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伟大的政治家或教育家，必然要在移风易俗上用功夫。杜甫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诗句，表示了大政治家应有的胸襟。要改良政治或教育，必须从养成良好风俗下手。有了良好的风俗，庶几对于民众和青年学生，才能熏陶感化于无形，施之以无言之教，如春风之普被，如细雨之滋润，不知不觉中，可以陶冶出许多人才。足见转移风俗与陶铸人才，实是一事的两面。所以曾涤生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名为“原才”，揆其内容，实亦可以叫做“原风俗”。曾氏“风俗之厚薄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的学说，反对和赞成的人，似乎都很多。但从没有人提出充分坚实的理由去证明它或推翻它。我素来就很赞成曾氏这种说法，觉得是先得我心之同然。但直至最近我才想到一些理由，以解释、发挥、并补充曾氏“风俗之厚薄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的说法。

曾氏这话可以分作两层来说：第一，一二人的人格足以影响风俗之厚薄。这无异于说，风俗起源于少数领袖人物的人格。或是说一个地方或一个时代的风俗，就是那个地方或时代的少数领袖人物的人格所造成的。他这话的第二层意思当然是说，风俗之厚薄起自一二人的“心向”。但人格建筑在心向上面，心向构成一个人的人格。心向乃是精神的集中，意志的趋向，代表一个人整个人格所企求的方向。偶然的意见或感想，憧憧往来、时起时灭的念虑，决不是曾氏这里所谓心向。足以影响风俗的一二人的心向，应是知情意的谐和动向，亦可说是知行合一的动向，这种心向应是基于理性的思考抉择，由学养、体验、阅历所得的教训因而形成的方向。此种心向之所以能影响风俗，第一，由于所存者神，故所过者化，因而化民成俗。第二，由于所志者诚，至诚感人，人皆受其感动，因而与之同其趋向。第三，由于预见几先，先见众心之所同然，先见众人的潜伏要求和时势的必然趋向，登高一呼，响应者众，遂逐渐蔚成风俗。此一二领袖人物之心向，其所以能移动风俗甚且形成良好风俗者，应从其心向之神、诚、几，以解释之。虽与社会历史环境，和工业、农业、商业、交通等经济条件有密切联系，但正由于它能利用厚生，培育滋养，仍能保持其心向之主动性。

总之自由、自主、自动的人格，诚、神、几的心向或精神，才是风俗所自出的源泉。

由一二人人格的感召或精神的健动，遂无形中在其四周养成一种“空气”。所谓空气是指当时当地之人的共同意识与心态而言。这就是首先由一二人在其左右前后，随时接触的少数人之间制造成一种空气。空气不仅是起于一二人言论的鼓吹，有时一二人的声音笑貌，态度暗示，生活行为，均可有一种示范作用，均足引起一种空气或气氛，使人受感染影响于无形。由存之于心而发挥于外，当下即笼罩或影响最接近的少数人，形成一种空气，这是形成风俗的第一步。第二步便由“空气”进而蔚成“风气”。由一地空气的播荡，进而普遍弥漫于整个团体或社会，成为该社团共同的意识和心态，是为“风气”。“空气”起于一二人最初的吹嘘，“风气”则起于义务广告者或宣传者的宣扬。风气的扩大和加强，便成“潮流”。一二人之心向既由空气进而为风气后，则四方响应者有之，随声附和者有之，中途加入者有之，借名利用者有之，于是力量强大，成为潮流，成为时势，汹涌澎湃，沛然莫之能御。改变整个社会，震荡整个时代的大运动，都由是而起。但此种大潮流，有如长江大河，清浊不分，纯杂不一，利弊兼半，洗净不少污浊，带来不少泥沙，亦冲坏不少苗稼。终会引起反动，被扬弃，被推翻，而归于平静消沉。与潮流平行的，而又系得风气之先基于一二人之心向的，另有一种“潜流”。“潜流”有如涧底之水清澈晶莹。又如山间之泉，活泼净洁，浸润泥土，温泽草木，汇入江河。如三国时的管宁，如明末的顾亭林、王船山、黄梨洲等人，超世绝俗，维学统于不堕，而实所以纲维人纪，保存国脉，继往开来。

风气影响及于实际生活，具体化为典章制度，深入人心，积久而不变，是为风俗。故风俗有四种特点：第一，必表现在典章制度中，支配人民实际生活。第二，必系积久而成，非一朝一夕之故。第三，深入人心，形成人的习惯，构成人的第二天性。第四，风俗每活动于人的下意识里，人每不自知其来源。风俗无潮流的显著汹涌，亦非如潮流的猝起猝灭，风俗较潮流为稳定潜蕴，而有深透经久性，风俗又无潜流之孤高自赏、净洁无瑕，因为风俗也有隆有污，有须得转移改革的地方。

总结上面一番分析的结果，我们可以说，风俗起自一二人人格的感召，精神的动向。其演进的步骤，为由人格或精神发而为“空气”，进而由空气播而成“风气”，风气加强与扩大为“潮流”，风气深刻化、升华化为“潜流”，风气之积久而附著子典章制度、浸润人心于不自觉者，是为“风俗”。风俗既起源于一二人之人格或心向，故风俗必有其范成者。范成风俗的少数人即一时一地的真实领袖。伟大的军事领袖，是良好军风军纪的范成者，伟大的教育家是良好学风校风的范成者，民族导师如孔孟，可以说是国风的范成者。风俗有好有坏，有隆有污。好的风俗之范成者在古时叫做圣贤，圣贤诚神几的心向，便是范成淳厚良好风俗的动力。坏的风俗的发生，有时无有一二人为其范成的领袖，而是基于自然的演变，盲目的转移，没有精神的推动力量。但坏的风俗的形成，有时亦系起自一二人的心向。就是曾涤生所谓“此一二人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的意思。这一二人或是奸雄，或是怪杰，或是无品德而居高位的人，均可以败坏风俗，所谓“是播其恶于众也”。范成良好的风俗，则不知不觉中潜移默化，即可陶铸良好的人才。形成污下的风俗，不仅不能陶铸人才，而且由于近墨者黑，习俗移人，反足以败坏人才，戕贼青年。这是我由发挥曾氏之说，附带提出来的一点补充。曾氏认为不论风俗之厚薄好坏皆起自一二人之心之所向。我则以为风俗的淳厚良好，必系起自一二人的心向，以其必基于一自觉的理性的动力之故。至于风俗的浇薄败坏，有时或许起自一二元恶大憝的心向，有时或系由于自然演变，盲目推移，环境影响，或物质条件有以致之，而不必一定有此一二人者为其负责的领袖。

风俗既然系于人心，故可以随人心之转移而转移。具有深识远见的政治家、教育家，是应以转移风俗、陶铸人才为己任的，甚至“凡一命士以上，皆与有责焉”的。转移风俗、陶铸人才的关键，在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这也是古往今来凡讲国本讲政本的人的共同信念。

（1943年，先给中央政校讲过，后写成论文，交重庆《中央日报》，作为“社论”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