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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中国文化及世界前途

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乃以儒家思想为其主要骨干。孔子则是中国儒家之创始人,为此后历代儒家所尊奉。上自唐 虞 三代,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孔子集其大成。下迄今兹,两千五百年来,人物之薰陶,政治制度之建立,社会风尚之归趋,文学艺术之发皇,人生理想之大目标,凡属中国历史文化中之重要项目,莫非由孔子思想而生根发脉,以至于枝叶繁衍。故孔子思想,实为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生命活力之所在。

但严格言之,孔子并不纯为一思想家。与其称孔子为一思想家,不如称孔子为一教育家,更为妥当。但孔子亦不如我们所想像的所谓一般的教育家。因孔子设教,乃是有教而无类。不论男女老幼,各项职业,各项地位,乃至民族之别,时代之异,孔子之教育理想与教育精神,乃以全人类为对象。

然孔子亦并不如全世界人类中其他之宗教主。儒家亦始终不成一宗教。凡属宗教,必信奉一超乎人类之上之天帝或其他天神。其一切教义,则假托于此天帝或天神而发出。故凡属宗教,必带有一种出世倾向。一切宗教之重心,乃并不在此人类俗世中。佛教虽不信奉一天帝或其他天神,但其创始人释迦牟尼之受其后世佛教徒之崇拜,乃亦相似于其他宗教徒之信奉上帝或天神。抑且佛教徒之出世精神,尤较其他宗教为加强。中国儒家,就宗教目光视之,则尽只是俗人,无信仰,非教徒。而孔子亦只是一俗人。从其出生以至死亡,一切事迹记载甚详,绝无丝毫神话气氛夹杂其中。后人过尊孔子,不免有少许神话成份渗入,但究不为一般儒家所重视,所认许。孔子教义,乃全自人类历史文化传统中提出,上自尧 舜,下至文王、周公,皆属实人实事。孔子教人之主要宗旨,只在教人如何在人群社会中做人。并重在教人如何在其男与女、老与少、知识、职业、家属、国家民族,以及人生种种分别中,各自做一人。后来宋儒称之曰“理一分殊”。就做人的道理言,应该各人各一样,但同时又是大家都一样。

孔子亦常言天,但孔子所言之天,不如宗教家言上帝之具体而确切。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天不可知,然人乃受天命以生则可知。天命极普泛而广大,人之受于天者有限,然其禀赋之在我者则更亲切而易知。故孔子不教人“知天”,而教人“知天命”。抑且人与人为同类,天之所命于人,与人之所禀赋于天者,在其相互间大体相同。我能由人以反己,又能推己以及人。历史上从古到今之人,莫不有其所同然。而人中有聪明杰出之圣人,知天之所以命人,较之其他人远为深至。圣人以下,又有贤人、善人。我能博观于人,又能择人中之圣人、贤人、善人为师法,则可从“知人”而即以“知天命”。知天之所命,则知人之所当为与所不当为,所可为与所不可为。以人群社会与历史演变之种种祸福成败为证,则我之所知于天之所命者,岂不信而有据,简而易从?故孔子教义,其重要点乃在以人教人,然后由“人”而上合于“天”,从“可知”以达于“不可知”。故孔子之教,乃为一种人文教。与世界其他宗教,有其同而亦有其不相同。

孔子教义,由后世儒家之推衍引伸,其“天命”之在人者名曰人之“性”。孟子与荀子有人性善恶之争。然如荀子说:人之性恶,不能不有所师法以达于善。故荀子亦主师法圣人。但圣人同亦是人,与其他人为同类。故荀子之说,终不如孟子之说为圆满,更为此后儒家所信奉。故儒家多主人性善。人之所当师法者仍在“人”,而其极则可以不背于天,而与“天”合一。

人与万物同生天地间,同受天命以生。人有性,物亦有性。不仅有生物各自禀赋一天命之性,即无生物亦复各自禀赋一天命之性。下至宋儒,乃从“人性”推广论及“物性”,而说“性即理”,特地提出一“理”字。故宋学又称“理学”,亦称“性理之学”。物各一性,一性各一理。天地间有万物,即可有万理。万理同出于天命,同存在,同表现于天地间。故万理虽各相异,而有其相同,可以相通而合一。宋儒则称之曰“天理”。“天理”者,即此众理之会归一理。使众理皆消失,此一理亦将不见其存在。故曰“一物一太极,万物一太极”,而“太极”乃是一“无极”。太极实即是一理。一共通之理,同时亦是一分散之理。此理亦可称是一本体。有本体乃有现象。然取消一切现象,则亦无本体可见。天于何见?即由人类与万物之身上见。若没有了人类与一切有生、无生之万物,则天亦无由见。故人当从人类自己身上乃至一切有生、无生之万物身上来见天。主要则应从人类与万物之“性”上见,“理”上见。故宋儒又说“天即理也”。宋儒性理之学,显然仍从孔子教义推衍引伸而来。“天”与“理”乃异名而同实。此非违背了孔子义,乃是阐申了孔子义。

远从上面所说,可见中国 孔子乃及此下儒家教义,不仅涵有一种宗教精神,并亦涵有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精神。在中国儒家则称此为“格物之学”。在《易经·系辞传》中,凡能“开物成务”者,皆是“圣人”。开始结绳为网罟,以作渔猎之用。斫木为耜,揉木为耒,以作耕稼之用。造为货币,以供商业之用。制为衣裳之制,以供政礼之用。刳木为舟,剡木为楫,服牛乘马,以供交通之用。重门击柝,以供防暴之用。断木为杵,掘地为臼,以供食用。弦木为弧,剡木为矢,以供战争之用。上栋下宇,创造宫室,以供居住之用。发明棺椁,以供埋葬死者之用。创造文字,以供人文社会一切之用。凡属古人在历史文化上之一切进步,其有关于物质制造,乃至社会习俗上之种种创兴发明,远从包牺、神农氏起,皆由人类中不断有杰出圣人之不断贡献。凡属“圣人”,则必上通天志,下达物宜,以善尽人情。随时随地,以起变化。上则效法天象,下则制作器用,而人道乃由此光明而畅遂。故在中国儒家教义中,“宗教”与“科学”乃能相通会合,一以贯之,而其主要枢纽则在“人”。此即观于上所称引《易经·系辞传》之一节而显然可见。

人道中最主要者在于“尽性”。《中庸》上说:“尽己之性而后可以尽人之性,尽人之性而后可以尽物之性。”尽性工夫应分此三步骤。近代自然科学,主要偏重在能“尽物性”。但须有一先决条件:求“尽物性”,必求其于人类为有利,不能求其于人类为有害。故尽物性,必求其合于人性者而尽之,不当尽其与人性不合者。故尽物性,必先懂得“尽人性”。如何了解人性?则莫如先了解己性。己之性即是人之性。自己了解自己性情,其事为易。若自己不先了解自己性情,如何能了解到人类全体之性情?先了解己之性,与人之性,而求能有以尽之;更进而了解到物之性,而亦求有以尽之;此则人性、物性、己性可以相通合一。由“知性”而“尽性”,即可以由人而达天,故曰“尽性知命”,亦曰“可以赞天地之化育”。由是观之,可见中国儒家本亦由一种宗教精神为基本;及其推衍引伸,乃可以发展出一种科学精神;再由此种科学精神回头来充实圆满其宗教精神。以儒家原来语说之,可谓由“尽性知命”推衍到“格物穷理”。而“格物穷理”亦即所以完成其“尽性知命”之理想。此二者,如环无端,可以相贯而相成。

再讲到如何来尽性知命,格物穷理?其工夫则全在人心上用。故《孟子》曰:“尽心以知性,尽性以知天。”“心”与“性”与“天”之三者,有其层累而上之阶次。自孔 孟以下,至于宋儒,莫不最看重人之“心”。故宋儒性理之学,又可称为“心性之学”。其实孔子以下中国儒家之最大贡献,即在此心性学上。近代西方心理学,有智、情、意三分说。在孔子早以知、仁、勇为三德。“知”即是此心之理智部分,“仁”则是此心之情感部分,“勇”则是此心之意志部分。但孔子教义,著重在全人生之全心体上。人生之主要主宰在其“心”。孔子之主要教义,乃从全心体来主宰全人生,由全人生来参悟天命真理。孔子主张以人参天,因心见性,并不单一从此心之纯理智方面来推寻真理。故孔子思想,乃与西方一般偏重纯思辨、纯理智之哲学家有不同。

中国儒家,每以“性情”二字连举并说,亦常以“心情”二字连举并说。宋儒说:“心统性情。”毋宁可以说,在全部人生中,中国儒家思想,则更看重此心之“情感”部分,尤胜于其看重“理智”的部分。我们只能说由理智来完成性情,不能说由性情来完成理智。“情”失其正,则流而为“欲”。中国儒家,极看重“情”“欲”之分辨。人生应以“情”为主,但不能以“欲”为主。儒家论人生,主张节欲,寡欲,以至于无欲。但绝不许人寡情,绝情,乃至于无情。若使人生成为一寡情、绝情、无情之人生,此种人生绝对要不得,而且亦无可能。但若使人生成为一多欲或纵欲的人生,此亦绝对要不得。此种人生,不可大,亦不可久。“理智”作用,正在指导人生中“欲”的部分,使欲之要得者求能尽,欲之要不得者求能节。节之又节,求能尽量减少,以至于无。“欲”的部分受指导,则“情”的部分一归于正,乃始可以“尽其性”。

所谓欲之要得者,孟子称之曰“人之大欲”,如人生中之饮食男女是也。此种“欲”,与生俱来,实即是人之“性”。“情”从“性”出,故人有好生之情,有夫妇之情。饮食男女,亦皆在人之性情中。然若由饮食男女转生出种种人欲来而不知节制,则多欲转成寡情乃至于无情,人生种种大灾祸皆由此起。故宋儒严分“天理”与“人欲”。“天”“人”可以求其相合而为一,“理”“欲”则对立不并存。中国儒家并言“情理”。天人相合,只在“情”上合,不能在“欲”上合。

宗教家无不主张节欲。但饮食男女之欲,应节而得其分,此即情之所在。若节而过其分,则亦将损伤性情。哲学家太过注重“理智”,不顾到人生中“情感”部分,则其所探求之真理,亦是各偏一方,而不见真理之大全。由科学发明人生种种日用必需品,此是其长处。但亦因科学发达而易于导奖人生向多欲方面发展,此则是其短处。由此短处,可以发生出种种大病害。故在科学所发明的种种自然真理之上,更须有一番人文真理之指导。此一番人文真理,则必须以人生中之“性情”部分为主脑。此则正是孔子教义与中国儒家思想最大贡献之所在。

孔子教养以“仁”为中心。所谓“仁”,即是指导各个人在人群中如何做人之大道。而仁则在人心中,与生俱来。故仁即是人之性,而主要乃表现在人情上。一应理智之发展,应有其指导原则,即不能离仁、违仁而走向不仁的路上去。仁中有爱,但爱不即是仁。“仁”与“爱”之分辨,亦为中国儒家所重视。因单讲爱,则易流入于“欲”。欲的分数多了,反易伤其爱。如男女之欲过了分,则必伤害到男女间之情。男女间之“情”亦是仁,是性;而男女间之“欲”则可以不是仁,非性。孟子说:“仁者爱人。”乃是先有了“仁”,乃发出此“爱”。但亦有不仁之爱。此种爱则是欲非仁。人心有许多爱易流于不仁。故可说人性中有爱,但“爱”不即是性。“仁”始是性。犹如说人性中有欲,而“欲”不即是性。“情”始是性。儒家主张“尽性”。惟“仁”可以尽性,惟“情”之得其正者可以尽性。仅言欲与爱,皆不足以尽性。不仅不足以尽性,并易有离性、违性者之夹杂而转以害其性。故儒家言“性”,不即是言自然,乃有一番更远大、更精探的人文真理在内。同样理由,孔子言“天”,此下儒家亦言天,但可言“天即理”,不可说天即是一自然。欲是一自然,但不即是天、是理。

所以孔子言“知天命”,其中即寓有一番人文真理,寓有一番宗教精神。若一意探求自然真理,物物而求之,事事而求之,而昧失了其全体大通合一之所在;分别而观,在每一物每一事上,若各可有利于人生;但积累既久,综合观之,此等四分五裂之小利,终必成为人生之大害。换言之,研穷物理,必旁通之于人情,不能以满足欲望为归极。故孔子教义中之人生理想,上通天而下及物,从“知天命”而达于“尽物性”。其主要枢纽则在“人”,在人之“性”,在人之“情”,而主要关键,则在每一人之“心”。故孔子教义,乃是一种“人文教”,主要乃是一种“心教”,乃本于每一人之心之全体而为教。

人自婴孩初生,及其青少年时期,身体发育未全,就其智识技能方面言,尚不足独立谋生,乃必依存于其家庭中父母亲长之抚养与照顾;但就其心情言,其对于父母亲长之一番亲切感,与其一番相引而起之敬爱之情,此即其将来独立成人入世为人之一种基本心情。故孔子教义,乃以教“孝”、教“弟”为教“仁”之准备。婴孩青少年时期,不能入世尽仁道,但却可在家庭中尽孝道、弟道。孝弟之与仁,即是同此一心,亦即同此一道。若使人之一生,待其入世为人,独立为人,而仍能保其处家庭中为子女时之心情,不失其对外围人群所应有之亲切感与敬爱心;一人如此,此人即可为圣人。一世如此,此世即不啻如一天堂。在儒家说来,此是一“天道流行”之世界,乃是一“大同太平”之世界。故孔子教义,乃就于人生之全过程而设教,亦就于人生之全范围而设教,自修身、齐家直至于治国、平天下;而每一人之家庭,即不啻如每一人之教堂。

孔子教义,在于智识才能方面,并不忽视。在孔子当时,七十弟子中,有政治家、理财家、外交家、军事家;有以学问家身分而从事设教,或以自由人身分而从事经商;各就其性之所近之可能方面而发展。但主要在不失人生共同之大方向,以共同努力于此人生之大道。

此下中国历史上之各项人物,如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教育、商业乃至各项专门知识技能方面,几乎绝大多数都从孔子教义、儒家理想所产出。所以全部中国史,可说全由孔子教义、儒家理想所支配,所形成。中国民族不断展衍,中国社会不断推扩,中国历史不断绵延,直迄于今。其间孔子道昌,则为兴盛世。孔子道晦,则为衰乱世。要了解孔子教义与儒家理想之全部意义与价值,则必从中国历史来探求,证明,衡量,判断。

孔子教义与儒家思想,对于此下世界人类前途亦当有其贡献。全世界人类各大宗教,在其原始意义上,都不免轻视了人类之现世界,而重视了另一世界之存在。其对于上帝之人格化,以及上帝创世、诞生人类方面,都不免有过于具体与确切之想像与描述。现代人对于自然方面各项智识逐步开展,尤其如天文学、生物学,遂使宗教观念逐渐淡薄;而人类对于历久相传一番最高最终极之信仰,亦将失其存在。此将使人类陷入一近视之黑暗中,只在目前种种小利害上相冲突。只有孔子教义,能使人保存一种对于宇宙大自然之最后不可知之最高主宰之存在,而不失其敬心与爱心,而不受现代乃及将来不断的科学新知识之摇动与破坏。其主要关键,乃在即以人类现实世界为中心,就其种种可能性而上探前古,下窥今后。又推至于人类世界之上,与人类世界之外。故孔子教义,乃是以人尊天、以人合天,而绝无尊天抑人、主天蔑人之倾向。

人类对于自然界种种物理之追寻与探究,其主要路向,应一本于以人生大道为出发,以人生大道为归宿。先标出一条人生大道来,可使人类心智不至浪用,不使散漫无统,不至踏入“物”为主而“人”为奴之陷阱中。“物”与“人”与“天”,此三者,有其一定之层次,不可迷失。孔子教义与儒家理想,始终保持此层次,故“格物穷理”与“明心见性”与“知天知命”,三者相通合一。以宇宙大自然为一整体,而以人类之共同心情为之主。“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以“正德、利用、厚生”为格物穷理之目标。穷格物理之所极,即所以窥见天心之仁。自然科学方面之日益发展,可以无损害对宇宙大自然有一种敦厚真挚之宗教精神。“理智”与“情感”相辅前进,“人文主义”与“自然主义”相得益彰,可以为现代科学补偏而救弊。

就一般哲学思想言,常不免有一种心、物之争。物质界与精神界,每易分道扬镳。宗教家高悬一灵魂界,谓其超出于物质界。科学家则偏重物质方面,就生理学来研究心理学,以狗与鼠的心理来为研究人类心理之参考与入门。于是心理学成为自然科学中一部门,而有“无灵魂的心理学”之称。孔子教义与儒家思想,则不太过分注重心、物之别。既不是一种唯物论,亦不是一种唯心论。因人心而推论到天心,天心即从人心见。物可以无“心”,但物必有“性”。在“性”中,必有一种好恶之动向。故虽无心,亦若有心。但并不认有灵魂界之单独存在,并亦不认有超脱物质以外之“心”。心的精神,只从物质中见。就人之一生言,身体可以毁灭,但生前的心活动,死后仍有其影响存在。“身”是“个别”的,“心”则可以是“共通”的。心有同然,舜之孝即如周公之孝,亦如闵子骞、曾参之孝。故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人类历史文化,即此人类共同心之所表现而完成。人类之“身生活”,既短暂,又各自分隔;而人类之“心生活”,则可成为一共同体,历久传递。孔子称此曰“仁”。故曰:“仁,人心也。”又曰:“仁者寿。”人生之不朽,即不朽在此仁体中。此体仍表现在人群社会,更不须于物质界以外来另立一灵魂界。仁道大行,尘世即天国。人而成仁,即可在此尘世复活,在此尘世永生。

其次说到“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分别。就孔子教义言,每一人,必当在大群中做人。若离开大群,即与鸟兽无别。故曰:“鸟兽不可与同群,我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但不能以大群来抹杀个人。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纵在一个不仁的社会中,每人仍可自成其仁。须待人人能仁,此社会始是一仁道光昌的社会。但在一仁道光昌的社会中,若其人不自勉力于仁,则此人仍将是一不仁之人。孔子教义,只教人在大群中做人,但大群不能代己做人。个人由于集体而得其个人之意义。集体亦由于个人而有其集体之价值。依于孔子教义,永将不有“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冲突。

再由此说到“自由”与“组织”。人生贵能有自由,但同时亦不能无组织。但其组织,应由自由来,不由强迫来。但在个人自由的资本主义方面,发展出大企业,大团体,亦何尝不损害到个人自由?若尽是在物质人生方面争取自由,极其所至,资本主义非彻底破坏,亦将大量变质。将来的人类社会,在此经济物质生活一方面,若非另找新出路,则双方竞争日烈,终会同归于尽。

在孔子,虽然提示了一番普遍指导全人类的人生大道,但在孔子当身,及其后儒家之信奉其教义,益后益盛;而从未有一组织,如各宗教之有教会;但亦不妨其教义之传播。孔子及儒家,既不提倡“组织”,因亦不提倡“自由”。信受孔子教义之中华民族,初看像是没有一切严格之组织,因此其民族中各分子,莫不有其一分高度之自由;但中华民族同时乃是一极富团结性的民族,所以能日扩日大,由一民族组成一国家,而至今存在。

在孔子教义中,经济物质方面的人生,亦并未忽略过。而且中国地大物博,远自战国时代起,即有极盛的国内商业。汉以下,又有不断的国外商业之继起,亦复甚为发达。但中国社会,从未有资本主义之产生。中国人亦永不向极端的物质人生的道路上前进。因此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过程中,对内对外,其爱好和平之特征,可以常持不变。

说到政治,中国虽是一广土众民之大国,但亦绝没有极权政治之发现。不了解中国传统政治者,乃谓中国所推行的乃是一种君主专制政体。又谓孔子教义与儒家思想,乃因专制帝王之提倡而得势。这些都是不明中国历史详情的人所凭空想像的一套谰言。正因中国没有君主专制,所以也没有民主革命。孔子教义,只是一种“中庸之道”,兼容任何相反之两面,而不向任何偏向之一面来反对压迫另一面。所以中国民族极富和平性,而鄙视斗争性。

(一九七二年九月台北《东吴学报》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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