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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虎行[1]

朝作《猛虎行》,暮作《猛虎吟》[2]。腸斷非關隴頭水[3],淚下不為雍門琴[4]。旌旗繽紛兩河道[5],戰鼓驚山欲傾倒。秦人半作燕地囚,胡馬翻銜洛陽草[6]。一輸一失關下兵[7],朝降夕叛幽薊城[8]。巨鼇未斬海水動[9],魚龍奔走安得寧[10]?

【注釋】

[1]猛虎行:樂府舊題,《樂府詩集》卷三一《相和歌辭·平調曲》收此篇,題為《猛虎行》,引古辭云:“飢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棲。野雀安無巢,游子為誰驕?”又引《樂府解題》曰:“晉陸機云‘渴不飲盜泉水’,言從遠役猶耿介,不以艱險改節也。又有《雙桐生空井》,亦出於此。”猛虎,喻凶惡之人,此處喻安禄山。

[2]“朝作”二句:宋本校:“一作‘行亦《猛虎吟》,坐亦《猛虎吟》’。”

[3]隴頭水:《初學記》卷一五引《辛氏三秦記》謂隴右西關,其阪九回,不知高幾里,欲上者七日乃越。上有清水,四注流下,即所謂隴頭水。俗歌曰:“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遥望秦川,肝腸斷絶。”乃寫行人因聽隴頭流水而思鄉腸斷。蕭士贇注:“隴頭水,亦古樂府别離之曲,正與雍門琴相對。”此句謂己腸斷則與别離無關。

[4]雍門琴:據《説苑·善説》載,戰國時齊人雍門子周,曾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雍門子周引琴而鼓,於是孟嘗君增悲流涕曰:“先生之鼓琴,令文若破國亡邑之人也。”此句謂己之淚下,並非由於聽到雍門子周悽楚的琴聲。

[5]“旌旗”句:旌旗,宋本作“旍旌”,據他本改。旗幟的通稱。繽紛,交錯雜亂貌。兩河道,指唐代的河北、河南兩道。安禄山叛亂時,此兩道各州縣均相繼陷落。

[6]“秦人”二句:謂唐兵(多為關中秦地人)一半作了安禄山(安禄山為范陽節度使,其根據地在今北京市一帶,先秦時屬燕國)的俘虜,胡人軍馬(安禄山及其部下多胡人)屯駐洛陽。

[7]“一輸”句:史載,天寶十四載十二月,安禄山攻陷洛陽,封常清敗退至陝縣,對屯守在陝的左羽林大將軍高仙芝説:“潼關無兵,若賊豕突入關,則長安危矣。陝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據潼關以拒之。”於是高仙芝率兵退守潼關,途中遭安禄山軍隊追擊,傷亡慘重。幸而潼關修完守備,安禄山纔退軍回去。當時監軍邊令誠向玄宗奏封常清、高仙芝失敗情況,稱封常清以賊摇衆,高仙芝棄陝地數百里。玄宗大怒,遣邊令誠即於軍中斬高仙芝、封常清。此“一輸”指封常清、高仙芝軍事上的失敗。“一失”則指玄宗不從堅守潼關的戰略意義上考慮,即聽信讒言,殺掉兩員大將,是政治上的失策。

[8]“朝降”句:幽薊,幽州和薊州(今北京市和河北省薊縣一帶),此泛指河北一帶。據《資治通鑑》天寶十四載記載,是年十二月,常山(今河北正定縣)太守顔杲卿起兵抗擊安禄山,命崔安石等徇諸郡云:“大軍已下井陘,朝夕當至,先平河北諸郡。先下者賞,後至者誅!”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二十餘萬。其附禄山者,唯范陽、盧龍、密雲、漁陽、汲、鄴六郡而已。但不久杲卿兵敗,常山陷落,於是原已歸正的廣平、鉅鹿、趙、上谷、博陵、文安、魏、信都等郡亦復為賊守。此句當即指此事。

[9]“巨鼇”句:以巨鼇不滅海波不會平静,喻安禄山未被消滅,天下就仍將動蕩不安。

[10]“魚龍”句:喻唐朝君臣民衆紛紛逃亡。

以上第一段,寫安禄山叛亂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的災難。並批評唐玄宗在軍事失敗後殺大將的失策。

頗似楚漢時,翻覆無定止[11]。朝過博浪沙,暮入淮陰市。張良未遇韓信貧,劉項存亡在兩臣。暫到下邳受兵略,來投漂母作主人[12]。賢哲恓恓古如此,今時亦棄青雲士[13]。有策不敢犯龍鱗[14],竄身南國避胡塵[15]。寶書玉劍挂高閣,金鞍駿馬散故人[16]。昨日方為宣城客,掣鈴交通二千石[17]。有時六博快壯心[18],繞牀三匝呼一擲[19]。

【注釋】

[11]“頗似”二句:謂當前的戰争很像秦末楚漢的拉鋸戰,時勝時敗,各州郡的歸附和反叛也翻覆無常。

[12]“朝過”六句:博浪沙、下邳受兵略,叙張良故事,見前《經下邳圯橋懷張子房》詩注。入淮陰市、來投漂母,叙韓信故事。入,《文苑英華》作“宿”。據《史記·淮陰侯列傳》載,韓信,淮陰人。少年時貧困難以度日,釣於城下,有一漂母見其饑,常給以食。此謂張良和韓信年輕時都曾落魄貧困,但後來在楚漢戰争中却成了決定劉邦得天下、項羽失天下的謀士和大將。

[13]“賢哲”二句:哲,《文苑英華》作“達”。恓恓,一作“悽悽”。惶惶不安貌。《論語·憲問》:“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恓恓者歟?’”邢昺疏:“恓恓,猶皇皇也。”今時亦棄,《文苑英華》作“今將棄擲”。青雲士,志向遠大者,詩人自謂。

[14]犯龍鱗:犯,《文苑英華》作“干”。《韓非子·説難》曾以龍喻君,謂龍喉下逆鱗,“若有人嬰之者,則必殺人”。此句謂己雖有平定叛亂的策略,只是不敢觸犯龍鱗。

[15]“竄身”句:竄,奔逃。南國,南方。此時李白在溧陽(今屬江蘇),將南去剡中。胡塵,指安禄山叛亂戰争。

[16]“寶書”二句:謂己未受君王任用,故只能挂書劍於高閣,送馬鞍給友人。玉,一作“長”。挂,一作“束”。

[17]“昨日”二句:掣,牽引。鈴,鈴閣,古代州郡長官辦事處。唐時官署多懸鈴於外,有事則引鈴以代傳呼。交通,交往。二千石,漢代對郡守的通稱,因當時郡守月俸一百二十斛,故習稱郡守為二千石。二句謂昨天自己還作客宣城,在郡衙内與太守交往。

[18]“有時”句:六博,古代一種博戲。共十二棋,六黑六白,兩人相博,每人六棋,故名。詳見前《梁園吟》注。壯心,宋本校:“一作寸心。”

[19]“繞牀”句:《晉書·劉毅傳》載,一次聚會大賭,“毅次擲得雉采,大喜,褰衣繞牀叫,謂同座曰:‘非不能盧(五子皆黑,是為博戲中最勝采),不事此耳。’”此句寫環繞坐具三周大呼擲棋,形容賭博時興高彩烈的情態。

以上第二段,寫自己“有策不敢犯龍鱗,竄身南國避胡塵”的感慨。

楚人每道張旭奇[20],心藏風雲世莫知[21]。三吴邦伯皆顧眄[22],四海雄俠兩追隨[23]。蕭曹曾作沛中吏[24],攀龍附鳳當有時[25]。溧陽酒樓三月春,楊花茫茫愁殺人[26]。胡雛緑眼吹玉笛[27],吴歌《白紵》飛梁塵[28]。丈夫相見且為樂,槌牛撾鼓會衆賓[29]。我從此去釣東海,得魚笑寄情相親[30]。

【注釋】

[20]張旭:唐代大書法家,善草書。曾為蘇州常熟縣尉。據《宣和書譜》載,他曾在酣醉中“以髮濡墨作大字。既醒,視之,自以為神,不可復得”。又曾説:“初,見擔夫争道,又聞鼓吹,而知筆意。及觀公孫大娘舞劍,然後得其神。”

[21]心藏風雲:喻胸懷豪邁,才氣横溢。

[22]“三吴”句:三吴,古地區名,説法不一。《水經注》以吴郡(今蘇州)、吴興(今浙江湖州)、會稽(今浙江紹興)為三吴,即今江蘇南部、浙江北部一帶。《元和郡縣志》則以吴郡、吴興、丹陽(今江蘇鎮江)為三吴。邦伯,州牧,指州(郡)地方長官刺史(太守)。皆,一作“多”。顧眄,眷顧,禮遇。眄,一作“盻”、“盼”。

[23]“四海”句:雄俠,一作“豪俠”。兩追隨,一作“皆相推”。兩,胡本作“相”。按:作“皆相推”近是。

[24]“蕭曹”句:蕭曹,蕭何、曹參。兩人相繼為漢朝初期的宰相。《史記·曹相國世家》:“平陽侯曹參者,沛人也。秦時為沛獄掾,而蕭何為主吏,居縣為豪吏矣。”沛,秦縣名,故治在今江蘇沛縣東。此句以蕭曹比擬張旭。曾,一作“亦”。

[25]“攀龍”句:攀龍附鳳,古代多以龍鳳指帝王,故稱臣下追隨君王以建功立業為“攀龍附鳳”。《漢書·叙傳下》:“攀龍附鳳,並乘天衢。”當,一作“皆”。

[26]“溧陽”二句:溧陽,縣名,唐屬宣州,今屬江蘇。茫茫,一作“漠漠”。

[27]胡雛緑眼:眼珠緑色的少年胡人。雛,一作“人”。

[28]“吴歌”句:《白紵》:吴地舞曲名。其詞盛稱舞者姿態之美,現存歌詞以晉之《白紵舞歌》最早,梁武帝令沈約改其詞為《四時白紵歌》。《樂府詩集》卷五五著録南朝《白紵舞歌詩》及唐人擬作共十六家。飛梁塵,形容歌聲響亮,使屋梁上灰塵也飛了起來。《太平御覽》卷五七引劉向《别録》:“漢興以來善歌者,魯人虞公,發聲清哀,蓋動梁塵。”

[29]“丈夫”二句:相見,宋本校:“一作到處。”槌,通“捶”,敲擊;胡本作“椎”。撾(zhuā),擊。二句謂大丈夫相見且須作樂,宰牛擊鼓,大宴賓客。

[30]“我從”二句:《莊子·外物》:“任公子……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東海,一作“滄海”。二句謂自己準備去東海邊過隱居垂釣生涯,如得魚相贈,彼此也會增進感情。

以上第三段,叙友人的韜略才能將有風雲際會之時以及自己在溧陽與友人的宴别。

【評箋】

舊題嚴羽評點《李太白詩集》卷五:太濫漫,疑非白詩,然聲情却似。

楊齊賢曰:此詩似非太白之作。

蕭士贇《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六:此詩似非太白之作,用事既無倫理,徒爾肆為狂誕之辭,首尾不相照應,脈絡不相貫串,語意斐率,悲歡失據,必是他人之詩竄入集中,歲久難别。前輩識者蘇東坡、黄山谷,於《懷素草書》、《悲來乎》、《笑矣乎》等作,嘗致辯矣。愚於此篇,亦有疑焉。因筆於此,以俟知者。

王琦《李太白全集》注:是詩當是天寶十五載之春,太白與張旭相遇於溧陽,而太白又將遨游東越,與旭宴别而作也。……至蕭氏訾此詩非太白之作,以為用事無倫理,徒爾肆為狂誕之詞;首尾不相照,脈絡不相貫,語意斐率,悲歡失據,必是他人詩竄入集中者。……今細閲之,其所謂“無倫理”、“肆狂誕”者,必是“楚、漢翻覆”、“劉、項存亡”等字,疑其有高視禄山之意,而不知正是傷時之不能收攬英雄,遂使逆豎得以蒼狂耳。何為以數字之辭,而害一章之意耶?至其悲也,以時遇之艱;其歡也,以得朋之慶。兩意本不相礙。首尾一貫,脈絡分明,浩氣神行,渾然無迹,有識之士自能别之。

詹鍈《李白詩論叢·李詩辨偽》:蘇涣《贈零陵僧兼送謁徐廣州》詩云:張顛没在二十年,謂言草聖無人傳。……涣詩之作,既在大曆二三年間,逆數二十年,至天寶六七載,張旭卒。今詩中所叙,皆禄山亂時事,而猶盛稱張旭,則其必為偽作明矣。……宋代張長史偽書甚多,乾元二年帖殆亦其中之一,故不可據之以證張旭晚卒也。

按:此詩自楊齊賢、蕭士贇以後多指為偽作,王琦則力辨非偽,今人詹锳《李詩辨偽》(《李白詩論叢》)又以蘇涣詩證張旭卒於天寶六七載,辨王琦之説非。瞿蜕園、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則云:“其實詩中只一處涉及張旭,並未確言與張旭本人相酬答,所謂丈夫相見且為樂者,亦非必謂與張旭相見也。詳玩詩意,蓋有人盛稱張旭,聊藉此發端以自抒懷抱耳。古人非先製題後作詩,亦非必一詩專寫一事,不必執一二字為辨。前人疑此詩者大抵以‘頗似楚漢時’一語似非唐之臣子所宜言,而不知唐人於此等文字不似後人之計較,以本集崔宗之贈詩中‘分明楚漢事’一語證之,已可知其不足怪矣。”今按:瞿、朱之説近理。一説詩中“張旭”非書法家張旭,而為另有其人。

本詩當是天寶十五載三月由宣城赴剡中途經溧陽時作。王琦曰:“是詩當是天寶十五載之春,太白與張旭相遇於溧陽,而太白又將遨游東越,與旭宴别而作也。……或曰:張旭生卒,諸書皆無考,何以知是時尚在而與白相遇耶?琦按:長史有乾元二年帖,見《山谷集》中,據此推之,則其時尚在可知矣。”按:王琦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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