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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哉孔子

孔子乃中国一圣人。“圣”之一字,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特有名称。人格修养,达于某种境界,某种标准,则尊为“圣”。中国文化主要在讲究如何做人。以今语说之,可谓中国人做人道理是“大群主义”的,与西方社会之崇奉“个人主义”大不同。个人主义乃求在大群中完成其个人,大群主义则主以个人来完成此大群。故一主“分”,一主“合”。一重“争”,一重“和”。大群和合之最先一步则为“家”,其更大象征则为“国”,尽其量则曰“天下”。中国文化之主要目标,处家则求“家齐”,处国则求“国治”,处天下则求“天下平”。其一切工夫,则从各个人之“修身”做起。修身指人之品德言。具此品德始能成此事业。其事业最明显之表现则为政治。人能具此品德,成此事业,始为“圣”。

中国自古已多圣人,如尧、舜、禹、汤、文、武是也。故中国至西周时代,兼包黄河、长江两流域,已完成一和合大群,表现出一民族文化和平统一之大国。当时称之曰诸夏。夏之外尚有夷。其时中国则尚未达成一“平天下”之境界,然距此境界已不远。

下逮孔子时,周德已衰。孔子之所慕,则为周公。周公虽未登王位,然实际完成西周一代和平统一之大业者,则皆周公之功。孔子之志,则在此。孔子虽未在政治上得意,然其品德之修养,则犹有超乎自古圣人之上者。故其弟子称之曰:“孔子贤于尧 舜远矣。”又曰:“自生民以来,未有如孔子也。”后人承此意,尊孔子曰“至圣”。孔子以下,遂皆不得称圣人。如颜子、孟子,亦仅称“亚圣”。

然孔子未尝自居为圣。《孟子》记之曰:

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我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

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

孔子常以“仁智”教人。孔子所谓“仁”,即犹本文所说之大群主义。惟其志在大群,故其所需之知识亦自与专为个人谋者有不同。欲修养其品德,即有待于种种知识,种种学问;而孔子则仅自居为一学者。孔子志在学古圣人,故曰: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又曰: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盖古圣人有其业,而孔子则仅能阐其道。故孔子不欲以圣自居。

孔子又曰:

焉知来者之不如今。

当我身不能行此道,果此道传于后世,则后世必有能行之者。故孔子具此志而学,又推此心而教。孔子亦自居为一教者。中国大群主义之人文传统遂不专限表现在政治上,更重要乃表现在教育上。此一大群主义之人文大道,遂广泛普遍流传于全社会,则自孔子始。孔子之功,乃尤大于周公。故后人又尊孔子曰“先师”。

中国人常称“天地君亲师”。人生天地间,必求其能群。群道行于上,有国,斯有君。君者,群也。非其人之能群,又乌得为之君?群道行乎下,有家,斯有亲。“哀哀父母,生我劬劳。”不知亲父母,又何群之有!故中国人在家知“孝”,在国知“忠”,此皆人群大道。而传其道者则为师。故师与君亲乃得并列而为三。古书有之曰:

作之君,作之师。

又曰:

能为师者然后能为长。能为长者然后能为君。

师亦有“众”义。使其人无道,不得为人师,又乌得长其群而为之君?故就中国文化言,师犹当在君之上。中国人群大道之创建,先有君,而继之师;此诚中国文化传统之演进得以卓绝人寰之一大表现与大成功。自孔子以下历代国君,莫不知尊孔子。君位相承曰“治统”,三四百年无不变。孔子之教曰“道统”,则两千五百年来无有变。“道统”在“治统”之上,斯又中国大群主义之文化大统之所寄也。

自孔子以后,中国乃有四民社会,农、工、商之上有士。为“士”则学孔子。此乃中国之学统,亦即道统之所寄。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有一乡之士,有一国之士,有天下之士。以友天下之士为未足,乃上友古之人。孔子乃古之至圣先师,尊师孔子,亦上友古人之极则矣。自孔子以下,全部中国史即莫不以“士”为中心。然天下之士则代不数人。范希文生北宋时,当唐末五代道统将绝之际。范希文为秀才时,即以天下为己任,曰: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孔道又昌,国运又隆。顾炎武生明 清之际,其言曰:

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自有炎武,而中国民族之文化大统仍得延续不绝。如希文,如炎武,皆所谓“天下之士”也。一国之士,则史不绝书。一乡之士,其名字或不见于史乘。然而中国民族之犹得为一中国民族,至于今不衰。举世各民族,其历史之悠久,疆土之广阔,人口之繁盛皆无堪伦比。何以致此?则曰:惟孔子。

近代或以孔子比之释迦牟尼、耶稣与穆罕默德,则又非是。释迦说教,诸天皆来听,则释迦尚在诸天之上。耶稣为上帝之独生子,为举世能代上帝发言之唯一人。孔子尚不敢以圣自居,更何论自居为一大教主。孔子惟以学古为人,而即以其所学教。故其告弟子曰:

我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

又曰:

有朋自远方来。

则孔子之视其诸弟子,亦如一友朋。孔子之卒,其弟子丧之如父母而无服,庐墓三年而散。时子贡为诸弟子之首,故再留三年。其时来学者,皆自称“弟子”,亦称“门人”。谓得进其家门之内,如家中之子弟。则孔子亦如其家中之父兄矣。

为一自然人,则必知有父母。为一文化人,则必知有师长。孔子乃中国民族文化中一先知先觉,为中国此下民族文化一远祖,如是而已。此又大群主义之人生大道始有之。则又何得以超世之大教主相拟!

抑且生逢乱世,信释迦,尚可一人盘坐证涅槃。信耶稣、穆罕默德,尚可死后灵魂上天堂。信孔子,则孔子自言:“道之不行,吾知之矣。”是又何所望?孔子又曰: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是信孔子而为一士,既无教会组织,又无信徒供养。孔子自言之,曰: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赞其大弟子颜回则曰:

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后世尊奉孔子者,遂以“寻孔 颜乐处所乐何事”为一大课题。又曰“安贫乐道”。以此较之佛、耶、回三大教,其困难又远过之倍蓰而无算。故凡为中国社会中之一士,尊奉孔子,不啻为半个和尚,抑且可谓是一双料和尚,因其不忧一己身家之生计,而更以大群天下为虑。遁世而无闷,独立而不惧。而中国社会乃亦能善养此一辈士,历两千五百年而不衰益盛。则中国文化之伟大优深,亦可由此窥入,而约略得其依稀仿佛之所在矣。

孔子一生之言论行事,所思所教,其弟子皆各有所记,历三四代,汇为《论语》一书。自汉代始,《论语》即为中国识字人一人人必读书。北宋初,赵普有言:彼曾以半部《论语》佐宋祖得天下,又将以半部《论语》佐宋祖治天下。赵普在中国士林中,卑卑无足数;然其当五代之季,而犹能发此言,则中国人对《论语》一书之重视,既可知。而《论语》一书之值重视,亦可知。故欲尊孔子,约而求其要,则惟《论语》二十篇。扩而论其详,则自秦以下,一部《二十五史》,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国民族之所以为中国民族者,乃莫不与孔子有关。我惟有曰“大哉孔子”。实甚憾于无言以加之矣。

孔子生在中国,已远在两千五百年之前。而孔子之前,牺 农以来,中国之为中国,亦已有两千五百年之久。自有中国人,乃始有孔子。自有孔子,而中国人之得为中国人者,乃益见其安定而昌荣,日进而无疆。而今则时异世易,民国以来,中国人之在此世界大潮流之冲荡横逆中,已无自信之心,亦无自拔之力。七十年来全国人心几乎一仗西化,认为国家民族前途惟此一线堪赖堪望。而孔子其人,《论语》其书,乃终不免为国人所鄙弃与忽忘。一部《孝经》,何能御黄巾?《论语》二十篇,亦何能抵原子弹,乃及国际之经济侵略?试问今日台湾一千七百万人,曾读《论语》者有几?然则今日而言尊孔,亦徒尊其名而已。孔子之品格修养,与夫其得尊为中国之“至圣”之所以然,又谁欤知之?孔子之道之高明宽厚,博大而精微,其得以随时乘化,而尊为百世之“先师”之所以然,又谁欤知之?然则居今日而犹尊孔子之名,诚亦为不可多得一大事矣。

孟子曰:“圣而不可知之谓神。”即孔子之在前代,亦何能尽为人知,然则当前吾国人纵使尽弃故常,回返孔子以前之牺 农皇古,果能凭空拔起,崭然创建一新中国?孔子曰:“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中国人之为中国人,已历五千年于前,焉知其不再历五千年于后。而孔子其人,既崛起于前,又焉知孔子其道,不再复兴于后?要之,孔子乃一中国人,孔子所学亦学其以前之中国古人而已。今中国人能自振拔,使后世犹有中国人,则正孔子之所欲学。孔子其人,与其道,终亦必应有再兴起再光昌之一日。言念及此,诚不禁其私人之馨香祷祝,鼓舞向往,于无竭无穷之一境矣。孔子有神,尚其鉴之。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孔子第二千五百三十年诞辰钱穆写于台北 外双溪 素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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