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讲演
去年冬季,我的朋友陶孟和先生请我吃晚饭。席上的远客,是一位美国女子,代表几家报馆,去到俄国做特别调查员的。同席的是一对英国夫妇,和两对中国夫妇,我在这个“中西男女合璧”的席上,心中发生一个比较的观察。那两位中国妇人和那位英国妇人,比了那位美国女士,学问上,智识上,不见得有什么大区别。但我总觉得那位美国女子和她们绝不相同。我便问我自己道,她和她们不相同之处在哪一点呢?依我看来,这个不同之点,在于她们的“人生观”有根本的差别。那三位夫人的“人生观”是一种“良妻贤母”的人生观。这位美国女子的,是一种“超于良妻贤母”的人生观。
我在席上,估量这位女子,大概不过三十岁上下,却带着一种苍老的状态,倔强的精神。她的一言一动,似乎都表示这种“超于良妻贤母的人生观”;似乎都会说道:“做一个良妻贤母,何尝不好?但我是堂堂的一个人,有许多该尽的责任,有许多可做的事业。何必定须做人家的良妻贤母,才算尽我的天职,才算做我的事业呢?”这就是“超于良妻贤母”的人生观。我看这一个女子单身走几万里的路,不怕辛苦,不怕危险,要想到大乱的俄国去调查俄国革命后内乱的实在情形——这种精神,便是那“超于良妻贤母”的人生观的一种表示;便是美国妇女精神的一种代表。
这种“超于良妻贤母的人生观”,换言之,便是“自立”的观念。我并不说美国的妇人个个都不屑做良妻贤母;也并不说她们个个都想去俄国调查革命情形。我但说,依我所观察,美国的妇女,无论在何等境遇,无论做何等事业,无论已嫁未嫁,大概都存一个“自立”的心。别国的妇女大概以“良妻贤母”为目的,美国的妇女大概以“自立”为目的。“自立”的意义,只是要发展个人的才性,可以不倚赖别人,自己能独立生活,自己能替社会做事。中国古代传下来的心理,以为“妇人主中馈”;“男子治外,女子主内”;妇人称丈夫为“外子”,丈夫称妻子为“内助”。这种区别,是现代美国妇女所绝对不承认的。她们以为男女同是“人类”,都该努力做一个自由独立的“人”,没有什么内外的区别的。我的母校康奈尔大学,几年前新添森林学一科,便有一个女子要求学习此科。这一科是要有实地测量的,所以到了暑假期内,有六星期的野外测量,白天上山测量,晚间睡在帐篷里,是很苦的事。这位女子也跟着去做,毫不退缩,后来居然毕业了。这是一个例。列位去年看报定知有一位美国史天孙女士在中国试演飞行机。去年在美国有一个男子飞行家,名叫Carlstrom,从Chicago飞起,飞了四百五十二英里(约一千五百里),不曾中止,当时称为第一个远道飞行家。不到十几天,有一个女子,名叫Ruth Law,偏不服气,便驾了她自己的飞行机,一气飞了六百六十八英里,便胜过那个男飞行家的成绩了。这又是一个例。我举这两个例,以表美国妇女不认男外女内的区别。男女同有在社会上谋自由独立的生活的天职。这便是美国妇女的一种特别精神。
这种精神的养成,全靠教育。美国的公立小学全是“男女共同教育”。每年约有八百万男孩子和八百万女孩子受这种共同教育,所发生的效果,有许多好处。女子因为常同男子在一起做事,自然脱去许多柔弱的习惯。男子因为常与女子在一堂,自然也脱去许多野蛮无礼的行为(如秽口骂人之类)。最大的好处,在于养成青年男女自治的能力。中国的习惯,男女隔绝太甚了,所以偶然男女相见,没有鉴别的眼光,没有自治的能力,最容易陷入烦恼的境地,最容易发生不道德的行为。美国的少年男女,从小受同等的教育(有几种学科稍不同),同在一个课堂读书,同在一个操场打球,有时同来同去,所以男女之间,只觉得都是同学,都是朋友,都是“人”:所以渐渐的把男女的界限都消灭了,把男女的形迹也都忘记了。这种“忘形”的男女交际,是增进青年男女自治能力的惟一方法。
以上所说是小学教育。美国的高级教育,起初只限于男子。到了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女子的高级教育才渐渐发达。女子高级教育可分两种:一是女子大学,一是男女共同的大学。单收女子的高级学校如今也还不少。最著名的,如:
(一)Vassar College在Poughkeepsie,N. Y.有1200人。
(二)Wellesley College在Wellesley,Mass.有1500人。
(三)Bryn Mawr College在Bryn Mawr,Pa.有500人。
(四)Smith College在Northampton,Mass.有2000人。
(五)Badcliffe College在Cambridge,Mass.有700人。
(六)Barnard College在纽约,有800人。
这种专收女子的大学,起初多用女子教授,现今也有许多男教授了。这种女子大学,往往有极幽雅的校址,极美丽的校舍,极完全的设备。去年有一位中国女学生,陈衡哲女士,做了一篇小说,名叫《一日》,写Vassar College的生活,极有趣味。这篇小说登在去年的《留美学生季报》第二号。诸位若要知道美国女子大学的内部生活,不可不读他。
第二种便是男女共同的大学。美国各邦的“邦立大学”,都是男女同校的。那些有名的私立大学,如Cornell,Chicago,Leland Stanford,也都是男女同校。有几个守旧的大学,如Yale,Columbia,Johns Hopkins,本科不收女子,却许女子进他们的大学院(即毕业院)。这种男女共校的大学生活,有许多好处。第一,这种大学的学科比那些女子大学,种类自然更丰富了,因此可以扩张女子高级教育的范围。第二,可使成年的男女,有正当的交际,共同的生活,养成自治的能力和待人处世的经验。第三,男学生有了相当的女朋友,可以增进个人的道德,可以减少许多不名誉的行为。第四,在男女同班的学科,平均看来,女子的成绩总在男子之上:这种比较的观察,一方面可以消除男子轻视女子的心理;一方面可以增长女子自重的观念,更可以消灭女子仰望男子和依顺男子的心理。
据1915年的调查,美国的女子高级教育,约如下表:
初看这表,似乎男女还不能平等。我们要知道女子高级教育是最近七八十年才发生的,七八十年内做到如此地步,可算得非常神速了。中美和西美有许多大学中,女子人数或和男子相等(如Wisconsin),或竟比男子还多(如Northwestern),可见将来未必不能做到高等男女教育完全平等的地位。
美国的妇女教育既然如此发达,妇女的职业自然也发达了。“职业”二字,在这里单指得酬报的工作。母亲替儿子缝补衣裳,妻子替丈夫备饭,都不算“职业”。美国妇女的职业,可用下表表示:
这些职业之中,那些下等的职业,如下女之类,大概都是黑人或新入境的欧洲侨民。土生的妇女所做的职业,大抵皆系稍上等的。教育一业,妇女最多。今举1915年的报告如下:
照上表看来,美国全国四分之三的教员都是妇女!即此一端,便可见美国妇女在社会上的势力了。
据1910年的统计,美国共有四千四百万妇女。这八百万有职业的妇人,还不到全数的五分之一。那些其余的妇女,虽然不出去做独立的生活,却并不是坐吃分利的,也并不是没有左右社会的势力的。我在美国住了七年,觉得美国没有一桩大事发生,中间没有妇女的势力的;没有一种有价值的运动,中间没有无数热心妇女出钱出力维持进行的。最大的运动,如“禁酒运动”“妇女选举权运动”“反对幼童作苦工运动”,……几乎全靠妇女的功劳,才有今日那么发达。此外如宗教的事业,慈善的事业,文学的事业,美术音乐的事业,……最热心提倡赞助的人都是妇女占最大多数。
美国妇女的政治活动,并不限于女子选举一个问题。有许多妇女极反对妇女选举权的,却极热心去帮助“禁酒”及“反对幼童苦工”种种运动。1912年大选举时,共和党分裂,罗斯福自组一个进步党。那时有许多妇女,都极力帮助这新政党鼓吹运动,所以进步党成立的第一年,就能把那成立六十年的共和党打得一败涂地。前年(1916)大选举时,从前帮助罗斯福的那些妇女之中,如Jane Addams之流,因为怨恨罗斯福破坏进步党,故又都转过来帮助威尔逊。威尔逊这一次的大胜,虽有许多原因,但他得妇女的势力也就不少。最可怪的是这一次选举时,威尔逊对于女子选举权的主张,很使美国妇女失望。然而那些明达的妇女却不因此便起反对威尔逊的心。这便可见他们政治知识的程度了。
美国妇女所做最重要的公众活动,大概属于社会改良的一方面居多。现在美国实行社会改良的事业,最重要的要算“贫民区域居留地”(Social Settlements)。这种运动的大旨,要在下等社会的区域内,设立模范的居宅,兴办演说、游戏、音乐、补习课程、医药、看护等事,要使那些下等贫民有些榜样的生活、有用的知识、正当的娱乐。这些“居留地”的运动起于英国,现在美国的各地都有这种“居留地”。提倡和办理的人,大概都是大学毕业的男女学生。其中妇女更多,更热心。美国有两处这样的“居留地”,是天下闻名的。一处在Chicago,名叫Hull House,创办的人就是上文所说的Jane Addams。这位女士办这“居留地”,办了三十多年,也不知道造就了几多贫民子女,救济了几多下等贫家。前几年有一个《独立周报》,发起一种选举,请读那报的人投票公举美国十大伟人。选出的十大伟人之中,有一个便是这位Jane Addams女士。这也可想见那位女士的声价了。还有那一处“居留地”,在纽约省,名叫Henry Street Settlement,是一位Lilian Wald女士办的。这所“居留地”初起的宗旨,在于派出许多看护妇,亲到那些极贫苦的下等人家,做那些不要钱的看病、施药、接生等事。后来范围渐渐扩充,如今这“居留地”里面,有学堂,有会场,有小戏园,有游戏场。那条亨利街本是极下等的贫民区域,自从有了这所“居留地”,真像地狱里有了一座天堂了。以上所说两所“居留地”,不过是两个最著名的榜样,略可表见美国妇女所做改良社会的实行事业。我在美国常看见有许多富家的女子,抛弃了种种贵妇人的快活生涯,到那些“居留地”去居住。那种精神,不由人不赞叹崇拜。
以上所说各种活动中的美国妇女,固然也有许多是沽名钓誉的人,但是其中大多数妇女的目的只是上文所说“自立”两个字。他们的意思,似乎可分三层。第一,他们以为难道妇女便不配做这种有用的事业吗?第二,他们以为正因他们是妇女,所以最该做这种需要细心耐性的事业。第三,他们以为做这种实心实力的好事,是抬高女子地位声望的唯一妙法,即如上文所举那位Jane Addams,做了三十年的社会事业,便被国人公认为十大伟人之一;这种荣誉岂是沈佩贞一流人那种举动所能得到的吗?所以我们可说美国妇女的社会事业不但可以表示个人的“自立”精神,并且可以表示美国女界扩张女权的实行方法。
以上所说,不过略举几项美国妇女家庭以外的活动。如今且说他们家庭以内的生活。
美国男女结婚,都由男女自己择配。但在一定年限以下,若无父母的允许,婚约即无法律的效力。今将美国四十八邦法律所规定不须父母允许之结婚年限如下:
自由结婚第一重要的条件,在于男女都须要有点处世的阅历,选择的眼光,方才可以不至受人欺骗,或受感情的欺骗,以致陷入痛苦的境遇,种下终身的悔恨。所以须要有法律规定的年限,以保护少年的男女。
据1910年的统计,有下列的现象(此表单指白种人而言):
这表中,有两件事须要说明。第一是不婚不嫁的男女何以这样多?第二是离婚的夫妻何以这样多?(美国女子本多于男子,故上表前两项皆女子多于男子。)
第一,不婚不嫁的原因约有几种:
(一)生计一方面,美国男子非到了可以养家的地位,决不肯娶妻。但是个人谋生还不难;要筹一家的衣食,要预备儿女的教育,便不容易了。因此有家室的便少了。
(二)知识一方面,女子的程度高了,往往瞧不起平常的男子;若要寻恰好相当的智识上的伴侣,却又“可遇而不可求”。所以有许多女子往往宁可终身不嫁,不情愿嫁平常的丈夫。
(三)从男子一方面设想,他觉得那些知识程度太高的女子,只配在大学里当教授,未必很配在家庭里做夫人;所以有许多人决意不敢娶那些“博士派”(“Ph. D. Type”)的女子做妻子。这虽是男子的谬见,却也是女子不嫁一种小原因。
(四)美国不嫁的女子,在社会上,在家庭中,并没有什么不便,也不致损失什么权利。她一样的享受财产权,一样的在社会上往来,一样的替社会尽力。她既不怕人家笑她白头“老处女”(Old maidens),也不用虑着死后无人祭祀!
(五)美国的女子,平均看来,大概不大喜欢做当家生活。她并不是不会做:我所见许多已嫁的女子,都是很会当家的。有一位心理学大家Hugo Muensterberg说得好:“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女子,管理家务何尝不周到,但她总觉得宁可到病院里去看护病人!”
(六)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我上文所说那种“自立”的精神,那种“超于良妻贤母”的人生观。有许多女子,早已选定一种终身的事业,或是著作,或是“贫民区域居留地”,或是学音乐,或是学画,都可用全副精神、全副才力去做。若要嫁了丈夫,便不能继续去做了;若要生下儿女,更没有做这种“终身事业”的希望了。所以这些女子,宁可做白头的老处女,不情愿抛弃她们的“终身事业”。
以上六种都是不婚不嫁的原因。
第二,离婚的原因。我们常听见人说美国离婚的案怎样多,便推想到美国的风俗怎样不好。其实错了。第一,美国的离婚人数,约当男人全数千分之三,女子全数千分之四。这并不算过多。第二,须知离婚有几等几样的离婚,不可一笔抹煞。如中国近年的新进官僚,休了无过犯的妻子,好去娶国务总理的女儿:这种离婚,是该骂的。又如近来的留学生,吸了一点文明空气,回国后第一件事便是离婚,却不想想自己的文明空气是机会送来的,是多少金钱买来的;他的妻子要是有了这种好机会,也会吸点文明空气,不至于受他的奚落了!这种不近人情的离婚,也是该骂的。美国的离婚,虽然也有些该骂的,但大多数都有可以原谅的理由。因为美国的结婚,总算是自由结婚;而自由结婚的根本观念就是要夫妇相敬相爱,先有精神上的契合,然后可以有形体上的结婚。不料结婚之后,方才发现从前的错误,方才知道他两人决不能有精神上的爱情。既不能有精神上的爱情,若还依旧同居,不但违背自由结婚的原理,并且必至于堕落各人的人格,决没有良好的结果,更没有家庭幸福可说了。所以离婚案之多,未必全由于风俗的败坏,也未必不由于个人人格的尊贵。我们观风问俗的人,不可把我们的眼光,胡乱批评别国礼俗。
我所闻所见的美国女子之中,很有许多不嫁的女子。那些鼎鼎大名的Jane Addams、Lilian Wald一流人,自不用说了。有的终身做老处女,在家享受安闲自由的清福。有的终身做教育事业,觉得个个男女小学生都是她的儿女一般,比那小小的家庭好得多了。如今单举一个女朋友作例。这位女士是一个有名的大学教授的女儿,学问很好,到了二十几岁上,忽然把头发都剪短了,把从前许多的华丽衣裙都不要了。从此以后,她只穿极朴素的衣裳,披着一头短发,离了家乡,去到纽约专学美术。她的母亲是很守旧的,劝了她几年,终劝不回头。她抛弃了世家的家庭清福,专心研究一种新画法;又不肯多用家中的钱,所以每日自己备餐,自己扫地。她那种新画法,研究了多少年,起初很少人赏识,前年她的新画在一处展览,居然有人出重价买去。将来她那种画法,或者竟能自成一家也未可知。但是无论如何,她这种人格,真可算得“自立”两个字的具体的榜样了。
这是说不嫁的女子。如今且说几种已嫁的妇女的家庭。
第一种是同具高等学问,相敬相爱,极圆满的家庭。如大哲学家John Deway的夫人,帮助她丈夫办一个“实验学校”,把她丈夫的教育学说实地试验了十年,后来他们的大女儿也研究教育学,替她父亲去考察各地的新教育运动。又如生物学家Comstock的夫人,也是生物学名家,夫妇同在大学教授,各人著的书都极有价值。又如经济学家Alvin Johnson的夫人,是一个哲学家,专门研究Aristotle的学说很有成绩。这种学问平等的夫妇,圆满的家庭,便在美国也就不可多得了。
第二种是平常中等人家,夫妻同艰苦,同安乐的家庭。我在Ithaca时,有一天晚上在一位大学教授家吃晚饭。我先向主人主妇说明,我因有一处演说,所以饭后怕不能多坐。主人问我演什么题目,我说是“中国的婚姻制度”。主人说:“今晚没有他客,你何不就在这里先试演一次?”我便取出演说稿,挑出几段,读给他们听。内中有一节讲中国夫妻,结婚之前,虽然没有爱情,但是成了夫妇之后,有了共同的生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种同艰苦的生活也未尝不可发生一种浓厚的爱情。我说到这里,看见主人抬起头来望着主妇,两人似乎都很为感动。后来他们告诉我说,他们都是苦学生出身,结婚以来虽无子女,却同受了许多艰苦。近来境况稍宽裕了,正在建筑一所精致的小屋,她丈夫是建筑工程科教授,自己打图样,他夫人天天去监督工程。这种共同生活,可使夫妇爱情格外浓厚,家庭幸福格外圆满。
又一次,我在一个人家过年。这家夫妇两人,也没有儿女,却极相敬爱,同尝艰苦。那丈夫是一位化学技师,因他夫人自己洗衣服,便想出心思替她造了一个洗衣机器。他夫人指着对我说,“这便是我的丈夫今年送我的圣诞节礼了”。这位夫人身体很高,在厨房做事,不很方便,因此她丈夫便自己动手把厨房里的桌脚添高了一尺。这种琐屑小事,可以想见那种同安乐、同艰苦的家庭生活了。
第三种是夫妇各有特别性质,各有特别生活,却又都能相安相得的家庭。我且举一个例。有一个朋友,在纽约一家洋海转运公司内做经理,天天上公司去办事。他的夫人是一个“社交妇人”(Society Woman),善于应酬,懂得几国的文学,又研究美术音乐。每月她开一两次茶会,到的人,有文学家,也有画师,也有音乐家,也有新闻记者,也有很奢华的“社交妇人”,也有衣饰古怪、披着头发的“新妇女”(The New Women)。这位主妇四面招呼,面面都到。来的人从不得见男主人,男主人也从来不与闻这种集会。但他们夫妇却极相投相爱,决不因此生何等间隔。这是一种“和而不同”的家庭。
第四种是“新妇女”的家庭。“新妇女”是一个新名词,所指的是一种新派的妇女,言论非常激烈,行为往往趋于极端,不信宗教,不依礼法,却又思想极高,道德极高。内中固然也有许多假装的“新妇女”,口不应心,所行与所说大相反悖的。但内中实在有些极有思想、极有道德的妇女。我在Ithaca时,有一位男同学,学的是城市风景工程,却极喜欢研究文学,做得极好的诗文。后来我到纽约不上一个月,忽然收到一个女子来信,自言是我这位同学的妻子,因为平日听她丈夫说起我,故很想见我。我自然去见她,谈起来,才知道她是一个“新妇人”,学问思想,都极高尚。她丈夫那时还在Cornell大学的大学院研究高等学问。这位女子在Columbia大学做一个打字的书记,自己谋生,每星期五六夜去学高等音乐。他们夫妇隔开二百多英里,每月会见一次,她丈夫继续学他的风景工程,他夫人继续学她的音乐。他们每日写一封信,虽不相见,却真和朝夕相见一样。这种家庭,几乎没有“家庭”可说;但我和他们做了几年的朋友,觉得他们那种生活,最足代表我所说的“自立”的精神。他们虽结了婚,成了夫妇,却依旧做他们的“自立”生活。这种人在美国虽属少数,但很可表示美国妇女最近的一种趋向了。
结论
以上所说“美国的妇女”,不过随我个人见闻所及,略举几端,既没有“逻辑”的次序,又不能详尽。听者读者,心中必定以为我讲“美国的妇女”,单举她们的好处,不提起她们的弱点,未免太偏了。这种批评,我极承认。但我平日的主张,以为我们观风问俗的人,第一个大目的,在于懂得人家的好处。我们所该学的,也只是人家的长处。我们今日还不配批评人家的短处,不如单注意观察人家的长处在什么地方。那些外国传教的人,回到他们本国去捐钱,到处演说我们中国怎样的野蛮不开化。他们钱虽捐到了,却养成一种贱视中国人的心理。这是我所最痛恨的。我因为痛恨这种单摘人家短处的教士,所以我在美国演说中国文化,也只提出我们的长处;如今我在中国演说美国文化,也只注重他们的特别长处。
如今所讲美国妇女特别精神,只在她们的自立心,只在她们那种“超于良妻贤母人生观”。这种观念是我们中国妇女所最缺乏的观念。我们中国的姊妹们若能把这种“自立”的精神来补助我们的“倚赖”性质,若能把那种“超于良妻贤母人生观”来补助我们的“良妻贤母”观念,定可使中国女界有一点“新鲜空气”,定可使中国产出一些真能“自立”的女子。这种“自立”的精神,带有一种传染的性质。女子“自立”的精神,格外带有传染的性质。将来这种“自立”的风气,像那传染鼠疫的微生物一般,越传越远,渐渐的造成无数“自立”的男女,人人都觉得自己是堂堂的一个“人”,有该尽的义务,有可做的事业。有了这些“自立”的男女,自然产生良善的社会。良善的社会决不是如今这些互相倚赖,不能“自立”的男女所能造成的。所以我所说那种“自立”精神,初看去,似乎完全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其实是善良社会绝不可少的条件。这就是我提出这个问题的微意了。
民国七年九月
注32 1918年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演讲,原载同年9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