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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陶诗

叶嘉莹一九九○年代重读笔记,于陶诗一册之前有题词:“顾先生讲书有时只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隔此数十年重读笔记,体会更深。”

余不敢说真正了解陶诗本体,所讲只是陶诗给余之印象。譬如人所知之粉笔,未必即为其本体,而只为吾人自视觉所得之印象。对人之认识亦然。往古来今所谓文学批评者,盖皆如此,皆是印象,而非本体。

余读陶集四十年,仍时时有新发现,自谓如盲人摸象。陶诗之不好读,即因其人之不好懂。陶之前有曹,之后有杜,对曹、杜觉得没什么难懂,而陶则不然。

一、陶公之“调和”

陶公懂人生,爱谈老子,明白主客(反客为主)。

陶公调和。什么是调和?我们觉得这世界还可以住,不是我们理想的那么好,也不像我们所想的那样坏。陶公在心理一番矛盾之后,生活一番挣扎之后,才得到调和。陶公的调和不是同流合污,不是和稀泥,不是投降,不是妥协。鹅卵石之光圆,非天生,是在水中被水冲激又与石互相摩擦而成。现在世上之老世故、机灵鬼,皆如此,他没有个性思想了,这是可怕的,这并不是调和。老杜也曾挣扎、矛盾,而始终没得到调和,始终是一个不安定的灵魂。所以在老杜诗中所表现的挣扎、奋斗精神比陶公还要鲜明,但他的力量比陶并不充实,并不集中。

陶渊明与老杜不同。

佛教反对“昏散”。“昏散”这两字实在可怕。“昏”,一点灵明之气也没有了;“散”,一点集中也没有了。身体劳动可治精神昏散。老杜身体也许比陶渊明还健康,但他力量绝不如陶渊明集中。如打拳之人,力量并不大,但他能集中。我们精神、力量也许不太大,但要能集中便大了。老杜即便不“昏”,也是“散”了。

“去昏散病,绝断常坑”——佛教话头。佛教所谓“话头”便是“格言”,惟句法与我们常用的不同。

去“昏”方有聪明,去“散”方能集中。

与“断”相对的是“常”,此与句中“断常”之“常”不同,乃长久之意,“断常”之“常”乃“俗”之意。世俗的情感是传统的,传统的便不是真的,自己没有真知灼见,只是人云亦云,故须“断”。自己运用自己思想,便是“非常”。故学道之人要“去昏散病,绝断常坑”。

道心、诗心、文心是一个,都不能“断”,一“断”便完了。《论语》所说“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造次(造次便是仓促)、颠沛必于是,岂非“常”、“长久”、“恒”,那便“非断”。

陶渊明对这八个字算做到了。[1]但佛家如此是要成佛作祖,而陶公之如此并非要成佛作祖,是想做人。其实要想做一个像样的、不含糊的人,便须如此。

现代人有健康的吗?余自以为是病态。人若常和疯人在一起便疯了,所以精神病院的看护要常换。在现在的世界、国家、社会,我们身心都有点不正常。

某人说:“没事别骂街,有什么用呢?”这话倒对。青年之慷慨激昂、标新立异是没用的,而且伤脑筋,不卫生,结果除非自杀。想找新鲜事,绝不会新鲜——晚上出太阳,不也就成白天了?太奇了,还怎么和别人一起生活?

要常常反省,自己有多少能力,尽其在我去努力。与外界摩擦渐少,心中矛盾也渐少,但不是不摩擦,也不是苟安偷生,是要集中我们的力量去向理想发展。时常与外界起冲突,那就减少自己努力的力量。孟子说:“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孟子·离娄下》)这两句讲得很多,今借以为前说之证。

世界是大的,事情是多的,我们又不是大天才,只要找点小工作尽力去做,便也对得起这世界了。担粪的人不挑水,挑水的人不担粪,专心自己工作,这便是有所不为然后可以有为。挑水的便好好挑水,担粪的便好好担粪,不但视为职业,而且视为天职。一件事便要做到理想地步,决不贪多再做别的。吃饭尚要一口口吃,何况别的!

中国诗一说便是病态的,写爱情简直把爱情糟蹋了。外国人写爱情写得很神圣,或很严肃,或很平常。陶公诗可以把它讲神圣了,讲严肃了,但绝非平常。余所讲,是余头脑中之印象。

陶渊明把别的都搁下了,都算了,但这正是不搁下,不算了。陶诗是健康的,陶公是正常的。而别人都不正常:标新立异,感慨牢骚。陶公不如此。无论从纵的历史还是从横的社会看,但凡痛哭流涕、感慨牢骚的人,除非不真,若真,不是自杀,便是夭亡,或是疯狂。痛苦感慨是消耗,把精力都消耗了,还能做什么?陶渊明不为此无益之事。

人生精力有限、时间不多,要腾出工夫做些有益之事。“不作无益害有益”(《尚书·旅獒》),是俗话,也是真话。

“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归去来兮辞》),陶公实际积极进取,惟在享受上只“容膝”而已。

儒家说“天”,真好。佛家所谓“三十三天”是帝释,太平常,不及儒家所谓“天”。《孟子·万章上》云:

莫之为而为者,天也。

天(天理),或用为名词,或用为形容词,其意一也,一方面包含科学家所谓自然,一方面包含宗教所谓上帝。

中国说“乐天知命”(《易传·系辞》),这是好的,这便是有所不为然后可以有为。现在国家破碎,该做的太多了,但能都做吗?最好抓住一样,这就行了,便是所谓不含糊的人。陶渊明想做县官就做,不想做就去,这便是陶公之伟大处,便是他不含糊之处。

陶公,乐天知命。乐天知命固是消极,然能如此必须健康,无论心理、生理。若有一点不健康,便不能乐天知命。乐天知命不但要一点儿功夫,且要一点儿力量。

what、why、how(什么、为什么、怎么办)。诗人只有前两个w,故诗人多是懦弱无能的。后一个w,如何办,是哲人的责任。第三个w,非说理不可,此最是破坏诗之美。如:

人生如归云,空行杂徐疾。

薄暮俱到山,各不见踪迹。(陈简斋《晚晴》)

此在宋诗可为代表,而已不似诗矣,此近于哲人之说理。现在我们所要的不是what、why,而是how,不必说食为民天,要的是食。

我们读《离骚》,不要只看其伤感,要看其烦懑。此即因没有办法,找不到出路——how,故强者感到烦懑,而弱者则感到颓丧。于此不得不说老杜伟大,其表现有在中国传统诗人以外的东西(某种民族差精神。诗人乃自然,不可全归罪于诗人):

南使宜天马,由来万匹强。

浮云连阵没,秋草遍山长。

闻说真龙种,仍残老骕骦。

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五)

此与“枯木无枝不受寒”(陈简斋《十月》)不同。曹操有诗云: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步出夏门行·龟虽寿》)

老杜盖曾最受孟德影响,无论有意无意。“老骥伏枥”不过壮心未已而已,至“哀鸣思战斗”简直待不住了,真是发皇。而古人诗多含蓄。诗人不能想办法,诗人之不行,其命定如此,诗人是又不能、又不行。老杜“思战斗”、“哀鸣”也只是“迥立向苍苍”而已,曹孟德是有办法,如其诗中所表现的:

山不厌高,水不厌深。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短歌行》)

曹操临死还给人想办法;诸葛亮,死人替活人想办法。做领袖不难,难于得人;得人不难,难于知人;知人不难,难于任人。王敦虽奸臣,意志甚强,不论事迹,精神可佩服。特殊人有特殊办法,非吾辈凡夫所可取法。

陶渊明是有办法的。渊明是平凡的伟大,其《闲情赋》所写是陶之烦懑。其文表面似颓丧,实非颓丧,连表面也不颓丧。“采菊东篱下”(《饮酒二十首》其五),是陶之功行圆满,好而不敢举,不敢说真懂。“种豆南山下”(《归园田居五首》其三)一首: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学做人便当是此办法,有一分心,专一分心;有一分力,尽一分力。为全人类做事是对,而从何做起?先要自己的事尽力去做,就是替全世界做事了。此是渊明积极精神,且有确实办法。故:

曹,英雄中的诗人;

杜,诗人中的英雄;

陶,诗人中的哲人。

英雄的办法是特殊的,不可学。哲人不然,哲人所想办法,皆人人可行的办法,其中无特殊,谁都会,而不易办到。

将办法写入诗而还成为诗,即如“种豆南山下”。此因渊明天才过人,学力亦不可及。老杜学不甚深,精神可佩服,有力。陈简斋学问有,而近于佛,非儒家精神。

自《闲情赋》可看出陶用功、蜕化痕迹。

诗人夸大之妄语,乃学道所忌,佛教有“持不妄语戒”。诗人觉得不如此说不美,不鲜明。此为自来诗人之大病,即老杜亦有时未能免此,如: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陶公没有这个,他之饮酒实不得已,未见爱之深也。而且陶公做不到的不说,说的都做到了,这一点便了不得。一般人都是说了不做,陶渊明是言顾行、行顾言。陶公并非有心言行相顾,而是自然相顾。一般人是一上来先有心去做,后来便成为自然。

要好的人便时常感到自己说的办不到,因此而痛苦。

老杜其实并不倔,只是因别人太圆滑了,因此老杜成为“非常”。他感情真,感觉真,他也有他的痛苦,便是说了不能做。从他的诗中常看到他人格的分裂,不像渊明之统一。

杜诗:

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

(《绝句漫兴九首》其四)

此二句,普通看这太平常了,但我看这太不平常了。现在一般人便是想得太多,所以反而什么都做不出来了。“莫思身外无穷事”是说“人必有所不为”,“且尽生前有限杯”是说“而后可以有为”。老杜这两句有力。但如太白: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将进酒》)

便只是直着脖子嚷。诗人老离不开酒,尤其李白,老说酒,说得有点厌气了;陶渊明饮酒实不得已。

一个人无论怎样调和,即使是圣、是佛,也有其烦恼。佛是烦恼,耶稣是苦痛。他不烦恼、苦痛,便不慈悲了。

一个大思想家、宗教家之伟大,都有其苦痛,而与常人不同者,便是他不借外力来打破。或问赵州和尚:“佛有烦恼么?”曰:“有。”曰:“如何免得?”曰:“用免作么?”这真厉害。

平常人总想免。

人对烦恼苦痛,可分三等:

第一等人,不去苦痛,不免烦恼,“不断烦恼而入菩提”(《维摩诘经》)。烦恼是人的境界,菩提是佛的境界,惟佛能之。烦恼、苦痛在这种人身上,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力量、动机。释迦、基督、孔子皆然。孔子说“吾已矣夫”(《论语·子罕》)、“吾衰也久矣”(《论语·述而》),其实他不“已”、不“衰”,他不认输,临死还干呢!而孔子身上还有个“凡”与我们接近,释迦、基督太伟大,令人可怕。孔子还说“已”、说“衰”,而释迦、基督便不说。

第二等人,能借外来事物减少或免除苦痛烦恼。如波特莱尔(Baudelaire)有一篇散文诗《你醉吧》,不只是酒,或景致,或道德,或诗,不论什么,总之是醉。中国说“醉心”于什么,这便是波特莱尔所谓“醉”。

第三等人,终天生活于痛苦烦恼中,整个人被这种洪流所淹没。佛说“苦海”,真是苦海;说“奈何”,真是奈何。他自己也不知是怎么回事,这种人真是“无明”。

诗人不是宗教家,很难不断烦恼入菩提;而又非凡人,苦恼实不可免。于是要解除,所以多逃之于酒。杜诗若按实际讲,便是他把现在所有精力一并集中。基督说,这杯虽是苦酒,但也喝下去了。

诗人、哲人是郑重生活的人,他们追求的是美,而得到的也许是丑;所追求的是完整,而得到的也许是破碎;所求是调和,所得也许是矛盾。人既非佛,如何能“二六时中杂念不生”!陶诗亦然。

余劝同学如在实际生活或思想上得不到调和,则须注意“变化”。人要对付实际生活,所说“变化”,就是要“转”它而不为所“转”,如赵州和尚所言“汝被十二时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时”。或问曰:“我尝闻人言赵州桥,但来此只见略彴。”赵州曰:“你只认得赵州桥,不认得略彴。”问之,曰:“赵州桥度驴度马,略彴度人。”赵州和尚不但能说、能想,而且能行,此人言语犀利,见道甚明,自谓“老僧除二时粥饭是杂用心处,除外更无别用心处”。

我辈生活是“被十二时辰使”,心为物使,不能使物。心杀境则圣,境杀心则凡。一个诗人该是不“被十二时辰使”,而要“使得十二时”。譬如“变化”,我们就活在“变化”中,但我们要“使”它,不可为它所“使”,不要成为“变化”的奴隶。但这只有造时势之英雄或能如此。而吾辈为庸人(常人),圣贤仙佛,非常人也。仙佛不说,要做一个造时势的英雄,但世上有几个这样的人?这次大战[2]也只是几个人支持着。真是可怕,世界只掌握在圣贤、仙佛、造时势的英雄此三类人手中,吾辈既非此等人,如何能不为“变化”所使?而诗人能之。

诗人观察变化、描写变化。生活变化摧残了我们的生命,但我们仍要看你怎样把它压倒,怎样把它摧残。孔子周游列国归而作《春秋》,亦此本领。当你能看它、能写它时,就是你心作得它主时;若不能作它的主,便不能看、不能写了。故要正眼看得它,作得它主。人写兴奋感情只能写概念,便因没正眼去看,故不能描写。

吾人不能“二六时中不生杂念”,故亦不能得到调和,而且若一人先得到调和,恐怕倒可怕了。老杜也没有调和,他是变化。陶亦然。

波澜誓不起,妾心古井水。(孟郊《烈女操》)

“井水”只能是“古井”,若为河,水流,自力起波;风来,外力起波。井水,无自力、外力,但若有人打水呢?古井,没人打。“二六时中不生杂念”,这是个什么人?处的是什么境界?柳子厚游记有一篇写某小潭山川泉林之美,而结曰“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小石潭记》)。这种境界真是可怕,你待得住吗?(韩、柳无论诗文皆可抗衡,韩以奇伟胜,而精微处不及柳,韩之修养不够。柳也躁,但他倒霉,躁不起来了。)我们在事业上不是英雄,我们在社会上不能做圣贤,在某种境界不能做仙佛。我们凡人也是悲哀。

余自以为讲得不明白,但提出问题使人自己去想更好。

注释

[1]叶嘉莹此处有按语:“此言有真知。”

[2]这次大战,指第二次世界大战。

二、情见与知解

情见、知解,情见就是情,知解就是知。

诗人有两种:一为情见,二为知解。中国诗人走的不是知解的路,而是情见的路。然任何一伟大诗人即使作抒情诗时亦仍有其知解。陶公之诗与众不同,便因其有知解。

中国人讲究吉祥,而吉祥文字难作。

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馀。

“春常在”、“庆有馀”,真好。若能如此,真是理想家庭;国家亦然,若能如此,真是大同。孟子说:“兽相食,且人恶之。”(《孟子·梁惠王上》)现在人相杀,现在所谓最伟大的人是杀人最多的人。“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馀”,这之中有哲理而不是诗,便因其知解太多。“向阳门第”这两句还好,至于:

欲高门第须为善,要好儿孙必读书。

更不是诗,虽然道理也没法推翻。英国某大诗人诗,句句是格言。然而格言不是诗。

宗教对情见与知解二者,盖兼而有之。

宗教家之写诗,如但丁(Dante)之《神曲》。这样的作品是宗教的诗,而且这么伟大,只有西洋会有。他本身是虔诚教徒,而又是一个有情见、知解的诗人。

一般中国人对宗教只有情见,不是知解,故绝不能有但丁那样虔诚情绪,那样坚强意志。中国人缺少虔诚的宗教精神。虽然中国诗人常好用禅宗语,然此仅为“随喜”现象。

中国没有宗教,有,就是“道家”,还不是老庄之道,是秦汉方士之道。古诗“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古诗十九首”之《驱车上东门》),可见当时服药求神仙已成风气,其风自上养成。一个生活困难的人便不想求长生了。《西游记》第四十四回中孙悟空对车迟国求死不能的五百僧众道:“你却造化,天赐汝等长寿哩!”众僧道:“老爷呀,你少了一个字儿,是长受罪哩!我等日食三餐,乃是糙米熬的稀粥,到晚就在沙滩上冒露安身。”——锦衣玉食的人才求长生。(“玉食”二字,真吉祥。)

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国学术最发达时期。汉之尊崇儒术,其罪不下于秦之焚书坑儒,于是方士之说起。其后也有文化发达时期,那是受了外来文化侵入。耶教讲“永生”(灵魂不死),与长生不同。这点高,永生是精神的提高,长生是肉体的保生。释迦是无生。人都比中国高——而秦汉以前中国并不讲长生。

我们的生命是短促的,生活是艰难的,这是我们的悲哀,而且成为打不破的悲哀。我们怎样利用此短促生命解决此艰难生活?这是最实在的工作,也是最高的理想。宗教家也是如此。

人生有职业、事业之分,仍该以事业为重。想成事业,必须有坚固意志。票友既不以唱戏为事业,也不想以之为职业,而有时想“来”一下。恐怕这只是兴趣问题,不是意志。

固然意志不是知解,而坚强的意志必由清楚的知解而来。譬如押宝下注,认准它是红,掀盆是黑,也认了。兴趣不是情见,但兴趣与情见有关,兴趣之于情见,便如意志之于知解。

先不论情见、知解,人若真能虔诚信宗教,一头倒在佛怀里,是幸福。净土三经,写得美得很,真是诗。死后去净土否?不用管,反正现在我相信将来上净土。

中国人天生宗教情绪不浓厚,命定论。

小泉八云(L.Hearn)常说某诗人是异教情绪——凡见到奇情壮彩,他便说是异教情绪。小泉是英国人,虽非虔诚教徒,然英人之与耶教便如中国人之与孔教,无论顺受、逆受,总之是得受。便是胡博士这所谓“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也熟读《论语》,他说:

“知其不可而为之”,亦“不知老之将至”。

认得这个真孔丘,一部论语都可废。(《尝试集·孔丘》)

宋初宰相赵普说:

得半部《论语》可安天下。

这是顺受,胡氏是逆受。在西洋,诗人、文人对《圣经》都下过功夫,故西洋人对《圣经》便如中国文人、诗人都要读《论语》一样。尼采(Nietzsche)反宗教,但余敢保尼采对《圣经》一定读得很熟。中国无宗教,故对小泉八云所谓异教情绪看得很平常。但丁顺受,尼采逆受,中国对宗教是无受。无宗教信仰,只凭自己,故须有所寄托,抒情诗人尤其离不开自然与酒。

中国诗人与外国诗人都看出生命短促、生活艰难,都想利用短促生命解决艰难生活。中国诗人不能把自己交给佛,交给上帝,只有相信自己。而自己最薄弱,最渺小,以此解决艰难生活非易事,所以更感到自己之薄弱、渺小。中国诗人为何喜欢酒、喜欢自然,便因无信仰,欲求寄托于自然与酒。自然与人还远,酒与人最近,与人体发生密切关系;而自然原原本本,不用“买山钱”。

人不能常在大自然中,以其无生。若自然中有生了,那便不纯是大自然了。酒中也无生。

余之讲书絮聒,因治学不能武断,不能盲从。武断、盲从是不科学的、不哲学的,也是不文学的。

陶诗中有知解,其知解便是我的认识。他不是一个狂妄、夸大、糊涂的人,所以清清楚楚认识了自己的渺小。

李白好像一点知解也没有。“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与韩荆州书》),好像人一捧就好。若果是青萍、结绿,何必薛、卞?渊明这点比他们高。对相信自己这一点,除去老曹恐怕无人可比。至于老杜,对陶公虽不能比肩,至少可追踪。

尼采反宗教,鼓吹强者道德,主张人当做超人,自己是自己上帝,这是一种疯狂说话。现在不说尼采,只借其“强者道德”一名词。

中国不信宗教,所以君子便成为标准人物,不仅是优秀。中国也成“强者道德”,何以说是“道德”?“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经·乾》),这是“强者道德”,然既非尼采之疯狂,也非宗教,而是中庸。天的人格是“健”,所以人要“自强不息”。这是“强者道德”——没有宗教,就瞧你自己的了。然而自我力量薄弱、渺小;所以陶也仍不免梦想、恐怖。如人掉在水中无所依靠,“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尚书·五子之歌》),千钧一发,落水人抓住一根草茨、一根树枝,都不放手,这是一种悲哀,也是一种恐怖。悲哀还好,还可发祥出一种力量,虽不能长,也是力量;而恐怖是对自己的一种怀疑,从怀疑得到绝望。若能平心静气等老虎吃,这人不是极端麻木便是极大修养,非吾辈常人可及。“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心经》)。人到恐怖中是前有挂碍、后有梦想(昏散),便坏了。

余旧有诗句:“醉乡依旧是他乡。”醒来还不是悲哀恐怖吗?但既不能(不是不肯)倒在佛怀里,又不能跪在上帝脚下,自己渺小,掉在水里,只能抓住树枝。

陶渊明《咏贫士》共七首,《文选》只选第一首,我们所注意也是这一首:

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

暧暧空中灭,何时见馀晖。

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

迟迟出林翮,未夕复来归。

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

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

《文选》所录不尽合余意,盖昭明选文亦未能免俗,未免落传统窠臼,就是用一般人作风去看。而《咏贫士》只选一首,有眼光,虽未必合作者之意。

“贫士诗”首句“万族各有托”,“族”,即类,万类都有依靠;次句“孤云独无依”,这句这么严肃,这么悲哀。首句宾,二句主,借宾现主。“暧暧空中灭,何时见馀晖”二句写主,“暧暧空中灭”,写得悲哀,写得好;“何时见馀晖”,完了。人生在世,岂非如此?由生而哀而死。“暧暧空中灭”,死后“何时见馀晖”?“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二句为宾,“迟迟出林翮,未夕复来归”二句为主。末二句言“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知音,因自己孤单薄弱,故希望有朋友、同志、知己。朋友、同志、知己虽未见得能解决我们困难,但至少可减少我们恐怖。人生如行黑夜崎岖山路,要旅伴。不为对我们帮忙,但可破除寂寞,减少恐怖,还可增加我们兴趣。交朋友不在求帮忙,如人赛跑喊“加油”,你不必去帮他跑。所以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无憾,这不是普通朋友,是知己。人越爱谁越愿叫他陪着流泪、痛苦。因为告诉最爱的人他才不趁愿,不幸灾乐祸。

靠自己——薄弱,靠知音——稀少,何能所依?陶渊明抓住什么——古人(《咏贫士》自第二首,每首咏一古代贤士),这真是陶渊明的聪明,也是陶渊明的修养。有古人为伴,如见亲人。“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屈原《离骚》),陶之“咏贫士”亦有是意。

三、陶诗之真

西方有个故事,说一人在白天中打灯笼,在雅典市上乱转。或问之,说:找一找还有个像人的没有。中国诗人都不大像人,不用说是幽灵,便是神佛也不成。而余以为神佛还有他人的一面。

中国诗人一大毛病便是不能跳入生活里去,所以一读其诗便觉得离生活远了。曹、陶、杜其相同点便是都从生活里磨炼出来,如一块铁,经过锤炼始能成钢。别的诗人都有点逃脱,纵使是好铁,不经锤炼也不是全钢,所以总是有点“幽灵似的”。曹、陶、杜三人之所以伟大,就是他们在实际生活中确实磨炼了一番才写诗。

但一块好铁才经得起炉火锤炼,若是木头或坏铁,纵不成灰,也不能成钢。中国诗人不肯跳进去,固然是胆小,也正是他的聪明。这样的诗人我常怀疑他若跳进生活之火炉,若他还能吟风弄月,还算好汉,大概怕也不能了吧!

为诗人之困苦是不能跳进生活火炉不成,而跳进去毁了也不成。连老杜晚年诗都有点枯窘,身无片瓦,不如陶尚有馀裕。

别人写真,一点也不觉他真,陶写真,真真。

古今中外之诗人所以能震烁古今流传不朽,多以其伟大,而陶之流传不朽,不以其伟大而以其平凡。他的生活就是诗,也许这就是他的伟大处。

陶渊明过田园生活,极平凡,其平凡之伟大与曹公不平凡之伟大同。法之莫泊桑(Maupassant)、俄之契柯夫(Chekhov),人谓为平凡之伟大。此种伟大比非常及怪奇之伟大更伟大。法国波特莱尔乃怪奇之人(作有《恶之花》),中国李贺亦以奇胜,此易引人注意。平凡不易引人注意,而平凡之极反不平凡,其主要原因是能把诗的境界表现在生活里。

人最难得是个性极强而又了解人情。个性强者多不了解人情,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只知有己不能打破小我。如老杜即不通人情。杜与严武(西川节度使)甚好,有互相赠答诗,且老杜入蜀后甚得严武之助,而一次二人吵架,杜曰:“严挺之(严武之父)乃有此儿!”(《旧唐书·杜甫传》)致使严武欲杀之。六朝以来最重避讳,至宋尚然,故有“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之事。而陶渊明绝不如此,他的《与子俨等疏》真是诗。此所谓平凡之伟大,越平凡越不易做到。有人问道于某高僧,高僧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此人曰:“此三岁小儿语。”僧曰:“此八十老翁不能做到。”曹公亦非常了解人情。陶了解后是顺行,曹了解后逆行。(鲁迅颇似曹,故再三替曹辩护,说魏文帝不行,我若为文帝,必杀曹植。)曹操:“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让县自明本志令》)而临死“分香卖履”(《遗令》),处处表现其人情味。

陶诗平凡而伟大,简单而神秘。吾辈不能做到。

从何说陶诗?——贯通。

《论语·里仁》篇有云: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

释迦拈花,迦叶微笑。如何便如此放心大胆相信?此盖纯自然而然,一点勉强没有。(文章应做到如此。)学文、学道皆从勉强来,圣门用功皆从勉强得之。学道从勉强来,而得道、悟道要一点勉强也没有,入“勉强”,出“自然”。“是法平等,无有高下”(《金刚经》),即“一以贯之”。一切法皆佛法,必到“一以贯之”,然后哲理与诗情合二为一。否则,说理只是说理,不成为诗。诗可以说理,惟不可有一分勉强,否则是散文——其实,若勉强连散文也写不成。真正得道圣贤所说理皆是诗,大诗人成功即是哲人。

陶渊明写诗是如此,是“一以贯之”,凡是人生皆可入诗:

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

觞弦肆朝日,樽中酒不燥。

缓带尽欢娱,起晚眠常早。(《杂诗十二首》其四)

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归去来兮辞》)

人有此情而不肯如此写。

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

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和郭主簿诗》其一)

此好处便在平凡。老杜《羌村三首》(其二):

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

此人之常情,常情也就是至情,但老杜表现得不好,字句不圆[1]。“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读了以后,可不是吗?但谁这样写了?老杜便不成,老杜勉强。他深入了没有浅出,尤其“畏我复却去”一句。

一个大诗人使用语言最自由,也最美满,能创造。既写后人之认可,亦写前人之不敢,一切大诗人、艺术家盖皆如此。

中国诗传统精神不说丑恶之事(丑,形;恶,神、心),陶诗不然。

“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饮酒二十首》其十六)——说“寒”;

“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乞食》)——说“饥”;

“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说“赶快活完了事”。(清人黄仲则组诗《绮怀十六首》末首“茫茫来日愁如海,寄语羲和快着鞭”,亦此意。)

诗是人生的反映,我们从前人诗中虽不能见到现在生活,至少可见到古人生活。美与善是人生色彩,丑与恶也是人生色彩。

世上生活一般事常是你认为好的,他不来;等来了,又跑了;等你以为好时,他早跑了。先不用说人世间一切事物一切境界,你觉得不好,他老跟你不走;你觉得好的,他老不来;或等你觉得好,就该保不住了。

我们看世上一般人,在世上有所成就的都是他有所“获得”。即以升官发财而论,亦是获得,而你不知他的获得是以最大牺牲换来的——为钱六亲不认。先不论其结果,他牺牲了,而他也知足,没人格也不要紧。向上、向前的人,在物质上也知足;知足、知止,然后有精神工作。凡有所成就的都在某个条件上有知足、知止,不是完全知足、知止,完全知足、知止,那不死了吗?余之《和陶公饮酒诗》二十首(其十九)有“知足更励前,知止以不止”之句。而陶渊明可怜,是连最低的温饱都没得到:

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拟古诗九首》其五)

人皆以为陶知足、知止,其实陶不是无所为(平声)、无所为(去声)的人。老子亦然。老子主柔,柔能克刚,主退还是所以进,如《孝经·诸侯章》云:

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

有人说老子是阴谋家,但我们不取其机谋而取其智慧,则老子也未始不是圣人。孔子说“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乎(龙,变化莫测)”(《史记·老子伯夷列传》),亦盖有所见而云。然老子的确有其经验、思想。有人只有经验,而无思想,所以也不称其为智慧。而机谋常常是损人利己;至于智慧,利己了,可也不见得不利人。

当然,若按耶稣教义,则老子是阴谋家;但若按世谛来看,便是智慧。释迦、基督是损己利人;老子不是无我,“我”的观念很强。老子讲慈,而与佛、耶之慈爱不同,佛之慈悲、基督之博爱是无所为而为;而老子有所为,他的慈是理智的。佛、耶之不爱不可,是心里觉得不可;老子是觉得不忍不可,可能是从理智出发,以为世上人与人关系必如此不可。佛、耶是心,老子是“势”。生在现在科学发明时代,老子学说该研究一下。

陶渊明亦有其悲哀,他被他的生活范围缩到极小,然而即此极小限度亦不能使其得到满足。站到柔的地位未能克刚,站在退的地位也没能进取,机会、能力不够,二者盖兼而有之。“满而不溢”,只剩下“不溢”;“高而不危”,只剩下“不危”。然即此“不溢”、“不危”一点,亦不常能得到,不常能守住,这是他的痛苦、悲哀。悲哀尚使人能忍受,悲哀久了成为痛苦,便为常人所不能忍受。

有人能压倒痛苦,如拼命工作。能这样的人在世谛上是了不起的,老当益壮,穷且益坚。依赖宗教还是第二义。真正的信仰者并非求上帝保佑、教主提拔,而是把自己交给上帝、教主,如此便可得到安心。而中国人从古宗教情绪便不浓厚,一般人信佛是迷信,不是信仰。如此看来,中国人也许不是没有宗教情绪,而是有却没得到正当发展。第三条路是麻醉,其一是酒;其次是自然(与鹿豕游,与木石伍),这是非人生活。一个人要安身在人群里,脚跟要立在地上,不能跑到酒里去立脚。虽然觉得自己很风雅,其实非人生活。

陶渊明没有宗教信仰(谢灵运是虔诚佛教徒,知识很多),但他以工作克服痛苦,是有心无力,陶身体不好。

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杂诗八首》其八)

别的田园诗人是站在旁观地位,而陶是自己干。陶渊明写“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园田居五首》其三),也还是象征多而写实少,那么他是骗人么?不是,不是,他做事向来认真。就算这是象征,他也确过此种生活,否则他写向前、向上,何必多用“耕”、“田”字眼?不但陶诗,任何人诗皆可用此去分析,他好用某种字眼,必是于此种生活熟悉。

或谓陶乃田园诗人、躬耕诗人。

中国第一个写田园的诗人当推陶渊明。这一方面是革新,一方面是复古(“三百篇”中有写田园之诗)。余以田园诗人之称归之陶,尚不因此,另有两点原因:

其一是身经。自己下手,不是旁观,与唐之储光羲、王维、韦应物等人不同,彼等虽亦写田园,而不承认其为田园诗人。许多文人只是旁观者,而旁观亦有多种:一种旁观是冷酷的裁判,判断力甚强。中国无此种诗人,鲁迅先生似之,而他有时热得厉害。一种是热烈的欣赏。前者是要发现人类的罪恶,后者是要证明人类的美德;前者对黑暗,后者对光明。又一种是如实的记录。此与近代写实派相似。这三种文学家都是好的。陶渊明不属于前三种,而是写自己本身经验,不只是技能上的、身体上的,而且是心灵上的,故非旁观者。王、韦等人写田园,则是不切实,油滑。

其二是理想。陶之田园诗是本之心灵经验写出其最高理想,如其“种豆南山下”一首(《归园田居五首》其三)。“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明明说草、说锄、说月,都是物,而其写物,是所以明心。

所谓“心物一如”,心——内,精神;物——外,物质。平常心与物总是不合,所谓不满意,皆由内心与外物不调和。大诗人最痛苦的是内心与外物不调和,在这种情形下出来的是真正的力。外国诗人好写此种“力”,中国诗人好写“心物一如”之作,不是力,是趣。一是生之力,一是生之趣,然此生之力、生之趣与生之色彩非三个,乃一个。生之力与生之趣亦二而一,无力便无趣,惟在“心物一如”时多生“趣”,心、物矛盾时则生“力”。

“风与水搏,海水壁立,如银墙然。”是矛盾,是力,也是趣。由苦而得是力,由乐而得是趣,然在苦中用力最大,所得趣也最深。坐致、坐享,都不好,真正的乐是由苦奋斗而得。

陶渊明躬耕,别的田园诗人都是写田园之美,陶渊明写田园是说农桑之事。西洋田园诗人华兹华斯(Wordsworth),也只是欣赏田园之美。

田园诗实亦不可包括陶渊明诗,田园诗人、田园诗,不足以尽其人、其诗。

陶之躬耕是出于本心呢,还是出于“势”呢?这一点我还不敢确定,倘若说是出于本心,但他的作品、传记中看不出来,而其“势”非躬耕不可。陶渊明躬耕就算十分认真努力,他的身体也不许可。他在《与子俨等疏》中说:

病患以来,渐就衰损。亲旧不遗,每以药石见救,自恐大分将有限也。

陶渊明年寿若干,史无明证,颜延之《陶徵士诔并序》云年六十三;或曰以诗考之,当年七十六,总之年岁不太小。他辞官时年四十一,假定他躬耕从四十一起,那么当时他躬耕不过十馀年便已自言不利:“渐就衰损”。(“病患以来,渐就衰损”二句造句和“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一样好。)工作不成,故不得不逃之于自然与酒。而陶究竟与其他诗人不同,故拉出“前修”来——“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咏贫士七首》其二),“谁云固穷难,邈哉此前修”(《咏贫士七首》其七)。

“古诗十九首”有云: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青青陵上柏》)

天,先天;始,无始。

人的一生往往是事情未来前,胡思乱想;既来了,乱七八糟;已过了,悠悠忽忽。人生活最好不想。不想,一种是醉生梦死,行尸走肉,此为吾所不取;一种是拼命工作,而忘掉生活。

哲学家是生活中的艺术家,哲人最爱而且最喜欢解决生死问题。佛说吾辈凡人沉沦在生死海中。所谓解决生死、了生死(了,有二解:一是明白,一是解决),宗教是解决生死,吾辈不能,只有沉沦其中。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这是诗人中的哲人。哲人观察人生的结果——“忽如远行客”。西洋某人说,在我活时没有死,在我死时没有活,不用怕。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在未死之前,是“如远行客”;走不动躺下了,完了。但没有到家呀!宗教讲的是到家,吾辈凡人不讲到家,只有走。如山中结伴旅客,遇瘴气,越走伴越少,但你不能管,只有走。人生没有完成,没有成熟,活到百岁若不死还有长进。到死为止,可并不是到死会成熟。

初以为中国人太不文学;后以为不哲学,也不然;今又以为不科学。对了,中国人不严肃,不科学。一个人吃东西、读书、做事,都不要弄得疲乏伤力,这不但妨碍人身体健康,而且也减少兴趣。

“忽如远行客”,理想是家,虽到不了,然而永远在追求,无论在全人类或个人都是如此。

人生如归云,空行杂徐疾。

薄暮俱到山,各不见踪迹。(陈简斋《晚晴》)

此四句用客观说明,而思想偏于消极,为什么说“如归云”不说“出山云”?没有“古诗十九首”有力。人生只有走,没有到家。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是说明,是批评;是文学的,也是科学的,如化学之分析,还有是非喜怒之可言吗?[2]所以,有时哲人也和科学家一样,破坏完整而割裂分析之,只是表现说明一个“真”。水是H2O,这与你赞成不赞成、喜欢不喜欢没关系,它就是这样。

注释

[1]叶嘉莹此处有按语:“即不圆润。”

[2]叶嘉莹此处有按语:“此数句指‘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仍有感情。”

四、陶诗与酒

天地间一切事物有创作,没有照抄;有重生(复活),没有重现。新灵魂、旧躯壳,或旧灵魂、新躯壳,乃重生,而再现一切都是旧的。狗拿耗子固然多管闲事,但必由于猫不管事。

“春草生兮萋萋”,“王孙游兮不归”,楚辞《招隐士》中句;“终朝采菉,不盈一匊”,“三百篇”《小雅·采菉》中句。“采菉何曾盈一掬,王孙归去已无家”,此为现代诗人覃寿堃(字孝方)之诗句,覃之诗用典盖讽“五四”。

作诗文用典,有正用,有反用。有的用典只成为一种符号,一为炫学,一为文陋(掩饰自己的浅陋),炫学不免文陋。人不读书是可怜;读书太多书作怪,也可怕。

余作诗偶用一特殊字句便害怕,以为古人没这样用过。余近作绝句:

从古有生多草率,当春无日不风沙。

东陵自是真奇士,种得青门五色瓜。

“东陵”即秦东陵侯邵平,“青门”乃汉长安城东门。秦亡后,邵平为布衣,种瓜于长安城东。(事见《史记·萧相国世家》)渊明《饮酒二十首》其一有:“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余以前用典好反用。近来余之用典正用而用出新的意思来了,——即使种瓜也好,但不草率,也不怕风沙,虽由侯爷降为平民也不怕。

余又近作绝句:

几日先生未出门,芳草萋萋没旧痕。

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1]

“芳草萋萋”亦用楚辞《招隐士》之典,“夕阳”、“黄昏”则用李商隐《登乐游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之典。夕阳之美时间虽然短,不是还好吗?难道因近黄昏就不好了么?

不但近世人人生支离破碎,因循苟且,自古而然。偷生苟活,十个有九个如此。然生命是宝贵的,而又这样短促,偷生苟活是敷衍。人最不可敷衍自己,敷衍人还可以,老敷衍自己就要完。不偷生苟且,先从不敷衍自己入手。有几个人不草率,无论胸襟、作为都光明磊落?不草率,光明磊落,这样人世才不荒凉寂寞。

人对失败所取态度应如诸葛武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后出师表》),而在中国能如此者甚少。还有一种就是失败了否定外物,吃不着葡萄说酸。再有一种就是自我否定,否定外物亦不易,于是自己打自己,如阿Q。否定外物,外物现在,越得不到越觉好,又加一层失败。否定自己根本抹杀,倒也是清源正本之法,但活着不是死嘛!又不是麻木,所以否定自我也得不到成功。于是再假借外物,《赤壁赋》所谓“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但这还不成,你住在江上吗?你住在山间吗?打鱼的住在江上了,而未必能欣赏清风;砍柴的住在山里了,而未必能欣赏明月。要欣赏还要有那种欣赏心情。这也不易做到,于是需要麻醉。富贵寿考、吉祥如意,此盖皆为理想,不能得到。理想不能成为事实,这是失败,于是需要麻醉,即使不能无我,至少可忘我。所以古今中外诗人都爱酒。

法国恶魔派诗人波特莱尔有散文诗——《你醉吧》:

永远地陶醉吧,

这就是一切,

永远而惟一的一切。

为了不去感到时间那可怕的沉重

——它折断了您的肩膀

  并把您向地下弯曲。

您应该没有幻想地去陶醉。

醉于何物?

——美酒、诗歌,

  还是德性,

  随您便,但是——

  快陶醉吧!

如果有时在宫殿的石阶下,

在沟壑的草丛中,

在您房间呆滞的孤独里,

醉意减弱或消失了,

——您醒了过来……

那么请您去问问,

  问风、问浪;

  问星、问鸟、问钟表;

  问所有在逃遁、呻吟的;

  问所有在滚动、歌唱的;

  问所有在高谈、鸣叫的:

  ——“什么时辰了?”

那么,风、浪、星、鸟、钟

  便回答您说:

  “是陶醉的时间了!”

  “为了不做时间的

  愚昧糊涂的奴隶,

  快陶醉吧!

  永远地陶醉吧!

  “醉于美酒?醉于诗歌?还是醉于道德?

  随您便,

  但是请您快陶醉吧。”

忘掉世间一切,甚至忘了自己本身,这就是醉。醉的方法有很多,文学、艺术、宗教、道德、事业,但这也非人人可能,其简而易举、雅俗共赏者惟有酒,连野蛮民族都有酒。

诗人多好饮酒。何也?其意多不在酒。

陶诗篇篇说酒,然其意岂在酒?凡抱有寂寞心的人皆好酒。世上无可恋念,皆不合心,不能上眼,故逃之于酒。

陶诗《饮酒二十首》第一首:

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

这就是有寂寞心的人对酒的一点欢喜。这样看,陶渊明虽为儒家,然亦不免此。如此,更可明其“寄酒为迹”之意。寄酒为迹,迹在外,内——真,外——迹。

“一艺成名”,若是为了生活,这没有什么了不得。

庄子言:技也,近乎道矣。[2]

如王羲之写字,一肚子牢骚不平之气、失败的悲哀,都集中在写字上了;八大山人的画亦然。在别的方面都失败了,然而在这方面得到极大成功。假如分析其心理,这就是一种“报复”心理。在哲学、伦理学上讲,报复不见得好;但若善于利用,则不但可“一艺成名”,甚且“近乎道矣”。

天下最厉害之事莫过于报复。“怨毒之于人,甚矣哉!”(司马迁《史记·伍子胥列传》)“怨”可矣,而曰“怨毒”。对人世取报复态度可造成多种人:一种是混世魔王,如希特勒(Hitler),幼年受苦甚多;张献忠在四川杀人也是报复,幼年曾在此受辱;然而也可能造就王右军、八大山人、太史公。

右军一生苦痛得很,他思想、见解都好,作有《誓墓文》,辞官不作时誓祖墓曰:若真为官,祖宗不以为子孙。他事业失败了,而写字成功了。世上一切给人掣肘、破坏,而这方面你们无从掣肘、无从破坏。不用说学右军学不好,你没有他那种愤慨。

太史公《史记》也是个“迹”。一肚子愤恨,不但苦痛悲哀,简直是仇恨。如写汉高祖,真是草头皇帝,几如子贡所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论语·子张》)。好文章其实也没什么了不得,只是说出点真格的来。以《史记》之失“真”,而在艺术上得到极大成功。

曹孟德若事业失败,其诗一定更成功。[3]

陶渊明诗中之酒,亦“迹”也。而此与寻常怨毒者、报复者不同,即在某一时候得到调和,冲淡了,然而偶然也仍不免圭角锋芒也。

或曰陶诗和平,犹不足信。

陶渊明心中有许多不平事,所差的是自己不愿把自己气死。人不生气除是橡皮人、木头人,而诗人是有血有肉而且感觉最锐敏的人,与一般俗人往来何能不生气?而又不甘于为俗人气死,所以喝酒、赋诗。其和平之作不是和平,而是悲哀;至于慷慨之作,则根本非和平,如其《咏荆轲》: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

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

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

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

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

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

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

萧萧哀风逝,澹澹寒波生。

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

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

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

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

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

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

其人虽已没,千载有馀情。

朱子曰:“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所以有人说,心气不平和时读陶诗,更不平和。

《饮酒二十首》小序云:

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

陶渊明之散文为魏文帝后第一人。魏晋散文好,如《水经注》《颜氏家训》《世说新语》。陶渊明文品高,不是甜,而有神韵。甜则易俗,甜俗,易为世人所喜。陶渊明文章好,而切忌滑口读过,是玩味的;柳子厚也是玩味的,不宜朗诵。陶公相传作《续搜神记》,其中《桃花源记》一篇,文笔真写得好。此盖珠混鱼目之法。余以为《续搜神记》非陶公作,陶盖不肯作此。零碎见到陶公之散文及诗前小序,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这一点便为人所不及。

“余闲居寡欢”,一上来便不调和。陶绝非脾气平和之人,又加“兼比夜已长”,这样活不了,只有两条路:不为屈子之沉江,只有逃之于酒。陶之“偶有名酒,无夕不饮”,与有酒为仙、无酒学佛不同,“为仙”、“学佛”那是无主张,与陶毫厘相差,天地悬隔,如曹操之于伊尹。

对亡者纪念,提起来是光华灿烂,想起来是伤感凄凉。人都说陶渊明冲淡,自余观之,他亦有其伤感、悲哀、愤慨。抒情诗中不有伤感气氛几不可能,如吃河豚须去毒,但去毒太净就不香了。抒情诗中之伤感盖即如烟、酒、河豚之毒,去之则不美。陶公《饮酒二十首》,除一点哲理外,仍不外伤感、悲哀、愤慨。

“闲居寡欢”,“比夜已长”,人最怕的是无聊寂寞,此盖一事之两面:工作若为其兴趣所在,如此亦不感到寂寞无聊。陶既不能为生活而奔波,又找不到有兴趣所在之工作;若能有朋友说说还好,但一个人思想愈深、感觉愈敏、情感愈真,愈不易得到一知心之友,这样高人不易得。有某人求余赠言,余问:“说假的说真格的?”答:“当然说真的。”余曰:“你出若不能做一个宋江,就做一个喽啰。”而苦的是一般有思想、有感觉、有性情的人,他既不能跟人跑,也找不到人跟他跑。

从前以为陶必有与常人不同处,但今觉其似与老杜一鼻孔出气。他心中时而是乌鸦的狂噪,时而是小鸟的歌唱;时而松弛,时而紧张。但以之评其诗则不可,他诗还没有这么大差异,只是时而严肃,时而随便;时而高兴,时而颓唐;时而松弛,时而紧张。

对别人诗,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有的喜欢,有的不喜欢。而对渊明,没人说不好。他的诗中能说某几篇最好,不能说某篇不好。

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

世间有松乔,于今定何间。

故老赠余酒,乃言饮得仙。

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

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

云鹤有奇翼,八表须臾还。

自我抱兹独,俛四十年。

形骸久已化,心在复何言。

此陶公《连雨独饮》,敢情陶在饮酒时有此种趣味,盖真得酒中趣者。这就是艺术家和哲学家和宗教家不同处。

我们的苦恼皆从尘俗中来,而饮酒可摆脱——“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哉”,或本作“幾”,此不好解。老杜写高了兴,有时来一句,什么也不是,可是是老杜。陶似不应有此种句。陶举重若轻;老杜倒能举重,而不能若轻;白乐天不能举重,脸红脖粗真泄气。(白乐天写诗讨懒,老杜便不然。)若老杜写“饮得仙”,则“字向纸上皆轩昂”(韩愈《卢郎中云夫寄示送盘谷子诗两章歌以和之》)。

余虽说为人生而艺术,但当创作、欣赏到极得意处,便忘了人生,只想它是文艺不是?是美不是?中国人说文人“玩物丧志”(《尚书·旅獒》),而西洋说文人“不道德”。有人说不对,是“无道德”。无道德是零“0”,不道德是负“—”,二者不同。这纵不是强辩,也是诡辩,如此岂非说文学与道德不相干?(但尚不敢如此说。)酒不见得好,但要喝就喝出个味儿;人生不见得都是好的,但既生活就要观察、就要尝出个滋味来。此与宗教家、科学家之要消灭世界上某种事物不同。

客观去看,文学不但允许一部分罪恶存在,而且还要去观察、欣赏、享受它。“月黑杀人地,风高放火天”,比那无聊文人饮酒看花还不道德,它之存在,便因其得到其中意、味、趣。“月黑杀人地”、“饮中仙”,宗教不承认,而文学承认。

笑可以解纷。笑是松懈,不严肃,不紧张。严肃纵不完全紧张,也是一部分紧张。

注释

[1]此诗草稿曾寄给周汝昌,为一组绝句之一,但首句为“溪流活活出新源”,当为修改稿。此课堂所讲是草稿。

[2]“技近乎道”,庄子无是说,疑为依据《庄子》有关技、道言论提炼而得。《庄子·养生主》有言:“道也,进乎技矣。”《庄子·天地》有言:“故通于天者,道也;顺于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义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艺者,技也。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

[3]叶嘉莹此处有按语:“我也如此想。”

五、陶诗之平淡

陶诗之不好读,即因其人不好懂。陶之前有曹,之后有杜,对曹、杜觉得没什么难懂,而对陶则不然。

陶诗比之杜诗总显得平淡了,如泉水与浓酒。浓酒刺激虽大,而一会儿就完,反不如水之味永。陶诗若比之曹诗是平凡多了,但平凡中有其神秘。

陶诗“譬如食蜜,中边皆甜”(《四十二章经》),之所以“中边皆甜”,即因平淡而有韵味,平凡而又神秘。一切韵味皆从平淡中来。曹、杜诗其中有句,纵不致摇头亦不能点头,漠然而已。

平淡而有韵味,平凡而又神秘,此盖为文学最高境界。陶诗盖做到此地步了。

激昂慷慨,深刻了,好吧?激昂慷慨恐怕还是“客气”(孟子所谓“浩然之气”盖“主气”),如啤酒、汽水之冒沫。人日日在空气中,而从不感觉其存在,它“冒沫”吗?不。鱼生于水,而人游泳纵好亦是“客气”,客气不能持久。

热烈,深刻了,不得了吧?而这也不可靠,至少是反常。常、非常、反常,三者中后二者往往相近为一。无论多么非常、反常的,总有个“常”在;而且非常、反常不可为法。热烈是非常,到某种时间、某种场合,对某事物热烈。

热烈是一种消耗,这种情感平常禁不起,盖亦不能持久。至于深刻,我们顶爱讥笑人浮浅、不深刻,其实自己想一想,这种深刻也是不正常的。在困苦、艰难、变乱、压迫甚至摧残之下,这人才能深刻。就如同平地之树木与山间之松柏,人谓山间畸形之松曰“奇古”,曰“偃盖”,其实因平地之树木得地利,根直下故枝亦直上;山中树木根不得直下,故枝亦不能正常发育,且因山风劲烈之摧折,故形成此非常之形。知此为不自然,即知文人之深刻亦为不自然也,是受了摧残压迫。

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其实造时势是英雄,英雄亦还为时势所造。一切热烈、深刻之人亦皆为时势所造。曹公太伟大了,杜工部亦然。李义山诗美,黄山谷诗苦。在我们读山谷诗时,总觉与之不相近。

陶公没受过摧残压迫吗?受过。而读起来总觉得不如曹、杜之热烈、深刻。此为先天抑人力修养?盖二者兼而有之。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二十首》其五)

千古名句,也是千古的谜。究为何意,无人懂。悠然的是什么?若作见鸡说鸡、见狗说狗,岂非小儿?更非渊明。可以说是把小我没入大自然之内了。人或以为此句乃抬头而见南山就写出来,其实绝不然,绝非偶然兴到、机缘凑泊之作。人与南山平时已物我两忘,精神融洽,有平时酝酿的功夫,适于此时一发之耳。素日已得其神理,偶然一发,此盖其酝酿之功也。

人着急是没用的,着急对事实盖没有多大帮助。我们把事情看得平淡一点,这并不是残忍。要说残忍,还有比天地更残忍的吗?而人以为是平常。什么是平常?看惯了就平常。如刽子手杀人亦然。少所见,多所怪——见骆驼云马肿背。把事情该看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一切不得不然之事亦皆自然而然,在环境条件下也就自然而然如此了。

我们伤感悲哀,是因我们看到其不得不然,而不知其自然而然。知其为不得不然,但并非麻木懈怠,不严肃,而是我们的感情经过理智的整理了。陶盖能把不得不然看成自然而然。[1]

古今哲人会批评生活,了解生活,认识生活,但这种人在世上对生活是一个旁观者,不能深入生活核心,是一个最不会生活的人。这一点文学家、艺术家亦然。这样说对之并非轻视。一个哲学家往往是诗人,此等人无论在何种社会状况下总归是有闲阶级。而真正活在生活的核心的人是无闲的。

人世一切学问皆从看、见得来,尤其是见(见解、真知灼见)。禅宗好问“你见了什么”,“看”是第一步,“见”是观察的结果、观察的所得。“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哲学家也许看到生活核心,然绝未生活到生活的核心。一个哲人、诗人,至少在他创作时是旁观者,也许当他未创作前是一个活在生活核心者,但到他写时,便已撤出到人生阵线之外了。

观察人生、批评人生(“批评”不如改为“说明”),批评是有是非善恶之见。而中国诗没有,不但无善恶,且无喜乐,这是顶好的修养,也许是中国的中庸吧。所以中国士大夫阶级都会这一手(涵养,十年读书,十年养气),不过涵养结果成橡皮国民了,如阿Q然。但那是流弊。应该不是无是非、无善恶之见,是不生是非善恶之见;不是无喜怒哀乐之情,是不发喜怒哀乐之情。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庸》一章)喜怒哀乐发就完了吗?不,那不是艺术。鲁迅先生说:“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华盖集·忽然想到(五)》)那是近代思想。他不是不懂中庸,懂得很深而反说,他有他的意思。人做到“和”已不易,而中国人所谓“道”、所谓“圣”是“未发谓之中”,既能“中”,那么“发”之自然“和”。鲁迅说“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可没说乱说、乱笑、乱哭、乱怒、乱骂、乱打呀!

诗人情感要热烈,感觉要锐敏,此乃余前数年思想,因情不热、感不敏则成常人矣。近日则觉得除此之外,诗人尚应有“诗心”。“诗心”二字含义甚宽,如科学家之谓宇宙,佛家之谓道。有诗心亦有二条件,一要恬静(恬静与热烈非二事,尽管热烈,同时也尽管恬静),一要宽裕。这样写出作品才能活泼泼的。感觉锐敏固能使诗心活泼泼的,而又必须恬静宽裕才能“心”转“物”成诗。

老杜诗好而有的躁,即因感觉太锐敏(不让蚊子踢一脚)。陶渊明则不然。二人皆写贫病,杜写得热烈锐敏,陶则恬静中热烈,如其《拟古诗九首》其三:

仲春遘时雨,始雷发东隅。

众蛰各潜骇,草木纵横舒。

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

先巢固尚在,相将还旧居。

自从分别来,门庭日荒芜。

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

欢喜与凄凉并成一个,在此心境中写出的诗。陶写诗总不失其平衡,恬静中极热烈。末二句“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与燕子谈心,凄凉已极而不失其恬静者,即因音节关系。音节与诗之情绪甚相关。陶诗音节和平中正,老杜绝不成。至如“暗飞萤自照,水宿鸟相呼”(《倦夜》)二句,乃杜诗中最好的,不多见,虽不能说老杜诗之神品,而亦为极精致者。若心躁不但不能“神”,连“精”都做不到。

或谓陶渊明乃隐逸诗人。此不足以尽括渊明。余所见渊明是积极的、进取的,如其《咏荆轲》之“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其人虽已没,千载有馀情”,枝节固非全体,而不能说枝节不属全体。

或曰陶渊明诗冲淡、恬淡(冲:和;恬:安静),恬淡偏于消极,而陶是积极的。如其《荣木》末章云:

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

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

其《荣木·自序》又云:

荣木,念将老也。日月推迁,已复九夏;总角闻道,白首无成。

故陶诗之冲淡,其白如日光七色,合而为白,简单而神秘。

中国真是一个神秘的民族,神秘到自己不知其神秘了。说中国人爱和平,而中国的内战最多。神秘。

中国文学是简单而又神秘,然所谓简单非浅薄,所谓神秘非艰深。中国文学对“神秘”二字是“日用而不知”(《易传·系辞》),而又非“习矣而不察焉”(《孟子·尽心上》),“习矣而不察焉”是根本不明白。吾人所追求者为刀之刃、锥之颖,略差即非。

注释

[1]叶嘉莹此处有按语:“此语亦极为深入有得。”

六、《饮酒二十首》

陶公《饮酒二十首》,第一首“衰荣无定在”,为二十首之总起,述饮酒之故:

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

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

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

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

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

其意若叹:世事多变化,不若酒中之有真味也。人世无常(此“常”与前所云之“常”[平常]不同,此“常”是永恒),除哲学、文学、艺术外,在人世中最易得到的是酒,虽不见得从中能得到永恒,而至少可忘掉无常。

诗必使空想与实际合二为一,否则不会亲切有味。故幻想必要使之与经验合二为一。经验若能成为智慧则益佳。陶诗耐看耐读,即能将经验变为智慧。

老杜诗嗡嗡地响,陶则不然。陶诗如铁炼钢,真是智慧,似不使力而颠扑不破。陶集中不好者少,如其“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好!

英唯美派诗人沃尔特·佩特(W.Pater)说喜欢碧玉般燃烧着的火焰,虽燃烧而是沉静的。老杜是大块的煤,而尚嫌句法有点作态、拿捏,山东人叫作“作势”。西洋总使点劲,中国似自然而然。陶渊明更自然,陶诗尚朴,更自然,毫无作态。“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是说理,是散文,而写成诗了。深刻、严肃,而表现得自在。

陶渊明真好,而其好处尚不在乎此。

《饮酒二十首》第一首言“衰荣”,第二首言“善恶”:

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

善恶苟不应,何事空立言。

九十行带索,饥寒况当年。

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

“积善云有报”、“善恶苟不应,何事空立言”。《易传》有云:“积善之家必有馀庆,积不善之家必有馀殃。”(《文言》)《书经》有云:“满招损,谦受益。”(《大禹谟》)为世人立法,不得不有“报”,儒、佛皆然,耶教天堂、地狱亦然。无论哲学、宗教皆讲“报”,而在世法,有时证明“报”是不可靠的,因善有时恶报,恶有时善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不可能,不可靠,就不可信。但难道因此就不做好人吗?还要做。无所为(去声)而为(平声),这是最高的境界,但也就是最苦的境界。人吃苦希望甜来,但甜不一定来,而且还一定不来;但还要吃苦,这便是热烈、深刻。但陶写来还是平淡。无论多饿,无论遇见多爱吃的东西,也还要一口口慢慢吃;人说话、作文也还要一句句慢慢说,不必激昂慷慨说,不也可以说出来吗?

伯夷、叔齐,该说夷、齐,而陶诗说“夷叔”,“夷叔在西山”,没关系。“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君子固穷”(《论语·卫灵公》),“固”即“素贫贱”之“素”,就是为吃苦而吃苦。

“道”,用此字者甚多,往平实说,实即生活下去之态度与方式,此即道。(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商人之道。)

《饮酒二十首》之第三首:

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

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

所以贵我身,岂不在一生。

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

鼎鼎百年内,持此欲何成。

首句首字“道”紧接前首之“固穷节”,此“固穷节”盖即其“道”。“向千载”,向,近也。“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惜其情”,旧注:“惜情以为别用,不用之于道也。”余以为此注不甚佳,但另外又无更佳之讲法。“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道,在我;名,在人。而古今人多舍其在我而求其在人。衣求舒适,而人穿衣求别人看。“鼎鼎百年内,持此欲何成”,此指“不饮酒”。而“顾名”,即不求其在我而求其在人。现在唱戏老求别人叫好,所以演不好。西洋某剧家说自己演戏不要管观众那些傻子。凡舍其在我而求其在人,无一可靠。

《饮酒二十首》之第四首:

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

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

厉响思清远,去来何依依。

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

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

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

“去来何依依”之“何依依”,一作“何所依”,亦通。

一个人理想太高或生活不得意,总觉得自己是孤独寂寞,得不到帮助同情。帮助同情盖亦人之所为万物之灵,碰也许碰着,但不可去找,可遇而不可求;自己来则可,去找别人则不可。其实天地间成功、失败、帮助、同情,可把它看淡一点,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理想最高的人,没人跟他抱同一理想,他走的路须人伴他一同走。如走高山,越来伴儿越少,回头看看,没人,孤单。孤单是当然,爬一个山看看人就少一点,最后也许只剩一个人了。陶比之于“失群鸟”,盖亦有此感。要高要远,当然要认真努力,自然不肯休息,也不想休息,但人心得有所寄托。人最可怕是无聊,但什么是无聊?即精神得不到寄托时。某人说,世界上有一人爱我,我就能活下去;反之若能爱人亦可。如既无人爱又不爱人,便失去生活勇气。(如寡妇守其独子,失去便不能生存。)我们信仰宗教,也是找寄托;求吃饱饭也是寄托;张献忠杀人也是寄托。中国人好打牌,有一个人很有希望,但后来什么都不干,只打牌,便因其失去寄托。

陶诗中说此“失群鸟”,“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松在中国是清高象征[1],故“敛翮遥来归”。“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荫”,不是枝叶,但因叶而有。“荫不衰”,松不为环境所屈服。鸟象征人,松是其寄托。“衰荣”不可靠,“善恶”没有报,所寄托者“固穷”。(若真正“固穷”,该连酒也不要。)西洋人说要想打破无聊,只有努力去工作。这比“积善之家必有馀庆,积不善之家必有馀殃”数句更可靠一点,真实性更大。工作,有几人在真正努力工作?工作,想起来真可怕,什么时候算完?——“死而后已”。那么,人生是罚下吃苦力来了?但圣贤通人情,陶亦然。“日暮犹独飞”,“因值孤生松”、“托身已得所”,很平常,而可爱、可敬亦因此故。好逸而恶劳,人之情也,但破除无聊还只有工作,所以工作和休息有连带关系。

余自谓如盲人引路,可别人不知瞎子苦痛,还要向瞎子问路。而瞎子虽不识路,但还要走下去。余日常读书写字,也无从说起,真没的可说。人工作,努力到要疲劳为止,或疲劳为止,无论练字读书皆然。一天写两千字,练得筋疲力尽,三天就停止,完了,还不如一天只写二十字,还没尽兴,明儿再说吧。人工作不要把自己弄得厌烦了,疲倦了。勉强,值得恭敬,而且有时也该勉强;但勉强不是正常,是反常。虽然有时也要抻一抻自己的劲。

陶之“固穷”是勉强。[2]知命,安命,不是消极,是积极的,而此积极是艺术的、科学的,心不别落。这话不是没出息。

好逸恶劳,我们要在其中斟酌出一个劳逸相当的路子来,这是哲学,也是科学。陶渊明讲“固穷”,讲“躬耕”,这是劳;但要休息,什么是休息?——酒。人也并不反对休息。

《饮酒二十首》之第五首: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饮酒二十首》之第六首:

行止千万端,谁知非与是。

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誉毁。

三季多此事,达士似不尔。

咄咄俗中愚,且当从黄绮。

“雷同共誉毁”,言一誉之则众誉之,一毁之则众毁之,以耳为目,是非无定也。“咄咄俗中愚,且当从黄绮”,“黄绮”,黄石公、绮里季,古隐士。

《饮酒二十首》之第七首: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

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

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

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

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掇”,采也;“泛此忘忧物”,“泛”,浮也;“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得”,失之反,丧之反;“得此生”,保生。

《饮酒二十首》之第八首:

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

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

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

提壶挂寒柯,远望时复为。

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

“凝霜殄异类”,“殄”,灭。“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绁”,通“絏”,系也。

《饮酒二十首》之第九首:

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

问子为谁欤,田父有好怀。

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

褴褛茅檐下,未足为高栖。

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

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谐。

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

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

写田父来访。“褴褛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乃设为田父相劝之辞。“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谐。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乃陶公答词。“禀气”,犹言禀性。“谐”,和、同。余以为同学吸收力强而思索力弱。对上下四旁都要想到。陶公“禀气寡所谐”,我们也这样成吗?不成。“纡辔诚可学”之“纡辔”,犹孟子所谓“诡遇”(《孟子·滕文公下》),屈己以从人之意。舍己为人是牺牲,屈己从人是世俗,二者不同。世间多为后者,而前者少。“违己讵非迷”之“迷”,惑也。

陶有的诗其“崛”不下于老杜,如其“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然此仍为平凡之伟大,念来有劲。常人多仅了解“悠然见南山”,非真了解。

《论语》“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述而》)杨恽《报孙会宗书》:“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杨恽与孔子“从吾所好”不同,孔子有吃苦忍辱,杨恽只是放纵。而陶渊明真是儒家精神,比韩愈、杜甫通。陶渊明圆通冲淡,而所说仍不及孔子缓和。陶究竟是诗人,孔子“从吾所好”是伟大哲人之诗人态度。

《饮酒二十首》之第十首:

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

道路迥且长,风波阻中途。

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

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馀。

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

此为譬说。譬说深入(思想)浅出(表现),经济。陶曾为刘宋之参军。“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馀”之“倾身”,犹言尽力。[3]“恐此非名计”,“名计”之“名”,即“名言”之“名”。

《饮酒二十首》之第十一首:

颜生称为仁,荣公言有道。

屡空不获年,长饥至于老。

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

死去何所知,称心固为好。

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

裸葬何必恶,人当解意表。

“颜生称为仁”,“称”,去声。“客养千金躯”,谓不以其道,客者,非主之意。陶诗真沉痛,真严肃,真好。“人当解意表”,“表”,外。人读书、听讲皆当“人当解意表”。俗说要找一年麻烦是盖房,找一天麻烦是请客。讲书如解剖,如化学分析。譬如一鸟,看其飞,听其叫,岂不甚好?而一解剖之便无活鸟矣。人听讲要把死鸟再听活了。

《饮酒二十首》之第十二首:

长公曾一仕,壮节忽失时。

杜门不复出,终身与世辞。

仲理归大泽,高风始在兹。

一往便当已,何为复狐疑。

去去当奚道,世俗久相欺。

摆落悠悠谈,请从余所之。

汉张挚,字“长公”;后汉杨伦,字“仲理”。杨伦讲授大泽中,弟子至千馀人。“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前者成人,后者成己。成己然后始能成人,不能成人,便当成己。成己,近于佛之“自利”;成人,近于佛之“利他”。是哲学的,也是艺术的。佛是因果的,先后的;儒家则也是因果,但也是相互的。佛必要利他、牺牲,儒则不能成人则成己。陶此诗所表现是儒家精神,而不是宗教精神,不是牺牲。

《饮酒二十首》之第十三首:

有客常同止,取舍邈异境。

一士长独醉,一夫终年醒。

醒醉还相笑,发言各不领。

规规一何愚,兀傲差若颖。

寄言酣中客,日没烛当秉。

“有客常同止,取舍邈异境”,此二句“似诗的散文”(西洋有散文的诗)。平常说写诗写成散文诗不高,其实还是其散文根本就不高。陶诗为诗中散文最高境界。“醒醉还相笑”,世间皆然;“发言各不领”,“领”,悟、会、了解。这是人生最大悲哀。“规规一何愚,兀傲差若颖”,“规规”,清醒;“兀傲”,醉;“差”,比较之辞;“颖”,特出。以陶渊明之严肃(如诗曰“吾驾不可回”),而有时要做糊涂,应把两者参成一个——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天下没有一个人本身没有矛盾的。

平常写诗都是伤感、悲哀、牢骚,若有人能去此伤感、悲哀、牢骚而仍能写成好诗真不容易,如烟中之毒素,提出之后味也便减少了;若仍能成为诗,那是最高的境界。文艺将来要发展成为没有伤感、悲哀、牢骚而仍能成为好的文学作品。

《饮酒二十首》之第十四首:

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

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

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

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

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班荆坐松下”,“班荆”,布草。“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迷所留”,“留”,佛所说“住”,俗谓之停顿。人之身体、精神必有所“住”。喝酒之后还有所停顿,但仍是“迷所留”,的确在天地间而忘掉在天地之间了。这是佛家涅槃、法喜、禅悦境界。做人、治事、治学,若不达此境界不会成功。反正要“悠悠迷所留”,此中有“有深味”才行。不是无所留,不是没味,是有所留,有深味,而不自知。

《饮酒二十首》之第十五首“贫居”:

贫居乏人工,灌木荒余宅。

班班有翔鸟,寂寂无行迹。

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

岁月相催逼,鬓边早已白。

若不委穷达,素抱深可惜。

“贫居乏人工,灌木荒余宅”,“荒”字真用得好。使用文字大家有同样的方便,而我们看不出是修养不到。陶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悠”,(一)久,时间;(二)远,空间。此处为“久”意,表示时间。“若不委穷达,素抱深可惜”,“委”,弃。若不能将“穷达”二字抛开,这样活着“真可惜”。陶公真是多情人,说尽众生烦恼,佛之烦恼。陶能“委穷达”,而曰“深可惜”,为一般人可惜。[4]称士、君子、士大夫、读书人,陶渊明才真当得起。他伤感、悲哀、牢骚,我们允许,因为他是为众生如此,哀众生之痛苦。读陶渊明诗不能只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面。

《饮酒二十首》之第十六首: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

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

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

敝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

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

孟公不在兹,终以翳吾情。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游”,即《论语》“游于艺”(《述而》)之“游”,“游”不是习,而与习有关;习是有心,游是自然的,“游于水中”而忘掉自己在水中。“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无成”,一方面是思想,一方面是事业。“孟公不在兹,终以翳吾情”,“翳”,蒙蔽之意,说连孟公这样的友人也没有,内心之情最终无法表达。

《饮酒二十首》之第十七首:

幽兰生前庭,含薰待清风。

清风脱然至,见别萧艾中。

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

觉悟当念还,鸟尽废良弓。

“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道”,人各有道,如人各有其生活方法。“觉悟当念还,鸟尽废良弓”二句,说尽人生。你不要气。冬日则饮汤,夏日则饮水,你也气么?冬天的公园就很少人去,你何必生气?世上事根本就如此,理智一点好了,伤感牢骚何必?

第三句真好,“脱”字轻妙。若用“突”,突然至,糊涂得很。可惜“见别萧艾中”一句也是说明了。

《饮酒二十首》之第十八首:

子云性嗜酒,家贫无由得。

时赖好事人,载醪祛所惑。

觞来为之尽,是谘无不塞。

有时不肯言,岂不在伐国。

仁者用其心,何尝失显默。

《饮酒二十首》之第十九首:

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

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

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

遂尽介然分,拂衣归田里。

冉冉星气流,亭亭复一纪。

世路廓悠悠,杨朱所以止。

虽无挥金事,浊酒聊可恃。

“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耒”,农器。“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将”,亦养也。“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三十而立,“志意多所耻”,真沉痛。人到无耻就成了□□[5],就完了。

诗之好坏不以难懂易懂而分优劣。“知足更励前,知止以不止”——余近作《和陶公饮酒诗》第十九首中句。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道德经》四十四章),余之意为因“知足”而更向前,因“知止”才能不止,即孟子“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孟子·离娄下》)之意。

《饮酒二十首》之第二十首:

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

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

凤鸟虽不至,礼乐暂得新。

洙泗辍微响,漂流逮狂秦。

诗书复何罪,一朝成灰尘。

区区诸老翁,为事诚殷勤。

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

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

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

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

陶公《饮酒二十首》越写越有力、越响。

人皆谓杜甫为诗圣。若在开合变化、粗细兼收上说,固然矣;若在言有尽而意无穷上说,则不如称陶渊明为诗圣。

以写而论,老杜可谓诗圣;若以态度论之,当推陶渊明。老杜是写,是能品而几于神,陶渊明则根本是神品。

《人间词话》引昭明太子评陶诗语:“抑扬爽朗,莫之与京”,引王无功称薛收赋:“嵯峨萧瑟,真不可言”。文学要有此两种气象。老杜有时是嵯峨萧瑟,李白是抑扬爽朗;白乐天若是抑扬爽朗,韩退之就是嵯峨萧瑟;李贺当然并非抑扬爽朗,嵯峨萧瑟近之矣;苏东坡若是抑扬爽朗,黄山谷就是嵯峨萧瑟。他们不过有时如此。真够得上抑扬爽朗的只有陶渊明。

读陶公《饮酒》诗,与其说陶公是诗人,不如说是散文家;与其说是文人,不如说是思想家;与其说是思想家,不如说是……

注释

[1]叶嘉莹此处有按语:“不只清高且劲直。”

[2]叶嘉莹此处有按语:“此语得加解释。”

[3]叶嘉莹此处有按语:“倾身比尽力更有过之。‘力’,人所有之一部分而已;‘身’,则人之全体。”

[4]叶嘉莹此处有按语:“亦是先生自己一番体验。”

[5]原笔记“了”字下缺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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