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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义理之展演

中国人在宋以前,大家都读《五经》,宋以后,大家必读《四书》:《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今天我要讲的,就是关于《四书》义理的问题。我们首先要问:《四书》的义理,是共通一致的,还是各别相异的呢?在我个人认为,它们间的义理,是共通一致的。可是从另一方面看,《四书》的义理,又是各别不同的。《论语》是《论语》,《孟子》是《孟子》,《大学》《中庸》自是《大学》《中庸》。

共通一致和各别相异似乎对立,其实不然。《学》《庸》《论》《孟》的义理,是在它们的共同一致下,有其各别相异。大纲领相同,小节目差异。从了解其各别相异之点,去体察其共同一致性,就是我今天讲题的主旨。

《论语》《孟子》本原是独立成书,《大学》《中庸》则是属于《小戴礼记》中的两篇。虽然唐以前就有人注过《论》《孟》,萧梁以后就有人对《中庸》下过讲解,但把这四书视为一个思想体系而予以表章的,却从宋代二程和朱子开始。他们认为四书是一脉相承的,《论语》属孔子,《大学》属曾子,《中庸》《孟子》分属子思与孟子。

就成书的早晚来看,《学》《庸》定在《孟子》之后。从文学史的观点来看,《论语》《孟子》为记言体裁,一若后代的“语录”。《论语》篇章多短,大都为门弟子所记。《孟子》七篇,也是记言。如《梁惠王篇》,记孟子与梁惠王的问答。大抵七篇为孟子自作。朱子说此书文章一贯,文笔绝佳,他的门人未必写得出。

《孟子》比《论语》前进了,主要的是《论语》章节短,《孟子》篇幅长。至于《大学》,一起头: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中庸》开宗明义: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简单扼要地把全书纲领明白提出。论文章体裁,便知《学》《庸》比《孟子》又进一步。老子《道德经》和《大学》、《中庸》同样文体,上篇: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也将一书主旨,首先提出。《庄子》也是记言文体,与《论》《孟》相同。不过《论》《孟》是实有此问答,《庄子》则多假托寓言,如鲲与鹪鹩之问答即是。其次,《庄子》每篇都有题目,和后来《荀子》等相似,与《论》《孟》之《学而》《梁惠王》不同。总之,由文体演变来看,《庄子》在《老子》先。议论体的《学》《庸》,该在记言体的《论》《孟》之后。

兹先讲《论》《孟》,再及《学》《庸》。

孔、孟讲义理,可说完全相同。但在大的义理之下,亦有其各别之相异处。唐以前人,每以周公、孔子并称。但并不以孔、孟并称。宋以后人,始并称孔、孟。《史记》,孔子有“世家”,孟、荀合列一“传”。战国只以孔、墨齐举。《汉书·艺文志》“六艺略”除《五经》外,有《论语》《孝经》,小学如《尔雅》等。读书人从小学、《孝经》、《论语》,再上才读《五经》。《五经》中,惟《春秋》是孔子作,但相传孔子删《诗》《书》,订《周易》。《艺文志》“诸子略”首儒家,由曾子、子思而至孟子、荀卿。孔子上承周公,孟、荀同列子部。这是一项极重要的区别。当时《论语》尚未列为一“经”。待经书中列入《论语》时,尚未有《孟子》。此一经过,见孔、孟在宋以前本不受人平等看待。至宋,才以孔、孟并尊。而《十三经》之结聚,乃明代以后事。宋代以《孟子》与《论语》、《学》、《庸》并称《四书》,读书人先读《四书》,后读《五经》,《四书》比《五经》更重要。

孔子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设教。孔门弟子分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言语和政事实是同一事。所谓言语,只是“使于四方,不辱君命”的外交活动。文学殿四科之末,始是侧重在书本方面的学问。前三科颜渊、闵子骞等是孔子早年弟子;文学一科,子游、子夏受业在后,是孔子晚年弟子。可见孔子教学生,开头注重在德行、言语、政事三科。德行一科,不是不理会言语、政事,只是能不急求进身,不苟合取容。虽然本身抱有从政才能,但没有施展抱负的正当机会与环境,便不轻求从政。孔子自己博学多能,早年尝为乘田、委吏,中年当过鲁国司寇。晚年返鲁,见道不行,遂著意在典章文籍上教导后进,俾得传之身后。

孔子曾说: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他以周公的治平实绩作榜样,想在当身做一番事业。他又说:

文王既殁,文不在兹乎?

他把文王、周公的实际勋业自任。所以又说:

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文王、周公建业在西周,孔子要在东方再建新周。他在政治、外交、军事、经济上,都有实干的准备,不然他决不敢轻言:

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之语。孔子把他所长分科教授,所以有四科之前三科。

孔子又说: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

这里所说的“礼”,并非指婚、丧、士礼如《仪礼》十七篇所载,而是指的治国平天下的大礼。修、齐、治、平之事,在春秋时皆属“礼”,今应称之为广义的大礼。冠、婚、丧、祭乃是一种狭义的小礼。孔子对整个国家社会天下治平之大礼,不仅西周,即夏、商以来三代传统一切大礼,皆所研寻。只因杞、宋两国不够用来证明,孔子只是心知其意,其博大深微处,无法引用与人共见者来作证。其弟子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孔子答道: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殷礼承袭于夏,但有不同。周礼承袭于商,亦复有不同。孔子懂得夏、商、周三代之礼,是在一大传统之下有损有益,有增有减。他了解它们之间的变化,与其所以要变化的道理。从他这一套历史知识来透视此下十世三百年,甚至百世三千年,亦可了如指掌;知其不能越出此一大规范,大准绳。孔子逝世,迄今不到百世三千年。他预知历史必然有变,但有些必然不变。所谓“变”,只是在一大传统下有的增添些,有的减少些。这是孔子一套最伟大的“历史哲学”。用以前学人语,应称之为“历史因革论”。(清代恽子居即曾提出“三代因革论”一名词。)但孔子治史,虽是三代一贯而下,而其精神向往则偏重在周代。所以他只推崇文王、周公,又说:

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他并不甚推尊殷代的先王先公。近代有人却说孔子是商民族之后,好像他内心不忘殷商,有意复兴。那真是臆测之谈。但孔子虽说“从周”,也不一意悉遵文王、周公,所以又说“吾其为东周”。他要跟随周代再向前变,却非要上复殷 周之旧。这是明白无疑的。

再看孔子对颜渊问“为邦”,更知端的。颜渊问为邦,孔子说:

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

难道只此夏时、殷辂、周冕、舜乐便可包括了国家大政之一切吗?我们又该问为什么历法要用夏代,车制要遵殷代,冠冕用周代,而音乐又要远法虞舜?我们应把此处所举四条会通看。我们今天已距孔子两千五百年之久,当然不能把此四条具体详说。但孔子博采前古,斟酌损益,有因有革,求适当前之意,则显然可见。而其“行夏之时”一项,秦 汉以下终于依照孔子意见,直至于今。可见孔子所谓“损益可知”,是确有历史证验,非同空论。

我们今天来研究孔子思想,不应该单把眼光全放在所谓忠恕、一贯等上面。孔子六艺之学,四科之教,我们都该注意。孟子则说:“仲尼之徒,无道桓 文之事者。”但《论语》孔子极称管仲,人所尽知。孔子又说:“齐桓公正而不谲,晋文公谲而不正。”若我们细读《左传》,便知孔子对桓、文此一批评,乃是恰中要害。《孟子》七篇中讲身心、讲义理,所讲可谓与孔子并无二致,有些处讲得格外详尽,更加邃密。但孟子讲学,似乎偏重在此,所以在他门下,便无四科可分。其论及为邦治国之处,也像是只及其大概。滕文公问为国,孟子虽亦告以三代制度,但孟子自说:

此其大略也。若夫润泽之,则在君子。

他学生问“周室班爵禄,如之何?”孟子答道:

其详不可得闻。

这和孔子能言夏礼、殷礼,详略精粗,显有不同。谈到民生问题,孟子只说: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

谈到如何统一天下,孟子只说:

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这就是孔、孟讲学显有不同处。故孔子卒后,其学生为诸侯所争用,就连再传弟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等,也是极受时君重视;孟子学生像万章、公孙丑辈,皆不能在实际政治上有所表现。这当然因时代不同,事变相异,不能一一拘泥比论;但亦可反映出孟子讲学与孔子有不同。

孟子以后有荀子。荀子著书极重视“礼”。他书中讲究富国强兵,也多具体说话。他的门人也在政治上多有活动。韩非、李斯更是著例。清人常说荀卿有传经之功。若把孟子与颜渊、曾参相比,荀子则近似子游、子夏。《论语·雍也篇》:“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荀子》书中多论到“儒”之分类,而《孟子》七篇往往高论师道,绝不见一“儒”字。亦可谓孟子重“师道”,荀子重“儒术”。孔子则兼此二者。道远而分,有此两歧。

汉初经师,往往为荀卿弟子或其递传,故汉儒治经,多属荀学系统。但不如清儒之拘狭。汉儒虽在训诂章句上用力,但主要则欲“通经致用”,如贾谊、董仲舒都在政治上发抒重大意见,尤其是董仲舒建议当朝“罢黜百家,一尊儒术”。汉武帝设太学,立《五经》博士,皆遵用仲舒之意。即如张汤,依儿宽判法,大为武帝称赏。宽治《尚书》,为欧阳生弟子,乃伏胜之再传弟子。又如鲁申公,武帝初即位召至京师,他告武帝说:“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其弟子赵绾、王臧欲为武帝创制变法,遭窦太后反对而止。但此下汉廷重用儒生,至东汉犹然。

综观汉代儒家,大抵可分两大类:一在太学为博士。虽亦通晓政治,要之以讲学为主。一为从事实际政治工作者。两汉治平实绩,不得不谓乃汉儒之贡献。直到季汉大儒如郑玄、王肃,其经学分派,实即是政治分派。康成生平未涉政治,但他的经注,常把当代实际制度为经文作证。他还是治经而通政治的。当时的经学,在政治上有领导地位。王肃对政治上有野心,乃不惜伪造古书,企图先在经学上压倒郑玄。

南朝门第鼎盛,大门第必重礼,尤其是丧礼服制;子与侄及一切亲疏嫡庶承袭爵位和产权等复杂情形,都将由丧服的等差中表现出来。刘宋 雷次宗最善讲丧服,乃与郑玄齐名,一时有“雷、郑”之称。又我们历史上有三次政治大兴革,都欲根据《周礼》来推出新政,一是汉代王莽与刘歆,一是宋代王安石,中间是北周时代的苏绰。苏绰创制,下为隋 唐承袭,开统一盛运之复兴。我们不能否认雷次宗、苏绰都是大儒,他们都能用经术在实际事务上作贡献。直至北宋初赵普,自说用半部《论语》帮太祖定天下,要再用半部《论语》来佐太宗致太平;那是汉 唐儒生一贯相传之抱负。

但孔子所讲的一套治国平天下道理,汉人过于强调了,因而忽略了孟子那一面所偏重的心性义理的另一套。于是道、释两家乘虚而起,把这一套抢去。直到唐 韩愈起而提倡师道,推尊孟子,他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至孟轲之死而不得其传。”他自己起来攘斥老、释,自比于孟子之“辟杨、墨”。但昌黎好友裴度,同时也是昌黎的上司,他却是信佛的。他似乎也认为修养心性的一套,应从佛门去求。他同时在政治上有其卓越表现。这是治国平天下的另一套,则是周公、孔子传统。退之同时李翱,也受佛学影响,著《复性书》,提出《中庸》一书,认为《中庸》理论高过释氏。

此后韩、李学说影响宋儒。范仲淹是宋儒中第一个开新风气的人。他内为宰辅,外捍边圉,常说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带兵去西安,张载时属青年,因是关中土著,熟知关中兵事地理,以万言书请谒,献其用兵之计。范文正告诉他说:“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因送张载一本《中庸》,劝他回家细细研读。欧阳修推奖王安石,希望他做韩愈后起;荆公却以孟子自期,不愿仅为一文学家。此等皆可看出宋代儒风之变,显与汉 唐不同。

但在北宋时,孟子地位虽已提高,却还没有确立。冯休有《删孟》,李观有《常语》,司马温公有《疑孟》,都是攻击《孟子》七篇的。直到二程子 颢、颐兄弟,才正式提出《四书》,大力表章《孟子》书中义理,主要从教育方面著手,引导人走向理想的人生。南宋 朱子、象山继出,孟子地位始为确定。大体说,宋代理学家接近孟子,近人称为“新儒学”。汉 唐经学家则比较只看重孔子,上与周公并尊,而不免看轻了孟子。所以宋代理学毕竟与汉 唐经学有其不同。到了明末大儒,如顾亭林(炎武)、王船山(夫之)、黄梨洲(宗羲)诸大儒,嫌阳明学之末流陷于空疏,才有再从理学返向经学之号召。

以上约略讲了《论语》《孟子》两书中义理的同异,其实只是偏轻偏重之间而已。下面再讲《大学》《中庸》。

《中庸》是一部晚出书,其中杂有不少道家思想。极多论到宇宙、天地、万物,显与《论》《孟》又有微别。《孟子》由历史上推论人性,故其论“性善”则“言必称尧 舜”。《中庸》则根据宇宙大自然来探究人性本原,故开首即曰: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

若子思作《中庸》,而孟子承之,则孟子论“性善”,不应撇开宇宙万物不理会,而专从历史上尧 舜说起。《中庸》陈义既与庄 老有出入,故能兼与后起之佛学相通。《中庸》一书在南北朝时,已受人注意,后来禅宗亦好谈《中庸》。唐 李翱、宋 范仲淹以及张横渠、程明道、伊川兄弟,对此书颇用力。朱子则教人:先读《大学》以立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再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最后才读《中庸》,以穷究其微妙之处。若论思想进程,则《中庸》确是较《论》《孟》微妙多了,却不应把此书来插在《论》《孟》的中间。

《中庸》思想,亦颇与《周易》十传相会通。而十传中亦多采及道家言。其实《中庸》与《易传》皆属晚出。《中庸》有云:

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

子思时代,正是列国分据,绝不能“车同轨”。自李斯作小篆之后,各国习用字体始慢慢统一。至于“行同伦”,也是秦始皇统一后所提倡,至今尚有秦刻石可证。汉代君王自高祖以下,都以“孝”字冠在帝号上,如孝惠帝、孝文帝、孝景帝。偏重“孝”的一伦,也是沿袭嬴秦,有人告秦始皇所谓“陛下以孝治天下”是也。故知《中庸》成书必然在《孟子》之后。但其发挥儒家义蕴,则还是一脉相承的。

至于《大学》有三纲领八条目,而仅言“心”不及“性”,则与《孟子》《中庸》又别。其偏重在八条目,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既是注重在治平大道上,故后来魏 晋清谈乃及佛家出世,多不喜此书,远不如《中庸》之被重视。宋代理学家极重讲《孟子》《中庸》心性精微,正要与释、道对垒。若新儒继起,不能讲心性精微,则不能拔赵帜立赤帜,把久已陷溺在释、道中的人心挽救拯拔过来。但若只讲心性,不讲治平大道,则何以上承孔子儒家之大统?故朱子教人读《四书》,必先读《大学》以立其规模,正谓精究心性,乃欲期求治平;欲期求治平,则必精研心性。内外本末一以贯之,正是孔子儒学之大规模所在。

但《大学》亦决非曾子撰。如其讲“格物致知”,把“知”与“物”合论,这显然是后出的事。我曾有《推止篇》[1],详论先秦思想,可分两大趋势:一主推,一主止。孟子主推,贵能扩而充之。荀子主止,故重师法。而: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显是沿袭主“止”一派的。故说: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父“止于慈”,为人子“止于孝”。先懂得了“止于孝”,始能去尽孝。孝道如何尽?则贵求知。“致知在格物”,该在事物上去求。先秦诸子书中,把“知”与“物”两字连称对用之先后演变,我在《推止》那篇文中详细罗列,可证《大学》之为晚出书。《大学》又说: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大学》虽不能指说它是荀学,但确有许多处有荀子思想之存在。

总之,《大学》《中庸》都是晚出书,大约为战国末年乃至秦初的作品。说它们晚出,也并不贬损了他们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和价值。先秦有许多伟大思想家,留下许多不知名的不朽巨著,《大学》《中庸》亦是一例。

子贡说: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

此所谓“文章”,便是孔子所讲的礼乐制度。所遗憾的是,当时门人没有把它详细记载下来。这些礼乐制度,便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具体项目。子贡又说:

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论语》上只有“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一语,孟子乃推阐出性善论。孔子说天道,不过云:“天何言哉?”到《中庸》却说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朱子教人先读《大学》,就懂得人之为学,不仅应该知道如何诚意、正心,还要知道如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再读《论》《孟》,则一切心性治平之道都在内。至于《中庸》,则应放在最后读,因其更广大、更微妙。若一开头便读《中庸》,常会由于体会未到,持守未定,而流入于释 老。

我们今天研究孔 孟学说,应该体、用并兼。但今天讲的,似乎忽略了其实用。孙中山先生认为宋 明以后讲“修身”以前的“诚意”“正心”之学嫌多了,讲“修身”以后的“治国”“平天下”之道则嫌少了。在宋代理学家,他们讲学主要在求对付释 老,这也无可厚非。汉 唐人则在政治统一以后,要多留心于治平实绩。这正与宋 明儒各走了一偏。我们今天的教育,正应该效法孔子通六艺,开四科,不该专讲“性与天道”,却忽略了“文章”。我们要使青年们纵不梦见周公、孔子,至少也得梦见孙中山先生。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三日台北 孔孟学会第五十九次研究会讲,载于一九六九年四月《孔孟学报》第十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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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者按:此文收入《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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