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诏圣”目录原误作“诸圣”，今据本篇改正。诏，告。“诏圣”，就是告以所谓圣人之道的意思。本篇继续就“礼治”和“法治”的问题进行辩论。文学美化“成、康之世，赏无所施，刑无所加”，胡说什么“闻礼义而刑罚中，未闻刑罚行而孝悌兴也”。认为“反古而悖民心”，必然导致“罢民不畏刑法”，“匹夫奔万乘”的所谓严重后果，坚持“与其刑不可逾，不若义之不可逾”主张。御史在驳斥文学时提出“衣弊而革才（裁），法弊而更制”的变革主张，从“时世不同，轻重之务异”的历史进化观点出发，认为“礼让不足禁邪，而刑法可以止暴”，强调执行法治，“故能长制群下，而久守其国”。

御史曰：夏后氏不倍言①，殷誓，周盟，德信弥衰②。无文、武之人，欲修其法，此殷、周之所失势，而见夺于诸侯也。故衣弊而革才③，法弊而更制。高皇帝时，天下初定，发德音，行一切之令④，权也，非拨乱反正之常也⑤。其后，法稍犯，不正于理。故奸萌而《甫刑》作⑥，王道衰而《诗》刺彰，诸侯暴而《春秋》讥⑦。夫少目之网不可以得鱼，三章之法不可以为治。故令不得不加，法不得不多。唐、虞画衣冠非阿⑧，汤、武刻肌肤非故⑨，时世不同，轻重之务异也。

【注释】

①“倍”原作“信”，形近而误，今改。本书《世务篇》：“宋襄公信楚而不备。”今本“信”误作“倍”，这是本书二字互误之证。《淮南子·氾论篇》：“夏后氏不负言，殷人誓，周人盟。”即此文所本。负，古音与“背”、“倍”同。

②弥：更加。

③才：通裁。

④一切，原作一卒，正嘉本、撄宁斋抄本，太玄书室本、张之象本，沈延铨本、金蟠本、《百家类纂》、《百子类函》作“三章”。卢文弨曰：“《大典》亦作‘一卒’，未详”。案当作“一切”，音相近之误，今改。以其为“一切之令”，故云“权也”。《复古篇》：“扇水都尉所言，当时之权，一切之术也。”用法与此相似。凡权时设置之令、之法、之制，皆可谓之一切之令，一切之法，一切之制。《汉书·贡禹传》：“武帝始临天下，尊贤用士，辟地广境数千里，自见功大威行，遂从耆欲，用度不足，乃行壹切之变。”王先谦《补注》曰：“谓权时之变法。”又《王莽传》下：“又下书曰：“惟设此壹切之法以来，常安六乡，巨邑之都，枹鼓稀鸣，盗贼衰少..今复壹切行此令，尽二年止之，以全元元，救愚奸。”《文选》曹子《求通亲亲表》：“今臣以一切之制，永无朝觐之望。”《集注》：“李善曰：‘《汉书音义》曰：一切，权时也。’《钞》曰：‘一者，非久长合于古法，一时间权□□。’”《文献通考·自序》：“杂征敛者，..皆衰世一切之法也。”诸用“一切”字，义与此同。汉高帝约法三章，至文、景之世。

⑤拨乱反正：治理乱世，使其复归于正。《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即此文所本。

⑥甫刑，即《吕刑》、《尚书》篇名，周穆王巨吕侯所作，主要阐明刑法，故称《吕刑》。后吕侯子孙改封于甫，故又以其子孙之国号称为《甫刑》。见《尚书·吕刑》序传及疏。

⑦《孟子·离娄下》：“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义与此同。

⑧唐、虞画衣冠：传说唐尧、虞舜时人犯了法，只在衣帽上写字或画图以示惩罚。阿：偏袒。

⑨刻肌肤：指肉刑。非故：并非主观故意如此。

【译文】

御史说：夏朝人从不违背诺言，商朝人只相信誓言，到了周朝惟有订立盟约才能取信，原来的道德信义逐渐衰落。没有像周文王、周武王那时的人，却要推行他们那时的法律，这就是殷、周失去权势，而被诸侯夺去天下的原因。所以衣服不合适了，就要改裁新衣，法制有了毛病，就要进行变法。高祖刚平定天下时，发号施令，施以恩德，实行一切之令，这是权宜之计，不是治乱归正的典法。后来，犯法的逐渐多了，讼事不能得到正确治理。所以，随着奸伪的事情不断出现，就有《甫刑》产生，随着王道衰落就有《诗经》中的讽刺诗出现，由于诸侯暴乱才出现《春秋》的指责。鱼网的网眼不密，就无法捕到更多的鱼，只有约法三章，不可能治理国家。所以法令不得不增加，法律条文不得不增多。尧舜时画衣冠作为刑罚，并不是袒护罪犯，汤、武时用肉刑也不是故意严惩犯人，因为时代不同了，刑罚的轻重也就不一样了。

文学曰：民之仰法(1)，犹鱼之仰水。水清则静，浊则扰。扰则不安其居，静则乐其业。乐其业则富，富则仁生，赡则争止(2)。是以成、康之世，赏无所施，法无所加。非可刑而不刑，民莫犯禁也；非可赏而不赏，民莫不仁也。若斯，则吏何事而理？今之治民者，若拙御之御马也(3)，行则顿之，止则击之。身创于箠，吻伤于衔(4)，求其无失，何可得乎？乾谿之役土崩(5)，梁氏内溃(6)，严刑不能禁(7)，峻法不能止(8)。故罢马不畏鞭箠(9)，罢民不畏刑法。虽曾而累之(10)，其亡益乎(11)！

【注释】

(1)仰：依赖。

(2)“赡”原作“澹”，《治要》作“赡”，今据改正。本书《授时篇》：“富则仁生，赡则争止。”字正作“赡”。赡：满足的意思。

(3)若拙御之御马也，原作若拙御马，今据《治要》改。《汉书·王褒传》：“《圣主得贤巨颂》：‘庸人之御驽马，亦伤吻敝策，而不进于行，匈喘肤汗，人极马倦。”王褒所谓“庸人”，即此文“拙御”之意。

(4)吻：嘴角。

(5)乾谿：春秋时楚国地名，在今安徽省毫县东南。《淮南子·泰族篇》：“楚灵王作章华之台，发乾谿之役，外内骚动，百姓罢敝，弃疾乘民之怨而立公子比，百姓放臂而去之，饿于乾谿，食莽饮水，枕块而死。”

(6)梁：春秋时国名，在今陕西省韩城市南。氏：古代帝王对贵族的称呼。如夏后氏、范中行氏等。《左传·僖公十九年》：“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处。民罢而弗堪，则曰：‘某寇将至。’乃沟公宫，曰：‘秦将袭我。’民惧而溃，秦遂灭梁。”

(7)“严刑”二字原无，据郭沫若校补。案后文“严刑峻法”即承此而言，下既云“峻法不能止”，则上必是“严刑不能禁”，郭补“严刑”二字是。

(8)“能”字原阙，今据卢文弨校补。

(9)罢（pi）：同“疲”，困倦已极。

(10)曾：同“增”

(11)亡：同“无”。

【译文】

文学说：老百姓依赖法律，就像鱼依赖水一样。水清，就生活得安静，水混，就要受到惊扰。同样，社会秩序混乱，百姓就不能安居，社会稳定，百姓就安居乐业。安居乐业就富裕，富裕了就会讲仁义，人们的欲望满足了就会停止争夺。所以，周朝成、康时代，没有什么赏赐，也没有什么刑罚施加。并不是应当判刑的没有判刑，而是百姓没有犯法的；也不是应当奖赏的没有奖赏，而是百姓没有不讲仁义的。如果像这样，则官吏还有什么事情可干呢？今天的官吏，像一个愚蠢的赶车人驾驭马车一样，马在行走，却要它停下，马停下了又要鞭打它。马身上被鞭子打伤，嘴角被马嚼子勒破，还要求它不出错，怎么可能呢？楚灵王因修建乾谿之台，使国家土崩瓦解；梁国内部自行崩溃，严刑峻法也不能制止。疲乏的马不怕鞭打，累垮了的人不怕刑罚，即使加重刑罚来束缚他们，对于挽救国家的灭亡又有什么益处呢？

御史曰：严墙三刃①，楼季难之；山高于云，牧竖登之②。故峻则楼季难三刃③，陵夷则牧竖易山巅④。夫铄金在炉⑤，庄■不顾；钱刀在路，匹妇掇之⑥。非匹归贪而庄■廉也，轻重之制异，而利害之分明也。故法令可仰而不可逾，可临而不可入。《诗》云：“不可暴虎，不敢冯河⑦。”为其无益也。鲁好礼而有季、孟之难⑧。燕哙好让而有子之之乱⑨。礼让不足禁邪，而刑法可以止暴。明君据法，故能长制群下，而久守其国也。

【注释】

①严墙：即岩墙，也就是高峻的墙。说本陈遵默。刃，同仞，见《复古篇》注释。

②牧竖：牧童。

③“季”下原脱“难”字，今据明初本，撄宁斋抄本，张之象本、沈延铨本、金蟠本补。杨沂孙曰：“‘季’下当有‘难’字。

④陵夷：山坡缓平。上述这段文字又分见《荀子·宥坐篇》、《韩非子·五蠹篇》、《史记·李斯传》，而字句各有不同。盖法家学派通用理论。

⑤铄（shu^：）熔化。

⑥掇：拾取。这段话也分见于《韩非子·五蠹篇》和《吏记·李斯传》，字句不同，而意义则完全一样。

⑦《诗经·小雅·小■》文。原文“可”作“敢”。暴：空手搏斗。冯：同“凭”。冯河，徒涉，无舟而渡。

⑧《孟子·告子下》：“鲁缪公之时，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鲁之削也滋甚。”《淮南子·齐俗篇》：“鲁国服儒者之礼，行孔子之术，地削名卑，不能亲近来远。..鲁治礼而削，知礼而不知体也。”

⑨燕王哙让国于子之一事，详见《史记·燕召公世家》。

【译文】

御史说：两丈多高的高峻的墙，善于登高的楼季也难上去；高耸入云的山峰，牧童却能爬上去。所以，笔直高墙虽然只有两丈多高，楼季也觉得为难，山路平缓，牧童就能轻易地爬上山顶。炉内熔化的金子，连庄■也都不顾；而钱币扔在路上，一般妇女也会拾取。这不是妇女贪财而庄■廉洁，而是法律轻重不同，而利害分明啊。所以法律可以依赖而不可违反，可以遵循而不可以触犯。《诗经》上说：“不可赤手斗虎，不敢无舟渡河。”因为这样没有处好。鲁国崇尚礼义，却有季孙、孟孙等三分公室的事变，燕王哙好礼让，却发生了子之之乱。所以礼让不足以禁止邪恶，而刑法却能制止暴乱。圣明的君主凭借法治，才能长期统治众民，永久地保住政权。

文学曰：古者，明其仁义之誓，使民不逾(1)；不教而杀，是虐民也(2)。与其刑不可逾，不若义之不可逾也。闻礼义行而刑罚中，未闻刑罚行而孝悌兴也。高墙狭基，不可立也(3)，严刑峻法(4)，不可久也。二世信赵高之计，渫笃责而任诛断(5)，刑者半道，死者日积。杀民多者为患，厉民悉者为能(6)。百姓不胜其求，黔首不胜其刑(7)，海内同忧而俱不聊生。故过任之事(8)，父不得于子；无已之求，君不得于臣。死不再生，穷鼠啮狸(9)，匹夫奔万乘(10)，舍人折弓(11)，陈胜、吴广是也。当此之时，天下俱起(12)，四面而攻秦(13)，闻不一期而社稷为墟，恶在其能长制群下(14)，而久守其国也？御史默然不对。

【注释】

(1)使民不逾；不教而杀，是虐民也，原作使民不逾上乎（张之象本、沈延铨本、金蟠本作“乎上”。）刑之不教而杀是以虐也，今据《治要》改。《百家类纂》、《百子类函》改作“使民不逾，逾则刑之，不教而杀，是以虐也”。

(2)《论语·尧曰篇》：“不教而杀谓之虐。”虐：残害。

(3)也，原作矣，今据《治要》改。《韩诗外传》二：“高墙丰上激下，未必崩也，降雨兴，流潦至，则崩必先矣。”又见《说苑·建本篇》。

(4)严刑峻法，原作严法峻刑，今据《治要》引改。陈遵默曰：“按上文‘峻法不能止’即此所出。”

(5)《治要》“渫”作“深”；“笃”作“督”。笃，“督”古字通。“渫”字不误，“渫”有繁重意。《吕氏春秋·观表篇》：“今侯渫我而不辞。”高诱注：“重过为渫过。”《史记·匈奴传》：“今闻渫恶民，贪降其进取之利。”渫恶，谓常常作恶。渫字义与此同。《淮南子·本经篇》：“积牒施石以纯修碕。”高注：“牒，累也。”《后汉书·王符传》注：“牒即今叠布也。《史记·张释之传》：“谍谍多言。”《索隐》：“谍音牒。”《汉书·张释之传》作“喋喋多言。”《方言》三、《广雅·释诂》俱云：“叶，聚也。”《广雅·释诂》：“揲，积也。”则凡从叶得声之字，都有累积，重叠之意，亦可为证。

(6)《孟子·滕文公上》：“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赵岐注：“是为厉病其民以自奉养。”即此文所本。厉：虐害。悉：全，尽。

(7)黔（qian）：黑色。秦始皇更名老百姓为黔首，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8)任，原作往，今据《治要》、张之象本、沈延铨本、金蟠本校改。《战国策·秦策下》：“故过任之事，父不得于子；无已之求，君不得于臣。”即此文所本，过任，超过了自己的能力。

(9)狸：即狸猫。

(10)奔：投向，顶头而上，犹言拼命。万乘：谓天子。

(11)舍人：官名。战国秦汉时王公贵官家都有舍人，和门客一样，如李斯为吕不韦舍人，就是一例。舍人折弓事，《吕氏春秋·适威篇》：“子阳极也，好严，有过而折弓者，恐必死，遂应猘狗而弑子阳。”又见《淮南子·氾论篇》。

(12)天下俱起，原作天下期俱起，“期”字涉文“一期”而衍，今删。

(13)四面，原作方面，四字草书与方字形近而误，今改。《汉书·贾山传》：“天下四面而攻之。”又《董仲舒传》：“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又《严助传》：“一方有急，四面皆从。”皆作“四面”之证。

(14)“长”字原脱，今据《治要》补。案此承上文“故长制群下，而久守其国也”而反法之，“治要”是。

【译文】

文学说：古时候，以仁义约束百姓，使百姓不违犯礼义；如果不进行教育而犯罪就杀，就是残害百姓。与其制订刑法使百姓不敢触犯，不如提倡礼义使百姓不敢违反。只听说推行礼义，刑罚就能运用得恰当，没有所说过施行刑罚，孝悌之风就能兴起的。在狭窄的地基上建筑高墙，是不能建成的。用严刑峻法治理国家，是不能长久的。秦二世听信赵高的计谋，用繁重的刑罚任意杀人，路上行人一半是囚徒，被处死的人日益增多。官吏以多杀百姓为忠，以欺凌搜刮百姓为能。百姓（豪民）受不了他们的苛求，平民受不了他们的刑罚，使天下的人忧愁而无法生活。所以父亲不能要求儿子做他办不到的事情；君主不能对臣子提出无止境的要求。如果到了死不复生的地步，被逼得走投无路的老鼠也敢于咬狸猫，普通老百姓也敢和天子拼命，舍人也敢杀主人，陈胜、吴广就是这样的。在那个时候，天下的人同时起来，从四面攻打秦朝，听说不到一年的时间，秦国就灭亡了，哪里还能长期统治民众而永久保住政权呢？御史默然不答。

大夫曰：瞽师不知白黑而善闻言①，儒者不知治世而善訾议②。夫善言天者合之人，善言古者考之今③。令何为施？法何为加？汤、武全肌肤而殷、周治，秦国用之，法弊而犯，二尺四寸之律④，古今一也，或以治，或以乱。《春秋》原罪⑤，《甫刑》制狱⑥。今愿闻治乱之本，周、秦所以然乎？

【注释】

①瞽（g(）师：古时乐人都让瞎子充当，故称瞽师。

②訾（z9）：诽谤，诋毁。

③《黄帝内经·素问》：“善言古者合于今，善言天者合于人。”《荀子·性恶篇》：“故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陆贾《新语·术事篇》：“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言远者，考之于近。”《汉书·董仲舒传》：“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这一定是古时通行谚语，故各家都喜欢引用它。

④二尺四寸：指写律的竹简长度。《汉书·杜周传》叫“三尺法”，《朱博传》叫“三尺律”。《隋书·刑法志》也有“三尺律令”的话。但《后汉书·曹褒传》则云：“褒撰次礼制，写以二尺四寸简。”又《周磐传》亦云：“编二尺四寸简，写《尧典》一篇。”“二尺四寸”当是实际长度，“三尺”乃举成数而言。故所言不同。

⑤原罪：根据动机好坏来定罪，即《刑德篇》“论心定罪”之意。《汉书·薛宣传》：《春秋》之意，原心定罪。”又《王嘉传》：“圣王断狱，必先原心定罪，探意立情。”义与此同。

⑥制狱：哀怜折狱，即怜悯受刑的人。

【译文】

大夫说：瞎眼的乐师不知黑白，但善于辨别声音；儒生们不懂得治理国家的道理，却诽谤朝廷。善于谈论天理的人应能合乎人间的事情，善于谈论古代的人应能考察现今的实际。政令为什么要施行？法律怎样算增加呢？商汤王、周武王施行肉刑而国家得到治理，秦朝使用周朝的方法而有人就犯法。就制定法律来说，古今是一样的，有的治理好了，有的却乱了。《春秋》主张按动机来定罪，《甫刑》上怜悯罪人。现在愿听听治和乱的根本原因，周、秦为什么不同呢？

文学曰：春夏生长，圣人象而为令①。秋冬杀藏②，圣人则而为法。故令者教也，所以导民人；法者刑法也，所以禁强暴也。二者治乱之具，存亡之效也，在上所任。汤、武经礼、义③，明好恶，以道其民④，刑罪未有所加，而民自行义，殷、周所以治也。上无德教，下无法则，任刑必诛，剔鼻盈蔂⑤，断足盈车，举河以西，不足以受天下之徒，终而以亡者，秦王也。非二尺四寸之律异，所以反古而悖民心也⑥。

【注释】

①象：依照，效法。

②杀藏：肃杀，收藏。

③经礼义：以礼义为治理国家的纲领。

④道：同“导”，开导。

⑤蔂（lei）：盛土的竹笼。

⑥悖（b8i）：背离，违背。

【译文】

文学说：春夏万物生长，圣人效法这种现象制定政令。秋冬万物肃杀收藏，圣人模仿它施行法律。所以政令就是教化，用以引导百姓；法律就是刑罚，用以禁止强暴。二者是治理国家的工具，有使国家存亡的效果，但在于朝廷如何使用它。商汤王、周武王以礼义为治理国家的纲领，分明善恶，以开导百姓，没有施加什么刑罚，而百姓都自觉地按照礼义去做，这就是殷、周治理得好的缘故。上边不用仁德教化，下边没有法则，滥用刑罚，厉行诛杀，割下的鼻子装满了土筐，砍下的脚装满了车，以至黄河以西的地方都不够容纳天下的犯人，终于导致国家灭亡，秦始皇就是这样的。不是法律不一样，而是所作所为违反了古人的作法，背离了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