰于上。道咸继之，学术亦变于下。龚自珍起于浙，魏源起于湘。龚治春秋，魏治尚书，皆经学中之史学。龚主变法，魏主经世。学以上撼政，政亦俯就学。而所谓今文经学，一时乃大盛。但龚、魏皆旁通佛学，不尽在儒学经史之范围。陈澧起于粤，其东塾读书记较遵乾嘉之旧。然两汉之下，继以三国。郑玄之外，继以朱子。虽不主经世变法，而兼经史，融汉宋，义理、考据互为用，而辞章、经济，亦各有其地位。则近似一代之通儒矣。此因澧远去京师，未入仕途，又值晚世政纲已宽，故得然。一部中国学术史，受上层政治压迫，唯蒙古满洲异族统治为甚。而清代犹细切。读清代之作，论其人其学，非另出心眼，不易适当而平允。

康有为始受学于朱次琦。次琦由宋儒义理而转有意于史，虽一出仕，亦如陈澧，一意在野讲学。康氏则有意从政，采当时通说今文经学春秋大义而昌言变法。章炳麟起于浙，以言革命下狱，与康氏为敌，主古文经学。一保皇，一排满，但两人皆兼通经史。唯康偏经，章偏史，亟于用世，所学皆不深。又皆旁治佛学，于中国学术史，博涉而非精通。刻意开创，不尊传统，此皆两氏之同失。今再推溯，则阮元在浙，设有诂经精舍。其在粤，设有学海堂、广雅书院。康、章两人，皆有闻而兴。阮氏之创学设教，亦非无益于后世。至于康、章之未符理想，使近代中国多入歧途，则国运所系，不知谁之当责矣。

民国以下，上则政益乱，下则学益衰。胡适幼年留学美国，归而提倡新文化运动。一曰德先生民主，一曰赛先生科学，则唯主西化而已。故于传统旧学，仅有抨击，未有发明。梁启超、梁漱溟随而纠其失。然二梁于旧学皆未有深入，则唯见胡氏之失，亦无以见旧学之真。而五十年来，白话文盛行，学者皆不读旧籍，传统堕地，无可复拾。故在今日而论中西学术之是非得失，则只分新旧。西化则是，传统则非。一言可尽，亦成定论。谁复起而矫之。书不焚，儒不坑，而已成此无可奈何之局面。唯有待伏生之守其文，汉帝之访其业，则不知为何日之事矣。

今试再言西化。中国政与学合，西方政与学分，此亦中西文化相异一大端。西方古希腊，宁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相传。一城市即一政治之独立，多数选举，早已民主。学术则唯民间一生业。文学、科学、哲学，各自分门，各别谋生，而亦无如孔子、墨子其人之崛起。下及罗马，希腊学人为奴亦为师。耶稣乃犹太人，其教传至罗马，亦主政教分。凯撒事由凯撒管，上帝事始由耶稣管。直至于今不能革。中古封建社会，贵族在堡垒中养骑士，不闻养学人。罗马有教廷，然神圣罗马帝国则仅为一梦想。文艺复兴起于城市，文艺亦在教堂，不在政府。下及现代国家兴起，此乃政治方面事，不关学术。西方现代学校，则皆从教会开始，如英国之牛津、剑桥，即如美国之哈佛、耶鲁皆是。普鲁士始唱国民教育，乃隶属政府。大学教育政府不闻不问，事属宗教，不涉政治。神学外，有医学法律。医以救病，法律则律师为罪人平反，亦在社会下层，不问政治上层。

民主政治，先以纳税额定选举权。国会最要在讨论税额，乃商人事，非学人事。由国会多数来掌政，由普选来扩张民权，民主政治乃成多数人政治，绝非学人政治。而学校教育渐由宗教转移到科学，益为社会工商业所重视。其政学分之形态，则迄今未有变。学人亦间有对政治有主张，终为少数，不如工商业人有切身利害为多数。学术仅能影响工商业，再由工商业影响政府。在野之学，非与在上之政不相通，而终为间接，不直接，则乌所谓正学以言与曲学以阿世。

中国政学合。秦汉以下，政治以学术为向导。全体政治人员，自宰相以下，皆出于学。先有察举制，后有考试制，为之作规定。王室在政府之上，乃亦同受学。政治在中国，可称为一种学治，而西方则否。今日国人仅知有西方，一依西方为依归。乃称中国自秦汉以下，为专制政治，从政者皆仰帝皇一人之鼻息，全国人民皆听帝皇一人之奴役。而按诸史乘，则殊不然。小戴礼大学篇，八条目中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齐家乃多数人共同之学，由此扩之益大，探之益深，人群治平大道，亦不外是。其人不能修身、齐家，焉能治国、平天下。然治平大业，则终属少数人之事。选贤与能，亦由少数人任之。

西方人则修身唯在教堂中，一出教堂，则人各平等，自由进取，不违政府法律，其他不再有修。男女恋爱，结为夫妇，生男育女，即为家。亦可自由离婚，齐家无待学与修。治国另一套，无关身家修齐。外交军事，各成专长，更无平天下可言。故西方之为学，贵专不贵通，贵创造不贵因袭，各成为生一业，不见有共通之道。回视中国传统之学，则百无一当。经学尽可废，史学则专制、封建两语已可定一切。子则思想自由，集则随口白话。不从西方学，复有何途径。今日吾国人心理，大体在是矣。如言学问途径，则唯贵自我创造，不须有师道之传。中西相异，古今亦相异，自无师道之可传。

今再综以言之。人各有欲，而得其所欲则必在道。但道有在己，有不在己。求富贵，须外在条件，道不尽在己。即如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亦仅少数为富人，多数则仍为工人与小商贩。民主政治亦仅少数得上政治舞台，多数则仍为平民。既不得其所欲，则心不安争不止。中国人所好在孝弟忠信，其道尽在己，有志无不得。大学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在德，齐家在礼，治国平天下之道，亦无外此德与礼。故中国人言学治，即言礼治德治，一以贯之。即人无不得其欲，则又何他道之可言。故政必尊学，而学必求通，此乃中西文化之基本异点，诚不可不为之明白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