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言：“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此由老子重自然，轻人文，认唯道乃自然，德以下皆已落入了人文，故有此言。其实人文亦从自然演出，亦即自然中一枝节一表现。依儒家言，德出于性，性即自然。中庸言“天命之谓性”，韩愈言“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是也。人类既具此德，便演出仁来，仁乃人之德性中一最先亦最高之项目。有此内在之德，与外达之仁，乃始有一切人道可言。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是矣。孔子言人文之道，而其道乃由天来。孔子十五志学，五十而知天命，即知此人文大道之本源来历。当谓有道始有德，有德始有仁，乃为有当于自然人文演进之道之大顺序。老子重本轻末，乃有此失。

人类原始时代，唯见有自然之道。由是而演出德与仁，乃始有人文之道。义与礼，则为推行仁道之两项目。仁根于其内在之德，义与礼则仁之表现于外在之枝。孔子常仁礼并言，而曰：“人而不仁如礼何。”则仁在内，礼在外，仁为本，礼为末。至于义，在论语中其地位似尚不如礼之重要。故言仁义，或言礼义，义皆居次，有其遵依，似无独立地位。

墨子始重言义。孟子并言仁义。而荀子则重言礼。孟荀皆阐扬孔子之道，孟偏内，荀偏外，孔子则执其两端用其中，更为周到而完备。老子言：“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是亦谓礼当本于忠信。忠信亦德之内存，亦仁之所有，外见于礼，较之内存于德者，自易趋向于薄。非谓礼无忠信，读老子原文自知。至其曰乱之首，则礼亦在治道中，非可谓礼即为乱，亦读老子原文而可知。

唯人道演进至于礼，当已为人文之道之最高阶层。离失于此即成乱，此亦无可疑。然则人群果失于礼而乱，又当奈何？今姑为老子续下一语，则或当曰失礼而后法。荀子言礼，韩非学于荀即继言法。韩非书中，又多阐申老子义。司马迁言：“申韩本于老庄，而老子深远矣。”老子书不言法，此即较申韩之深远处。而申韩实从老庄来，司马迁所言，亦见其深远。

中国重礼治，西方重法治。然西方社会亦非无礼，中国政治亦非无法，主从轻重之间，乃成双方文化一大差异。中国古人言：“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此已礼刑并言，唯礼在上，刑在下，此乃在西周盛世，宗法封建，礼乃其大端。宗法重孝，孝道乃仁道中最主要者，则宗法亦仁道之本。以今日语言人，政治即建基于人之性情。换言之，即建基于人之德。所以礼治亦即是德治，非可离人之德性以为政而治。刑非人之德性，外于德性乃有刑。故刑法乃政治之末梢，非政治之基本，不得已而用于庶人，但决不能尚刑以为治。

自孔子以下，可谓礼已下及于俗庶。仪礼十七篇，乃士礼，实起于孔子之后。礼既下及于士，遂亦广及于庶人，而刑法乃亦上及于高级行政人员，即大夫一阶层。因宗法封建，即不啻政府操于一家长族长之手。春秋战国以下，宗法政府日趋崩溃，士庶人升进从政者日多，则在政府中亦自不能只尚礼而不用法。礼下及庶人，而刑上及大夫，此为秦汉以下政治与上古三代政治一大演变，亦可谓，乃由社会演变到政府。社会既变，政府亦不得不随而变，是亦一种极自然之趋势。

然变亦由渐不由骤。如西周之初，周公诛管叔，称为大义灭亲。一门亲族同执政，何得论法。以义灭亲，乃礼之变，非法之所能定。下及战国，如吴起在楚，商鞅在秦，乃客卿，非亲属。则可以法处，不以礼遇。刑不上大夫之说遂渐废。下及李斯，以楚国一庶民为秦相，父子同遭斩首，乌所谓刑不上大夫。汉兴，萧何与高祖同起，最相亲。然其为相，亦以罪入狱。行政不能无法，有罪嫌宜当下狱受审。然当时一般人心理，皆以周祚八百载，秦二世而亡，故群尊礼而鄙法，认为既居宰相之位，又焉得下狱受审。士可杀不可辱，宰相尤为士中之冠冕，岂得施刑。故此下汉廷大臣遇罪嫌，乃仅由皇帝赐死，不再下狱受审。乃以表示皇帝尊礼大臣，不敢以法相处。大臣自尽，乃表示其地位之尊，其人格之高，而死生则犹在其次。故此下中国武臣有宁为杀头将军，不为降将军之风。下至宋儒，亦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说。此皆重视礼在生之上。孟子已言：“呼尔而与之，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所谓“无羞恶之心非人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礼之本在仁，而礼之节则为义。过此一步，虽死不蹈。中国文化传统尚礼之风有如此。尚礼则主者与受者，人我易成为一体。尚法则执法者与犯法者，彼此敌对。故礼启和，法启争，此为二者之大别。今人竞慕西化，轻礼重法，乃以西汉赐大臣自尽为帝王专制之一证，此犹指鹿为马，而竟不知马之外尚有鹿。万物有生，何必只是一形。可悲亦可叹矣。

从中国文字言，礼即体。诗云：“相鼠有体，人而无礼。”鼠属自然生命，有此体，即有此生。人类进入人文生命，单有此身体，则仅为禽兽生。前进而为文化人生，则必处大群中以为生。礼即是此大群之生之体。饮食、衣服、居住、行走往来，此属维持生命之手段，而非人类有生之体。人生之体在其群，非可单独以为生。礼则以处群，离群即无礼，斯不得有人生之体矣。衣食住行所需，皆属物质，皆在身外，亦仅以补给维持此身。其生命之内存于心者，则为人之情感。中国人则谓其最主要者曰仁，仁即人生群居之情。故曰：“人而不仁如礼何。”则礼虽表现于外，而必属于心。仁与礼当表里一致内外一体，亦不能仅存此仁而无礼以为表。

人生之礼最大者有二，一曰婚礼，一曰丧礼。夫妇人伦之始，无夫妇即无人生，即堕退为禽兽生。禽兽之生，亦有演进成夫妇者，故婚礼最为人文之大礼。而丧礼则更大于婚礼。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往而不来亦非礼也。唯死生之际，丧葬哀祭，有往而无来，有施而无报，最见此情之真，此心之仁。合死生为一体，故丧礼尤大于婚礼。西方文学重悲剧，中国人则哀礼犹重于喜礼，孰为有当于人生之真情，此亦一大别。

中国人言社会，则尤重其礼俗。俗亦礼也，唯俗限于一地一时，礼则当大通于各地各时，其别在此。故中国言天下，而西方则仅言社会。而其言社会，则仅重经济，不重礼俗。如此则将何以得大群之长治而久安。老子以礼为忠信之薄，而乱之始。如婚姻之礼，相与为偶，即终身不变，此非忠信之厚乎？一死一生，乃有葬祭之礼，此非忠信之尤厚乎？人无忠信则其群乱，群之乱，则非法无以为治。故当曰：“礼失而后法。”西方人婚姻，法犹重于礼。结婚离婚莫不有法，无法则无以为夫妇。然法制双方之外，礼则实根于双方之内，而相通相和，成为一体。则亦可谓礼厚而法薄矣。中国社会既贵礼，彼我相通，则不待法之制其外。余抗战时寓成都北郊赖家园，识一老农，年逾八十，其家距成都府城不到二十华里，步行两小时即达，但此老农终其身未到府城。中国人未赴城市，未睹官府衙署者，到处有之。晚清一德国人至北京，城内亦有警察装门面，城外无之，大惊奇。遂留中国，研究中国文化，读中国书，成为西欧一有名之汉学家。中国广土众民，乃可无警察，近代国人则亦谓之帝王专制。不知民众尊王，乃其礼。而政府之统治，亦不待警察。此亦中国文化一特征。

中国崇礼，精义深旨，繁文缛节，非片语可尽。如衣服，西方人主要在求个人合身，中国人主要则求在群中得体。故西方衣服亦一种艺术美，即使特出群中亦为美。中国则衣服之礼亦在道义中，非可谓之乃艺术。但亦可谓中国道义乃人生最高艺术，则中国之衣服是一种群体美，须其融入群体以为美。故西方人袒胸露臂，衣服可不掩其肉身。衣服乃是艺术美，肉身则为自然美。中国则以衣服掩其身，露其肉身，则为非礼。冠冕裙钗都为礼。非为美，故曰得体。亦可谓此乃中国之一种抽象美，即人文美，乃属精神之美。西方则重具体美，即自然美，实亦一种物质美。

如平剧，梅兰芳、程艳秋皆以男性为名旦，亦有以女性演男角者，男女互易，不觉其不自然。此因中国人重抽象犹过于重具体。人皆可以为尧舜，圣贤亦一种人文抽象美。若必求具体，则如富贵，又乌得人人同有之。故西方女性美，则具体言三围，中国则曰窕窈淑女，言其德性，乃在抽象。又或言其动态之美，如西施之颦，而东施效之。又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一笑一盼，皆属动态人文，非具体物质。

又如民间游戏，舞龙舞凤，皆属抽象动态美。龙最无具体可求，乃于人人之心情想像中得满足。论语言“北辰众星拱之”，此亦非具体，乃一抽象。中国人尊君，亦如在天之北辰，在地之龙，亦皆尊其抽象。尊其位，非尊其权。位则虚。为君者能恭己而南面，仅居虚位，不仗实权，则其尊长在人心。今人以西方凭仗实权之君，疑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为帝王专制，则拟于不伦矣。

然抽象亦不离于具体。离具体，则无抽象可言。易言：“亢龙有悔。”凡具体则无不卑下，无不平常。能于具体中呈现其抽象，始有高贵稀奇可言。而抽象必落入具体中，孔子门人称孔子贤于尧舜，因尧舜犹高居天子之尊位，孔子则一卑下平民，乃更见其伟大。孟子曰：“规矩方圆之至。”方圆亦一抽象，规矩则落于具体。西方人重具体更甚于重抽象，柏拉图榜其门曰：“不通几何学，勿入吾门。”几何亦一种抽象之学，而柏拉图之于方圆，则从具体求之。认为真方真圆乃在天上。落入世间，则具形非真。是世间实无抽象可求。则西方人之重具体，亦由此可推。

今以礼言，天子居朝廷，进宗庙，万方诸侯皆来朝，雅颂即属治平之大礼。然庶人宾主相聚一堂，亦同是礼。中国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关关雎鸠通于夫妇之礼，呦呦鹿鸣通于宾主之礼。上下交相敬。孔子之在鲁，进而仕，退而离去，鲁君及三家皆于孔子致敬礼。其游齐，及在卫、在陈、在楚，各国君臣亦均知敬礼。老而返鲁，鲁君臣仍敬礼不衰。虽不听孔子言，而敬礼有加，孔子当身固亲受之。苏格拉底在雅典，青年相从讲学，乃下狱幽死。其所讲较之论语，一属玄言，一属实论。孔子对时政明加讥评，而备受尊养。苏氏未有具体陈说，而遽婴罪戾。尚礼重法，东西社会显不同。

孔子后有墨子，亦显获诸侯之尊礼。下至于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传食诸侯。见梁惠王齐宣王，皆当时一世巨君，其致敬礼于孟子者又何如。而柏拉图则在自己宅第中，讲学著书，不闻雅典政府于彼致敬礼，亦不闻其他城邦社会上下于彼有若何之礼遇。

下及罗马，希腊诸学人多以家奴为师。犹太人耶稣，自称上帝独生子，于偏僻小渔村传道，信从者得十三人。而上十字架与两盗同钉死。其徒乃潜入罗马，黑夜地下讲道。其时乃值中国西汉之初，如淮南王河间王，皆广揽宾客群聚讲学。其风传至中央，武帝亦心慕之，乃以天子之尊，礼贤下士。朱买臣以会稽一樵柴汉，其妻耻而离之，武帝乃加亲遇，任为宫廷侍从。朝廷无此用人之法，而帝王有此赏识之礼。在上者有礼以亲其下，在下者又乌得无礼以敬其上。而今国人则鄙之曰专制。不知专制民主，皆西方语，皆从法律制度言。中国则崇礼。叔孙通为汉定朝仪，尊君卑臣，后代学人讥之。礼之深义，叔孙通固未足与语，但其所定朝仪之尊卑，亦与近代国人所深讥之专制有别。要之，礼与法必当辨。

在上既重法，在下者亦不得不对法有争。耶教徒始在社会下层兴学，首为在下犯法者作律师辩护。次为医，为贫病者治疗。但避不言政治，乃由纳税人争选举议员，始成民主政治。政府征税，必得纳税人同意，此亦法，非礼。至如为君者上断头台，政治领袖称公仆，更为非礼。上下无礼，何以言治。此为西方历史演进与中国大不同处。

中国人道贵人，而西方无之。如言男人女人，在中国语中同是人，而西方则分别为两字，无同一人称。又如中国语，希腊人、罗马人、英国人、法国人同是人，而西方则主要以地区为分别，亦无共同一人称。即此一端，可证西方人自始即无一共通的人之一观念。孟子曰：“彼人也，我亦人也。”西方似无此观念，则宜其个人主义之伸张。非赖法，无以成为群。中国则在大群中有个人，由礼以见其相互之分别。若果各个人本自分别，则独立平等自由，何待有礼来再加以分别。然果各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务，则何以成群。群日大，争日烈，唯有绳之以法，而法亦终难以作长久之维持。

今国人则一慕西化，唯知法，不复知有礼。夫妇之礼，则谓之夫妇之不平等。父子之礼，则谓之封建思想。君臣上下之礼，则谓之专制政治。清末谭嗣同有言，中国有五伦，西方人唯朋友一伦。其实中西双方之所谓朋友亦不同。苟使西方人亦知有如中国人所谓之朋友，则乌得不知有父子、兄弟、夫妇、君臣其他中国之四伦。谭嗣同受知于光绪，终以身殉，中国传统君臣之礼未尽摆脱。此下如王国维，曾为宣统师，乃不剃长辫，终亦于颐和园投水自尽。此亦有君臣之礼存其心中。然谭、王两氏此等行为，拘小礼，伤大道，实未可谓有当于中国传统尊五伦之要旨。王国维昧于民族大义，堪供嗤笑姑不论。谭嗣同在保王变政运动中为四君子之一，其所为虽亦忠君爱国，实亦不足为当时之楷模。中国人之知礼守礼，其中乃有一套大学问。王国维治文学，奖许及于曹雪芹，实已深染西化，未能通达大礼可勿论。谭嗣同首得读王船山遗书，出处进退，此诚中国士人所讲求之大礼所在。果以谭氏较之船山，则相差远矣。通时达变，大仁大义，此乃中国尚礼一重大精神之所系，谭氏似不足以语此。

礼之大者姑勿论，而论其小者。余生晚清之末，幼时见婚礼中新娘必穿红裙，礼毕即卸，平时决不穿。遇家族有礼，始得再穿。死后入殓又必穿。红裙乃婚姻之表帜，女子必成年出嫁始得穿，所以每逢穿红裙，即不啻告其已为一成人，必郑重将事，是谓礼教。此乃教其心深处，而岂法律禁戒所能及。不忆何时起，遂不见此红裙，此之谓礼废。

中国称衣冠之邦，亦不忆自何时起，男子乃无冠。尚忆民国十六七年间，教书苏州中学，讲堂上学生二三十人，各戴一帽，各不相同。余告诸生，如此成何形态。然其时尚各穿一长袍，以后则长袍亦不见。衣与冠皆以蔽身御寒而止。不知国家社会遇大典礼，何以为容。但当时尚有此感想，此后则并此感想而无之。

又其时中学开学放学必在礼堂行礼，大学则无之。丧礼为中国社会相传一最大典礼，今则尽在殡仪馆举行。吊者可集千人以上，送葬则数十人而止。公墓兴，私墓几废。要之，丧葬已变成一公共仪式，私家哀情转非所重。丧服亦废。中国之人生变文化变，当以礼之变为最重大最首要。所变者，不在其仪式之表于外，乃在其情感之存于心。中国民族成为举世最大一群体，其来源首当及于其心之能有诚。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迄今则人而不仁无情无礼，不知将何以维其后。但遇一运动会，则观者可上万人，又有圣火传递，更形隆重。国家大庆典游行结队可达数十万人，一时宣传谓其空前。皆尚局面观瞻，不问内心情感。一散会则渺不复存矣。此非礼变，实乃心变，乃实际人生一大变。此社会将何以维持。今日国人深慕西化，则唯有待西方人来作维持，庶国人有所追随。

实则西方自始即是一商业社会，个人之交接，以及群体之团结，皆赖财富。故不贵礼而贵法。中国此下立国，群认唯有进为一商业国家，乃始有望。西方又是一宗教社会，宗教亦有礼，唯在信仰上。中国此后倘能亦同有此等宗教信仰，岂不亦庶有望。而中国文化大传统中之所谓礼，则与商业与宗教信仰皆有扞格不相容处。仅言民主科学，似非穷源探本之图，此有待善言历史文化者有以阐发之。古人言，舍其旧而新是谋。舍旧非难，谋新实难。此则待吾国人之善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