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幼年读谭嗣同仁学，谓中国有五伦，而西方则唯有朋友一伦。其言亦若有义据。然中国朋友为五伦中之一伦，与西方之独为一伦大不同。即中西双方之所谓朋友，必大不同。此则不可不论。

夫妇为人伦之始，夫妇乃人合，非天合，亦犹朋友。但既为夫妇，必求生育子女，成为家庭，与朋友大不同。父母子女皆为天合，亦与朋友不同。唯兄弟一伦，推及长幼。论语言：“弟子入则孝，出则弟。”当其出，则有长幼之序。唯长幼一伦中之至亲者，则为兄弟。诗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是也。至曰“兄友弟恭”，则凡长幼相聚皆宜有之。

君臣一伦亦以人合，若与朋友为近。然君尊臣卑，其位不能无分别，此则与朋友异。论语言“有朋自远方来”，则师弟子亦当纳入朋友一伦中。中国人称天地君亲师。勿论天地，以君亲师三者言，无君不成群，故君为一群所共尊。无父母则无生，故父母为一群中各别所当亲。师则明道传道，尊君亲亲之道，皆由师传。而师之当尊当亲，则尤有高出于君父之上者。

何以言之？君有不当亲，如孟子曰“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是矣。父母当亲，而亲之之道，则可以各不同。古者易子而教，则如何教人子之各亲其父母，有待于师。而为父母者，转不当自任其教。故中国乃常以君亲师并言。而朋友一伦，乃有转出于父子君臣两伦之上者。孔子传教，颜路曾点之登门受教，年龄当相差不远如兄弟。颜渊曾参亦同在孔子门下，则如父子辈。孔子曰：“回也，视余如父，余不得视如子。”则孔子亦视颜渊如子矣，孔子死，其弟子心丧三年，则其亲孔子如父，而尊尤过之。故朋友一伦，有时乃超出于父子一伦之上。周公诛管叔放蔡叔，大义灭亲，兄弟一伦可以至此。但周公亦不能无友，则不烦言而知。

孔门两世出妻，今不能详考。论语仅载伯鱼两次过庭听训一章。伯鱼在孔子心中，恐尚不能如颜渊。颜渊卒，孔子哭之恸，曰：“天丧予，天丧予。”伯鱼先卒，不闻孔子有如此。孔子仕为鲁司寇，其去鲁，唯门弟子相从。是则在孔子生命中，朋友一伦为最重。后代人物类此者尚多，此不详及。

孔门之教，曰孝弟忠信。有子曰：“孝弟为仁之本，本立而道生。”但亦有人知孝弟而不仁，唯未闻有其人能仁而不孝不弟者。草木有本，能生能长，本之可贵在此。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举忠信，不举孝弟。孝弟易，忠信难。亦有在家能孝弟，而出门则不忠无信。但忠信亦为人之本。孔子舍其易而言其难，以见人之无异于己。曾子曰：“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言为人谋，不言为君谋，则五伦中君臣一伦亦犹兄弟朋友。兄弟乃言长幼，而君臣则言上下。人可以无兄，但不能无长于我者。人可以不出仕，不为臣，但必有在我之上者。忠于职，忠于事，故凡为人谋皆必忠。而与朋友交则必信。信与忠有不同。忠有人己之别，信则心心相印，彼我一心。人之相交，贵相知心。彼心如我心，我心如彼心，身虽异而心则同，两人如一人，始谓之信，乃始为朋成友。而岂市道之交之以利害为友乎。故朋友有通财之义，则朋友亦如一家，父母在，不许友以死。可以许友以死，则朋友乃如一身。朋友一伦，其深切之义可知。

故朋友一伦，乃在其他四伦之到达终极处而始有。倘谓未有其他四伦，可以仅有朋友一伦，则绝非中国五伦中之朋友亦断可知。西方主张个人主义，并夫妇父子亦不成伦，则更何有于朋友。谭嗣同仅见西方亦有人与人相交，乃谓其只有朋友一伦。但不知相友有道，日常相交非友道。中国古代有士相见礼，乃望其相交后得成为朋友，故其礼郑重。倘相见即成相交，相交即成朋友，则又何待有此郑重之礼。能知此礼义，则相见相交而不成为友，亦无大害。今人广交无礼，则其去朋友一伦益远。宜乎今之人相交满天下，而卒无一友。互不相信，吾道日孤，斯为人生一大苦闷，而终亦无以解之。

人生广大复杂，每一人仅占人群大全体生命中之至狭小至单纯之一部分，其不能与人生大全体相比，亦固其宜。然既处此人群大全体中，则终当求此狭小单纯之个人人生能与此广大复杂之人群大全体相融和相会通，勿相离而相远。此乃人群共同一理想，为每一人所当努力。中国五伦之道，其要旨即在此。夫妇父子兄弟三伦限于家，君臣一伦限于国，唯朋友一伦，在全社会中仅有选择自由，亦仅有亲疏远近之斟酌余地，而其影响亦至大，有非前四伦之可相拟者。

朋友一伦亦与人之为学最相关。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孔子无常师，亦有教无类。其所从学广，所传教亦广。孔门有四科，言语有宰我、子贡，政事有子路、冉有，文学有子游、子夏。才性兴趣遭遇各不同，故子贡、宰我相异，冉有、子路、子夏、子游亦各相异。而同受学于孔子之门，相互间切磋琢磨，相薰陶，相影响，在各一人之生命中，乃有其他人之生命之羼入相融合，潜移默化而不自知。使此诸人不同登孔子之门，将不得各有其如此之成就。

即如孔子，传教既广，岂于言语政事文学诸科，造诣尽必超于诸人之上？孔子特分其端绪，而揭其终极。诸人之分别成就，以杰出于同学间者，或亦有超乎孔子之上，而为孔子所未及。四科中最高为德行，然如颜渊，任外交使命，岂必胜于子贡。治军理财，岂必胜于子路冉有。其从事文学，又岂必胜于子游子夏。故德行一科，长在通达，不在专精。即孔子亦犹然。韩愈言：“师不必胜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即此之谓矣。

孔子后有墨子，其传教更广。儒分为八，墨分为三。如墨经所言，殆有甚远离于墨子之初教者。此下中国学术传统尽如此。齐之稷下先生，秦之博士官，既群处多接触，岂无相感染。故中国学术界，虽多分别，终多相通。此下亦然，暂不详论。

学问相通之主要点，在求人生相通。唯高居君位，最不易与人通。中国历史上如汉武帝唐太宗，皆有为之君，而亦能最多与人通。汉武帝广延文学侍从之臣，及其晚年，既下司马迁于狱，又任之以中书令，则汉武之心情据可知。唐太宗从父起义，其群僚中即有十八学士。其次唯汉光武，亦多太学时同学，同在朝廷。又其次如曹操，亦能广揽多士，惜所志不正，但亦仅敢冒为周文王，不敢亲受禅居天子位。此非畏后世史笔，实亦受亲身群僚影响使然。至如刘备之与关羽、张飞，又其与诸葛亮，其朋友情谊，皆远超君臣名位上。朋友一伦之深切影响人生者，当由此等处微阐之。

明太祖乃一僧寺中小和尚出身，彼虽亦能广揽多士，然内心终不脱自卑感。其于多士既不能相处如友，亦不敢指挥如臣，遂多猜忌，多戒备，乃至废宰相，开中国历史一大恶例。推以言之，居君位，亦宜有友。宰相群臣，亦当与君为友。君臣一伦，即可包在朋友一伦中，乃始符于政治之理想。中国政府多用士，士与士始得同事如友。尤其如明清两代，进士入翰林院，即为开其多友之门。晚清名臣如曾涤生，其学其人，皆成于其为进士之一段时间内。观其与诸弟之家书而可见。及其以湘乡团练出平洪杨，幕府宾僚，称盛一时。诸宾僚多不习兵事，更有出涤生治文学之外者。晨夕相处，大贤多方面之人生，实多从朋友交游中养成。而学业事业，亦皆受其无形之沾溉。

西化东来，家庭政事，变端已多。即朋友一伦，亦今非昔比。余幼孤家贫，民元，年十八，即在乡村小学教读为生。迄今七十余年，未离教职。自念生平得益友，多于师。然友道亦限于职业。除学校同事外，交游甚少。然余之得成为今日此一人，则非余一人独成之，乃胥赖先后诸友之辅成。余心所感，亦非言辞笔墨所能宣。余著师友杂忆一书，亦仅指陈其踪迹之粗略而止。

余毕生忙于教读，迄今追忆，乃如一幅白纸，空无所存。而生平诸友，一言辞，一笑貌，乃有深留脑际如在目前者。因知此等皆已为余生命之一部分。今诸友率多逝世，东坡诗：“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则余生亦仅如一块泥，偶留飞鸿之指爪而已。每诵东坡此诗，感慨良深。然孟子言知人论世，使非此世，何得有余此人。而余之生为此人，乃犹得留有此世，则此生亦不虚矣。如颜渊，岂不以留有孔子之一指一爪在其心中，而其死，孔子恸之曰：“天丧予。”后人念孔子，亦必追念及于颜渊。朋友一伦之在人生中，其意义为何如。

今世则皆以职业为友，或以学业为友。西方人皆如此。职业学业，即其人生。如柏拉图，如康德，毕生治哲学。其为人，即见于其著作中，未受业者，亦各求自树立，自表现。哲学然，文学亦然。其各学各职亦莫不然。一有名之政治家，亦必与其他从事政治者为友。非诚为友，亦各以成其当身之事业而已。其所用心，则各专在其所从事之学业职业事业上，而非有一内心潜在共同之人生。其在家，则有其家庭生活。其在各公司各机关，则有其公司机关之生活。其在学校，则有其学校生活。其从事政治，则有其政治生活。要之，生活则属于个人，其之于朋友，则有亲于夫妇父子兄弟君臣之上者。然而中国五伦中之朋友则于此有异。因中国朋友一伦，乃同属我生命之一部分。而西方则仅在外面事业关系上，非可认为即是我内在生命之一部分。

同业者，为友亦可为敌。甚至夫妇，同成一家，亦可为敌。同营一商业，则为敌更多于为友。同从事于政治，则必分党以争。若以同党为友，则异党即成敌。尤其如各项运动会，相争为冠军，有敌无友，亦可谓敌友不分。观众可达四五万人，非敌亦非友，今人则称之曰群。人生即在大群中，而此群则转瞬可合可散。易乎其为群，亦难乎其为群矣。

中国古人并称有生死之交。父母在，不许友以死。则许友以死亦常事。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方以汝为死矣。”颜渊答曰：“子在，回何敢死。”其时颜渊父尚在，而孔子疑渊之死。渊之答，则以孔子在，故己不敢死。则在颜渊生命中，孔子之生命当较其父之生命为更重。孔子尚在，颜渊得从学，则颜渊之生命当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尚胜父母在，得尽奉养之劳。此见中国人生命观，不限其一己之躯体。父母生命，师之生命，皆成己之生命之一部分。夫妇兄弟君臣亦然。夫妇既为同一生命，则夫死，妇守节死，亦属常事。而今日国人则必谓是中国人之重男轻女，则许友以死，岂不亦是中国人之重友轻己乎。

仁义为人之大生命，故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舍小而取大，仍是贵其生。西方人生命观不同。如有人谋刺美国总统里根，法庭判其有神经病，得无罪不死。西方人重视生命乃如此。谋刺里根，不仅有伤里根之生命。里根乃一政治元首，群心所归，所伤实大。然谋杀犯之生命仍当重。亦如双方对阵而战，一方败而降，对方亦必受其降而全其生。中国则以战败为辱，将军者更为大辱。故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西方人以生命爱国，中国人则以爱国为生命。断头而死，则舍其躯体之生命，以全其爱国之生命。而其生命，则依然可寄存在其他爱国者之同一心情中。故中国人视生命如一道。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不闻道，则不知己之生命之究为何物。交友亦有道，故与朋友交，亦我生命之所在。能交友，其人之生命始大。此其为义，亦有重于夫妇父子兄弟君臣四伦之上者。

今欲宣扬中国文化，宣扬友道，亦一要端。如一国之政治元首，能广其友道，多交名贤，即此一端，便可于世道有大影响。学者能多交其他专家，哲学、科学、文学诸家，多相与为友，此便于学术上有大影响。非仅读其书，听其言论，而尤贵于日常生活之相亲。则在各自生命之内心潜存处，可各有转移，各有融通，而其影响之大，则非具体所能尽。转移生命，始是转移文化一大关捩。而中国朋友一伦，乃于此有其深究之价值。

（二）

人道有相处与相交。相处之道，如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五伦，皆彼此相处融成一体。偶相交接，则彼此不相关切。老子曰：“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契分两半，双方各持其一。老子曰：“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其人即执右契者。夫妇之道，相互爱敬，琴瑟友之，钟鼓乐之，此为君子之德。为夫者自尽夫道，不以责其妻。举案齐眉，此乃孟光之德。为妻者自尽妻道，不以责其夫。父母之与子女亦然。父母之慈，于其子女，顾之育之，养之长之，非必责子以孝。子女之于父母则有孝。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虽父顽母嚚，舜之孝自若也。若必以道责人，此之谓市道，乃相交之道，非相处之道。以己所有，易己所无，交易各得其所，日中而散，与常相聚处者不同。

但父子一伦与夫妇一伦有别。父子乃天伦，而夫妇则属人伦。游子寸草心，难报三春晖。使非春晖，何来寸草。子女之生，来自父母，更胜寸草之与春晖。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孝心则本之性情，非以为报。或问孔子，以德报怨何如。孔子曰：“何以报德。以德报德，以直报怨。”报乃人生之直道。孟子曰：“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路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则事君之道，亦可以言报。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如伍胥之报楚平王是也。而屈原则为宗亲之臣，君亦宗亲，则身分与伍胥不同。作为离骚，沈湘以死。非以忠君，乃以报国。君之于我可言交。身之处国则非交。如岳武穆之于风波亭，亦报国，非忠君。

朋友亦如君臣，尽我忠信以交斯已矣。朋友不忠不信，则不成为朋友。故中国人言人道，必言孝慈。推此心以处世，即执左契而不以责人也。西方人有相交，非相处。合则聚，不合则散，一皆人与人相交，此老子所谓无德司彻也。彻者，孟子助贡彻之彻，故王弼注曰法。老子用此字，亦其书晚出之一证。西方人非以德相处，乃以法相交。而法亦创自人。谁创之，又使谁守之。故法必定于多数人之同意。多数人之意变，斯法亦随而变。则人之处世，其道无定，唯随多数意见而变。己又何得为多数，而唯有结党。曰党曰法，斯即道矣。故西方人乃知有道而不知有德。人之无德，何以处家，何以处国，何以处天下。不能处即不能安。一家不安，不能以法治。一国一天下不安，亦不能以法治。不治则乱，乱则可称曰无道。无德斯即无道矣。今国人乃欲创造群与己之第六伦，混中西而一之，亦所谓风马牛不相及矣。

西方人好分别，故离人以言道。若于人与人相处之外别有道，人乃遵此道而行，则又何自由可言。人不能离此道，道亦不离人以为道，故必合言之曰道德。西方宗教既主人生原始罪恶，则人之生本无德，必有待于法治。老子生二千年前，已知其事，故曰无德司彻，斯亦可怪也。老子又曰：“天道无亲，唯与善人。”此则老子亦分别人有善恶。西方人亦好分别，乃有所谓慈善事业。而行此慈善事业者，西方则不称之为善人。斯诚无往而不见其有所分别矣。

西方人又分真美善为三。真则自然之真理。美乃见于艺术。善则属人之行为，但必信仰上帝而始有。则真善美皆在人之外，不在人之内。要之，可谓无人之存在。苟有之，则唯见人之有欲，不见人之有德，则又何人伦之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