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华夏古籍 传承国粹精华

一九八六年美洲第五届祭孔大典献辞

中国历史绵亘五千年。远自上古庖牺氏、神农氏以来,已历两千五百年,乃有孔子出生;又迄今两千五百年。孔子适居其中心。实为吾中华民族文化五千年相传一最高代表人物,承先启后,有其极为杰出莫可比量之重要性。

中国文化人物中之最居重要性,站在最高阶层者为圣人。孔子以前之圣人,皆居天子地位,即政治上之最高阶层者,如尧、舜、禹、汤、文、武皆是。惟文王子武王弟周公,亦居最高地位,而实未为天子;乃居臣位,非君位。孔子生平奉周公为标准,即身不占政治上之最高地位,而实居人品中之最高阶层。而后世则奉孔子为中国圣人中之最高位。故其弟子言:“夫子贤于尧 舜远矣。”

孟子则在孔子以前未居天子高位者中,又举出三圣人:伊尹为“圣之任”,伯夷为“圣之清”,柳下惠为“圣之和”。而孔子则为“圣之时”,乃兼任、清、和三德,而随时更迭表现其三德。则其地位显又高出伊尹、伯夷、柳下惠之上。

后代中国人奉孔子为“至圣先师”。自孔子后,惟尊孟子为“亚圣”,而其他人物则全不再获圣人之称。此见后代中国人尊崇孔子,以为乃上下古今五千年来一至高无上、莫可伦比之大圣人。

孔子平生言论行事,具载于其及门弟子所编集之《论语》一书中。自孔子弟子曾子传其学于孔子之孙子思,孟子乃受学于子思之门人,上距孔子已五传逾百年以上。孟子已在战国时,诸子学群兴,墨翟、杨朱之传尤盛,两家之言盈天下,而孟子则曰:“乃吾所愿,则学孔子也。”又曰:“能言距杨、墨者,皆圣人之徒也。”但当孟子时,《论语》一书尚未正式编纂成书,故《孟子》七篇中,乃不见《论语》之书名。《论语》之正式行世,当更出孟子之后。

战国百家中,惟道家晚起,犹在杨、墨之后。庄子与孟子略同时,但《孟子》书中尚未见有庄子。而《老子》书犹后出。但庄 老道家陈义高深,略可与儒家孔 孟相伯仲。自西汉罢黜百家,表彰《五经》,而儒家乃特出百家之上。孔子作《春秋》,列《五经》中。其《论语》一书,则为其时一部小学必读书。

西汉《五经》博士中,《礼经》博士传有《小戴礼记》一书,其中有《大学》《中庸》两篇。考其成书年代,皆当在秦始皇帝时。两篇中尤以《中庸》一篇,显见已多参杂有道家思想。在魏 晋 南北朝时,印度佛教传入,《中庸》一篇备受重视。隋 唐时,佛教中国化,天台、华严、禅三宗,皆于《中庸》一篇有阐述。《大学》一篇则自宋代理学家兴起,二程与朱子更常加称引。《大学》《中庸》遂与《论语》《孟子》共有“四书”之称。朱子有《论孟集注》《学庸章句》之作。元代考试制度,遂以《四书》更驾于《五经》之上,定为考试之重要经典。如是八百年迄今,《四书》乃为中国人人必读书。阐论孔学,不得不兼及《四书》,不当专据《论语》一书而止。

其实论孔学,不当仅止于《四书》。即战国 秦 汉以来两千五百年,凡治孔学者,其言论行事,皆当和会融通,一以贯之,始足以发明孔学之全体真相。并不当偏在《四书》,更不当偏在《论语》。惟提纲扼要则《论语》为主,《孟子》《学》《庸》为副,始足以把握孔学之精要。

居今世姑以《大学》为言。《大学》有“三纲领”“八条目”,八条目之后四条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此为治孔子之道者所必言。但以今日论,群以欧洲西方学为本,而西方学中实缺“天下”一观念。依中国语论,若言“形上哲学”,当言“宇宙”。言“自然哲学”,当言“世界”。论“人生哲学”,则当言“天下”。而西方人观念,凡属人事,则仅以“国家”为限。至康德始言“国际”,近代则有百五十国以上列入国际联盟,而尚有在此联盟之外者。但在“国际”一观念之上,并无“天下”一观念。中国则自古有封建诸侯,但诸侯之上有天子,如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皆是。故中国自古为一封建制度,而封建之上,实尚有一天子,仍属大一统局面;与近人所想之封建列国并立大不同。故孔子虽据当时鲁国史官所载作《春秋》,而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列国之上,尚有中央周天子一高位。孔子又曰:“如有用我者,我其为东周乎!”是在孔子理想中,虽不能向上追复西周之旧,而仍必为东周,仍当有一天子在上。与今日之所谓国际联盟,有其大不同处。

近代人惟因缺一“天下”观,遂使列国相争,迄无宁日。最近自第一、第二两次世界大战以来,又继之以美、苏相争。甚至核子战争如在眼前,不论胜败,数百万以上之人生,顷刻间即可葬送于核子弹轰炸之下。稍有人道观念,又何忍出此。孟子言:“天下定于一。谁能一之?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傥谓核子武器大量杀人可以一天下,则诚出中国人想像之外矣。傥果谓大量杀人可以一天下,则人生之意义价值又何在?若谓大量杀人不足以一天下,则又何必为此核子武器之争?此皆无说可通者。

抑且西方人不仅在国之上无“天下”观,亦且于国之下无“家庭”观。西方人之家,仅当中国家之前一半。子女长大成婚,即各自别成一家,与父母家分离,不再和合。中国则重孝道,为子女者决不离父母而独立。中国家庭又分“内”“外”,夫妇成婚,女家则称外家,女婿对岳父母有半子之称。如三代时,姬、姜两族,常如一家。故中国由家成国,以至于天下,始终是一贯相承,无大分别。而其主要中心,则在己之一身。

人之一己,必分男女两性。此乃自然,中国人则谓之“天命”。男女相结合为夫妇,则乃人伦之始;由夫妇而有父子、兄弟,乃至于国与天下君臣、朋友两伦,皆从天生己之分为男女来。即是说“人伦”乃从“天道”来。孔子特提出一“仁”字为人生大道,《论语》一书主要即在讨论此一“仁”字。而“仁”字乃为西方人所无有,特难以西方一字相译。孔子弟子有子说:“孝弟为仁之本。”孝弟之道,实即仁道,即人与人相处之道之本源所在。使人与人不能以仁道相处,则惟有仗法律作种种防止。西方人重法律,即从其不知有仁道始。

今言教育,西方自希腊时已有之。亚里士多德言:“我爱吾师,我尤爱真理。”仍为一种个人主义。重自发现、自创造,不重师传。但不知人生真理,尤贵在人之相爱。其他真理,皆从此人之相爱之一心,即相爱之性情来。岂有在人类性情相爱之上,别有真理?试观其他有生物,相互间,岂不各有一番相爱之表显?是此生物相爱之真理,并不专限于人类。如此则今日所发明之核子武器之大群杀害,已远越乎人类相爱之真情以外,岂可亦认其为是一真理?当知核子武器杀人乃物理,非人道,即非人生真理。

西方人亦言人类爱情。罗马时代开始有宗教,犹太人耶稣,以上帝独生子教人爱上帝。但“凯撒事凯撒管”,人类相互间事耶稣不管,于是耶稣乃上十字架。故此下之教徒,乃以耶稣之十字架表示其宗教精神。则今日之核子武器,岂得谓是十字架之更进步的创造?岂真是凯撒之道之更为进步乎?

西方近代高等教育,亦始自教会。除宣传教义外,尚有两专门。一为律师,教人为罪人申冤,为罪人抱不平。一为医学,教人为人治病。皆有一分人类相爱之义。但今日发明了核子武器,则律师与医生皆所不能救,不知又当学如何作对付?

其次宗教以外之教育,则始于德国之国民教育。人生惟当为一“国民”,上帝以外,一切事惟当管理于凯撒,其他乃无教育中心可言。则西方人之真理中,亦可谓并无“人对人”之真理可言。如中国人之修身、齐家,皆非西方人之教育内容。而平天下则更所不论。

中国无宗教,而极重教育。教育中最高最大之教师则为孔子。故孔子为中国之“至圣先师”。孔子教人主在“仁”,仁即人生之大道,即人与人相亲相爱之道。亦可谓乃人类相互间之一番同情心。欲发抒此一番人类相互间之同情心,最先则本源于婴孩之对其父母兄姐,故曰“孝弟为仁之本”。其次长大成人,乃移此一番情感来对国、对天下,故曰“移孝作忠”。

中国人言忠,其道在尽己以对人。而言忠道则又必言“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恕道。在美国,远在南北战争时,有一将军,退休后寓居纽约附近,独身不娶,性情怪癖。家中仆人皆遭谩骂,中途离去。有中国 山东籍一华工丁龙,亦投身到将军家为仆,亦以遭谩骂而离去。后此将军家遭火灾,丁龙闻讯,自来相助。告将军:我原籍中国 山东省,古圣人孔子乃我同乡,教人忠恕之道,己所勿欲毋施于人。今将军遭苦难,一人独居难堪,余特来追随相助。将军闻言大惊异,谓不知君乃能读古圣人书。丁龙言:余不识字,不能读书,乃幼时闻父训知此。将军谓汝父能读圣人书,亦大佳。丁龙又谓:余父亦不识字,亦不能读书,乃闻之祖父、曾祖父以上;亦皆不能识字,不能读书,乃上代之家传知有此。此将军闻言大加嘉许,乃相交如朋友。积有年,丁龙患病将不起,告将军谓:得将军历年资养,衣食居住皆得安足。今病不起,将军历年所给薪资,余皆积存。此间无深交,老家无亲属,愿归还将军,聊报积年爱顾之情。丁龙死,此将军乃将其遗存,并增巨款,赠纽约 哥伦比亚大学设一讲座,专以研究中国文化为务。但此讲座历任人选皆美国人,不闻聘中国人任之。中国人留学美国,或在哥伦比亚大学,或在其他大学者,学成归国,亦从不谈及丁龙事。余于一九六〇年亲赴美国,乃始知有丁龙其人其事。每以与台湾之吴凤并举。吴凤虽读书识字,亦非一学者。然此两人皆真有得于孔子之遗教,足为后人百世之师。此乃中国民族传统文化所得之佳果。纪念孔子,求知孔子之道,能如吴凤、丁龙其人,斯亦可矣。而岂必以专门读书,成一学者乃为贵!

吴凤者,乃晚清 同 光时,在台湾,为平地人与山地人通商一通事。其时山地民族好杀人,每年必以一人头为祭。吴凤任通事,得山地民族之好感,劝勿再杀人。每年即以所积存之人头,择一为祭。如是有年,人头已尽。山地人又欲下山杀人,以告吴凤。吴凤尽力劝阻,山地人不听。吴凤乃告以某晨某处山路上有一骑马者过,可杀之以祭。山地人从其言。乃知所杀即吴凤。大悔憾,此后乃止杀人之俗。如吴凤之以身劝杀,此即孔子之所谓“杀身成仁”,亦可谓曲尽其忠于对人之所能至矣。今台湾之山地民族与平地居民和好如一家,则皆吴凤往年之功。至今有吴凤庙,受人崇拜。

中国人言“非吾族类,其心必异”,此乃言其相互积习之心。又言“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此则言其修养道义之心,即人类之文化心。今逢美西旧金山举办祭孔大典,诸君远在美国,余则羁老在台,皆远离大陆本土。然孔子亦欲居九夷。故中国人言“天下一家”,亦皆从其文化言。其文化之大本,则出自人之各己之一心。其心变,斯文化亦随而变。中国人之所谓“道一风同”,其所望则在此心之道之常存而不变。风之随时而必变,仍以能不变其心之所存为贵。愿吾当今国人其相互共勉之。

(一九八六年十月应美 旧金山华侨邀稿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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