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绝响《锦瑟》
义山《锦瑟》可谓为绝响之作：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李义山这首《锦瑟》诗与其《二月二日》最早到余之心上，入余之眼中。当然，《二月二日》不能与《锦瑟》比，《锦瑟》不但是义山的代表作，简直可以称为绝唱，以后没有见过这样好的诗。
所谓绝响，其好处即在于能在日常生活上加上梦的朦胧美（梦的色彩）。
一个诗人是day-dreamer，而此白日梦并非梦游，梦游是下意识作用，脑筋不是全部工作，此种意识为半意识。诗人之梦是整个的意识，故非梦游；且为美的，故不是噩梦；且非幻梦，因幻梦是空的，缥缈的。而诗人之梦是现实的，诗人之梦与幻梦相似而实不同。幻梦在醒后是空虚，梦中是切实而醒后结果是幻灭。
《锦瑟》之“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二句真美。烟雾不但散后是幻灭，即存在时亦有把握不住之苦痛，不能保存。种花一年，看花十日，但尚有十日；云烟则转眼即变，此一眼必不同于彼一眼。诗人之诗则不然，只要创造得出，其美如云、如烟、如雾，且能保留下来，千载后后人读之尚感觉其存在。故诗人之梦是切实的而非幻梦。诗人之将日常生活加上梦的美是诗人的天职。既曰天职，便不能躲避，只好实行。实行愈力，则愈尽天职。
诗中无写实，写实与切实不同。不但诗，文学中亦不承认有写实。好诗皆有梦的色彩。梦是有色彩的。浪漫、传奇，在诗中有浪漫传奇色彩的易加上梦的朦胧美，而在日常生活中加上不易，因浪漫、传奇有一种新鲜的趣味。在吾囯诗中，日常生活上加上梦的朦胧美的作品甚少见。（在散文中如《史记·项羽本纪》，与其谓之为写实作品，毋宁谓之为传奇。）
有新鲜味者皆有刺激性，而久食则无味矣。此种加新鲜味，有刺激性、传奇性的作品，小说中谓之“演义”。梦的朦胧美加在写实上便是“附会”，便是“演义”。《三国演义》谓关公刀八十二斤，刘备双手过膝，此虽无艺术价值，而亦为“附会”，与诗人之加梦的色彩相似。
日常生活是平凡，故写诗时必加梦的朦胧美。二者是冲突，而大诗人能做到，使之成美的梦，有梦的美。李商隐能做到。
或谓《锦瑟》乃悼亡诗，亦可。首二句忆从前；三、四句一写前，一写今；“沧海”二句写从前之事。“珠有泪”并非痛苦的泪，“珠有泪”是写珠光，旧写美的泪亦曰“泪珠”、“珠泪”，此实盖很美的名词。不过用得多了，失去其刺激，令人不觉其美。平常多从泪联想到珠，李义山乃由珠联想到泪。“沧海月”如被海水洗过，更明、更亮，更觉在月光下之珠亦更亮、更圆。“烟”是暖的，故“蓝田日暖玉生烟”。“沧海”二句已沉入梦中，故后二句曰“此情可待成追忆”，又曰“只是当时已惘然”。“惘然”二字真好，梦的朦胧美即在“惘然”。不是兴奋，不是刺激，不是悲哀，也不是欣喜，只是将日常生活加上一层梦的朦胧美。
李义山是最能将日常生活加上梦的朦胧美的诗人。李义山对日常生活不但能享受，且能欣赏。平常人多不会享受，如嚼大块的糖，既不会享受，更谈不到欣赏。
幼儿之好玩儿不是梦的朦胧美；一个中年人和一个老年人，坐在北海岸边，对着斜阳、楼台，默然不语，二者是谁能享受欣赏呢？恐怕还是后者。这真是惘然，是诗与生活成为一个，不但外面有诗的色彩而已，简直本身就是诗。
古语曰“相视而笑，莫逆于心”（《庄子·大宗师》），尚嫌其多此一笑。如慈母见爱儿归来对之一射之眼光，在小孩真是妙哉，我心受之，比“相视而笑”高。诗人在惘然中，如儿童在慈母眼光中，谈不到悲哀、欣喜。
悼亡非痛苦、失眠、吐血，而只是惘然。且不但此时，当时已惘然矣。
若令举一首诗为中国诗之代表，可举义山《锦瑟》。若不了解此诗，则上不了解“诗三百”、《离骚》，下也不会了解以后的诗。
二、平凡美
诗是要将日常平凡生活美化（升华）。自此点看来，义山颇与西方唯美派相似。此名词之含义甚深，浅言之，是要写出一种美的事物来，创造出美的东西来。能如此，便是尽诗人之天职，尽了诗人之良心。（可以王守仁“良知”、“良能”之“良”释此“良”字。）
以唯美派说义山诗无何不妥，而中西唯美又不全同。中西唯美派全同者乃一点——为艺术的艺术，“L′art pour l′art”，并非要表现自己思想，给别人教训。至于义山与西方唯美派之大不同，即西方唯美派似不满意于日常生活，于是抛开了平凡事物而另去找、另去造；至义山则不然，不另起炉灶，亦不别生枝节，只是根据日常生活，而一写便美化了、升华了。并非另找，只是乔装了出来——“乔装”一词尚不妥，还是说“升华”。
研究义山诗之人多为其美所眩，实则读者读时应如化学之还原。诗人将平常变成美（作品），读者只见其美：实应不被其美外眩，应自美还原（回）到平凡，就可以认识义山了：
义山平凡美←读者
如“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二句，是写男女二性美满生活，而此美满生活并非固定，高楼与草屋同，只要二人调和即好。义山乃寒士，与其妻所过亦必为茅檐草屋、粗茶淡饭的生活，而义山写诗时将其美化了。
法国恶魔派诗人波特莱尔（Baudelaire）所作之诗集《恶之花》（Flowers of Evils），不满意日常生活，故另写许多常人不写的，故人名之曰恶魔。（名之为恶魔派，稍含恶意，实亦唯美派。）若谓B氏所写乃出奇的，则李氏所写是更近于人情的唯美派作品。
李义山不但与B氏不同，与李贺亦不同。义山诗无疑曾受《李长吉歌诗》（《昌谷集》）之影响。自义山诗中亦可看出其仿长吉之作品，如《燕台诗四首》，此类诗在义山集中成谜。每字、每句皆可解，而全篇不可解。欲了解义山此类诗，必起义山于九原不可。此类诗无疑地受长吉影响而失败了，因根本长吉即未全成功。或因中国文字、民族性不适于写此类作品亦未可知。
三、力的文学与韵的文学
义山诗最大成功是将日常生活美化成诗。不但《锦瑟》，自《二月二日》一首亦可看出。
老杜有《绝句漫兴九首》，其四曰：
二月已破三月来，渐老逢春能几回。
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
李商隐《二月二日》曰：
二月二日江上行，东风日暖闻吹笙。
花须柳眼各无赖，紫蝶黄蜂俱有情。
万里忆归元亮井，三年从事亚夫营。
新滩莫悟游人意，更作风檐夜雨声。
此乃力的文学与韵的文学。老杜诗可以为力的代表，义山诗可以为韵的代表。
义山所写当为江南，因江北二月尚无三、四句之景，俗语“二月清明花开罢，三月清明不见花”。而吾人总见过“花须柳眼”、“紫蝶黄蜂”，此岂非甚平常？
首二句原亦平常，而义山写得好。如“东风日暖闻吹笙”，一读便觉到暖风拂面而来，不是因为其写暖，其音亦如暖风拂来。按格物讲，李之诗亦合乎科学。先说“笙”字。“三百篇”《小雅·鹿鸣》中“吹笙鼓簧”，笙内有簧，与笛、箫不同，簧如笙之声带。据说笙最怕冷，在三九吹不响，冷气一入则簧结而不动，故吹笙必天暖。清真词：
夜深簧暖笙清。（《庆宫春》）
所写盖冬之夜，而屋内暖，故簧暖，故笙清，夜深而愈清。清真词又有：
锦幄初温，兽香不断，相对坐调笙。（《少年游》）
亦笙与暖相连。义山之“东风日暖闻吹笙”，就直觉讲，一读则暖气上人心头；按科学讲，亦合。甚平常，而写得好，成功了。
试看诗中笙与笛之比较。杜牧之：
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
（《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阁下宛溪夹溪居人》）
此亦很美之描写。雨自上而下，帘亦自上而下，落日相对是横的，一笛风也是横的。此句非是笛不可，与义山“东风日暖闻吹笙”可为相对，一写暖，一写凉。“东风日暖”时岂无人吹笛？有人吹亦不能写，正如“落日楼台”不能写吹笙一样。又如李益诗：
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
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夜上受降城闻笛》）
是“沙似雪”，是“月和霜”，必是塞外，必是吹芦管不可，绝不是笛是笙，听了如何能不望乡？简直受不了。此皆从反面证明义山吹笙之好。
至于“花须柳眼”二句亦好。常人看字是模糊的，了解是浮浅的，读诗不应如此。如“紫蝶黄蜂俱有情”，“有情”二字读时切不可滑过。平常诗人写有情简直无情，而义山写来沉重。曰“紫”曰“黄”，感觉亲切，故写有情是真有情，沉重。“花须柳眼各无赖”，“无赖”二字亦好。平常说“无赖”有贬义，此乃好意。如慈父慈母跟前之爱儿娇女是无赖的，儿女向父母要钱买糖，慈父慈母绝不会严责。日本译charming为爱娇，好，儿女的“无赖”非可恨的，而是爱娇。“花须柳眼”到春天亦如此。人已然看得不耐烦，而花仍在开，柳仍在舒，真是无赖。而此皆平常事物，李义山能就之写出美的作品来。
“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孟浩然句）二句与“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钱起《湘灵鼓瑟》）二句亦为韵的文学，而与义山之韵的文学不同。前者是在人生上加上自然之描写，结果只成为自然之表现，而非人生之表现。义山则是对日常生活加上梦的朦胧美，故其人生色彩较前者浓厚。“沧海月明”亦是大自然，李氏未尝不借重自然，而究竟是人生的色彩多。二者为韵的文学同，而其所以为韵的文学不同。
义山究用何种技术写出《锦瑟》之诗，姑且不论。且说伤感诗人如清黄仲则之诗句：
寒甚更无修竹倚，愁多思买白杨栽。（《都门秋思》）
结束铅华归少作，屏除丝竹入中年。（《绮怀十六首》其十六）
似乎人生色彩比义山浓厚；而若以韵论，则差之太远。因黄氏之诗只能成为伤感的诗，此种诗很难写得有韵。抒情诗人自易流入伤感，而若细推其源当以陆放翁为最。如：
万事从初聊复尔，百年强半欲何之。（《感秋》）
此诗太显著，在技术上尚不及黄氏成功。黄氏之“茫茫来日愁如海，寄语羲和快着鞭”（《绮怀十六首》其十六）亦与之同出一源，黄盖出于陆。
此外另有一种愤慨的诗，牢骚、生气、发脾气，此即中国诗人之爱自暴自弃之原因。黄仲则之“茫茫来日愁如海，寄语羲和快着鞭”二句亦是愤慨，此派亦出于放翁。如放翁之：
厄穷苏武餐毡久，忧愤张巡嚼齿空。（《书愤二首》其一）
苏武餐毡事盖为附会，饿是饿，毡怎样能吞下去成问题，消化得了否又是问题，除非是铁人，还要是活铁人。然此二句尚好，二句字笔画都多，可代表中心之不平。“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二句则甚疏朗，好，可代表中心和平。“餐毡”、“嚼齿”二词好，而最糟在“久”、“空”，次则“阨穷”、“忧愤”，太平常。
伤感与愤慨虽分为二，实则一也。自暴与自弃亦不同，自弃是说自己什么都不成，自暴是目空一切，而此二者实亦一也。如武断、盲从亦二而一也。武断似乎最有主意，实则没有一个武断的人不盲从的：乃根本脑筋不清楚。自暴自弃似一积极，一消极，实亦一也。
李义山也写伤感、愤慨，而其长不在此。
李氏议论诗、纪事诗亦不高。如其七古《韩碑》一篇，乃有名代表作，亦无甚了不起。有之则高在字句上之锤炼修辞，一力摹古，有点做古董。
李义山好就是韵的文学好，日常生活加上梦的朦胧美。
四、情操之自持
今再举其悼亡诗：
更无人处帘垂地，欲拂尘时簟竟床。（《王十二兄与畏之员外相访见招小饮时予以悼亡日近不去因寄》）
此较黄、陆真高。上句真伤感，若使其妻在，断不致如此寂寞；下句更伤感，若使其妻在，则绝不会令簟上尘满，自己做事亦可哀，而“簟竟床”的悲哀更甚。此盖衰老时的作品，衰老时本筋力不及，“欲拂尘时簟竟床”比放翁的“聊复尔”、“嚼齿空”深厚得多。此即因其能将日常生活升华，加上一层梦的朦胧美。结晶升华后本质虽同，而比未升华时美很多了。此义山之所以高于放翁也。
若说陆、黄的诗是冒出来的，则李之诗是沉下去的，沉下去再出来。冒则出而不入，陆、黄情绪→，李则情绪。李是用观照（欣赏）将情绪升华了。陆、黄一类诗，写欢喜便是欢喜，写悲哀便是悲哀；而观照诗人则在欢喜、烦恼时加以观照，看看欢喜、烦恼到底是什么东西。一方面观，一方面赏，有自持的功夫。沉得住气，不是不烦恼，不叫烦恼把自己压倒；不是不欢喜，不叫欢喜把自己炸裂。此即所谓情操。必须对自己情感仔细欣赏、体验，始能写出好诗。
常人每以为坏诗是情感不热烈，实则有许多诗人因情感热烈把诗的美破坏了。
义山《花下醉》：
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
客散，夜深，其伤感多深，而写得多美。残花不久，而尚持红烛，真是沉得住气。多么空虚——夜半酒醒；多么寂寞——人去后。从何欢喜？但真是蕴藉、敦厚、和平，还是情操的功夫。
若举一人为中国诗代表，必举义山，举《锦瑟》，《锦瑟》亦是“更持红烛赏残花”，不但对外界欣赏，且对自己欣赏。
然此并非诗的最高境界。从观照欣赏生活得到情操自持，然但有此功夫尚不成，因但如此则成作茧自缚，自己把自己范围在窄小生活里，非无修养，而无发展。如一诗人境界世界甚小，伤感没发展，老这样下去就完了。如后之西昆体就完了。义山此类诗至韩偓、端己必改变，西昆体学义山失败了。后之诗人之沾沾自喜、摇头晃脑亦本于此。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有一利必有一弊。
如果一个诗人完全抛弃了欣赏的态度和心情，则大可怀疑其是否能成为一个诗人。（虽然只欣赏是不能够成为一个好诗人的。）中国诗人对大自然是最能欣赏的。无论“三百篇”之“杨柳依依”（《小雅·采薇》）或楚辞之“嫋嫋兮秋风”（屈原《九歌·湘夫人》）等，皆是对自然的欣赏。而亦有对人生之欣赏，如李义山。
义山虽能对人生欣赏，而范围太小，只限自己一人之环境生活，不能跳出，而满足此小范围。满足小范围即“自画”。此类诗人可写出很精致的诗，成一唯美派诗人，其精美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严格地批评又对他不满，即因太精致了。
义山的小天地并不见得老是快乐的，也有悲哀、困苦、烦恼，而他照样欣赏，照样得到满足。如《二月二日》一首，何尝快乐？是思乡诗，而写得美。看去似平和，实则内心是痛苦。末尾二句“新滩莫悟游人意，更作风檐夜雨声”，不但要看它美，须看它写的是何心情。“滩”，山峡之水，其流顶不平和；“莫悟”，不必了解；“游人”，义山自谓。此谓滩不必不平和地流，我心中亦不平和，不必你做一种警告，你不了解我。然义山在不平和的心情下，如何写出此诗前四句那么美的诗？由此尚可悟出“情操”二字意义。观照欣赏，得到情操。吾人对诗人这一点功夫表示敬意、重视。诗人绝非拿诗看成好玩。我们对诗人写诗之内容、态度表示敬意。
只是感情真实，没有情操，不能写出好诗。义山诗好，而其病在“自画”，虽写人生，只限于与自己有关的生活。此类诗人是没发展的，没有出息的。所以老杜伟大，完全打破小天地之范围化蛾破壁飞去。其作品或者很粗糙，不精美，而不能不说他伟大，有分量。西洋写实派、自然派则如照相师。老杜不是摄影技师，而是演员。谭叫天说我唱谁时就是谁，老杜写诗亦然。故其诗不仅感动人，而且是有切肤之痛。
老杜能受苦，义山就受不了，不但自己体力上受不了，且神经上受不了。如闻人以指甲刮玻璃之声便太不好听。不但自己不能受，且怕看别人受苦，不能分担别人苦痛。能分担（担荷）别人苦痛，并非残忍。老杜敢写苦痛，即因能担荷。诗人爱写美的事物，不能写苦，即因不能担荷。
义山情操一方面用的功夫很到家，就因为他有观照，有反省。这样虽易写出好诗，而易沾沾自喜，满足自己的小天地，而没有理想，没有力量。义山虽亦有时有一二句有力量的诗，而究竟太少。
诗中之蕴藉、朦胧、明快，各有其不得已，而非勉强，是行于所不得不行。李义山有《韩碑》一首，非其本色，乃别调。义山作风原是蕴藉，而《韩碑》不仅明快，直有点老辣。桃鲜，结果味同；而人有别调，此人之所以为人。人非圣佛，则心不能长在“中”（儒）、“定”（佛），应“执一以应无穷”——道。
诗人的“一”是多方面的。义山《韩碑》诗作诗时有两种不同动机：其一，替韩愈鸣不平，未免愤慨；其二，作此诗时心中有韩诗七古印象。在技术上义山最成功，取各家之长，绝不只学杜。如《韩碑》之学退之，然此尚有个性，虽硬亦与韩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