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重言学问，西方人重言知识。学问乃求取知识之工夫，知识则学问获得之成果。西方人重功利，故重知识成果。中国人重道义，故重学问工夫。此又中西文化歧异一要点。

但学问则人人可同，知识则各别相异。故西方人求知识必求标新立异，出奇致胜。我之所知所有，当为他人之所不知所无。亦如商品，只此一家，别无分出，乃可广事推销，多获赢利。此乃为自己谋，非为他人谋。商品出售，果于购买者有真利实益与否，此为商人所不计。古希腊人谓知识即权力。近代美国哲学家杜威谓知识当如一张银行支票，可向银行兑现，始有其意义与价值。

今日为知识爆破时代，然而社会不安，国际动荡，人生祸乱丛起，亟亟不可终日。几于知识愈进步，而人生愈堕退，此实一至为明显之事。如自然科学中之天文学，自哥白尼与伽利略发明了地球绕太阳转，非太阳绕地球转，太阳与月亮非可相等并视。此已为人类知识开示出一正确观点，于日常人生有大贡献。但继此而进，直至今日，太阳系外之无数星云，以及太阳系内环绕太阳之各恒星，如火星土星之类，其种种知识，究与当前人类祸乱具何关系，有何挽救，岂不如河汉之不相涉。然而西方科学家，积数百年来对此方面耗费了大量心力财力，旦夕以求。天文知识日进无疆，而此辈知识分子，竟不肯稍回头来，先求解决了当前危机，再向此无限知识界探求。岂不如一企业家，只求自己商品推销，更不在当前经济危机上暂时有所措意，一色无异。

又如生物学发明了人类演进来源，此于当前人类日常生活之应有知识上，亦有相当效益。继此而进，世界生物何限，下至深海底，上及太空界，千俦万品，一一探索，此亦尽成为一种知识。但对人类当前危机究何关系，则亦置而不问。

自然科学界如此，哲学亦然。其实西方哲学知识亦从自然科学知识中来。自然知识无穷，斯哲学构想亦无穷。即如西方宗教，实亦是一种知识。唯耶稣为一上帝独生子，有关上帝天堂灵魂种种知识，只有耶稣得知。其他人只得对耶稣有信仰，不得在耶稣以外有知识发现。纵使自然科学乃及哲学有种种新发现，新解脱，但信仰自信仰，仍可各不相牵涉。此亦如公司产生商品，各自牟利，互不相关。

中国人则不然。知识是各别的，而学问则是共同的。中国人奖励人教导人去学问，却不在知识上来过分求分别。故中国人只称学人、学者、学士，却无知识分子一称呼。孔子自称学不厌，教不倦，只自称其学，并以学为教，即是亦教人学。至于学之所得知识方面之高下是非，则属次要问题。此亦犹农业之但问耕耘不问收获，同一意义。

学则必有知。中国人之学，主要在学做人，又更重在行。孔门七十二弟子，最能学孔子者，群推颜渊。颜渊有言：“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是颜渊主要在学孔子之为人，不在学孔子之知识。而如何为人，乃有其难知难学处。故孔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是孔子非不知自己为人有他人难知处，但只求自己为人，非为要人知我。不仅他人不能尽知我，即我亦何从尽知得他人，故孔子又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是孔子亦自承对后生有不知，则又焉知后生之必知我。至于行，则有一共同标准。孔子所学在此，其教人亦在此。

此一共同标准，中国人谓之道。道重在行。西方人则言真理，真理重在知。我所知不能尽与人同。亚里斯多德言：“我爱吾师，我尤爱真理。”师弟子间所知，亦不能无分别。与颜渊之称“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大不同。故中国人言尊师重道，与西方人言我爱吾师，我尤爱真理大不同。中国文化有传统，一脉相承。而西方知识界则日变日新，师承传统，皆非所重。

中国人重做人，不重知识，故亦不重著书立说，为自己作表扬。中国相传最古书籍有诗、书、礼、易、春秋五经。诗经三百首，作者可考最多只几首，但绝不重要。此三百首诗之编集人，后世亦不知。书经数十篇，不知其作者，亦不知其编集人。易经仪礼，作者亦不知。唯春秋乃孔子作。但孔子作春秋，乃根据鲁史旧文，与自己著书立说亦大不同。然唯此已为中国古代私人著书之唯一例证。

孔子生平教育门人弟子，均出随时告语答问，并未自写数十条作为其授教之纲要，更未尝作一教本。论语所载，皆出其门人弟子所记录。逐条记录者，亦多不知其主名。论语一书之编纂，亦不知出于孔子身后几代谁人之手。墨子亦未尝亲著书。今传墨子书，亦不出于墨子弟子，乃在数传之后。孟子七篇，乃由其门人万章、公孙丑之徒随时记录，或有孟子亲所撰写。然与立意自著书仍不同。

其他先秦诸子，大体皆然。唯道家如庄周老聃，庄子内篇七篇，老子上下篇，当出庄老之亲笔。庄子外杂篇，则不知出庄周后几代谁何人之手。亦不自标姓名，唯传师旨而止。今传诸子书，唯荀卿韩非两人最多自撰之篇。或荀子为楚之兰陵令，老于南方，遂多闭门撰述。而韩非则为韩之诸公子，不以传授弟子为业，故亦多闲居之笔。

最晚如吕不韦，为秦相，广招宾客，编撰吕氏春秋一书。但宾客姓名，亦所不知。西汉初，淮南王亦招宾客著书。宾客姓名略有传，然何人作何篇，则均不可考。周易十传，大、小戴礼记中所收各篇，后世最著名者如中庸大学等，均不知作者姓名。要之，中国人观念，著书乃以传道，非以扬名。道为公，名则私。为社会大群传道，非为个人著作扬名。果图私名，即非公道。孔子曰：“述而不作。”先孔子，鲁国有叔孙豹，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说。随时随事所言当于道，后人记述之，其言即不朽。则德功言不朽，皆公非私。孔子所言，由其门人弟子记下，非孔子自立言以求不朽。

故中国古代诸子，皆非私人著书。史籍乃记古人前言往行，与著书自立说不同，故孔子作春秋。但记述前言往行，宜亦有道，其道则在褒贬。孔子春秋虽因鲁史旧文，然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春秋有三传，公羊榖梁传其辞义，左氏详其事迹，两百四十年列国君臣前言往行，记载甚备。此皆出孔子以前列国史书，其作者姓名皆不详。司马迁身为史官，承父遗命，作为太史公书。义法一本春秋，是为中国史学界继孔子后著书有主名之第一人。后代史书，始多作者主名。然司马迁自言：“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则其书亦为传道，不为自立说自成名。

经史子三种外有集部，今人称之为文学。最早诗经三百首，继之有屈原离骚，乃为中国文学有主名作者之第一人。然屈原忠君爱国，离骚者，犹罹忧也。屈原所忧在楚之君国，亦为公，不为私。离骚外，尚有他篇如九歌等，合称楚辞。屈原弟子如宋玉、唐勒，慕效其师为文，但其地位断不能与屈原相比。高下不在文辞，而在著作之心意。故虽同在楚辞中，意义价值自别。

其他战国时代文学作品有主名可举而获后世之极高评价者，最著如乐毅报燕惠王书。乐毅亦如屈原，忠于燕，爱其君，而遭谗以去。其意亦本不求为一文学家，故其报燕惠王书，乃与文学家自创一文学作品之意义大不同。其次如李斯在秦谏逐客书，与秦国当时政事大有关，其书亦流传，何尝是李斯创意求为文传名。又如其为峄山碑，亦为秦代统一后一政事文件，非私人一文学创作。而李斯亦绝非一文学家，但其作品则列入集部中。

汉初有贾谊作过秦论，此乃其青年从学，对当前史迹有莫大感触所发抒。其上治安策陈政事疏，则对当时政治深思熟虑作莫大之贡献。及其远赴长沙，吊屈原，为鹏鸟赋，则其忧伤国事，感触遭遇，满腔心情所难禁之发泄。凡所写作，皆以一己身世作题材，主要则在性情上，对于国与天下人群有无上之关切，而岂有意于著书立说，为一己之表扬。更岂写为文学，以供他人之娱乐。汇而观之，则亦经亦子，亦史亦集，何尝如近人所想，乃有一套各自分别之专门知识，成为一专门之创造与发明。如贾谊，亦仅以一己之学公之当世。凡中国人之所谓学，经史子集四部大体皆然。

此下演变，同此本源。今不逐人逐书加以详论，姑举其较特出者略为陈说。东汉初王充论衡，人则隐沦，书则网罗以前各家各说，而一一加以怀疑批评，是亦见其知识之广。其人之杰出于俦类，而有近于今人所慕效西方著书立说之所为。近代学人章太炎，乃特加欣赏，谓中国有一王充，可以无耻。其自著书，名国故论衡。同时有国粹学报。太炎意以往陈迹当称国故，不当称国粹，又必一一再加以论定。此见中国古人尚学不尚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传统心情已大变。此下胡适之为先秦哲学思想史，不崇一家，不尊一说，所述必加批评，此亦太炎国故论衡之意。至于自著书自立说，则尚待后人努力。

中国之佛教，僧侣仅务传译，不事创作。或谓宗教信仰宜然。其实在印度，释迦以后，佛教僧侣多自著书自立说。中国僧侣则述而不作，亦如儒家。传译以外，则加阐说。同时五经有义疏，注外加注，此一风气亦受当时佛门之影响。隋唐以下，天台华严，中国僧人亦自成宗派，然不自创经典，仍据传译某部经为之会通阐说而止。同时有禅宗，则不立文字，仅有口说，受者写为语录。说者谓语录乃禅门之新创，实则如论语，亦即孔门之语录。唯六祖坛经乃用当时通俗白话，与论语雅言有别而已。是南北朝隋唐之佛徒，可谓仍不失中国学人传统。

唐韩愈以提倡古文名，自言：“好古之文，乃好古之道。”又以己之辟佛自比于孟子之拒杨墨，毅然以师道自居，而曰“并世无孔子，愈不当在弟子之列”。是韩愈以孔门之传道者自任，非有意自创为一文人。唯道之所在，身家国天下，出处进退，一饮一宴，一会一别，一死一葬，随时随地，随人随事，一吟一咏，一章一篇，皆以见道，亦即如著书立说。韩柳然，李杜亦然，其诗其文，皆以传道。后人乃以诗人文人目之，宁待必自编一传奇，自创一剧本，乃始得以文学家成名。

宋代欧阳修承继韩愈，倡导为古文。然欧阳说诗说易，作为新五代史新唐书，其学亦经亦史，其集即亦自成一子。经史子集四部之学，已兼有之，亦岂求为一文学专家。同时有曾巩、王安石、苏洵、轼、辙父子，其学其人，大体皆然。此等皆为中国之学人，与今世之所谓文学家知识分子有辨。

理学家起，周濂溪作为易通书，大旨在说易，亦所谓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张横渠著正蒙，书名亦本之易，大旨仍在阐说古经典，非为自著书自立说。二程兄弟，广传弟子，其学更见在其门人弟子之语录。伊川生平唯著易传一书，仍在阐说古经典。明道则无之。

南宋朱子，集周张二程理学之大成。著书说诗，说易，说礼，说春秋，又有四书集注，皆阐说古经典。有各朝名臣言行录，乃属史。其诗文成一集，即其一己作品之自成一子。其学亦经史子集四部皆备。而生平讲学大旨，则更详见于其门人弟子之语类。亦非自著书，自立说，自成一专家，如今人所想像。朱子毕生勤学，乃可为中国传统学人一榜样。今人乃亦目为一知识分子，则不专门，非专家，泛滥无归，又何堪与当前分门别类之知识分子相比。

朱子先有近思录，荟萃周张二程言，分十四目，首道体。此见中国学问传统，主求道，即为己之学。中国古人称道，后称理，道学亦称理学。做人必讲道理，出处进退用舍行藏皆以道，一切财势权力无如之何。西方重知识，求为人用，由中国观念言，乃为人之学。乃有法律，保障自由人权。此乃中西为人为学一大相歧点。

近思录第二目为学大要，第三格物穷理，此言为学之纲要。四存养，五改过迁善，克己复礼，即言为学主在做人。六齐家之道，七出处进退辞受之义，八治国平天下之道，由修身推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四者一以贯之，而人道尽。九制度，十处事之方，十一教学之道，此皆由修齐治平之道来。十二改过及人心疵病，十三辨异端之学，十四圣贤气象，此三目乃言为人以圣贤为终极。故为学主做人明道，则重在大而通。知识则贵专而精。观近思录十四目，即知中国学问在做人，而知识非其首要。书名近思录，乃从论语子夏“切问而近思，可谓好学”来。学做人，故需切问近思。西方哲学贵能远思，能自创说，不待切问而近思。此亦中西为学一歧点。

元代王应麟厚斋著困学纪闻。孔子言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学之。陆象山言尧舜以前曾读何书来，则生而知之。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五十而知天命，则学而知之。厚斋亡国遗民，自居为困学，而不敢言知，故曰纪闻，实如一部读书笔记。然而经史子集四部之书无不学，此可谓博学多闻。其实厚斋此书即从朱子近思录来。近思录亦是一部读书笔记，唯只记原文。厚斋之纪闻，则记其读后之心得。得之古人，即心悟于道。非如今人必自创造自主张，乃为自我知识，非他人所能及。厚斋一代大儒，而自称困学纪闻。中西学人意态岂不显而易见。

清初顾炎武亭林，亦亡国遗民，著为日知录，亦从论语子夏“日知其所无，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来。则亭林之所谓日知，亦犹厚斋之所谓困学。此皆见中国学人意态。其书亦即一种读书笔记，经史子集无不学。厚斋亭林乃皆以博学于文为教，其实即皆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义。故中国人又称学人为读书人，谓三日不读书，便觉面目可憎。读书人求为一非可憎人，斯足矣。

亭林同时黄宗羲梨洲，著明夷待访录。其书根源经史，自成一家言。经史子集四部之学，亦兼而有之。贾谊陈政事疏，董仲舒贤良对策，梨洲亡国遗民，无此机缘，乃录以待访。心抱亡国之痛，而仍不忘以天下为己任，此亦传道宏道之心，上同于孔子之作春秋。而岂著书立说，自我创造，自我表现，以自扬己名，如今人所想像之知识分子专门学者所当同类而语。

乾嘉以下，学风又变，分宋学与汉学。宋学尚言义理，而汉学仅治训诂考据，发明古人之所言，斯止矣。戴震作孟子字义疏证，拈出孟子书中主要几字，定其义训。非我有言，乃阐述孟子之言，义理即在是，故曰“训诂明而后义理明”。此亦述而不作。乾嘉之学仍是中国旧传统，旧榘镬。其意若益谦，但实则为轻蔑鄙薄清廷之科举功令，亦上承晚明遗老之意来。唯戴震之徒，有学无己，重知不重行，则与晚明遗老大异。而近人乃谓其有近似西方处，倍加称重，斯又拟于不伦。唯高邮王氏父子著读书杂志，经义述闻，乃一意于训诂，不牵涉义理争辨，此始有似于西方专门之学，为知识而知识，转少大可讥评处。但其学术渊源，则中西终自大不同。昧于二王治学之用心，则亦不足以言二王之学。此义他详，兹不赘。

乾嘉为学，亦文亦史亦子，不专一于治经。钱大昕著十驾斋养新录，则亦为一部读书笔记，远追王顾遗绪。同时有章实斋著文史通义，其书不仅求通文史之学，并经子之学亦求通于一道，自谓其学渊源宋学，与当时分别汉宋以为学者不同。

晚清陈沣有东塾读书记，亦如钱大昕养新录，皆记录其毕生为学，读书所得，如是而已。何尝标榜一己，自谓高出前人。中国学术传统一大特性，即可由此而见。陈沣前有汪中，欲著述学一书，惜未成稿。述学者，即述其所学。中国古今学人，必重自述所学，学从何处来，不贵自创造。清末张之洞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嘱其门客为书目答问一书，亦举古今书籍分类编目，读此可知中学之大概。

当时分义理考据辞章为三学。今人谓辞章为文学，但中国文学亦非一专门之学。姚鼐为古文辞类纂一书，亦指示人如何读前人文。曾国藩言“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乃自为十八家诗钞，又命其门客为经史百家杂钞。如何读前人文，此即自己学文之途径，如何读前人书，亦即自己为学之途径。舍此何以为学。故中国之学曰尊师重道，仍即孔子之所谓信而好古，述而不作。作为文章，尚不以自创造自开新为上。唯作者自有其身世遭遇，不同于前人，则虽好古不作，而仍不善其有自己特殊之一分，如此而已。辞章如此，更何论于义理考据，而可自夸有创造有开新。曾国藩又有求阙斋读书记，即东塾读书记之先例。故曾国藩虽自称学古文于姚惜抱，而又为圣哲画像记。又于当时义理考据辞章三门学术之外，加入经济一门。其所谓经济，即属治平大道。则湘乡之学，又更在重行可知。

西学东来，世风大变，而无奈拘墟坐井，所变亦有限。章炳麟自号太炎，乃表其超于顾炎武。康有为自号长素，乃表其超于孔子。然康、章皆信重佛教。康有为著大同书，大同二字本之小戴礼记之礼运篇，而其书内容则多从佛说，太炎菿汉微言，排列孔子地位在佛门为第几等。则此两人亦皆述而不作，不自标彰其一己知识之特出而独立。实仍未脱中国旧传统。胡适之始转而师法欧美，曰赛先生德先生，全盘西化，但亦不谓有己见之特出独立。自此以下，国人已不读中国书，但依然述而不作，唯所述则在欧美，如是而已。然欧美之为学，则有作无述。是则今日国人之为学，岂不仍是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旧调。唯中国古人则主用夏变夷，近人则主用夷变夏。但西方主变，他日西方又变，则不知我国人又将何所承袭以自成其一己。

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是知必当兼知其有所不知，学亦当兼知其有所不学。颜渊学孔子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在知识方面，易知则易学。又曰：“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则在为人方面，有难知难学者。孔子所言，读一部论语而可知。但孔子何由而出此言，又何为而出此言，则岂不难知而难学。若仅论知识，一部论语所言有限，我能超其所言而为言，岂不已超孔子而上之。孔子曰“述而不作”，一部论语，实多述周公之所未及言，孔子则若自谓未有言。孟子曰“孔子圣之时者”。孔子已与周公异时，乃成其为孔子。孔子之难知难学处乃在此。

今人则必曰现代化，生现代，当知现代，为现代人。现代与古代时不同，我乃得杰出于古人。但后人又必杰出于我。故仅知现代，仅学现代，不知有古人，不知有后人，则当成为一无知无学之人。孔子曰“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则孔子为圣之时，与今人之所谓现代化又大异其趣矣。孔子又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则后生之可畏，乃为其亦能如前人。今人则又必谓人类进步，今人当决不能追随后人，一如后人。斯则生为现代人，现代即变而去，又何知之有，何言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