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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与风俗

凡是伟大的政治家或教育家,必然要在移风易俗上用功夫。杜甫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诗句,表示了大政治家应有的胸襟。要改良政治或教育,必须从养成良好风俗下手。有了良好的风俗,庶几对于民众和青年学生,才能熏陶感化于无形,施之以无言之教,如春风之普被,如细雨之滋润,不知不觉中,可以陶冶出许多人才。足见转移风俗与陶铸人才,实是一事的两面。所以曾涤生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名为“原才”,揆其内容,实亦可以叫做“原风俗”。曾氏“风俗之厚薄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的学说,反对和赞成的人,似乎都很多。但从没有人提出充分坚实的理由去证明它或推翻它。我素来就很赞成曾氏这种说法,觉得是先得我心之同然。但直至最近我才想到一些理由,以解释、发挥、并补充曾氏“风俗之厚薄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的说法。

曾氏这话可以分作两层来说:第一,一二人的人格足以影响风俗之厚薄。这无异于说,风俗起源于少数领袖人物的人格。或是说一个地方或一个时代的风俗,就是那个地方或时代的少数领袖人物的人格所造成的。他这话的第二层意思当然是说,风俗之厚薄起自一二人的“心向”。但人格建筑在心向上面,心向构成一个人的人格。心向乃是精神的集中,意志的趋向,代表一个人整个人格所企求的方向。偶然的意见或感想,憧憧往来、时起时灭的念虑,决不是曾氏这里所谓心向。足以影响风俗的一二人的心向,应是知情意的谐和动向,亦可说是知行合一的动向,这种心向应是基于理性的思考抉择,由学养、体验、阅历所得的教训因而形成的方向。此种心向之所以能影响风俗,第一,由于所存者神,故所过者化,因而化民成俗。第二,由于所志者诚,至诚感人,人皆受其感动,因而与之同其趋向。第三,由于预见几先,先见众心之所同然,先见众人的潜伏要求和时势的必然趋向,登高一呼,响应者众,遂逐渐蔚成风俗。此一二领袖人物之心向,其所以能移动风俗甚且形成良好风俗者,应从其心向之神、诚、几,以解释之。虽与社会历史环境,和工业、农业、商业、交通等经济条件有密切联系,但正由于它能利用厚生,培育滋养,仍能保持其心向之主动性。

总之自由、自主、自动的人格,诚、神、几的心向或精神,才是风俗所自出的源泉。

由一二人人格的感召或精神的健动,遂无形中在其四周养成一种“空气”。所谓空气是指当时当地之人的共同意识与心态而言。这就是首先由一二人在其左右前后,随时接触的少数人之间制造成一种空气。空气不仅是起于一二人言论的鼓吹,有时一二人的声音笑貌,态度暗示,生活行为,均可有一种示范作用,均足引起一种空气或气氛,使人受感染影响于无形。由存之于心而发挥于外,当下即笼罩或影响最接近的少数人,形成一种空气,这是形成风俗的第一步。第二步便由“空气”进而蔚成“风气”。由一地空气的播荡,进而普遍弥漫于整个团体或社会,成为该社团共同的意识和心态,是为“风气”。“空气”起于一二人最初的吹嘘,“风气”则起于义务广告者或宣传者的宣扬。风气的扩大和加强,便成“潮流”。一二人之心向既由空气进而为风气后,则四方响应者有之,随声附和者有之,中途加入者有之,借名利用者有之,于是力量强大,成为潮流,成为时势,汹涌澎湃,沛然莫之能御。改变整个社会,震荡整个时代的大运动,都由是而起。但此种大潮流,有如长江大河,清浊不分,纯杂不一,利弊兼半,洗净不少污浊,带来不少泥沙,亦冲坏不少苗稼。终会引起反动,被扬弃,被推翻,而归于平静消沉。与潮流平行的,而又系得风气之先基于一二人之心向的,另有一种“潜流”。“潜流”有如涧底之水清澈晶莹。又如山间之泉,活泼净洁,浸润泥土,温泽草木,汇入江河。如三国时的管宁,如明末的顾亭林、王船山、黄梨洲等人,超世绝俗,维学统于不堕,而实所以纲维人纪,保存国脉,继往开来。

风气影响及于实际生活,具体化为典章制度,深入人心,积久而不变,是为风俗。故风俗有四种特点:第一,必表现在典章制度中,支配人民实际生活。第二,必系积久而成,非一朝一夕之故。第三,深入人心,形成人的习惯,构成人的第二天性。第四,风俗每活动于人的下意识里,人每不自知其来源。风俗无潮流的显著汹涌,亦非如潮流的猝起猝灭,风俗较潮流为稳定潜蕴,而有深透经久性,风俗又无潜流之孤高自赏、净洁无瑕,因为风俗也有隆有污,有须得转移改革的地方。

总结上面一番分析的结果,我们可以说,风俗起自一二人人格的感召,精神的动向。其演进的步骤,为由人格或精神发而为“空气”,进而由空气播而成“风气”,风气加强与扩大为“潮流”,风气深刻化、升华化为“潜流”,风气之积久而附著子典章制度、浸润人心于不自觉者,是为“风俗”。风俗既起源于一二人之人格或心向,故风俗必有其范成者。范成风俗的少数人即一时一地的真实领袖。伟大的军事领袖,是良好军风军纪的范成者,伟大的教育家是良好学风校风的范成者,民族导师如孔孟,可以说是国风的范成者。风俗有好有坏,有隆有污。好的风俗之范成者在古时叫做圣贤,圣贤诚神几的心向,便是范成淳厚良好风俗的动力。坏的风俗的发生,有时无有一二人为其范成的领袖,而是基于自然的演变,盲目的转移,没有精神的推动力量。但坏的风俗的形成,有时亦系起自一二人的心向。就是曾涤生所谓“此一二人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的意思。这一二人或是奸雄,或是怪杰,或是无品德而居高位的人,均可以败坏风俗,所谓“是播其恶于众也”。范成良好的风俗,则不知不觉中潜移默化,即可陶铸良好的人才。形成污下的风俗,不仅不能陶铸人才,而且由于近墨者黑,习俗移人,反足以败坏人才,戕贼青年。这是我由发挥曾氏之说,附带提出来的一点补充。曾氏认为不论风俗之厚薄好坏皆起自一二人之心之所向。我则以为风俗的淳厚良好,必系起自一二人的心向,以其必基于一自觉的理性的动力之故。至于风俗的浇薄败坏,有时或许起自一二元恶大憝的心向,有时或系由于自然演变,盲目推移,环境影响,或物质条件有以致之,而不必一定有此一二人者为其负责的领袖。

风俗既然系于人心,故可以随人心之转移而转移。具有深识远见的政治家、教育家,是应以转移风俗、陶铸人才为己任的,甚至“凡一命士以上,皆与有责焉”的。转移风俗、陶铸人才的关键,在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这也是古往今来凡讲国本讲政本的人的共同信念。

(1943年,先给中央政校讲过,后写成论文,交重庆《中央日报》,作为“社论”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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