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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诗经》

《诗》有六义:风、雅、颂,赋、比、兴。前三项,《诗》之性质;后三项,《诗》之作风(法)。

诗人富幻想者好用比,如李白;老杜偏于赋,皇皇大篇,直陈其事,故有“诗史”之称。太白号称仙才,以其富于幻想、联想天才,多用比也。其实,兴,凑韵而已,没讲儿。“小蚂蚱,土里生。前腿爬,后腿蹬。长个翅,翅棱棱。”——赋也。“小板凳,朝前挪。爹喝酒,娘陪着。”——兴也。兴,只有儿歌中保有的最古、最幼稚。

“三百篇”好,而苦于文字障,先须打破文字障碍,才能了解其诗之美。

《诗》有六义:风、雅、颂,赋、比、兴。前三项,《诗》之性质;后三项,《诗》之作风(法)。

诗人富幻想者好用比,如李白;老杜偏于赋,皇皇大篇,直陈其事,故有“诗史”之称。太白号称仙才,以其富于幻想、联想天才,多用比也。其实,兴,凑韵而已,没讲儿。“小蚂蚱,土里生。前腿爬,后腿蹬。长个翅,翅棱棱。”——赋也。“小板凳,朝前挪。爹喝酒,娘陪着。”——兴也。兴,只有儿歌中保有的最古、最幼稚。

“三百篇”好,而苦于文字障,先须打破文字障碍,才能了解其诗之美。

一、概说“诗三百”

情操(personality),名词(noun)。

情操(“操”,用为名词,旧有去声之读),此中含有理智在内。“操”之谓何?便是要提得起、放得下、弄得转、把得牢,圣人所说“发乎情止乎礼义”(《毛诗序》)。“操”又有一讲法,就是操练、体操之“操”,乃是有范围、有规则的活动。情操虽然说不得“发乎情止乎礼义”,也要“发而皆中节”(《中庸》)。情操完全不是纵情,“纵”是任马由缰,“操”是六辔在手。总之,人是要感情与理智调和。

向来哲学家忒偏理智,文学家忒重感情,很难得到调和。感情与理智调和,说虽如此说,然而若是做来,恐怕古圣先贤也不易得。吾辈格物致知所为何来?原是为的求做人的学问。学问虽可由知识中得到,却万万并非学问就是知识。学问是自己真正的受用,无论举止进退、一言一笑,都是见真正学问的地方。做人处世的学问也就是感情与理智的调和。

“诗三百篇”含义所在,也不外乎“情操”二字。

要了解《诗》,便不得不理会“情操”二字。《诗》者,就是最好的情操。也无怪吾国之诗教是温柔敦厚,无论在“情操”二字消极方面的意义(操守),或积极方面的意义(操练),皆与此相合。所谓学问,浅言之,不会则学,不知则问。有学问的人其最高的境界就是吾人理想的最高人物,有胸襟、有见解、有气度的人。梁任公说英文gentleman不易译,若“士君子”则庶近之矣,便“君子”二字即可。孔子不轻易许人为君子:

君子哉若人!(《论语·宪问》)

君子哉蘧伯玉!(《论语·卫灵公》)

君子之才实在难得。“士君子”乃是完美而无瑕疵的,吾人虽不能到此地步,而可悬此高高的标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此则人高于动物者也。人对于此“境界”有所谓不满,孔夫子尚且说:

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

此虽不是腾云驾雾的仙、了脱生死的禅,而远亲不如近邻,乃是真真正正的人,此正是平凡的伟大,然而正于吾人有益。五十学《易》,韦编三绝,至此正是细上加细,而止于“无大过”。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馀不足观也已。

(《论语·泰伯》)

读此真可知戒矣。然而过分的谦虚与过分的骄傲同一的讨厌。而夫子三谦亦令人佩服,五十学《易》,可知夫子尚不满足其境界。所有古圣先贤未有不如此者。古亚历山大(Alexander)征服世界,至一荒野,四无人烟,坐一高山上曰:“噫吁!何世界之如是小,而不足以令我征服也!”但此非贪,而是要好,人所以有进益在此,所以为万物之灵亦在此。

学问的最高标准是士君子,士君子就是温柔敦厚(诗教),是“发而皆中节”。释迦牟尼说现实、现世、现时是虚空的,但儒家则是求为现实、现世、现时的起码的人。表现这种温柔敦厚的、平凡的、伟大的诗,就是“三百篇”。而其后者,多才气发皇,而所作较过,若曹氏父子、鲍明远、李、杜、苏、黄;其次,所作不及者,便是平庸的一派,若白乐天之流。乐天虽欲求温柔敦厚而尚不及,但亦有为人不及处。吾国诗人中之最伟大者惟一陶渊明,他真是“士君子”,真是“温柔敦厚”。这虽是老生常谈,但往往有至理存焉,不可轻蔑。犹如禅宗故事所云:诸弟子将行,请大师一言,师曰:“诸恶莫作,诸善奉行。”弟子大失所望,师曰:“三岁小儿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吾人之好高骛远、喜新立奇,乃是引吾人向上的,要好好保持、维护,但不可不加操持。否则,小则可害身家,大足以害天下。如王安石之行新法,宋室遂亡也矣。

走“发皇”一路往往过火,但有天才只写出华丽的诗来是不难的,而走平凡之路写温柔敦厚的诗是难乎其难了,往往不能免俗。有才气、有功力写华丽的诗不难,要写温柔敦厚的诗便难了。一个大才之人而嚅嚅不能出口,力举千钧的人蜕然弱不胜衣,这是怎么?才气发皇是利用文字——书,但要使文字之美与性情之正打成一片。合乎这种条件的是诗;否则,虽格律形式无差,但算不了诗。“三百篇”文字古,有障碍,而不能使吾人易于了解。惟陶诗较可。“月黑杀人地,风高放火天”,美而不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正而不美。宗教家与道家以为,吾人之感情如盗贼,如蛇虫;古圣先贤都不如此想,不过以为感情如野马,必须加以羁勒,不必排斥感情也能助人为善。先哲有言:“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礼记·礼运》)情与欲固有关,人所不能否认。

以上所述是广义的诗。

今所讲“诗三百篇”向称为“经”,“五四”以后人多不然。“经”者,常也,不变也,近于“真理”之意,不为时间和空间所限。老杜写“天宝之乱”称“诗史”,但读其诗吾人生乱世固感动,而若生太平之世所感则不亲切。俄国文豪高尔基(Gorky)写饥饿写得最好,盖彼在流浪生活中,确有饥饿之经验也。常人写饿不过到饥肠雷鸣而已,高尔基说饿得猫爪把抓肠内,此乃真实、亲切的感觉,非境外人可办,更是占空间、占时间的,故与后来人相隔膜。这就是变,就不能永久。“三百篇”则不然,“经”之一字,固亦不必反对。

今所言《诗》三百篇不过道其总数,此乃最合宜之名词。子曰: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

此最扼要之言。此所谓“无邪”与宋代理学家所说之“无邪”、“正”不同。宋儒所言是出乎人情的,干巴巴的。古言:“人情所不能止者,圣人弗禁。”(杨恽《报孙会宗书》)“不能止”就是正吗?未必是,也未必不是。道学家自命传圣贤之道,其实完全不了解圣贤之道,完全是干巴巴、死板板地谈“性”、谈“天”。所以说“无邪”是“正”,不如说是“直”,未有直而不诚者,直也就是诚。(直、真、诚,双声。)《易传》云:

修辞立其诚。(《文言》)

以此讲“思无邪”三字最切当。诚,虽不正,亦可感人。“月黑杀人地,风高放火天”,此极其不正矣,而不能说它不是诗。何则?诚也。“打油诗”,人虽极卑视之,但也要加以“诗”之名,盖诚也,虽则性有不正。夫子曰诗三百“思无邪”,为其诚也。

释迦牟尼说法之时,尝曰:

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诳语者,不异语者。

(《金刚经》)

“如”,真如之意,较“真”(truth)更为玄妙。其弟子抛弃身家爱欲往之学道,固已相信矣,何必又如此说,真是大慈大悲,真是苦口婆心。这里可用释迦之“真语”、“实语”、“如语”、“不诳语”、“不异语”说诗之“诚”、“思无邪”之“无所不包,无所不举”,包罗万象。释迦又说:

中间永无诸委曲相。(《楞严经》)

此八字一气说来,就是“真”。

《尚书·尧典》曰:“诗言志。”如诗人作诗,由“志”到作出“诗”,中间就是老杜所谓“意匠惨淡经营中”(《丹青引》):

第一,志——“人情所不能止者,圣人弗禁”;

第二,中间——“意匠惨淡经营中”(声音、形象、格律要求其最合宜的);

第三,诗篇——“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

五代刘昭禹曰:“五言如四十个贤人,著一字如屠沽(市井)不得。”(计有功《唐诗纪事》)岂止五言?凡诗皆如此。诗里能换一个字便是不完美的诗。一字,绝对,真如,是一非二,何况三、四?

惨淡经营之结果,第一义就是无委曲相。好诗所写皆是第一义,与哲学之真理、宗教之经约文字的最高境界同。

读诗也要“思无邪”,也要“无委曲相”。

孔子对于诗的论法,归纳起来又称为“孔门诗法”。法,道也,不是指狭义的方法、法律之法,若平仄、叶韵之类,此乃指广义的法。“无事无非法”,生活中举止、思想、语言无在而非法。

违了夫子“思无邪”,便非法。

然而何以又说诗无所谓是非善恶?常所谓是非善恶究竟是否真的是非善恶?以世俗的是非善恶讲来,只是传统习惯(世法、世谛)的是非善恶,而非真的是非善恶。

“月黑杀人地,风高放火天”,是直,事虽邪而思无邪。在世法上讲,不能承认;在诗法上讲,可以承认。诗中的是非善恶与寻常的是非善恶不同。

鲁迅先生说一军阀下野后居于租界莳花饮酒且学赋诗,颇下得一番功夫,模仿渊明文字、句法。而鲁迅先生批曰:我觉得“不像”。盖此是言不由衷,便是伪,是不真,是邪。以此而论,其诗绝不如“月黑杀人地,风高放火天”二句也。村中小酒肆中有对联曰:

进门来三杯醉也

起身去一步歪邪

此虽不佳而颇有诗意,盖纪实也。又有一联曰:

刘伶问道何处好

李白答曰此地佳

此亦乡村小酒肆对联,还不如前者。下野军阀的仿陶渊明诗还不如村中酒肆对联这个味。故说诗的是非善恶不是世俗的是非善恶。

“文学”与“哲学”与“道”的最高境界是一个。所谓“诗法”,就是佛法的“法”,是“道”。静安先生曰:“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人间词话》)

“诗三百篇”既称“经”,就是不祧之祖,而降至楚辞、赋、诗、词、曲则益卑矣。然而以诗法论,便童谣、山歌亦可以与“经”并立。其实“诗三百篇”原亦古代之童谣、山歌也。《金刚经》云:

是法平等,无有高下。

只要“思无邪”就是“法”。佛法平等不是自由平等的平等,佛说之法皆是平等。佛先说小乘,后说大乘,由空说无,说有见空。天才低者使之信,天才高者使之解,无论如何说法,皆是平等。

或谓佛虽说有大乘、小乘,其实佛说皆是大乘,皆可以是而成佛。“南无阿弥陀佛”六字,最低之小乘,然而也能成佛。故佛说“大开方便之门”,门无大小,而入门则平等也,与静安先生所谓“不以是而分优劣”一也。

今所言诗,只要是诗就是法。

孔夫子对于《诗》,有“思无邪”之总论,尚有分论。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

(《论语·阳货》)

这是总论中之分论,前所说是总论中之总论。

说得真好。无怪夫子说“学文”,真是学文。忠厚老实、温厚和平、仁慈、忠孝、诚实,溢于言表。这真是好文章。每一国的文字有其特殊之长处,吾人说话、作文能够表现出来便是大诗人。中国方字单音,少弹性,而一部《论语》音调仰抑低昂,弹性极大,平和婉转之极。夫子真不可及,孟子不能。

汉学重训诂,宋学重义理,此本难分优劣。汉经秦焚书之后,书籍散乱亟待整理;及宋代书籍大半整理就绪,而改重义理,亦自然之趋势也。今讲《诗经》,在文字上要打破文字障,故重义理而兼及训诂,虽仍汉宋之学而皆有不同。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读此段文章,“可以”两字不可草草看过。

兴:感发志气[1]。起、立,见外物而有触。

生机畅旺之人最好。何以生机畅旺就是诗?“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小雅·采薇》),读之如旱苗遇雨,真可以兴也。

观:考察得失。(得失不能要,算盘不可太清,这非诗。)

不论飞、潜、动、植,世界上一切事皆要观,不观便不能写诗。“《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中庸》)察犹观也,观犹察也。鸢代表在上一切,鱼代表在下一切,言此而不止于此,因小而大,由浅入深,皆是象征,此二句是极大的象征。“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举其一必得知其二。诗中描写多举其一部以括之。

群:朱注:“群,和而不流。”今所谓调和、和谐,即“无入而不自得”(《中庸》)。

人当高兴之时,对于向所不喜之人、之物皆能和谐。“鸟兽不可与同群”(《论语·微子》),人与鸟兽心理、兴趣不同,是抵触,是不调和,如何能同群?以此言之,屈子“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楚辞·渔夫》),人、事、物皆看不中,生活只是苦恼,反是自杀为愈也。贾谊虽未自杀,但其夭折亦等于慢性的自杀。

“诗可以群”,何也?诗要诚,一部《中庸》所讲的就是一个“诚”,凡忠、恕、仁、义,皆发自诚。所谓“和而不流”,“流”,无思想、无见解,顺流而下。

怨:朱注:“怨,怨而不怒。”其实也不然,《诗》中亦有怒:

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相鼠》)

望文生义,添字注经,最为危险。最好以经讲经,以《论语》注《论语》。此二句,恨极之言,何尝不怒?惟“不迁怒”(《论语·雍也》)也。

夫子承认怒,惟不许“迁怒”;许人怒,但要得其直。此世法与出世法之不同也。

基督:“人家打你的左脸,把右脸也给他。”(《圣经》)

释迦:“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

“节节肢解,不生嗔恨。”(《金刚经》)

子曰:“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

基督“要爱你的仇人”,释迦“一视同仁”,都是出世法,孔子是最高的世法。西谚曰:“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孔子不曰“以怨报怨”,报有报答、报复之意。“以直报怨”是要得其平;“以牙还牙”,不是直。在基督、释迦不承认“怨”;夫子却不曾抹杀,承认“怒”与“哀”,怒与哀而怨生矣,而“怨”都是直。

“怒”、“怨”,在乎诚、在乎忠、在乎恕、在乎仁、在乎义,当然可以怒,可以怨。

《论语》之用字最好,“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沉重、深厚、慈爱。读此段文章,“可以”二字不可草草放过。

夫子之文,字面音调上同其美,而不专重此。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此是小我,但要扩而充之——“迩之事父,远之事君”。(释迦不许人有我相。)“事父”、“事君”,代表一切向外之事,如交友、处世,喂猫、饲狗,皆在其中。事父、事君无不适得其宜。我本乎诚,本乎忠、恕、仁、义,则为人、处世皆无不可。(切不可死于句下。)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朱子注:“其绪馀,又足以资多识。”(《论语集注》)夫子所讲是身心性命之学,是道,是哲学思想(philosophy)。“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何谓也?要者,“识”、“名”两个字,识其名则感觉亲切,能识其名则对于天地万物特别有忠、恕、仁、义之感,如此才有慈悲、有爱,才可以成为诗人。

民,吾胞也;物,吾与也。(张载《西铭》)

天地万物与我并生,类也。(《列子·说符》)

仁者,爱人。[2](《论语·颜渊》)

孔子举出“仁”,大无不包,细无不举,乃为人之道也。民,我胞也;物,我与也,扩而充之,至于四海。仁,止于人而已,何必爱物?否!否!佛家戒杀生不得食肉,恐“断大慈悲种子”。必需时时“长养”此“仁”,不得加以任何摧残,勿以细小而忽之。凡在己为“患得”、在他为“不恕”者,皆成大害,切莫长养恶习,习与性成,摧残善根。

孔子门下贤人七十有二,独许颜渊“三月不违仁”(《论语·雍也》)。(佛:慈悲;耶:爱;儒:仁。)此是何等功夫?夫子“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卫灵公》),念兹在兹。

为什么学道的人看不起治学的人,治学的人看不起作诗的人?盖诗人见鸡说鸡,见狗说狗,不似学道、治学之专注一心;但治学时时可以放下,又不若学道者。

道——圆,是全体,大无不包,细无不举;

学——线,有系统,由浅入深,由低及高;

诗——点,散乱、零碎。

作诗,人或讥为玩物丧志,其实最高。前念既灭,后念往生;后念既生,前念已灭。吾人要念念相续。言语行动,行住坐卧,要不分前念、后念而念念相续,方能与诗有分。这与学道、治学仍是一样,也犹同“三月不违仁”。“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之意也在此,为的是念念相续,为的是长养慈悲种子。

“少年不足言,识道年已长。”(王摩诘《谒璿上人》)年长则精力不足,寿命有限,去日苦多,任重道远,颇颇不易。孔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识道何易?

诗便是道。试看夫子说诗,“兴”、“观”、“群”、“怨”、“事父”、“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岂非说的是为人之道?夫子看诗看得非常重大:重,含意甚深;大,包括甚广。

《论语·季氏》载:

(孔子)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

夫子两句话,读来又严肃、又仁慈、又恳切。“不学诗,无以言”,“无以”是感。

学,人生吸收最重要在“眼”。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Epomehk)四岁失目,他的诗代表北方沉思玄想,读了总觉得是瞎子说话。发挥方面最主要在“言”。言,无“义”不成,辞“气”不同。常谓作诗要有韵,即有不尽之言。夫子说话也有韵。《世说新语》中之人物真有韵,颇有了不得的出色人物,王、谢家中诗人不少。

孔子论诗还有: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

子谓伯鱼曰:“汝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欤?”(《论语·阳货》)

以上,孔门诗法总论之部。

在宗教上信与解并行,且信重于解,只要信虽不解亦能入道,若解而不信则不可。释迦弟子阿难知识最多,而迦叶先之得道。世尊拈花,迦叶微笑。迦叶传其法,迦叶死后方传阿难。而儒家与宗教不同,只重解而不在信;且宗教是远离政治,而儒家中则有其政治哲学。《大学》所谓“正心”、“诚意”、“修身”,宗教终止于此而已,是“在我”,是“内”;儒家还有“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为人”,是“外”。宗教家做到前三项便算功行圆满;而儒家则是以前三项为根本,扩而充之,恢而广之,以求有益于政治,完全是世法,非出世法。

“齐家”是正心、诚意、修身的“实验”,是治国、平天下的“试验”。

夫子要人从自我的修养恢而广之,以见于政治。吾人向以为诗人不必是政治家,爱诗者不见得喜好政治,何以夫子说通了诗三百,授之以政便达,何以见得?夫子说诳语么?否。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诳语者、不异语者”,岂能打诳语?鲁迅先生译鹤见祐辅《思想·山水·人物》(鹤见祐辅思想清楚,文笔亦生动,鲁迅先生译书虽非生动,也还可读),书中说第一次欧战美国总统威尔逊(Wilson)是十足的书呆子。美国总统先必为纽约州长,威尔逊为法学士,做波士顿大学校长,一跃而为纽约州长,再跃而为美国大总统。彼乃文人,又是诗人,又是书呆子,鹤见祐辅最赞仰之。一个纯粹的政客太重实际,而文人成为政治家,彼有彼之理想,可以将政治改良提高,使国家成为更文明的国家,国民成为更有文化的国民。在近代,威尔逊实是美国总统史中最光明、最正大、最儒者气象的一位。在大战和约中,别人以为威尔逊的最大失败盖英、法二国的两滑头,只顾己方利益,不顾世界和平,是以威尔逊被骗了。然而,此正见其光荣也。威尔逊说:“美国有什么问题,何必与他商量、与你商量,我只以美国人的身份平心想该怎样办就怎样办。”骤听似乎太武断、太主观,但试察历史政治舞台上的人,谁肯以国民的资格想想事当如何办?果然,也不至于横征暴敛,不顾百姓死活了。

说起威尔逊,真是诗人、是文人、是书呆子,可也是理想的政治家——此即是夫子所谓“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亦奚以为”了。夫子曰:“吾道一以贯之。”曾子释之曰:“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说白便白,说黑便黑,那简直是人格的破碎。然而“一以贯之”绝非容易也。只有老夫子说得起这句话。什么(何)是一?怎么样(何以)贯?“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卫灵公》)。我就想我是一个美国人,应当怎么去施,怎么样受。威尔逊说得实在好。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

“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论语·子罕》)

以上三段,为夫子在《论语》中对于诗之某节某句之见解。

夫子说“诗可以兴”,又说“兴于诗”,特别注重“兴”字。夫子所谓诗绝非死于句下的,而是活的,对于含义并不抹杀,却也不是到含义为止。吾人读诗只解字面固然不可,而要千载之下的人能体会千载而上之人的诗心。然而这也还不够,必须要从此中有生发。天下万事如果没有生发早已经灭亡。前说“因缘”二字,种子是因,借扶助而发生,这就是生发,就是兴。吾人读了古人的诗,仅能了解古人的诗心又管什么事?必须有生发,才得发挥而光大之。《镜花缘》中打一个强盗,说要打得你冒出忠恕来。禅宗大师说:从你自己胸襟中流出,遮天盖地。前之“冒”字,后之“流”字,皆是夫子所谓“兴”的意思。可以说吾人的心帮助古人的作品有所生发,也可以说古人的作品帮助吾人的心有所生发。这就是互为因缘。

“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与“贫而乐,富而好礼”,其区别如何?前者犹如自我的羁勒,不使自己逾出范围之外,这只是苦而不乐。(夫子在《论语》中则常常说到乐。)在羁勒中既不可懈弛,又经不起诱惑。“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道德经》三章);反之,既见可欲,其心必乱,这便谈不到为学,这是丧失了自我。然而后者“贫而乐,富而好礼”却是“自然成就”。夫子之“乐”、之“好”较之子贡两个“无”字如何?多么有次第,绝不似子贡说得那么勉强、不自然。这简直就是诗。放翁说“文辞终与道相妨”(《遣兴》),不然也。

子贡由此而想到诗,又由诗想到此,所谓互为因缘也。牙虽白、玉虽润,然经琢磨之后牙益显白、玉益显润。(犹如苍蝇触窗纸而不得出,虽知光道之所在,尚隔一层窗纸。夫子之言犹如戳出窗纸振翼而出,立见光明矣。)夫子说“告诸往而知来者”,便是生发,便是兴。

不了解古人是辜负古人,只了解古人是辜负自己,必要在了解之后还有一番生发。

首一段子贡与夫子的对话由他事兴而至于诗,次一段子夏与夫子的对话由诗兴而至于他事。

夫子所言“绘事后素”,《礼记》所谓“白受采”(《礼器》)也。本质洁,由人力才能至于美。“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巧笑”、“美目”、“素”皆是素;“倩”、“盼”、“绚”是后天的,是“绘”;“礼后乎”,诚然哉!夫子所谓“起予者商也”之“起”者,犹兴也。如此“始可与言诗”,此之谓诗也。

“诗无达诂”(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此中亦颇有至理存焉。作者何必然,读者何必不然?虽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对于相同之外物之接触,个人所感受者有异。越是好诗,越是包罗万象。“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苏轼《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一),必此诗——必然。唐诗之所以高于宋诗,便因为唐诗常常是无意的——意无穷——非必然的。

伟大之作品包罗万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深者见深,浅者见浅。鲁迅先生文章虽好而人有极不喜之者,是犹未到此地步。虽然,无损乎先生文章之价值也。正如中国之京戏,“国自兴亡谁管得,满城争说叫天儿”(狄楚青《燕京庚子俚词》其七)。(近代梨园只有谭叫天算得了不起的人物。)

唐诗与宋诗,宋诗意深(是有限度的)——有尽;唐诗无意——意无穷,所以唐诗易解而难讲,宋诗虽难解却比较容易讲;犹之平面虽大亦易于观看,圆体虽小必上下反复始见全面也。

子贡之所谓“切”、“磋”、“琢”、“磨”,不仅指玉石之切、磋、琢、磨也。“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又何关乎礼义、绘事也?虽然,作者何必然,读者何必不然?一见圆之彼面,一见圆之此面,各是其所是而皆是。花月山水,人见之而有感,此花月山水之伟大也。各人所得非本来之花月山水,而各自为各自胸中之花月山水,皆非而亦皆是。禅家譬喻谓“盲人摸象”(《义足经》),触象脚者说象似蒲扇,触象腿者说象似圆柱,触象尾者说象似扫帚。如说彼俱不是,不如说彼皆是,盖各得其一体,并未离去也。

吾人谈诗亦正如此,各见其所见,各是其所是,所谓“诗无达诂”也。要想窥见全圆、摸得全象,正非容易。是故,见其一体即为得矣,不必说一定是什么。

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

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

对方之无能或不诚,致使吾人不敢相信。然而自己看事不清、见理不明,反而疑人,也可说多疑生于糊涂。

“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气是最不可靠的,气是什么?

孔夫子之言颠扑不破,孟夫子说话往往有疵隙。

以上两小段文字乃孟子之说诗,余试解之。

“文”:

第一,篇章、成章。(文者,章也;章者,文也。《说文》中彣、彰互训。)

第二,文采。即以《离骚》为例,其洋洋大观、奇情壮采是曰文采。

“辞”:

辞、词通,意内而言外。楚辞中《离骚》最好亦最难解,对于它的洋洋大观、奇情壮采,令人蛊惑。“蛊惑”二字不好,charming(charm,n;charming,adj)好。《红楼梦》中说谁是怪“得人意儿”的,倒有点相近。“得人意儿”似乎言失于浅,“蛊惑”却又求之过深。

文章有charming,往往容易爱而不知其恶。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大学》八章);又俗语曰“情人眼里出西施”,此之谓也。西人也说两性之爱是盲目的,love is blind。其实,一切的爱皆是盲目的,到打破一切的爱,真的智慧才能出现。即如读《离骚》,一被其洋洋大观、奇情壮采所蛊惑,发生了爱,便无暇详及其辞矣。

欣赏其文之charm,须快读,可以用感情。欲详其辞意须细读,研究其组织与写法必定要立住脚跟观察。观与体认、体会有关。既曰观,就必须立定脚跟用理智观察。

“不以辞害志”,志者,作者之志;“诗言志”,志者,心之所指也。后来之人不但读者以辞害志,作者也往往以辞害志,以致有句而无篇,有辞而无义。

“以意逆志”,逆,迎也,溯也,追也,千载之下的读者要去追求千载之上的作者之志。

孟子把诗看成了“必然”。

章实斋《文史通义》诗教篇(章氏对史学颇有见解,文学则差),以为我国诸子出于诗,尤其以纵横家为然。此说余以为不然。纵横家不能说“思无邪”,只可说是诗之末流,绝非诗教正统(夫子所谓“言”,所谓“专对”)。

马浮(一浮先生)亦常论诗,甚高明。马一浮先生佛经功夫甚深,而仍是儒家思想,其在四川办一学院讲学,所讲纯是诗教(余所讲近诗义):

“仁”是心之全德,(易言之,亦曰德之总相。)即此实理之显现于发动处者,此理若隐,便同于木石。如人患痿痺,医家谓之不仁。人至不识痛痒,毫无感觉,直如死人。故圣人始教以《诗》为先,诗以感为体,令人感发兴起,必假言说。故一切言语之足以感人者,皆诗也。……诗人感物起兴,言在此而意在彼。故贵乎神解,其味无穷。圣人说诗,皆是引申触类,活也。其言之感人深者,固莫非诗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仁之功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诗之效也。

(《复性书院讲录·〈论语〉大义一·诗教》)

鲁迅先生说,说话时没的说,只是没说时不曾想。见理不明,故说话不清;发心不诚,故感人不动。

夫子说诗,“兴”、“观”、“群”、“怨”、“事父”、“事君”、“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七项,不是并列的,而是相生的。再进一步,也可以说并列而相生,相生而并列。人只要“兴”,就可以“群”、“怨”、“事父”、“事君”、“识草木鸟兽之名”;若是不“兴”,便是“哀莫大于心死”(《庄子·田子方》)。只要不心死就要兴,凡起住饮食无非兴也。吾人观乞者啼饥号寒,不禁惕然有动,此兴也,诗也,人之思无邪也。若转念他自他、我自我,彼之饥寒何与我?这便是思之邪,是心死矣。佛说:“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楞严经》)学佛、学道,动辄曰我心如槁木死灰,岂非心死邪?岂不是断灭相?佛说:“于法不说断灭相。”(《金刚经》)

马先生之说,除“天地感而万物化生,仁之功也”一句欠通,其馀皆合理。文虽非甚佳,说理文亦只好如此,说理文太美反而往往使人难得其真义所在,如陆士衡《文赋》、刘彦和《文心雕龙》,因文章之煊赫反而忘其义之所在。

言字者,言语之精;言语者,文字之粗。平常是如此,但言语之功效并不减于文字。盖言语是有音色的,而文字则无之。禅家说法动曰亲见,故阿难讲经首曰“如是我闻”,是既负责又恳切。言语有音波,亦所以传音色,古诗无不入于歌,故诗是有音的。《汉志》记始皇焚书而《诗》传于后,盖人民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马先生故曰“必假言说”,而不说文字也。言语者,有生命的文字;文字者,是雅的语言。马先生说言语之足以感人者皆诗,章实斋先生所说纵横家者流,乃诗之流弊。

诗是引人向上的,故一民族之强弱盛衰可自文学中看出。英国之伟大不在属地遍全球,而在维多利亚时代诗人之多,其衰老亦不自此次大战看出,自其文学已看出,维多利亚而后便无大诗人出现。而中国民族之所以堕落,便因其诗堕落腐烂。“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李涉《题鹤林寺僧舍》)诗是唐人味,但我们不该欣赏这种诗;这种境界可以有,但我们不配过这种生活。如领袖人物一天忙于国家之事,要说两句这样诗还可以。我们常人已经太闲了,再闲更成软体了。

中国有所谓“诗教”,然余之意,不在诗教,而在诗义。(其实古所谓“教”即含有“义”,天地间必含有诗义。)吟风弄月、发愤使情皆非诗义,诗是使人向上的、向前的、光明的。“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礼记·礼运》)“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李绅《悯农》)、“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朱柏庐《朱子治家格言》),皆此意,但皆不及《礼运》之大。一个人不知道自己力量究竟有多么大,便因没试过。没力可卖了,算了。力,有一分力便要尽一分力,不必问为谁。一切诗人皆是如此。写诗不必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白乐天发俗,自己将自己诗写成若干乃藏于各庙。诗人该是无所为而为,这便是“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只要将我自己的力量发挥出来,便完了,不必为己,甚至不必为人。只要把我自己力量发挥了,理想实现了,不必为己。若明白此道理,虽作不出一句合平仄的诗,但行住坐卧无时不是诗。否则,即使每日为诗,也仍不是诗人,似诗人,似即似,是则非是。今日所说是第一义,大上乘。

东坡有对曰:“三光日月星,四诗风雅颂。”

《诗经》又有“四始”之说,其说始自司马迁。

“四始”:《关雎》,风之始;

《鹿鸣》,小雅之始;

《文王》,大雅之始;

《清庙》,颂之始。

司马氏《史记》是诗,而司马氏对《诗》之功夫并不深。马主孔子删诗,班氏则否。“四始”之如此排列,不知当初编辑《诗经》之人是否其先后次序含有等级之意?余以为虽然似乎有意,亦似无意,实在有意、无意之间。

《诗经》又有“六义”:风、雅、颂,赋、比、兴。

六义:风、雅、颂(以体分)

赋、比、兴(以作法分,颂中多赋,比、兴最少)

先看风、雅、颂。

何为风?《诗序》谓:“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冲这,就不是子夏的话。“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此虽非至理而是事实。至于风,即是风,风土之风。家有家风,校有校风。国风代表一国民风,故谓之风。“《关雎》,后妃之德。”冲这,毛氏就该杀。原为民间歌谣,何有风化、风(讽)刺之说?

雅,正。或谓雅是贵族的。(门阀、门第,又为知识阶级。)太炎先生之意不然,曰:雅、疋、乌通,故雅训乌。李斯《谏逐客书》及杨恽《报孙会宗书》皆言及“秦声乌乌”。周之镐京,今之长安,秦之咸阳,故正即秦声,谓镐京左右之歌也。聊备一格。(如二达子吃螺蛳……)大小雅之分别,即如“大”、“小”二字之分。大雅贵族气,较深。

颂,功德。祭祀歌颂鬼神功德,故颂与鬼神有关。梁任公说:颂、容古通。皆从公。容,形、貌,舞。风、雅,歌诗;颂,舞诗。歌诗咏其声,舞诗欢其容。

总而言之:风,大体是民间文学,亦有居官者之作;雅,贵族文学;颂,庙堂文学。以有生气、动人而言,风居首,雅次之,颂又次之。以典雅肃穆论,颂居首,雅次之,风又次之。

再说赋、比、兴。

赋,第一,铺、陈、张;第二,敷、布(布,犹铺也)。直陈其事谓之赋。铺张与夸大又有不同。“周馀黎民,靡有孑遗”(《诗经·大雅·云汉》),此是夸大,不是铺张。汉赋《二京》《羽猎》,铺张。

比,朱子曰:“以彼物比此物也。”(《诗集传》)朱子以凡物、事(诗旨)之有相类者谓之比。“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诗经·周南·螽斯》),朱注:“比也。”再如:“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诗经·周南·桃夭》),正比;“相鼠有皮,人而无仪”(《诗经·鄘风·相鼠》),反比。

兴,郑康成说:“兴者,托事于物。”如郑氏所言,是比而非兴。前人讲赋、比、兴,往往将“兴”讲成“比”,毛、郑俱犯此病。毛、郑传诗虽说赋、比、兴,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盖汉儒师说即于比、赋二者亦别之不清。)有的人自己有思想而不能研究别人学说,结果是武断;又有人能研究古人学说而自己无主见,结果是盲从。(胆小是好,如作文细。然有时胆小使人不敢说话。)刘彦和既不武断又不盲从,然其说比、兴亦不甚明白:“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文心雕龙·比兴》)情是自己诗心,起情,引起自己诗心。唐孔颖达说:“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毛诗正义》)朱熹则说:“兴者,托物兴辞。”“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因所见闻,或托物起兴,而以事继其后。”(《诗集传》)事,诗;声,也是诗,而何以一谓之事,一谓之声?事是本文,声非本文。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是所见所闻,是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事,前后无连贯,以声引其事。(《桃夭》《相鼠》则前后文有关,是比。)

《关雎》一首,毛传曰:“兴也。关关,和声也。雎鸠,王雎也,鸟挚而有别。……后妃说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关雎之有别焉。”雎鸠,王雎,“王”,盖有大意;“挚”,郑笺训“至”。“挚”,诚也,厚也。鸟类雌雄多挚,不独雎鸠。夫妇有别,相敬如宾。夫妇不忠不相亲患不相敬。人有后天修养,当易做到。鸟则不然。有别,是别人教的,还是自己修养的?何谓“有别”?何谓“无别”?汉儒就不明白孔子“《关雎》乐而不淫”(《论语·八佾》)的一句话。若依毛诗之说,则此诗乃比而非兴矣。推其意,盖文中所谓譬喻曰比,其用于开端者曰兴。

兴绝不是比。“云想衣裳花想容”(李白《清平调三首》),诗人的联想,比也。“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毛诗说“兴也”,后来都讲成兴了,实则“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绝无关系。

兴是无意,比是有意,不一样。既曰无意,则兴与下二句无联络(然此所谓“无联络”,是意义上无关),既无联络何以写在一起?此乃以兴为引子,引起下两句,犹如语录说“话头”(禅家说“话头”,指有名的话,近似proof),借此引出一段话来。然“兴”虽近似introductory、引子、话头,但introductory尚与下面有联络,“兴”则不当有联络。(宋代的平话如《五代史平话》,往往在一段开端有一片话头与后来无关,这极近乎“兴”。元曲中有“楔子”,金圣叹说“以物出物”。)此种作法最古为《诗》,《诗经》而后即不复见,但未灭亡,在儿歌童谣中至今尚保存此种形式(在外国似乎没有):

小白鸡上柴火垛,没娘的孩子怎么过。(兴也)

小板凳,朝前挪。爹喝酒,娘陪着。(兴也)

兴是无意,说不上好坏,不过是为凑韵,不使下面的话太突然。

《中庸》有言:

《诗》曰:“衣锦尚褧。”恶其文之著也。(卅三章)

褧(褧、通用)是一种轻纱,锦自内可以透出。中国所以尚珠玉而不喜钻石也,皆是“衣锦尚褧”。所谓谦恭、客气、面子,皆由此之流弊。客气,不好意思,岂非不是“思无邪”了吗?不然,人生就是矛盾的,在矛盾中产生了谦恭、客气、面子、不好意思,而有“衣锦尚褧,恶其文之著”的情形。兴就好比锦外之褧。又庄子曰:

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庄子·外物》)

正好是兴:筌非鱼,筌所以得鱼,得鱼而忘筌。

兴,妙不可言也。

夫子说“诗可以兴”,以兴诗外之物。今余讲“兴”亦说“兴者,起也”,此起诗之本身也。夫子说的“兴”是功用,今所说“兴”是作法。

兴,独以“三百篇”最多。后来之诗只有赋、比而无兴,即《离骚》、“十九首”皆几乎无兴矣。

总而言之:直陈其事,赋也;能近取譬,比也(比喻);挹彼注兹,兴也。(“注”字用得不好。)

《诗》之由来:

《礼记·王制》:

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

郑氏注:“陈诗,谓采其诗而视之。”郑氏注恐怕不对。陈者,列也,呈也。《汉书·食货志》云:

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

古之诗不但是看的,而且是听的。“师”,有乐官的意思。如,晋师旷,瞽者,乐官,即称师。又如,鲁大师挚,大师,乐官首领,故称大师。“行人”,亦官名。

《周礼·春官·宗伯》:

瞽矇……掌九德六诗之歌,以役大师。

胡适之先主张实验哲学、怀疑态度、科学精神,颇推崇崔述东壁。崔氏作有《读风偶识》,其书卷二《通论十三国风》有云:“周之诸侯千八百国,何以独此九国有风可采?”其实这话也不能成立。采诗并非一股脑儿收起来,要选其美好有关民风者,所以只九国有风有什么关系?

果然都是大师陈诗、瞽矇掌歌诗吗?也未必然。盖天下有所谓有心人、好事者,(不是庸人自扰,反是聪明才智之士扰得厉害,也就是不安分的人。)有心人似乎较好事者为好。歌谣不必在文字,祖先传之儿孙,甲地传之乙地,故人类不灭绝,歌谣便不灭亡。虽然,但可以因时而变化,新的起来便替了旧的。有心人将此种歌谣搜集笔录之乃成为书。凡诗篇《雅歌》及“诗三百篇”,皆是也。如此较上古口授更可传之久永了。无名氏作品之流传,大抵是有心、好事之人搜集,这是他个人的嗜好,不比后世邀名利之徒。此种有心人、好事者与社会之变化颇有关系,这样人生才有意义,才不是死水。谚语曰:“流水不腐。”此话甚好。人生是要有活动的,虽然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未必现在就比古代文明。

孔子删诗:

此说在史书记载中寻不出确实的证据来。首记删诗者是《史记》,《汉志》虽未肯定孔子删诗,也还不脱《史记》影响。

《史记·孔子世家》:

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

《汉书·艺文志》:

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

其下文还是受《史记》影响,还是经孔子的整理而成了三百五篇,但孔子自己没有提到,所以孔颖达说:不然,不然,孔子不曾删诗。孔颖达云:“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司马迁言古诗三千馀篇,未可信也。”(《毛诗正义·诗谱序》)荀子、墨子亦尝言“诗三百”,不独孔夫子说“诗三百”,可知非孔子删后才称《诗》是“三百篇”。《史记》靠不住。班氏曰“纯取周诗”,而又曰“上采殷,下取鲁”,此言必有意义。或虽曰殷商,而周时尚皆流行。读《史记》可马虎,读《汉书》则不可。

《诗序》:大序、小序。

旧传是子夏所作,韩愈疑是汉儒所伪托。(有人说汉朝尊崇儒术,其损害书籍甚于秦始皇之焚书。经有今、古文之分,古文多是汉人伪造,以伪乱真,为害甚大。)

《后汉书·卫宏(敬仲)传》:

九江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宏从曼卿受学,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

试看《诗序》之穿凿附会,死于句下,绝非孔门高弟子夏所为。孔门诗法重在兴,由“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说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兼士先生说不要腾空,腾空是“即此物、非此物”。苦水为之解,即禅宗所谓“即此物,离此物”。孔子从“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说到“绘事后素”,岂非“即此物、离此物”?适之先生说,中国从周秦诸子以后到有禅宗以前,没有一个有思想的。这话也还有道理,其中汉朝一个王充算是有思想的,也不过如是而已,不过还老实,还不太臆说。汉儒的训诂尚有其价值,不过也未免沾滞,未免死于句下。及其释经,则十九穿凿附会。

何谓“大序”、“小序”?

宋程大昌《考古编》曰:

凡《诗》发序两语如“关雎,后妃之德也”,世人之谓小序者,古序也。两语以外续而申之,世谓大序者,宏语也。

又曰:

若使宏序先毛而有,则序文之下,毛公亦应时有训释。今惟郑氏有之,而毛无一语,故知宏序必出毛后也。

程氏此说甚明,其所谓“大序”之为何。(宋人主张大半如是。)虽说“小序”非子夏所作,却也未说定。总之,在汉以前就有,也未必一定非子夏所作。说是卫宏作也未说全是卫宏所作,不敢完全推翻《诗序》。毛诗郑笺,毛诗当西汉末王莽初年有之,卫宏说是子夏作,郑笺便也以为是子夏作,汉儒注诗者甚多,但传者只毛诗郑笺。然程氏终以为“小序”(即所谓古序)虽不出于子夏,要是汉以前之作,其意盖以《小雅》中《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六篇之诗虽亡,而“小序”仍存,必古序也。以宏生诗亡之后,既未见诗,亦无由伪托其序耳。其实愈是没有诗,愈好作伪序,死无对证,说皆由我。余绝对不承认。《诗序》必是低能的汉人所作。

诗传:传,去声。

《春秋经》有左氏、公羊、穀梁三传。传(音撰)者,传(音船)也(传于后世)。传(音撰)者,说明也,经简而传繁,固然之理耳。“春秋三传”是说明其事。如《春秋经》“郑伯克段于鄢”,《传》一一释之,孰为“郑伯”,孰为“段”,为何“克”,如何于“鄢”。《诗序》则不然。《诗》非史,不能说事实,而是传其义理。至汉而后,《诗》有传。

西汉作传者,有三家,《史记·儒林列传》谓:

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婴)。

《汉书·艺文志》云:

鲁申公为《诗》训故[3],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列于学官。

“申公”,《史记》作“申培公”;“辕固”,《史记》作“辕固生”;韩生名婴,汉燕王太傅。(训诂释“字”,传释“义”。)

“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唐颜师古注:“与不得已者言不得也。三家皆不得其真,而鲁最近也。”“取春秋,采杂说”,《春秋》言及《诗》者甚少,疑当为《春秋左氏传》。惟《左传》谈《诗》多断章取义,不可凭信。左氏谈《诗》于原文多不可通。

班固对于《诗》定下过大功夫,汉儒说《诗》,班固较明白。班氏天才虽不及马,而对“三百篇”之功夫真深于马。马是诗人,班是学者,《史记》之了不起在“纪传”,《汉书》之所以了不起在“志”。班氏真通《诗》,《艺文志》《地理志》《食货志》诸“志”皆以《诗》解之,可见《诗》无处不在。

此一段中,要着眼在“不得已”三字,诗人作诗皆要知其有不得已者也。“不得已”,不为威胁利诱;“不得已”,是内心的需要,如饥思食,如渴思饮。必须内心有所需求,才能写出真的诗来,不论其形式是诗与否。文学作品中多有“诗”的成分,如《左传》《庄子》。声韵格律是狭义的诗;广义的诗,凡真实之作品皆是诗。了解古人诗最要是了解古人内心的需要。有时客观条件,非需要。而非内心需要则写亦不能是诗。诗人绝不写应景文字。

班固所谓“本义”与“不得已”,即孟子所言“志”,余常说之“诗心”。

有关毛传,《汉书·艺文志》云:

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

可见班固并不承认毛公之学传于子夏。由“自谓”二字,可知班固下字颇有分寸,不似太史公之主观、之以文为史,虽然不是完全不顾事实,却每为行文之便歪曲了事实,固则比较慎重。

毛诗列于学官,在西汉之季。陈奂《诗毛氏传疏》云:

平帝末,得立学官,遂遭新祸。

毛诗大盛于东汉之季。《后汉书》:“马融作《毛诗传》,郑玄作《毛诗笺》。”(毛传郑笺)

齐、鲁、韩三家之衰亡:齐亡于汉,鲁亡于(曹)魏,韩亡于隋唐(韩诗尚传《韩诗外传》,既曰外传,当有内传,外传以事为主,不以诗为主)。自是而后,说诗者乃惟知毛诗之学。至宋,欧阳修作《诗本义》,始攻毛、郑。朱子作《诗集传》,既不信小序,亦不以毛、郑为指归也。朱子之前,无敢不遵小序者,皆累于圣门之说。

中国两千年被毛、郑弄得乌烟瘴气,到朱子才微放光明。但人每拘于“诗经”二字,便不敢越一步,讲成了死的。《诗经》本是诗的不祧之祖,既治诗不可不讲究。余读《诗》与历来经师看法不同,看是看的“诗”,不是“经”。因为以《诗》为经,所以欧、朱虽不信小序,但到《周南》打不破王化,说《关雎》打不破后妃之德,仍然不成。我们今日要完全抛开了“经”,专就“诗”来看,就是孟子说的“以意逆志”。

孔子说《诗》有不同两处说“兴”,又说“告诸往而知来者”。汉儒之说《诗》真是孟子所谓“固哉,高叟之为诗也”(《孟子·告子下》),“固”是与“兴”正对的。孔子之所谓“兴”,汉儒直未梦见哉!孔夫子又非孟子之客观,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而是“即此物、离此物”,“即此诗、非此诗”。孔夫子既非主观又非客观,而是鸟瞰,bird’s view。因为跳出其外,才能看到此物之气象(精神)——诚于中形于外,此之谓气象。(见静安先生《人间词话》。)

某书说相随心转,的确如此。英国王尔德(Wilde)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讲,一美男子杜莲·格莱[4](Dorian Gray)努力要保自己不老,果得驻颜术。二十馀岁时,有人为其画一像,极逼似,藏于密室。后曾杀人放火,偶至密室,见像,陡觉面貌变老,极凶恶,怒而刃像之胸,而此princely charming之美男子亦死。第二日,人见一老人刃胸而死,见其遗像始知即杜莲·格莱。

凡作精美之诗者必是小器人,narrow minded,如孟襄阳、柳子厚,诗虽精美,但是小器。要了解气象,整个的,只有鸟瞰才可。孔夫子看法真高,诗心,气象。汉儒训诂,名物愈细,气象愈远。

“三百篇”之好,因其作诗并非欲博得诗人之招牌,其作诗之用意如班氏所云之有“其本义”及“不得已”,此孔子所谓“思无邪”。后之诗人都被“风流”害尽。“风流”本当与“蕴藉”连在一起,然后人抹杀“蕴藉”,一味“风流”。

程子解释“思无邪”最好。程子云:

思无邪者,诚也。

《中庸》廿五章曰:“不诚无物。”“三百篇”最是实,后来之诗人皆不实,不实则伪。既有伪人,必有伪诗。伪者也,貌似而实非,虽调平仄、用韵而无真感情。刘彦和《文心雕龙·情采》篇曰:古来人作文是“为情而造文”,后人作文是“为文而造情”。为文而造情,岂得称之曰真实?无班氏所云之诗人之“本义”与“不得已”。所以班、刘之言不一,而其意相通。后来诗人多酬酢之作,而“三百篇”绝无此种情形。三百篇中除四五篇有作者可考外,馀皆不悉作者姓名。

古代之诗,非是写于纸上,而是唱在口里。《汉书·艺文志》曰:“讽诵不独在竹帛。”既是众口流传,所以不能一成而不变(或有改动)。上一代流传至下一代,遇有天才之诗人必多更动,愈流传至后世,其作品愈美、愈完善,此就时间而言也。并且,就地方而言,由甲地流传至乙地,亦有天才诗人之修正及更改。“诗三百篇”即是由此而成。俗语云“一人不及二人智”,后之天才诗人虽有好诗,而不足与《诗经》比者,即以此故也。(尤其是《诗经》中之《国风》,各地之风情。民谣正好是风。风者,流动,由此至彼,民间之风俗也。)以上乃是“诗三百篇”可贵之一也。

每人之诗皆具其独有之风格(个性),不相混淆。“三百篇”则不然,无个性,因其时间、空间之流传,由多人修正而成。故曰:三百篇中若谓一篇代表一人,不若谓其代表一时代、一区域、一民族,因其中每一篇可代表集团。集团者,通力合作也。

注释

[1]“志气”二字,与下文之“得失”、“而不流”诸字,原笔记均外加方框,以示强调。

[2]此表述与原文有异。《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3]故、诂,二字通。齐、鲁、韩三家,重文字训故。

[4]今多译为道林·格雷。下同。

二、说《周南》

“周南”,“南”,有二说:

一说:南,地名,南是南国也。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鲁说曰:‘古之周南,即今之洛阳。’又曰:‘自陕以东,皆周南之地也。’”马瑞辰《周南召南考》:“周、召分陕,以今陕州之陕原为断,周公主陕东,召公主陕西。乃诗不系以陕东、陕西,而各系以‘南’者,‘南’盖商世诸侯之国名也。《水经·江水注》引《韩诗序》曰:‘二南,其地在南郡、南阳之间,是韩诗以二南为国名矣。’”

二说:南,乐名。宋程大昌《考古编》以南为乐名,取证于《诗经·小雅·钟鼓》篇之“以雅以南”。

二说似不能并存,然若以南乐出于二南,则二说皆可成立,归而为一,如二黄(二簧)出二黄之间者。

(一)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关雎》三章,首章四句;后二章,章八句。毛诗以为五章,章四句,非也。

《关雎》字义:

首章:“关关雎鸠”,“关关”,一作“”,象其声也。“在河之洲”,“洲”,一作“州”,原为,后重为,上下像流水,中间像陆地,故曰“水中可居”(许慎《说文解字》)。“洲”系后来之字。(洲、燃、曝,皆后来之字,原作州、然、暴。)“关关”,是谐声,“州”字是象形。“窈窕淑女”,“窈窕”,《晋书·皇后传》注作“苗条”,此非德性之美,只是言形体之美,如“子慕予兮善窈窕”(屈原《九歌·山鬼》),非毛传幽闲(闲、娴通用)之谓也。中国字有本义,有反训。如“乱臣十人”(《尚书·泰誓》),“乱”,治也,言有能治乱。“君子好逑”,“逑”,一作“仇”。《左传》:“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妃,音配,配也、合也;耦,偶也,couple。“怨耦曰仇”,是“仇”之本义。此处“好逑”是反训。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兴也,introductory。上下无关之为兴,因彼及此之谓比。王雎雌雄有别,人何以知以雎比人?岂非比而为兴?故此实只是兴,凑韵而已。

二章:“参差荇菜”,“参差”,不齐也,双声字。杜诗《曲江对雨》“水荇牵风翠带长”(荇,水上之荇自水中直长到水面,玉泉山有之)。“左右流之”,“流”,《尔雅·释言》:“流,求也。”非也,就是流,不必作求解。“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句好。或曰“左右流之”言侍妾,非也。仍是兴,与下无关。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服”,毛传:“思之也。”“思服”之“思”为语助词(助动词)。(何不说“思”是动词,“服”是语助词?)念兹在兹,念念不忘。

三章:“琴瑟友之”,“琴瑟”,乐器;“钟鼓乐之”,既曰乐,取其和。乐者和音,琴瑟,古雅之乐,尤和谐。

“左右芼之”,“芼”,一作“覒”。毛传“择之”,朱注谓烹。今俗有“用开水芼一芼”之说,但“左右芼之”则不通。故“芼”者,“斟酌取之”之意,亦非采后更择之,而当采时斟酌取之也。(诗词中挑菜,俗称打野菜之意。)“窈窕淑女,钟鼓乐之”,乐以宣情,故悲哀之时乐不能和,心情浓烈之时不能以喜乐宣出,故以“钟鼓乐之”也。古人之言,井然有次。

余以为此篇乃虚拟之辞(假设也)。或谓此系咏结婚者,故喜联常用。余以为不然,此相思之辞。“寤寐思服”,“辗转反侧”,写实也。“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言得淑女之后必如是也。

《关雎》诗旨:

1.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

2.《诗序》说:“《关雎》,后妃之德也……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

3.鲁说:毕公所作,以刺康王。康王一朝晏起,夫人不鸣璜,宫门不击柝,《关雎》之人,见几而作。

4.韩说:今时大人内倾于色,贤人见其萌,故咏《关雎》,说淑女,正容仪,以刺时。

5.朱子说:周子文王有圣德,又得淑女以为之配,宫中之人于其始至,见其有幽闲(娴)、贞静之德,故作是诗。

6.清方玉润说:此诗盖周邑之咏初昏(婚)者,故以为房中乐,用之卿人,用之邦国,而无不宜焉。然非文王、太姒之德之盛,有以化民成俗,使之成归于正,则民间歌谣亦何从得此中正和平之音也邪?

除了第一条外,皆如云雾。

盖六朝唐宋而后,有思想者皆遁而之禅,故无人打破此种学说。《宗门武库》载:王安石问某公,何以孔孟之学韩愈以后遂绝?公曰: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皆入佛门中来。汉以后有文学天才者多专于治诗文,有思想(研究哲学)者多逃于禅,故经师无大思想家。(实则经学大部分仍是文学、哲学之相合。)

汉儒说“《关雎》,后妃之德也”,真是一阵大雾,闹得昏天暗地。后妃,文王之妃也。《周南》十一篇说到女性,《诗序》都说是后妃、“王化”、“上以风化下”之谓也,《周南》是王化之始。余曰:“既曰王化,当以文王为主,何以先说后妃,置文王于何地?”孔子并未尝说君子为文王,淑女为太姒(后妃)。孔子极崇拜文王,若是,安有不说之理?可知君子、淑女并非专指,而为代名(通称),不必指其名以实之。《诗序》又说:“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简直是在降雾。淫,溺也,酒淫、书淫,过甚之意。淫与色连用,《诗序》误之始也,生生把字给讲坏了。孔子谓“《关雎》乐而不淫”,“琴瑟友之”、“钟鼓乐之”,即最大乐。淫,乃过也、过甚之意。《诗序》讲作“不淫其色”,太不对。鲁、韩二家不传,似觉有憾;今就其传者观之,并不及毛高。韩说盖亦将淫连于色,故曰“内倾于色”。淫之言色,盖出于《小尔雅》(此书亦汉儒所作),“男女不以礼交谓之淫”(《广义》)。大错,大错。《关雎》一诗,本系文随字顺,很明白的事,让汉儒弄糊涂了。“悠哉悠哉,辗转反侧”二句,其哀可知。而《诗序》曰“哀窈窕”,哀虽可训为“思”,但夫子所谓“哀而不伤”,若哀训为思,则“思而不伤”作何解?故又曰“无伤善之心焉”。是作《诗序》者亦知孔子之说,却添字注经。“伤”,亦太过之意,故曰“哀而不伤”。

《诗序》绝非子夏之作。“《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老夫子已先言之矣,何尝说“后妃之德”?子夏圣门高弟,若如此说,岂非该打?《诗序》作者大抵是卫宏,绝非子夏。

《诗序》最乱。欲讲《诗经》,首先宜打倒《诗序》。

所谓“鬼”者,即是传统糊涂思想之打不破的。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故佛说露出“自性圆明”(《圆觉经》)。圆者不缺,明者不昏,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者在此,故得配天、地为三才。鬼附体则自性失,成狂妄。最大的鬼是“传”(遗传:先天;传统习惯:后天)。

后人不敢反对汉儒,宋儒虽革命亦不敢完全推翻旧论。宋儒较有脑子,不取毛、郑,但仍不敢说是民间之作,摆不脱“后妃之德”,大雾仍未撤去,天地仍未开朗。朱子虽不赞成《诗序》,而仍指淑女、君子为后妃、文王。清方玉润也仍说是文王、太姒。比较起来,还是宋儒朱、程尚有明白话。情操是要求其中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庸》)。朱子之说似乎比《诗序》好,但也不通。太姒之来与宫中之人何关?清方玉润虽不信汉、宋之说,而脑中有鬼,打不破传统思想。彼以为咏初昏(婚),虽不对而尚近似;言文王、太姒之德,则全是鬼话矣。

汉儒、宋儒、清儒说经之大病,皆在求之过深、失之弥远,即孟子所谓“道在迩而求诸远”(《孟子·离娄上》),而不明白“道不远人”(《中庸》)的道理。“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即“道不远人”,即浅入深。桌子最平常,而无一日可离,此即其伟大;本为实用,便无秘密,若再深求之,则不免穿凿附会。

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欤?

(《论语·阳货》)

什么水土生什么人物。托尔斯泰那一种只有生在俄国。孔子温柔敦厚,原本是教训人的话,而加上个“也欤”。“为”,治也。“正墙面而立”有二意:一是行不通,一是无所见。历来讲《周南》最大的错误就是将其中说到女性皆归之后妃,凡说到男性皆归之文王。这错误之始,恐即在毛公。《周南》是“风”,彼把“风”讲坏了。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诗序》),盖取“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论语·颜渊》)。“君子”有二义:一指居上位,一指有德行。此处是第一义。此处本可通,但说“下以风刺上”,风刺是风刺过失,而风中亦有赞美功德者,当作何解?岂非不通?

虽然,余亦不敢自谓是贤于古人也。尼采(Nietzsche)说过:“我怎么这么聪明啊!”(《瞧!这个人》)尼采极聪明,作有Thus Spake Zarathustra(Thus Spake,如此说、如是说),反耶教最甚,是怪物。他可以如此说,余则绝不肯。

(二)葛覃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是刈是濩,为为绤,服之无。

言告师氏,言告言归。薄污我私,薄浣我衣。害浣害否,归宁父母。

《葛覃》三章,章六句。

后来之诗,韵相连。此《葛覃》中韵有间断者,如首章“施于中谷”、“集于灌木”,“谷”、“木”,叶;而“维叶萋萋”、“黄鸟于飞”、“其鸣喈喈”,“萋”、“飞”、“喈”,又叶,颇似西洋诗。

首章:“葛之覃兮”,“覃”,毛传:“延也。”按:延,引蔓之意。“施”,毛传:“移也。”按:“施”,即“迤”字,迤逦()之“迤”。延、引、迤,双声。“中谷”,即谷中,犹中路、中逵即路中、逵中。

此章须注意语词。

语词、语助词,或曰助词,无意,仅是字音长短、轻重的区别。如也、邪、乎、于、哉、只、且。语词有三种:

1.句首:“惟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尚书·泰誓》)之“惟”字;“粤若稽古帝尧”(《尚书·尧典》)之“粤若”;“维叶萋萋”之“维”字。又如“夫”字。

2.句中:“葛之覃兮”、“施于(preposition,to)中谷”、“黄鸟于飞”之“之”字、“于”字。

3.句末:如“兮”、“耳”、“哉”。

语词之使用,乃中国古文与西文及现代文皆不同者。今天语体文则只剩了句末的语词。中国方字单音,极不易有弹性,所以能有弹性者,俱在语词用得得当。西文不止一音,故容易有弹性。“桌”,绝不如table好,“这是桌”就不如“这是张桌子”。此诗首章若去掉语词:

葛覃,施中谷,叶萋萋,黄鸟飞,集灌木,鸣喈喈。

那还成诗?诗要有弹性,去掉其弹性便不成诗。

诗到汉以后,已经与前不同。最古的诗是“三百篇”,其次有楚辞: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离骚》)

试改为《诗经》语法:

高阳苗裔,皇考伯庸。

摄提孟陬,庚寅吾降。

将楚辞上的助词去掉以后,便完全失去了诗的美,这等于去掉了它的灵魂。可以说,助词是增加美文之“美”的。但是,楚辞助词用得最多,楚辞比“三百篇”还美吗?也未必。助词用得太多有缥缈之概,故可说:

如此说岂非“三百篇”不如楚辞?不然,不然。盖好花是浑的,白不止于白,红不止于红,不似“像生花”,白即白,红即红。真的莲花虽红,而不止于红,红是从里面透出来而其中包含许多东西,像生花绝不成。

鲁迅《彷徨》题词用《离骚》中四句:

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若改为四言不好办,改为五言则甚易:

羲和令弭节,崦嵫望勿迫。

曼曼路修远,上下吾求索。

(曼,通漫,长也。)“古诗十九首”中无此佳句,不是改得好,原来就好。但如此改法即不说失了屈子的精神,也是失了屈子的风格。屈子本借助语词,故能缥缈无形,如云如烟。

诗之首章,毛传:“兴也。”余意不然。兴应该是毫无联络的,此处非也。“葛之覃兮”一章,非兴,赋也。看二章“为为绤,服之无”,可知矣。

二章:“维叶莫莫”,“莫莫”,毛传:“成就之貌。”《广雅·释训》:“莫莫,茂也。”按:莫与“漠”通,有广大之义。《汉书·扬雄传》“纷纷莫莫”,“莫莫”或作“缅缅”,声之转也。(莫、漠、寞,皆有广大之义。)如:“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王维《积雨辋川庄作》)之“漠漠”、“缅想遥古”之“缅”,皆广远之义。鲁迅先生《彷徨》集中《示众》一篇写道:“寂静更见其深远了。”“深远”便是寞、漠漠,无边。字之形、音、义是一个,如:黑,模糊;白,清楚。楚辞《招隐士》“春草生兮萋萋”,“萋萋”,有新鲜之义。“漠漠”,其音亦广远。即模糊之“模”,亦有广远之义。前章“萋萋”是始生,此章“莫莫”是已茂,有次第。

三章:“言告师氏,言告言归”,“言”,毛传:“我也。”非是。《尔雅·释诂》:“言,间也。”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间,谓间厕字句之中,犹今人言语助也。”陈奂《诗毛氏传疏》:“言字在句首者谓发声(inter),在句中者为语助(aux,adv)也。”陈奂处处尊毛,惟在此处不然。毛传最好以意为主,怎么合适怎么讲,其所谓合适,多半要不得。聪明差的人凭直觉最靠不住。余以为“言”与诗中之“以”用、“于”在[1]义同。《卷耳》“维以不永怀”之“以”字,无义,即“不永怀”。此“以”字与言、于、维,一义。此字在ㄧ纽[2](影),ㄧ、ㄨ、ㄩ[3]三种声皆通,“维不永怀”、“于不永怀”、“言不永怀”,皆通。

诗传,齐、鲁、韩不传,检其零编断简,较之毛诗犹劣。盖毛之传亦似有公道者。

《白虎通·嫁娶》篇:“妇人所以有师氏何?学事人之道也。诗曰:言告师氏,言告言归。”(汉人思想不清楚,训诂亦令人不敢相信,只是一部《论衡》还可看。)此诗为女子在嫁前于母家所作。在嫁前才有师氏,嫁后便无须师。

“言告言归”,“归”,犹“之子于归”(《诗经·周南·桃夭》)之“归”。

“薄污我私”,《后汉书》引作“薄言振之”。“薄”,注曰:“辞也。”“污”,毛传:“烦也。”郑笺:“烦,烦撋之。”梁阮孝绪《字略》:“烦撋,犹捼挱也。”按:捼,俗作挼。《说文》“捼”字下,徐灏注曰:“今俗作挼,非。”又按:“《字略》所谓捼挱,当即今俗字揉搓也。揉、捼,韵通。”(《说文解字注笺》)“私”,内衣。“衣”,外衣。

“归宁父母”,在“宁”字下,《说文》引作“以旻父母”,盖言出嫁后使父母放心,非探视父母之意也。

《葛覃》诗旨:

《诗序》曰:

《葛覃》,后妃之本也。

“本”字殊费解,或释为本性,或释为务本,皆牵强。姚际恒以为此“本”字“甚鹘突”(鹘突,俗作“糊涂”),是也。朱子以为所自作,亦武断。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云:“鲁说:葛覃,恐失其时。”则此诗又女子未嫁时作也。

训诂、名物不能不通,盖古今异也。故先释字句而后言诗旨。

太史公《屈原列传》也说过:“《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怒。”也未说是说的后妃、文王。《国风》本民间歌谣,何与文王、后妃?朱子不用《诗序》很有见地,而作《集传》仍然是用《诗序》,朱子言“小序亦不可尽弃”,可见仍然是用小序。鬼气未除,可说是阳违阴奉。

采葛纺织,此家家皆有、遍地都是之情形,何以见得是后妃?若是,则凡女子皆后妃矣。齐、鲁、韩三家早于《诗序》、毛诗,还未必如此鹘突,其可取处即不说文王、后妃。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无高明见解,特将所佚三家诗搜辑于此,尚可靠。

前说即皆不是,尚有二问题:其一,已嫁自夫家归宁父母邪?抑或未嫁时宁父母邪?其二,或女性自作?或他人代作?问题在于第三章“师氏”。不过“归宁”历来皆误作嫁后用,余主张未嫁作,但已嫁也讲得通。

(三)卷耳

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

陟彼崔嵬,我马虺。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

陟彼高冈,我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

陟彼砠矣,我马瘏矣,我仆痡矣,云何吁矣。

《卷耳》四章,章四句。

余初读此诗即受感动,但字句皆通,含义并不通,不能有比古人较好的解释,了解深,讲得不清。

《卷耳》字义:

首章:“采采卷耳”,“采采”,盛之貌,如《秦风·蒹葭》之“蒹葭采采”。毛传:“事采之也。”朱注:“非一采也。”“事采”恐怕也是“非一采”之意。事,事事。二动词连用,文字中常见,如:我说说、你听听,说说、听听,同一“说”、一“听”也。

“不盈顷筐”,“顷”,古“倾”字,倾斜之意,浅也。“筐”,古只作“匡”。“顷筐”,浅筐也。

“寘彼周行”,“周行”,大道。(“道”有二义:一道路之道,一道义之道。总之,道,人所由也。)如《小雅·大东》“行彼周行”、《唐风·杕杜》“生于道周”。诗中往往将字颠倒,置形容词(adj)于名词(n)之后。如,中路,路中也;中林,林中也;道周,周道、周行也。以诗证诗,“周行”,各处皆可作大道讲。毛诗、郑笺非也。

二章:“我马虺”,“虺”,一作;“”,一作颓。作“颓”好,一见便知有病态。

“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六字句、五字句,打破了四字规则,此中有弹性。整齐字句,表达心气和平时之情感;字句参差者,表现感情之冲动。(太白七古最能表现。)心气和平时,脉搏匀缓;感情冲动时,脉搏急而不匀。言为心声,信然!任其自然,字句参差便有弹性。

采耳之时,“酌彼金罍”,喝酒已怪;“我马虺”,骑马将马累病了,奇而又奇。二章言“不永怀”,三章言“不永伤”,“怀”尚含蓄,“伤”乃放声矣,音好。二章“我马虺”,“颓”,神气坏;三章“我马玄黄”,“玄黄”,皮毛不光泽;四章“我马瘏矣”,“瘏”,真不成了。末句“云何吁矣”,“吁”,一作“盱”,张目远望。《小雅·彼何人斯》:“云何其盱”,即是“云何吁矣”,可证“吁”当作“盱”。

诗真好,断章取义,句句皆通;合而言之,句句皆障。董仲舒说“诗无达诂”,恐亦此意。余之说,首章自言,次章、三章、四章代言。

《卷耳》诗旨:

1.《左传》说:“诗云:嗟我怀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卫、大夫,各居其列,所谓周行也。”杜预注:“周,徧也。诗人嗟叹,言我思得贤人,置之徧于列位。”(此说讲不通。)

2.《荀子·解蔽》说:“顷筐,易满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贰周行。故曰:心枝则无知,倾则不精,贰则疑惑。”(倾,反复;贰,不专。)

3.《淮南子》说:“诗云: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以言慕远世也。”高诱注:“言我思古君子官贤人,置之列位也。诚古之贤人各得其行列,故曰慕远也。”

4.《诗序》说:“《卷耳》,后妃之志也。又当辅佐君子,求贤审官,知臣下之勤劳。内有进贤之志,而无险诐私谒之心,朝夕思念,至于忧勤也。”

5.欧阳修《诗本义》说:“后妃以卷耳之不盈,而知求贤之难得。因物托意,讽其君子。”

6.朱熹《诗集传》说:“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赋此诗。”按:朱子以第二章以下皆为后妃自谓。明杨用修驳之,谓:“‘陟彼崔嵬’下三章,以为托言,亦有病。妇人思夫,而却陟冈、饮酒(此岂女子所为)、携仆、望砠。虽曰言之,亦伤于大义矣。”(《升庵诗话》)

7.杨用修《升庵诗话》说:“原诗人之旨,以后妃思文王之行役而云也。‘陟冈’者,文王陟之也。‘马玄黄’者,文王之马也。‘仆痡’者,文王之仆也。‘金罍’、‘兕觥’者,冀文王酌以消忧也。盖身在闺门,而思在道途。”

8.崔述《读风偶识》说:“此六‘我’字,仍当指行人而言,但非我其臣,乃我其夫耳。我其臣,则不可;我其夫,则可尊之也、亲之也。”

前三说虽欠善,然而乃引诗以成己之义,犹可说也。《诗序》之说,乃大刺谬。古之女子与男子界限极严,何以后妃能求贤审官?若是,则文王是做什么的?欧阳修虽不信《诗序》,也落在其圈套中,脱不开后妃、文王。朱子说“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赋此诗”,大概对。

(四)樛木

南有樛木,葛藟累之。乐只君子,福履绥之。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乐只君子,福履将之。

南有樛木,葛藟萦之。乐只君子,福履成之。

《樛木》三章,章四句。

首章:“南有樛木”,“南”,国名。“樛木”,本或作朻木。毛传:“木下曲曰樛。”按:“右文”例,凡从“翏”及“丩”之字,皆多半有曲意。如:绸缪、谬误、纷纠。

“葛藟累之”,“藟”,本或作虆。按:虆今省作累,犹雧省作集也。累,犹系也。

“乐只君子”,“只”,助词,犹哉也。

“福履绥之”,“履”,陈奂曰:“其字作履,其意为禄,同部假借。”(《诗毛氏传疏》)

二章:“葛藟荒之”,“荒”,《尔雅·释言》“蒙”、“荒”同训“奄”。按:“奄”与“掩”、“罨”古通,故“荒”有“罨”意。陶诗:“灌木荒余宅”(《饮酒二十首》其十五),是此“荒”字之义也。

“福履将之”,“将”,《说文》:“将,扶也。”将,“”之假也。凡“将”在《诗》中,训作“扶助”,皆当作“”。将,《说文》训“帅”。(、扶、将、帅,后来混用)

此前《关雎》《葛覃》《卷耳》三篇皆咏女子,此篇《樛木》咏男子。

诗中每有各章句法相同,惟换一二字者,此一二字盖皆有义者,多是自小而大、自浅而深、由低而高、由简而繁。本篇:

葛藟累之  荒之  萦之

福履绥之  将之  成之

此是何等手段——技术!只调换一字半字,而面目绝乎不同,极有次第。盖古人识字多,认字认得清,用得恰当。至于今之白话诗,则尚差得远,用字甚狭。

(五)螽斯

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

螽斯羽,薨薨兮。宜尔子孙,绳绳兮。

螽斯羽,揖揖兮。宜尔子孙,蛰蛰兮。

《螽斯》三章,章四句。

“螽斯”,旧注多谓是草虫名。按:“螽”是名,“斯”是语词,不应混为一名。又或训“斯”为分裂,犹谬。诗中如“弁彼鸒斯”(《小雅·小弁》)、“菀彼柳斯”(《小雅·菀柳》)、“彼何人斯”、(《小雅·何人斯》),“斯”皆语助也。余疑“斯”犹“子”,桌子、椅子、杠子,“子”语词。“子”、“斯”皆齿音。“斧以斯之”(《陈风·墓门》),毛诗确是训分裂,但此处不然。

“诜诜兮”,“诜诜”,诸家皆从毛传训众多。“薨薨”、“揖揖”,亦皆训多。非也。若是如此,螽斯可矣,何必要羽?余谓“诜诜”、“薨薨”、“揖揖”,皆羽声。诜、薨、揖,皆因声取义,所谓“形声字”也,如口语之丁零当啷、噼里啪啦,无一定之字。唐诗“澹澹长江水,悠悠远客情”(韦承庆《南行别弟》)之“澹澹”、“悠悠”,元曲中之“赤律律”、“花剌剌”、“忽鲁鲁”……此种形声字能增加文字之美与生动。

毛传说本篇是赞美德行。“德行”,字好。夫妇之道,人伦之始。先说男性、女性之美,而后即说其子孙之旺盛,此moral nature,看似极俗,实则天经地义,人类之无灭绝以此。

(六)桃夭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桃夭》三章,章四句。

“桃之夭夭”,“夭夭”,毛传:“夭夭,其少壮也。”按,夭夭,只是少好之意。(夭亡、夭折,夭,少之义。)《说文》引作“枖枖”,又作“”。马瑞辰以“枖”为本字,而以“夭”为假借,恐非,“夭”当是本字。“夭夭”既为少好,后人以《诗》用以属桃,遂加木旁耳(卓、桌、槕,乔、桥,皆后加旁。)“夭夭”,说“少壮”,不如从朱注是“少好”,夭有美好之意。(《论语·述而》“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此“夭夭如也”之“夭”,讲作“和”。)

桃有薄命花之名,岂为其花不长而颜色娇艳邪?并非如此。盖桃花既老,很少花果,桃三杏四梨五年,桃三年即花,年愈少花果益盛,五六年最盛,俟其既老不花,无用,便作薪樵,曰薄命花言寿命短也。诗人不但博物(“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而且格物(通乎物之情理)。若我辈游山见小草,虽见其形而不知即吾人常读之某字,此连博物也不够。诗人不但识其名,而且了解其生活情形。诗人是与天地日月同心的,天无不覆,地无不载,日月无不照临,故诗人博物且格物。《桃夭》即是如此,诗人不但知其形、识其名,且能知其性情、品格、生活状况。

杜甫《绝句》有云:

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然。

“花欲然”即“灼灼其华”。然,通“燃”,灼灼之意。红色有燃烧之象,“灼灼”,光明,有光必有热。桃花的精力是开花才茂盛。“夭夭”乃少好之意,少好的反面是老丑,故此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外表是言桃花之红,内含之义是指少壮之精力足,故开花盛艳,“灼灼其华”必是“夭夭”之桃。

不但创作要有文心,即欣赏也要文心。说话要十二分的负责。凡用字要彻底地了解字义,否则言不由衷(衷,中也),此种作品是无生命的。比利时梅特林克(Eterlinck)之六幕剧《青鸟》中说指头是糖做的,折了又长。这是他的幻想,但这还是由事实而来的。糖又长出——木折仍能长。必要博物、格物,方才能有创作,方才有幻想。所谓抄袭、因袭、模仿,皆非创作。“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必是诗人亲切的感觉。

近体诗讲平仄、讲格律,优美的音韵固可由平仄、音律而成,但平仄、格律不一定音韵好。词调相同,稼轩词,高唱入云,风雷俱出;梦窗词则喑哑,故不能一定信格律。至于古诗,诗不限句,句不限字。“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不但响亮而且鲜明,音节好。鲜明,常说鲜明是颜色,而诗歌令人读之,一闻其声,如见其形,即是鲜明。要紧的是鲜明;但若不求鲜明独求响亮,便“左”。左矣,不得其中道。对其物有清楚的认识,有亲切的体会,故能鲜明且响亮。对物了解不清楚的,不要用。

“有蕡其实”,“蕡”,毛传:“实貌。”马瑞辰以为“颁”之假。颁,《说文》训大首,又与“坟”通,坟亦大也。颁、般、坟,轻重有不同。

“桃之夭夭”三章,说得颇有层次。

桃:一华,二实,三叶。此中有深浅层次:华好;没华,实好;没实,叶好;没叶,树还好——真是诗人。

之子:一室家,二家室,三家人。“桃之夭夭”是比兴“之子于归”;“灼灼其华”、“有蕡其实”、“其叶蓁蓁”是依次言之;“宜其室家”、“宜其家室”、“宜其家人”是反复言之。西洋人管初生婴儿叫new-comer、stranger。新妇到夫家,也恰可说是new-comer、stranger。若宜便好,不宜便糟。“宜”最要紧,故再三反复言之。

(七)兔罝

肃肃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肃肃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肃肃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兔罝》三章,章四句。

《兔罝》字义:

首章:“肃肃兔罝”,“肃肃”,毛传:“敬也。”郑笺:“鄙贱之事,犹能恭敬。”非也。《豳风·七月》:“九月肃霜”,毛传训“肃”为“缩”,马瑞辰遂释“肃肃”为“缩缩”,且曰:“缩缩为兔罝结绳之状。”按:肃即严肃之肃,不必作“缩”解。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有蕡其实”、“其叶蓁蓁”,为是说得美。“肃肃兔罝”,“兔罝”,乃兔网,是物,不是指事,也非指人,肃即严肃意。罝兔“肃”作甚?非新整之网,捕不了也。

“赳赳武夫”,“赳赳”,通本作“纠纠”,“纠”字误。《诗》中赞美之人无论男女皆是健壮的,不是病态的。如说男子“颜如渥丹”(《秦风·终南》)、“赳赳武夫”,说女子“硕人其颀”(《卫风·硕人》)、“颀大且卷”(《陈风·泽陂》)。

“公侯干城”,“公侯”,代表国家;“干城”,毛传:“干,扞也。”扞,或作捍,卫也。若说“干”是“扞”,文法不足。朱子《诗集传》:“干,盾也。”朱意为长。

次章:“施于中逵”,“施”,音尸,不必音移,布也,张也。

“公侯好仇”,“好仇”,毛无传。郑笺云:“敌国有来侵伐者,可使和好之。”此说甚迂回而难通。敌国来侵,自当抵御,顾可以和为贤邪?朱子《诗集传》训“仇”为“逑”,得之。盖逑、仇皆为好匹,犹言同志、同心云尔。

《兔罝》诗旨:

《诗序》谓《兔罝》为“后妃之化也”,谬甚。后妃,女子,位中宫,其化乃能及于罝兔之人邪?(岂有此理,真是“神了”!)

总之,此篇所咏之主人翁是男子,是罝兔者。或男子作,咏其友;或女子作,咏其夫、其友。

痴人前不得说梦。毛、郑一般人简直不懂什么叫诗。

“三百篇”是诗的不祧之祖。《兔罝》首章四句:

肃肃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字字响亮。

随车翻缟带,逐马散银杯。

(韩退之《咏雪赠张籍》)

但觉衾裯如泼水,不知庭院已堆盐。

(苏东坡《雪后书北台壁二首》其一)

退之两句虽然笨,但念起来有劲,比东坡两句还好一点儿。东坡两句则似散文,不像诗,念不着。东坡“但觉衾裯如泼水,不知庭院已堆盐”两句,并非不是、不真、不深,苦于不好,奈何?《诗经·小雅·采薇》之“雨雪霏霏”,看字形便好。不是霰,不是雾,非雪不成。(“三百篇”只可以说是“运会”。现代社会没有一个大诗人,因为不是诗的时代。)杜甫《对雪》云:

乱云低薄暮,急雪舞回风。

此二句真横,有劲而生动(“乱云低薄暮”较“急雪舞回风”更有劲)。他人苦于力量不足,老杜则有馀。退之“随车翻缟带,逐马散银杯”二句,微有此意,但有力而无韵,有力所以工于锤炼,而无老杜之生动。

名词(具体)  形容词

动词(动作)  副词

词类之产生,乃先有名词,而后有形容词,而后有动词,而后有副词。老杜四个形容词(乱、薄、急、回)、两个动词(低、舞),用得真好。“急雪舞回风”之“急”字、“舞”字、“回”字出于“雨雪霏霏”。(老杜《曲江对雨》“水荇牵风翠带长”之“牵”字、之“长”字,由《关雎》“参差荇菜,左右流之”之“流”出。)诗也如花,当含苞半开时甚好,但老杜是全放。老杜真横。

诗到后来愈巧愈薄,事倍而功不半。《红楼梦》香菱与黛玉学诗,举放翁“古砚微凹聚墨多”(《书室明暖终日婆娑其间倦则扶杖至小园戏作长句》),此种断不可学。《红楼梦》作者的诗虽不高明,但是感觉灵敏,有天才,所以说的是。放翁的诗和东坡两句一类,不可学它。写诗也莫太想得深,以至于能入而不能出。

退之“盘马弯弓惜不发”(《雉带箭》),虽笨,但有劲。一发必中,中必动,动必死。若一箭把鸟打死,便没意思。唐人诗“万木无声待雨来”,又“山雨欲来风满楼”(许浑《咸阳城东楼》),哪句好?第一句实在比第二句好,雨真下来,就没意思了。

有人说砍头是头落地后尚有感觉,最痛苦。那谁也没试验过,不过想当然耳,到那时就完了。最苦的是从宣布死刑到入刑场。旧俄安特列夫[4](Andreev)的《七个被绞死的人》,七个人其中五个青年志士,一个杀人凶手,一个江洋大盗,在被绞死之前,有的不在乎,有的心中怕极,简直是心理的分析,纯文艺。

(八)汉广

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

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翘翘错薪,言刈其楚。之子于归,言秣其马。

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翘翘错薪,言刈其蒌。之子于归,言秣其驹。

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好诗!不是荡气回肠。“乱云低薄暮,急雪舞回风”(杜甫《对雪》),三杯好酒下肚,便折腾起来,后人做到便算不错。“十九首”有许多如此,如“服食求神仙”(《驱车上东门》)。“三百篇”则不然,这真是温柔敦厚,能代表中华民族的美德。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诗经·小雅·采薇》)

步出城东门,遥望江南路。昨日风雪中,故人从此去。

(汉代古诗)

说雪,第一是“诗三百篇”,其次便是这首古诗。“三百篇”是主观的,说自己;古诗是客观的,说的是别人,但也仍然是表现自己的情绪。打开四言、五言的界限,也未必“三百篇”高于汉人的古诗。若老杜的“乱云低薄暮,急雪舞回风”,只能说他有感,不能说他有情。至末两句:

数州消息断,愁坐正书空。

这两句言情倒不能说他不真,但说他兄弟手足之情总该厚于朋友,而他这诗让人读来却远不及汉人之“昨日风雪中,故人从此去”感人深,此即老杜之失败。老杜说雪没有自己,说自己的情感又忘了雪,所以不成。汉人两句诗,雪中有情,情中有雪,虽止两句却包括净尽。

文学绝不能专以描写为能事,若只求描写之工而不参入自己,没有自己的情感,便好也只是照相而已,算不得好诗。极力描写不留馀地与读者去想,岂非把读者都看成低能了吗?“急雪舞回风”,把雪形容尽致;“随车翻缟带,逐马散银杯”,更刻画得厉害,却更无馀味。“三百篇”之描写便只“依依”与“霏霏”矣。古诗只说“风雪”,更不说是怎样的风雪,却让我们慢慢去想。东坡的“但觉衾裯如泼水,不知庭院已堆盐”,虽写得情景逼真,却没些子“韵”,再好也是匠艺。看那四句古诗,多有韵。

《汉广》便是好在“韵”:

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一唱三叹,仍是心平气和,出神入化。不能讲。

文学是生活的镜子,这面镜子可以永远保留给人们。

技术愈巧,韵味愈薄。古人虽笨,韵却厚。韵,该怎么培养?俗话“熟能生巧”,而韵却不成,仅练习也出不来,只有涵养。

没人不喜欢捧,文人尤其好戴高帽子。鲁迅先生多聪明也犯此病。骂就对骂,拼就对拼,任他眼光多锐利,心思多周密,有人一捧就不免忘乎所以了。鲁迅先生有篇文章说,我知道自己是一匹牛,张家说耕一片地我就耕地,李家要我给他拉磨我就给他拉磨,只有宰了剥皮吃肉我不干。明知我是公牛,若有人要我去充牛乳制厂的广告,我也答应。

有所谓“韵小人”,实在有意思,却不易得。韵小人就好比甘口鼠,甘口鼠咬人而使人舒服,所以无论哪种动物都能被它咬死,一动不动地让它咬。萧长华真是韵小人,唱《蒋干盗书》绝妙,《鸿鸾禧》的金松扮来绝妙;王长林便不成,毛手毛脚,只能做杨香武、朱光祖之流,唱蒋干便不似。蒋干是书生,非韵不可。

《汉广》“南有乔木,不可休思”,“休思”,毛诗作“休息”,《韩诗外传》所引作“休思”。王先谦谓当据毛诗改,是也。或谓“息”与下“不可求思”之“思”字为双声叶韵。大谬。凡诗无以双声为韵者。马瑞辰讲名物训诂甚好,此处却错了。无论古今中外之诗,皆无以双声叶韵者。既曰韵,当然以韵为主,哪有以声叶韵的道理?“思”,语词也,“不可求思”即“不可求”。明是不可求,毛传讲成了不求。“不可求思”云者,犹《关雎》所谓“求之不得”之意,非《诗序》所谓之“无思犯礼”及毛传之“无求思者”也。盖不可乃逑,实不含训诫即禁止之义。

“汉有游女”,“游女”,犹“游子”之“游”,无家之意。此“家”字是孟子“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孟子·滕文公下》)之“家”。游女,未嫁者也。

诗是有音韵美。但“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广”、“泳”、“方”古韵叶,现在念来叶不了。然而韵虽不叶,音调也甚好。

“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方”,毛传:“泭也。”《尔雅·释言》:“舫,泭也。”又:“方,并船也。”按:泭,一作桴。《论语·公冶长》:“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桴,俗作筏。载货多用筏,木板集成,虽然不舒服,却不易翻。

方——比——近——排

排,并船也。“比”较“方”有劲。“不可方思”,是说有筏也过不去。

“经”者,常也,不变,always time,time for ever。如老杜的《北征》、“咏怀五百字”、“三吏”、“三别”,有四字评语曰“惊心动魄”,震古烁今,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然吾人看来仍有不满人意者,即:有“时代性”。人美杜诗曰“诗史”,其坏处也在此。唐人看来真有切肤之痛,但今人看来如云里看厮杀,又如隔岸观火,没有切肤之痛。莎士比亚(Shakespeare)之《马克白》《亨利第四》[5],虽也是写历史的,但其较老杜成功,真是伟大,盖其不专注在事实。历史惟求事实之真也,文学却不必事实的真,乃是永久的人性。虽无此事而绝有此情,绝有此理。永久的人性之价值绝不在事实之真之下。此永久者即always time,time for ever,即放之四海而皆准,推之万古而不变。莎士比亚注意永久的人性,故较老杜为高也。老杜病在写史太多。

男女恋爱而生爱情,结果成功是结合,不能结合便是失败。古今中外写恋爱的成功和失败的不知有多少,然而无一篇似《关雎》这么好、这么老实,“琴瑟友之”、“钟鼓乐之。”

近人常说结婚是爱的坟墓。此话不然,真是一言误尽苍生。彼等以为结婚是爱的最高潮,也不然。余之主张(理想):

结婚是爱的新的萌芽,也许不再继长增高,也许不再生枝干,但只一日不死,便会结出好的果实来。故《桃夭》之“其叶蓁蓁”是真好。

爱,不只男女之爱,耶稣基督说天地若没有爱,便没有天地;人类若没有爱,便没有人类。天没有爱,不能有日月;地没有爱,不能有水土。最高的爱便是良心的爱与亲子的爱。

老子云:“信言不美,美言不信。”(《道德经》八十一章)《汉广》是恋爱的失败,一切都完了,“不可求思”,多简单,多有劲。后来人诗“池花对影落,沙鸟带声飞”(清陈恭尹诗句),越漂亮越没劲。

余讲书,曾举“素诗”naked poet,“素诗”二字甚好。千古素诗诗人只有陶渊明,王、孟、韦、柳各得其一体。“铅黛所以饰容”(刘彦和《文心雕龙·情采》),言其常也;素诗者“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张祜《集灵台二首》其二)。陶诗“岂无一时好,不久当如何”(《拟古诗》其七),上两句“皎皎云间月,灼灼叶中华”,“叶中华”三字,余背成了“叶底花”,觉得不对。盖陶公绝不如是,若后人必是“叶底花”。

“却从疏路抵秋柯,懒向生人道姓名”,余友人刘次箫词句。刘氏二十年前青岛诗社中人,此为其咏红叶。史达祖“小叶两三,低傍横枝偷绿”,巧则巧矣,真非大方之家。刘氏此人学史邦卿极佳,“美言不信”,怎么那么小气。陶翁绝不如此,嫌它污颜色。刘氏学梅溪而几过之,试看其写红叶之“却从疏路抵秋柯”,几个字多鲜亮;梅溪《双双燕·咏燕》“翠尾分开红影”,一点也不清楚。刘氏则清楚,有力量,不愧山东儿,然而终落小气。(滑与涩一样是病,也无力量。)此时代关系,虽有贤者不能自免,此亦南宋终究不如北宋之因。即稼轩大刀阔斧,所向无前,而有的也弄巧。稼轩虽是山东儿,是大兵,别人看他毛躁,其实其细处别人来不了。

陶公是素诗之圣。《汉广》不是素诗,比素诗还要高,无以名之,强名为“经”。“经”者,常也,永久不变。《关雎》《桃夭》是写恋爱的成功,此篇是写失败。“之子于归”,“于归”的是他家,真是全军覆没,失败到底。古今中外写恋爱失败的要倍于写成功的。恋爱失败的常态是“颓丧”,积极的便会自杀,此虽为不应当的,但总难免。或者流于“嫉妒”(愤恨),这也是人之常情,在所难免。恋爱有两面,不是成功便是失败,若是颓丧、嫉妒,皆是“无明”。看《汉广》多大方,温柔敦厚,能欣赏,否则便不能写这一唱三叹的句子。不颓丧又不嫉妒,写的是永久的人性。不是素诗,“大而化之之谓圣”(《孟子·尽心下》)。

“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元遗山《论诗三十首》其廿二)苏、黄不是好到不能再好,是新到不能再新。“沧海横流”是说苏、黄而后诗法大坏;“却是谁”?是苏、黄。余以为东坡还够不上,他还与后人开条路走;山谷之功固不可泯,然而为害亦大。

古之“三百篇”、楚辞虚字多,如“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故飞动;到汉人实字便多,故凝练,而不飞动,不能动荡摇曳,没有弹性。黄山谷的诗凝练整齐而不飞动,不能动荡摇曳,没有弹性。这虽不是完全破坏了文字的美,但至少是畸形的发展。所以说诗法大坏。

鲁迅先生不赞成中国字,因为它死板,无弹性。余初以为然,后来觉得中国文字也能飞动,也能使有弹性。

林琴南文章实在不高,凝练未做到,弹性一丝也没有。只凝练而无弹性犹俗所谓“干碴窑”,必须凝练、飞动,二者兼到。

(九)汝坟

遵彼汝坟,伐其条枚。未见君子,惄如调饥。

遵彼汝坟,伐其条肄。既见君子,不我遐弃。

鲂鱼赪尾,王室如燬。虽则如燬,父母孔迩。

《汝坟》三章,章四句。

《汝坟》字义:

首章:“遵彼汝坟”,“坟”,毛传:“大防也。”《说文》:“坟,墓也。”又:“坋,大防也。”毛诗盖以“坟”为“坋”,防者犹今言堤防之防。防、坊通。《礼记》言礼者“大为之坊”(《坊记》),坊、范双声。或曰:“坟”,即坟水也。余以为不然,“坟”盖即堤也。(从“贲”[6]皆有“大”义;亦如“骨朵”之音,多有“小”义。)

“惄如调饥”,“惄”,毛传:“饥意也。”非是。郑笺:“思也。”《说文》“惄”下:“一曰忧也。”韩诗作“愵”,《说文》:“愵,忧貌。”《方言》:“愵,忧也。”“调”,毛传:“朝也。”郑笺:“如朝饥之思食。”《释文》本又作“辋”。按:韩诗多今本,《说文》二徐本注只作“朝”。皆以“朝”为本字,“调”为假借字。

诗总不外乎情理,即是人情物理。所谓格物,通情理之谓。诗人是必须格物。五四时代,有个作白话文的说棒子面一根根往嘴里送,此是不格物。鲁迅说,你所了解不清楚的字你不要用。是极。《汝坟》之“惄如调饥”,朝饥最难受,此格物,故合情理。

二章:“伐其条肄”,“肄”,习也,有重意,斩了又长,故曰肄。

三章:“鲂鱼赪尾”,《陈风·衡门》有“岂其食鱼,必河之鲂”、“岂其食鱼,必河之鲤”之句。毛传云:“鱼劳则尾赤。”这未免望文生义。郑笺:“君子仕于乱世,其颜色瘦病,如鱼劳则尾赤。所以然者,畏王室之酷烈。是时纣存。”此是不格物,鲂鱼尾根本是红的。(黄河鲤红尾甚美观,此即赪尾之意。)余以为:“鲂鱼赪尾”,兴也,与下句义无关。

“王室如燬”,“燬”,毛传:“火也。”韩诗多今本,《说文》引俱作“”。《尔雅·释言》:“燬,火也。”《说文》:“火,也。”按:火、燬、,一声之转。“王室如燬”,当时纣王无道,天下大乱,民不安生,故王室犹火之不可居也。此句正是《论语》所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泰伯》)。

“父母孔迩”,郑笺:“辟此勤劳之处,或时得罪,父母甚近,当念之,以免于害,不能为疏远者计也。”然此与诗何关?或曰:“王室”谓纣王,“父母”谓文王也。此说固非无理,但把诗的美都失了,不如讲作“父母孔迩”、“王室如燬”也不能去的好。

“诗三百”,齐、鲁、韩并不讲作是盛周之诗,而说的是衰周,讲成盛周是自毛传始。其实不一定是盛周。

《汝坟》诗旨:

1.《诗序》:“《汝坟》,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坟之国,妇人能闵其君子,犹勉之以正也。”

2.《韩诗外传》曰:“贤士欲成其名,二亲不待,家贫亲老,不择官而仕。诗曰:‘虽则如燬,父母孔迩。’此之谓也。”

按:二说皆非是,然以《韩诗外传》较近情理。所云“父母孔迩”者,犹孔子之去鲁迟迟其行,孟子所谓“去父母国之道”耳,当为乱世所作。

(十)麟之趾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麟之趾》字义:

首章:首章毛传于“麟趾”下曰:“趾,足也。麟信而应礼,以足至者也。”郑笺亦曰:“与礼相应。”第三章“麟角”下毛传则曰:“所以表其徳也。”郑笺则云:“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然第二章之“麟定”,毛无传,郑无笺,不谓之词穷不可也。“振振公子”,“振振”,已见前《螽斯》篇。

二章:“麟之定”,“定”,顶也。一本作“”。定、颠、顶,一声之转也。《诗》“有马白颠”(《秦风·车邻》)之“颠”,即“麟之定”之“定”。又如“题”字,亦“颠”字一声之转,有在前之意。“振振公姓”,“公姓”,《礼记》郑注:“子姓,子之所生。”又:“子姓,谓众子孙也。”盖子兼言男子;而姓,亦兼语孙与外孙也。疑为俗所谓外孙也。此或为外孙,故从女。“振振公子”、“振振公姓”、“振振公族”,每个都好。

三章:所言“于嗟麟兮”,英文比不了。Alas,讲不得。

《麟之趾》,真好。

《麟之趾》如《汉广》,不可讲。

诗之美是最大真实,而虚无缥缈、不可捉摸,可意会不可言传。

诗无达诂。(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

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孟子·万章上》)

文是表现美的,辞以明志。孔子曰:

兴于诗。(《论语·泰伯》)

诗是感发。或曰:看花下泪,大煞风景。(李商隐《义山杂纂》)“看花下泪”正有其不得不然者。“看花下泪”,与指其为“大煞风景”,都不对,亦都对,不可以客观批评。下泪不是为花开,正如饮酒也不是为花开呀!既可“看花饮酒”,何妨“看花下泪”!“孰知天下之正味”,此正董氏所谓“诗无达诂”。强人同己,乃大不通。饮酒、下泪,皆是花所给之“兴”。“尽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贯休《咏吟》)二语,或曰指作诗,或曰指寻猫。若谓之讲诗,则客观条件不能成立。

“麟之趾……麟之定……麟之角……”一好百好,不必以辞害意。

《周南》始于《关雎》,终于《麟之趾》,可见中国社会以家族为中心,所写不过男女爱悦、夫妇嫁娶、家庭子孙。

①身←②家→③国

“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礼记·大学》),以家为中间枢纽,化家为国。

个人太小,不能成为力量。(法西斯知道这点,故令人集合于一主义下。)——“我是我自己的上帝”(斯提尔纳语)、“最孤立者是最强者”(易卜生[Ibsen]《人民公敌》)。强尽管强,而不免失败。

“身”太单薄,“国”太玄虚,故须有“家”。在家中须有牺牲精神,集家成国。

《周南》馀论

事物  智慧

事物→经验→思想→智慧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

致知在“格物”。

智慧与聪明不同,wise man,最好翻为“智人”。

智慧中有哲理,而哲理中非纯智慧。智慧如铁中之钢。思想、感情皆有流弊,惟智慧永远是对的。与其说《传道书》是一部哲理书,不如视之为智慧宝库。庄子哲理尚多于智慧,至于老子之“水善利万物而不争”(《道德经》八章),真大智慧。

古人之书是教我们如何去活、如何活完了去死。苏洵论管仲有言曰:

吾观史,以不能进蘧伯玉而退弥子瑕,故有身后之谏。萧何且死,举曹参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管仲论》)

“彼管仲者,何以死哉!”齐乱固已种,管仲死,无人能治,死时不能得人以委,不但对不起桓公,也对不起自己的心。(此亦有庄子“薪尽火传”之意,薪尽而火不熄。)不论释迦双林之死、耶稣十字架之死、孔子曳杖而歌之死、曾子易箦之死,其死时必为坦然的。而孙中山死时泪如雨下,其心中必有“何以死哉”之问号。《红楼梦》贾太君含笑而死,大概是有以死。

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庄子·养生主》)

“适来”之“适”,言其生;“适去”之“适”,言其死。“顺”字下得好,真是智慧,也可视为哲理。哲学有时是混沌,智慧是透明的火焰,感情是“无明”。孔子曰:

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

并非不去研究,并非推托,而是极肯定、极明白的回答。因为一个人必先知何为生,始知何为死;必先知坏,然后知好。苏格拉底曰:

当你生存时,且去思量那死。

希腊之哲语与孔子“未知生,焉知死”之言,貌似相违而实相成。思索过死之后,始能更好地生活,故想死非求死,乃是求生。

慷慨捐生易,从容就义难。人莫不贪生而恶死。鲁迅翻译文中有一人以饼干故杀退敌人,其结果固伟大,而动机并不高明。平常人只考察结果,并不考察动机;一个哲人不但要考察结果,且要考察动机。死是生的结果,人虽贪生而恶死,但绝不能免死而长生,故一切哲人皆教人如何生。

耶教哲人看到永生(死而不死);释迦牟尼看到涅槃(死而非死);儒家所谓“正命”。孟子所谓“正命”,即《论语》中一“命”字: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

命是“天命”,须“畏天命”(《论语·季氏》)。“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天生你是怎样的人,你便发展成怎样的人。孔子所谓“天”与耶稣所谓“天”不同,一是哲学的,一是宗教的。

天何言哉?四时成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

孔子所谓“天”,指大自然。庄子亦爱说天,其“得全于天”(《庄子·达生》),“天”亦指大自然,与孔子同,与耶教不同。

诗人中惟陶氏智慧,且曾用一番思索,乃儒家精神。

中国文艺是简单而又神秘。然所谓简单非浅薄,所谓神秘非艰深。中国文学对“神秘”二字是“日用而不知”(《易传·系辞》),而又非“习矣而不察焉”(《孟子·尽心上》)——“习焉而不察”是根本不明白。中国字难写,中国文学难学,盖亦因其神秘性。吾人所追求者为刀之刃、锥之颖,略差即非。

①艰深→②晦涩→③暧昧→④鹘突

两个字组成的名词,这四个词一个比一个难看。“鹘突”,写成“糊涂”便不成,此即文字的神秘。汉魏六朝的人还知使用文字的神秘,以后的人多不注意。

仿佛 清楚  彷彿 髣髴 模糊

“杨柳依依”、“雨雪霏霏”,绝不浅薄,清清楚楚,绝不暧昧,绝不鹘突,简单而神秘。

中国上古文学可分为两大派:

一是黄河流域的“诗三百篇”;

一是长江流域的《离骚》(说楚辞不如说是《离骚》)。

《离骚》是南方的产物,偏于热带,幻想较发达,神秘性较丰富,上面至于九天,下面至于九渊,真是“上穷碧落下黄泉”(白居易《长恨歌》)。

“诗三百篇”中何以无“楚风”?但看“楚狂接舆之歌”、“凤兮”之歌、“沧浪”之歌,实是楚风。我心揣情度理,楚国绝不会无诗,既有诗,何以不在“三百篇”中?岂为孔子所删也?绝非如此。孔子删诗根本亦不能成立。只可假定为太师采风之时因楚国路远,故未采入楚风。或者楚居南方,文化发达较晚,结集之时不收入其诗。加之楚地语言、文字亦多与内地不同,如:羌——况,此“羌”字只楚辞中用为语词(introductory),“三百篇”中不用,故有歧视之心。且叶韵亦不同,读时觉得不顺。(有暇可将《诗经》与楚辞二者之体制、用韵、内容、思想、用字比较研究。)

“三百篇”并非无神秘,但楚辞更富神秘性,而有时是暧昧,是鹘突。

中国人一般多是模模糊糊,一模糊绝不会有出息,但有认真的、不模糊的,多半是死心眼儿,沾沾自喜、自命不凡。所以,我们要养成德性,养成认真的习惯,宽大的胸襟。宽大者——采众长,非好好先生。一个人若自是、自满,便如蚕作茧自缚,绝不会有长进,即老夫子所谓“今女画”(《论语·雍也》)。宽大则反之,如蜂采花,不分彼此,一视同仁,搜集众长酿成新蜜,不只采牡丹花、芍药花,便是枣花、槐花也兼取之。

做学问不墨守师说,但绝非背叛师说,老夫子所谓“而亦何常师之有”(《论语·子张》),否则必不能有大成就。宋、元、明三朝的理学家门户之见太深,争执甚烈,此时感情的认真,可谓入主出奴,甚无谓也。

楚辞,尤其是《离骚》,近于西洋文学。余直觉的感觉,中国文学中多不能翻为西文,但《离骚》可以,其艰深晦涩处颇与西洋文学相近。苏曼殊之《英汉三昧集》,前面的题词是用法文翻译的《离骚》四句: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中国文学中锤炼的,西文最难翻译;但弹性的、悠扬的,可以翻。非是word by word,一字一字地,乃是能传神,如《游园》之无布景胜于有布景,一个姿态表现一种景,可谓“情景两畅、内外如一”(家六吉[7]语);又如《打渔杀家》之“江水滔滔往东流”,唱起来如见。

《周南》最能代表中国文字的简单而神秘。《离骚》的作者屈原是一个会说谎的人。用说谎而自求利益者是罪恶,而用说谎以娱乐人、利人、教训人的是一种艺术。所谓艺术家皆是欺骗人的,而其中有道德的教训,如《伊索寓言》《庄子》《佛说百喻经》(近人翻印改名《痴花鬘》,如北新书局一九二六年刊印本)。《离骚》是个人作品,“三百篇”是多人作品,一为专集,一为总集;一为特殊的,一为普通的;一为个性的,一为大众的。若谓屈原为有天才之伟大的说谎者,则“三百篇”为忠厚长者的老实话。若问何者为易?则二者俱难做到好处。

每人都免不了说谎,此说谎不见得是罪恶的说谎,而是为用说谎卸去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都是平常人,懦弱到无力为善,且亦无力为恶。像屈原这样伟大的说谎者既不易得,而老实话之成为诗者亦少。我们是书生,多少有些布尔乔亚的习气,好面子,绝不会说谎欺骗,要我们如忠厚长者说老实话,不难;但要老实话篇篇是文学、句句是诗,却不易得。“三百篇”的好处即在此,与《离骚》的最大分别也在此。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

       ↓

   日月不淹,春秋代序

楚辞去了助词,便是“三百篇”。摇曳是楚辞的特色。春天的柳条又青又嫩,微风一吹便是摇曳。自《左传》而后,没有能及其摇曳的散文;屈骚而后,没有能及其摇曳的韵文。盖汉魏六朝而后的文学多取平实一路,因走此路者多,行彼路者少,彼路即荒芜,而独馀此路为大道。

“西汉文章两司马”,而除司马迁一人之外,汉朝可谓无人。汉人仿骚,纯是假古董,王逸、东方朔等之文简直是低能作品,只好以“笨伯”奉赠。彼等作了,真传下来,实不可解!即宋玉之《九辩》已失师法(师承)。盖此非有法可传者,其幻想乃只屈原的天才。且看《离骚》中的漂亮句子:

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

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

这就是屈原的说谎本领。什么是创造?创造即是说谎。没有说谎的本领不要谈创造。这种说谎的天才创造力,是父不能传诸子,兄不能传诸弟(且不说“三百篇”)。

文学作品是要表现热烈的感情,但热烈的感情也足以毁灭文字。子夭母哭,感情则热烈矣,不过呼天抢地而已矣,没有什么悼子诗。在中国文学中没有如《离骚》以那样热烈的感情、丰富的幻想而作成的那么优美的文学作品。宋玉没有那样热烈的感情、丰富的幻想,所得只是欣赏一面的、现实一面的。既曰欣赏,便非热烈;既曰现实,便非幻想。

穿中国衣服、戴西洋帽子、穿皮鞋可以,而戴中国小帽、穿中国布鞋、着西服则不可。中国男女皆着长衣,依理皆当骑无梁脚踏车,而男子骑女车则人笑之。中国人论三纲五常也如此。只因为你也说、他也说,便是对的,并不求他个道理,此乃世俗所谓理智。这种理智只是传统的,在文学上、科学上、哲学上,皆无价值。汉人仿骚作品虽出宋玉一途,但连欣赏和现实也没有,所剩的只是这种毫无味道的世俗的理智。社会的中坚分子多是这般头脑。

中国韵文上古分为两派:

一是南方的——摇曳,此路已闭塞。

一是北方的——平实,已失“三百篇”温柔敦厚、和平中正之美。

宋玉即是屈原弟子,已失其老师的作风。盖天才与修养是无法可传的,自己越努力、越发展,越不能传人。

说老实话目去较易,而写成诗且写成好诗,则很难。

《周南》中的《汉广》,真老实,而真好。

注释

[1]此处之小字“用”、“在”,当为解释“以”、“于”之介词意义。

[2]声纽,又称纽、音纽,音韵学术语,声母之别称。

[3]符号“ㄧ、ㄨ、ㄩ”为注音符号,对应汉语拼音中韵母“i、u、ü”。

[4]今译安德烈耶夫。下同。

[5]《马克白》《亨利第四》,今译为《麦克白》《亨利四世》。

[6]“坟”字繁体作“墳”,故云“从‘贲’”。

[7]顾随四弟顾谦,字六吉。

三、说《召南》

旧说:武王既有天下,周公封鲁,召公封燕,而俱不就国。后周、召分陕而治。陕以东,周公治之,凡诗之采于其地者曰周南;陕以西,召公治之,凡诗之采于其地者曰召南云。或曰:南,国名也。南,在镐京之南,江汉之间。

(一)鹊巢

维鹊有巢,维鸠居之。之子于归,百两御之。

维鹊有巢,维鸠方之。之子于归,百两将之。

维鹊有巢,维鸠盈之。之子于归,百两成之。

《鹊巢》三章,章四句。

《鹊巢》诗旨:

《诗序》曰:“夫人之德也。”按:《诗序》于《周南》之诗多谓后妃,于《召南》之诗则多谓为夫人。或谓后妃与夫人实一人而二名:以文王言之,则太姒为后妃;以诸侯言之,则太姒为夫人也。黄晦闻(节)曰:“分系诸周、召者,以所采之地不以人也。”又曰:“皆以文王风化为义,不以周召风化为义。”(《诗旨纂辞》)夫既以文王风化为义,则后妃、夫人当为一人矣。(太姒系专指,夫人乃泛指。)然上所云云姑演旧说之义云耳,吾人说诗不必依据之。

《鹊巢》,民间歌谣之咏新婚者。

诗人所歌咏者或为特殊现象,或为普通现象,前者如老杜之咏天宝之乱,后者如各代之诗人常咏之桃红柳绿。(只要地球不毁灭,永有此现象;只要有诗人,永有此种诗。)《鹊巢》所咏是特殊的呢,抑普通的呢?

《鹊巢》字义:

首章:“维鹊有巢,维鸠居之”,“鸠”,家鸠即鸽。日人谓军中之鸽为军鸽。(家鸠即鸽,家凫即鸭。“家”俗或音“兼”。)鸽子不会搭窝,燕子巢做得极精。鹊有巢,都为鸠居么?鸽子是和平的,“维鹊有巢,维鸠居之”,想来非普遍的,诗人盖写特殊之现象,而后人误解为“鹊有巢,鸠必居之”。诗人的诗虽不能尽绳以科学,然既写大自然的现象,当然要合科学。若鹊筑巢,鸠必居之,则鸠必是猛凶之禽,而鸠最和平。

次章:“维鹊有巢,维鸠方之”,“方”,《说文》:“并船也。”此云“方之”,当是“并居”之意。毛云:“有之也。”失之。

“百两将之”,“将”,取,古写作“”,上像手爪之形,下至寸脉。今山东人娶媳妇即说“将媳子”。“百两将之”之“将”字释义,正是所谓“礼失而求诸野”。越是穷乡僻壤、风化不开,越是不易受外方影响,故反而易保留古代风俗语言。《儿女英雄传》,乃旗人作纯北京话,今已有不能解者。

(二)采蘩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于以采蘩,于涧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宫。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还归。

《采蘩》三章,章四句。

《采蘩》诗旨:

《诗序》曰:“夫人不失职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则不失职。”毛传:“公侯夫人执蘩菜以助祭。”郑笺:“执蘩菜(以助祭)者,以豆荐蘩菹。”宋陆佃(农师)曰:“蒿青而高,蘩白而繁……今覆蚕种尚用蒿。”(《埤雅》)故陆氏谓《采蘩》为亲蚕事之诗。

家庭制度未定之前是女性中心(今有民族一妻多夫,尚存上古女性中心的痕迹),盖家事衣食皆女子亲其事。后来进为游猎牧畜之社会,则男子权职渐重。作此诗之时,当已是男性中心,何以尚用女子助祭?(“礼失而求诸野”,今乡间祭祀均男子主之。)由一处的成言俗语可以觇其风尚,如“根生土长”,盖可知以往之尚保守矣。

《采蘩》字义:

前二章:“于以采蘩”,“于以”,郑笺云:“于以,犹言往以也。”按:“于以(here is,here are)”为句首语助词,所谓引词也。与《尚书·尧典》“粤若稽古”之“粤若”、《诗经·豳风·七月》“曰为改岁”之“曰为”同。

前二章语句相似,第三章忽改变;且前二章中不换韵,第三章两句换韵。

三章:“被之僮僮”,“被”,毛传:“首饰也。”郑笺引《礼记》云:“主妇髲鬄。”《诗经·鄘风·君子偕老》篇:“不屑髢也。”郑笺曰:“髢,髲也。”按:髲、被同;髢、鬄同。被、髲,义发也(犹义子、义齿,本非己有者也),亦作益发,余之乡中称为头被。(语言随风俗改变,今既无此风,人亦不复知此语言。)

“夙夜在公”,“夙夜”,毛传:“夙,早也。”按:夙夜即早之意,犹云黎明也。

“被之僮僮”、“被之祁祁”,“僮僮”,毛传:“竦敬也。”“祁祁”,毛传:“舒迟也。”按:两词皆以声表意,“声形(adj)词”也。僮字本无“竦敬”之意,祁字本无“舒迟”之意,但“僮僮”、“祁祁”,念起来真好。他能用适当的文字来表现其意象,这就是他的成功,这就是美的作品。

无论创作、欣赏,了解“意象”是很要紧的。意象是创作以前之动机的重要一部分,创作以后便成了它的内容。我们不会画,所以玩倒汽车很平常;到要你画时,反而觉得模糊了。因为汽车在我们脑子里只是意,而不成其为意象。若是画家便不然,他脑子里清清楚楚地摆着一个汽车,他画便是用线条把脑子里的汽车表现出来。因为他有清楚的、完全的意象。文学则非是用线条轮廓,而是用文字与词句表现出来。

①意象

②文字词句——表现

③作品——完成

意象要清楚,不然写出来的作品便是模糊影像,不真切。意象当然很重要,但无适合、恰当的文字词句表现之,仍是不成。文字要恰当,词句要合适,否则即便意象清楚,也只是幼稚拙劣的作品。虽说一个人太咬文嚼字,很妨碍他的创作能力。因其一面作一面批评(斟酌修改),气势便受影响,故其作品不能气势蓬勃(磅礴)。但现代作家太不注意文字的使用,意象根本不清楚,文字再不恰当,则其作品当然是残缺的、模糊的。(“意象”二字似乎比“意识形态”四字还清楚。意识形态ideology,或译为意特次罗基,还不如说“意态”。由意再清楚,乃成态。)

吾人读诗,要从声音中找出作者的意象来。“被之僮僮”,起来;“被之祁祁”,低落。倘寻其意象,则前如日之出海,后如日之落山。要参诗禅,便参这四句“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还归”。这真的是美的作品,特别是声音,写得蓬勃。我们欣赏要追求作者的“意象”。

一篇作品的内涵(内含,content),就如河里的水一样。河里的水竭力攻击堤岸,堤岸又竭力地约束水。河水浅了,当然不打堤岸,没有决堤的危险,但这样的水无水利,不能行船,不能灌田;若是水势太猛,泛滥成灾,更是不能交通,不能灌溉。现在的作家不是太弱、太空虚,就是泛滥而无归。“被之僮僮”、“被之祁祁”,他的意象是水,他的文字是堤岸,水极力拍打堤岸,堤岸极力约束水,由此便生出了“力”。

孔夫子说: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

水之拍打堤岸,堤岸之约束水,即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若单说到了七十,快死的人了,倚老卖老,谁还不能原谅,根本也不想、也不欲了,如此还向上做什么?待死而已。可老夫子是什么人物?他永远是向上的!这是情操,操练得成熟,操守才坚固,这不是夸口。(普希金[Pushkin]见壁上苍蝇唤仆人拿枪,一枪便将苍蝇打入壁上——这是操练得熟。)写出“被之僮僮”、“被之祁祁”,这不只是天才,还有操练。操练得多,自能出之。当然瞎猫也可以碰上死老鼠,守株也可以待兔,但是太靠不住。

(三)草虫

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见君子,忧心惙惙。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说。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见君子,我心伤悲。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夷。

《草虫》三章,章七句。

《草虫》字义:

首章:“喓喓草虫”,“喓喓”,声音,无义。“喓”,作“要”音,以状声故加“口”。疑是造字,在《草虫》之前恐未必有此字,如后来之“哗啦”一词亦随手造字。“草虫”,蚱蜢之属。

“趯趯阜螽”,“趯趯”,毛传:“跃也。”按:趯即躍字,如《诗》曰“躍躍毚兔”(《小雅·节南山·巧言》)。

“忧心忡忡”,“忡忡”,毛传:“犹冲冲也。”《广韵》:“,忧也。忡,之省。”

次章:“忧心惙惙”,“惙惙”,毛传:“忧也。”按:惙、忡双声,故义亦同。

“言采其蕨”,“蕨”,不知究为何状。宋人诗有“蕨芽初长小儿拳”(黄庭坚《绝句》)句(这诗人可谓有感觉),“小儿拳”之意有三:一拳曲,二白,三嫩。

三章之中均有“亦既见止,亦既觏止”之句,“止”,同“只”,毛传:“词也。”如《诗》曰“乐只君子,福履绥之”(《周南·樛木》)。“止”为句尾语助词,又“狂童之狂也且”(《诗经·郑风·蹇裳》)之“且”、“天实为之,谓之何哉”(《诗经·邶风·北门》)之“哉”,皆句尾语助词。“于以”、“曰为”、“粤若”、“维”,皆句首语助词。若句首语助词曰“引词”,则句尾语助词应是“止词”、“终词”。语助词,可由声而得义。“于”、“曰”、“维”、“若”,句首语助词,读其音可觉其“引长”之义;“只”、“止”、“且”、“哉”,句尾语助词,音一出便被舌挡回去切断,其音有“阻”义;今所用之“止词”——“哇”、“呀”、“了”,没有此种阻断之发音。“亦既觏止”,“觏”,毛传:“遇也。”觏,虽可作遇解,但此处不合。若然,“亦既见止”当在此句之后,绝不会先见后遇。郑笺:“觏,已婚也。”则觏即婚媾之“媾”。此说为得。(虽郑笺多不如毛传,但此处予以郑笺为长。)

“亦既见止,亦既觏止”之后,首章云“我心则降”。“降”,毛传:“下也。”对“忧心忡忡”之“忡忡”而言。“忡忡”,“忡”通“冲”——有动意。古诗“肠中车轮转”(《汉乐府·悲歌》),恰是“忡忡”之意。“忡忡”如是之热烈,“降”如是其和平。诗人用两个字“忡忡”、“则降”,便形容尽了婚前与婚后的心情。古今中外的作品说此,能超过“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觏止,我心则降”这两句吗?“则降”、“则说”、“则夷”,“说”毛传:“服也。”“夷”,毛传:“平也。”无论何种兴趣,不能永在兴奋情形,故“则降”、“则说”、“则夷”。

《草虫》三章,字句甚仿佛,但换一个字便不同。如上言各章末句“我心则降”、“我心则说”、“我心则夷”之“降”、“说”、“夷”,真能用恰当的字表现其意象。

《草虫》诗旨:

《诗序》:“《草虫》,大夫妻能以礼自防也。”按:作序者揣诗之意不能归之夫人,故曰大夫妻耳;且诗中亦并无礼防之意也。郝懿行《诗问》:“两年事尔。君子行役当春夏间,涉秋未归。故感虫鸣而思之。至来年春夏犹未归,故复有后二章。”说为得之。

毛传曰:“卿大夫之妻,待礼而行,随从君子。”所谓“行”,疑指嫁娶,犹《诗经》云“女子有行”(《鄘风·蝃》)之“行”。故郑笺云:“男女嘉时,以礼相求呼。”二氏之说,《序》之所由出也。至欧阳修及朱熹遂皆以为大夫行役,其妻思之而咏此诗矣。

(四)采

于以采,南涧之滨。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于以盛之,维筐及筥。于以湘之,维锜及釜。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谁其尸之,有齐季女。

《采》三章,章四句。

《采》字义:

首章:“于彼行潦”,“潦”,雨水,无根水。

次章:“于以湘之”,“湘”,黄晦闻先生曰:“韩诗作鬺,即《说文》之字,煮也。”“维锜及釜”,毛传:“有足曰锜,无足曰釜。”《释文》:“锜,三足釜也。”疑锜有“奇”义,故曰三足。

三章:“谁其尸之”,“尸”,毛传:“主。”主祭之义。按:祭无女子为主之礼,而此篇曰“有齐季女”,故方玉润以为是女子出嫁告庙之诗也。“有齐季女”,“有”,词也,语词也,非“有无”之“有”。“齐”,毛传:“敬。”《玉篇》“齐”字下引《诗》“有齐季女”。《说文》:“齐,材也。”《广雅》《广韵》皆训“好”。余以为从《广雅》《广韵》较好。“季女”,少女也。

(五)甘棠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说。

《甘棠》三章,章三句。

毛传:“美召伯也。”

“蔽芾甘棠”,因树思人,此所说是永久的、普遍的人性,诗人的心无分古今中外。

“召伯所茇”,“茇”,《说文》:“草根。”又:“,舍也。”引《诗》“召伯所。”(舍本名词,可以遮阴者曰舍。)茇,白字,通假。

“召伯所憩”,“憩”,毛传:“息也。”按:《说文》无憩字。“愒”字下注“息也”。又《诗经·小雅》“不尚愒焉”(《鱼藻之什·菀柳》)、《大雅》“汔可小愒”(《生民之什·民劳》),毛传皆训“息”。是“愒”为本字,“憩”为或体。

“勿翦勿拜”,“拜”,郑笺谓拜言拔也,《广韵》引作“扒”。

(六)行露

厌浥行露,岂不夙夜,谓行多露。

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虽速我狱,室家不足。

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虽速我讼,亦不女从。

《行露》三章,首章三句;馀二章,章六句。

《行露》字义:

首章:“厌浥行露”,“厌浥”,毛传:“湿意也。”此亦声形字。余乡音“湿”曰“□□[1]”,或即此意。“岂不夙夜”,“夙夜”,只“夙”义。中国常有用二字而实取一义者,如是非、利害、长短。“夙夜”亦然。“谓行多露”,“谓”,通“畏”。马瑞辰说:“凡诗上言‘岂不’、‘岂敢’者,下句多言‘畏’。”(《毛诗传笺通释》)如《王风·大车》:“岂不尔思,畏子不奔。”

二章:“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人谓为兴也。兴也,不知兴什么,当是比。但凡是所谓比,应是无论在形象或意义上有联络才是,此处则毫无联络。想古人当时必有一番道理。“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女”,读本音,后女读汝。方玉润想必讲不通,又不敢推翻古人作品,乃曰:“贫士却婚以远嫌也。”(《诗经原始》)

《行露》诗旨:

《诗序》:“强暴之男,不能侵陵贞女也。”《韩诗外传》:“夫行露之人许嫁矣,然而未往也。见一物不具,一礼不备,守节贞理,守死不往。”《列女传》:“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许嫁于酆,夫家礼不备而欲迎之。……遂不肯往。夫家讼之于理,致之于狱。女终以一物不具,一礼不备,守节持义,必死不往。”至清方玉润乃曰:“贫士却婚以远嫌也。”(《诗经原始》)而后世文言小说则每以“行露”代奔女,以“雀角鼠牙”代表二人兴讼。

(七)羔羊

羔羊之皮,素丝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羔羊之革,素丝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羔羊之缝,素丝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羔羊》三章,章四句,亦三章字句甚仿佛者。

《羔羊》字义:

三章之首句:“羔羊之皮”、“羔羊之革”、“羔羊之缝”。“革”,毛传:“革犹皮也。”非是,皮带毛,革无毛(毛已磨光)。“缝”,革已裂开见缝。

三章之次句:“素丝五紽”、“素丝五緎”、“素丝五總”。“紽”,毛传:“数也。”不通。“紽”,《释文》作“它”,别本又作“佗”。马瑞辰谓:“‘紽’即古‘他’字。他者,彼之称也,此之别也。由此及彼,则其数为二。”若然,则“紽”犹今言二合线矣。“緎”、“緵”,吴均所作《西京杂记》(假托班固作,四库丛刊有影印本)谓:“五丝为,倍为升,倍升为緎,倍緎为纪,倍纪为緵。”马瑞辰谓“总”即“緵”之转也。

首章之后二句:“退食自公,委蛇委蛇。”“退食自公”,郑笺:“退食,谓减膳也。自,从也;从于公,谓正直顺于事也。”马瑞辰曰:“‘退食自公’,谓自公食而退。”(《毛诗传笺通释》)此较朱熹《诗集传》以退食为“退朝而食于家”之说为善。板起面孔讲《诗经》,于诗的尊严未必增加,于诗之美则必然减少。

“委蛇委蛇”,“委蛇”,传曰:“行可从迹也。”笺曰:“委曲(从容)自得之貌。”《鄘风·君子偕老》篇有“委委佗佗,如山如河”之语,传曰:“委委者,行可委曲纵迹也。佗佗者,德平易也。”按:此之“委佗”即《羔羊》之“委蛇”,声形词也。《君子偕老》之“委委佗佗,如山如河”二句,真好!写其美,不写其面貌、衣服、形象,而写其动作,不动如泰山,动如河水——是活人。真好!后世诗人掏空了心,巧虽巧,但不好,外不得物象,内不得意象。

“委它”叠韵,委可作“倭”,它可作“佗”,“倭佗”叠韵,“委蛇”叠韵。

A=委 B=蛇

AB——委蛇 ABAB——委蛇委蛇 AABB——委委蛇蛇

首章“退食自公,委蛇委蛇”、次章“委蛇委蛇,自公退食”、三章“委蛇委蛇,退食自公”,略变句法,真巧,真漂亮,写得淋漓尽致。

《羔羊》诗旨:

《诗序》谓:“在位皆节俭正直,德如羔羊也。”何以见“节俭正直”?不可解。毛传曰:“《羔羊》,《鹊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国,化文王之政,在位皆节俭正直,德如羔羊也。《鹊巢》之君,积行累功,以致此《羔羊》之化,在位卿大夫竞相切化,皆如此《羔羊》之人。”《诗序》既不可通,则毋宁从毛传。

(八)殷其雷

殷其雷,在南山之阳。何斯违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归哉归哉。

殷其雷,在南山之侧。何斯违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归哉归哉。

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违斯,莫或遑处。振振君子,归哉归哉。

《殷其雷》,三章,章六句。

“殷其雷,在南山之阳”,“南山”,当然在作者的南边,“在南山之阳”,是说雷在南山之南,此时还远。“在南山之侧”,在其侧,是正要从山边转过来。“在南山之下”,在其下,是已转到山之北了。郑笺云:“雷以喻号令。于南山之阳,又喻其在外也。召南大夫以王命施号令于四方,犹雷殷殷然发声于山之阳。”此说实有损诗美。

“何斯违斯”,“斯”,毛传:“此。”训解可通。其实二“斯”字皆作语词即可。

“莫敢或遑”,“或”,《小尔雅》《广雅》并云:“或,有也。”按:此“有”字乃“有时”之有,语词也,与“有无”之有为动词者不同。(语词在前者可称“引词”,引词有为引一字者,有为引句者,如:“有国”、“有人”,引字也;“粤若稽古”、“曰为改岁”,引句也。)“时或”,时也,有时也(时与或有关;不时,常)。“遑”,休息;“或遑”,间或地休息也。

此篇每章末二句不用《羔羊》倒字法,三章皆是“振振君子,归哉归哉”。

佛经说“万法归一”,万法完成而有真美善。然未归一之前仍是万法,如入海之前江、淮、河、汉,各自存在。怎样作法要用你自己心的天平去衡量。何以《羔羊》句法变化好,因是“委蛇委蛇”,这样变化正表现其心理之“舒徐”。若“振振君子,归哉归哉”,作者心理是“迫切”的,顾不得玩花样。此正所谓“文无定法,文成而法立”。

(九)摽有梅

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摽有梅,顷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摽有梅》字义:

“摽有梅”,“摽”,毛传:“落也。”赵岐《孟子章句》引《诗》曰“有梅。”《说文》:“,物落,上下相付也。读若《诗》‘摽有梅’。”段注以毛诗“摽”字为“”之假借。

“顷筐塈之”,“塈”,毛传:“取也。”《玉篇》引《诗》曰:“顷筐概之。”

“迨其谓之”,“谓”,毛无传,惟曰:“礼未备则不待礼会而行之。”段懋堂曰:“毛意‘谓’即‘会’也。”《尔雅·释诂》:“谓,勤也。”郭璞注引《诗》“迨其谓之”。黄晦闻先生曰:“言勤求也。”(《诗旨纂辞》)

《摽有梅》诗旨:

《诗序》言此诗乃“男女及时也”,殊牵强,以情理度之不合。“求我庶士”,“士”,自我也。而此篇却又不讲作求贤,是民歌,是恋歌。余以为当是男子作。若曰是女子自作则似不合,若曰是男子托言则未免无聊。

(十)小星

嘒彼小星,三五在东。肃肃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嘒彼小星,维参与昴。肃肃宵征,抱衾与裯。寔命不犹。

《小星》二章,章五句。

《小星》字义:

“嘒彼小星”,“嘒”,传曰:“微貌。”《广韵》“暳”下曰:“《小星》诗亦作‘嘒’。”《玉篇》“暳”下注:“众星貌。”《说文》于“嘒”下只注“小声”,如言蝉声嘒嘒、鸾声嘒嘒。《诗》中《云汉》篇有“有嘒其星”句(《大雅·荡之什》),传曰:“嘒,众星貌。”然则嘒当是“暳”之假,其义为明。

“三五在东”,“三五”,毛传训为星名。不必如此讲。

“抱衾与裯”,“裯”,毛传:“被也。”与袒有关,“被”盖贴身之被。兼士先生有文考之。通“刬”字。刬,光脚穿鞋曰“刬穿”。又元曲中马不用鞍而乘之曰“刬马”。又如后主词“刬袜”乃但穿袜不着鞋。又如内衣古称“衣”,见《礼记》,又作“袒”。又《汉书》“但马”即“刬马”也。“但”有“徒”之意、“光”之意;又如“旦”,有“不隔”之意,又转为“诚”意,如“坦”字。

《小星》诗旨:

《诗序》曰:“惠及下也。”又曰:“夫人无妒忌之行,惠及贱妾,进御于君,知其命有贵贱,能尽其心矣。”《韩诗外传》曰:“任重道远者,不择地而息;家贫亲老者,不择官而仕。故君子矫褐趋时,当务为急。传云:不逢时而仕,任事而敦其虑,为之使而不入其谋,贫焉故也。《诗》曰:‘夙夜在公,寔命不同。’”其后明章俊卿作《诗经原体》,遂直以为小臣行役之诗,盖依韩说而不依《诗序》也。

《小星》二章,章五句,两章末句言“寔命不同”、“寔命不犹”。《论语》有云: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

什么是“命”?遗传造成的你的性格,环境造成的你的生活,这就是你的命。人无论如何不能不承认这个“命”,便以此安身立命也好。

吾辈知识阶层除了物质的需要,还要有生活的工具——有一把能通开生活中各种门户的钥匙。若不能如此,简直还不及苦力幸福;因为苦力生活简单,衣食饱暖一切便都能解决。有知识的则否。痛苦、烦恼、悲哀,只能减少生活的兴趣、生活的力量,使人感觉生活是一种压迫。虽然知道生活是一种义务而非权利,但这样便难活下去。果能“安之若命”(《庄子·人间世》),则虽遇艰难亦能安然肩负,能鼓起生活的兴趣与力量。认命,消极地说可以,积极说也可以,不知这样解释能得夫子原意否?

《论语》说: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子罕》;“仁”字大无不包、细无不举。)

夫子深知说道德要小心,不然则生恶劣影响。夫子所谓“命”便犹佛家所谓因缘,是科学的非玄学的,是理智的非迷信的。常所谓在劫难逃,都认为是玄的,那相去甚远;若当作迷信,则去之弥远。人能知命则能“洁身自好”,再则更能“乐天进取”。读书人皆当洁身自好,这是消极的;乐天进取则是积极的。有人着围棋,曰“胜固欣然,败亦可喜”(苏轼《观棋》),这便是乐天进取。夫子“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孟子·公孙丑下》),“可以”二字有力量。

《诗序》所言“惠及下也”四字考语,胡说白道。《韩诗外传》讲得好,无论对否,他想的是。假如此诗中意思可算为思想的话,则此思想影响中国人甚大。鲁迅先生以为中国五千年历史可分二时期:一为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期,一为欲做奴隶却不得的时期。(《坟·灯下漫步》)中国历史除最早一页可称光荣外——逐有苗离黄河流域(有苗之后,有殷之鬼方、周初之狁、周中叶之犬戎、秦至六朝唐之胡),其后渐不能敌。中国人爱和平,故敌不住外来力量,此精神一直遗传。即以“三百篇”言之,只见温柔敦厚,无热烈感情。此确是悲惨,是失败,然非耻辱,是光明的。因“三百篇”所表现乃最富于人性人味的生活。兽+神=人。(此虽曰神,与佛教等宗教无关。)中国人无兽性、神性,只剩下人性。

研究民族性,最好看其历史及诗。

人皆以中国为玄,其实中国最重实际,如西洋人之为宗教牺牲者甚少,即衣、食、住三项小节,亦以中国最舒服,故中国人已失掉兽性,同时也失去神性,谓之为爱和平可,谓之没出息亦可。

中国人不但没热烈精神,甚至连伤感意味都没有。中国人是安分安命,于是认苦非苦而视为当然。实际生活有缺陷(憾),然后发生不满,而结果趋于安命。此“安”即中国之爱和平、温柔敦厚、有人味,甘为奴隶或为奴隶而不得的原因。

(十一)江有汜

江有汜,之子归,不我以。不我以,其后也悔。

江有渚,之子归,不我与。不我与,其后也处。

江有沱,之子归,不我过。不我过,其啸也歌。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此首诗,真好!

“三百篇”四言句多,而此篇多为三言,每章末一句虽为四字“其后也悔”、“其后也处”、“其啸也歌”,而“也”字为音节,如今唱二黄之垫字。三字句较四字句急促,故其结果当为紧张。而此首虽为三言,然音调并不急促,并不紧张。此其表现技术之高者一。

又:后一句原亦可但为三字:“其后悔”、“其后处”、“其啸歌”,而加一“也”字,加得好。若用新式标点,当为:

其后也——悔 其后也——处 其啸也——歌

如老谭《卖马》所唱“提起了此马”后声音拉长,表示其心中对马之爱。此其表现技术之高者二——虚字传神。

又:三章中分别重“不我以”、“不我与”、“不我过”为二句。何以重?重得好。

“不我以”、“不我与”至第三章“不我过”:不和我回去,不与我同走,连看我都不看。所重二句,一句结上,一句启下。如辛稼轩之《采桑子》: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稼轩此一首即用“三百篇”此章句法。稼轩真是英雄,拔山扛鼎,词亦排山倒海。而其内中究有中国传统精神,结果亦是“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纯剩人性。

“其后也悔”,是说“之子”,并非说“我”,因为你跟我不好,所以你将来不会好。“其后也处”,“处”,毛传:“止也。”如处节、居处。“其后也处”,彼此不相干涉,此意尚通。郑笺言“悔过自止”,真是添字注经。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暗于知人心”(《庄子·田子方》);注诗者亦然,明于礼义而暗于知诗心。悔当是希望其悔,故最后以歌自慰。“其啸也歌”,不热烈亦不感伤,不好讲而真好。

《江有汜》与前首之《小星》不能说他无忧,但不是伤感,不是悲哀。高叟谓《小弁》为小人之诗,因其怨也。孟子讥其固,然而高叟亦确有其见处。看《小星》《江有汜》,绝不愉快,但几乎看不出一点怨来。因知命,则安心,则能排忧乐、了死生、齐物我(鲁迅先生或者要骂这是奴隶的道德),但余总承认这是一种美德。在此时期、此时代,这种道德也许是不相宜,犹如在强盗群里讲仁义、说道德。但曰其不识时务、不知进退则可,谓其非道德则不可。当然也许是无用的。如果只以有用与否而决定之,则吾无言矣。《周南》《召南》不夸大,所以中正和平。若其他国风即不然,其伤感与悲哀的色彩是浓厚的、是鲜明的(其中正和平确不及“二南”)。此“二南”之所以不可及。

(十二)野有死麇

野有死麇,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

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

《野有死麇》三章,一、二章,章四句;三章三句。

《野有死麇》字义:

首章:“白茅纯束”,“纯束”,毛传:“犹包之也。”郑笺:“纯读如屯。”按:纯、屯古通。《史记·苏秦列传》“锦绣千纯”,《索隐》引《国策》高注:“音屯,屯束也。”

三章:“舒而脱脱兮”,“而”与“如”、“然”在形容词或副词中意同;若不通用,只是习惯的原故,意义上并无不通。It is custom,no reason.蠢如、安如即蠢然、安然。而,如;“舒而”即舒然。“脱脱”,形容舒,亦舒意。

《野有死麇》首章仍是《关雎》句法,前二句为兴。次章前三句相连,只馀“有女如玉”一句。末章忽换了一个人,换了一种口气,变平常之四言句法用“兮”、“也”,故音调也变了:

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

音调舒徐,好。若改为四字句也可以,“舒而脱脱,无感我帨,无使尨吠”,但诗的美都失去了。

《野有死麇》诗旨:

《诗序》曰:“恶无礼也。天下大乱,强暴相陵,遂成淫风。被文王之化,虽当乱世,犹恶无礼也。”此说甚牵强。吾人自诗中看不出无礼。方玉润《诗经原始》谓:“此必是高人逸士,抱璞怀贞,不肯出而用世。”此属穿凿。详诗之意,首二章当是男子之歌词,而三章则女子所答也。

《野有死麇》首章“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是其主题。讲诗者以为这是坏事,我们虽非赞同,但承认人情中本有此事。

(十三)何彼襛矣

何彼襛矣,唐棣之华。曷不肃雍,王姬之车。

何彼襛矣,华如桃李。平王之孙,齐侯之子。

其钓维何,维丝伊缗。齐侯之子,平王之孙。

《何彼襛矣》三章,章四句。前二句一事,后二句一事,仍是《关雎》句法。

首章:“何彼襛矣”,“襛”,或作“秾”。《说文》:“襛,衣厚貌。”韩诗作“茙”。《说文》无“茙”字,“茸”下曰“草茸茸貌”。如此,则襛当是“茙”之假。

“曷不肃雍”,即“肃雍”也。“曷不”即“何不”,加重语气,如京剧“想起了当年事好不惨然”(《四郎探母》杨四郎)、“叫孤王想前后好不伤悲”(献帝),“好不惨然”、“好惨然”,“惨然”也;“好不伤悲”、“好伤悲”,“伤悲”也。“肃雍”,“肃”,庄严,敬也;“雍”,雍容,和也。不用一字形容而用二字,有道理。这二字相反而又相成,好。

“王姬之车”,《礼仪疏》:“齐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车远送之。”是也。“王姬”,即公主。

次章:“平王之孙,齐侯之子。”毛传:“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孙,适齐侯之子。”马瑞辰曰:“诗中凡叠句言某之某着,皆指一人言。”又曰:“平王之孙乃平王之外孙。”(《毛诗传笺通释》)毛传有成见,以为《周南》《召南》皆是文王时作,故必将平王讲成文王,他三家俱不如此。马瑞辰讲得好。

(十四)驺虞

彼茁者葭,壹发五豝,于嗟乎驺虞。

彼茁者蓬,壹发五豵,于嗟乎驺虞。

《驺虞》二章,章三句。

《驺虞》字义:

“壹发五豝”,“发”,毛传:“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发。”按:“发”,当是纵意,虞人发纵五豝以待公之猎耳。“于嗟乎驺虞”,“驺虞”,毛传:“义兽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三家诗皆以为天子掌鸟兽之官。

《驺虞》两章皆用“于嗟乎驺虞”作结,还是好——“于嗟乎驺虞”!

注释

[1]原笔记此处缺二字。

四、说《豳风》

有关《豳风》,《汉书·地理志》云:“昔后稷封斄,公刘处豳,大王徙岐,文王作酆,武王治镐,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后稷,周之始祖;斄,即邰;豳,即邠。)隋文中子王通之《中说》则云:“程元曰:‘敢问《豳风》何也?’子曰:‘变风也。’元曰:‘周公之际,亦有变风乎?’子曰:‘君臣相诮,其能正乎?成王终疑,则风遂变矣。非周公至诚,孰能卒之哉?’”

旧说风、雅、颂由子夏分。太平之世中正和平之音为正风;乱世之诗怨恨讽刺,而非温柔敦厚之音,为变风。旧说如此,而不太可信。班固谓《豳风》“言农桑,衣食之本”,何变之有?文中子之言不可信。扬雄仿《易经》作《太玄》,王通仿《论语》作《文中子说》,无聊。胡适说中国中古无思想家,有之则是佛家,是外来的。说王通是饭桶,真不冤枉他!文章要说得恰如其分,不可为其美言所惑。班固说话老实极了,好引《诗》而真能了解,既不夸张又不穿凿。

“风”,本地人民之风俗,其生活与性情、习惯有关。故滨海者多灵,故靠山者多保守厚重。我们自“风”可看出其当地生活影响于人民之性情、习惯。

(一)七月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

七月流火,八月萑苇。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猗彼女桑。七月鸣,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

四月秀葽,五月鸣蜩。八月其获,十月陨萚。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言私其豵,献豣于公。

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户。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

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

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

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有关《七月》诗旨,《诗序》云:“《七月》,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周公摄政,成王疑之,人之谚曰“将不利于孺子”(《尚书·金縢》),所谓“遭变”也。而以诗看并无此意,《诗序》说不可信。

《七月》是农事诗。中国以农业立国,得天独厚。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但是无神经中枢,无中心、重心、轴心,所以横行不动。中国如海蜇,割下一块照样活。

《七月》首章: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流火”,毛传:“火,大火也。流,下也。”服虔曰:“大火,心也。”大火,星名。夏,当南方中心;秋,则向西,故曰大火西流。“九月授衣”,“授衣”,与之衣,或曰使之治衣。后说长。

“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一之日”,毛传:“一之日,十之馀也。一之日,周正月也。”“二之日”,毛传:“殷正月也。”朱子《诗集传》曰:“一之日,谓斗建子,一阳之月。二之日,谓斗建丑,二阳之月也。变月言日,言是月之日也。”夏、商、周之历法:夏历,分阴阳,正月建寅;殷(商)正,夏之十一月,建丑;周正,夏之十二月,建子。一阳之月,夏至一阴生,冬至一阳生。冬至在夏正十月,故十月谓太阳月。冬至谓之长至,夏至谓之短至,皆可称至也。此诗所说“七月”、“九月”,乃夏历;至“一之日”、“二至日”,乃用周正,(孔子,周人,主张夏之时。)故《七月》凡言“月”,皆夏正;凡言“某之日”,皆周正。

“一之日觱发”,“觱发”,毛传:“风寒也。”《说文》作“冹”,马瑞辰以为本字。余以为凡“冹”之意,皆有盛意。如《诗经·召南·甘棠》“蔽芾甘棠”,正茂盛发扬之意。兼士先生亦承认本字与假借字,如“嘅叹”之“嘅”或写作“槩”、“概”,乃假借。但对“觱发”二字,兼士先生以为不然。盖古先有音无字,故随便写,故言冷冽曰“冹”,言草木盛则曰“蔽芾”。“蔽芾”,古轻重唇通,《水浒》“剥”亦此音之转。

“二之日栗烈”,“栗烈”,《广韵》:“凓冽,寒风。”《玉篇》:“凓冽,寒貌。”《玉篇》《广韵》之释诗故作“凓冽”。今以“凓冽”为本字,其实此二字盖后起字。现在人认字多本末倒置。如“账”原为“帐”,“舖”原为“铺”,“赈”原为“振”。

“三之日于耜”,“于耜”,毛传:“始修耒耜也。”朱子《诗集传》:“于,往也。耜,田器也。于耜,言往修田器也。”余以为:“于”,从事之意,干也、做也、治也。耒耜,柄曰耒,齿曰耜。(耙,把也、搔也。)

“四之日举趾”,“举趾”,毛传谓“举足而耕”,即开始工作之意。“馌”,毛传:“馈也。”郑笺:“饷、馈也。”“南亩”,向阳之地,南,此为衬矣。

“田畯至喜”,“田畯”,田大夫,管农事。“喜”,朱注如字。郑笺:“喜读为饎。饎,酒食也。”

宋哲宗朝有宗子为打油:“日暖看三织,风高斗两厢。蛙翻白出阔,蚓死紫之长。泼听琵梧凤,馒抛接建章。归来屋里坐,打杀又何妨。”或问诗意,答曰:“始见三蜘蛛织网子檐间,又见二雀斗于两厢廊。有死蛙翻腹似出字,死蚓如之字。方吃泼饭,闻邻家琵琶作《凤栖梧》,食馒头未毕,阍人报建安章秀才上谒。迎客既归,见内门上画钟馗击小鬼。故云:‘打死又何妨。’”(邢居实《拊掌录》)郑笺便如此,文法不完全。

《七月》首章前半言衣,后半言食。言衣“显说”——“九月授衣”、“无衣无褐”;言食“隐说”。在作者或原无意于“显说”、“隐说”,行乎所不得不行,止乎所不得不止,是“不得已”,且为发自内心非自外力。在作者是行所不得不行,止所不得不止。在读者是行其所行,止其所止,然在读者更要看出其行其止,何以一“显说”、一“隐说”。

次章:

“春日载阳”,“载”,始也。

“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懿”,厚也,引申为深。“懿筐”,深筐。《周南·卷耳》“不盈顷筐”,“顷筐”,浅筐也。“爰求柔桑”,“爰”,句首语词。

“春日迟迟,采蘩祁祁”,“蘩”,白蒿。陆农师佃曰:“今覆蚕种尚用蒿。”因陈、香蒿、白蒿盖即此类。

“殆及公子同归”,“公子”,朱子《诗集传》:“豳公子也。”其实公子即男子尊称,如今之先生、汉魏之王孙。“归”,“之子于归”(《周南·桃夭》)之“归”。在“三百篇”中看出已有重男轻女之势。上古是女性中心,故姓从女,如姬、姚、姒。两性经过长久斗争,男性得胜。(今西藏等地尚有一妻多夫制者。)可见早时社会乃女性中心,至所谓得胜乃经济权在谁手里,便谁得胜。故男女平等必然经济平等。“三百篇”所处时代,已为男性中心社会。如,女子出嫁曰“归”,因为“男子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孟子·滕文公下》),女子不以父母之家为家,而以夫家为家,故曰“归”。

《七月》首章言农事──食,次章言桑蚕──衣。

三章:

“八月萑苇”,苇穗圆,荻穗如鸟翎。

“蚕月条桑,取彼斧斨”,“蚕月”,南宋严粲《诗缉》引程子曰:“当蚕长之月也。计岁气之早晚,不可指定几月也。”

“猗彼女桑”,“猗”,赞美之词。余以为:“猗”,嘆词(嘆与歎不同。歎,悲歎;嘆,嘆美),“猗欤休哉”。对于此句,毛传:“角而束之曰猗。”朱子曰:“取叶存条曰猗。”不通。采桑无取叶存条之说,朱注妙。郝懿行之妻王照圆(郝作有《诗问》,王问郝答)作《诗小纪》曰:“猗,言茂美也。今浙中种桑皆小桑,其女形容词有弱小之意。”

由此看来,学确实要注意实地生活,使生活与书本打成一片,“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论语·阳货》)。古语云:“一物不知,儒者之耻。”此事未必办得到,然而此心绝不可无。自爱因斯坦发明相对论,罗素发明数理哲学,现在这些空谈家只是嚷嚷几个口号,其实什么都不知道。“五四”前后,文坛上忽而倡大众化,忽而倡民族主义。鲁迅先生只是在旁冷笑,因为他们只会嚷嚷一顿,结果什么也做不出来。如写战争,我们根本没上过前线,只说大炮一响,血肉横飞,这是口号,不是文学。西班牙湮巴奈兹(Ibanez)《启示录的四骑士》写德法战争,写炮声、子弹飞走声,真好,真是音乐的。若是文学只是床上架床,一点新的装不进去,那么文学只有退步没有进步了。

四章:

“四月秀葽,五月鸣蜩”,“葽”,严氏《诗缉》曰:“远志也。”

“八月其获,十月陨萚”,“萚”,落叶。

“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貉”,毛绞然,为贱者之服。孔颖达疏:“《礼》无貉裘之文。”

“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同”,郑笺:“其同者,君臣及民,因习兵俱出田也。”程子曰:“说会聚共事也。”《论语》曰:“宗庙之事,如会同。”(《先进》)即今所谓通力合作。“载缵武功”,“载”,句首语词,始哉。

五章:

“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斯螽”,蝗之类。《诗缉》:“蚱蜢也。”“莎鸡”,《诗缉》引陆农师(佃)说以为络纬。络纬又名络丝娘,又名棺材头,乃象形。古谚云:“络纬鸣,懒妇惊。”

“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似有诗意,可是实在真吵人。天下没有不能写成诗的,只在一出一入,看你能出不能、能入不能。不入,写不深刻;不出,写不出来。

“穹窒熏鼠,塞向墐户”,“穹”,毛传:“穷。”“窒”,毛传:“塞也。”马瑞辰谓“穹”训“治”,“窒”训“实”。“穹”似今所谓根治、彻底清除。“墐”,以泥涂之,犹今以纸糊之。

“嗟我妇子,曰为改岁”,“曰为”,语词,或单用“曰”,如毛诗“曰归曰归”(《小雅·采薇》)等于《论语》“归欤归欤”(《公冶长》)。曰,句首语词。《尚书》语词有“粤若”,又作“聿”。《魏书》有“岁聿云暮”(《乐志》),“聿云”犹“粤若”(曰为重,聿为轻),“聿”,句中语词,其实“岁聿云暮”即“曰为改岁”。而“聿云”、“曰为”不能通用。文法是依句子推出来的,而句子不是依文法造的。

六章:

“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郁”,毛传训“棣属”;“薁”,严氏谓“薁”即“郁”。非是。“葵”,南北朝贾思勰《齐民要术》谓“有紫葵、白葵二种”,然则非今习见之向日葵也。《左传·成公十七年》:“葵犹能卫其足。”旧注以为葵花向日,故能卫足。(不可解。)其所谓葵绝非今日向日葵。杜诗:“刈葵莫放手,放手伤葵根。”(《示从孙济》)“放手”犹言信手之意。老杜所言葵乃宿根植物,而非今所谓向日葵。“菽”,豆也。菽乳,豆浆。

“八月剥枣,十月获稻”,“剥”,毛传:“击也。”陆德明《释文》:“普卜切。”毛盖以“剥”为“扑”之假。

“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介”,郑笺:“助也。”“眉寿”,毛传:“豪眉也。”(豪,盖即毫之后起字。)

“七月食瓜,八月断壶”,“壶”,毛诗作“瓠”,后谓之葫芦。

“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叔”,毛传:“拾也。”《说文》:“从又尗声。”叔、收、拾,一声之转,或作“椒”。“采荼薪樗”,“樗”,臭椿也。

七章:

“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筑”,以杵击之。今俗语□□[1]即筑之转。(傅说,版筑。)“禾稼”,总称;单称“禾”,谷也。(谷子,小米。)“纳禾稼”,“耕”、“种”、“获”、“舂”、“纳”,至“纳”一年之农事完了。

“黍稷重穋,禾麻菽麦”,“重”,先种后熟;“穋”,后种先熟。

“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我稼既同”,“同”,《诗缉》曰:“聚也。”有功成之意。“上入执宫功”,“上”,毛传:“入为上,出为下。”(如上城下乡。)“宫功”,郑笺:“上入都邑之宅,治宫中之事矣。于是时男之野功毕。”朱注:“宫,邑居之宅也。或曰:‘公室官府之役也。’”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曰:“按古者通谓民室为宫,因谓民室之事为宫事。《夏小正》‘三月妾子始蚕,执养宫事’,《昏礼》‘戒女词曰,夙夜无违宫事’,是也。”《尔雅》:“公事也。”“宫功”,《正义》本作“执宫公”,今本作“执宫功”者,从唐定本改也。公、功,古通用。《诗经·小雅·六月》诗“以奏肤功”即以奏大功也。功与公皆为事,定本不知公与功同义,故易之耳。“宫公”,即官事也。宋儒以“宫公”为公室、官府之谓,误也。

清治毛诗者二家:一陈奂,专尊毛;一马瑞辰,兼采毛、郑,或独出新意。陈奂文字学亦深,惟稍嫌固执耳。欲治毛诗,应通其社会学。治文学亦该有科学脑筋,字字如铁板钉钉,句句如生铁铸成,丝毫不能放松。

“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于茅”,“于”,於,从事也。“索绹”,“索”,毛传:“绞也。”即搓也。

“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乘”,毛传:“升也。”郑笺:“治也。”“屋”,郑氏谓屋为野庐之屋,乃田中草舍也。(草团瓢,纪晓岚谓当作团焦。)“亟其乘屋”,朱注:“亟升其屋而治之。盖以来岁将复始播百谷,而不暇于此故也。”“其始播百谷”,郑笺:“谓祈来年百谷于公社。”“播”,布也。

八章:

“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冲冲”,毛传:“凿冰之意。”(意在事先。)朱子《诗集传》从之。严氏《诗缉》谓为“和也”。凿冰即凿冰,何意为?冲、和互训如意志、智慧,可并举,可单举。讲“冲”为“和”,或谓其人和同心协力欤?按:“和”,当训为“人和”之“和”。“三之日纳于凌阴”,“纳”,“内”之后起字。纳,原当作“内”。

“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蚤”,早。

“九月肃霜,十月涤场”,“肃”,毛传:“缩也。”万物收缩故曰“肃霜”。“十月涤场”,即前章之“十月纳禾稼”。“涤”,扫光。

“朋酒斯飨,曰杀羔羊”,“朋”,毛传:“两樽曰朋。”朋、比互训。“斯”,是。“朋酒斯飨”即“朋酒是飨”。“斯”、“是”,语词,用于动词前。《尚书》“惟妇言是听”(《牧誓》),实即惟听妇言之意。“是听”,加重语气,如西洋助动词(auxiliary verb)。“曰”,语词,韩诗“曰”作“聿”,一声之转。

“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公堂”,毛传:“学校也。”朱子《诗集传》:“君之堂也。”公堂盖即共同聚会之所,公共场所。“称彼兕觥”,“称”,朱子《诗集传》:“举也。”然此外未见“称”作“举”解者。余以为:“称”即呼也。举酒而呼,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疆”,境也,竟也。(境,后起字。)境、界、疆,一音之转。“万寿无疆”,韩诗作“受福无疆”,总之颂祷之词。

《诗经》现在需要训诂,此乃时代关系,实即当时方言。《七月》一首,最“达”,而且最“雅”。

诗有叙事、写景、抒情。

抒情诗最易写。《国风》中亦以抒情诗为多,无论其写得美丽或沉痛,美丽可感动人之感觉,沉痛可感动人之感情。

写景:大自然,风月、山水。(大自然原是美的。西湖美为洋楼所毁,大明湖朴实可爱亦毁于洋楼。人毁坏大自然之美。)写景亦可写得美丽沉痛,景中有情。

最难写的是叙事的诗,难于写得美,因少幻想。如白居易《长恨歌》,自开始至贵妃死都写得不好,勉强凑合,几不成诗,至“忽闻海上有仙山”才写得好了。“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颇有老杜气概,而较之自在从容,因此是幻想,故易写。此外就是“传奇”的,也易写得好,如白居易《琵琶行》,虽无《长恨歌》之奇情壮采,而尚能动人,便因其为“传奇”的(传奇,此为翻译,实应为浪漫的,romantic,非真实的)。其不同于幻想者,幻想是鬼神的,传奇是人事的,而二者有一相同点,即:全为非真实的。

《诗经·豳风·七月》真是一篇杰作。

惟有《七月》一类诗难写,没有一点儿幻想色彩,也没有一点儿传奇色彩,全是真实的,故难写成诗。所谓难写,并非不能写;难,是我们才力不到。天地间事物没有不能写成诗的。《七月》所写是老百姓平常人的平常生活,难写而写出来了,而且写的是诗,不是日记,不是账本子,不是有韵散文。我们写日常生活,不是日记,便是记账。

同时,《七月》又是非个人的。《长恨歌》《琵琶行》皆有主人翁,是个人的。老杜名为“诗史”,但如其《北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亦仍嫌其个人色彩太重,不过从其个人描写中可看出别人乱离生活。虽然如此,但究竟是以自我做中心,少普遍性。普遍性令人想到近代所谓“集团”。集团性力量非常人。近代作家提倡集团,但其作品仍是偏于个人而非集团性的。《七月》真是集团性的,不是写的一两个人,是写豳地所有人民。《长恨歌》只是杨玉环,《琵琶行》只是商人妇;而《七月》是豳地所有人民,比前二者伟大。

再其次,《七月》是平凡的。这与真实相近,而实不同。历史上许多真实事并不平凡。洋车夫的生活是平凡,也是真实,但很难写得好,最好是他们自己写。最要者,真实中还要有韵味,馀味不尽。写“集团”,难的是调和,在团体中找出共同性;平凡是难于写得伟大(神秘)。

同时,《七月》又写出中国民族之乐天性。这是好是不好,很难说。如天真是好,而天真是幼稚;坦白是好,而坦白是浮浅。中国人易于满足现实,这就是乐天。“争地以战,杀人盈野”(《孟子·离娄上》),就因为不乐天。人不该这样生活。乐天是保守,不长进;而乐天自有其伟大在,不是说它消极保守,是说它的积极性,人必在自己职业中找到乐趣,才能做得好,有成就。《七月》写人民生活,不得不谓之勤劳,每年每月都有事,而他们总是高高兴兴的。这样的民族是有希望的,不会灭亡的。

《七月》从头到尾都是男性的诗,硬性的,阳刚,力的表现。力即美,但分言之,力与美又为二者,只言美则偏于优美。但《七月》中仅有第二章一章中音节柔和调谐、优美、有女性美: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

这一章先用阳声韵,接着是后世的“四支”、“五微”韵,细声,是对比——前半宏大,后半纤细;前半偏动,后半偏静。第一章前半言衣是显说,后半言食是隐说,显隐之别是文字上的;第二章动静之别是音节上的。《七月》作者是男性,阳刚,但第二章女性美写得真好,把女性的感觉、感情都写出来了。但一起两句“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放在这里真不调和,此是“兴”也。此二句在第一章是“赋”,在第二章是“兴”,以此二句引出以下九句,故曰“兴”。第三章“七月流火,八月萑苇”二句,“赋”与“兴”兼而有之。且前既言“七月”,何以后又言“七月”?盖亦兴也。

清代牛运震《诗志》言《七月》:

此诗……平平常常,痴痴钝钝,自然充悦和厚,典则古雅。此一诗而备三体,又一诗中藏无数小诗,真绝大结构也。

牛氏有志推作者之意,而以文学欣赏法去看其志,可嘉。然尚恨其时有经生气也(经生之见)。“充”,充满之意。诚于中形于外,内心充满则所表现自是“悦”。“充悦”,真好,真无虚假。“充悦和厚,典则古雅”,中国旧美学之高处便在此。

写长一点的作品,必须一大段中分若干小段,分之则清清楚楚,合之则浑然无迹,天衣无缝。创作必要做到此地步。若一大段糊里糊涂,分不出小段,则你写时没法写,人读时也没法读,如《史记·项羽本纪》《逍遥游》。然若能分出不能合,零零碎碎也不成,合之则异常完密。牛氏之言是,但牛氏未言其何以如此,何以“一诗而备三体”且“一诗中藏无数小诗”(分之清清楚楚,合之天衣无缝),此便因《七月》所写是团体,只写个人总差。《七月》人多、时多、事多,自易一诗内藏许多小诗。

(二)鸱鸮

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闵斯。

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

予羽谯谯,予尾翛翛,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予维音哓哓。

《鸱鸮》四章,章五句。

有关《鸱鸮》诗旨,郑笺有云:“鸱鸮言:已取我子者,幸无毁我巢。”郑氏读书虽多,而不了解古人文心。实则,《鸱鸮》一篇“特奇”(牛运震《诗志》),借用鸟语,诗人以鸟比人,且以自己比为一鸟。

“予羽谯谯,予尾翛翛”,承上“予手拮据”而言。有一分心,尽一分心;有一分力,专一分力。但结果好了吗?“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予维音哓哓”,有什么用呢?(固然我们作诗并不求有什么用。)我们生在此大时代,但我们不能说他是痛苦还是幸福。如屈原被放,就世俗看是不幸,但就超世俗看来未始不是幸,否则没有《离骚》。再如老杜,值天宝之乱,困厄流离;老杜若非此乱,或无今日之伟大亦未可知。在生活上固是不幸,但在诗上说未始不是幸。(但若条件够了,自己没本领,有材料不会作,也没办法。)我们生此伟大时代,该有好作品出现了。以时考之,并不如此。

写诗写长篇,必写叙事诗不可,抒情诗还是短了好,如《豳风·鸱鸮》。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鸱鸮》四章,章五句。即因《七月》是叙事的,《鸱鸮》是抒情的;而且《七月》是集团的,《鸱鸮》是个人的。(即以拿破仑盖世英雄,滑铁卢一战仍不免一败涂地。因集团是大的,个人是小的。)

《七月》是集团的,《鸱鸮》是个人的,不以是分大小。但一般理论皆以为集团的是伟大的,个人的是渺小的。集团文学并不见得好,而将来一定了不得。凡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个人主义的文学已至穷途末路。《七月》是我国上古团体的、实际的生活。我们尽管以新文学眼光去看中国旧诗《七月》,但自有其价值在。而《鸱鸮》也与现在时代切合,仍是活鲜鲜的。实则《鸱鸮》《七月》二者半斤八两相等,若有畸轻畸重之见,则不免有所偏:偏个人者,以为《七月》琐碎、乱;偏集团者,以为《鸱鸮》无用,叫唤叫唤就完了。

伟大的人是不朽的,因为他的精神是永久活下去的。佛讲无生舍生,我死之后,汝等行之,如我在世,……精神在世。(中国无宗教,一切宗教皆外来,真可怜。)死人活在活人的记忆,假使活人不认得了,死人才是真死了。人如此,作品亦然。人为不朽之人,作品为不朽之作品。《七月》写乡村,农村生活如何,此诗是活下去的。《鸱鸮》则与现代情势吻合,也是鲜活的。我希望它也不朽。“好人不长寿,祸害一千年”,希望不成,理想也不成。事实是如此。

“予维音哓哓”,但是嚷嚷有什么用!

(三)东山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我东曰归,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独宿,亦在车下。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果臝之实,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蟏蛸在户。町畽鹿场,熠耀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怀也。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鹳鸣于垤,妇叹于室。洒扫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见,于今三年。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仓庚于飞,熠耀其羽。之子于归,皇驳其马。亲结其缡,九十其仪。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

《东山》四章,章十二句。

《七月》是写农人,而《东山》恰好是战争后军队复员之作。周有三监之乱,故东征三监(武庚、管叔、蔡叔)及淮夷。

“我徂东山”之“我”,虽是个人,同时也是代表全体。《七月》纯乎集团,《鸱鸮》纯乎个人,《东山》写集团中有小我,小我中有集团。

《东山》首章: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慆慆”,毛传:“言久也。”按:“慆慆”,同“滔滔”。“慆慆”者,其下皆是也。《史记》引作“悠悠”者,天下皆是也。“悠悠”,久也。

“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我从东来,好久没归来,归来时“零雨其濛”,真好。“零雨其濛”之“其”,盖即语文中之“即”、“应”。雨下时即应濛濛的。“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真好。

“我东曰归,我心西悲”,“曰”,语词。我从东归,非我东归。“我心西悲”,文辞非常绕弯子。创作上非特绕弯子,读之使读者亦绕弯子。我从东归来,想想西边,我真感悲哀了。如此绕弯子而一转过来了,此之谓“履险如夷,举重若轻”者。创作上非有此劲不可。鲁迅先生还不能“履险如夷,举重若轻”,虽也过去了,也举起来了,但总觉得费力。此是火候。

“制彼裳衣,勿士行枚”,“制”即“製”也。“裳衣”,上曰衣,下曰裳。裳衣,平居之服。“制彼裳衣”,言今既脱军装而着裳衣了。“勿士行枚”,“士”,毛传:“事。”动词,从事之意,干也。“勿士行枚”,即鲁语“不再干那个件儿了”。

“蜎蜎者蠋,烝在桑野”,“蠋”,桑虫也,盖即今毛毛虫之类。“蠋”原作“蜀”()。“烝在桑野”,“烝”,毛传:“寘也。”郑笺:“古者声,寘、填、尘同也。”马瑞辰曰:“烝与曾同音,为叠韵,烝当为曾之借字。曾,乃也。凡书言‘何曾’,犹何乃也。烝之义亦当为乃。”(《毛诗传笺通释》)乃,语词。朱注:“烝,发语词。”是也,句首语词。

“敦彼独宿,亦在车下”,“敦”,毛无传,郑不笺,“敦敦然独宿于车下”,等于不讲。朱注:“独处不移之貌。”总之,“敦”为副词,形容车下独宿之貌。然此独宿车下者为何物?蠋欤?人欤?曰人,则始言我。此言“彼”,彼何指而言?若谓指兵士,当言“敦我”。除非说作诗之人见蠋去桑野一条条的,众兵卧宿于地,貌与蠋同。而言独宿者,言无家室也。战争完了回家,生发孤独之感。

次章:

“果臝之实,亦施于宇”,“果臝”,瓜篓也。毛传作“栝楼”。“亦施于宇”,“施”、“延”、“引”,一声之转,皆影母。“施于宇”,施于屋上也。

“伊威在室,蟏蛸在户”,“伊威”,湿地所生之虫;“蟏蛸”,长脚蜘蛛。张网,故在户。

“町畽鹿场,熠燿宵行”,“畽”,《释文》本一作“疃”。今尚有此语。“町畽”,毛传:“鹿迹也。”此是望文生义。町畽鹿场,町畽形容鹿场。“熠燿宵行”,“熠燿”,毛传:“磷也。磷,萤火也。”非。熠燿形容宵行,宵行不是萤。熠燿,明也。但此篇熠燿绝不可释为“萤”。

“果臝”、“亦施”,双声;“伊威”,叠韵;“蟏蛸”,双声;“町疃”,双声;“熠燿”,双声。

“不可畏也,伊可怀也”,“不可畏也”,他本又作“亦可畏也”。“亦”本又作“不”。余以为“不”字好。这有什么可怕,那是我的家呀!“伊可怀也”,亦可。“伊可怀也”,在毛诗、《离骚》上叶韵外加一“也”字,其意味更长,感悟更深。诗中用韵处多“也”字,绝非凑韵,乃表达其感情。

《东山》共四章,每章前四句皆相同: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

真好。第三章:

自我不见,于今三年。

八个字,字形上笔画少,句子是白话,而读后在人心里盘桓不走。这是真正生活,真难写,真写得好。现在白话文一发展便走向古典派里去了,便走入“自杀”之路,真不可救药。

注释

[1]原笔记“语”字下缺二字。

五、说“邶·鄘·卫”

《汉书·地理志》:“河内本殷之旧都,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诗·风》邶、鄘、卫国是也。邶,以封纣子武庚;鄘,管叔尹(尹,古君字)之;卫,蔡叔尹之:以监殷民,谓之三监。故《书序》曰:武王崩,三监畔。周公诛之,尽以其地封弟康叔,号曰孟侯,以夹辅周室;迁邶、鄘之民于洛邑。故邶、鄘、卫三国之诗相与同风。”

(一)邶风·柏舟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微我无酒,以敖以游。

我心匪鉴,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据。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仪棣棣,不可选也。

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觏闵既多,受侮不少。静言思之,寤辟有摽。

日居月诸,胡迭而微。心之忧矣,如匪浣衣。静言思之,不能奋飞。

《柏舟》五章,章六句。

《诗序》曰:“《柏舟》,言仁而不遇也。卫顷公之时,仁人不遇,小人在侧。”毛传说同,皆讲得通。

《柏舟》字义:

首章:“汎彼柏舟”,“汎”,《说文》:“浮貌。”又:“泛,浮也。”段玉裁云:上汎谓汎,下汎当作泛。(《说文解字注》)故“汎”,形容词(adj),浮的样子;“泛”,动词(v)。“耿耿不寐”,“耿耿”,毛传:“犹儆儆也。”《广雅》:“耿耿,警警,不安也。”楚辞“夜耿耿而不寐”(屈原《远游》),王逸注引《诗》曰:“‘耿耿不寐’,耿一作炯。”(《楚辞章句》)“如有隐忧”,“如”,马瑞辰谓“如”、“而”古通用,“如有”即“而有”之意。“以敖以游”,“以”,且也。

次章:“我心匪鉴”,“鉴”,镜子。“不可以茹”,“茹”,毛传:“度也。”按:此“度”字即《诗》“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小雅·节南山之什·巧言》)之度。

三章:“我心匪石”、“我心匪席”,“石”,坚;“席”,平。“不可转也”、“不可卷也”,“也”字用得好。“不可选也”,“选”,毛传:“数也。”朱穆《绝交论》引诗作“算”。《说文》:“算,数也。”选,或是算之假。

四章:“忧心悄悄”,忧生又不能不活。“愠于群小”,被动语态(passive voice)。“寤辟有摽”,“寤辟”之“寤”,大概是语词,如寤言、寤歌、寤辟。“摽”,形容□[1]貌。“寤辟有摽”,这大概是当时的白话。

五章:“胡迭而微”,“迭”,《广雅》:“迭,代也。”韩诗作“臷”,注:“常也。”与“迭”之训代者不同。

《柏舟》很好:一说是作得好,一说是很明显地可以看出其与“二南”不同。

诗首章“汎彼柏舟,亦汎其流”,不管其有意、无意,这就是诗人自己为命运所支配,犹之柏舟泛流,写得沉痛但是多么安闲;次章言“我心匪鉴”,镜子能照见影子然无感情,但我不是镜子自不能不动感情,“我心匪鉴,不可以茹”,亦沉痛,但写来安详;诗第三章言“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感情到了抛物线的最高点;至诗之末四句“心之忧矣,如匪浣衣。静言思之,不能奋飞”,真忍受不得。然忍受不得的情感,经诗人一写出来,读之就能忍受了。诗中也有急的地方,但是没有叫嚣、急迫。中国俗话说有见面之谊,彼此便要有面子、不好意思。这如不是美德,也只是中国人的传统。诗人把世俗的事美化了,已经是奇迹(miracle);再把迫切的事写得这么安闲,又是奇迹;然而安详的文字又可以把迫切的心情表现出来,这又是奇迹。“邶”、“鄘”、“卫”中之诗尤其如此。(只《邶风·绿衣》较差。)后人作诗惟恐不深刻,要能这么好,真是深入浅出,此乃“二南”所无之作风。夫子曰:

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欤?

(《论语·阳货》)

《周南》《召南》确是中正和平之音,但也有点偏。但言者不得其实,听者不餍于耳。吾人喜欢小说、戏曲,都是如此。说话夸大惹人厌,但在文学上夸大是许可的,而且可算一种美德。如小泉八云(L.Hearn)说,中古时代欧洲女子之喜用麝香,用得不多不少是好的。《周南》《召南》也有夸大处,然而甚少。《柏舟》用得甚恰当,所以好。这真是中正和平,绝无半点儿矫揉造作。

古人是用活的语言写其自己心里的感觉,故写出来是活泼泼的。现在我们写诗是利用古书,用古人用了的字,若果能写出一点自己的意思,尚可以;恐怕连这点意思还是古人的。写得不说他不好,只是不像现代人写的。

《柏舟》真好。细看诗人的情感也同我们一样,但我们不能把它作成诗,作成诗亦不能那么美。

诗人即是把他的情感和想说的美化了。残忍的、鄙俗的,我们不能见,但是诗人不是不写。(张士诚之弟令倪云林为之作画,云林不听,张令人打之,倪不语。人问之,倪曰:开口便俗。真好。)如杀人的事、老年父母哭其子女,或者是残忍的、鄙俗的事,虽然多半的诗人不敢写;而如杜工部他也写,写出诗来不但硬,而且使我们能忍受、使我们能欣赏。大诗人真能夺造化之功。而如:

夜黑杀人地,风高放火天。

又如险语:

八十老翁攀枯枝,井上辘轳卧婴儿。

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虽非诗,也近于诗。若此等事是吾人不忍见的,但是诗人胸有锤炉、笔夺造化,把不美的事美化了。李义山的思想没什么,但是他的诗没人看着不美,就是他能把事物美化了。“八十老翁,盲人瞎马”,这虽是六朝人的诗,但似是自老杜所出,有力量,他能以力量征服人。古诗是和平中正的,从不以力量征服人,所以说老杜在中国诗的传统上是变调。

《柏舟》以安详的文字表现迫切的心情,好虽好,然太伤感。忧能伤人,怎么能活?诗人抱了这种心情,固然可以写很好的诗;但是这样怎么能活?非像屈原投水自杀不可。余性急躁,不宜讲“三百篇”,犹杨小楼不肯唱《独木关》。

(二)邶风·绿衣

绿兮衣兮,绿衣黄里。心之忧矣,曷维其已。

绿兮衣兮,绿衣黄裳。心之忧矣,曷维其亡。

绿兮丝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无訧兮。

兮绤兮,凄其以风。我思古人,实获我心。

《绿衣》四章,章四句。

《绿衣》字义:

首章:“心之忧矣,曷维其已”,毛传“曷维其已”解作“何时可止”。毛传讲得不能说错,但是还有什么味?

三章:“绿兮丝兮,女所治兮”,“丝”,当犹前之“衣”,丝织品。“女”,毛传:女,读如字;郑笺:女,读汝。从郑说。“治之”犹言“作”也。今我看“绿兮衣兮,绿衣黄里”、“绿兮衣兮,绿衣黄裳”,触物思人;“绿兮丝兮,女所治兮”,想此衣为女所治。

“我思古人”,“古人”,郑笺:“古人谓制礼者。”殊牵强!真真“明于礼义而暗于知人心”(《庄子·田子方》)!《邶风·日月》篇:“逝不古处。”毛传:“古,故也。”马瑞辰曰:“古者,故之渻假。”

“古”“故”通,然则“古人”云者,犹言“故人”耳。若古人即故人,则又别有新解。古人——故人,一义指旧相识,又一义指逝者(故去、作古)。今二义皆可通,余则侧重后一义。因既痛逝者,行自念也。“俾无訧兮”,“无訧”,不相负(反背)——彼此没有对不起的事。

四章:“兮绤兮”,真好,益证前章。“凄其以风”,“凄其”犹言凄然、凄如。“凄其以风”,盖夏日着夏布不觉怎样,到秋风一起,着夏布便禁不起,故换“绿衣”,因而益思故人。(“绿兮衣兮”、“兮绤兮”,何以前文与后句联不上?绿衣非夏日着,绤必夏日着。)本来想穿绤,实不得已,一穿绿衣便又想起,故“心之忧矣”、“曷维其已”、“曷维其亡”。“我思古人,实获我心”,“实获我心”四字,铁证如山,安能得比“获我心”更好的字?万事万物之为什么好?皆因“获我心”。

《绿衣》,伤感之圣矣乎!

伤感与悲哀不同。伤感是暂时的刺激;而悲哀是永久的,且有深浅厚薄之分。《绿衣》纯写伤感,但是真好。虽然只伤感是不成的,但是人如果不像小孩子那样天真,又不了解一点悲哀,则其人不足与言、不足与共矣。《柏舟》与《绿衣》虽是伤感的,已甚近于悲哀。

《绿衣》句子短,字甚平常,而感人如是之深。较之《离骚》上天入地、光怪陆离,嫌其太费事。抒情诗最要紧是句法简单、字面平常,这是最好的。如老杜:

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月夜忆舍弟》)

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月夜》)

如此诗句,一点“不隔”。若句法艰深、字面晦涩,结果便成了“隔”。如山谷、后山之作,并非无感情、不真,乃是字句害了他的作品。彼等与老杜争胜一字一句之间,自以为是成功,却不知正是文字破坏了作品的完美。

古谚云:

绚烂之后归于平淡。(绚烂,文采、光彩)

这话说得并不好。英国亦有谚语云:

The highest art is to conceal art.(conceal,遮蔽)

这说得费力。中国常说“自然而然”,试译作:

To be as it should be.

海棠是娇丽,牡丹是堂皇富贵,是大自然的作品,是to be as it should be。我们觉得就该如此,没别的办法。艺术当然比人工高得多,然而也还是人作的。看《绿衣》“绿兮衣兮,绿衣黄裳”,真是写得好,读了觉得就应当那么写,不能有别的办法。大诗人创作就犹如上帝创造天地,飞潜动植,各适其适。《绿衣》,多舒服,自然而然,各适其适。“绿兮衣兮,绿衣黄裳”,两句话传了这么久,而且现在这样有意义、这样新鲜,这代表中国的传统民族性。这让我们不能不有阿Q的骄傲,虽然中国失败也在这里。

《绿衣》诗旨:

《诗序》:“卫庄姜伤己也。妾上僣,夫人失位而作是诗也。”郑笺:“庄姜,庄公夫人,齐女,姓姜氏。妾上僣者,谓公子州吁之母,母嬖而州吁骄。”此说不通。黄晦闻先生说:“诗言绤,当暑所服,而以当寒风,孰知我心之苦者,惟有古人耳。言古人则绝望于其夫可知。”此说亦难通。若说不满意其夫,真是“岂有此理”!绝望于其夫可也,用古人之谓何?从毛郑到黄晦闻先生,虽各有理由,皆难通。细绎此诗,当是悼亡之作。“绿兮衣兮,女所治兮”,当然是追念女性。

静安先生在《人间词话》中说创作者有两种动机与心情:一忧生,二忧世。前者小我,后者普遍,而其为忧也则一。

多半诗人是忧生,只有少数的伟大诗人是忧世。故说中国的诗缺乏伟大,除非在说个人时也同时是普遍的。但不要藐视忧生的人,他了解悲哀和痛苦;故虽然只是忧生,也能作出很好的诗来。人若要是混沌的、麻木的,不要说做事,连做人的资格也没有。这种人除非是白痴,即如阿Q也不是完全混沌、麻木的,不然他何以会进城、会造反、饿了到庙里偷东西,他也有悲哀、痛苦。忧生的诗人能把自己的悲哀、痛苦写得那样深刻,能不说他是诗人吗?而且伟大的忧世的诗人也还是从忧生做起,因为他了解自己的痛苦、悲哀,才会了解世人的痛苦、悲哀。虽则似乎二者有大小优劣之分,实是同一出发点。看“邶”、“鄘”、“卫”开头之《柏舟》《绿衣》即忧生的人,但此就其动机言之。而今日读其诗犹与之发生心的共鸣,虽是只说他自己的悲哀,但能令人受感动,故可说没有真的忧生的诗不是忧世的。而忧世的出发点亦即是忧生,后来扩大了、生长了,不然不会有那样动人、那么好的忧世的诗。

(三)邶风·燕燕

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燕燕于飞,颉之颃之。之子于归,远于将之。瞻望弗及,伫立以泣。

燕燕于飞,下上其音。之子于归,远送于南。瞻望弗及,实劳我心。

仲氏任只,其心塞渊。终温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勖寡人。

《燕燕》四章,章六句。

《燕燕》诗旨:

《诗序》:“《燕燕》,卫庄姜送归妾也。”《列女传·母仪》篇:“卫姑定姜者,卫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既娶而死,其妇无子。毕三年之丧,定姜归其妇,自送之,至于野。恩爱哀思,悲心感恸,立而望之,挥泣垂涕,乃赋诗。”

《燕燕》字义:

首章:“燕燕于飞”,“燕燕”,毛传:“鳦也。”看下“颉之颃之”,似非一个。中国好将一字重说。“差池其羽”,“差池”,犹言低昂上下,与“颉之颃之”相似。

诗人最要能支配本国的语言文字。现在的文字是古人遗留的,语言则是活的;恐怕在“三百篇”时语言较文字重要,因为他们用的活的语言,所以生命饱满。我们不成。西人说,要做自然的儿子,不要做自然的孙子。何谓也?——直接写自己的感觉,不要写人家感觉之后所写的。杜诗写燕子:

轻燕受风斜。(《春归》)

此言其羽之美,非燕子不能如此。别的鸟飞时保持平衡,斜了不好看。

次章:“颉之颃之”,“颉颃”,毛传:“飞而上曰颉,飞而下曰颃。”段玉裁曰:“当作‘飞而下曰颉,飞而上曰颃’。”(《说文解字注》)《文选·甘泉赋》“鱼颉而鸟。”李善注:“颉,犹颉颃也。”“颉之颃之”,就其飞状言;“上下其音”,就其鸣声言。二“之”字,与“之子”、“将之”之“之”皆不同,此“之”是语气的完成。

“远于将之”,“将”,有“同”义,今相将犹结伴。(山东人说“拿过来”是“将过来”。)“远于将之”,不忍分离。“伫立以泣”,较“泣涕如雨”更深,泣涕如雨是暂时的事。“伫立以泣”,毛诗讲得好,“久立也”;“以”犹“且”、“而”、“与”,皆并且(and)之义。

第二章比首章更深厚。

三章:首章言“远送于野”,郊外;次章言“远于将之”,远了;至此言“远送于南”,更远的一个地方。首章言“泣涕如雨”、次章言“伫立以泣”,这是感情的难过;至此言“实劳我心”,这是心灵的损伤,“劳”字好。

心灵的压迫、负担,永远放不下,不能休息,真是劳,真是“实”。后人说“实”总觉其不实,古人的句子多沉着,如抛石落井,扑通扑通都落在我们心上。

四章:“仲氏任只”,“任”,毛传:“大。”按:壬,象征人大腹,即后妊。壬,当作“任”,故“任”训大。郑笺:“任者,以恩相亲信也。”郑氏根本不懂。“其心塞渊”,“塞”,毛传:“瘗。”“渊”,毛传:“深也。”讲不通。马瑞辰曰:“‘塞’,当作‘’,实也。毛传‘瘗’乃‘’之误。”“仲氏任只,其心塞渊”,余意“仲氏”乃诗人(次或指姊或妹),“任”是大。“任”与“塞渊”相贯,因为“任只”,所以“塞渊”。

“任只”是概念,“塞渊”是说明;“终温且惠”,是描写。“温”、“惠”(gentle、kind),郑笺:“温,谓颜色和也。”凡《诗》中“终……且……”,“终”皆训“既”,犹“both… and…”。

文学与科学不同,但其章次步骤的分明是与科学相同。在层次分明、步骤严谨处上看,这不是软性的,一点儿糊涂不得。瞧此第四章“淑慎其身”,总结以上二句而言,这真是中国的理想人物,也可以说是标准的人格。这种人哪里去找?“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小雅·甫田之什·车辖》),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后来都将诗与人打成两截。中国说“诗教”,也不是教作诗,是使做好人。我虽不识一个字,也要堂堂地做个人!不会诗、不识字,都不要紧,难道不能温柔敦厚么?“淑慎其身”,“身”,士君子立身行己之身,持身之身,整个的人格,精神的、抽象的,非指血肉之身言。“淑慎其身”,多么温柔敦厚,无淑不慎,无慎不淑,无怪乎诗人之“劳心”也。至此诗人犹嫌不足,再云“先君之思,以勖寡人”,味长。其人好是好,然好你的,与我何干;犹柳树虽好看,与我何干?然只顾自己是自了汉,故云:“先君之思,以勖寡人。”“先君”,故去之父;“寡人”,诗人自己;“勖”,勉也。此必同胞姊妹送同胞姊妹。“先君之思”仍是由“任”、“塞渊”、“温惠”、“淑慎”而来的,由此以上的“瞻望”、哭泣,便不是空虚的了。同胞姊妹有如是可敬的人物,送之非哭不可。后人写销魂、写断肠,总觉得是夸大、是空虚。

《燕燕》一诗,前三章说的是一事,第四章忽然调子变了、章法变了,如此使我在感情上受更大的刺激,意义上有更深的了解。第四章是说明,但不是死板的,而是含了许多情感的。

(四)邶风·日月

日居月诸,照临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处。胡能有定?宁不我顾?

日居月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宁不我报?

日居月诸,出自东方。乃如之人兮,德音无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日居月诸,东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报我不述?

《日月》四章,章六句。

首章“逝不古处”,“逝”,毛传:“逮也。”按:逝在句首,诗中每作语词用。如《魏风·硕鼠》篇之“逝将去汝”、《大雅·桑柔》篇之“逝不以濯”,皆语词也。

毛传郑笺讲法太不科学,重出叠见之字前后应有关联,彼等不管,以意为之。

(五)邶风·终风

终风且暴,顾我则笑。谑浪笑敖,中心是悼。

终风且霾,惠然肯来。莫往莫来,悠悠我思。

终风且曀,不日有曀。寤言不寐,愿言则嚏。

曀曀其阴,虺虺其雷。寤言不寐,愿言则怀。

《终风》四章,章四句。

《终风》字义:

首章:首句“终风且暴”,凡诗中“终……且……”,终犹既,终、既皆有了义。终、既、已三字义同。“终风”,韩诗:“西风也。”非是。“终风且暴”,曰兴也。别处兴文二句,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周南·关雎》);此处一句,来得突兀。次句“顾我则笑”,文法亦不完全。谁笑?没有句主。笑,或者温和的笑,或者礼貌的笑,或者从心里生出的亲爱的笑。(礼貌的笑,犹西洋之meaning,虽不及温和的笑、亲爱的笑那么有意义,然而是必要的,表示彼此无隔阂。)今“顾我则笑”的“笑”非温和、亲爱的笑,是冷笑、恶意的笑。人宁愿听呵骂,遭凶暴,而不愿见冷笑、恶意的笑。下句“谑浪笑敖”(敖,同傲、遨,肆也),“笑”本好字,放在这里多难看。这真令人伤心。故四句“中心是悼”。凡诗中用“中心”者,皆写得极真实。“悼”字好,“伤”字太鲜明。悼,沉甸甸的如石头压在心上,哀字、伤字皆不成。

次章:“终风且霾”,“霾”,雨土也。(可知地在北方。)“惠然肯来”,“肯来”之肯,问语,肯犹之敢(岂敢)。“莫往莫来”,往,自我之彼;来,自彼向我。(南方人往、来二字每分不清。)“悠悠我思”,无论空间、时间皆不能断。

三章:“不日有曀”,“有”,郑笺:“有,又也。”有、右、又,一也。“寤言不寐,愿言则嚏”,“寤言”、“愿言”,“愿”,思也,郑笺以为思、想之义。“言”,王引之以为语词;马瑞辰谓并当为言语之言;毛传训我。马说不及王说,不好讲;毛传更不好讲。“嚏”,毛传:“跲也。”“跲”,《说文》与“踬”互训。王肃曰:“疐,劫不行也。”《说文》:“人欲去,以力胁止曰劫。”“跲”、“疐”,皆有止意。“愿言则嚏”,想起来就算了,没有希望了;前之“是悼”,还有望。

四章:“愿言则怀”,毛传:“怀,伤也。”善训“愿”为思,犹言思之心伤耳。郑笺:“怀,安也。女思我心如是,我则安也。”说与毛异。毛说无论对否尚能自圆其说,郑氏简直连自圆其说都不能。“寤言不寐,愿言则怀”,平行句,应是一个主词,否则应当举明何以首句是第一身、次句是第二身。《尔雅》:“怀,止也。”《论语》“老者安之,少者怀之”(《公冶长》),“怀”与“安”对举,亦有止义。“愿言则怀”,诗句之意或亦犹“亦已焉哉”之意耳。“亦已焉哉”,中国的中庸之道,不彻底,然而也正是人情。如人死不能不悲哀,悲哀就别忘,可是不久就忘了。

《终风》诗旨:

《诗序》说《终风》是庄姜伤己也。总之,乃女子为夫所弃也。

写愉快的或悲哀的心情,皆容易写出好的诗来,惟写沉重的这种感情不易写成好诗。因为诗人作诗时是放下了重担、解脱了束缚的。人尚在心的负担、精神的束缚中作出诗来,是什么样?其诗之音节绝不会“舒以长”,也不会“哀以思”(化国之日舒以长,亡国之音哀以思),很容易成了呼号。老杜是了不得的诗人,然而有时不像诗,显得嘈杂,看起来不及义山——是舒以长、哀以思——以往内在沉重的负担下、结实的束缚中,喘都喘不过气来,如何写诗?

这篇真是多么重的负担,在此种沉重的压迫之下,当然是要呼号嘈杂,然而这诗仍然是“舒以长、哀以思”。除了温柔敦厚,还能赞美什么?在愉快时温柔敦厚不算什么;在精神受了重压之下,气都喘不出,而还能如此温柔敦厚,真比不了。

(六)邶风·击鼓

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

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

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击鼓》五章,章四句。

此诗五章五样,不似他篇句法、字句之相似。因为在抒情的作品中,每章句法易于相似。无论烦恼、失望、悲哀、欢喜,所抒之情只此一个,故反复咏之,如“终风且暴……终风且霾……终风且曀”。若是叙事,则必有一事情或一故事,故事是进展的、变化的(发生、经过、结尾),既如此,当然句法、字法便不能相似。

自此篇以下,记事作品乃多。

首章:“击鼓其镗”,“其”,等于so,一是代名词,如“彼其之子”;二是指示词,如“其人、其物”,今人不用“其”而用“该”,该人、该物、该时、该地,不好;三是副词。“击鼓其镗”,敲鼓敲得那么响。“击鼓其镗,踊跃用兵”,首二句不是欢喜,至少也应是激昂。

“土国城漕”,“土”,动词(v);“国”,状语(adv)。“土国城漕”,在国中做土工或在漕中做城,当然不止一个人。“我独南行”,一“独”字,便是不高兴。

次章:“从孙子仲”,将名。“平陈与宋”,陈宋不和,卫从孙子仲率兵武装调停。《春秋》:“宋人及楚人平。”“平”亦和意,然用“平”不用“和”。春秋时两国打仗用“战”、“伐”、“克”等字,用字有分寸。《左传》不太追究老夫子的意思,只把事铺张起来作文章;公、谷追究老夫子的意思,追究为什么用某字,有时也觉琐碎。“不我以归”,不以我归也,受事之宾语(obj)常在动词(v)前。本是出“征”,结果变成“戍”(驻防),想来陈宋虽和,而仍以兵监视之。“忧心有忡”,毛传:犹言忧心忡忡。“有”,语词。

三章:“爰居爰处”,“爰”,郑笺:“於也。”於,于也,语词。如“于以采蘩”(《召南·采蘩》)、“燕燕于飞”(《邶风·燕燕》)。郑以爰为前词,非是。“爰居爰处”,犹曰居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诗人,特别是大诗人,在悲哀的心情之下,往往写出很幽默的句子来。马是兵的性命,看得很重;现在懒散着,马都丢了,可见精神恍惚迷离。好玩儿!

魏王肃曰:“爰居”以下三章,卫人从军者与其室家诀别之词。按:此说非是,当从方玉润说,作戍卒思归之词。王说第四、五章尚可,第三章讲不通。若只看下二章,王说亦有理;但前三章一气下来,下二章忽然变了,讲不来。最好合起来:戍卒思归,想起与其家诀别之词。

第四章最好用新式标点: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如此,叙事活现,清楚。十六个字真精神。“成说”,即《离骚》“初既与余成言兮”之成言(说定了);诀别之词是“死生契阔”,“与子偕老”之情形是“与子成说”、“执子之手”。然而下一章不是了。

五章:“不我活兮”,毛传:“不与我生活也。”马瑞辰以为“活”当读如“曷其有佸”(《王风·君子于役》)之“佸”。“佸”,毛传:“会也。”“不我信兮”,“信”,郑笺如字讲;毛传训极;马瑞辰以为信、申、伸一也,故可训极,犹言“曷其有极”(《王风·君子于役》)也。

“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盖前虽如是说,今未必果如愿。此章如言“远了恐怕你不相信,那我必始终无变”。

好诗太多,美不胜收,不得不割爱。“邶风”中《凯风》篇略、《雄雉》篇略、《匏有苦叶》篇略。

(七)邶风·谷风

习习谷风,以阴以雨。黾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德音莫违,及尔同死。

行道迟迟,中心有违。不远伊迩,薄送我畿。谁谓荼苦,其甘如荠。宴尔新昏,如兄如弟。

泾以渭浊,湜湜其沚。宴尔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发我笱。我躬不阅,遑恤我后。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黾勉求之。凡民有丧,匍匐救之。

不我能慉,反以我为仇。既阻我德,贾用不售。昔育恐育鞫,及尔颠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尔新昏,以我御穷。有洸有溃,既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来塈。

以诗史言之,必是先有抒情,之后乃有叙事,再次方是说理(思想),此诗在历史上发展之程序。

“三百篇”大半是抒情诗,夹杂着一部分叙事,说理极少。但是叙事、说理也杂有抒情的成分,才不至成为历史故事和说理的论文。

《谷风》六章,章八句。

《谷风》诗旨:

《诗序》曰:“《谷风》,刺夫妇失道也。”

道者,路也。孟子云:“夫道若大路然。”(《孟子·告子下》)

只要动,就得有路;只要生活,就要有道。道有大小、高下、深浅之别,然而绝不能没有。不是有无的问题,只要有人活着便离不开道,无论在物质上、精神上。怎样生活,那就是你的道;若是没有道,便是破碎的生活、不能自立的生活。西洋人译“道”为truth,不合适,不好译,容易翻成哲学的、宗教的,不是中国的道——普遍的。日本有书道、茶道,很好。“由是而之焉之谓道”(韩愈《原道》)。(韩退之先讲“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再讲“由是而之焉之谓道”。因为韩退之是儒家思想,先抬出仁义的金字招牌。其实,老、庄说道不与仁义相干。孟子言“尽信书不如无书”,我们文人这般书呆子,太信纸片子,只做纸上功夫。没有实际生活的训练不成,我们应当吃苦,也不妨碰钉子。)

道,只要行得通就成。然道不可传人;道而可传人,莫不传其子。长辈对于晚辈往往不教他怎样做,只等做得不合适便骂。世间没有“早知道”,我辈凡夫凭了经验懂得一点,也只能自己应用在生活上,不能教给别人。如使筷子,虽古人云“教以右手”(《礼记·内则》),然实不能教。(但没有不会的。)

人生是神秘的,特别是男女两性。看社会史、风俗史,男女总立在对敌的地位。就说自由平等,也许是理想的乌托邦。要平等,必须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一个人果然能了解他自己吗?很难。一个男子又怎样了解一个女子,一个女子又怎样了解一个男子?古哲说“自胜者强”、“自知者明”(《道德经》卅三章),说“克己”、说“三省”,这还怎么说到了解?又怎么能互相尊重?哪又有道?“夫道若大路然”,路在哪儿?只要是两个人,无论夫妇、朋友,没有平等,永远一个是主人、一个是奴隶,至少一个支配、一个被支配。(中国的隐士与外国不同,不是为灵魂的得救,只是不愿做主人,也不愿做奴隶,所以有许多人情味。如林和靖,梅妻鹤子,其实他是很悲哀的。)男女两性,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论语·阳货》),圣人对女子还取敌视态度。

严格的批评,可以成哲学家、道学家,拉长面孔,摆起架子,可敬。(老子有时拉长面孔;孟子好使气;圣人又高不可攀;庄子人情味厚,有风趣,天才高,又不可怕,做朋友真好。)然欣赏的诗人,光明可爱,“胜固欣然,败亦可喜”(苏轼《观棋》)。(又有玩世不恭之犬儒Cynic,脸上带着讥笑。)哲学家就是要批评;诗人是欣赏。(Cynic,玩世的,要讽刺。)

《诗序》言《谷风》“刺夫妇失道也”,真是明于礼义暗于知人心。只有《诗经》比较了解女性的痛苦。“金风未动蝉先觉,暗送无常死不知”(洪楩《清平山堂话本·曹伯明错勘赃记》),诗人是预言者,因为他是先觉。

《谷风》字义:

首章:开端“习习谷风,以阴以雨”,“习习”叠韵,“以、阴、雨”三个双声,“习习”与“以”音节调和。诗人不想批评、不想讽刺,只是欣赏玩味,所以在夫妻决裂感情断绝之后,仍能写出这样平和的诗句。

“黾勉同心”,“黾勉”,《释文》:“犹勉勉也。”亦作俛。“采葑采菲”,“葑”、“菲”,郑笺:“此二菜者,蔓菁与葍之类也。”《说文》:“葑,须从也。”马瑞辰曰:“菘,即须从之合声,为今之白菜。菲,毛传:‘芴也。’芴,即葍也(芦菔)。”

次章:“行道迟迟,中心有违”,好,音节好,形容情感很确切。先说“行道迟迟”,后说“中心有违”,前句是果,后句是因,想见诗人一面走一面想。

“不远伊迩”,既说“不远”,又说“伊迩”,着重也。

“谁谓荼苦”,“荼”,毛传:“苦菜也。”或作“苦”,诗“采苦采苦”(《唐风·采苓》)。今所谓荬菜。(《广雅》:“荬,也。”)看古人诗很平常,后人想空了心也想不出来,不是远视,就是近视。古人写得好的就在眼前。

“如兄如弟”,兄弟者,姊妹也,如“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孟子·万章上》)。“宴尔新昏,如兄如弟”,言彼新妇而汝错爱,由不识结合而犹故人也。夫妇由未识而结合而能相好,甚可怪。爱情是盲目的,一点儿不差,不然说不到love(爱)。西人说有一人妻子缺一目,而彼甚爱之,曰:“吾不觉其少一目,只觉人多一目。”“谁谓荼苦,其甘如荠”,亦此意。

讲毛诗,真如孔子修《春秋》不敢质一词、季札观乐不敢论他乐。

写诗,虽然写伟大的叙事诗,最好是写琐事而有远致,如《孔雀东南飞》《木兰辞》(“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老杜尚有此本领,如其写《北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此《谷风》一篇真是写琐事而有远致。

三章:“泾以渭浊,湜湜其沚”,泾水浊,《汉书·沟洫志》:“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以”,使。“湜湜”,彻底清。“沚”,止也。

“不我屑以”,即不屑以我。“以”,“之子归,不我以”之“以”,同也。

“毋逝我梁,毋发我笱”,“梁”,毛传:“鱼梁。”即今所谓码头、栈桥。“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与诸子登岘山》),孟浩然用“鱼梁”,即码头。

此章一义我顾不了东西,一义其夫绝不会恤其所留之物。

至第四章主人公表己之功,突然而来。

叙事诗不要只给人事实,要给人印象,故需要一点儿技术,要有天外奇峰,特别是写长篇的大文章要有此本领。白乐天《长恨歌》乏此本领,只能按部就班地说,不敢乱脚步,故非第一流伟大作品。好的长篇叙事诗要前说、后说、横说、竖说甚至乱说,然而层次井然,读之才能特别受感动。如说书,净利王说书不成,要能惊心动魄如柳敬亭才算会说。然叙事诗往往过于平板,虽《长恨歌》未能免此。而老杜写诗尚有此“天外奇峰”之本领。如老杜《北征》叙家事,再涉及国事,以小我做根基,以时势为目的,但不止于此。中有写道路、写山果:

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车辙。青云动高兴,幽事亦可悦。

山果多琐细,罗生杂橡栗。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

此数句“题外描写”,真能增加诗意。而当写到国事:

不闻夏殷衰,中自诛妹妲。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

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微尔人尽非,于今国犹活。

简直不是诗。老杜写道路、写山果,风行水流,乃因诗人伟大的心,至少是宽容的心、馀裕的心。

无论多么愤慨、悲哀、烦恼,绝不能狭小,狭小的心绝不能成为一个成功的诗人,特别是伟大的诗人。当感情盛时,可以愤怒、伤感,但不能浮躁,一浮躁便把诗情驱除净,绝写不出诗。写诗,非有馀裕不可;如此,方能风行水流。(周作人《散文钞》中有《莫须有先生传序》一文,中讲文章、风、水讲得好,风没有不吹的,水没有不流的。《莫须有先生传》是废名所作。)

然老杜《北征》这点儿手段,尚非所论于《谷风》。盖老杜只是写实的描写,不是象征,手段不高不低。

《谷风》“就其深矣”一章,突来之笔,真好。

“何有何亡,黾勉求之”,郑说:亡求其有,有求其多。不必这样讲。“何有何亡”就是“何亡”,如“患得患失”只是个患失、“惹是非”只是惹非。

“凡民有丧,匍匐救之”,“丧”,凡有不幸皆曰丧。“匍匐”,奔走慌忙之貌。郝懿行《诗问》:“瑞玉曰:‘匍匐救郑丧,恐非妇人事。’余曰:‘喻言之。’”(瑞玉,郝妻,有问则郝答之,故曰《诗问》。)岂止此为喻言,前之“毋逝我梁,毋发我笱”以及“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皆喻言耳。(备舟尚可,游泳当时恐尚无有。)主人公不但助其夫,且凡民有丧,皆救之。有此伟大之同情心、有此真诚热烈,岂有对其夫不好之理?此乃象征,真是伟大。

以文体而论,此章就特别。其实无此章,前后文亦接得上,所以说是“天外奇峰”。在文章中有一段“没有也成,非有不可”的,这就是诗,是文学。不吃饭不成,没茶、没烟、没糖、没点心满可以,然而非有不可。人要没有这个,凭什么是人?凭什么是万物之灵?无论精神、物质、具体的、象征的,都要有“没有也成,非有不可”的东西,大而至于文明、艺术,皆如此也。不然,和禽兽有什么区别!这不是思想,不是意识,只是感觉。诗人特别富于此种感觉,“如饥思食,如渴思饮”(明·温纯《与李次溪制府》)。别人看着“没有也成”,而诗人看着“非有不可”。若不如此,及早莫谈学问,正如俗说“不是那个芯儿,不钻那个木头”。再看王羲之的字,下边心字都大,如垂绅正笏、盘膝打坐。若只说字,其实不大也是字啊!若讲写字,便非如此不可,“不大也成,非大不可”!

《谷风》第四章正是“没有也成,非有不可”。

英国人George Moose,居法多年,归国后几乎都忘了英语,又重新用功。他批评英国人物很严厉,像鲁迅先生。他说某人写作“有个字没说出来”,也就是我们常说“搔不着痒处”之意。

诗第五章“不我能慉”,“慉”,毛传:“养也。”非。“慉”同“畜”,好也。《孟子》:“畜君者,好君也。”(《梁惠王下》)《说文》“慉”下引作“能不我慉”,似更好。“能”,乃也、而也。(反,而意。能、乃、而,三字一声之转。)

“昔育恐育鞫”,“昔”,自来注释有二义:一谓生计、谓养生也,二谓生育、谓养子也,前说较长。“育恐育鞫”,有好多讲法。郑笺说:育乃生育子女之育;鞫,穷也。恐怕不是此意。《诗问》曰:“昔者相与谋生计,恐生计穷。”郝懿行讲得好,只是句子笨。

此一章写实之中尚有其体例,还是象征。

六章:“我有旨蓄”,“蓄”,有藏义,疑是腌菜、干菜之属。“有洸有溃”,“洸”,武也;“溃”,盛也。

“伊余来塈”,“伊”,语词;又,谁也。“余”,我。“来”,王先谦曰:“是也。”来是“是”,却不是是非之“是”(right),也不是是否之“是”(to be),乃是to。在动词前面的符号,本身并无义,与“式微”之“式”通,如“是则是效”(《小雅·鹿鸣》)。全《诗》“来”字多与“是”同义。“塈”,毛传:“息也。”马瑞辰谓为“”之假借。“”,大篆之爱字。“伊余来塈”,维予是爱(句式同“维君马首是瞻”)。郑笺云:“君子忘旧,不念往昔年稚我始来之时安息我。”郑氏讲不通。

此一章有“伊余来塈”,又有“有洸有溃”,既如此,才更痛苦。

(八)邶风·式微

式微式微,胡不归? 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

式微式微,胡不归? 微君之躬,胡为乎泥中!

《式微》二章,章四句。

“式微”,“微”,非微君之“微”,乃衰也,有生活困难意。诗的主人公飘零潦倒,生活困苦。

“胡为乎中露”,“中露”,毛传:“卫邑。”似穿凿,想当然耳。《列女传》作“中路”。《诗》中“中林”即“林中”、“中道”即“道中”,此处“中露”即“露中”。前章用“露中”与后章“泥中”相对也好(露天地,无遮蔽也)。“泥中”讲作卫邑,也不必。从毛诗本,文“中露”、“泥中”,恰当。

《诗序》言:“黎国为狄人所破,黎侯出居于卫,其臣劝之归,而作《式微》。”岂有此理?不通!归到哪里去?!

诗有言中之物、物外之言。胡适之主张要“言中有物”。然物或有是非、大小、深浅、善恶之分,但既有言就有物。我们不治哲学,这倒还可放松,要紧的是“物外之言”。大诗人说出来的,正是我们所想而却说不出的,而且能说得好——那即是“物外之言”,是文采、文章之“文”。

最初的文学作品疑是伤感的文字,但渐渐进步就不限于此。若一诗人作品全是伤感,可以说是浮浅,因为伤感是人人共有的情感。一诗人固不能自外于人情,却又不可甘居于常人之列。有些怪诗人之不伟大,即以他自外于人情。世界一切都是矛盾的,文学告诉我们美丑,我们的理想是美、是真,而社会是丑、是伪。一个大诗人、大艺术家就是从矛盾得到调和,在真伪美丑之间得到调和。人若没有伤感,不是白痴,就是圣人。“至人无梦、愚人无梦”,庄子常以“大人”与“婴儿”并言,盖其得于天之全德一也。“太上无情,太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刘义庆《世说新语》记王戎语)因为我辈是平常人,所以伤感也多。一个大诗人不甘居于庸人之列,故不仅写伤感。

(九)邶风·旄丘

旄丘之葛兮,何诞之节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何其处也,必有与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狐裘蒙戎,匪车不东。叔兮伯兮,靡所与同。

琐兮尾兮,流离之子。叔兮伯兮,褎如充耳。

《旄丘》四章,章四句。

《旄丘》一首真是写得登峰造极,“至矣,尽矣,蔑以加矣”(严羽《沧浪诗话·诗辨》)。好就是好在物外之言,是“文”,文采、文章之“文”。此一首虽是伤感的诗,但写得极好——音好、物外之言。

余有诗云:

一盏临轩已断肠,寻花谁是最癫狂。

年年抱得凄凉感,独去荒原看海棠。

(《春夏之交得长句数章统名杂诗云尔》其三)

有友人说,余此小诗极好——音好。《旄丘》真有弹性,多波动。江西派真是罪魁祸首,把诗之“韧”——音之长短、诗之“波”——音之上下都凿没了,把字都凿死了。

《旄丘》字义:

首章:“何诞之节兮”,“诞”,毛传:“阔也。”《葛覃》之“葛”,毛传:“延也。”延、阔俱有长义,是“诞”有“延”也。

次章:“必有与也”、“必有以也”,《诗正义》曰:“言‘与’言‘以’者,互文。”按:“与”之为言“同”,“以”之为言“因”,恐非互文。(《江有汜》“不我以,不我与”者,是互文。但这里不作互文讲更好。)

三章:“狐裘蒙戎”,“蒙戎”,毛传:“以言乱也。”按:只是狐裘之貌,不必有乱义。《左传》作“尨茸”,有“狐裘尨茸,一国三公”之句。“狐裘蒙戎,匪车不东。叔兮伯兮,靡所与同”,是说诗人自己,抑是“叔兮伯兮”呢?余意以为是诗人说我不是没有衣服、没有车子,只是没有同伴。

四章:“琐兮尾兮”,“琐”、“尾”,毛传:“少好之貌。”《说文》:“尾,微也。”琐、微俱有小义。“流离之子”,“流离”,小鸟,极小,疑是指此。传说此鸟结巢用人发如摇床,甚巧。“流离之子”,更小了。“褎如充耳”,“褎”,《说文》:“俗作袖。”“褎如”,犹言褎然,毛传训盛服。“琐尾”poor;“褎如”rich,对举。“充耳”,或者是“瑱”。瑱,填也,耳塞。毛传:“盛饰也。”郑笺:“人之耳聋,恒多笑而已。”毛、郑都可通,意思差不了什么,从毛似更好。

《旄丘》写得真是小可怜儿。可怜的诗人、无能的诗人、伤感的诗人,但在伤感中得到最大成功,即因为有弦外之音。

《旄丘》诗旨:

《诗序》说此篇与《式微》意同,《式微》忧黎侯,《旄丘》责卫伯不助黎侯返国,余意不然。《诗经》中凡言“叔”、“伯”,俱赞美男子之称,如“叔于田,巷无居人”(《郑风·叔于田》)、“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卫风·伯兮》),故《诗序》所言此点可疑。无论是朋友、是男女,此诗人是怯懦的,而对方颇有抛弃之嫌。

(十)邶风·简兮

简兮简兮,方将万舞。日之方中,在前上处。

硕人俣俣,公庭万舞。有力如虎,执辔如组。

左手执龠,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锡爵。

山有榛,隰有苓。云谁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简兮》四章,前三章,章四句;末一章六句。

此首前面音节短促,字句锤炼,结尾之末章太好。

前三章写舞者:次章先以“有力如虎,执辔如组”句写舞者,言其雄壮。真是虎虎有声气,音好,有物外之言。至第三章又以“左手执龠,右手秉翟”句写舞者,言其儒雅。“右手秉翟”,“秉”,,手执禾;“翟”,所执以舞者。人的脑子固然要紧,手也要紧,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也因为他有手。何以上帝为人造了两只手,就是要他做些什么。若无所支持、无所作为,手最不好安放。长袖善舞是女子,此处是男子,故“左手执龠”、“右手秉翟”。至三章末句,始由以上五句挤出此一句,也可以说是从第一章便赶此一句——“公言锡爵”。“锡爵”,赐酒也。因为他是那样的人,故其君爱之。

末一章言美人:“西方美人。”“美人”,“三百篇”、楚辞兼之两性而言,不限女性。

《简兮》前三章字句非常锤炼,此一章一唱三叹;前三章都是凝重的,此一章至“云谁之思,西方美人”也还如此,末二句“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亦并非缥缈,只好说是忽地悠扬起来了。

天下最美的是云,最难解释的也是云。云,太美了。中国人爱点香,是否因它给我们一个美的启发?日光在杨叶上跳舞,不是看的日光,也不单是看杨叶,是看的另外的东西。这才是诗人的眼,这样活着才有意思。云,便是能给我们启发。托尔斯泰(Tolstoy)《艺术论》因许多诗人赞美云而大怒,真是老小孩。他笨,不懂得云的美,也不知人家懂得。

禅宗的话:“圣谛亦不为”(青原行思语)、“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如来行处行”(真净克文语),如此才能成为创作。

一个伟大的作家是不能影响后人的,因为别人没他那样的才禀,哪能学得来呢?能影响后世者是因为他好学。陶渊明从当时人颜延之为之作诔、昭明太子为之作序起,已是推崇备至。唐宋元明以下,莫不众口一词地推美,但哪个受了影响?白乐天、苏东坡学得像什么?王、孟、韦、柳不过写些清幽之境、有些恬淡之情,貌似。因为陶的生活态度太好,真是“大而化之之谓圣”(《孟子·尽心下》)。他才是真正的诗圣。渊明对人生、生活的态度好,不过他的时代和我们不同。诗人要说真话;我们生在虚伪的年代,不能说真话,这简直就把作诗人的机会齐根截断了。环境不许可,虽有天才也难为力。

有人说现在理智发达、科学发达,故诗不能发达。不然也。此真是“又从而为之辞”(《孟子·公孙丑下》)矣!“辞”,遁辞、曲辞。今所谓“理智发达、科学发达”,是这里的“辞”,“从而为之辞”的“辞”。人能自省,真要大胆,所以真需要知、仁、勇。我们想说的话有多少不是“遁辞”、“曲辞”!渊明很理智,他有他的经验与观察,他简直是有智慧,比理智好得多。(老杜有时鹘突,太白浪漫。)理智绝不妨害诗。

古代生活简单,不需要许多虚伪的应酬,所以人一说出就是那样。虽然简单,但是真实,故隽永,耐咀嚼。后来的诗人只渊明能少存此意。《简兮》篇至“云谁之思,西方美人”,话已说完了,但还要说“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此后九字即前八字,这不是冷饭化粥么?但是,不然。它绝不薄。因为它真实而隽永,因它本有此情,故有韵味。今日所谓“味”,即渔洋之所谓神韵之“韵”。“味”,就是诚于中形于外,心里本没有就不会有味。老谭唱戏有味,因为他唱《卖马》就是秦琼,因他诚,故唱得有味。诗人之情未尽,需要再说,故说了真实、隽永,大有《庄子》所谓“送君者自崖而返,而君自此远矣”(《山木》)之境界。

(十一)鄘风·君子偕老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发如云,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扬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绉,是绁袢也。子之清扬,扬且之颜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好诗太多,不得不割爱。《鄘风》之《柏舟》篇略、《墙有茨》篇略。

《君子偕老》三章,首章七句,次章九句,三章八句。

《君子偕老》诗旨:

《毛诗大序》谓“风”为“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风”,讲坏了;“讽”,失了上古的忠厚和平。

《君子偕老》与《卫风》第一篇《淇奥》合看,可知上古的男性美和女性美,分言之为男女两性,统言之为人。

《君子偕老》一诗里的女性写得有点贵族性,别的诗虽也描写到,但无此详细。

古代的神话故事,多写英雄美人,即写常人也有他不平常处,如同凤凰之于飞鸟、麒麟之于走兽、圣人之于人。因他精神上有特出之点,故他是贵族性的。故事中写帝王、后妃、官吏、英雄,都是贵族性的;神,也还是贵族性的。真正平等有没有?成问题。人为什么崇拜贵族?因为人有向上的心,人的理想的人格是那样。人没的崇拜了,便创造出一个来,故希腊的神甚多,佛教的佛甚多,创造出许多来。人是要如此,才活得有劲。天下伤心事甚多,但莫甚于父母对于其子女失望,因为活得没劲了。乡下人自己用土和颜色做了神像,然后磕头礼拜。

知此而后读此诗。

《君子偕老》字义:

首章:“副笄六珈”,“副”,自有一份,又来一份,故曰副。“笄”,毛传:“衡,笄也。”“衡”,横;“笄”,簪。“珈”,玉属首饰。郑玄作笺时,已不知什么是“副筓六珈”。余意“副”乃发网之类,以横簪别住。“副笄六珈”,从头上写起。盛妆从头上表示出来,故先写头。

“委委佗佗,如山如河”,写得真美,自然,毫不勉强。“委委佗佗”,即委佗委佗。“如山如河”,山凝重,河流动,坐如山,行动如河。自然的山河最真实不过,后来的诗写得假,故不美,只有讨厌。最自然、最真实,故最美。且此二句所写是官,身份恰当。

“子之不淑”,此句不懂。黄晦闻曰:古淑同叔(),而叔又同吊(),故误为“淑”,实当为“吊”(《小雅·节南山》有“不昊天”之句)——“子之不吊”。此是悼亡之诗。如是“不淑”(不好),则是讽刺。而若是讽刺,不该写得这样美、这样好。此诗前以“委委佗佗,如山如河”二句赞美人物,那还近于客观描写,乃就外表观察对象之风格;而此后则更以“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二语说出“如天如帝”之赞美,此二句乃是主观,诗人心中生出的印象。以如此之风格风神,如何能是讽刺?只好用晦闻先生说。

余不甚同意晦闻先生“不淑”作“不吊”解,但无更好讲法。总之作悼亡诗较作讽刺为善,故以黄先生之说为长。

次章:“玼兮玼兮”之“玼”,毛传:“鲜盛貌。”三章“瑳兮瑳兮”之“瑳”,无传,是玼、瑳同义也。又《邶风·新台》诗“新台有玼”,“玼”,毛传:“鲜明貌。”亦显文。

“其之翟也”,句中“其”与“之”二字作一义用。又《王风·扬之水》有“彼其之子”之句,句中“之”字之于“子”,为语词或指示“子”;指示词“之”、“其”义同,如其人与之人、其物与之物;故“彼”、“其”、“之”三字一义,“彼其之子”即“之子”。出以四字,因语气之故。

“玉之瑱也”,“瑱”,毛传:“塞耳也。”瑱之为言填也。“象之揥也”,“揥”,,毛传:“所以摘发也。”揥、摘,形、音、义皆相近也。余疑摘发即搔头。

“扬且之皙也”,“扬”,毛传:“扬,眉上广。”马瑞辰释为美,于义较长。“且”,语词,与“哉”为一声之转。

“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而”、“如”古通,皆可作像或语词用,如“泣涕连如(而)”。“天”,古语谓:莫之为而为者,莫之致而致,天也。某帝云:“孤始愿不及此。虽及此,岂非天乎!”(《左传·成公十八年》)庄子则认为:得于天者全也。中国称“天”与宗教称天不同,其微妙不可测,故曰天;其尊严不可犯,故曰帝。“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二句,其美如云,写人物如天如帝之风神,宜于与“君子偕老”。

三章:“其之展也”,“展”,《周礼》郑注:“展衣,白衣也。”展、襢通,又或作,《尔雅·释名》:“襢,坦也。”展、襢、坦、袒、徒,五字义近。展,诚(坦白);亶,诚。展、亶本一字,亶其然乎?

“是绁袢也”,“绁袢”,毛传:“当暑袢延之服也。”《说文》引诗作“亵袢”。郝懿行谓袢是半衣。总上三章所言之服:“象服”,礼服之总名;“翟”、“展”、“绁袢”,礼服之各名。

末句“邦之媛也”,“媛”,美女。

(十二)鄘风·相鼠

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

相鼠有齿,人而无止。人而无止,不死何俟?

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

《相鼠》三章,章四句。

《诗序》:“《相鼠》,刺无礼也。”《白虎通·谏诤》篇以为“妻谏夫之诗”。既曰“谏”,与责不同,此篇简直是骂,而夫妻感情尚未决裂。

《相鼠》首章:“相鼠有皮”,“相”,平声,有二义:视、互。毛传:“相视也。”“相鼠”,礼鼠也,即拱鼠,后腿能坐,前腿拱抱,余家乡称之大眼贼。杜诗有“野鼠拱乱穴”(《北征》)之句。“人而无止”,“止”,郑笺:“容止。”好。

《相鼠》三章重句重得好(稼轩《采桑子》中间故重,恐偷此。后人仿之):首章末句言“何为”;次章末句言“何俟”,“何俟”较“何为”更重;至第三章“胡不遄死”更重。这篇似真有恨了,恨之极,切齿道出。《诗经》写恨,只此一篇,还看不见报复,虽不像西洋热烈,已超出哀怨。

(十三)卫风·淇奥

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瑳,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

瞻彼淇奥,绿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莹,会弁如星。瑟兮僴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

瞻彼淇奥,绿竹如箦。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宽兮绰兮,猗重较兮。善戏谑兮,不为虐兮。

《淇奥》三章,章九句。

《君子偕老》所写是理想的、标准的女性——美女;

《淇奥》所写乃理想的、标准的男性——君子。

中国“三百篇”、《离骚》所谓美人,不仅是beautiful,兼内外灵肉而言,内外如一乃灵肉调和的美,兼指容貌德性。

梁任公以为“君子”两字乃中国特有。君子之美有多方面,文字犹嫌不足以形容之。古人之说尧之德曰:“荡荡乎,民无能名焉。”(《论语·泰伯》)说孔夫子曰:“博学而无所成名。”(《论语·子罕》)此即无恰当之文字可以名之。

《淇奥》字义:

三章之首二句:“瞻彼淇奥,绿竹猗猗”、“瞻彼淇奥,绿竹青青”、“瞻彼淇奥,绿竹如箦”,兴也,亦比也。外国人不了解竹石之美,中国以竹象征男性之美。(花与竹与柳皆可以比。)竹可表现德性美,其所给予人的是坚贞、沉静;然“沉静”二字尚太浅,有“学问”、“道德”、“思想”、“感情”的人多是沉静的。故品格高尚的人多喜欢竹子,以其为美德之象征。(象征与譬喻不同。)

首章下言“有匪君子”,“匪”,韩诗作“邲”,《广韵》:“邲,好貌。”《一切经音义》引诗作“斐”,《论语》“斐然成章”(《公冶长》),皆“美好”之意。三章之第三句皆为“有匪君子”,“匪”作“斐”,《说文》:“斐,分别文也。”文采分明,自是表现于外;然品格乃诚于中形于外。

中国诗笼统总合,西洋是清楚分别,中国流弊是模糊不清。而吾国祖先如“三百篇”所写,真清楚,感觉锐敏,分析、观察清楚。

“如切如瑳”,“瑳”,治牙曰“瑳”,今作“磋”。《说文》有“瑳”无“磋”。磋与玼、泚同,鲜明也,可作adj又可作adv,故以瑳为adj、以磋为adv,实皆瑳也。“如琢如磨”,“磨”,治石曰磨。切、瑳、琢、磨是治骨、治牙、治玉、治石,骨、牙、玉、石此四物皆坚,故曰德行坚定。不分男女,皆当如此。

“瑟兮僴兮”,“瑟”,毛传:“矜庄也。”《白虎通·礼乐论》:“瑟者,啬者,闭也。”啬、闭,有谨慎、恭敬之意,即矜庄。“僴”,毛传:“宽大也。”《邶风·简兮》篇,“简”,大也。“僴”“简”通。太矜庄则小,故又曰宏大。“赫兮咺兮”,“咺”,毛传:“威仪容止宣著也。”韩诗作“宣”,《说文》“愃”下引诗“赫兮愃兮”。“瑟”、“僴”、“赫”、“咺”以写君子之美,一字不足用四字形容之。前数句所写偏于含蓄,故此曰“赫愃”。含蓄既多,必能表现于外。

“终不可谖兮”,“谖”,忘也。并不曾想不忘,是想忘都忘不了。“终不可谖兮”,此首章、次章之末一句将诗人心中徘徊动荡之思皆写出,真好。

次章:“绿竹青青”,“青青”,菁菁,茂盛。“充耳琇莹”,玉之瑱也。“会弁如星”,“会”,有总结之意,《说文》引诗作“”,毛传:“所以会发。”黄晦闻先生谓“会”即《君子偕老》之“揥”。恐非。会,会发,“束发冠”,其音即表义;“揥”,摘发、搔头。彼为美女此为君子,男女有别,首饰亦自不同;且会发与摘发不容混也。

三章:“绿竹如箦”,“箦”,毛传:“积也。”亦茂义。后之“如金如锡,如圭如璧”,圭方璧圆,皆不自作,乃经人工琢磨而后成了圆璧方圭,人以言天才既高又有修养。对于“如金如锡,如圭如璧”的人,高尚如神,人固然可以敬而畏之,却非亲之爱之,太严肃。

“猗重较兮”,“较”,旧注是车;“重较”,毛传:“卿士之车。”大谬。仍是大意。陈玉树《毛诗异文笺》以为卿士之车是后人所妄加,“重较”只是宏大之义。《左传》:“夫子觉其者。”杜预注:“觉,较然正直。”按:“不为虐兮”之下,毛传亦有“宽缓弘大”之语,“宽缓”是释前“宽兮绰兮”,而“弘大”则释“猗重较兮”也。“猗”,或作“绮”,大谬。“猗”是赞美之词,如“猗欤休哉”,故与“重较”联,犹言“美哉其重较也”。

为诗,短言之不足长言之,长言之不足咏叹之,方能情韵悠长。

情韵与性灵、机趣不同。性灵与机趣是短暂的——是外物与我们接触的一刹那,是捕鼠机似的一触即发,而且稍纵即逝。后来诗人多是如此,只仗了哏、巧、新鲜。古人是有“情韵”,一唱三叹,悠长的,愈旧而弥新,其味愈玩味而弥长。这种情韵终朝每日盘桓在作者的心头,并不曾想不忘,是想忘都忘不了,此即所谓酝酿、涵养。就好比酿米为酒,故其情韵悠长,感人之力量亦至深;但绝非刺激,却如饮醇酒。

诗云“终不可谖兮”,君子在诗人心中盘桓已久,自然忘不了。东坡云“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就此便知他非大诗人。余平生见过几次好山川,虽不能写其清景,而十馀年后思之仍然如在目前,因为它是“终不可谖兮”。“三百篇”、楚辞不能在当时描写,因为在当时也许太伟大、太沉重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题西林壁》),要在脑中盘桓、酝酿过一个时期。与朋友写信容易,若作篇诗文赋父母的恩情却作不来,因它太沉重、太伟大,顾此失彼,挂一漏万。若作之,紧不得,慢不得,慌不得,忙不得,要使之在心中徘徊、盘桓。

“诗三百篇”是窖藏多年的好酒,醇乎其醇。(老杜的诗有时都是坏酒。)中国的醇酒,并非西洋的酒精,中国常所谓酒曰“陈绍”、曰“女贞”(最好的绍酒),极醇厚。一个民族的文明如何,看他造的酒味道如何即可。舌端、喉头、胃囊及至发散到全身四肢是什么味道,只有自己感觉去。

诗和酒,都要自己to taste,方觉其醇厚、悠长,真真一唱三叹。

《考槃》《硕人》二篇略去。

(十四)卫风·氓

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

乘彼垝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迁。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

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自我徂尔,三岁食贫。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

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静言思之,躬自悼矣。

及尔偕老,老使我怨。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氓》六章,章十句。

《氓》与《谷风》相似。

人与人之间(不但两性)既不易了解,即不会有感情,不会有平等,彼此之间只是斗争,一个主人,一个奴隶。

此诗为彼女性自作,抑一男性诗人代作呢?若果男性所作,则诚伟大矣。“无我”很难作,客观的代言体最“无我”,以他人的思想感情为思想感情,以他人的心为心,以他人的言语为言语。叙事体诗不能好,即是不能如此。

无我

我→小我→自私

诗的发源由于“我”,障碍也由于有“我”。“有我”是抒情诗的源泉,但写客观性的叙事诗难。中国诗人的使酒骂座、目中无人、不通人情也为此,其好是真,不好是支离破碎、鲁莽灭裂。(文人、才子、名士、无赖,“名士十年无赖贼”[舒铁云《金谷园》],品斯下矣。)“无我”二字的意义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是牺牲、同情,这是台阶。王渔洋说“神韵”固好,但半天起朱楼,没台阶。中国诗人最没有牺牲、同情,抒情诗人都犯此病。代言体的叙事诗,非有同情不可。要把“我”字放在一边,要“通情”,才能同情。不同情哪有牺牲?不牺牲哪能无我?

此篇若是女子作,则道其自己的悲哀痛苦,亦道尽千古大多女子的悲哀痛苦,故是伟大的女诗人。若男性代作,便更伟大,他“通情”、“无我”。

女子生活失败,其结果是悲哀、是痛苦,不能忍受,但没有愤怒。愤怒是中国民族性所缺乏的。中国古圣先贤温柔敦厚的诗教、老庄哲学、印度哲学,都教我们逆来顺受。当然,“诗三百篇”的时代尚无老庄哲学、印度哲学,但诗教已是温柔敦厚,故中国诗文中无“恨”,只是“怨”。《谷风》和《氓》只是哀怨,没有愤怒。“非人”不好,“超人”好,这种感情是超人的,真是伟大。

《氓》字义:

首章:“氓之蚩蚩”,“蚩蚩”,毛传:敦厚、老实之意。这是心理的描写,这是通人情、知人心的诗人写的。男女朋友相悦,要紧的是老实可靠、不二心、不变心,“蚩蚩”也就是最好了。这样第一个印象就写出来了。

二章:“以望复关”,“复关”,毛传:“君子所近也。”非是。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妇人所期之男子,居在复关,故望之。”君子何所自来?是也。(陈奂为毛辩,殊无理。)“体无咎言”,卜筮之结果,吉兆也。

三章:“桑之未落”,“桑”,毛传:“女功之所起。”此章以桑作譬喻。为什么用桑作譬?因对它最熟悉,印象最确切。后来诗人只求美,说花说柳,而古人只要表现真。“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与下一章“桑之落矣,其黄而陨”,《毛诗正义》曰:“女取桑落与未落,以兴己色之盛衰。”“色之盛衰”,应是说两人感情之盛衰。“沃若”之“若”,用在形容字后之语尾,通“然”、“如”(《邶风·旄丘》“褎如充耳”)。“其叶沃若”,真是柔桑,绿得发乌,亮得发光。“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千古之恨。男性专制,被征服者无自由。为什么彼轻此重?传统习惯,习惯成自然,无理由。此数句哀怨到了沉痛,恐怕男诗人作不出。

第三章,题外文章。这真是神韵、神来之笔。要紧地方说不要紧的话,不要紧的话成为最要紧的文章,突起奇峰。这是“断”。《长恨歌》能“连”而不能“断”。

四章:自来说经者皆以“淇水汤汤,渐车帷裳”二句为赋实,“以我贿迁”时水正涨。但余以为不然。前已言“自我徂尔,三岁食贫”,故此二句乃象征:水如故,人情已改。(人事无殊,举目有山河之异。)“二三其德”,此与“蚩蚩”之单纯最相反。人心最不可靠,极极端。

五章:《氓》之此章可与《谷风》之第四、五章参看。以叙事论,则《谷风》比较详尽;以抒情论,则《氓》较为哀伤。

“靡有朝矣”,郑笺说是已非一日。

“言既遂矣”,犹《谷风》之“既生既育”;“至于暴矣”,犹《谷风》之“比予于毒”。

“兄弟不知,咥其笑矣”,在“静言思之,躬自悼矣”之前,可见别人之讥笑比自己的痛苦更难忍受。“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静言思之,躬自悼矣”,四句说尽了弱者的悲哀。人在悲哀、痛苦中最需要别人的帮助和同情;而若不然,只得到了别人的冷漠和讥笑,则在悲哀和痛苦之上又加上了悲哀、痛苦。尤其是弱者,更容易感受到这种悲痛,忍受不了这种悲痛。

六章:“总角之宴,言笑晏晏”,“宴”,安;“晏”,迟。宴、晏古通。陈奂谓“宴”当读为“宴尔新昏”之“宴”,宴者,安也。宴,又通“燕居”之“燕”(宴会、燕会、会),“总角之宴”或即安居之意。“言笑晏晏”,“晏晏”,毛传:“和柔也。”“信誓旦旦”,“信誓”,毛传、郑笺讲成一个,余分讲。“信”,信物;“誓”,誓言。“旦旦”,诚也。古曰:“信誓之诚,有如皎日。”(旦、展、亶,皆舌头音,义同。)

“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二句不好,穿凿。黄晦闻先生曰:“思,句中语助也;其,亦句中语助。‘不思其反’,言‘不反’也。”又曰:“当时信誓曾矢言不反,今是不反乎?”此说太勉强。

恨,阳刚,积极;怨,明柔,消极。中国所谓怨恨,恐怕是有怨而无恨。若《谷风》《氓》,恐怕“怨”都少,而是“哀”;怨尚可及于他人,哀只限于自身。恨较怨更进一步,最积极。恨,报复。《旧约全书》所谓“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即报复。“恨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水浒传》),与西洋的报复同。在西洋可以看出复仇的文学来,中国不然。在中国通俗小说中尚可见报复之事,但一到知识阶层成为士大夫,就“量小非君子”了。太史公有言曰:“怨毒之于人,甚矣哉!”(《史记·伍子胥列传》)太史公颇有恨意,其作《项羽本纪》《平原君列传》《魏公子列传》《鲁仲连王列传》《游侠列传》,皆有怨毒在内。

诗,在文学中是最上层,诗教是温柔敦厚,教人忠厚和平。

注释

[1]原笔记“容”字下缺一字。

六、说《小雅》

“变雅”乃乱世之音。《诗经》风、雅中只正风、正雅(治世之音)始是表现温柔敦厚,中正和平。至若“变风”、“变雅”,虽“三百篇”亦不能温柔敦厚,正如老实人在遇到不共戴天之仇时,也会杀人放火。儒家云“乐天知命”(《易传·系辞》),佛家云“随世随缘”,西洋云“哭不了所以笑”。某禅宗弟子行脚,其师问,弟子曰:“不知。”师曰:“不知最亲切。”“亲”字最好。人身中的蕴藏,有时不自知,非常时自能显出。

治世之音,雅;乱世之音,变雅。此如镜之有明、暗二面,常人只认明的一面是镜子,实则此种认识错误。

《小雅》之诗,毛诗分七什,为:一是鹿鸣之什,二是南有嘉鱼之什,三是鸿雁之什,四是节南山之什,五是谷风之什,六是甫田之什,七是鱼藻之什。朱熹分八什,仅首什同,馀皆不同。《小雅》中有数篇有目无辞,毛删,朱不删,亦算入什篇之内,故所分不同。依毛氏所分,《小雅》中《鹿鸣》《南有嘉鱼》《鸿雁》之什,多酬酢宴饮乐歌,有佳作,亦仍为中正和平温柔敦厚之音;《小雅》自《节南山》之后始有“变雅”。

(一)鸿雁之什·黄鸟

黄鸟黄鸟,无集于穀,无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归,复我邦族。

黄鸟黄鸟,无集于桑,无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与明。言旋言归,复我诸兄。

黄鸟黄鸟,无集于栩,无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与处。言旋言归,复我诸父。

《黄鸟》三章,章七句。

诗首章言“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归,复我邦族”,二章言“此邦之人,不可与明。言旋言归,复我诸兄”,三章言“此邦之人,不可与处。言旋言归,复我诸父”,可见此但为羁旅之词,非乱世之音。

“不我肯穀”,“穀”,善。此四字言不肯善待我。人在他乡原有作客之悲,而人又喜欺负外乡人。诗是使人彼此了解的,简言之曰“通”。然世上还是不通的人太多,世上根本就没有真正了解人的人。人常是只以自己为是。人作客他乡,原有人地生疏之感,而人仍迫害之,何也?自己欺负外乡人,而作客他乡时也怕人欺负。

(二)节南山之什·节南山

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忧心如惔,不敢戏谈。国既卒斩,何用不监。

节彼南山,有实其猗。赫赫师尹,不平谓何。天方荐瘥,丧乱弘多。民言无嘉,憯莫惩嗟。

尹氏大师,维周之氐。秉国之钧,四方是维。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吊昊天,不宜空我师。

弗躬弗亲,庶民弗信。弗问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无小人殆。琐琐姻亚,则无膴仕。

昊天不傭,降此鞠讻。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届,俾民心阕。君子如夷,恶怒是违。

不吊昊天,乱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宁。忧心如酲,谁秉国成。不自为政,卒劳百姓。

驾彼四牡,四牡项领。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

方茂尔恶,相尔矛矣。既夷既怿,如相酬矣。

昊天不平,我王不宁。不惩其心,覆怨其正。

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式讹尔心,以畜万邦。

“节南山”之标目,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作“节”。

第五章:“昊天不傭”,“傭”,《韩诗》作“庸”。中庸,庸者,常也。“不庸”即“非常”之义,“非常”即“讻”、即“乱”。

“降此鞠讻”,毛传:“鞠,盈;讻,讼。”马瑞辰曰:“鞠讻,犹言极凶。与‘大戾’同义。”(《毛诗传笺通释》)是也。(“鞠鞠”乃穷极之义。)

然而此一章只是记述,不能算好诗。

第六章:“不吊昊天”,“吊”,叔。叔、淑古通。淑,善。诗云“不吊”,即不善之义。

“式月斯生”,“式”,发语词。

前章为粗说,此章更细述之,然诗之为诗不在此,《节南山》之所以为《节南山》不在此。今不但要找出变雅中写乱之情形,且要看其中有无佳句,此才是诗之所以为诗。

第七章:“四牡项领”,“项”,大也。

“蹙蹙靡所骋”,“蹙蹙”,缩小之义。《诗经·大雅·召旻》:“日蹙国百里。”据云古无“缩”字,多以“肃”字或“蹙”字代之,如“九月肃霜”(《诗经·豳风·七月》),“肃”,毛训“缩”。“骋”,驰也。马壮地广,虽然能跑,可往何处跑?“蹙蹙靡所骋”,此乃诗人之感觉。

诗人的主观有时能转变客观的条件。当然神经锐敏好,过敏则不好,至衰弱则是病。有一种疯子叫“迫害狂”,乃变态心理,先是感觉锐敏,由锐敏而过敏,而衰弱,结果成迫害狂。乐天知命固然是没有出息,消极;然能如此,必须健康,无论心理、生理有一点不健康,便不能乐天知命。乐天知命不但要一点儿功夫,且要点儿力量。力量固然是功夫,然也是天生的。陶公“乐天知命”。陶公曰:

审容膝之易安。(《归去来兮辞》)

“容膝”、“易安”,是不长进,没出息,而陶公实际积极进取,惟在享受上只需“容膝”而已。这还是因为他生理、心理都健康。而《节南山》“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天地之大无所容我,这是不健康。天地之大,何处不可容身?杜甫《不见》云:

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

姑不论其人之好坏,必何样心思、力量,才能挣到“世人皆欲杀”这五个字?如王敦、桓玄、曹孟德。要是人活得像影儿似的,活也不多,没也不少,何能挣得此五个字?必有胆量、有毅力、有心胸始可。人活着,若别人不但不喜欢,且不讨厌了,真渺小。“蹙蹙靡所骋”,自己恐吓自己,是乱世心理。

诗人应感觉锐敏,神经如琴弦,但应身体如钢铁,二者合起来,才是诗人的健康,缺一不可。前一条件(神经如琴弦)不容易,而诗人凡能成功者多能如此;后一条件(身体如钢铁),则中国诗人多是病态的。由生理身体之不健康,影响到心理之不健康,此乃中国诗人最大毛病。陶公心理健康,这一点上连老杜也不成。老杜就不免躁,躁是变态。

(三)节南山之什·正月

正月繁霜,我心忧伤。民之讹言,亦孔之将。念我独兮,忧心京京。哀我小心,癙忧以痒。

父母生我,胡俾我癒。不自我先,不自我后。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忧心愈愈,是以有侮。

忧心惸惸,念我无禄。民之无辜,并其臣仆。哀我人斯,于何从禄。瞻乌爰止,于谁之屋。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视天梦梦。既克有定,靡人弗胜。有皇上帝,伊谁云憎。

谓山盖卑,为冈为陵。民之讹言,宁莫之惩。召彼故老,讯之占梦。具曰予圣,谁知乌之雌雄。

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蹐。维号斯言,有伦有脊。哀今之人,胡为虺蜴。

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扤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则,如不我得。执我仇仇,亦不我力。

心之忧矣,如或结之。今兹之正,胡然厉矣。燎之方扬,宁或灭之。赫赫宗周,褒姒灭之。

终其永怀,又窘阴雨。其车既载,乃弃尔辅。载输尔载,将伯助予。

无弃尔辅,员于尔辐。屡顾尔仆,不输尔载。终逾绝险,曾是不意。

鱼在于沼,亦匪克乐。潜虽伏矣,亦孔之炤。忧心惨惨,念国之为虐。

彼有旨酒,又有嘉肴。洽比其邻,昏姻孔云。念我独兮,忧心殷殷。

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无禄,夭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独。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节南山》是初秋,《正月》是深秋。

《节南山》是秋,《正月》是冬。

《节南山》是忧惧,《正月》是凄凉。

首章“我心忧伤”“忧心京京”“癙忧以痒”,用三“忧”字,在后之诗人不敢如此用。文学上用字重复而成功者,在中国是楚辞《离骚》一篇。《离骚》在重复中有其价值在。如父母丧失了最亲爱的子女,若诉说此事断不会有头有尾,而是乱七八糟。后之诗人写悲哀写得那样有条有理,是身体如琴弦、心理如钢铁。诗人的健康是从修养得来,然亦有得天独厚者。在极悲哀时能写得有条有理,往好了说是修养到家,而另一方面就疑心他感情是否真实。真实与艺术几乎不能调和,艺术好了,真实性就动摇了。除非说诗人的真实与世人的真实是两回事。

《正月》是字的“复”,句法不重复,意思总之是忧,而三个“忧”字有深浅层次之分。“忧心京京”,“京京”,毛传:“京京,忧不去也。”余意不然,“京”有大义。“癙忧以痒”,毛传:“癙、痒,皆病也。”余意“癙”当是形容词,“痒”是结果。“癙”当作“鼠”。《节南山之什·雨无正》曰:“鼠思泣血。”是此“鼠”字,“癙”乃后起字。鼠胆小,故诗写忧以“鼠”字形其态,走一步,动一动,都要小心,是乱世。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以为:“癙乃后人所改,毛原作鼠。”如“痢”,本字是“利”,反义。“痒”,盖即《国风·邶风·二子乘舟》“中心飬飬”之“飬”。“哀我小心,癙忧以痒”,真过不去了,受不了了。

首章:“正月繁霜”,“正月”,毛传以为乃夏之四月,各家说诗多从之。或以为“正月繁霜”是“四月繁霜”,是天变。余以为正月即正月,正是过年时。“正月繁霜”即特别乐之时下起霜来,真受不了哦,不但悲哀,简直是凄厉。——从热锅提出,放到冰窖里。诗人心是凄厉,故所写亦出乎常规。

第二章:“胡俾我瘉”,“瘉”,毛传:“瘉,病也。”“瘉”近愈,病愈也。而毛云病也,亦反义。中国人最敬的是天地,最亲的是父母,对此只有赞美,没有怨恶。而《节南山》怨天,《正月》怨父母,此与常情不合,是越于常轨。惟此,才知道“我心忧伤”。

第六章:“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蹐。”此《节南山》诗人之感觉“蹙蹙靡所骋”。“不敢不局”,“局”,三家诗作“跼”,曲也。“不敢不蹐”,毛传:“蹐,累足(小步)也。”此四句言:人谓天高地厚,而我(诗人)不敢不局、不蹐,简直是“癙忧以痒”。此四句乃诗人之感觉,感觉真锐敏。

觉、悟。觉,感觉;悟,反省。诗人“觉”与“悟”是二事,诗人不悟。杜诗云:

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诗人感觉是有的,而反省不足,是不悟之人。

感觉与反省,是学文与学道之分水岭。学道的有反省,悟是真悟;诗人是感觉锐敏,诗人有感觉,没反省,诗人是自苦。人生在世不能一刻离开宇宙、脱离人类。严格地说,自食其力根本做不到,是要靠着互助,以有易无而生活。互助,是人之所以为人;互助,是人类美德,别的动物没有。即令上高山入深林看破红尘遁入空门衣食自给,也脱不出宇宙、人类。离不开天地而怨天地,离不开人类而厌恶人类,这样只好上吊。这样生活,不是享受,而是受罪。而诗人非要说“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蹐”、“哀今之人,胡为虺蜴”,岂不是自苦?而诗人所以会有此感觉,即以生于此乱世。诗人也是人,便须有生,而诗人的生是自苦。诗人是无能的,像太白、杜甫能干什么?陶渊明能种地,而也未必种得好,不如说得好。诗人在诗上成功,在人世是失败,其愤慨即失败之哀号,不会好听。

以下说《正月》之末三章。

第十一章:“鱼在于沼,亦匪克乐。潜虽伏矣,亦孔之炤。忧心惨惨,念国之为虐。”诗人所见没一个可安生的。所谓“安生”,“安”有平安、完全之意,安生,平安、完全的生活。而文言成了白话,意思就浅了。

“虐”,迫害,“国之为虐”正害自己。

此章以鱼自比,诗人有时是最大“迫害狂”,不仅别人和他过不去,自己就和自己过不去。

第十二章:“彼有旨酒,又有嘉肴。洽比其邻,昏姻孔云。念我独兮,忧心殷殷。”

写法与前一章通,惟十一章先写他物,十二章先写他人。前一章为“比”,此一章为“赋”。

“洽比其邻”,“洽”,《左传》作“协”。叶、协古通,训和、合。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认为:合、协,古音同(晓母)。“比”,连也。

“昏姻孔云”,“云”,毛传:“旋也。”陈奂《诗毛氏传疏》:“《说文》:‘云,象回转之形。’旋即回转之义。”《诗》中“旋”、“还”同,如《鸿雁之什·黄鸟》“言旋言归”即“言还言归”,“旋”即“还”(“往还”之“还”)。

此章中,“洽比其邻”指朋友,“昏姻孔云”指亲戚,“彼有旨酒,又有嘉肴”;而“念我独兮,忧心殷殷”,小可怜。诗人这种心理可原谅,而不可说好。

《正月》之末三章,真乃千古“穷诗”之祖。诗人一来就说穷,发财的人作诗说说富贵,岂不好?穷人说富固然不到家,富人说穷也不会好。但中国诗人成了传统——一作诗就说穷。《正月》,写穷写得到家。

文章作得越长,越无法收拾。该看《史记》中之“太史公曰”,说得真好。看起来似乎稀松平常,然而真不容易,要学!

《正月》之第十三章,看他怎样结。

第十三章:“佌佌彼有屋”,“佌佌”,毛传:“小也。”“蔌蔌方有穀”,“蔌蔌”,毛传:“陋也。”郑笺以为小、陋指别人,历来训诂皆尊此解。余以为:“佌佌”、“蔌蔌”,仅也,状屋与穀,言我屋小穀陋,非言人也。“蔌蔌方有穀”句,《后汉书·蔡邕传》注引诗作“速速方穀”。马瑞辰谓“佌佌彼有屋”与下之“民今之无禄”相对成文,“蔌蔌方穀”与“夭夭是椓”相对成文。(《毛诗传笺通释》)词、曲中此谓之隔句对。马说可存。

“夭夭”,毛诗作“枖枖”。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曰:鲁作“夭夭”。“夭夭是椓”,毛传:“君夭之,在位椓之。”——此乃添字注经。说“在位”,哪里出来的?不通,想当然耳。“桃之夭夭”(《周南·桃夭》)、“棘心夭夭”(《邶风·凯风》),“夭”,训少(去声)好、训盛,引申作“少壮”解。“椓”,训“破”,破坏、摧残。“夭夭是椓”,少壮之人皆被毁灭、摧残。

“哿矣富人”,“哿”,毛传:“可。”《孟子》赵岐注:“哿,可也。”与毛同。

“哀此惸独”,“惸”,毛无传。《孟子》作“焭”,赵岐注:“焭,孤也。”“惸独”,穷老之人,承“夭夭是椓”而来。此二句言富人尚可,焭独可哀。欧阳修《诗本义》曰:“国君既不能恤矣,彼富人之有馀者尚可哀此惸独而恤之也。”可备一说。

“佌佌”、“蔌蔌”,写其之仅有也;“夭夭是椓”故“哀此惸独”。前几章写自己之感觉、心情,此章写社会之普遍现象与感觉。

写长篇要波澜起伏,如老杜之五七言古,而东坡率意,山谷才短,他人多平铺直叙,皆不成。然波澜越多,越难收煞。看《史记》中“太史公曰”几句,真结得好,如《项羽本纪》末几句:

太史公曰: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邪?何兴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非如此结不可。司马迁有材料,更能整理。凭感兴,只能写短诗;仅感兴,不可靠,不能写长篇,长篇须“意匠经营惨淡中”(杜甫《丹青引》)。篇幅越长,起合转折,结越难。

《正月》之第十三章是结。此一首,起,写一己之心情、见解;结,写国家社会之情状。结本来是收,而善结者收处有放。此章不但是结束,而且扩大了。

(四)节南山之什·十月之交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则维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惩。

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维宰,仲允膳夫。棸子内史,蹶维趣马。楀维师氏,艳妻煽方处。

抑此皇父,岂曰不时。胡为我作,不即我谋。彻我墙屋,田卒汙莱。曰予不戕,礼则然矣。

皇父孔圣,作都于向。择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慭遗一老,俾守我王。择有车马,以居徂向。

黾勉从事,不敢告劳。无罪无辜,谗口嚣嚣。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职竞由人。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羡,我独居忧。民莫不逸,我独不敢休。天命不彻,我不敢效我友自逸。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中国诗的传统就是穷,就是悲哀,就是伤感。其实“大雅”、“小雅”中也有很好的写愉快的诗。诗写惊悸的少。

首章:“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我们心上有传统,生理有遗传。日食,今虽不迷信其为凶兆,而总不免有些恐怖、惊悸。此不仅为遗传,且因太阳与我们感觉最亲。

“亦孔之丑”,“丑”,兼内心、外表言之,然此章尚非诗之描写表现。

此首诗中,诗人表现最好的是第三章。此第三章写惊悸:

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惩。

“烨烨震电”,“烨”与晔、,同义,字形也有关;“震”,霹雳;“电”,闪,用“烨烨”表现。“不宁不令”,“令”,善也。“山冢崒崩”,“崒”,毛无传,郑笺云:“崔嵬(巍)也。”高也。又云:“山顶崔嵬者崩,君道坏也。”汉代诗人诗心、诗情都让书压瘪了,自己不能作,别人作也不懂了。“崒”,碎也。马瑞辰:“‘崒’,亦作卒,碎之省。”(《毛诗传笺通释》)此写山岭之崩陷。

诗写愉悦者少,“三百篇”尚有,后人便不能写了。诗写伤感者最多,伤感如伤风,最易传染。伤感不好看,而诗人最爱就这事儿。诗中写惊悸者少,“三百篇”《十月之交》真写得好,波澜起伏。

曹孟德的诗在“三百篇”以后,异军突起,乃出于“变雅”。魏武帝《步出夏门行》: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写荒凉易归于衰飒,写荒凉而能有力且表现出壮美者,惟有孟德。京剧舞台上,黄三号称“活曹操”,唱《华容道》满口“君侯饶命”,而横劲、气概不减。杜工部有一部分是得力于孟德诗,如:

浮云连阵没,秋草遍山长。

闻说真龙种,仍残老骕骦。

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五)

黄季刚先生说,后来人的修辞能力高于前人,但未必佳于前人。老杜“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春望》),念起来就好;“感时花溅泪”,还成;“恨别鸟惊心”,不佳;“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不高。一部“三百篇”其共同色彩是笃厚,孟德是峭厉,“向上一路,千圣不传”(圆悟克勤禅师语)。

余今所说皆诗之“第一义”(《大集经》)。《十月之交》是圆的,孟德诗不圆。东方美以圆为最。恐怖的诗颇难写得圆美,恐怖而写得圆美者,惟此《十月之交》第三章。恐怖一般不能写得圆美,但诗人能,因为他是非常人。

世纪末(fin de siècle),《十月之交》即此感觉,因地震而觉凶兆,此为诗人之直觉。杜甫诗:

子规夜啼山竹裂,王母昼下云旗翻。

(《玄都坛歌寄元逸人》)

“山竹裂”、“云旗翻”,此为诗人的联想,亦是直觉的。(联想,有→有;幻想,有→无。其实凡说得出来的就有。龟毛兔角,龟、兔有;毛、角亦有,极旧的东西,拼得好,就新鲜。)再如余之友人写母亲的死:

守着在爆裂的蜡烛,似是永远的黑夜。

此与“子规夜啼山竹裂”,皆是直觉的。

人称鲁迅是中国的契柯夫[1](A.Chekhov),他骂人时都是诗,但Chekhov无论何时其作品中皆有温情。鲁迅先生不然,他作品中没有温情。《呐喊》不能代表鲁迅先生的作风,可以代表鲁迅先生作风的是《彷徨》,如《在酒楼上》,真是砍头扛枷,死不饶人,一凉到底。因为他是在压迫中活起来的,所以有此作风,不但无温情,而且简直是冷酷。但他能写成诗,《伤逝》一篇,最冷酷、最诗味。《朝花夕拾》写幼年的回忆,比《野草》更富于诗味。

惟佛能知。

惟有上帝知道。

宗教中这样说。我们说,有些事惟诗人能知。我们研究诗人的心理,就看他的感觉和记忆。诗人都是感觉最锐敏而记忆最生动的,其记忆不是记账似的、死板的记忆,是生动的、活起来的。诗人所以痛苦最大,亦在其感觉锐敏、记忆生动。

(五)节南山之什·小弁

弁彼斯,归飞提提。民莫不穀,我独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忧矣,云如之何。

踧踧周道,鞫为茂草。我心忧伤,惄焉如捣。假寐永叹,维忧用老。心之忧矣,疢如疾首。

维桑与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属于毛,不罹于里。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菀彼柳斯,鸣蜩嘒嘒,有漼者渊,萑苇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届。心之忧矣,不遑假寐。

鹿斯之奔,维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坏木,疾用无枝。心之忧矣,宁莫之知。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心,维其忍之。心之忧矣,涕既陨之。

君子信谗,如或酬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析薪杝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无易由言,耳属于垣。无逝我梁,无发我笱。我躬不阅,遑恤我后。

《小弁》八章,章八句。

诗旨:

1.孟子说

《孟子·告子下》:“公孙丑问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诗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为诗也!有人于此,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己谈笑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己垂涕泣而道之;无他,戚之也。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固矣夫,高叟之为诗也!’曰:‘《凯风》何以不怨?’曰:‘《凯风》,亲之过小者也;《小弁》,亲之过大者也。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矶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矶,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2.赵岐说

《孟子》赵岐注:“《小弁》,《小雅》之篇,伯奇之诗也。怨者,怨亲之过,故谓之小人。”

《凯风》“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母氏圣善,我无令人”,不怨。

“是不可矶也”,“矶”,赵注:“激也。”朱注:“水激石也。”

伯奇,尹吉甫之子。尹氏,周宣王时贤大夫,妻死续娶,憎伯奇,逐之。伯奇作《履霜操》,吉甫射杀后妻。(赵岐注不可信。)

3.诗序说

《毛诗序》:“《小弁》,刺幽王也,大[2]子之傅作焉。”

4.朱子说

朱熹《诗集传》:“幽王娶于申,生大子宜臼,后得褒姒而惑之,生子伯服,信其谗,黜申后,逐宜臼,而宜臼作此以自怨也。序以为大子之傅述大子之情,以为是诗,不知其何所据也。”

《小弁》此诗原与幽王及大子宜臼无关,与亲道无关,不必怨亲。所写只为一懦弱诗人在乱世生活之悲哀,乃诗人忧谗畏讥之作也。而《凯风》之悲哀较之为小。

“弁”,毛传:“乐也。”《说文》:“昪,喜乐也。”

《小弁》首章:“弁彼鸒斯”,“鸒斯”之“斯”,同“螽斯”、“鹿斯”、“柳斯”之“斯”。“民莫不穀,我独于罹”,“罹”,毛诗作“罹”,唐石经作“离”,朱子《诗集传》从石经。是也。

诗人最易感到的是孤独,因孤独而感到寂寞。“君平既弃世,世亦弃君平。”(太白《古风》其十三)西汉严君平有能力为官,却隐居不仕,卖卜成都。是因弃世而世弃,还是因世弃而弃世?盖互为因果。人弃世乃为世弃,愈弃世,愈世弃;愈世弃,愈弃世。人由孤独、寂寞而生诅咒。

屈原云:

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九章·涉江》)

民初鲁迅先生作《呐喊》以前,在教育部做佥事,一句话不说,回到会馆抄古碑。这真是精神上的活埋,悲哀。屈原亦是精神上活埋。苏轼云:

万人如海一身藏。

(《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其一)

屈原行吟泽畔,披发佯狂,“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打掉了门牙往肚子里咽,打折了胳膊袖子里装。而东坡“万人如海一身藏”,讨厌,不能与《离骚》“幽独处乎山中”比。屈原行吟泽畔是苦闷,东坡“万人如海一身藏”,有点得意,不藏又怎样?藏又怎样?比不了“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此又不能与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相比。陶公: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饮酒二十首》其五)

“心远”,弃世;“地自偏”,世弃。陶公不弃世而弃世,不世弃而世弃。此非技术问题。以表现论,屈子、陶公、东坡,陶最高,乃是见道之言。诗人与哲人不同,“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哲人之乐不是“哀吾生之无乐”。渊明诗人而见道,有自得之趣;东坡是自喜,二者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老杜“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宾至》),元遗山“空令姓字喧时辈,不救饥寒趋路傍”(《再到新卫》),亦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人的情感无论哪一种皆有向上、向下之分,向上可以升华,向下也可以堕落;可以成高兴的事,也可以成丑恶的事。儒家以为一切情感皆可以升华成真、美、善;禅宗一切否定也太过;元氏之诅咒是“名士十年无赖贼”(清舒铁云《金谷园》)。然七情六欲升华,可成为反抗精神,引起反抗而后能引起社会之改革、改进。但中国只是到世弃、弃世而已,这样与己无益、与世无用。西方颇多与社会挑战者,这样世界才能有进步。而中国诗人所感大概只至“空令姓字喧时辈,不救饥寒趋路傍”而止,不能反抗、改进。故中国有见道的、自得的陶渊明,却少有挑战精神,总以为帝王将相既惹不起,贩夫走卒又犯不上。鲁迅先生则不然,有此种反抗精神,不论何人皆可反抗,猫子、狗子也饶不过。鲁迅先生虽看不起诗人,而鲁迅先生实是诗人。

《小弁》第二章:“踧踧周道,鞫为茂草”,“踧踧周道”本应是车马喧阗,而却是“鞫为茂草”(鞫,穷也,荒凉),即“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杜甫《春望》)。“城春草木深”还是一团,“鞫为茂草”是一片。“我心忧伤,惄焉如捣”,“捣”,韩诗作“疛”,“疛”,病也。“假寐永叹,维忧用老”,“假寐”,“假”,韩诗作“寤”。“疛”、“寤”,二字皆当从韩诗。“用”,以也,而也。

《小弁》第三章:“维桑与梓,必恭敬止”,毛传:“父之所树,己尚不敢不恭敬。”故里、故乡称“桑梓”,父母之邦。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引《旧五代史》曰:“桑以养生,梓以送死。”孟子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孟子·梁惠王上》)《国风》又有:“椅桐梓漆。”(《鄘风·定之方中》)

“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属于毛,不罹于里”四句,毛传:“毛在外,阳,以言父;里在内,阴,以言母。”陈奂:“靡,无。匪,非。”(《诗毛氏传疏》)靡,莫、微。(靡、莫,双声)陈氏又曰:“非父则无所瞻视,非母则无所附离。父者,属于毛,非父则不得附属矣。母者,属于里,非母则无所附离矣。”(同上)其意为“匪父靡瞻,匪母靡依”。“匪父靡瞻”与原诗“靡瞻匪父”不同,“匪母靡依”与原诗“靡依匪母”不同。朱子《诗集传》曰:“言桑梓父母所树,尚且必加恭敬;况父母至尊至亲,宜莫不瞻依也。”马瑞辰:“《甘棠》,美召伯,思其人,因爱其树也。《桑梓》,怀父母,睹其树因思其人也。故上言‘必恭敬止’,下即继以‘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也。思其人而不见,处处仿佛遇之。”此必思之诚,始能如此,所谓“食则见羹,卧则见墙”。

“不属于毛,不罹于里”,“罹”,有时作“黏附”讲。毛诗作“罹”,唐石经作“离”。朱子《诗集传》从唐石经。“不属于毛,不罹于里”,是天地间最孤立的。对于孤立,天下有几种态度:一是自由。学道可得自由。烦恼由何而来?由牵扯而来。如能割断一切牵扯,即断烦恼,可得大解脱,故曰“寸丝不挂”(《楞严经》)、“万仞峰头独足立”(天衣怀偈语)。二是强有力。世上最强的人是最孤立的,所谓奋斗、挑战皆此种人,“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庄子·逍遥游》)。

第三章末句“天之生我,我辰安在”,令人心死。中国诗古来表现即如此。

《小弁》第五章:“鹿斯之奔,维足伎伎”,“伎伎”,毛传:“舒貌。”《释文》:“本亦作‘跂’。”《淮南子》高诱注:“跂跂,行貌。”按:伎伎,即跂跂,只是鹿奔貌,不必依毛传训“舒”。舒、徐双声,义亦相通。朱子为之说曰:“宜疾而舒,留其群也。”“雉之朝雊,尚求其雌”,鹿合群,雉求侣。

“譬彼坏木,疾用无枝”(“用”,以、因),庾信《枯树赋》“此树婆娑,生意尽矣”同此意。宋陈去非则云:“枯木无枝不受寒。”(《十月》)哲人的反省是发现自己缺点去矫正;诗人的反省是欣赏自己态度。贾宝玉以杨树自比,而不肯以松柏自比(《红楼梦》第五十一回),颇有诗人味。

《小弁》末章云: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无易由言,耳属于垣。无逝我梁,无发我笱。我躬不阅,遑恤我后。

开端云:“莫高匪山,莫浚匪泉。”郑笺谓:“山高矣,人登其巅;泉深矣,人入其渊。”朱熹从之。此亦不免添字注经。余以为:此二句即谓天盖高,人不敢不局;泉盖深,人不敢不蹐,乃诗人小心之极,见一切皆怕,山不甚高,水不甚深,而诗人视之为甚高、甚深而畏之,故下句接“君子无易由言”。人好说不好,当少说话多做事,尤其做领袖的。不但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简直爱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爱说话的人面前,易有谗人;不爱说话的人,心里有准,不易进谗言。唐代宗谓郭子仪曰:“不痴不聋,不作阿家阿翁。”

小孩子任性纵情而行,不懂忧谗畏讥。不懂忧谗畏讥,而究竟有“谗”、“讥”在;小孩子根本不知道有它。人的多所顾忌就从忧谗畏讥来,办坏事怕,办好事还怕,真可怜。若不顾忌还是消极的,积极的则是挑战。鲁迅先生有“小心是空间中的忙碌”之言,鲁迅先生所谓“小心”,是忧谗畏讥。小心并非外向的,是内向的,不是由观察得来,是由反省得来。

《小弁》与《邶风·柏舟》有相似之处,都是忧谗畏讥。《柏舟》第四章:

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觏闵既多,受侮不少。静言思之,寤辟有摽。

“忧心悄悄”,“悄悄”两字就了不得。“愠于群小”是全篇主干。“小”未必“群”,“愠于群小”,至少自己感觉如此。

有的诗,论内容当持批评态度,论作风则是欣赏态度。表现作风真高,不论其内容可取否。如“解牛”,虽残忍而好手做出来是艺术,以批评态度看是残忍,以欣赏态度看是艺术,“道也,进乎技矣。”(《庄子·养生主》)诗人看事、看人,也当如庖丁解牛,不可看全牛,当看出其间隙来。

(六)节南山之什·巷伯

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彼谮人者,亦已大甚。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谮人者,谁适与谋。

缉缉翩翩,谋欲谮人。慎尔言也,谓尔不信。

捷捷幡幡,谋欲谮言。岂不尔受,既其女迁。

骄人好好,劳人草草。苍天苍天,视彼骄人,矜此劳人。

彼谮人者,谁适与谋。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杨园之道,猗于亩丘。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

《巷伯》七章,前四章,章四句;五章五句,六章八句,七章六句。

诗人怎样生活呢?

《小雅》中的诗人在乱世中生活,取何种态度?孔夫子说:

邦无道,危行言孙。(《论语·宪问》,“孙”是“逊”本字)

“三百篇”说:

不敢暴虎,不敢冯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小雅·节南山之什·小旻》末章)

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临于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小雅·节南山之什·小宛》末章)

契柯夫(Chekhov)云:“诗人无能,但可爱。”

(《可爱的人》,周岂明译)

诗人处乱世,取何种态度?大抵有二:一持身(对己);二处世(对人)。

1.持身(持躬)

持身,对己,约束,不使过火。

和平是国民性。中庸之道也是从国民性中来,非凭空而出。我们只看见树上结了个极大的果实,而没见那树上生枝、出叶、开花。

中国诗人放纵,但也是在可能范围中放纵。中国诗人还没有到挺身与社会挑战,而多是站在云端里看厮杀、上了高山看虎斗、隔岸观火或者隔山骂知县,多是明哲保身,骂黑街。隔岸观火,看得清楚也好。云里看厮杀,看出许多矛盾,但一发表自会引人反对。诗人必须有冷静观察功夫,而中国人这方面也差。受压迫便求发泄,由发泄可得到安慰,诗人骂街即为此。骂黑街的诗人没什么了不起,无非痛快痛快,出口怨气;亦如下泪是悲哀的发泄,哭过后反而得到安慰、获得平静。西方诗人认真,干上没完。(易卜生[Ibsen]看报时其实是看着镜子里的人。)

持躬在己,不是放纵,是约束。由于约束便有反省工夫,反省是进德修业之路。学道的人反省,发现自己缺陷想法补充。人自身必有连自己也不能满意的地方,如此发现而补足之,使之完成完美人格。中国之有孔子,印度之有释迦,西洋之有耶稣,并非自天上突然掉下来的。天下无突然的事,必有原因,不是“偶”,是“渐”。

诗人发现自己缺憾后,不是反省、补足,而是暴露。精神上完全健康的人很少,多少有点变态。常人皆有变态心理,而不一定近于疯狂;诗人变态心理有一种暴露狂(裸露狂),此与学道之人的反省截然二事。自己的怯懦无能,人都愿意隐藏;诗人之暴露,往好说是诚。宗教中有所谓忏悔,是意识的,有心如此,乃灵魂上鞭打、精神上惩罚;诗人之暴露是无意识的,其实不是无意识,是下意识——“拿不是当理说”。诗人使酒骂座,有优先权,许他不许别人;诗人写缺点,可爱。如杜工部“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述怀》)。(人的许多缺点有时让人觉得可爱,如小孩子说话不清楚,使人觉得可爱。)

别人的反省是发现自己缺点去矫正;诗人反省是欣赏自己的态度。

观察是向外的,反省是向内的反照。只有观察,没有反省,是浮浅;只有反省,没有观察,是狭小的狭隘,二者合二为一,才是完全诗人。先观察而后反省,或先反省而后观察,皆可。所谓思想,皆由观察、反省而得。“譬彼坏木,疾用无枝”(《小雅·节南山之什·小弁》),必对此木进行观察,然后反省,方知我生机之缺乏与此树同。“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亦是观察、反省。

诗人反省与哲人反省不同,诗人观察与哲人观察也不同。陈去非以前诗人只是“枯木无枝”,观察所得是悲哀,应求改进方法,而陈氏所说的是“不受寒”——“枯木无枝不受寒”(《十月》),是岂木之性也哉?宋以前诗人只到“枯木无枝”而已,其后有“不受寒”了。而仍非办法。近代文学太注意观察,而忽略了反省,近代文学应想出办法。

《节南山之什·小宛》,诗好。《小宛》末章云:

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临于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此一章,一、三、五句写实;二、四、六句是形容,形容得好。“温温恭人”,性温、态恭,gentleman,士君子,俨乎其然是礼乐场中人物。“如集于木”,可见其战栗。“温温恭人”与“如集于木”二句接到一块,像什么?若是小孩子上树不算什么,但“温温恭人”在尊贵场合很好,但是把他蹲在树上就完了。人在乱世,对付不了便如此。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科学告诉我们,没有投胎转世,再回头已没有了,回不了头了。没有迷信,一点仗恃都没有。我们从火中炼出来就是钢,炼不出来,化灰完事。“如集于木”、“如临于谷”,也还可以,脚跟站稳就成;惟“如履薄冰”,真是一点据点儿也没有,小心也不成,也没用。如果是造时势的英雄,可以拨乱而反正、转危而为安。乱世才正是英雄出头之日。另一种人虽不能拨乱反正、转危为安,而会趁火打劫、浑水捞鱼,也成,可得一时之安。我们的诗人真可怜,上而不是英雄,下而不是趁火打劫的光棍,不要说他不肯,肯他也不能,压根儿无此本领。世法所谓的人,多是无能的人。诗人结果只是停顿在此,反省、暴露自己,可怜亦可爱。

2.处世(对人)

其实持躬也就是处世,不过持躬对人一方面少。

《节南山之什·巷伯》,其第五章云:

骄人好好,劳人草草。苍天苍天,视彼骄人,矜此劳人。

“骄人好好”,“好好”,毛传:“喜也。”“劳人草草”,“草草”,毛传:“劳心也。”按:“草草”,一作“懆懆”,“草草”乃假借。《国风》“忧心悄悄”(《邶风·柏舟》),亦当为“懆懆”。人体劳尚可,心劳则了不得。《小宛》中所谓“集木”、“临谷”、“履冰”,人亦有不集、不临、不履之时,然不集、不临、不履,心劳亦不成。诗人是劳心,无时无刻不如是。人敬天、畏天、尊天,自己没办法,呼苍天,故《巷伯》“骄人好好,劳人草草”后呼“苍天苍天”。接下来“视彼骄人”,“视”字好,只言“视”,不言如何对待。此一章五句,话说得有分寸,不是放纵的,是约束的。

诗人、哲人,反省、观察。(观察盖似西洋之to observe,observation。)反省向内,观察向外。对天地间事物先须有检点、观察功夫,然后始可言反省。否则,反省自何入手?以何对照?一观察、二反省,此两步诗人、哲人同。至第三步则不同:哲人观察、反省,目的是修正完成;诗人观察、反省,结果是享乐,所谓“法悦”、“法喜”、ecstasy,诗人不是修正完成,是自己欣赏自己。“集木”、“临谷”、“履冰”是苦,而诗人表现之后是“法喜”,得到一种满足。人若没如饥如渴的精神不能学文、学道,必有此精神然后得到之后是满足,自己满足。吃饱了,没人赞美,是为自己舒服。老杜“麻鞋见天子”(《述怀》),是苦,也是法喜。人是矛盾的,在矛盾中找到调和就是诗人;在矛盾中找不到调和,学道将成矣。诗人、哲人,第四步又相同,都是满足。以图示:

不必好是满足,坏也是满足。如酒之发酵,葡萄酒是葡萄腐烂、发酵而成,腐朽化为神奇,酒乃成天之美禄,让人喜爱。(我们爱的不必是对,对的不见得爱。)发酵文学亦如此。黄山谷诗可自其中得“法”,而不会使人爱,就因其诗乃用公式写出。张衡之《四愁诗》,亦是公式文学。

凡文学艺术皆有限制、有范围的。到一时候,或破坏之,或扩大之,然又有一新的限制、范围随之而来,此文学史上的公式。“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三国演义》第一回),是不错。然无论是破坏、是扩大,总有个新的范围,人不会有完全脱离限制、范围的一天。孙悟空一筋斗十万八千里,然亦只此而已,无论如何不能离地球。艺术是恰好,如打网球,出线不成,不过网不成,让人接着也不成,在此诸端下球打得正是地方,这就是艺术,一毫也不能差。这个范围,弄好了是艺术,弄坏了是束缚。艺术范围,要之,“恰好”之处。孟子曰:

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

(《孟子·万章下》)

“其中,非尔力”,这便是诗,是文学,是艺术。“中”是范围,而“中”,非人力。“骄人好好”,说得有分寸,真写得好,真是“中”。

《巷伯》至第六章言:

彼谮人者,谁适与谋。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这是诅咒。中国文学缺乏恨(hate,hatred)。平常诗中的“恨”只是悲哀,如“商女不知亡国恨”(杜牧《泊秦淮》)。余所说恨是憎恶。由憎恶而生者,有两种:一种消极的,是诅咒;一种积极的,是改革。凡对于旧的,若没有“恨”,则改革便不会彻底,恨它不死。中国诗中无此表现。中国文学经过六朝太柔美了,缺乏壮美。《巷伯》之“彼谮人者,谁适与谋”八句是诅咒。由我之“草草”恨人之“好好”,故诅咒。(“投畀有北”,“有北”,荒凉之地。)《封神榜》中赵公明下山,姜太公扎草人拜他——此即诅,恨他不死。真阴狠。其实,咒人至死,不英雄;有本事出来打呀,鬼鬼祟祟做甚!

(七)谷风之什·谷风

习习谷风,维风及雨。将恐将惧,维予与女。将安将乐,女转弃予。

习习谷风,维风及颓。将恐将惧,寘予于怀。将安将乐,弃予如遗。

习习谷风,维山崔嵬。无草不死,无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谷风》三章,章六句。

此诗或以为言“朋友道绝”(《毛诗序》)。参看《邶风·谷风》篇,当是“刺夫妇失道”(《毛诗序》)。

爱情是不可靠的,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安乐。爱情应以理智做后盾。欲维系夫妇间关系,须由爱情转为朋友感情。《小雅·谷风》写得扼要,《邶风·谷风》写得详明,无论粗细,都是真实。

真有事物之真,有意象之真。“想当然”,“想”是不可靠的,而“当然”是可信的。

(八 )谷风之什·蓼莪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劳瘁。

瓶之罄矣,维罍之耻。鲜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

无父何怙,无母何恃。出则衔恤,入则靡至。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南山烈烈,飘风发发。民莫不穀,我独何害。南山律律,飘风弗弗。民莫不穀,我独不卒。

《蓼莪》六章,前四章,章四句;后二章,章八句。

《毛诗序》谓本篇:“刺幽王也。民人劳苦,孝子不得终养尔。”本篇主旨:一是思亲;二是刺乱世;三是传统的孝道。

“瓶之罄矣,维罍之耻”,毛传谓:“瓶小而罍大。”瓶小,自喻也;罍大,喻亲也。这是说自己不要好还不要紧,给老子丢人,这是传统的孝的思想。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经·开宗明义章》),这是中国传统的孝的思想。而“战阵无勇,非孝也”(《礼记·祭义》),这也是中国传统的孝的思想。传统的孝,做人是为父母做人,不承认儿子自己的人格(身份),没有自主自由,成为父母的附属物件。此易流为消极,无进取,且成为依赖。若与此相反,则即孟老夫子所谓“孤臣孽子”(《孟子·尽心上》)。

“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此非儒家真正精神。

(九)鱼藻之什·苕之华

苕之华,芸其黄矣。心之忧矣,维其伤矣。

苕之华,其叶青青。知我如此,不如无生。

牂羊坟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鲜可以饱。

《苕之华》三章,章四句。

《小雅》末一篇第一句便是“何草不黄”,这句真好,可是表现乱离不如《苕之华》。(静安先生有《苕华词》。)

首章四句三“矣”字,很缠绵。次章,节奏急。首章诗人以自我为出发点,“心之忧矣,维其伤矣”,“忧”是薄的、浅的,“伤”是深的、厚的,忧可以忍受,伤便不可忍受。所以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第二章“知我如此,不如无生”,无生还不致受这些罪!此是小我。第三章“人可以食,鲜可以饱”,此由小我推及人群。可以食,食什么?草根、树皮。以此二句结,真沉痛。

钟嵘《诗品》评阮步兵“源出《小雅》”,所作亦有忧生之嗟。

第三章“牂羊坟首”,“坟”,三家作“”,或作“蕡”。从“贲”者多有“大”义,如《桃夭》“有蕡其实”。

“三星在罶”,“罶”,韩诗作“霤”。若作“罶”,罶,留也,所以网鱼。旧注:三星,参星也。“三星在罶”,言无鱼,因参星夜深始出。旧注云:罶中无鱼,喻人生之艰难。毛传:“三星在罶,言不可久也。”郑笺附会之曰:“不可久者,喻周将亡如心星(即参星)之光曜见于鱼笱之中,其去须臾也。”毛可恕,郑难容;毛尚老实,郑胡说。若作“霤”,乃“中霤”之“霤”,“三星在霤”,犹言三星在户。地上“牂羊坟首”,仰首“三星在户”,写家室荒凉而空虚。故“罶”,当从韩诗作“霤”。

人人在追求真理,人人自以为得到真理,惟说得好的能使人相信。世法皆有“辙”,有来有去,有头有尾。诗人之心没“辙”,没辙便不可用世法去看、不可用常法去解。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二十首》其五),各人懂个人的,未必是陶公当年之意。惟说得好的始能得一部分听众、信徒。如“隔墙飞过熟鸭子来”,天下未必有此事,而有此情理。讲得圆全,便能令人信。

《小雅》碎语

诗人的人生有五种境界:

一是出世。得到精神的自由。

二是入世。强有力,奋斗,挑战。屈原写《离骚》,有奋斗精神,而其奋斗精神为伤感色彩所掩;老杜奋斗中亦有伤感气氛。反常必贵,物稀为贵。在寂寞中得大自在(出世),在困苦中得奋斗力(入世),都是反常,所以可贵。但反常有时又可为“妖”。[3]

三是蜕化。既非出世的一丝不挂,又非入世的挑战、奋斗,是“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陶渊明《饮酒二十首》其五)。这种境界是欢喜还是苦恼?这种境界是人情味的,然亦非常人所能。陶公“富贵非所愿,帝乡不可期”(《归去来兮辞》),出世、入世打成一片,真诗味。

四是寂寞。此中又有两种不同者:一为寂寞;一为能欣赏寂寞的,如:“终日昏昏醉梦间,忽闻春尽将登山。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唐李涉《题鹤林寺僧舍》)上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是自得,“无车马喧”,不是自己找的;此曰“过”、曰“逢”、曰“竹院”、曰“僧”,他这样得找,而“得半日闲”,是自喜。寂寞中的诗人或太道学味,或太西洋味;或是真诗人,或是伪诗人。假装不好,而装得好便是艺术。

五是悲伤。五种诗人中此种最有人情味。“无父何怙,无母何恃”(《小雅·谷风之什·蓼莪》),哪里都好像是父亲母亲,可是哪儿也没有,真是悲伤,孤立,四海无归。这是人情。“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小雅·节南山之什·小弁》),真是孤独的悲哀。还有“知我如此,不如无生”(《小雅·鱼藻之什·苕之华》)、“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逢此百罹。尚寐无吪”(《王风·兔爰》),真是人情味。

前四种都有点勉强、做作,只有后一种最人情味。寂寞中感到孤独的悲哀,而此种又是顶不振作、顶没出息的了。

人有心怎么做、不怎么做,如为线所扯,“后台意识”(法语:Arrière Pensée)。“三百篇”是有什么就喊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古人诗是如此,然说出来并不俗、不弱,因为它“真”。后人有意避俗免弱,便不真。“真”,就是人情味。现在人有许多话不敢说。而胆大是文人心理的健康。要胆大,但不要妄为。胆大要自然而然,适可而止,不可“成心”[4]。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

人是得要“群”。最繁殖的动物是最合群的动物,如蜂、如蚁;最强的动物是最不合群的动物,如狮、如虎,科学家谓此种动物不得灭亡。人最无能,所以能生存,便因人能合群。孤独是最不合群,不用别人攻击,自己就受不了。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

(《邶风·柏舟》)

后二句不是诗[5],前二句真是诗。悲伤无边无岸,正是《小弁》第四章所言“有漼者渊,萑苇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届”,柳上之蜩合群,水中之苇合群,我则如舟流不知所属。孤独之后,是强有力还是悲哀?中国诗表现的是后者。

《国风》中伤感诗多与《小雅》“变雅”同一作风。“莫奈何”、“没办法”,是中国伤感诗普遍现象,如童养媳趁婆婆不在家找人诉一回委屈,而回家来还是照样受下去。好些人就是这样活下去的。而“变风”与“变雅”作风又不尽相同。“变雅”是枯燥的,在困苦环境中写出来的东西易如此,虽“变雅”比“变风”篇幅长得多。“变风”是温润的,人写快乐该温润。(现在人写快乐,只是肤浅油滑。)“变风”中的快乐如天阴尚不久,或虽阴而有裂隙可见阳光,诗人虽处乱世而究竟还有希望。至“变雅”,则是诗人的心整个被黑暗所笼罩,对顺境、治世觉其远哉,遥遥如同隔世;即使记得,也很模糊、朦胧了。

枯燥是硬性,温润是软性;“变雅”是硬性,“变风”是软性。由硬而再软是忍──忍性。

《小雅·谷风之什·四月》第二、三章:

秋日凄凄,百卉具腓。乱离瘼矣,爰其适归。

冬日烈烈,飘风发发。民莫不穀,我独何害。

“秋日凄凄,百卉具腓”,将秋的纤、细、瘦全写出,有力,且另有其特别诗情。如此情境真是怎么敢写?有些人对此不敢看,不敢写。曹孟德敢,而且有办法;孟郊一类诗人走此派,虽没办法,但敢睁眼看。“秋日凄凄,百卉具腓”二句,有了前一句,后一句才是诗。《小雅·谷风》末章还有“习习谷风,维山崔嵬。无草不死,无木不萎”之语,没有极深的爱,便也没有极深的憎。如《谷风》四句,一般人不但怕说、不敢说,简直怕“热”[6]、不敢“热”,而诗人竟如此写出。诗人是“仁”,而有时别人不敢说的敢说,不敢热的敢热,这便是“忍”。

“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便是忍。凡诗人皆有此二重性格,一方面是“仁”,一方面是“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仁抑是忍?是爱抑是憎?

《四月》云:“民莫不穀,我独何害。”你何以知道人家便好?此不但主观,简直直观。诗人所言不但理不真,事亦不真。诗人只是情真。

诗人是寂寞的,哲人也是寂寞的。诗人情真,哲人理真,二者皆发于寂寞,结果皆是真。诗人是欣赏寂寞,哲人是处理寂寞;诗人无法,哲人有法;诗人放纵,哲人约束,故在中国文学与哲学势同水火。《论语》不怨天尤人,而诗人专怨天尤人。然余以为,就其极致而言,大哲人也是诗人,大诗人也是哲人;普通则是格格不入。顶点是合流,一般是反对。

注释

[1]今译契诃夫。下同。

[2]大,后来写作“太”。下所引朱熹《诗集传》中“大”字同。

[3]叶嘉莹此处有按语:“反常不可为妖,要归于正。”

[4]叶嘉莹此处有按语:“成心,即有心为之。”

[5]叶嘉莹此处有按语:“后二句也不错啊。”

[6]此“热”字,或当为“惹”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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