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化是人生的综合体。因此要对某一文化加以分析批评，必先注意到那一个文化中所包括人生之各方面；又必注意到此各方面人生之如何配合协调，而始形成为此一文化之整体。研究文化，与研究自然科学不同。文化学之本身，无论如何，总脱不了含有某种价值观念。因此从文化学立场看人生之各方面，应有一种高低轻重的分别。大概言之，任何一种文化人生，必然由三个阶层所凝合。最低的，即最先的，亦是最基本的，第一个文化阶层，是属于物质经济方面的。没有物质生活，没有经济条件，根本无所谓人生，亦无所谓文化。由此发展到第二阶层，则为政治法律、社会礼俗，群体集合之种种规定与习惯。文化是集体的，没有这一阶层，也同样无文化可言。循此再发展，乃有最高的，亦即最后的，最终极的第三阶层；此一阶层，包括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项，属于纯精神部门。我们可以说，文化是物质的、集体的、精神的，三部门之融合体。

以上所举，却恰恰没有提到自然科学。照现代人观念，似乎自然科学应该是人类文化中最主要的一项目。但仔细分析，自然科学，就其实际应用方面，影响及于物质经济人生者，早已列入第一阶层。依照文化价值言，此一阶层，消极作用大，积极作用小。换言之，即缺乏的影响大过于富裕。借用经济学上一术语，也可说它有一种“报酬渐减”的趋向。你在电灯光下祷告，或思想、写作、歌唱，并不比在油灯底下更有效、更灵敏、更深刻，或更精妙。质言之，物质生活提高，精神内心生活并不一定相随提高。有时，转因物质经济生活太复杂、太滞重了，反而把人类内心精神生活的境界和造诣降低、冲淡了。这两百年来自然科学之突飞猛晋，转使人类对于宗教、哲学、文学、艺术方面种种启悟，种种成绩，反而逊色了，便是眼前一个极显著的例。就文化第二阶层言，自然科学之贡献，为奴不为主，只是一种工具，不是一种目的。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同样要运用自然科学。侵略的与和平的，也同样要运用自然科学。再就文化第三阶层言，自然科学的智识，必已变质成为一种宗教，或哲学，乃始对于人类文化有深刻切实的影响。哥白尼的天文学，达尔文的生物学，以及十九世纪盛极一时的唯物论，都是在宗教上、哲学上形成了问题，而始影响及于文化之内层的。

近代人观念，都以为自然科学是在追寻宇宙客观的真理。此一观点，实亦大可商。在相对论所谓“四度空间”的另一坐标系之下，由飞翔的鸟群和潜泳的鱼类来看欧几里德几何学，并不见得它是客观的真理。如在蚁群或蜂群中，也出现一个达尔文，必将有另一系统的生物进化论。可见自然科学在整个人类文化价值中衡量，彻头彻尾是工具性的。它既不曾替人类发现了超人类以外的宇宙客观真理，自更未曾替人类发现了人类文化内部本身的真理。它只在人类文化演进中，作一项有力的工具。近代人太过看重了自然科学的地位和价值，这是近代文化一弱点，一病征。这一层言之甚长，此处只稍引其绪，未能细加分剖。

二

我们要衡量一种文化，而批评其利病得失之所在，必要在上文所述的文化三阶层中，求得其核心或领导势力之所在。西洋中古时期，我们可称之为“基督教”的文化。在那时，不仅哲学、文学、艺术，种种精神生活方面，全为宗教所支配，全以基督教为核心，而接受其领导；即政治法律，社会礼俗，第二阶层的一切，也都在基督教领导下，遵循其节制，追随其向往；而第一阶层物质经济生活，则显然处在一种不重要的地位，只求消极性的满足程度之递减，不求积极性的享受程度之递进。这一种文化，不是没有弊病的。“富人入天国，如橐驼穿针孔”，它明对物质生活极端轻视。“上帝的事由上帝管，凯撒的事由凯撒管”，它又把政治事业推之门外。把它所蔑视而拒绝的，来由它支配，让它领导，这弊病已够大了。而且人类的精神生活，本由其物质的、集体的生活中孕育而长成；精神生活只该由物质生活、集体生活再提高，但它还是人生中一境界；而基督教的终极理想，则要超越人生。因此不免要蔑视人生，隔绝人生。则宗教之终极目的，无异要超越文化。把超越文化的理想，来领导文化，自然要在文化本身内部发生严重的弊害。

自十四世纪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现代的西洋文化，渐渐游离了宗教的核心，摆脱了宗教的领导，而产生一个新的核心，新的领导势力，这便是“个人主义”。此所谓个人主义，乃指一切以个人为基点、以个人为中心的一种主义。法国大革命，揭橥“自由、平等、博爱”三口号。此三句口号，仍以个人主义为背景。“民主政治”即在此三句口号上建立演进。少数服从多数，重量不重质，把数字来代替了真理。但数字是一种纯形式的，空洞的，无内容的。三块瓦砾，也可说多过了两粒珍珠。民主政治只问三与二的多少，不问瓦砾与珍珠的贵贱。数字多是珍珠，数字少是瓦砾。这一理论，若非追寻到个人主义的最后根据，是说不出它精要的意义的。

然而个人主义，若非另有一更高的领导，则仍还是空洞的。个人渺小而短促的生命，在此长宙大宇中，在此广大深博的文化机构中，究该如何呢？自由也该有一领导，否则天空地阔，你使用你的自由，究竟向那一条路前进呢？近代西洋文化，正为在个人主义之上没有一个更高的领导（原来是宗教），于是文化核心，渐渐从第二阶层堕落到第一阶层，从个人主义堕落到物质主义；于是在民主自由的政治中，酝酿出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最先的资本主义，也还以个人主义为核心。此即一种个人意志的无限向前的自由之满足。但渐渐再转移，个人主义却把资本主义作核心了。此即说，个人自由的无限兴趣，大部分都集中在物质与经济生活方面了。于是最近代的西洋文化，遂堕退到以第一阶层为核心，为领导；一切文化中心的前进意义，全集中在物质生活上，全偏倾在经济问题上；于是“唯物史观”“共产主义”，遂应运而起。

个人自由是一种哲学，唯物史观与共产主义也是一种哲学。这一种哲学，博得多数人信仰，便成为一种宗教。现代人常讥讽共产主义是一种变相的宗教，试问：法国大革命前后的个人自由与民主政治，何尝不成为当时一种变相的宗教呢？若由此论之，则似人类文化之核心与领导力量，始终在第三阶层，并不在第一、第二阶层了，这亦是人类文化经过相当时期之演进以后所应有的现象。但我们对此解释，仍得作进一步分析。如上文所指，个人主义是空洞的，自由主义也是空洞的，最多不过是在第二阶层中，对政治问题上的一种要求或理论。这一种要求与理论，反映到第三阶层去，形成了一种过分重视个人自由的哲学。外形是第三阶层在领导第二阶层，实际是第二阶层在领导第三阶层。换言之，那种个人自由的哲学，只是一种政治哲学，而非一种超政治的哲学；因此也非一种指导全部人生终极理想的哲学。近代西方哲学，若真以个人自由为核心，为领导，它便没有能超出第二阶层。在民主政治的初期所逐渐发展出来的资本主义，此即通常所谓“资本主义”，其实只是个人主义的一面相。

若照人类文化演进之真的价值观点，则必须由第一阶层超越到第二阶层，仍须由第二阶层超越到第三阶层。人类文化之理想的核心与其领导力量，必须在第三阶层中产生。第三阶层，虽说是超越了第一、第二阶层，但仍必包含有第一、第二阶层之存在。基督教的弊病，在其超越而不包含，在其排拒蔑弃了第一、第二阶层，而仅求完成其第三阶层之终极向往，成为一种逃俗出世而达到天国的、纯精神的、违背人生现实的向往。理想的精神生活，固应超越物质生活，但仍必包含有物质生活。理想的民主政治，固应超越个人主义，但仍必包含有个人主义，只是在此基础上更高一层。

三

现在我们希望世界有一文化新生，第一必希望有一具有世界性的哲学或宗教，来作核心的领导。在人类文化演进过程中，从来没有一项全新的事物，突然出现过。因此，此项新哲学或新宗教之产生，必然仍将在旧文化中有它深厚的渊源。基督教和佛教，在先也曾具备过此种资格；但它们同样因为过猛用力，要求超越第一、第二文化阶层，而连累它在第三阶层中站不稳。它们同样的对于人类文化之整体表现了一种消极而反抗的姿态。回教则因它的创教主同时即是政治领袖，容易使它陷落到第二阶层中，而失却其超越的领导功能。只有中国儒家，它本身不是一个出世的宗教，孔子自身也不是一个领导出世的教主。孔子的教义，虽已超越了第一、第二阶层，但站稳在第三阶层中，一面并没有像一般宗教般对文化整体之消极性与反抗性。他的教义中，显然对第一、第二阶层的文化生活，尽量保留它们在文化整体中所应有之地位；但亦要求它们必须接受一种超越它们的、在文化第三阶层中的精神核心之更高领导。这是我们在希望世界文化新生中很值得提出注意的一件事。

我们要希望有个具有世界性的领导的真理与信仰：

第一，我们必先希望它能超越群体的现实生活，即第一阶层中物质经济生活之束缚。

第二，我们再须希望它能超越群体的现实生活，即第二阶层中政治法律、社会礼俗生活之束缚。

第三，则须希望它能仍在人类文化立场上，回头来领导它所已经超越的群体的政治性、个人的经济性的生活之各方面，好让它们集凑在更高的一个核心，而接受其领导；俾使文化各阶层，得一相互间的融和，而凝成为完好的一整体。

换言之，这一个核心领导，必然是入世的，而非出世的。这一种精神，必然是超越的，而仍然是包含的。这一个真理和信仰，必然是客观的，而同时仍属于人类自身的。

基督教、回教，建筑它们的真理与信仰在超越人类以外之上帝，而提供了一套很具体的想像。这已与近代自然科学之发现相冲突。佛教则即就人类文化本身内部，来拆卸破坏其组织与机构。它虽并没有信仰一个超越人类而外在之上帝，但佛教之终极向往，仍是人类文化之取消，是虚无的涅槃境界，而非人类文化之继续成长与发皇。若论自然科学，则仅能为人类文化成长发皇途中一项重要的工具，它本身并不能领导人类文化走上一特定的积极的趋向。自然科学所发现的真理，对人类文化依然是一种超越而不包含。二加二等于四，也可说它乃超越了人类文化而存在，但也可说它并不包含人类各种文化之实际的存在而存在。因此有人说，纵使没有人类存在的区域，二加二仍然等于四。其实二加二等于四，正由人类文化所发明；只因它并不是人类文化本身内在之真理，而只供人类文化在其前进途中之一种方便与运用。人类文化之本身，则只是人类本身一种实际生活。此种生活之所以称为文化，乃在其超越了各个人、各集体在各地域、各时期之实际生活，而有它客观的存在。我们必将对此客观存在，具备一种价值的即真理的认识与崇敬心情，而产生出在上文所举的文化第三阶层中的一种精神意识来。由于此种精神意识，才始有对人类文化理想之终极目标的向往。非此，则人类文化终不得一个圆满向前的发展。

民初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国人，常认近代西洋文化只是民主政治与科学精神。这是一种浅见。民主政治以多数为真理，并不能超越文化第二阶层集体的要求。科学精神所注重的重心，在人类以外之自然界，不在人类生活之本身。它至多是站在人类立场，发现了自然界一些可供人类运用的真理；并非即是人类生活自身内部在其演进上达的过程中所必须具备的真理。像基督教之“博爱”，佛教之“慈悲”，孔子教义中之“仁”，此乃人类生活自身内部在其演进上达的过程中，所必须具备的真理之最易指出的具体实例，但在自然科学中将遍寻不获。只有在注意到人类生活在其自身的演进上达的过程中，才始可能获得此项真理之认识。此即历史文化学之贡献。历史文化学之最高发展，应该超越了各个人、各集体、各地域、各时期，而仍包含此各个人、各集体、各地域、各时期的种种生活之实际存在。此项认识，是超越的，同时又是包含的。这是另一种人类文化的认识。只有中国儒家精神，孔子教义，始终紧握住这一点。

最真实的人生，还是在一切地域、一切时期、一切群体中的各个人的人生。抹杀个人，将无群体。然而人永远还是人，在一切地、一切时、一切群中的一切个人，均有它的相似点。此种相似点即所谓“人性”。在人性中有几项为人类文化演进上达的主要元素而不可或缺的，此即人性中之文化真理。中国儒家谓之“道”，即上文所指基督教之“爱”，佛教之“慈”，孔子教义之“仁”。此乃人类文化中具有真实内容的客观真理。自由是空洞的，并不具有任何内容。照孔子教义说，仁爱慈悲，乃人性中所自有。因此，放任人类自由，可以自然走上这条路。但人性中并非只有此慈悲一项天性。因此放任人类自由，也可违离这条路。必须在人类文化演进上达中，客观的指示出人类这一天性，而加以培养与教育。基督教则把这一天性认为不属于人类自身，而转以属之于上帝。佛教则并不以此一天性为人类文化演进上达之一项主要元素，却认此为达到它理想的涅槃境界之一项方便法门。

四

近代西洋文化，一面高抬个人自由，一面提倡自然科学，但另一面又不能放弃基督教的博爱教义。而在此三项中，并不能提出一个会通合一之所在。这即表现了近代西洋文化之缺陷。于是宗教与科学，演成分道扬镳、齐头并进的形势。其相互间种种冲突，种种矛盾，难于协调，难于融和，这是近代西洋文化内心一大苦痛。虽西方人亦有明知抹杀个性、抹杀仁爱，以仇恨与斗争为核心领导，对人类文化前途是一条危险的死路；但他们目下所现有的那种以耶教博爱、个人自由与科学精神所形成的鼎足三分的旧文化，却实感有招架无力之弱势。于是只有依赖原子弹，以杀胜杀。或是依赖物质经济之借贷与贿赂，希能收买信仰，换取思想。这是近代西洋文化内心的更大苦痛。

至于孔子教义，不仅不放弃人性中的仁爱，而且也并不曾否认人心中有仇恨；乃至人性中所有一切动向，在孔子教义中，均不想施以藐视与鄙弃，只求在人性中指点出“仁爱”一项来，特别加以培养与教育，作为人生之核心领导。只求其他人性动向，在此核心领导下，得到融和协调的发皇。这一种发皇，既无背于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也无背于近代西洋的民主政治与个人自由，自然科学也一样可以听他的支配与运用。至于这一种超越性的人类文化展演途中所必具的客观内在真理，又如何来把握与认取呢？此在孔子教义中，有一极真切极简易的方法：一切地、一切时、一切群中的一切个人，只要能反就己身，认识自性，把来与历史文化的客观存在相印证，相对照，即可相悦而解，莫逆于心。因此，孔子教义中的客观真理，并不抹杀个人，也不抹杀自然。这一种超越性的文化真理，其自身即建基在自然的人性上。你既把握到这一真理而真切认识之，你将自见其超越，你将自然有一种崇敬的心情油然而生；你自将宁愿牺牲小我个人，来向往此一真理而奔赴；自将宁肯牺牲小我个人，来求这一真理之实现与完成。孔子教义中这一精神，实是道地十足，不折不扣的宗教精神。因此，在孔子教义所形成的中国文化里，可以不需别一宗教，也可以容纳任何一宗教。只在不蔑弃不排拒第一、第二阶层中的人生条件下，而容纳各种宗教之共同精神，即是一种牺牲救世的精神，即是发源人类于天性中的一种仁爱慈悲的精神。

在孔子教义领导下所形成的中国文化，自然也不免有许多可能有的缺陷，因此也不免有堕退与逆转的时期。这是任何一类型的人类文化所不可避免的本身内含的弱点。正因有此弱点，才有待于一切时地、一切人群中之一切个人之不断的努力。近代中国，则正当本身文化走上了一个堕退逆转的途程中。在它与近代西洋文化相接触时，尤其相形见绌的，则在中国文化没有像近代西洋那种为人类文化最有效用的工具，即自然科学之发明。然而这决非文化本身内部的致命伤。近代的中国人，误认为非彻底破坏自有文化传统，将难接受到自然科学。于是破坏了身体来改穿衣服，破坏了胃肠来改进饮食。然而中国民族，是世界现存人类中最能保留历史，尊重历史，来从历史中求取文化客观真理的一民族。中国文化，是最能注意到把文化三阶层来调和统一，由超越一二阶层而同时包含一二阶层的第三阶层的精神生活来作全体核心领导的一文化。中国文化之被误解，被忽视，必将成为期求当前世界文化新生的一个大损害。若本文上述文化理论，有它不可破灭的见到处，则孔子教义，仍将为后起的世界文化新生运动中，求在人类历史本身内部觅取文化真理者，唯一最可宝贵的教义。中国文化与孔子教义，决然将对此大业有很重大很可宝贵的启示与贡献。因此特在二千五百零一年的孔子诞辰，撰述斯篇，以待中国及并世有心此文化新生大业者，作为一参考。

（一九五〇年九月香港《民主评论》二卷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