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须有先生教国语，第一要学生知道写什么，第二要怎么写，说起来是两件事，其实是一件，只要你知道写什么，你自然知道怎么写，正如光之与热。所以最要紧的还是写什么的问题。这个问题简直关乎国家民族的存亡。莫须有先生常常这样发感慨。他说这个问题重要。他说他决不是因为当了国语教员便这样说，他是有真知灼见，他不是感得他话里的意义确实他不说话了。在民国三十五年，莫须有先生尚未坐飞机出来，在黄梅县看报，有一天看得冯玉祥将军出国的消息，冯将军出国考察水利，新闻记者去访问他，问他对于中国前途的希望，冯将军说要水利有希望中国才有希望。莫须有先生当时大笑，这个答话真是幽默得可以了，莫须有先生看了三十年的报纸没有像今天开口笑过。中国人为什么都这样把国事看得若秦越之不相关呢？这样肯说官话呢？可见莫须有先生说的话都是向国人垂泣而道之，不是因为自己当了国语教员便说国语重要。他说中国人没有语言，中国人的语言是一套官说〔话〕。口号与标语是官话的另一形式。他在抗战期间把黄梅县的公私文章拜读遍了，有时接到县政府的公文，有时街头无事看看县政府的告示，有时亲戚家族告状拿状子来请莫须有先生修正修正，有时接到人家的讣文，有时接到喜帖，他说他只好学伯夷叔齐饿死，不配作中国的国民！关于这些事情他简直干不了。首先还不是他不肯干，而是他不能干。私的方面他不会应酬，公的方面他不会起草。既然是读书人，你不会这些事，那你还做什么呢？教书也不要你！真的，莫须有先生起先是在小学教国语，不久便改了，在中学里教英语，教算学，是他知难而退，否则就要受社会的压迫了。其实在小学教国语压迫便已来到头上了。另外有几个学生始终跟他私读书，算是行古道，便是上章所说的关于句子喜欢“有朋自远方来”之徒了。县政府的公文第一句是“抗战期间”那是当然的，但件件公文都是这一句，便显得世间的事情都没有理由，简直是不许有理由！这也便是对于国事漠不相关。有一回莫须有先生在乡下走路，看见一家小铺子门上贴了两行字：

石灰出卖

日本必败

乍时莫须有先生不知其意义，连忙懂得了，这家小铺子是卖石灰的，意思是要你买他的石灰。这种人是没有国家观念的，他是开玩笑的态度，他的目的只是卖他的石灰罢了。卖石灰本不失为他的本分，但何必出乎本分之外呢？出乎本分之外便把国家与自己的职业分开了，自己同自己开玩笑了。有一回看见一个小学生的草帽上写着“抗日”两个大字，不觉微微一笑，但后来遇见的小学生，草帽上都是“抗日”，莫须有先生便发恼了，原来小孩子都在做八股。他们根本上不是国家的小学生，他们住小学是为得避免兵役。因为避免兵役，故各处小学生如雨后春笋了。这意思是说，以前小学不发达，小孩子不住学校。曾有讽刺者曰，黄梅办大学，他们也便住大学。他们的年龄本来都不小。他们不知道学校的性质，他们的父母只是要送儿子“住学校”，“住学校”便可以避兵役了。有小学便住小学。有中学便住中学。故讽刺者曰有大学便住大学了。所以从父母以至小孩都不知有国，然而他们的草帽上都写着“抗日”两个大字了。还有替小孩子起名字叫做“抗日”的，这位做父亲的是黄梅县唯一的前清进士，年近古稀，生了一个儿子更是稀奇，命名“抗日”，一时传为美谈，儿子的名字同老子的功名说起来一样的响亮了。因之有儿子命名“必胜”的，一时又传为美谈，仿佛胜利是属于他的了，等于中了状元，比进士还要高一些。莫须有先生看着大家做的事都不对，而名字都要起得对，心里便很难过，他觉得他在乡下孤独了，他是有理说不清了。名字当然要对，但最要紧的是要事做得对，做得对才有得数，正如小学生做算术题，一步一步的做对了，最后才得数，否则你的结果不错了吗？到得结果错了然后才知道错了，错了而不知道错了的理由，以为是偶然而已尔，岂知是孔子说的“罔之生也幸而免”！莫须有先生看得自己的国情不对，因之很动了一个到外国去考察的心理，尤其是想到英国去，他想人家一定是要事做得对，不是要题目对，题目是天生的，便是国家民族，各人切实做些忠于国家民族的事罢了。他很想考察英国小学生的作文，就他所读到的英语读本看来，他觉得那都很好，够得上健全二字，即是不乱说话，话都有意义，事都有理由，事是一件一件的事，不是笼统的事。思想健全正同身体健全一样，以健全的身体执干戈以卫社稷，不是很自然的事吗？中国则是昏愦，大家都没有理由，不许有理由。你说这是上头的愚民政策使之然吗？未必然。因为便是愚民也有这个嗜好。有好几次莫须有先生看了老百姓与老百姓之间告状的状子，莫须有先生十分的害怕，这虽然是读书人写的，但目不识丁者都有分，他们告状首先问请谁做状，请谁作状了便问“八个字”，这“八个字”不是算命先生问你生下地的“八个字”，而是做状先生笔下要打倒你的“八个字”，所谓“局语”是也。莫须有先生起初听错了以为是“诛语”，后来听了一位高明说是“局语”。其实真是“诛语”，惟恐一下诛你不死了。中国人没有法律，只有八股，大家都喜欢这个东西，到乡间去查考告人的状子，你如是爱国者你将不寒而栗。国无事时，自相鱼肉罢了，无奈中国偏总有外患，你如是爱国者能不抱杞忧乎？国亡了还在那里做文章！做了奴隶还正在那里高兴做文章！满清多尔衮读了奴隶们恭维天朝骂明朝的话有“人神共愤”四个字，大不懂，说道：“神愤你怎么知道呢？”这是多尔衮不懂得八股。岂知“人神之所共愤，天地之所不容”，向来是好文章。莫须有先生悲愤填胸，他爱国，他教国语，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举世皆醉而我独醒，中国的小孩子都不知道写什么，中国的语言文字陷溺久矣，教小孩子知道写什么，中国始有希望！万一在这上面他失败了，举世攻击他了，他可以学伯夷叔齐饿死，也可以学屈大夫投江淹死，只要不拿别的空话做他死的理由，只说他是为反抗中国没有国语而死，他承认。这本来是他的匹夫之志也。要小孩子知道写什么，其实很简单，只要你自己是小孩子，你能懂得小孩子的欢喜，你便能引得他们写什么了。在这个文学革命时期，这个简单的事当然是最艰难的事，只有莫须有先生胜任愉快，他能如孟子说的“惟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他能知道小孩子。到得革命成功了，真正的儿童文学，国语课本都有了，那又不成问题，并不一定要有莫须有先生这样的人才才能教国语，凡属师范生都可以教国语，正如别个国度里的国语教学一样。莫须有先生在金家寨小学教国语，有一回出了一个“荷花”的作文题，因为他小时喜欢乡下塘里的荷花，荷叶，藕。凡属小孩子都应该喜欢，而且曾经有李笠翁关于这个题目写了一篇很好的散文，可惜被人家认为非“古文”罢了，即是说不是文章的正宗。牠为什么不是文章的正宗呢？文章的正宗者，应该是可以做小孩子的模范的文章，莫须有先生认为李笠翁的《杨柳》，《竹》，《芙蕖》，是很难得的几篇模范文。莫须有先生自己的文章还近于诗，诗则有时强人之所不能，若李笠翁的《芙蕖》能说到荷叶的用处，拿到杂货店里去包东西，是训练小孩子作文的好例子，比林黛玉姑娘称赞“留得残荷听雨声”有意思多了。莫须有先生出了荷花这个题目，心里便有一种预期，不知有学生能从荷塘说到杂货店否？结果没有。莫须有先生颇寂寞。有一学生之所作，篇幅甚短，极饶意趣，他说清早起来看见荷塘里荷叶上有一小青蛙，青蛙蹲在荷叶上动也不动一动，“像羲皇时代的老百姓”。莫须有先生很佩服他的写实。不是写实不能有这样的想像了，这比陶渊明“自谓是羲皇上人”还要来得古雅而新鲜。有的学生说到荷叶间的鱼，但都没有写得好，莫须有先生乃替他们描写一番，而且讲这一首古诗歌给他们听：

江南可采莲，

莲叶何田田，

鱼戏莲叶间，——

鱼戏莲叶东，

鱼戏莲叶西，

鱼戏莲叶南，

鱼戏莲叶北。

莫须有先生曰，“这首诗很像你们小孩子写的，我很喜欢。这样的写文章便是写实，最初看见荷叶间有一尾鱼，于是曰‘鱼戏莲叶间’。接着这边也有鱼，那边也有鱼，东西南北四方都看见有鱼，于是曰‘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要是你们能写这一首诗，我一定能赏识，我知道你们是写实，并不因为这是一首古诗便附会其说。你们能写吗？”台下乃答曰能写。莫须有先生很高兴了。莫须有先生谆谆教诲总是要他们写实，只要能够写实，便可上与古人齐。若唐以后的中国文章，一言以蔽之曰，是不能够写实了。有一学生喜欢捉蟋蟀，莫须有先生有一回出了一个“蟋蟀”题，他预期喜欢捉蟋蟀的学生作“蟋蟀”了，结果失望，这个学生不写自己的游戏，他写的是“过中秋”。莫须有先生在黑板上写的题目总是很多很多的，任人自由选择。莫须有先生便看他怎样写过中秋。他写的是：“光阴一天一天的过去了，转瞬间又到了中秋节，……”莫须有先生便替他大大的改正，而且在课堂上告诉大家，这样作文是顶要不得的，这样作文便是做题目，不是写实了。写“今天是中秋节”便可以，何须乎说“光阴一天一天的过去了”呢？连忙问该生道：

“你不是喜欢捉蟋蟀吗？”

“喜欢。”

“你怎么不作‘蟋蟀’呢？”

“那怎么作呢？”

“你怎么捉蟋蟀呢？”

“那怎么作文章呢？”

莫须有先生知道同这个学生讲话是讲不通的，最好是莫须有先生自己作一篇“蟋蟀”给他看。莫须有先生对于别的题目都感到技痒，自己真个的想写一篇，惟独对于“蟋蟀”无感情，作不出文章来，因为莫须有先生从小时便不喜欢捉蟋蟀，他只喜欢看草，看着别的小朋友在草地上捉蟋蟀，他认为那人同盲人一样在这青青河畔草上不知看些什么了。我们在以前说过，莫须有先生小时的草地是河边绿洲。奇怪，其余的学生也都没有作“蟋蟀”的，大约这个题目难作，不比捉蟋蟀容易多了。直到数年之后，纯住县城小学五年级，有一回作“蟋蟀”，莫须有先生赶忙接过来看，是写实，但写不出，只是有一句莫须有先生颇能欣赏，纯写他自己捉蟋蟀的事情，他说他捉蟋蟀同做贼一样，轻轻走到牠的身边。这位国语教师是青年女子，曾经是莫须有先生的学生，她能够这样命题，莫须有先生很是喜悦，而且替纯喜悦了。

莫须有先生当时因为蟋蟀又讲到三百篇上去了，正如前次讲关关睢〔雎〕鸠一样，在黑板上写了这一句给学生看：

“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于是把这句诗讲给学生听，而且问捉蟋蟀不能作文的学生道：

“你为什么不写蟋蟀呢？”

那学生还是不能答。有一年龄最大的学生从旁答道：

“先生，这是《诗经》，不是文章。”

“你说《诗经》是什么呢？”

“《诗经》是诗，不是文。”

莫须有先生颇赞美这学生，他能知道《诗经》是诗了。于是莫须有先生告诉他道；

“作文应该同作诗一样，诗写蟋蟀，文也可以作蟋蟀。诗写‘清明时节雨纷纷’，写九月九日‘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文也可以写清明，写九月九日登高。但中国的文章里头你们读过这样的文章吗？一篇也没有读过！这原故便因为以前的文章都不是写实，而诗则还是写实的。我现在教你们作文，便同以前作诗是一样，一切的事情都可以写的。以前的文章则是一切的事情都不能写，写的都是与生活没有关系的事情。正同女人裹脚一样，不能走路，不能操作。同唱旧戏一样，不是说话是腔调，不是走路是台步，除了唱戏还有什么用处？世上那有这样说话的方法？”

莫须有先生话还没有说得尽兴，忽然又注意自己在黑板上写的一句《诗经》，于是暗自赞叹，《诗经》的句子真是欧化得可以，即是说蹩扭得可以，“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诵起来好像是公安派，清新自然，其实是竟陵派的句法。（公安竟陵云者，中国的文体确是有容易与蹩扭之分，故戏言之。即《论语》亦属于竟陵一派。）他指着问学生道：

“这句话的主词是那一个字？”

全场鸦雀无声。慢慢地有一极细微的声音答着“蟋蟀”。莫须有先生很是高兴。于是又提高学生的兴会，增加大家的注意，大声说道：

“不错，这句话的主词蟋蟀，是说蟋蟀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到了十月入我床下。我们这样说文章便不好。《诗经》的文章真是好得很。你们同意否？”

“同意。”

有几个学生连忙答着。接着全场欢声一片了。

有一次作文莫须有先生出的题目有“枫树”一题，阅卷时碰着“枫树”的卷子，第一句是，“我家门前有两株树，一株是枫树，还有一株，也是枫树。”莫须有先生甚喜，觉得此人将来可是一个文学家，能够将平凡的事情写得很不平凡，显出作者的个性，莫须有先生简直知道这个人一定是很蹩扭的。但碰到又一本“枫树”卷子时，又是这样的句子：“我的院子里有两株树，一株是枫树，还有一株，也是枫树。”莫须有先生便有点奇怪了，刚才的欢喜都失掉了。接着还有三本四本卷子都是如此起头，莫须有先生知道事情不妙，他们一定是抄袭，于是去翻书，结果在鲁迅的《秋夜》里有这样的句子：“我的后院里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莫须有先生得了这个发见时，一则以喜，一则以怒。喜者看了鲁迅的文章如闻其语，如见其人，莫须有先生很怀念他，虽然他到后来流弊甚大。怒者，怒中国的小学生比贾宝玉还要令人生厌了！夫贾宝玉并不一定讨厌，只是因为他将女人比作水做的，于是个个人崇拜女子，有些肉麻，故贾宝玉令人生厌了。光阴一天一天的过去了，转瞬间又到了发卷子的时候，——话这样说，决不是模仿，凡属改作文的教师们一定同情，只有改卷子最觉得日子过得快，上一次刚完，下一次又来了。伟大的莫须有先生亦有此同感，然而莫须有先生确是不厌不倦的时候多，他见了学生总是很高兴的，出题高兴，自己总是技痒，碰得一本好卷子高兴，善如己出，碰得一本极坏极坏的卷子虽是十分的感得混饭吃无意义，一个人难于人有益，但慢慢地也惯了，人生在世是如此，反而不急急于要向人传道，还是孔子学不厌诲不倦真是可爱的态度了，于是碰了一本极坏的卷子亦等于开卷有得，是高兴的。到了发卷子的时候，特别将“枫树”提出来，大发雷霆道：

“你们为什么总是模仿呢？一个人为什么这样不能自立呢？我总是教你们写实，作文能写实，也便是自立。你们模仿鲁迅，你们知道鲁迅作文是写实吗？他家后院里确是有两株枣树，这一说我也记起那个院子了，他的《秋夜》的背景，你们糊糊涂涂的两株树的来源，我清楚的记得了。鲁迅其实是很孤独的，可惜在于爱名誉，也便是要人恭维了，本来也很可同情的，但你们不该模仿他了。他写《秋夜》时是很寂寞的，《秋夜》是一篇散文，他写散文是很随便的，不比写小说十分用心，用心故不免做作的痕迹，随便则能自然流露，他说他的院子里有两株树，再要说这两株树是什么树，一株是枣树，再想那一株也是枣树，如是他便写作文章了。本是心理的过程，而结果成为句子的不平庸，也便是他的人不平庸。然而如果要他写小说，他一定没有这样的不在乎，首先便把那个事情想清楚，即是把两株树记清楚，要来极力描写一番，何致于连树的名字都不记得呢？写起散文来，则行云流水，一切都不在意中，言之有物而已。方法是写实，具体的写自己的事情。你们只可谓之丑妇效颦而已。”

人都是虚荣心用事，学生们听了莫须有先生这番话，心想，你同鲁迅是朋友吗？至于话里的教训，反而不暇理会了。莫须有先生则确乎是思慕鲁迅，虽然他现在已经不是文学家，他是小学生的教师。

黄梅有“放猖”“送油”的风俗，莫须有先生小时顶喜欢看“放猖”，看“送油”，现在在乡下住着，这些事情真是“乐与数晨夕”了，颇想记录下来，却是少暇，因之拿来出题给学生作文，看他们能写生否，他们能将“放猖”“送油”写在纸上，国语教育可算成功了。说至此，莫须有先生想略略说及散文与小说的利弊得失，——在前段谈鲁迅的文章时，莫须有先生已微露其偏袒散文之意了。他自己向来是以写小说著名，他曾经将“送油”改装了一下，写了一篇《送路灯》，即是小时看“送油”所留下的印象，因为求普遍起见故题曰“送路灯”，而在黄梅另外有“送路烛”，与“送油”是两件事。莫须有先生现在所喜欢的文学要具有教育的意义，即是喜欢散文，不喜欢小说，散文注重事实，注重生活，不求安排布置，只求写得有趣，读之可以兴观，可以群，能够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更好，小说则注重情节，注重结构，因之不自然，可以见作者个人的理想，是诗，是心理，不是人情风俗。必于人情风俗方面有所记录乃多有教育的意义。最要紧的是写得自然，不在乎结构，此莫须有先生之所以喜欢散文。他简直还有心将以前所写的小说都给还原，即是不假装，事实都恢复原状，那便成了散文，不过此事已是有志未逮了。在他出“送油”与“放猖”给学生作文时，他总想自己也各写一篇，结果非不为也，是不能也。我们应同情于他，他实在太忙了，孩子们的卷子都改完，则已无余力了。作这两个题目的学生占多数，但都不能写得清楚明白，令异乡人读之如身临其境一目了然，可见文字非易事，单是知道写什么也还是不行的。小孩子都喜欢“放猖”，喜欢“送油”，然而他们写不出，他们的文字等于做手势而已。等于哑子吃黄连对你说不得。这些小门徒，徒徒苦了老师大匠莫须有先生，替他们斧削斧削，莫须有先生认为徒劳而无功也。莫须有先生发卷子时，简直生气道：

“你们的文章难道都是预备自己看的吗？难道简直没有传之天下后世的意思吗？作文是不应该要人作注解的，如果需要注解那就非自己注解不可，到得要旁人注解便不成其为文章了。你们写‘送油’，首先就应该把‘送油’这个风俗介绍给读者，因为别的地方未必有这个风俗，或有类似者，未必就是‘送油’，你们仿佛天下后世都同你们黄梅县人一样，个个都知道清楚‘送油’是怎么一回事了，完全没有一点介绍的意思，这便是自己的思想不清楚，谈不上著作。我作文向来不需要注解，若说旁人看不懂，那是旁人的事，不干我事。可笑有许多人要我替我自己的诗作注解，那简直是侮辱我了，那我岂不同你们一样了吗？”

这却有点近乎《莫须有先生传》的作风，宣传自己，莫须有先生又好笑了。《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则要具有教育的意义，不是为己，要为人。连忙拿着几本“送油”的卷子指示给作者们看，笑道：

“你们看，我替你们都改正了，首先是替你们作注解。”

事过数年之后，因为纯也总是喜欢看“送油”，那时纯也是莫须有先生的门徒之一，应是小学三年级生了，有一回纯也作了一篇《送油》，他的第一句文章是：“我们中国，家里死了人，都举行‘送油’。”莫须有先生看了大悦，这个注解虽不算完全，但纯知道注解的意义了，莫须有先生愈是知道他是经验派。

再事过数年之后，即是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已经重来北京大学执教鞭了，莫须有先生又开始有闲作文章，乃居然写了一篇《放猖》，此事令他很愉快，好像是一种补过的快乐。这篇《放猖》同上回所说的写小时读《四书》的文章都是为南昌一家报纸写的，因为那里离莫须有先生故乡甚近，有许多旧日同学且在江西住高中，可以见得到。我们现在把这篇《放猖》完全抄在这里：

故乡到处有五猖庙，其规模比土地庙还要小得多，土地庙好比是一乘轿子，与之比例则五猖庙等于一个火柴匣子而已。猖神一共有五个，大约都是士兵阶级，在春秋佳日，常把他们放出去“猖”一下，所以驱疫也。“猖”的意思就是各处乱跑一阵，故做母亲的见了自己的孩子应归家时未归家，归家了乃责备他道：“你在那里‘猖’了回来呢？”猖神例以壮丁扮之，都是自愿的，不但自愿而已，还要拿出诚敬来“许愿”，愿做三年猖兵，即接连要扮三年。有时又由小孩子扮之，这便等于额外兵，是父母替他许愿，当了猖兵便可以没有灾难，身体健康。我当时非常之羡慕这种小猖兵，心想我家大人何以不让我也来做一个呢？猖兵赤膊，着黄布背心，这算是制服，公备的。另外谁做猖谁自己得去借一件女裤穿着，而且必须是红的。我当时跟着已报名而尚未入伍的猖兵沿家逐户借裤，因为是红裤，故必借之于青年女子，我略略知道他和她在那里说笑话了，近于讲爱情了，不避我小孩子。装束好了以后，即是黄背心，红裤，扎裹腿，草鞋，然后再来“打脸”。打脸即是画花脸，这是我最感兴趣的，看着他们打脸，羡慕已极，其中有小猖兵，更觉得天下只有他们有地位了，可以自豪了，像我这天生的，本来如此的脸面，算什么呢？打脸之后，再来“练猖”，即由道士率领着在神前（在乡各村，在城各门，各有其所祀之神，不一其名）画符念咒，然后便是猖神了，他们再没有人间的自由，即是不准他们说话，一说话便要肚子痛的。这也是我最感兴趣的，人间的自由本来莫过于说话，而现在不准他们说话，没有比这个更显得他们已经是神了。他们不说话，他们已经同我们隔得很远，他们显得是神，我们是人是小孩子，我们可以淘气，可以嘻笑着逗他们，逗得他们说话，而一看他们是花脸，这其间便无可奈何似的，我们只有退避三舍了，我们简直已经不认得他们了。何况他们这时手上已经拿着叉，拿着叉郎当郎当的响，真是天兵天将的模样了。说到叉，是我小时最喜欢的武器，叉上串有几个铁轮，拿着把柄一上一下郎当着，那个声音把小孩子的什么话都说出了，便是小孩子的欢喜。我最不会做手工，我记得我曾做过叉，以吃饭的筷子做把柄，其不讲究可知，然而是我的创作了。我的叉的铁轮是在城里一个高坡上（我家住在城里）拾得的洋铁屑片剪成的。在练猖一幕之后，才是名副其实的放猖，即由一个凡人（同我们一样别无打扮，又可以自由说话，故我认他是凡人）拿了一面大锣敲着，在前面率领着，拚命地跑着，五猖在后面跟着拚命地跑着，沿家逐户地跑着，每家都得升堂入室，被爆竹欢迎着，跑进去，又跑出来，不大的工夫在乡一村在城一门家家跑遍了。我则跟在后面喝采。其实是心里羡慕，这时是羡慕天地间唯一的自由似的。羡慕他们跑，羡慕他们的花脸，羡慕他们的叉响。不觉之间仿佛又替他们寂寞——他们不说话！其实我何尝说一句话呢？然而我的世界热闹极了。放猖的时间总在午后，到了夜间则是“游猖”，这时不是跑，是抬出神来，由五猖护着，沿村或沿街巡视一遍，灯烛辉煌，打锣打鼓还要吹喇叭，我的心里却寂寞之至，正如过年到了元夜的寂寞，因为游猖接着就是“收猖”了，今年的已经完了。

到了第二天，遇见昨日的猖兵时，我每每把他从头至脚打量一番，仿佛一朵花已经谢了，他的奇迹都到那里去了呢？尤其是看着他说话，他说话的语言太是贫穷了，远不如不说话。

莫须有先生看了自己现在的作文，自认为比以前进步些。以前是立志做著作家，现在是“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了。莫须有先生又记起当时有一姓鲁的学生写了一篇《放猖》，其描写正在放猖的一段，颇见精彩，有五猖之一的爸爸也在群众当中看放猖，背景是在野外，五个猖神，一个领带。百千万看客，拚命的跑，锣声震天地，而爸爸看见自己的儿子跌了一交了，一时竟站脚不起来，远远地破口大骂一声：

“你这个不中用的家伙！”

更令爸爸生气的，孩子忘记自己的地位了，自己的地位是神，不能开口说话了，而他回头回答爸爸：

“我再不跑！”

群众的嘲笑，爸爸的失体面，孩子的无勇气，都给鲁生写得可以了。

莫须有先生还想附说一事，中国的国语文学是很有希望的，大家真应该努力，新文学运动初期很有一番朝气，莫须有先生为得选文给学生读，曾翻了好些初期作品看，有陈学昭的一篇《雪地里》，令人不相信中国曾经有古文了，新鲜文字如小儿初生下地了。别的文章都可以不提起，这一篇《雪地里》是应该提起的，牠表示无限的希望。只可惜国事日非，而国语之事亦日非，大家都已失了诚意，在文坛上八股又已经占势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