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华夏古籍 传承国粹精华

第八章 上回的事情没有讲完

莫须有先生教国语,第一要学生知道写什么,第二要怎么写,说起来是两件事,其实是一件,只要你知道写什么,你自然知道怎么写,正如光之与热。所以最要紧的还是写什么的问题。这个问题简直关乎国家民族的存亡。莫须有先生常常这样发感慨。他说这个问题重要。他说他决不是因为当了国语教员便这样说,他是有真知灼见,他不是感得他话里的意义确实他不说话了。在民国三十五年,莫须有先生尚未坐飞机出来,在黄梅县看报,有一天看得冯玉祥将军出国的消息,冯将军出国考察水利,新闻记者去访问他,问他对于中国前途的希望,冯将军说要水利有希望中国才有希望。莫须有先生当时大笑,这个答话真是幽默得可以了,莫须有先生看了三十年的报纸没有像今天开口笑过。中国人为什么都这样把国事看得若秦越之不相关呢?这样肯说官话呢?可见莫须有先生说的话都是向国人垂泣而道之,不是因为自己当了国语教员便说国语重要。他说中国人没有语言,中国人的语言是一套官说〔话〕。口号与标语是官话的另一形式。他在抗战期间把黄梅县的公私文章拜读遍了,有时接到县政府的公文,有时街头无事看看县政府的告示,有时亲戚家族告状拿状子来请莫须有先生修正修正,有时接到人家的讣文,有时接到喜帖,他说他只好学伯夷叔齐饿死,不配作中国的国民!关于这些事情他简直干不了。首先还不是他不肯干,而是他不能干。私的方面他不会应酬,公的方面他不会起草。既然是读书人,你不会这些事,那你还做什么呢?教书也不要你!真的,莫须有先生起先是在小学教国语,不久便改了,在中学里教英语,教算学,是他知难而退,否则就要受社会的压迫了。其实在小学教国语压迫便已来到头上了。另外有几个学生始终跟他私读书,算是行古道,便是上章所说的关于句子喜欢“有朋自远方来”之徒了。县政府的公文第一句是“抗战期间”那是当然的,但件件公文都是这一句,便显得世间的事情都没有理由,简直是不许有理由!这也便是对于国事漠不相关。有一回莫须有先生在乡下走路,看见一家小铺子门上贴了两行字:

石灰出卖

日本必败

乍时莫须有先生不知其意义,连忙懂得了,这家小铺子是卖石灰的,意思是要你买他的石灰。这种人是没有国家观念的,他是开玩笑的态度,他的目的只是卖他的石灰罢了。卖石灰本不失为他的本分,但何必出乎本分之外呢?出乎本分之外便把国家与自己的职业分开了,自己同自己开玩笑了。有一回看见一个小学生的草帽上写着“抗日”两个大字,不觉微微一笑,但后来遇见的小学生,草帽上都是“抗日”,莫须有先生便发恼了,原来小孩子都在做八股。他们根本上不是国家的小学生,他们住小学是为得避免兵役。因为避免兵役,故各处小学生如雨后春笋了。这意思是说,以前小学不发达,小孩子不住学校。曾有讽刺者曰,黄梅办大学,他们也便住大学。他们的年龄本来都不小。他们不知道学校的性质,他们的父母只是要送儿子“住学校”,“住学校”便可以避兵役了。有小学便住小学。有中学便住中学。故讽刺者曰有大学便住大学了。所以从父母以至小孩都不知有国,然而他们的草帽上都写着“抗日”两个大字了。还有替小孩子起名字叫做“抗日”的,这位做父亲的是黄梅县唯一的前清进士,年近古稀,生了一个儿子更是稀奇,命名“抗日”,一时传为美谈,儿子的名字同老子的功名说起来一样的响亮了。因之有儿子命名“必胜”的,一时又传为美谈,仿佛胜利是属于他的了,等于中了状元,比进士还要高一些。莫须有先生看着大家做的事都不对,而名字都要起得对,心里便很难过,他觉得他在乡下孤独了,他是有理说不清了。名字当然要对,但最要紧的是要事做得对,做得对才有得数,正如小学生做算术题,一步一步的做对了,最后才得数,否则你的结果不错了吗?到得结果错了然后才知道错了,错了而不知道错了的理由,以为是偶然而已尔,岂知是孔子说的“罔之生也幸而免”!莫须有先生看得自己的国情不对,因之很动了一个到外国去考察的心理,尤其是想到英国去,他想人家一定是要事做得对,不是要题目对,题目是天生的,便是国家民族,各人切实做些忠于国家民族的事罢了。他很想考察英国小学生的作文,就他所读到的英语读本看来,他觉得那都很好,够得上健全二字,即是不乱说话,话都有意义,事都有理由,事是一件一件的事,不是笼统的事。思想健全正同身体健全一样,以健全的身体执干戈以卫社稷,不是很自然的事吗?中国则是昏愦,大家都没有理由,不许有理由。你说这是上头的愚民政策使之然吗?未必然。因为便是愚民也有这个嗜好。有好几次莫须有先生看了老百姓与老百姓之间告状的状子,莫须有先生十分的害怕,这虽然是读书人写的,但目不识丁者都有分,他们告状首先问请谁做状,请谁作状了便问“八个字”,这“八个字”不是算命先生问你生下地的“八个字”,而是做状先生笔下要打倒你的“八个字”,所谓“局语”是也。莫须有先生起初听错了以为是“诛语”,后来听了一位高明说是“局语”。其实真是“诛语”,惟恐一下诛你不死了。中国人没有法律,只有八股,大家都喜欢这个东西,到乡间去查考告人的状子,你如是爱国者你将不寒而栗。国无事时,自相鱼肉罢了,无奈中国偏总有外患,你如是爱国者能不抱杞忧乎?国亡了还在那里做文章!做了奴隶还正在那里高兴做文章!满清多尔衮读了奴隶们恭维天朝骂明朝的话有“人神共愤”四个字,大不懂,说道:“神愤你怎么知道呢?”这是多尔衮不懂得八股。岂知“人神之所共愤,天地之所不容”,向来是好文章。莫须有先生悲愤填胸,他爱国,他教国语,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举世皆醉而我独醒,中国的小孩子都不知道写什么,中国的语言文字陷溺久矣,教小孩子知道写什么,中国始有希望!万一在这上面他失败了,举世攻击他了,他可以学伯夷叔齐饿死,也可以学屈大夫投江淹死,只要不拿别的空话做他死的理由,只说他是为反抗中国没有国语而死,他承认。这本来是他的匹夫之志也。要小孩子知道写什么,其实很简单,只要你自己是小孩子,你能懂得小孩子的欢喜,你便能引得他们写什么了。在这个文学革命时期,这个简单的事当然是最艰难的事,只有莫须有先生胜任愉快,他能如孟子说的“惟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他能知道小孩子。到得革命成功了,真正的儿童文学,国语课本都有了,那又不成问题,并不一定要有莫须有先生这样的人才才能教国语,凡属师范生都可以教国语,正如别个国度里的国语教学一样。莫须有先生在金家寨小学教国语,有一回出了一个“荷花”的作文题,因为他小时喜欢乡下塘里的荷花,荷叶,藕。凡属小孩子都应该喜欢,而且曾经有李笠翁关于这个题目写了一篇很好的散文,可惜被人家认为非“古文”罢了,即是说不是文章的正宗。牠为什么不是文章的正宗呢?文章的正宗者,应该是可以做小孩子的模范的文章,莫须有先生认为李笠翁的《杨柳》,《竹》,《芙蕖》,是很难得的几篇模范文。莫须有先生自己的文章还近于诗,诗则有时强人之所不能,若李笠翁的《芙蕖》能说到荷叶的用处,拿到杂货店里去包东西,是训练小孩子作文的好例子,比林黛玉姑娘称赞“留得残荷听雨声”有意思多了。莫须有先生出了荷花这个题目,心里便有一种预期,不知有学生能从荷塘说到杂货店否?结果没有。莫须有先生颇寂寞。有一学生之所作,篇幅甚短,极饶意趣,他说清早起来看见荷塘里荷叶上有一小青蛙,青蛙蹲在荷叶上动也不动一动,“像羲皇时代的老百姓”。莫须有先生很佩服他的写实。不是写实不能有这样的想像了,这比陶渊明“自谓是羲皇上人”还要来得古雅而新鲜。有的学生说到荷叶间的鱼,但都没有写得好,莫须有先生乃替他们描写一番,而且讲这一首古诗歌给他们听:

江南可采莲,

莲叶何田田,

鱼戏莲叶间,——

鱼戏莲叶东,

鱼戏莲叶西,

鱼戏莲叶南,

鱼戏莲叶北。

莫须有先生曰,“这首诗很像你们小孩子写的,我很喜欢。这样的写文章便是写实,最初看见荷叶间有一尾鱼,于是曰‘鱼戏莲叶间’。接着这边也有鱼,那边也有鱼,东西南北四方都看见有鱼,于是曰‘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要是你们能写这一首诗,我一定能赏识,我知道你们是写实,并不因为这是一首古诗便附会其说。你们能写吗?”台下乃答曰能写。莫须有先生很高兴了。莫须有先生谆谆教诲总是要他们写实,只要能够写实,便可上与古人齐。若唐以后的中国文章,一言以蔽之曰,是不能够写实了。有一学生喜欢捉蟋蟀,莫须有先生有一回出了一个“蟋蟀”题,他预期喜欢捉蟋蟀的学生作“蟋蟀”了,结果失望,这个学生不写自己的游戏,他写的是“过中秋”。莫须有先生在黑板上写的题目总是很多很多的,任人自由选择。莫须有先生便看他怎样写过中秋。他写的是:“光阴一天一天的过去了,转瞬间又到了中秋节,……”莫须有先生便替他大大的改正,而且在课堂上告诉大家,这样作文是顶要不得的,这样作文便是做题目,不是写实了。写“今天是中秋节”便可以,何须乎说“光阴一天一天的过去了”呢?连忙问该生道:

“你不是喜欢捉蟋蟀吗?”

“喜欢。”

“你怎么不作‘蟋蟀’呢?”

“那怎么作呢?”

“你怎么捉蟋蟀呢?”

“那怎么作文章呢?”

莫须有先生知道同这个学生讲话是讲不通的,最好是莫须有先生自己作一篇“蟋蟀”给他看。莫须有先生对于别的题目都感到技痒,自己真个的想写一篇,惟独对于“蟋蟀”无感情,作不出文章来,因为莫须有先生从小时便不喜欢捉蟋蟀,他只喜欢看草,看着别的小朋友在草地上捉蟋蟀,他认为那人同盲人一样在这青青河畔草上不知看些什么了。我们在以前说过,莫须有先生小时的草地是河边绿洲。奇怪,其余的学生也都没有作“蟋蟀”的,大约这个题目难作,不比捉蟋蟀容易多了。直到数年之后,纯住县城小学五年级,有一回作“蟋蟀”,莫须有先生赶忙接过来看,是写实,但写不出,只是有一句莫须有先生颇能欣赏,纯写他自己捉蟋蟀的事情,他说他捉蟋蟀同做贼一样,轻轻走到牠的身边。这位国语教师是青年女子,曾经是莫须有先生的学生,她能够这样命题,莫须有先生很是喜悦,而且替纯喜悦了。

莫须有先生当时因为蟋蟀又讲到三百篇上去了,正如前次讲关关睢〔雎〕鸠一样,在黑板上写了这一句给学生看:

“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于是把这句诗讲给学生听,而且问捉蟋蟀不能作文的学生道:

“你为什么不写蟋蟀呢?”

那学生还是不能答。有一年龄最大的学生从旁答道:

“先生,这是《诗经》,不是文章。”

“你说《诗经》是什么呢?”

“《诗经》是诗,不是文。”

莫须有先生颇赞美这学生,他能知道《诗经》是诗了。于是莫须有先生告诉他道;

“作文应该同作诗一样,诗写蟋蟀,文也可以作蟋蟀。诗写‘清明时节雨纷纷’,写九月九日‘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文也可以写清明,写九月九日登高。但中国的文章里头你们读过这样的文章吗?一篇也没有读过!这原故便因为以前的文章都不是写实,而诗则还是写实的。我现在教你们作文,便同以前作诗是一样,一切的事情都可以写的。以前的文章则是一切的事情都不能写,写的都是与生活没有关系的事情。正同女人裹脚一样,不能走路,不能操作。同唱旧戏一样,不是说话是腔调,不是走路是台步,除了唱戏还有什么用处?世上那有这样说话的方法?”

莫须有先生话还没有说得尽兴,忽然又注意自己在黑板上写的一句《诗经》,于是暗自赞叹,《诗经》的句子真是欧化得可以,即是说蹩扭得可以,“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诵起来好像是公安派,清新自然,其实是竟陵派的句法。(公安竟陵云者,中国的文体确是有容易与蹩扭之分,故戏言之。即《论语》亦属于竟陵一派。)他指着问学生道:

“这句话的主词是那一个字?”

全场鸦雀无声。慢慢地有一极细微的声音答着“蟋蟀”。莫须有先生很是高兴。于是又提高学生的兴会,增加大家的注意,大声说道:

“不错,这句话的主词蟋蟀,是说蟋蟀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到了十月入我床下。我们这样说文章便不好。《诗经》的文章真是好得很。你们同意否?”

“同意。”

有几个学生连忙答着。接着全场欢声一片了。

有一次作文莫须有先生出的题目有“枫树”一题,阅卷时碰着“枫树”的卷子,第一句是,“我家门前有两株树,一株是枫树,还有一株,也是枫树。”莫须有先生甚喜,觉得此人将来可是一个文学家,能够将平凡的事情写得很不平凡,显出作者的个性,莫须有先生简直知道这个人一定是很蹩扭的。但碰到又一本“枫树”卷子时,又是这样的句子:“我的院子里有两株树,一株是枫树,还有一株,也是枫树。”莫须有先生便有点奇怪了,刚才的欢喜都失掉了。接着还有三本四本卷子都是如此起头,莫须有先生知道事情不妙,他们一定是抄袭,于是去翻书,结果在鲁迅的《秋夜》里有这样的句子:“我的后院里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莫须有先生得了这个发见时,一则以喜,一则以怒。喜者看了鲁迅的文章如闻其语,如见其人,莫须有先生很怀念他,虽然他到后来流弊甚大。怒者,怒中国的小学生比贾宝玉还要令人生厌了!夫贾宝玉并不一定讨厌,只是因为他将女人比作水做的,于是个个人崇拜女子,有些肉麻,故贾宝玉令人生厌了。光阴一天一天的过去了,转瞬间又到了发卷子的时候,——话这样说,决不是模仿,凡属改作文的教师们一定同情,只有改卷子最觉得日子过得快,上一次刚完,下一次又来了。伟大的莫须有先生亦有此同感,然而莫须有先生确是不厌不倦的时候多,他见了学生总是很高兴的,出题高兴,自己总是技痒,碰得一本好卷子高兴,善如己出,碰得一本极坏极坏的卷子虽是十分的感得混饭吃无意义,一个人难于人有益,但慢慢地也惯了,人生在世是如此,反而不急急于要向人传道,还是孔子学不厌诲不倦真是可爱的态度了,于是碰了一本极坏的卷子亦等于开卷有得,是高兴的。到了发卷子的时候,特别将“枫树”提出来,大发雷霆道:

“你们为什么总是模仿呢?一个人为什么这样不能自立呢?我总是教你们写实,作文能写实,也便是自立。你们模仿鲁迅,你们知道鲁迅作文是写实吗?他家后院里确是有两株枣树,这一说我也记起那个院子了,他的《秋夜》的背景,你们糊糊涂涂的两株树的来源,我清楚的记得了。鲁迅其实是很孤独的,可惜在于爱名誉,也便是要人恭维了,本来也很可同情的,但你们不该模仿他了。他写《秋夜》时是很寂寞的,《秋夜》是一篇散文,他写散文是很随便的,不比写小说十分用心,用心故不免做作的痕迹,随便则能自然流露,他说他的院子里有两株树,再要说这两株树是什么树,一株是枣树,再想那一株也是枣树,如是他便写作文章了。本是心理的过程,而结果成为句子的不平庸,也便是他的人不平庸。然而如果要他写小说,他一定没有这样的不在乎,首先便把那个事情想清楚,即是把两株树记清楚,要来极力描写一番,何致于连树的名字都不记得呢?写起散文来,则行云流水,一切都不在意中,言之有物而已。方法是写实,具体的写自己的事情。你们只可谓之丑妇效颦而已。”

人都是虚荣心用事,学生们听了莫须有先生这番话,心想,你同鲁迅是朋友吗?至于话里的教训,反而不暇理会了。莫须有先生则确乎是思慕鲁迅,虽然他现在已经不是文学家,他是小学生的教师。

黄梅有“放猖”“送油”的风俗,莫须有先生小时顶喜欢看“放猖”,看“送油”,现在在乡下住着,这些事情真是“乐与数晨夕”了,颇想记录下来,却是少暇,因之拿来出题给学生作文,看他们能写生否,他们能将“放猖”“送油”写在纸上,国语教育可算成功了。说至此,莫须有先生想略略说及散文与小说的利弊得失,——在前段谈鲁迅的文章时,莫须有先生已微露其偏袒散文之意了。他自己向来是以写小说著名,他曾经将“送油”改装了一下,写了一篇《送路灯》,即是小时看“送油”所留下的印象,因为求普遍起见故题曰“送路灯”,而在黄梅另外有“送路烛”,与“送油”是两件事。莫须有先生现在所喜欢的文学要具有教育的意义,即是喜欢散文,不喜欢小说,散文注重事实,注重生活,不求安排布置,只求写得有趣,读之可以兴观,可以群,能够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更好,小说则注重情节,注重结构,因之不自然,可以见作者个人的理想,是诗,是心理,不是人情风俗。必于人情风俗方面有所记录乃多有教育的意义。最要紧的是写得自然,不在乎结构,此莫须有先生之所以喜欢散文。他简直还有心将以前所写的小说都给还原,即是不假装,事实都恢复原状,那便成了散文,不过此事已是有志未逮了。在他出“送油”与“放猖”给学生作文时,他总想自己也各写一篇,结果非不为也,是不能也。我们应同情于他,他实在太忙了,孩子们的卷子都改完,则已无余力了。作这两个题目的学生占多数,但都不能写得清楚明白,令异乡人读之如身临其境一目了然,可见文字非易事,单是知道写什么也还是不行的。小孩子都喜欢“放猖”,喜欢“送油”,然而他们写不出,他们的文字等于做手势而已。等于哑子吃黄连对你说不得。这些小门徒,徒徒苦了老师大匠莫须有先生,替他们斧削斧削,莫须有先生认为徒劳而无功也。莫须有先生发卷子时,简直生气道:

“你们的文章难道都是预备自己看的吗?难道简直没有传之天下后世的意思吗?作文是不应该要人作注解的,如果需要注解那就非自己注解不可,到得要旁人注解便不成其为文章了。你们写‘送油’,首先就应该把‘送油’这个风俗介绍给读者,因为别的地方未必有这个风俗,或有类似者,未必就是‘送油’,你们仿佛天下后世都同你们黄梅县人一样,个个都知道清楚‘送油’是怎么一回事了,完全没有一点介绍的意思,这便是自己的思想不清楚,谈不上著作。我作文向来不需要注解,若说旁人看不懂,那是旁人的事,不干我事。可笑有许多人要我替我自己的诗作注解,那简直是侮辱我了,那我岂不同你们一样了吗?”

这却有点近乎《莫须有先生传》的作风,宣传自己,莫须有先生又好笑了。《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则要具有教育的意义,不是为己,要为人。连忙拿着几本“送油”的卷子指示给作者们看,笑道:

“你们看,我替你们都改正了,首先是替你们作注解。”

事过数年之后,因为纯也总是喜欢看“送油”,那时纯也是莫须有先生的门徒之一,应是小学三年级生了,有一回纯也作了一篇《送油》,他的第一句文章是:“我们中国,家里死了人,都举行‘送油’。”莫须有先生看了大悦,这个注解虽不算完全,但纯知道注解的意义了,莫须有先生愈是知道他是经验派。

再事过数年之后,即是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已经重来北京大学执教鞭了,莫须有先生又开始有闲作文章,乃居然写了一篇《放猖》,此事令他很愉快,好像是一种补过的快乐。这篇《放猖》同上回所说的写小时读《四书》的文章都是为南昌一家报纸写的,因为那里离莫须有先生故乡甚近,有许多旧日同学且在江西住高中,可以见得到。我们现在把这篇《放猖》完全抄在这里:

故乡到处有五猖庙,其规模比土地庙还要小得多,土地庙好比是一乘轿子,与之比例则五猖庙等于一个火柴匣子而已。猖神一共有五个,大约都是士兵阶级,在春秋佳日,常把他们放出去“猖”一下,所以驱疫也。“猖”的意思就是各处乱跑一阵,故做母亲的见了自己的孩子应归家时未归家,归家了乃责备他道:“你在那里‘猖’了回来呢?”猖神例以壮丁扮之,都是自愿的,不但自愿而已,还要拿出诚敬来“许愿”,愿做三年猖兵,即接连要扮三年。有时又由小孩子扮之,这便等于额外兵,是父母替他许愿,当了猖兵便可以没有灾难,身体健康。我当时非常之羡慕这种小猖兵,心想我家大人何以不让我也来做一个呢?猖兵赤膊,着黄布背心,这算是制服,公备的。另外谁做猖谁自己得去借一件女裤穿着,而且必须是红的。我当时跟着已报名而尚未入伍的猖兵沿家逐户借裤,因为是红裤,故必借之于青年女子,我略略知道他和她在那里说笑话了,近于讲爱情了,不避我小孩子。装束好了以后,即是黄背心,红裤,扎裹腿,草鞋,然后再来“打脸”。打脸即是画花脸,这是我最感兴趣的,看着他们打脸,羡慕已极,其中有小猖兵,更觉得天下只有他们有地位了,可以自豪了,像我这天生的,本来如此的脸面,算什么呢?打脸之后,再来“练猖”,即由道士率领着在神前(在乡各村,在城各门,各有其所祀之神,不一其名)画符念咒,然后便是猖神了,他们再没有人间的自由,即是不准他们说话,一说话便要肚子痛的。这也是我最感兴趣的,人间的自由本来莫过于说话,而现在不准他们说话,没有比这个更显得他们已经是神了。他们不说话,他们已经同我们隔得很远,他们显得是神,我们是人是小孩子,我们可以淘气,可以嘻笑着逗他们,逗得他们说话,而一看他们是花脸,这其间便无可奈何似的,我们只有退避三舍了,我们简直已经不认得他们了。何况他们这时手上已经拿着叉,拿着叉郎当郎当的响,真是天兵天将的模样了。说到叉,是我小时最喜欢的武器,叉上串有几个铁轮,拿着把柄一上一下郎当着,那个声音把小孩子的什么话都说出了,便是小孩子的欢喜。我最不会做手工,我记得我曾做过叉,以吃饭的筷子做把柄,其不讲究可知,然而是我的创作了。我的叉的铁轮是在城里一个高坡上(我家住在城里)拾得的洋铁屑片剪成的。在练猖一幕之后,才是名副其实的放猖,即由一个凡人(同我们一样别无打扮,又可以自由说话,故我认他是凡人)拿了一面大锣敲着,在前面率领着,拚命地跑着,五猖在后面跟着拚命地跑着,沿家逐户地跑着,每家都得升堂入室,被爆竹欢迎着,跑进去,又跑出来,不大的工夫在乡一村在城一门家家跑遍了。我则跟在后面喝采。其实是心里羡慕,这时是羡慕天地间唯一的自由似的。羡慕他们跑,羡慕他们的花脸,羡慕他们的叉响。不觉之间仿佛又替他们寂寞——他们不说话!其实我何尝说一句话呢?然而我的世界热闹极了。放猖的时间总在午后,到了夜间则是“游猖”,这时不是跑,是抬出神来,由五猖护着,沿村或沿街巡视一遍,灯烛辉煌,打锣打鼓还要吹喇叭,我的心里却寂寞之至,正如过年到了元夜的寂寞,因为游猖接着就是“收猖”了,今年的已经完了。

到了第二天,遇见昨日的猖兵时,我每每把他从头至脚打量一番,仿佛一朵花已经谢了,他的奇迹都到那里去了呢?尤其是看着他说话,他说话的语言太是贫穷了,远不如不说话。

莫须有先生看了自己现在的作文,自认为比以前进步些。以前是立志做著作家,现在是“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了。莫须有先生又记起当时有一姓鲁的学生写了一篇《放猖》,其描写正在放猖的一段,颇见精彩,有五猖之一的爸爸也在群众当中看放猖,背景是在野外,五个猖神,一个领带。百千万看客,拚命的跑,锣声震天地,而爸爸看见自己的儿子跌了一交了,一时竟站脚不起来,远远地破口大骂一声:

“你这个不中用的家伙!”

更令爸爸生气的,孩子忘记自己的地位了,自己的地位是神,不能开口说话了,而他回头回答爸爸:

“我再不跑!”

群众的嘲笑,爸爸的失体面,孩子的无勇气,都给鲁生写得可以了。

莫须有先生还想附说一事,中国的国语文学是很有希望的,大家真应该努力,新文学运动初期很有一番朝气,莫须有先生为得选文给学生读,曾翻了好些初期作品看,有陈学昭的一篇《雪地里》,令人不相信中国曾经有古文了,新鲜文字如小儿初生下地了。别的文章都可以不提起,这一篇《雪地里》是应该提起的,牠表示无限的希望。只可惜国事日非,而国语之事亦日非,大家都已失了诚意,在文坛上八股又已经占势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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