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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之教与学

孔子是中国的大圣人,二千五百年来,备受国人之爱戴与崇重。最近几世纪,欧 美学者,诵读有关孔子的书籍,仰慕孔子之为人,称引孔子之言论者,亦日见增加。孔子之道,终必大行于后世。兹值孔子诞生二千五百零四年纪念,谨就平日浅薄所窥,略述一二有关孔子之教与学者,以申高山向往之私意。

孔子是一个教育家,他曾说:

有教无类。

人类只要有教育,不该再有其他一切的类别。理想的教育昌明了,那时世界人类,将不再有国别,有种别,自然更说不上有所谓阶级的分别。那将是一个大同与太平的世界,而这一世界则将由理想的教育达成之。

孔子不仅抱有如此伟大教育的理想,而且毕生为此教育理想而努力。所以说:

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只要依照当时社交惯例来到孔子门庭的人,孔子从来没有不加以教诲的。他又说:

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

只要有人来,不追究他已往,不逆测他将来。诚心请教的,他就诚心教。他又说:

过我门,不入我室,而我无憾焉者,其惟乡愿乎?

经过孔子门,孔子总希望他进来听一番教训,否则孔子心上总觉是一遗憾。但也有些人,不肯有理想,不肯有向上心,不想要自己再进一步而发心向人去受教,他们只想在这世上混过便算的,那便是孔子所谓“乡愿”了。孔子只对这些人不再有遗憾。这不是孔子不愿对他们施教,孔子只待有自发心的才施教。所以说: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愤”与“悱”,便是人类一种向上的自发心。照理,此种自发心,也该人人有,而孔子也决不会拒人于门外。

但孔子平日把些什么来教人呢?他弟子说: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文”指社会人文之一切。孔子是一位人文主义者,他的教育内容也偏重在人文。而人文社会中一切的业绩,其起始莫不由于个人的行为。个人行为最要的发动,又莫不由于人类之天性。因此孔子之教,总是先就个人天性中某几种美善的本质,如“忠”与“信”,来指点出个人行为所应有之道。本于此种人道作基础,再经历了历史演变,而形成社会人文复杂的大综合。孔子之教,本原于人心之忠信,究极于人文之大全,而以人类本身一切现实的行事为中心,这是孔子教育的大规程。

因此孔子很看重在其当身社会一切人文现实之所有。他自己说:

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他又说:

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

“射”与“御”是当时社会两件普通的人生技术,而“御”尤其是属于为人服务的,因此孔子自谦地说他愿意当一个御者。若使孔子改生在现代,我想他决不会看轻教一青年学习替人开汽车。他也会高兴做一飞机师。孔子的教育宗旨,只在根据各自当身的社会里的一切人文现实,而只在由此使人透悟到人类文化之本原,之意义与价值。这些人文现实之大总体,孔子当时则谓之“礼乐”,谓之“文”。孔子自己说:

下学而上达。

“下学”是学的当时社会人文一切的现实,“上达”则透达到人类文化大体之本原与意义与价值之所在。

孔子常不自称为一教育家,而常仅自称为一学习者。他说:

我有知乎哉?与知也。

他又说: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孔子之所谓“古”,即是那些人文遗产,即当时社会一切人文现实,由于历史演变而来者。而孔子之所求,则在这些现实人文中,来追求其本原与意义与价值。

孔子以此学,也即以此教。因此孔子之教,更注重在身教,非言教。故他说:

予欲无言。

又说:

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

孔子即把他自己的全部人生来作教。孔子也即以他的好学作为他全部的人生。孔子之道一以贯之者也在此。

孔子又曾说:

圣则我不敢,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

他的弟子们便说:“学不厌,知也。教不倦,仁也。仁且知,夫子既圣矣。”孔子自己只说他是一个好学者,乐学者。所以说: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又自己说:

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孔子只把他自己一番好学乐学的精神来设教。而他的弟子们,了解他们先生的教育精神的,便说这样便已是“仁”与“知”,便已是圣人了。一个人,只从那种学不厌与教不倦的“仁”与“知”,做成了圣人;一个社会,也只从此学不厌与教不倦,来走上了人类灿烂光明的文化大综合。人类文化,该是根据著人类的天性,而直达大同太平的理想。这一条大道,也可说即是孔子所谓的“下学而上达”。孔子心中,一人之道与人人之道,仍是一以贯之的。

因于孔子之教,是这样一种现实的身教,即以他当身的实际人生来作教,所以孔子的教训,若在言论上寻求,似乎没有什么一套特别肯定的内容。换言之,孔子没有一套抽象的理论来教人。所以说: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孔子没有一种固执的、必然的、自我的意见。孔子平常教人所重者曰“道”。道是活的,只指的由此至彼的一条路。孔子理想中的人生,该有一段由此而至彼的过程,那也就是“学”。

至于具体所学,则上面已说过,凡属当身社会的一切人文现实,都该成为学的对象。所以说:

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

礼、乐、射、御、书、数,在当时谓之为“六艺”,这是孔子当时社会人文现实中几项具体的节目。孔子都学了。孔子又从这些人文现实向上追寻其来历,探究其根源,会通其意义,发明其价值。因此孔子之所学,是一种人文的,同时也是历史的。总言之,孔子是向人而学的。所以说:

我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

又曰:

三人行,必有吾师焉。

他的弟子们也说:“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

孔子向人而学,又向人而教,因此他的所学所教,他自己总括说来,只是一“仁”字。仁,便是人生之大道。仁之本原,在人心之“忠信”。见之于实际的私人生活之谓“行”,成之为人类社会所共有的一切文化现实的大全体之谓“文”。这在孔子本身时代如此,在孔子以前的时代也如此,在孔子以后的时代仍如此。在孔子所未曾知道的社会,乃至在未曾知道有孔子其人的社会中,在孔子理想中推想,也该莫不如此。所以孔子的教与学,不尽在回顾,同时也有前瞻。不尽在守旧,同时也有开新。不尽在现实,同时也兼在现实中引发出理想。

如上述,孔子之学,针对著全人类而学。孔子之教,也针对著全人类而教。孔子之学与教,其精神,以全人类为对象、为范围。于是孔子乃由于“人”的观念而转进到“天”。全部人类之出生,出生于此大自然;全部人类之生活,亦在此大自然之中。孔子平常所指的天,正指此大自然而言。孔子说: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

天无所言说而四时行,百物生。孔子所想学于天的,正想学此无言之行与生。所以孔子教人“默而识之”。他又说:

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他又说:

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

于是遂使孔子终于永远是一个学习者,始终没有好多悬空的大理论,更没有像西方的哲学家们,各有他们一套曲折而精微的成系统的抽象的新创见,留传给后世。他曾说:

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孔子往往自承为无知,对方一鄙夫来问他,鄙夫自然同样是无知。但事情总会有两头,理论也总会有两头。本与末,是与非,一切总是有两端。孔子只把他来问的那事情或那理论转问他,直问到那本末与是非之两头之尽处,而无不罄竭了。于是那事情与理论之由此至彼的全体,却在双方本属无知的、空空如也的心中显豁呈露了。因此,孔子所教,人人可以学;而孔子所学,也人人可以教。本属无知的,也自会有知了。这是孔子之教与学之自无而有、由人达天之最中庸而最高明的最不可及处。

因此,孔子只如是般,从人生切近处,求知与好学。但他因此学通了人之心,学到了人心之本原——“天”。而别人一时要想学孔子,却会感觉到困难了。所以他的最好学的弟子颜渊不禁要喟然而叹了。颜渊说: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

连孔子也要自己叹息了。他叹道:

莫我知也夫!

他又说:

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似乎自己也深感到他自己已由知人通透到知天,所以才说知我者只天了。

然而孔子的日常行为,则始终平易而切近,始终是与人共之的。他的门弟子又说: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孔子自己也曾说: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所以孔子始终没有一套奇伟而高远的教训,超出于现实人事圈子之外的,来留传给后世。孔子所学的最高对象固是“天”,而孔子却不说“天”。孔子不从天之最高明处来教人,他只从内面人类心情的大本同然处如“忠信”,和从外面人类社会的一切文化现实如“礼乐”,从这内外两端来循循然善诱人。从这“博文”与“约礼”处,教人“下学而上达”。于是孔子也遂不能成为一宗教的大教主。

然则孔子所留传给后世人类的,究是些什么呢?我想,照孔子自己的意思,他所能留传给后世的,恐怕仍该是他那一番好学不倦的精神了。其实孔子之所学也甚有限,孔子只在学做人,孔子只在从人的方面学做人。惟孔子直向人心的深处学。孔子总认为,人与人是大概相似的。孔子似乎并没有承认他自己高出乎别人,但也没有承认别人高出了他自己。他只从别人身边学得了自己。孔子又常把他自己来教别人。所以孔子有时像是一个个人主义者。好像只想把他自己学成一个人,也只想教人学成一个人。所以说:

古之学者为己。

好像一切学,该是只重在自己。但孔子的意思,认为人人都如此般学,却可到达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理想。那即是孔子所谓的“大道之行”的时代了。

所以孔子自己说: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我们今且问:孔子所知的“天命”该是什么呢?我们且不妨说:天既生了人类,自然希望人类能终极到达于太平大同的境地。人类不到太平大同的境地,终像是天命之未实现。其实天之生人,早本是太平与大同的。因为人类社会自己多生出花样,人类历史自己多生出演变,而于是转像使人类反而日趋于不平与不同。孔子教人学,正在学那人类同然一本之天性,正在透过那历史悠长的演变,社会复杂的综合,而所形成的文化多方的大体系中,来学到仍回于自然,学到复返于人之本,学到走上经历人文演进后之人生大同太平之大道。那是生于天而归于天,由天命之人始,到达于天命之终极,那始是所谓“大道之行”了。所以人若能“知天命”,便决然会“耳顺”。耳顺是说你听别人话,都觉得顺于耳,不觉得逆于心。这真是大同太平、大道之行的盛世感觉了。人人知天命,人人都会感觉得耳顺,人人会听到别人话不再感其刺耳与逆心。若使一个人先到达此境界,这一个人的内心已先到达了太平大同的理想境界了。到那时,他的心已和人的心相通,一片天机,不再分别彼我与是非。当前总是一“道”。当下总是一“仁”。整个总是一“天”。于是那一人,便可“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孔子便是上述的那一人。孔子把他自己一生七十年好学不倦所到达的内心境界揭示于我们。我们若粗心骤然的看,不像孔子所学是在专为著他个人自己吗?

但我们也可说:只要在人类中,仍有一个人未到达此境;他听别人话,依然感到刺耳与逆心;这世界则依然还不是真大同,依然还未到真太平。所以全人类各为个人,还是为著全人类。

而且我们也不能因为全人类未到达此境,便不信有人能先到达此境。若我们没有如此般去学,自不能就此怀疑有人能真到达此境。正因全体人类均能到达此境之路途尚遥远,所以孔子平日总是自承无知,不曾具体举出某一番抽象的理论来教训后世人,来凭空为遥远的后世人设教。但也正因为孔子自感他自己确已到达了此境,所以他终于把他自己所学的那一番经历来指导人,却可使任何一时代的人都由于如他之所学而到达他之所到达。

自孔子诞生二千五百年后而至今日的人类,若我们能再一细听孔子之所教,我们会有所愤悱,则孔子的教训,却正好给与此种愤悱以莫大的启发!

(一九五三年十月香港《祖国周刊》四卷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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