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摩：

我在火车上寄你的长信（由眉转）收到了没有？我在London住了十几天，委员会的人都四散了，没有事可做，所以来巴黎住几天。还想到瑞士去玩玩。

我这回去国，独自旅行，颇多反省的时间。我很感觉一种心理上的反动，于自己的精神上，一方面感觉depression，一方面却又不少新的兴奋。究竟我回国九年来，干了一些什么！成绩在何处？眼看见国家政治一天糟似一天，心里着实难过。去国时的政治，比起我九年前回国时，真如同隔世了。我们固然可以自己卸责，说这都是前人种的恶因，于我们无关，话虽如此，我们种的新因却在何处？满地是“新文艺”的定期刊，满地是浅薄无聊的文艺与政谈，这就是种新因了吗？几个朋友办了一年多的《努力》，又几个朋友谈了几个月的反赤化，这又是种新因了吗？

这一类的思想使我很感觉烦恼。

但我又感觉一种刺激。我们这几年在北京实在太舒服了，太懒惰了，太不认真了。前年叔永说我们在北京的生活有点frivolous，那时我们也许以此自豪。今年春间你们写信给我，叫我赶紧离开上海，因为你们以为我在上海的生活太frivolous。但我现在想起来，我们在北京的生活也正是十分frivolous。我在莫斯科三天，觉得那里的人有一种seriousness of purpose，真有一种“认真”“发愤有为”的气象。我去看那“革命博物馆”，看那1890-1917年的革命运动，真使我们愧死。我想我们应该发愤振作一番，鼓起一点精神来担当大事，要严肃地做个人，认真地做点事，方才可以对得住我们现在的地位。

我们应当学Mussolini的“危险地过日子”，——至少至少，也应该学他实行延长工作的时间。

英国不足学；英国一切敷衍，苟且过日子，从没有一件先见的计划；名为evolutionary，实则得过且过，直到雨临头时方才做补漏的工夫。此次矿工罢业事件最足表现此民族心理。

我们应当学德国；至少应该学日本。至少我们要想法子养成一点整齐严肃的气象。这是我的新的兴奋。

你们也许笑我变成道学先生了。但是这是我一个月来的心理，不是一时偶然的冲动。我希望北京的几个朋友也认真想想这点子老生常谈。

傅孟真几天之内可以到Paris。我在此等他来谈谈就走。

见着Waley，我很爱他。在此见着Pelliot，我也很爱他。昨天在Bibliotheque Nationale里看见敦煌卷子，很高兴。今天去游凡赛野，到傍晚方归。

庚款会大概要到10月初才续开。我10月底到Frankport A. M. 去演讲一次。11月须回到英国，到各大学讲演，约有十处，由British and Irish Universities' China Committee布置。以后的行止，尚不可知。如身体尚不甚健壮，拟往瑞士可过冬处去住一个冬天。以后便要作归计了。

我预备回国后即积极作工。很想带点“外国脾气”回来耍耍。带些什么还不能知道。大概不会是跳舞。

适之 十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注34 1926年8月和10月给徐志摩的两封信之一，原载1926年12月8日《晨报副镌》，原题为“新自由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