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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 尊与亲

(一)

天地君亲师五字,始见荀子书中。此下两千年,五字深入人心,常挂口头。其在中国文化中国人生中之意义价值之重大,自可想像。但在西方则似乎仅有天与君两字。耶稣自称为上帝之独生子,上帝事由他管,凯撒事则由凯撒管。天上人间划然分开。但他则由凯撒管了,钉死在十字架上。此后罗马皇帝亦信了耶稣,但上帝只管皇帝之死后,人间事则仍由皇帝管。一时有神圣罗马帝国之想像,但终于做不到。政教分离,天与君在西方遂生死两界分别为两尊。

孔子亦尊天,论语可证。庄老道家,以及邹衍阴阳家以下,乃天地并尊。有些处则地代表了天。天高高在上,那管得尘间私人一切事。尘间私人亦无法一一接到天,于是在人间由君来代表天。西周统一天下,上推文王为开国之君,乃言文王之神在天,克配上帝。诸侯来朝,皆祭文王。在其国内则只祭其境内之山川,所谓河岳之神是已。民众则只祭土地神,即所谓社。稷为五谷神,天子祭社稷,则天上人间同有尊崇融成一片。而人间则自有尊卑之别,故民众不得径祭天,只祭土地神。

周文王天下同尊,祠在京师,列国诸侯须赴京师与祭。在其国内,唯得祭其开国之祖,不得祭文王。卿大夫亦各祭其祖,须陪赴诸侯之祠,始得祭其国君。故唯上帝与天子乃天下所共尊。此下则人各私其私,亲其亲。天子则以至尊待天下以至公,此下诸侯卿大夫各等职司,层累而下,斯民各得所亲,可各伸其私。层累而上,以获天子与上帝至尊之兼顾。故俗言天高皇帝远,尊而不亲,而仍觉其可亲。此乃中国人文大体一极细密之组织,务使此总体之尊而可亲,此乃其极深用意之所在。

西方如古希腊,尚未成一国。城邦分治,选民集议,亦并无一共尊共亲之对象。故希腊社会,实为一无尊无亲之社会。个人主义之功利观念,遂得普遍流行。

罗马帝国建立于武力,故其社会,乃有尊而无亲。耶教传入,群信上帝天国,仍是有可尊而无可亲。或可尊在上帝,而可亲则仅在凯撒。罗马人亦知有家庭,但尊父,称父系家庭,社会则尊法律。故仍若有尊无亲,则大群集居,宜趋于崩溃,而无可收拾。

中古封建时代,堡垒贵族,亦各仗武力。若论大群,则亦无可归向,当时有神圣罗马帝国之幻想,欲依上帝神权来统治各贵族。以教廷之教皇为代表,其地位乃高出封建贵族之上。然政教终属分离,教皇实无权力来统治贵族。于是私人内心要求直接上帝,则反觉教皇横梗其间,乃有马丁·路德之新教兴起。实际则终有文艺复兴之城市兴起,此乃希腊型之复活。继之而有现代国家,则为罗马型之复活。于是政治所尊在人间,宗教所尊在天上。而帝王专制,终非可尊,遂又有人权运动之革命兴起。政府改为民选,政治元首成为公仆。独立平等自由人权之呼声,弥唱弥高。人类大群,乃无一共同所尊。于是在国内则争财富,乃有资本主义。国际则尊武力,乃有帝国主义。西方社会乃彻头彻尾,只向个人主义之功利观念一途上前进。

至于宗教所尊之上帝,则转觉各人可以私下相亲。但耶稣明说,富人上天国,如橐驼钻针孔,而资本家大富翁,仍亦信上帝。似乎上帝亦仍许其进入天国。此如父母之亲其子女,子女虽骄纵,父母终亦不忍深究。是则上帝之道,亦不能如人世界父母之教子以义方,当终不能领导此世界,唯留人一条可亲之路而已。故近代西方虽自然科学备极发展,天文学、物理学、生物学、新发明竞起,处处与宗教信仰有冲突,而科学宗教终亦并存。不忍放弃其一,亦只为此。

中国社会则不然。虽说天高皇帝远,而地在天之下君之上,则可尊又可亲。人生必在地,天亦必倚于地而见,政亦随于地而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天地人之关系,亦可据是而见。故地之可尊。一如天与君,而其可亲则过之。中国人言天人合一,其最显见者,则莫过于人地之合一。凡一名胜,必有古迹。凡一古迹,皆成名胜。圣贤明德,乃与河岳山川结不解缘,同尊同亲。即如城隍土地神,到处有之,皆与其地之孝子烈女,忠臣义士,亦同尊同亲。人生地上,后人乃若与前人同群同生。长宇广宙,融成一可亲可尊之境。故中国古人,言天必兼言及于地。中国人之天地并言,亦中国文化一特征。又由土地而旁推及于金木水火,地上万物,合为五行,同此德,亦同此心,可尊可亲。人地合一,乃天人合一之具体实证,而为人生之最安乐之所在,亦为人死之最后归宿处。中国人从未认为人死必离开地而升上天去,此亦与西方信仰一大不同处。西方人之视地,则唯有利用价值,既不亲,更亦无足尊。而中国人之人群相尊,尤其尊师,乃有更在其尊地之上者。

人之有生,赖于父母。故父母之尊,实可上拟于天,而亲尤过之。中国五伦最重孝,孝为百行之首。故父母之尊乃在君之上。中国人只言移孝作忠,可见人当先有孝,亦必共有孝。出而从仕为臣者,遇父母丧,必告假乞归,守哀三年,君丧则无此礼。故不孝则非人。既有孝,斯必有尊有亲,不能有个人主义。人之孝其父母,乃本其有生之情义,非为功利。孝如此,百行亦当然。天地生人,亦非为功利,乃一大自然。中国人言道义,亦一本于大自然。故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仁义亦天地大自然。故人亦必以仁义为情义,而岂功利之足云。

明此天地人之自然大道义以教人者是为师。不明此道此义,则人而非人,故人生自幼即从师受教。师之可亲,拟于父母,可尊则尤有在父母之上者。父母生我,使得为人。师教我,使知为人之道。父母之亲,则若有私。师之尊,则一本之公。故父母重抚育之慈,道义之教,则在师。若父母教子女以孝,似若父母有私,故父子不责善,又易子以教,乃见道义之大公。

韩愈师说篇云:“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人道即天道,人道沦丧,祸乱相循,天道亦无以见。人生必有业,业皆以善道,亦即以善我之生。君亦一职一业,亦有君道,亦待师之教。故人群中有师,其位当犹在君之上,为君者亦必尊师。孟子曰:“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纣无道,乃为一夫可诛。则为君者,亦必尊道尊师可知。于道于业有惑,则赖师为之解。故传道授业解惑三者实一事。

圣君必推尧舜。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非言必效尧舜之为君,乃学尧舜之为人。为师莫高于孔子,孟子曰:“乃我所愿,则学孔子。”然不曰人皆可以为孔子。故孔子弟子曰:“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则师尊于君,中国古人早有定论。故人可以不仕,但不可以不学。人可以不亲于君,但不可以不亲于师。中国人重道犹过于从政,尊师尤过于尊君。自称弟子,则视师犹父兄。又自称门人,犹言家人。孔子死,门人心丧三年。孔子曰:“回也视我犹父,我不得视犹子。”则孔子颜渊,岂不如父子之相亲。

孔子终生,门弟子七十余人。此后师道益广,而弟子之亲其师,则若无减。即君之事其师,如东汉之明、章二帝,其尊其亲,亦一如社会之平民。下及北宋,王荆公、程伊川为君师,争当坐讲,君为弟子当立而听。当时从之,后人亦未有非议。则中国天地君亲师五者中,唯亲与师为最当亲,亦最当尊。自孔子以下两千五百年来未有变。事例昭彰,不能缕举。

人生有亲,乃由人之性。亲中又有尊,乃属人之行。仁本于性,乃见人之德。智由于行,乃成人之业。生而不知有亲,是为不仁无德。生而不知有尊,是为不智无行。尊必尊其亲,亲必亲其尊,尊与亲又必相和合融为一体,斯为德性与事业行为之合一,即仁智合一,此为人道之大本,乃人生之原始与归宿之所在。西方人男女恋爱结为夫妇,斯亦成家。但父母子女之爱则较淡。子女成长,各有婚嫁,又别成家。故其人道,似以夫妇结合为中心。异性相合,乃暂时的。中国家庭以父子相传为中心,世代绵延,此为长时的。兄弟亦可分财别居,但同尊一父母,其精神则仍属一家。于是世代相传,由家成族,有祠堂,又有义庄,绵延至数百千年以上,仍有一共尊之祖先。

母族则称外家,为表亲。故中国乃为一宗法社会,古代之封建政治亦由宗法社会来。由亲亲而贵贵,中国民族之大一统乃在此,与西方中古时期之所谓封建大异其趣。故中国古代之封建政治,以生物学言,乃同一血统。以文化学言,则由亲亲而达于尊尊,乃同一德性。尊君亦尊其祖先,亦尊其所亲,非凭权力以为尊。井田授地,亦非农奴,君民上下一皆有其所亲,仍属平等。

亦可谓中国社会乃一个人中心之社会,而非个人主义之社会。人孰不有父母祖先,亲而尊之,斯一家一族即以个人为中心,但绝非个人主义。或疑中国社会重男轻女,但在一家中,母更亲。周人尊其祖为后稷,但生民之诗述及后稷母姜嫄,而不及其父,岂此之谓重女轻男。依西方人观念来解释中国事,必有难圆其说者。姬、姜两族,世代联姻。果使男女必争平等,妇不为媳,婿不为子,子女各自成家,不复亲其父母,则只有效西方之短暂家庭。亲既不存,尊又何来。人之所亲所尊,不从其自然内心来,乃转从外面财富权力来,人生苦痛即由此。若不尊财富权力,而求一共尊,则唯有宗教。但上帝耶稣,可尊终不可亲。而仍留一凯撒,强之必尊,故遂不断其独立平等自由之要求。但人类之群体又何从而维持,于是尊凯撒转而为尊法律。近代西方之民主政治,必得三权分立,民主乃由法律来。然法律亦终非可亲。人群相处,而心不相亲,又何以善其群,此诚一大问题。

故人群相处,终必建基于各人内心之相亲。有亲斯有尊,尊必本于亲。则天理人情,吾道始可一以贯之矣。此道由师而传。师之传其道,则首贵教人以修身。大学言自天子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实修身只在修其心,此曰明明德。必使其心知所亲知所尊,则齐家治国平天下皆一以贯之矣。修身则必由己,不能由他人作代,亦不能由己代他人。故唯修身乃最独立最平等最自由之人生大道,而必属于个人。其实一切可亲可尊,皆由各自一己之心来。而己心之有亲有尊,乃更见己之可亲可尊。故谓中国社会乃以个人为中心之社会,但绝非个人主义。

西方宗教信仰似近中国之所谓道。唯中国人于人道天道有分,故曰:“天道远,人道迩。”而耶稣不就本身可亲之人道,而只教人信在远之天道,此则与中国异。中国以人教人,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非自创教,乃称述古人以为教。汉宋儒教,皆承孔子。故其道乃人群之道,乃我民族自古相传之大道。可广大,可绵延。今人乃讥中国人为守旧泥古,宇宙间宁有一日新月异之上帝与天堂?又宁有一日新月异之国与群?唯个人在人群中,无尊无亲,乃见其短暂多变为可慨耳。

西方哲学,亦历两三千年。但必人人自立说,自创论,始成一家。故西方哲学,均重思维探讨辩论,而无所谓传道。中国师道,唯贵善述古人之道而传之。孔子传述周公,上及尧舜。墨子述禹,庄周述黄帝,许行述神农。战国九流十家,皆有所述。郑康成、朱晦庵,为汉宋两大师,亦功在传述。师之贵与尊,在其人更远过于其知识。略近西方之宗教,而与哲学为远。近人但称孔、孟、庄、老、郑、朱为思想家,斯又失之。或称学者,乃庶近似。

抑且中国成年犹从师,一大师之门人弟子,尽属成年人。其学乃谓之大学。终身于学,斯乃人生大道。韩昌黎言:“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而为弟子者必尊师,此为礼之常然。故中国之师道,乃与中国之历史文化民族精神,相融而为一。西方近代之国民教育,乃教幼年为一国民。不及成年,亦非教以为人之道。进入大学,则唯传播知识。皆与中国之所谓小学与大学者不同。

近人又谓国人尊孔,乃由专制皇帝所提倡。董仲舒三年目不窥园,尚在其为贤良对策前,岂亦由汉武帝所提倡。武帝在即位前,亦师儒家受学。及其即天子位,尚属一青年,读董仲舒天人对策,而加喜爱。乃因近其师传。此下中国乃有士人政府,岂不与帝王专制背道而驰。后人尊董仲舒更尊于武帝,乃为尊其道与学。公孙弘不能正道以言,乃曲学以阿世,特为后世所轻鄙。汉宣帝欲立公羊博士,须经博士论定。东汉太学生则轻视朝政。东晋南渡,王与马共天下,此下南北朝多门第执政,亦非帝王专制。孔子之尊,乃由历代中国学人之自由意志之共相推尊。周濂溪言:“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中国乃一四民社会,士风如此,而政风随之。故中国人尊孔乃远在其尊帝王之上。帝王亦必尊孔,始为国人所尊。而历代学人见尊过于帝王者,亦累世有之。

今人又每以孔子与耶稣释迦同视。唯耶教必结党以博人信。佛教僧侣沿门求乞,不闻僧侣沿门传教。高僧则居深山,世人自往学。但教出世,则与孔子之教淑世异。而孔子之非一宗教主,则亦一言可尽。人自束脩以登孔子之门,乃自求其尊亲,孔子则学不厌教不倦而已。中国人重言信,必自信其己,而后能信及他人,人亦自信之。既有上帝,亦必由己之信。不求自信,而仅求信上帝,则显存有功利之心,而非道义之归矣。父母则可亲可尊,不在其可信。师道亦然。

今再要言之,个人主义与功利观念,不成家,亦不成国,又何以言及天下。宗教信仰,灵魂死后登天堂,仍属个人主义之功利观念。即如佛教之言涅槃,中国学人亦谓之是一种个人功利观。必人与人相亲相尊,乃始是中国之人伦大道。宗教之信在外,亲与尊则在心在德,此即人生之至善。故中国文化唯以人之德性为重,所谓“一天人”“合内外”端在此。此乃中国文化之深义所在,当加以深切之体认与宣扬。

(二)

中西文化各走了一条不同的路线,双方亦各有其升降起落,同以曲线前进。若随时以一平切面来衡量,则极难判定其是非得失之所在。近百年来,此两线始紧密接触。中国满清政权,已走衰运,即无外忧,内乱亦不可免。嘉庆末之川、楚教匪,即其显征。而西方则正值上升之期。西、葡、英、法,扬威海外,所向无敌。帝国主义,殖民侵略,如日中天。鸦片战争,英伦以一岛国,迫使清廷割地赔款开埠通商。国势之强弱高下,俨有霄壤之别。然而各有因果,各有其内部之所以然,非可邯郸学步,舍己从人。正是自毁生命,万无是处。

马克思论西方,先为农奴社会,次为封建社会,下及近代,乃为资本主义社会,而主张改为共产社会。以中国社会论,既非西方之资本主义,亦不同于其中古之所谓封建社会。中国自古以来,有一中央政府,绝不当与西方中古时期相提并论。又西方希腊罗马时期皆有城市,而中古时期无之。中国则唐虞以下,早有城市,即政府所在地。中央政府所在称京师,如西周之丰镐。诸侯政府所在地曰国,如鲁之曲阜,齐之临淄。此下复有分封,是曰都。如鲁三家分封,有鄪、郈、郕三都。此下尚有城市,如子游为武城宰。战国时,齐国共有七十余城。专以商业名者,如陶朱公所居之陶。中国古代社会,即以城市为中心,此又与西方中古时期大不同。

城市既为政府中心,社稷宗庙君臣百官廨署皆在。民众亦同居城中。农民郊外授田,春夏秋三季出居城外,故曰田中有庐。冬则归入城居。士农工商同为民,农属第二位,焉得独为农奴。封建时代十一而税,汉三十税一,唐则四十税一,轻徭薄赋,乃中国传统政治一要点,故农民乃特受优待。

工业亦由官派,同亦世袭。百工亦称百官,凡所制造,皆供公用,非私产。盐铁全国共用,汉代有盐铁政策,由政府经营,使不得成私家资本。其他如丝绸、陶瓷以及制茶、开矿等,凡所社会共需,可成私家资本者,均由政府设局经营。故中国虽广土众民,地大物博,国内商业极臻繁盛,而始终不能有资本主义之产生。非属共产,而求均富,此亦可称中国文化一特征。

商业在古代,亦由公营,设官为之。主要在国际通商。民间仅日中为市,各以所有,易其所无,交易而退,非有街市商店。孔子谓子贡不受命而货殖。此乃子贡奉使出国,道途所经,随便买卖,乃以赢利。此下乃有自由经商。然商居四民之最后,备受政府种种限制,历代皆然。唐以后科举考试,必报家世清白。祖先三代中有经商者,即不得预考。商与仕严格分别。又称信义通商,经商者不得以谋利害其信义。此见中西社会,分别各走一路线,不得以西方社会之各名称来相比附。

中国乃一宗法社会,小宗大宗有别。小宗五世则迁,大宗百世不易。唐虞、夏、商、周时代固然,即秦汉以下亦仍然。东汉以下之门第社会,即古代宗法社会之变相。宋初有百家姓。每一姓皆可上溯至唐虞三代,乃至唐虞以前。其一家之史,即可与一国之史息息相通,血液流注,融成一体。而每一个人,即不啻为此一全体之中心。此为宗法社会即中国文化大传统一特性。

中国自春秋以下,又可称为四民社会。士居农工商之首,亲亲之外,尤当尊贤。中国五伦中夫妇、父子、兄弟三伦皆主亲亲,君臣、朋友两伦则主尊贤。尧舜禅让,皆尊贤。禹让天子位于益,国人思念禹德,共拥其子启接天子位。是由尊贤而又归于亲亲。此见中国人心理,亲亲亦归于尊贤。

夏桀无道,商汤起而征诛。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汤之革命,代夏称帝,是又以尊贤代亲亲。商纣无道,周武王起而征之。而武王军中一车载文王木主。及代商有天下,尊文王为开国之祖。此亦亲亲中有尊贤之一证。周人追溯始祖,必推后稷。而后稷亦有父,周人不之及。此又亲亲中尊贤之一例。姜姓祖神农,同于姬姓祖后稷,此皆农业社会之尊贤。故曰:“亲其亲而尊其尊”,所尊则必贤,而仍在亲亲中。权利势位,非所尊亲。

周初封建,不专姬、姜二姓。兴灭国,继绝世,凡古贤圣,亦皆封其后,此亦于尊尊而亲亲。故中国社会,乃由此尊尊亲亲之两语而定。中国历史,亦由此尊尊亲亲之两语而变。孔子殷人之后,乃曰:“郁郁乎文哉,我从周。”又曰:“如有用我者,我其为东周乎。”是则孔子之尊贤尤在亲亲之上。此亦深得周公封建制礼作乐之大意,而承续光大之。

中国人尊君乃尊其贤,非尊其位。否则孟子曰:“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君如不贤,乃一匹夫,何足尊。其他政治人物亦然。夏有傅说起于版筑之间,乃一工人。商有伊尹,耕于有莘之野,乃一农夫,而皆为一朝之相。周初有伯夷、叔齐,乃孤竹君之二子,让位在野,饿死首阳之山,而后世推以与傅说、伊尹同尊。皆称之为士。春秋时,齐桓公首创霸业,其臣管仲、鲍叔牙先皆士。晋公子重耳出亡在外,从者五人,亦皆士。士之见尊,亦中国传统文化。及孔子起,而士乃益尊益显。此皆证中国社会尊贤之风。

秦并六国,改封建为郡县,皇帝之位乃益尊。而始皇帝乃永为后世诟病。然始皇帝亦知尊贤,李斯为相乃楚人,大将军蒙恬乃齐人,其长子扶苏亦从在军中。刘邦以一泗水亭长而跃起为皇帝,自言能用张良萧何韩信,此亦为能尊贤。及即天子位,即下诏求贤。但又恢复封建,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此又并重亲亲尊贤之两意。及吴楚七国乱后,武帝起,一尊儒术,尊贤之意乃益显。公孙弘为相封侯,虽其曲学阿世,后世不谓之贤,然亦不害武帝尊贤之用心。博士弟子为郎为吏,创后世士人政府之新局,此诚一种尊贤政治。唯王位世袭,犹存前世亲亲之意。

宣帝以下,举朝诸臣竞言自古无不亡之王朝,与其下起征诛,不如王室先自禅让。虽蒙杀戮,言者继起,遂有王莽之受禅。但王莽亦非贤,无以副众望。光武中兴,则仍汉室之贤。曹操、司马懿伪为禅让,实则篡弑,有才无德,不贤之尤。魏晋而下,中国遂臻衰运。然如刘渊、石勒、苻坚,胡人而慕汉化,北朝魏孝文益然。隋文帝、唐太宗贤君迭出,中国重臻盛世。赵宋经五代后,益尊贤,有不杀士之家训。而士之见重,更超越前代。蒙古满洲入主,科举制度仍保持,社会尚贤之风依然。中国文化传统精神,亦可由此一端而见。

孙中山先生肇建民国,秦以下两千年之王位世袭告终。创为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民族主义主承续民族传统文化。民权主义主权在民能在政,不失尚贤之意。于西方三权外特增考试、监察两权,皆中国旧有。考试为政府求贤,隋唐科举承两汉选举来。中山先生主张被选举人选举人均当先经考试,此即古人所谓“善钧从众”,贤钧亦当从众,不当不论善恶贤不肖,而徒务从众。当先尚少数,乃及多数,义始深远。汉代旧制,丞相主行政,御史大夫副丞相主监察。御史有中丞,监察王室内朝。地方行政,则郡国太守外有州刺史,亦司监察。监察之外,复有专司谏议者。唐代三省中有门下省,明代尚有六科给事中。中国自秦以下之传统政治,考试监察两权占重要地位。实际史迹,一部二十五史网罗详备。复有通典、通制、通考,三通九通,详陈其利弊得失之所在。近人以帝王专制四字,尽弃古籍而不读,则论政唯有一趋西化,乃无丝毫自由可言。中山先生之五权宪法,即承其民族主义来。乃有超乎西方三权以外之两权。近百年来,能于中国与西方以平等地位看待,则实唯中山先生一人。民生主义亦非慕效西方专重经济。中国历代田赋制度、兵役制度等,君民一体,百姓一家,亦均不失亲亲传统之大意。故不本于民族主义,亦难究民生主义之深旨。

不幸近代国人群以“帝王专制社会封建”八字括尽了中国以往传统,则与中山先生之民族主义已大相违背,其他更何足论。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事不成,礼乐不兴,刑罚不中,民无所措手足。今为中国社会正名,当称宗法社会四民社会。为政治正名,当称士人政治尚贤政治,庶为近情。中山先生之民族主义,乃指以往旧民族。今人则仅望开来创造之新民族,两者相异,犹当深思明辨,万不可忽。

以今日言,可谓社会士阶层已没落,政治尚贤之意已消沉。社会唯求工商化,政治唯求民主多数化。要言之,则唯求西化。而自两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已成美苏对立,除美苏外,已别无西化可言。再论政治旧传统,中国所重在礼乐,轻视刑罚,财与权更所不论。西方则尚法不尚礼。大资本大企业大组织皆赖法。丰衣足食,众所想望。但资本愈集中,企业组织愈庞大,无产阶级愈普遍,如此则劳工守法,何乐存之。

中国社会上下一体,本由宗法来,但宗法之维持扩张则需贤,故亲亲中必尊贤。礼尚祭祀,祭祀则最崇贤。故中国社会、政治得融成一体,秦前之封建与秦后之郡县无大殊别。资本主义则重私财。马克思共产主义,乃求私财公有,此则与礼无关。中国之礼,则有公无私,凡私皆融入公中。由宗法而产生井田制度,亦公私融成一体。百工之官亦然。后代有社仓,有义庄,亦公私共成一体。如盐铁,如茶政,如漕运,一切财赋政策,皆求公私融和,合归一体。此皆中国传统政治尚贤不尚权之所致。故中山先生言权在民而能在政。革命即革去其不贤,禅让即让于贤。西方人高唱民权,中山先生则说之曰权在民,谓政治当一依民生为依归,非当由民众来作主张。既如此,则能在政,亦权在政。五权皆属政。唯选举属于民,而中山先生则主选举与被选举皆先以考试,则仍上下一体,礼即体,则仍是一礼治,与法治不同。西方尚法,则统治与被统治显分两级,显成两体。无产阶级专政,则专以财富分阶级,不分智愚贤不肖。共产主义之本于唯物史观,洵可谓信而有据矣。知此则知东西双方之政治社会,乃亦各有其一贯相承处。

今必慕效西方,则必破除社会之尚宗法,政治之尚贤。人与人无亲无尊而后可。孟子曰:“仁之于父子,义之于君臣。”今则不讲仁与义,唯求财与权,乃庶可获西方化。

财富绝非人生要道,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求果腹,与剩余价值资产无产无关。知此义,即贤者,尊之信之,不待结党竞选。则民主独裁现代化口号,亦岂能挽回当前之国运,而使我民族再登康庄之大道。然孔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拭目待之,又复何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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