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樵歌》，朱敦儒（希真）一生第三个时期——晚年闲居时期的词。

胡适先生说朱敦儒：

这时候，他已很老了，饱经世故，变成一个乐天自适的词人。……这一个时期的词，有他独到的意境，独到的技术。（《词选》）

然而，“独到”未必就是好了。胡适先生所谓“独到”是好，这不见得。“乐天自适”，乐天是好，然而可千万不要成为“阿Q式”的乐天。乐天绝非消极，消极的乐天是没出息。一个民族要如此，非消灭之不可。

克鲁泡特金（Kropotkin）[28]的《俄国文学史》（Russian Literature）论及伟大的诗人涅克拉索夫（Nekrasov），曾有言曰：

Toward the end of his life，he did not say：“Well，I have done what I could……But till his last death，his verses were a complaint about not having been enough of a fighter.”

N氏到死都是热烈的，精力弥漫。精力饱满，真有劲，比热烈还好。N氏直到死不但像年轻时一样热烈，一样精力弥漫，还唯恐不够一个十足的战士。他生于俄国帝政时代，政治是堕落的，社会是黑暗的，但他并不消极、失望，他相信俄国的前途是光明的，所以乐天，所以要干，什么都可以干。中国人消极的乐天是什么都不干，所以要不得。

乐天是可以的，而“乐天自适”便是安于此不复求进步了，是没出息。朱氏之词亦然。如其《感皇恩》：

一个小园儿，两三亩地。花竹随宜旋装缀。槿篱茅舍，便有山家风味。等闲池上饮，林间醉。都为自家，胸中无事。风景争来趁游戏。称心如意，剩活人间几岁。洞天谁道在，尘寰外。

做官只说在做一个清官不成，必须为别人、为大家做出一点好事来才成。人要只是自私的，不论在什么地方，只知有自己，这不成。固然，人无自己，不能成为生活；但不能只知自己，至少要为大众、为人类，甚至只为一个人也好。

人在恋爱的时候，最有诗味。如“三百篇”、“楚骚”及西洋《圣经》中的“雅歌”、希腊的古诗歌，直到现在，对恋爱都是在那里赞美、实行。何以两性恋爱在古今中外的诗中占此一大部分？人之所以在恋爱中最有诗味，便因恋爱不是自私的。自私的人没有恋爱，有的只是兽性的冲动。何以说恋爱不自私？便因在恋爱时都有为对方牺牲的准备。自私的人是不管谁死都成，只要我不死。唐明皇在政治上、文学上是天才，但在恋爱上绝非天才，否则不能牺牲贵妃而独生。唐陈鸿传奇[29]《长恨歌传》写明皇至紧要时期却牺牲了爱人，保全了自己，这是不对的。恋爱是宁牺牲自己，为了保全别人。孟子说：“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不会讲哲理，一个哲人写文章用字要一点毛病没有，要真，要切。孟子用“恩”字不好，只知有我，不知有人，势必至“不足以保妻子”。故恋爱是义务，不是权利；恋爱是给予，而非取得，并非要得到对方什么。恋爱如此，整个人生亦然，要准备为别人牺牲自己。而这样的诗人才是最伟大的诗人。

朱氏的《感皇恩》等，只知有己，不知有人。乡间俗语说：上炕认得妻子，下炕认得一双鞋。这样的人，其结果是到紧要时连妻子都不认得了。当然，朱氏也有他的生活方法，但谁没有自己的生活方法？猪也有，狗也有，阿Q也有。上引朱氏词中句：“风景争来趁游戏。称心如意，剩活人间几岁。”

记得一句明诗说：“青山个个伸头看，看我庵中吃苦茶。”（释圆信《天目山居》）[30]这样生活，和尚可以，他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是精神的自杀。写得好玩是你自己好玩，有什么用？“雅人”便只是好玩，没他满成，一点用也没有。朱氏说“剩活人间几岁”，但他这样活着干吗？还不如死了！

朱敦儒另有一词写安闲，其《临江仙》曰：

生长西都逢化日，行歌不记流年。花间相过酒家眠。乘风游二室，弄雪过三川。莫笑衰容双鬓改，自家风味依然。碧潭明月水中天。谁闲如老子，不肯作神仙。

朱敦儒讲安闲，“谁闲如老子，不肯作神仙”。宗教都是想为别人做事，只道家是为自己享福，真该活埋。长生不老，住在洞天福地，吃龙肝凤髓，饮琼浆玉液，这样的神仙要他何用？不如打死活埋。开个玩笑，朱氏“不肯作神仙”，他想做也做不了哇。“欲作神仙无计作，偏说。安闲不肯作神仙。”（余之《定风波》）[31]人是做到老，学到老，什么叫安闲？人活到老、做到老，只要活一天，有一份气力，便该做。尤其我们中国，现在支离破碎、风雨飘摇中，怎么能说“闲”？有什么人能说“闲”？有人说：“仁民利物非吾事，自有周公孔圣人。”（无云和尚语）[32]即使“仁民利物非吾事”，可是还有别的事呢。一个人不能做大齿轮，而做个小螺丝钉也有小螺丝钉的事呀。适之先生很想做事，不知何以喜欢这样的词？

胡适《词选》说：

词中之有《樵歌》，很像诗中之有《击壤集》（邵雍的诗集）。但以文学的价值而论，朱敦儒远胜邵雍了，将他比陶潜，或更确切罢。

观此语，胡氏于朱、陶二人盖未能有深切认识，否则绝不能将二人并论。胡适以朱氏比陶潜，此亦非也。诗人论陶者多误于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二十首》其五）二句，认渊明不可从此认。以断句评人，最不可如此。陶氏有时慷慨激昂，朱子说他豪放却令人不觉[33]，说的是。

朱敦儒有《清平乐》一首：

春寒雨妥。花萼红难破。绣线金针慵不作。要见秋千无那。西邻姊妹丁宁。寻芳更约清明。画个丙丁帖子，前阶后院求晴。

胡适《词选》将能代表朱氏作风的词差不多都选了，而未选这一首。朱敦儒词是多方面的，其可取亦在此：有乐天自适之作，有豪放之作，而此外尚有纤巧之作，如此首《清平乐》。

词中纤巧尚可，诗中一露纤巧便要不得。世上之有小巧，原也可爱，如草木初生之嫩芽。“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杨诚斋《小池》），这也的确是诗，但一首诗要只写这个便没意思了。可是人若连这个也不懂，又未免太可怜。人要懂这个，又不能只玩这个，而纤巧也不容易。陆放翁《吴娘曲》有句：

睡睫矇矇娇欲闭，隔帘微雨压杨花。

放翁亦有纤巧之作，而也有豪放之作，有时十分力量要使十二分，然如此二句真是纤巧。诗人力如牛、如象、如虎，好，而感觉必纤细。老杜感觉便不免粗，晚唐诗人感觉纤细。晚唐诗只会“俊扮”[34]，不会“丑扮”。李义山诗：

黄叶自风雨，青楼自管弦。

（《风雨》）

原是很凄凉的事，而写得真美，圆润，是俊扮。再如：

懒卸凤凰钗，羞入鸳鸯被。

时复见残灯，和烟坠金穗。

（韩偓《懒卸头》）

感觉真细，真写得好。老杜诗有“丑扮”，而老杜的“丑扮”便是“俊扮”，丑便是美。如杨小楼唱《金钱豹》[35]，勾上脸，满脸兽的表情，可怕而美。晚唐诗表现的是美，老杜表现的是力。老杜粗，有时也有纤细，如：

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

（《为农》）

老杜那么笨的一个人，还有这一手！不过，纤巧之句与其作入诗中，不如作入词中。如上所举韩偓四句，与其说是古诗，不如说是《生查子》。

北宋初词人张先（子野），人称“张三影”[36]，有词句：

沙上并禽池上暝，云破月来花弄影。（《天仙子》）

余谓此二句并不太好，干吗这么费劲？沙、禽、池、云、月、花，写作怕没东西，而东西太多又患支离破碎，损坏作品整个的美。人各有其长，各有其短，应努力发现自己长处而发展之。如唱戏老谭大方、马连良小巧，而小弯儿太多支离破碎，把完整美破坏了。“三影”中，余喜欢“中庭月色正清明，无数杨花过无影”（《木兰花》），大方、从容，比放翁“睡睫矇矇娇欲闭，隔帘微雨压杨花”二句还好，不但纤巧，而且巧妙。张先这两句又比韩偓“时复见残灯，和烟坠金穗”句大方，“睡睫”二句是明使劲，“和烟坠金穗”句往下来，而“无数杨花过无影”飘逸，不见使力。朱氏《清平乐》（春寒雨妥）一首有情致，上所举各诗词皆有情态。文人要有这个，而不能只是这个。

朱敦儒的《临江仙》：

堪笑一场颠倒梦，元来恰似浮云。尘劳何事最相亲。今朝忙到夜，过腊又逢春。流水滔滔无住处，飞光忽忽西沉。世间谁是百年人。个中须著眼，认取自家身。

此词是写人生，但他是出世的，是消极，是摆脱。“世间谁是百年人。个中须著眼，认取自家身。”他的“认取”是认取自家的一切浮名、浮利都是假的。世间唯有自己与自己亲，不要说至亲莫过父母，至亲莫过妻子，且问：若从别人身上割肉，你觉得痛吗？但若拔去你一根毫毛，你便觉得痛也。可见最亲莫过自己——这是小我。出世的思想作风乃中国所独有，外国虽也有出世思想，但不是摆脱，中国则出世的目的多在摆脱。西洋人出家是积极的，中国出家是消极的。摆脱，可说是聪明的，然也是没出息的。释迦牟尼，众生有一不成佛，我誓不成佛。在小我者看来，岂不是傻子？西洋虽也有只想自己摆脱的，如易卜生是要把自己救出好去救别人，此则东西方哲学之分野、分水岭。小我者之为人生是为自己偷生苟活。

朱希真是小我，总想自己安闲。辛稼轩是英雄，总想做点事，不肯闲的。一个英雄与佛不同，且与伟人不同。伟人是为人类做事的，英雄是为自己。如拿破仑、希特勒可归为一类，是英雄，不是伟人，是小我，只是为增加自己的光荣，是小我扩张，并非真为人类。这样的英雄太多，真想为人类做点事的人很少。大禹治水在外三十年，三过家门而不入，不是为自己名誉、地位或利益，这样的人很少。稼轩说伟人达到不了，然亦颇相近矣。他在象牙之塔居住，但伸头一看，外面人原来如此受苦，便待不住了。

你便是如来佛，也恼下了七宝楼台。（《元曲选》）

便是活佛也忍不得。（《水浒传》）[37]稼轩词一读，真让人待不住、受不了，而读《樵歌》则不然。《樵歌》所写是小我，你们尽管受罪，我还要活着，而且要很舒服地活着。有道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便是你享福，你看到别人受苦也该同情；但又道“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有有同情心者，便有无同情心者。不过，像《樵歌》那样活法很聪明。对外界的黑暗，我们没有积极挽回的本领，亦应有消极忍耐的态度，但不是只管自己，麻木不仁。

余想做一个书呆子，可是又不能做一个书呆子，同时也不甘心做一个书呆子。果戈理（Gogol）[38]有中篇小说《外套》，小说中笑料很多，但意义很深刻，使人泪下。这笑与哭恰似《水浒传》中某人说的：“哭不得了，所以要笑也。”《外套》中主人公为一抄书小职员，后转以别职，反而不成。[39]余不甘心做个书呆子，总想伸出头来往外看看，而结果还得重新埋下头去做书呆子——“昼夜思量千条计，明朝依旧磨豆腐。”

不甘心长久居于艺术之宫、象牙之塔，要进行为人生的艺术改革，必先在人生中达到理想境界。中国旧诗多只是“为艺术而艺术”，西洋有诗是“为人生而艺术”。由“为艺术”转向“为人生”，不容易。一个人思想的变化若果真是由甲变到乙也好，而不能是思想上的分裂——技术上为艺术而艺术，内容上为人生而艺术。这二者在诗人，往往前者（为艺术）是无意的，后者（为人生）是有意的。如柳永《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一首之：

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

柳三变何尝不有身世之感？（身，身体；世，生路。）读者若真能了解其意，便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本是为人生而艺术，但他把人生一转而为艺术，为艺术而艺术。“霜风凄紧”之实景必为败叶飘零，“关河冷落”之实景必为水陆行人稀少，“残照当楼”之实景必为白日西沉，楼中或有人卧病。实景难堪，而他写的词真美，将喜怒哀乐都融合了。他的确是从喜怒哀乐出发，而最后去掉喜怒哀乐之行迹了，如做菜然，各种佐料，总合是好吃，而不见佐料之行迹。再如易安词《如梦令》之：“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此亦不能算是为人生，仍是为艺术。为艺术而艺术很近于唯美，“绿肥红瘦”修辞真好，真美。“绿肥红瘦”是词，而说“叶多花少”便不成了。余近得诗一句“天高素月流”，这是诗，而说“天上有月亮”便不成了：此与人之感觉有关。西洋有言曰：“艺术损伤自然。”又曰：“要做自然的儿子。”而又有言曰：“艺术自有其价值。”艺术不但是模仿，更有其自己的创造。如“绿肥红瘦”比“叶多花少”好。

胡适说：词即宋人新诗。[40]此语甚有眼光。

诗之好在于有力。天地间除非不成东西，既成东西本身必定皆有一种力量，否则必灭亡，不能存在。有“力”，然而一不可勉强，二不可计较。一勉强，便成叫嚣；不计较，但不是糊涂。不勉强不是没力，不计较不是糊涂。普通人都是算盘打得太清楚。尽三分义务享一份权利，这样还好；而近来人之计较都是想少尽义务，多享权利，这样便坏了。享权利唯恐其不多，尽义务唯恐其不少，大家庭中便多是如此。所谓“九世同堂，张公百忍”[41]，一个“忍”字已是苦不堪言，何况“百忍”？要想不计较，非有“力”不可。所谓不计较，不是胡来，只是不计算权利、义务。栽树的人不是乘凉的人，而栽树的人不计较这个。一个人只计较乘凉而不去栽树，便失掉了他存在的意义。一个民族若如此，便该灭亡了。古人栽树不计较乘凉，看似傻，但是伟大。

有力而不勉强、不计较，这样不但是自我扩大，而且是自我消灭（与其说“扩大”，不如说“消灭”）。文人是自我中心，由自我中心至自我扩大，再至自我消灭，这就是美，这就是诗。否则但写风花雪月，专用美丽字眼，仍也不是诗。我们与其要几个伪君子，不如要几个真小人。“月白风清夜”是伪君子，“月黑杀人地”是真小人。伪君子必灭亡，还不如真小人，真有点力量。官兵比土匪人数多、兵器好，而官兵与土匪交战多是官兵败，便因官兵多是伪君子，怕死；土匪是真小人，真拼。人既为人，便要做个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