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与人
据说这个时代是伟大的，但是时代伟大与否须看这时代的人是否伟大。时代错误，误把二十世纪当做十六世纪，固然老朽，然而根本失了人格，喘着气急急忙忙趋新骛奇的投机主义者，也不足为伟大的时代增光。所以这个时代是否伟大，也是看有无伟大的人。赶热闹者只是末世并不是盛世之点缀。
现代中国人脾气，近于美国，不近于英国。美国是未成年的儿童国，忽而麻雀，忽而哥而夫，忽而Crossword pule，哄，哄，哄一年半载便都忘却，又去赶最新的热闹。麻雀、哥而夫、Crossword pule就是玩具，而儿童非有玩具不可，而且玩具非迎新弃旧不可，在哥而夫时行之际打麻雀即名之为落伍。全国就是这样哄哄哄度岁月。然而这并不是美国国民之伟大处。
英国人便稍许不同，高洋楼不大肯造，旧名词不大肯改，剃头机关椅不大肯坐。美国人跑到伦敦King's a way理发室看见只有平平正正的坚厚的木椅，暗笑英国人落伍。然而英国人以为坐在木椅理发仍然就可以过活，而且暗中窃笑全美国人民就是被广告术哄骗的儿童。英国人是不大会受广告欺弄的。这也许就是英国国民之伟大。
美国报纸论调是降低以就市井无赖的，编排要叫街人注目，杀人放火新闻必列第一版。英国报纸是比较镇静的，循规蹈矩而来，论调太肤浅下流，就要遭人鄙薄。两国报纸各有高下二种，但是大体上有这个分别。
美国人因电气风行，戏台演剧全然没落，如Schubert Theatres也要倒闭。伦敦的演剧却仍然与电影并行。我私衷是佩服英国人，而不佩服美国人的。
牛津、剑桥大学许多图书馆没有卡片索引，许多寄宿没有凉热水管。然而剑桥学生走路仍然可以宛如天地间惟我独尊，牛津学生走路宛如天地间谁为独尊皆不在乎。此数大学皆能保存其个性，虽然表面上在一九三〇年时似乎落伍，然而一九三〇年时代自身消灭之后，牛津、剑桥仍岿然独存，并不会随一九三〇之风尚以消灭。
是的，人须有相当的傲慢。辜鸿铭、康有为是傲慢的，不是投机的。辜、康虽然落伍，仍然保持一个自己。与时俱进加入国民党之军阀虽然博得革命，却未必是“迈进”的时代的光荣。罗文干的外交政策已经落伍，然而罗是傲慢的，不是投机的，一时代多傲慢的人，时代就会伟大。
也许资本主义诸国都要消灭，但是英国消灭必最后，此可断言。我不大相信英国会落伍。英国所落伍的，只是落了哥而夫球朋友之伍。
然而中国又与美国不同。美国投机而同时有容忍批评的文化。中国人却是投机而加以笼统。
凡是舶来货都是好的。凡是古老的都是不好。这是中国人的笼统。富家不肖子弟不能开发先人遗业，只数家珍以示人，固不足取。然富家子弟卖祖上园宅去买汽车、造洋房，未必是兴家之象。
凡是文言都是坏的，而不能评鉴文言文学中之真伪货色，便是笼统。甚至认语录为文言，因不看而加以定罪，也是笼统。凡是白话都是好的，而对于食洋不化的白话四六，不能加以纠正，也是笼统。
把文学根源所在之“性灵”糊里糊涂认为白话、文言文学上的问题，也是笼统。西洋文学中之individuality，personality便是好，中国文学里之“性灵”便是不好，也叫做笼统思想。
这样下去，中国不会有真正批评的文化。因为不会有真正批评的文化，所以这个时代（一九三〇至一九四〇年的时代）也不会为后人称为伟大。
因周作人不投机，所以周作人“落伍”了。然而在一九三〇年代自身没落以后，周作人文章不会跟着消灭。一九三〇年间哄哄者恐要消灭。所以趋时虽然要紧，保持人的本位也一样要紧。
怕为时代遗弃而落伍者，先已失去自己，终必随那短短的时代而落伍。
在这熙熙攘攘、世事纠纷的世界，只有一字可做标准，就是“真”。一人宁可说襟腑独见的落伍话，不可说虚伪投机的合时话。说襟腑独见的落伍话，至少良心无愧，落伍得痛快，落伍得傲慢。而且即使一时见解错误，尚有生机。说虚伪投机的合时话者，方寸灵明已乱，不可救药。
（《人间世》第8期，1934年7月20日）
说浪漫
晨起雨霁，作云中囚数日，见此心地亦随之而放。窗光照纸上，如蓝天海月，照人颜色，更喜，乃执笔记叙此心境，不负此晨光。因思日来濛雾蔽山，不能出门寸步，颇似名教及文学上之古典主义。处其间者，亦终日守身如玉，存履霜临冰之念，兢兢以终世至入棺木，是岂得人情之正者？孔子闻人歌而乐则和之，是孔子吟唱，亦不定于未时申时举行也，今世儒者即定时亦不敢歌。哭而恸，酒无量，与点也，三月不知肉味，皆孔子富于情感之证。至若见一不相知者之丧，泪珠无故滴下（恶其泪之无从），直是浪漫派若卢骚者之行径。盖儒家本色亦求中和皆中节而已，第因“中和”二字出了毛病，腐儒误解“中和”，乃专在“节”字“防”字用工，由是孔子自然的人生观，一变为阴森迫人之礼制，再变而为矫情虚伪之道学，而人生乐趣全失矣。汉之儒学趋入陈腐，专习章句，已无有生气。既无有生气，于是有第一次浪漫运动之魏晋思想出现，比儒士之守绳墨如虱行裤中缝线。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乃人性之正反两面，为自然现象，不限之于任何民族，故以名教独霸天下之中国亦不能免。儒者不自知其过，而直詈清谈，岂知此乃自身俗论引起之反动。时势所成，积重难返，儒家反抗，亦无奈何。自是道家思想遂成为中国之浪漫思想，若放逸，若清高，若遁世，若欣赏自然，皆浪漫主义之特色，入自然者愈深，则其恶礼制愈甚。阮籍等之倡狂放任，唾弃名教，即浪漫派深恶古典派之本色。或者不是深恶，只是若庄生之呵呵大笑的轻鄙而已。唐之道风不绝，至宋而有理学出现，苏黄之诋谑理学，亦即浪漫思想。明末后有浪漫思想出现，自袁中郎、屠赤水、王思任以致有清之李笠翁、袁子才皆崇拜自然真挚，反抗矫揉伪饰之儒者，而至今明清尚有一些文章可读者，亦系借此一点生气。此些人尚可自称为儒，并肯自称为儒，实系孔子人本主义基础打得宽的缘故，故在其“近情”范围之中，仍容得下浪漫反抗，许人归返自然也。此时若屠龙之浪漫思想最明。此人尚放任，尚伟大，尚高傲，若鸿苞书《中庸奇论》说得最清楚：
俗人局井蛙夏虫之见，乏见大寥廓之观，惟知世间之啖饭遗矢以为中庸。稍有出于常格跬步者，便指以为奇，而惊骇疑畏之，此庸众人往往所以得志，而贤智坐困。苟非挺金铁百炼之性，负凤凰千仞之气者，鲜不俯而就俗尚，趋常局，以免于世之疑骇，世道又何赖乎？此其关系夫岂浅也？
屠公看得出此中一个关键，眼光实超人一等。我以为中国伟大人格，正在贤智坐困而俯就俗尚，趋常局耳。在看得起人类者，都不会赞成此种陷贤智于常局之圈套。试思中国四万万同胞，何以出不了一位甘地，并出不了英国第三四流政治人才？此中关系，岂非如赤水所云？否则天生四万万同胞，皆庸才无疑，而非礼教俗尚之罪也。赤水又曰：
古豪杰遇今之时，有低眉束手而坐困耳。而居显要享富贵者，必啖饭遗矢之辈。啖饭遗矢而外，稍有所举动，悉奇也。此岂国家之福哉！
痛哉斯言！吾意当不是天不生豪杰，当是天生了豪杰，而豪杰为世所困耳。世人既鄙奇崇庸，黠者乃饰其奇而隐于庸，以与世浮沉。讨王公大人喜欢，求得一官半职，从庸众啖饭遗矢，又从庸众生子生孙，而国事乃无人过问。夫岂真儿女情长，英雄肝胆自生得不结实耳。及至庸胜奇之势成，半个甘地乃不可得，半个路易乔治亦不可得。从此可知中国之病已入膏肓。赤水黄泉有知，亦当三叹。
吾故曰，中国可产龟，但断产不出长颈鹿。因在中国，颈太长是一桩罪过，人人执一斧待而砍之。惟有龟，善缩颈，乃得人人喜欢，而龟龄鹤寿，亦果然可以办到。是之谓中国式之养生。
（《人间世》第10期，1934年8月20日）
辜鸿铭论
George Brandes著 林语堂 译
是篇为一九一七年丹麦文评大家勃兰得斯所作，收入他所著之Miniaturen书中（Erich Reiss Verlag，Berlin）。辜鸿铭于欧战未终时，曾著长文，题曰Verteidigung Clinas gegen Europa《为中国辩护反对欧罗巴》，其他论文，亦有译为德文者。时欧洲大乱，人心对西方文明之信仰基本动摇，故辜氏之论调，甚足炫惑人心。本文第一段叙述该篇大意，第二段叙述“春秋大义”（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要旨。读勃兰得斯此文，可知辜氏论调之要点，及其在西洋思想界之影响。勃兰得斯学极淹博，于近代欧洲文学思想，无不融会贯通，故此文中参入批评，亦能抉核见微，与寻常评论，又自不同。——译者
（一）
瑞典学者斯万伯Harald Svanberg译述辜鸿铭著作，由是使我们得窥到此位卓著的中国学者对于欧战及对于东西文化关系的思想。比之通常欧洲人士所仅识得之多半作家，辜氏值得更大的注意而不可同日语了。
辜鸿铭氏生于一国，其国中既无欧洲的世传贵族，又无美国之金钱贵族，凡常人只须能科举中试，皆可升为绅士，并且凡绅士除依其中试之鼎甲外，不得升迁。同时我们可以说辜鸿铭的家世门第，比我们的伯爵男爵还高贵久远。他的家族出于西历纪元前一七六六年至一一二二年统治中国之王室。（按元和姓纂云泉州晋江有此姓，相传辜为厦门同安人，其望出晋江。一云，其先因被辜自悔，以辜为氏，如救氏、赦氏、谴氏之类。然则勃氏所云或者是据瑞典译者解‘汤生’二字之误吧？）在精神上，他也是真正的中国人，是一位儒者，热烈崇拜二千五百年来支配中国人思想之孔夫子。
孔夫子的道理，前曾为Voltaire与Leibniz所钦服，现在也得辜鸿铭不倦的向欧人宣扬。此公向为两湖总督张之洞幕下，直至民国建立以前曾享文誉，不但精通东方学术，且于东方文学之外，熟谙我们的文字，写的是英文，引据的是法德作家，而最好讲的是腊丁文。他生于槟榔岛，早年被他的父亲送到欧洲，留学十二年。他在苏格兰得了博士学位，而渐成苏格兰学者卡莱尔Carlyle之热烈崇拜者。卡氏生时，他还有时会到，他与卡莱尔一样崇拜歌德为欧洲的最高人物。他看见孔子的精神学问经过几千年后重复见于歌德身上。在许多方面，我们可以看见卡莱尔于辜鸿铭的影响。
可以确知的是：歌德是德国唯一的作家给过辜鸿铭深刻的印象，余则用法文写作的德人Leibniz，由于他极口称扬中国文化之伟大精微而引起辜氏之同情。还是英美作家较常给他影响——尤其是Matthew Arnold，Tennyson，Emerson。在法国文学中有时他也亲炙那些不大知名的作家如Joubert及那些不为人所爱及若有若无的诗人如Beranger。
他讲到欧洲时，使我们感到兴趣的是他新颖讨人喜欢的观点。有时偶然也可见到我们已经弃而不用的学说的痕迹，如在学堂课本也可见到。比如：他相信犹太国族之亡是因为与耶稣的关系；罗马民族之亡是因为不听耶稣的话：“谁拔剑者，须亡于剑。”（按勃兰得斯系犹太人，故对此尤觉不满。）
但是这些辞句，只是他在欧洲大学听讲时所留下偶然的踪影。在这样一位自立脚跟、坚确求道，及文字极有清新力量的人是不足介意的。
先讲他关于大战起源之说法。据辜氏，说也奇怪，大战是起源于英人流氓崇拜及德人之武力崇拜。英人之流氓崇拜（Poebelkultus，尝见英文作mob-worship）可由大英帝国，听市侩实业家之戏弄，向南非洲两个蒲尔民主国宣战这事实看出来。依这位华人的意见，英人对流氓这样恭顺，引起德人极深痛的不平，而激起德人之武力崇拜。这武力崇拜不久就变成武器崇拜。
辜氏虽然普通极佩服德人之优点，但是据他意思早晚德国民族必亡于这武力主义。这种主义发生一种罪恶，在中国人眼光比任何罪恶还坏，就是蛮横，不识轻重（Taktlosigkeit），一味恃强，有伤恕道。我们很有趣地看他在最近中国事件举出什么例子，代表他这样憎恶的缺德。他举的是在中国京城的大街上迫中国人所造的克持拉碑（按即哈德门街上的克林柏牌坊）。
在由欧人侵略激起的拳民之变乱中，北京有一位疯人误杀德国大使。明知使四万万人为一疯人闹出的案负责，是极不合情理，但是德国政府还是逼迫造此碑坊，留为中国之耻辱。这正像奥国逼迫意大利在罗马Korso中造一纪念以利沙伯皇后的碑，因为一位发疯的意大利人拿一皮匠的扁钻刺杀那位可敬的无辜的皇后。中国人最重礼仪，所以在外交上受人无礼侮辱更比他国民族深为愤慨。依辜鸿铭意见，中国民族有三大特征，就是沉潜、远见与淳朴。
所以他觉得欧美民族不易了解。美国人大凡有远见淳朴而乏沉潜；英国人大凡沉潜淳朴，而乏远见；德国人远见而沉潜，而乏淳朴。依辜鸿铭，好像只有法国人最能了解中国人。固然，法人没有德人的沉潜，也没有美国人之远大眼光，也没有英人之单纯思想法，但是他们有的是情感，细腻，而中国古老的文化非细腻聪明者不能了解，因为自希腊亡后，中国人比任何民族细腻聪明。
二千五百年来，中国的文明，是一种没有祭司阶级及没有兵士的文化。
在辜鸿铭所最痛恨的革命以前，中国比任何国度较有自由：没有教士，没有巡警，没有公安局捐所得税等——总之，凡使欧洲人民苦不欲生的文物，一切都没有。
中国有句格言：“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谁只要与中国士人稍有接触，就会惊异感觉中国人之痛恶战乱及轻鄙军士。
斯万伯氏说得好，Thomas More于亨利第八年间在他的《乌托邦》书中所梦想的社会状况，在那时早已在中国实行了，只是欧人不知：一种没有贵族，没有祭司，而只有士人贵族为最高贵阶级的社会。
辜鸿铭最喜引用歌德一句话，表示中国的精神：“世上有两种势力：公道与礼义（Recht und Schicklichkeit）。”
“义”是孔教基础之一。其他一基础中国人名之曰“礼”。这是一种极难译的字，辜氏译为Takt（英文tact），但却与原意不尽符，因礼字指一种繁文缛节之礼仪。斯宾塞在他极好的书《礼仪的政制》（Ceremonial Goverment）中，推究礼之普遍原义，这意义常是仅指一种上古时代的拘束罢了。但在孔子看来，如在一切道德家看来，各种的礼节都含有伦理的深义，而依这位晚近儒者辜鸿铭的意见，这“礼”（即待人接物的礼貌）的价值重要并不在“义”字之下。所以他虽然极口赞扬德人的公道观念，却把这次战祸归罪于德人礼貌观念的缺乏。（按辜鸿铭译礼为Takt甚妙，系指待人接物体会人情，而“无礼”译为Taktlosigkeit，特指为人粗率傲慢无端伤人。）
同时这战祸，无论在德人，或在其敌国，却有更深的理由。（并非如辜氏说的那样简单。）
一位真正的中国人，不得不鄙视欧人。
由中国人看来，欧人或是美人是一种非靠教士及军人不能自治的人类。中国人自治也不用教士，也不用军人。孔教，教人做好百姓的教，已经证明，在二千五百年中，能不靠教士军警，统驭一个比欧洲更大的民族，使就轨道。
据这位中国批评家的意见，欧洲所恃以维持社会国家秩序者有两样：就是敬神与畏法。所谓敬畏，必先假定一种权力。
为要保持敬神观念，欧洲须得养活一大班游手好闲的人，名为“教士”。这些人不但极靠不住，并且也要浪费巨资，所以成为欧洲人民极大的负担。辜鸿铭认为宗教改革（路德马丁）及宗教改革之战（即“三十年战”）只是欧洲人民要排去教士阶级的企图。
天主教禁止人民的（思想）自由，使得贯入敬神观念，然而因为天主教势力已经溃灭，所以又有一种方法，想用法律的制裁来维持社会的秩序。但是为要使人有畏法观念，又须养成一班更浪费金钱更游手好闲之徒，名为巡警及军士。那末，依辜氏意见，在大战期间，欧洲人民渐觉养这一班士兵，比养教士还要浪费，简直可以破产。正如在宗教改革时代，欧人有意排斥教士，现在大战期间，也想起一种念头，要由军士之下自求解放。所以要维持社会秩序，我们须如辜氏有点天真的说法，归返于教士统治之下，不然，军队既然变成无用，我们就得另求新路，觅一新教，以代替那旧的，依他意见一堕不可复振的畏神观念。所以结果，就只有一条路可走，即中国的古道，教人做好百姓的教——一种人文主义，以义为本，以英人所谓gentleness为欧人的基本道德，以君子为人的理想，如东方民族几千年来所奉为理想之君子一样。
（二）
由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人的说法，据辜看来，中国的民族是主情的民族。据他说，德人之武力阶级比欧洲同阶级的人少粗暴性；而中国人的武力示忠厚和让，正与欧人之野兽抢掠本性相反。
据他说，中国人没有兽性。倘使在他身上找点与兽相近之处，也不是狐狸一派的理性，能偷到小鸡就偷，而是近乎亚剌伯骏马一种的聪明，虽然不懂英文文法，却能领会它英国主人的意思。
中国的精神生活，据辜氏意见是心肠的情感的生活。因此中国人对于环境外观（洁净？）极不注意。中国的语言是心肠的语言（这名词有点欠明了），所以小孩及未受教育的人最易学会。这班人学语言最易，在各国都是一样。中国人长记忆力，也是主情的记忆。中国人的礼貌，也是由衷肠流露出来，非如日本人硬学来的。
辜氏以此说解说外人所一致指出的中国人不精确的习惯。情感是一种极微妙的天秤（觉力），但是我们用心肠想事总不如用头脑想事之精确。
辜氏说中国人之用毛笔，可以象征中国人之理智。毛笔画自然没有钢笔尖利清楚，运用也较难。但是学会了之后，倒反轻重如意，浓淡得中，写来比钢笔美观动人。
欧人说中国文化发育一半即不长进，说中国人对于抽象科学缺乏能力。辜说中国人并不是发展一半的民族，乃永不衰老的民族。中国人兼有赤子之心及成年人之智慧。他极力阐扬，欧人情感理智之冲突，心肠与头脑之冲突，不见于中国。关于中国人缺乏进取精神，他未曾说到。
欧人有一种宗教，安慰他们的心灵，但与他们的理智冲突。
中国人没有欧人所谓宗教，因为中国人，就是群众也不真正重视宗教。道观佛庙礼式仪节之用，是作生活之点缀小玩，并非性灵的启迪。
中国人不感觉宗教之迫切需要，因为中国人思想向来不去推敲来世，亦不去打破宇宙来源之谜。但是他们虽不需要欧人狭义的所谓宗教，却于孔教中已有了一种广义的宗教，就是歌德在以下几句所指的意义——
谁有科学与艺术，就也有了宗教；谁两样都没有，就须有宗教。
由中国人看来，欧人将宗教与人类社会国家隔开，非常奇异。宗教教欧人做好人，孔教却教人做好百姓。欧洲所谓宗教，教人成圣，变成天使；中国人之所谓教教人做孝子顺民。辜氏作一妙语说：“政治在欧洲是一种科学，在中国是一种宗教。”（按此指“政教”观念）
孔子生前，中国人也有情感理智的冲突，与今日欧洲一样。孔子生而此冲突遂化归乌有。他不像老子、卢骚、托尔斯泰，专门攻击鄙弃文明。他教人，由于教化，人才可以立身行世。
人类受宇宙之谜的压迫，所以需要科学、艺术、宗教。这些减轻他心上的压迫。艺术与诗词叫士人处处见出美；哲学与科学教他处处见到秩序规律。天灾人祸，世事变迁迫着大多数的人求一种安全的躲避；生老病死迫着人类求一种永久。
欧洲在宗教中追求这安全与永久，中国人在代替宗教之孔教中也找到了。亚里士多德及斯宾塞的哲学都不能在欧洲得到同样的成绩。多半的人不能明了他们的理想，也没有那种德性来服从他们的法律。宗教之价值在于教人能听良心的吩咐。
辜鸿铭说：人以为由于教人敬畏上帝，才能达到这结果。但是孔教却不用宗教，也收到同样的成效。他只教人义的观念。辜氏知道，一切立教的教主，都是极富感情而慈悲为怀的人，都归结以公道与慈爱为最高观念，而名之为上帝，但他虽觉得这甚自然而且有意义，却认为不关重要。
依他意见，欧人认为宗教之现形（所谓教会）的宗旨，在于教人民信上帝，这是一种错误；这层错误在最近时代叫许多正直的人讨厌教会。辜氏引英国史家Froude的话说：“我在英国听过几百篇讲道，讲宗教之神秘，讲教士奉行上帝的意旨，讲使徒师承的传统等，但不曾听见过一篇讲通常的廉耻，讲这简单的训命：不可说讹，不可偷窃。”对此一点，辜鸿铭只指出，教会的义务并不在于叫人注意这些单纯的道理，而是做一种神感，引起人一种活泼泼的热诚。
欧洲耶教及回教怎样激起这神感，引起这活泼泼的热诚呢？他们的方法是引起对教主的爱，激起对教主有无限的爱慕崇拜。这里可见孔教与耶回两教的区别。回教教人迷信穆罕默德，耶教教人信奉耶稣，孔教却不教人崇奉爱慕孔子（按指不奉孔子为神明）。孔子生时，他的门人是爱慕他的。他死了，他个人地位就不立于孔教之前。
欧洲有教堂，中国则有学校以代之。学校的地位与西方之教堂正相同，因为中国指宗教之字，正是“教”字。同时学校不尽与教会之范围相同。学堂之外，还有家庭。各家有神主，各城有祖庙。家庭与学校在中国合成外国之所谓教会。
辜氏对于他的议论有这样的简单的结语：孔教力量之源在于敬爱父母，犹如各教力量之源在于敬爱教主。耶稣教会说：爱耶稣！回教教会教人：爱先知！中国的教会教人：爱你的父母！——一位欧洲人附上说：这样却使批评祖宗成为完全不可能，但是这批评却常是进步的来源。
（《人间世》第12期，1934年9月20日）
哀莫大于心死
天下大聪明与大糊涂，相去只有毫发之差。女子一念之差，可误终身名节；士人一念之微，可误国家大事。国事如此纠纷，是非如此混淆，可与不可之间，糊涂者不能辨，聪明者亦常不能辨。如果身处利害中，更必不能辨。以不可为可者，未尝无可之理由，以可为不可者，亦未尝无不可之理由。因此聪明人失之，糊涂人反得之，不然历史上聪明人何以常干出极糊涂之事，留下极糊涂之名！处此是非混淆之势，聪明不足凭，惟视一点孤贞气义足为我们表率而已。中国儒家，因儒而儒，向来干不出什么惊天动地事业，也是因为这一点缘故。若文天祥、史可法、王阳明、曾国藩、林则徐，以儒家出身作出大事业，皆禀一点孤贞节烈之气而已。此数君子皆一片天地正义在心头，其学问皆从正心、修身做起，王阳明讲良知，曾国藩事事留心，皆是儒家积极入世以天下为己任之成功者。聪明以为可，良知以为不可，则不可之；聪明以为不可，良知以为可，则可之。良知为主，聪明为奴，其人必忠：良知为奴，聪明为主，其人必奸。
孙中山为中国近代伟人，无疑矣。其所以成为伟人，非其聪明过于袁世凯，亦只是一点忠贞为国凛烈秉耀气贯日月之光明心地而已。苟无此一点心地光明，则其聪明学问皆不值半文钱。民国以前，其所知者惟不愿中国为满奴而已；民国以后，其所知者惟不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而已。此所谓知者，良知之知，非聪明之知。中国何以断断不可沦为半殖民地，惟良知知之，聪明不知也。中山先生既有此知，乃不顾困难，不辞艰瘁，奋勇而行，然后以聪明为奴，解决一切，如众星之有北辰，是非易于分辨，去从易于抉择，然后行易，此吾解知难行易之说；若心中本无确定之目标，本无主裁，见事而疑，知难而退，于是生出糊涂了事、敷衍委蛇之局面。今日事发，只图今日对付，明日事发，再图明日对付，此时并行亦不易矣。王阳明良知之说如此，《大学》在明明德之说亦如此。先明德然后致知，德不明，知亦无用，知既无用，行必缺少勇气。
孟子曰，哀莫大于心死，亦只是如此说法。心为主裁，心死则万事不足为。孙中山本良知之知，中国断断不可沦为半殖民地：又本良知，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民众于是心亦不死，全国从而有一番新毅力、新目标，共谋北伐成功。此十六年民心未死之证，亦人心未死，事且可为之证。是民国以来，中国人之政治努力，皆凭孙中山此一点良知唤起所使然，其理甚明。吾愿谒中山陵者，皆想此“天地正气”四字道理。
于此又可知先知觉后知之理。先知欲国民之心死则死，欲国民之心不死则不死。今日国难方殷，满目疮痍，人心已经奄奄将死。倘使如越王勾践，使人心不死，生聚教训，养精蓄锐以待时，则人心亦可不死。倘使并此心亦不可有，欲其死，则死亦甚易。只看有何由良知指示之目标，决不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并与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坚其意志，以为一剂补血针，则中国人心尚可救药，行亦不难。处于今日地位，虽曰万分困难，只要当事者以孙中山先生之心为心，是非立明，去从立决，而办法自来。不然恐烦难之问题，且将层至叠来，任尔如何聪明，皆对付不来也。
二十四年二月廿一日读报有感而作
（《人间世》第23期，1935年3月5日）
读书与看书
曾国藩说，读书看书不同，“看者攻城拓地，读者如守土防隘，二者截然两事，不可阙，亦不可混。”读书道理，本来如此，曾国藩又说：读书强记无益，一时记不得，丢了十天八天再读，自然易记。此是经验之谈。今日中小学教育全然违背此读书心理学原理，一不分读书、看书，二叫人强记。故弄得学生手忙脚乱，浪费精神。小学国语固然应该读，文字读音意义用法，弄得清清楚楚，不容含糊了事。至于地理常识等等，常令人记所不当记，记所不必记，真真罪恶。譬如说，镇江名胜有金山、焦山、北固山，此是常识。应该说说，记得固好，不记得亦无妨，以后听人家谈起，或亲游其地，自然也记得。试问今日多少学界中人，不知镇江有北固山，而仍不失为受教育者，何苦独苛求于三尺童子。学生既未见到金山、北固山，勉强硬记，亦不知所言为何物，只知念三个名词而已。扬州有瘦西湖，有平山堂，平山堂之东有万松林，瘦西湖又有五亭桥、小金山、二十四桥旧址，此又是常识，也应该说说，却不必强记。实则学生不知五亭桥、万松林为何物，连教员之中十九亦不知所言为何物。今考常识，学生曰，万松林在平山堂之西，则得零分，在平山堂之东，则得一百分，岂不笑话？卫生一科，知道人身有小肠大肠固然甚好，然大肠明明是一条，又必分为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又是无端添了令人强记名词，笑话不笑话？弊源有二：一、教科书编者，专门抄书，表示专家架子。二、教员不知分出重轻，全课名词，必要学生硬记。学生吓于分数之威严，为所屈服，亦只好不知所云的硬记，由是有趣的常识，变为无味的苦记。殊不知过些时候，到底记得多少，请教员摸摸良心自问可也，何故作践青年精神光阴？
（《宇宙风》第5期，1935年11月16日）
说耻恶衣恶食
东西文化之衡量，诚然不易，而耻恶衣恶食常居其一。前夕与某外人谈，外人曾往游南昌，在火车站上见有卖鸡蛋卖烧鸡之农民，或皓发红颜，或脸皮赪润，忠厚淳朴，天真可爱，争向车客兜卖手中物，外人爱之甚，拍一照。忽有洋装青年走上用一口漂亮英语对外人说：“You are no friend of China.你专拍中国污秽难堪的百姓的照片，去宣传国外，居心不良，不怀好意。”外人久居中国，颇知此班洋奴心理，乃转向带白狗领的青年说：“You are no friend of China.假如我拍你的照片去宣传国外，这才我自己承认对中国居心不良，不怀好意。至少这些农民自食其力，are trying to make an honest living，并不骗人。他们不耻以你为同胞，你反而耻以他们为同胞！”少年赧然而退。我说：“答得好！答得好！”在中国读书洋奴诚然多，他们所谓文化是带狗领，拿洋棍，唱骨摩宁，谁不带狗领唱骨摩宁，便是野蛮，至于中国百姓之勤俭淳朴耐劳幽默诸美德，种种伟大之处，他们是看不见的；他们所恨是不能制一条陀罗尼经大被把中国这个臭古棺一概掩盖起来，只留下他们带狗领喷香水的一流人代表中国。殊不知偏偏有看得出中国百姓之伟大，不耻恶衣恶食之外人，爱看中国老百姓，而偏不爱看读书洋奴。中国文化最健全最优美处，乃在“淳朴”二字，教人认得简朴生活之美。而今日中国人被外国文化吓得魂不附体，已失却此赏好简朴生活之美的能力了。此话长，不多赘。那天晚上，回来在床上想那外人的答话，越想越有味道，越快活；想他替中国百姓出气，不禁连声在被中唱“答得好！”晨起，记数语于此。
（《宇宙风》第7期，1935年12月16日）
临别赠言
朋友送别，劝我把去国杂感写出来，寄回发表。我认为这是有意义的，不过题目太大了。为今日中国之民，离今日中国之境，应当有多少感想齐攒心头？不过虱多不痒，债多不愁，千绪万端，何从讲起？言简意赅，亦难完作。只是题目虽大，也有许多不便讲与不容讲的。周作人先生所谓第一句话不许说，第二第三句话说也无用（札中语）。我们可说的还是关于文学思想的方面。在国家最危急之际，不许人讲政治，使人民与政府共同自由讨论国事，自然益增加吾心中之害怕，认为这是取亡之兆。因为一国决不是政府所单独救得起来的。救国责任既应使政府与人民共负之，要人民共负救国之责，便须与人民共谋救亡之策。处于今日廿纪世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老话，总是不适用，不然何必普及教育。今日廿世纪之人，不使知之，便由也不大情愿。今日救国之方策何在，民知之否，不知也，而欲其在沉沉默默之中保存救国之兴奋，忧忧乎其难矣。事至今日，大家岂复有什么意见，谁能负起救亡大策，谁便是我们的领袖，谁不能负这责任而误国，谁便须滚蛋。此后今日之中国是存是亡之责，与其政府独负，不如与民共负，后来国家荣盛，才能与民同乐而不一人独乐。除去直接叛变政府推翻政府之论调外，言论应该开放些，自由些，民权应当尊重些。这也是我不谈政治而终于谈政治之一句赠言。
（一）文学——提倡幽默，本不必大惊小怪，然偏有惊之怪之者。不过平心而论，有因幽默而惊疑怪诧之人，便可证明幽默确有一部分人尚未懂得，而有提倡之必要。幽默为文学之一要素，与悲壮、激昂等同为世界中外名著所共有，只要眼光稍新的人，没有不承认的。中国幽默文学是否稍有可观，成败自不必以眼前论之，但根本上反对幽默，或谓因为幽默尚未成功，大家遂免努力，总难免中道统遗毒之嫌。由道统遗毒之深，更使人不得不感觉须赶速作破坏工作，揭穿虚伪的严肃文体，而易以较诚恳，较自然，较近情，较亲切的文风。我是赞成诚恳而反对严肃的。主张严肃之人，大概在家做父亲，也不肯和儿女说两句笑话。在诚恳、亲切、自然、近情的文风中，幽默必不期然而至，犹如改训话为谈心，幽默也必不期然而至。中国文章向来是训话式的，非谈心式的，所以其虚伪定然与要人训话相同。所以若谓提倡幽默有什么意义，倒不是叫文人个个学写几篇幽默文，而是叫文人在普通行文中化板重为轻松，变铺张为亲切，使中国散文从此较近情，较诚实而已。
提倡性灵，纯然是文学创作心理上及技巧上问题，除非有人在文学创作理论上，敢言作家桎梏性灵，专学格套，或摹仿古人，抄袭依傍，便可为文，本来不会引起什么争辩。我们今日白话已得文体之解放，却未挖到近代散文之泉源，所以看来虽是那末的新，想后仍是那末的旧。西方近代文学，无疑的以言志抒情程度之增加为特色，与古典文学区别。所谓近代散文泉源即在作者之思感比较得尽量而无顾忌的发挥出来。再推而广之，不论时代古今，凡著作中个人思感主张偏见愈发挥的，愈与近代散文接近，个人思感愈贫乏的，愈不成文学。即以此可为古今文学之衡量。所以孔子到黄河平常一个感慨“美哉水！……丘之不济此也命夫！”比“再斯可矣”较有文学价值，而“再斯可矣”又比“为政以德”较有文学价值。因为三思常人所赞成，孔子独反对之，到底是孔子比较重个人之思感。我们此后重评中国古人写作，也只好以此为标准。
总而言之，今日散文形体解放而精神拘束，名词改易而暗中仍在摹仿，去国外之精神自由尚远。性灵二字虽是旧词，却能指出此解放之路，故以着重性灵为一切文学解放基本之论。有人反对这种解放，那是道统未除，流毒未尽。性灵也好，幽默也好，都是叫人在举笔行文之际较近情而已。两者在西洋文学，都是老生常谈，极寻常道理。今日提倡之难，三十年后人见之，当引为奇谈。但是我仍相信此为中国散文演化必经之路。
（二）思想——中国今日举国若狂，或守株狂，或激烈狂，或夸大狂，或忧郁狂，看来看去都不像大国风度，早失了心气和平事理通达的中国文化精神。更可虑的，是失了自信力。这都不是好现象，但也都因国事日非，人心危急所致，又因新旧交汇，青黄不接所致。总而言之，乱世之音而已。思想我想是不健全的，整个而论，思想之健全，总不至如此乱嚷乱喊，稍有自信，也不至如此。拿这种态度来对付非常局面，如何了得。于此不能不提出这思想通达心气和平的老话来说。孟子言智仁勇三者为天下之达德，能达斯能勇。对付非常时期，诚然非坚毅不可，但坚毅既非暴虎冯河之勇，尤不是隔河观人暴虎，唱唱两声“坚毅”完事。勇字必由智字得来。古代儒家之勇毅，莫非由理明心通，而能遇事泰然。中国人必由历史之回顾，对自己文化精神所在，有深切的认识，然后对中国之将来始有自信，由自信始有勇毅乐观。号为“革命”“前进”之徒，惴惴岌岌，怕人家说他落伍，一味抹杀中国旧文学，否认中国祖宗，我认为只是弱者之装腔，而军阀贪官开口仁义，闭口道德，一味复古，也只是黠者之丑态。在这种各走极端，无理的急进与无理的复古，都已各暴露中国文化精神理明心通态度之遗失。无论维新与复古，这样的国是不能存在的。中国文化精神别的不讲，宽大是有的。以前林琴南、辜鸿铭、胡适之、陈独秀同在北大讲学，因此令人叹北京大学之伟大，便只是这个宽大自由道理。中国古代称颂政治之清明，也是常说“政简刑轻”，使人人得安居乐业，也便是自由宽大之意。大国风度是如此的。中国要大家活下去，还得来这种宽大的精神。硁硁小人就是小人不宽大之意。无论那一党派要负起救国责任，当留此宽大二字，否则一时炙手可热，日久必无成就。
关于思想，更有一端为我所最愁虑者，就是统制思想。不要以为德国俄国实行统制思想的愚民政策，我们便应该赶时髦也来统制思想。统制思想之祸莫甚于八股，而依我的定义，凡统制思想都可名之为八股。八股驱天下士人而置之笼中，流毒千余年（包括一切科举），吾人痛恨之，故打倒之。今幸生于千余年之后，闻得思想自由解放真道之后，复欲以新八股自茧茧人，真可谓见道不明信道不笃了。统制思想政策行后，其效果亦必同于旧八股，一国思想由清一色而刻板，由刻板而沉寂，由沉寂而死亡。在这普遍的死的沉寂中，自有读书干禄之徒，为讨政治饭碗，受你笼络，亦自有一二宁舍富贵不肯干禄之书生终笼络不来也。
廿五年八月十四日序于横滨舟次
（《宇宙风》第25期，1936年9月16日）
悼鲁迅
民廿五年十月十九日鲁迅死于上海。时我在纽约，第二天见Herald-Tribune电信，惊愕之下，相与告友，友亦惊愕。若说悲悼，恐又不必，盖非所以悼鲁迅也。鲁迅不怕死，何为以死悼之？夫人生在世，所为何事？碌碌终日，而一旦瞑目，所可传者极渺。若投石击水，皱起一池春水。及其波静浪过，复平如镜，了无痕迹。惟圣贤传言，豪杰传事，然究其可传之事之言，亦不过圣贤豪杰所言所为之万一。孔子喋喋千万言，所传亦不过《论语》二三万言而已。始皇并六国，统天下，焚书坑儒，筑长城，造阿房，登泰山，游会稽，问仙求神，立碑刻石，固亦欲创万世之业，流传千古。然帝王之业中堕，长生之乐不到，阿房焚于楚汉，金人毁于董卓，碑石亦已一字不存，所存一长城旧规而已。鲁迅投鞭击长流，而长流之波复兴，其影响所及，翕然仅于人心，鲁迅见而喜，斯亦足矣。宇宙之大，沧海之宽，起伏之机甚微，影响所及，何可较量，复何必较量？鲁迅来，忽然而言，既毕其所言而去，斯亦足矣。鲁迅常谓文人写作，固不在藏诸名山，此语甚当。处今日之世，说今世之言，目所见，耳所闻，心所思，情所动，纵笔书之而罄其胸中，是以使鲁迅复生于后世，目所见后世之人，耳所闻后世之事，亦必不为今日之言。鲁迅既生于今世，既说今世之言，所言有为而发，斯足矣。后世之人好其言，听之；不好其言，亦听之。或今人所好在此，后人所好在彼，鲁迅不能知，吾亦不能知。后世或好其言而实厚诬鲁迅，或不好其言而实深为所动，继鲁迅而来，激成大波，是文海之波涛起伏，其机甚微，非鲁迅所能知，亦非吾所能知。但波涛之前仆后起，循环起伏，不归沉寂，便是生命，便是长生，复奚较此波长彼波短耶？
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我请鲁迅至厦门大学，遭同事摆布迫逐，至三易其厨，吾尝见鲁迅开罐头在水酒炉上以火腿煮水度日。是吾失地主之谊，而鲁迅对我绝无怨言，是鲁迅之知我。《人间世》出，左派不谅吾之文学见解，吾亦不肯牺牲吾之见解以阿附于初闻鸦叫自为得道之左派，鲁迅不乐，我亦无可如何。鲁迅诚老而愈辣，而吾则向慕儒家之明性达理，鲁迅党见愈深，我愈不知党见为何物，宜其刺刺不相入也。然吾私心终以长辈事之，至于硁硁小人之捕风捉影挑拨离间，早已置之度外矣。
鲁迅与其称为文人，无如号为战士。战士者何？顶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锋以为乐。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此鲁迅之一副活形也。德国诗人海涅语人曰，我死时，棺中放一剑，勿放笔。是足以语鲁迅。
鲁迅所持非丈二长矛，亦非青龙大刀，乃炼钢宝剑，名宇宙锋。是剑也，斩石如棉，其锋不挫，刺人杀狗，骨骼尽解。于是鲁迅把玩不释，以为嬉乐，东砍西刨，情不自已，与绍兴学童得一把洋刀戏刻书案情形，正复相同，故鲁迅有时或类鲁智深。故鲁迅所杀，猛士劲敌有之，僧丐无赖，鸡狗牛蛇亦有之。鲁迅终不以天下英雄死尽，宝剑无用武之地而悲。路见疯犬、癞犬，及守家犬，挥剑一砍，提狗头归，而饮绍兴，名为下酒。此又鲁迅之一副活形也。
然鲁迅亦有一副大心肠。狗头煮熟，饮酒烂醉，鲁迅乃独坐灯下而兴叹。此一叹也，无以名之。无名火发，无名叹兴，乃叹天地、叹圣贤、叹豪杰、叹司阍、叹佣妇、叹书贾、叹果商、叹黠者、狡者、愚者、拙者、直谅者、乡愚者；叹生人、熟人、雅人、俗人、尴尬人、盘缠人、累赘人、无生趣人、死不开交人；叹穷鬼、饿鬼、色鬼、馋鬼、牵钻鬼、串熟鬼、邋遢鬼、白濛鬼、摸索鬼、豆腐羹饭鬼、青胖大头鬼。于是鲁迅复饮，俄而额筋浮胀，睚眦欲裂，须发尽竖，灵感至，筋更浮，眦更裂，须更竖，乃磨砚濡毫，呵的一声狂笑，复持宝剑，以刺世人。火发不已，叹兴不已，于是鲁迅肠伤，胃伤，肝伤，肺伤，血管伤，而鲁迅不起。呜呼，鲁迅以是不起！
（《宇宙风》第32期，1937年1月1日）
说潇洒
人生永有两方面：工作与消遣，事业与游戏，应酬与燕居，守礼与陶情，拘泥与放逸，谨慎与潇洒。其原因在于人之心灵总是一张一弛，若海之有潮汐，音之有节奏，天之有晴雨，时之有寒暑，月之有晦明。宇宙之生律无不基于此循环起伏之理，所以生活是富有曲线的。袁中郎说的好：“山无岚则枯，水无波则腐，学道无韵则老学究而已。”（《寿存齐张公七十序》）其在人，发而为狂与狷二派；其在教，发而为儒与道二门；其在文，发而为古典与浪漫二类。此二派人生态度，虽时有风尚之不同，而无论何时何地，却时时隐伏于我们的心灵中，未尝舍然泯灭，只是盛衰之气不同而已。那一派消灭都是一国的不幸，如在中国，可谓全国是无进取之狷者，所以有这种颓靡不振之现象。即如在中国文学，名为儒家经世派的天下，却暗地里全受道家思想的支配——如山林思想，归田思想，归真返朴，保和持泰等。有时同在一人的生平，也有入世出世之两种矛盾观念角逐于胸中，远如诸葛亮、孔子、苏东坡、袁中郎，近如梁漱溟、鲁迅便是（鲁迅于文学革命之前是在槐树院里作一长期自杀者）。
在文学上，这重要区别，可以说是在“工”与“逸”二字。古典文学取工字，浪漫文学取逸字。我常想到中国现代文学，从广义讲是在经过浪漫的时期。在此地，浪漫二字几乎就是等于解放的意义罢了。凡在经典主义过活的人及社会，其人态度必经过浪漫主义的洗礼，然后可以达到现代西洋文化的阶段。以前读西洋文学史时，最可使我惊异的就是十七八世纪法国的新古典主义与中国古典主义之根本相同，同是在注重用字修辞之“工”，同是标举格套（即中国之笔法章法，如戏剧之“三一律”，凡越雷池一步便遭人鄙笑），同是多用僻典，同是模仿古文，同时避用俗字（如鱼曰“麟族”the scaly tribe鸟曰“羽类”the feathery race天曰“穹苍”the firmaments月曰“美人”mistress of the sky，简直与中文一般无二），其结果，又同是桎梏性灵。蔑视天才，缩限题材，而文学之路愈走愈狭。所以如莎士比亚这样的妙文，竟被（新古典派）埋没了一百五十年，直至Lessing出，浪漫潮流开始，才能恢复其盛名，这真可谓咄咄奇事了，但在我们中国何尝不是如此。我从袁中郎《狂言》中看到明末李卓吾已看得起《西厢》，而评点《西厢》，并且推重其本色之美，是推重《西厢》文学价值，金圣叹只承李卓吾之遗绪而已。那时袁中郎赏识《金瓶梅》，冯梦龙赏识山歌童谣，及李卓吾之赏识《西厢》，都可说是浪漫文学观念之开始。浪漫文学都看重“才”字“逸”字。在西洋十八世纪末叶浪漫文学开始，最风行的就是这“才”字（genius），及“逸”字（romantic）及“幻想”（imagination）。这也没有什么神妙，只是工整的文字必有读厌之时，及其读厌，惟有求放逸而已。所以工与逸的转替，也是这寻常生律起伏之一端而已。
本篇并不是讲浪漫文学，而只借此讲讲人品及文笔之潇洒。因为人品与文学同是一种道理。讲潇洒，就是讲骨气，讲性灵，讲才华。谨愿者以工，才高者以逸，在做人，在行文，在画画，同一道理。若苏东坡之冠代才华，自然独往独来，无窒无碍，以意役法，不以法役意。但是我所要讲的是，无论何人总可表示一点逸气，把真性灵吐露一点出来，不可昏昏冥冥战战兢兢板起面孔以终世，这样的人生就无味了，充满这种人的社会也成了无味的社会。但若只求多寿多福多子混过一世，也不要什么性灵，这也未始不可，至于艺术创作却以此一点性灵风骨为生命。性灵二字并不怎样玄奥，只是你最独特的思感脾气好恶喜怒所集合而成的个性。在洋文，这叫做personality，用个性翻还不大好。我们可说某人做人或行文太没有personality，但不能说某人太无个性了——除非我们开始这样用法。在中文似乎说这人太无韵致，太无风味，或太无骨气，是一种株守成法，依违两可，喜怒不形于色的人。有个性（风味）的人，你看见就喜欢，因为你看见一点真。在中国我想得有这种个性的人，如以前的徐树铮，他是一位敢作敢为敢承当的人，虽然他不是怎样的好人，但是比起奴颜婢膝的人总有人味吧。在文学上，在政治上，在艺术上，我们所要看的就是这一点个性，这一点风味。先从女人说起，可以一直说到文学作风，一贯而下。我们同事有一位女博士，虽然其貌不扬，但她有一种才调，也不仅是所谓应酬手腕而已，虽然我也不承认她是个好人，但是她决不能说是庸俗。在电影上成名的，就男明星来讲，有二位最有个性风味的，一就是亚里斯（演Disraeli Voltaire之George Arliss），一是里昂·巴里摩亚（Lionel Barrymore），他们的艺术就是潇洒的艺术，叫你觉得有种引人之魔力，平常讲似乎是说“那人很有趣”。电影艺术之高下，就是看你能不能把那不可无一不可有二之潇洒风味表现出来，表现出来，人家就喜欢。在女的，我不讲瑙玛·希拉（Norma Shearer）诸人，而讲曼丽·特兰漱（Marie Dressler），那位忽怒忽喜不拘泥守礼而有一副慈悲心肠的老婆是多么可爱啊！是的，她脸孔一点不漂亮，但是仍会十分可爱。明这个道理，就会明白所谓性灵文学，所谓潇洒笔调之魔力。这倒是行文一种秘诀。普天之下莫非食饭遗矢之辈，这里一篇很合圣道，那里一篇也很合主义，但是圣道主义或则有，作者面孔却看不到。这就是所谓达到“工整”文学看厌的时候。一人在写作中，能露出一副真面目，言人所不敢言，言人所不能言，又有他自己个别与众不同的所谓作风，自然能超越平庸而达到艺术的成功。多半人的作风思想就这样依样画葫芦的，你要打出这庸俗之范围，除非打破那无形的格套，脱离那无形的窠臼，才能保存你自己。不能保存你自己，又怎能有动人的力量？我想一人常常看亚里斯、特兰漱诸人之表演，而体会出其潇洒的骨气及风味，便可以懂得作文的所谓个人笔调，因为一切艺术的道理是相同的。
廿四年元旦试笔
（《文饭小品》创刊号，1935年2月5日）
说本色之美
文章，文章，二字害人不浅。我想中国诗文的地位与西洋正相反。在中国，诗词之深入吾人的生活较普遍，而文章二字反足使普通人却走；在西洋，文章并不如中国之玄妙，而韵文之赏鉴反限于少数文人。这是以东西相比言之，若单论本国，自然也是作文比作诗普遍，能文比能诗者多。然而就诗而论，中国不但取士用诗，楹联巧对也用诗，射覆酒令也用诗，墨盒刻字也用诗，画家题画也用诗，才女择婿也用诗，毛厕题字也用诗——这些种种是西方所无，所以说诗之深入吾人生活比在西洋普遍。况用中国文人全集一翻，总是五七律绝占了一半，更非西洋文集所有的现象。诗之好坏且勿论，然一人在花前月下占了两韵佳句，登临旅次，偶尔吟成一绝，总是怡养性情，是好不是坏。
至于文，便不然。以中国与西洋相比，中国文章已成为文人阶级之专有品。若非操笔墨生涯者，必不敢过问，也不肯过问。故中国银行家不撰文，悬壶行医者不撰文，实业大家不撰文，甚至连政治家也不撰文。一说撰文，便是秘书文牍之事。盖一则银行实业政治各界一闻文章二字，则顾而却走，那敢动笔；二则文章实在太难，宣言有宣言文，书面有书面文，启事有启事文，议论有议论文，其中有笔法，有体裁，有古董，有典故，有声韵，外人切切不敢问津。所以做一总督，也得靠一位郝先生饭碗才保得住，圣眷才见日隆。这都是因为中国文言之难，及文学观念之误。此刻原因且不讲，但讲结果，结果是这样的：（一）外国实业大家也要著书，如福特便是，中国实业家就未尝梦想过著书。虽然福特著作未必是亲笔，然而也不见得非一半由自己口述，书记笔录，再加修饰的。所以外国出版界，内容比我们丰富。（二）政治家常有著作，如伯兴大将、劳易·乔治、顾立治、托洛斯基，都有洋洋巨著，将政治生活，记录下来，有叙事，有议论，对于一时政治，有重要的剖析。中国政治家便不见有同类著作了。此中原因，除视文学为畏途外，一方是因为懒，又一方因为中国社会尚面子，尚虚伪，大家没有恕道，怕得罪人，也实在容易得罪人。（三）杂志文在西洋，不定是文人撰著，很多是各界人士本其人生经验或职业经验说话，救火队长叙述救火方法，航空署长叙述航空危险性，书店编辑叙述书店黑幕。在中国，如有杂志编辑请航空署长赐文，则其文必交由能文的秘书代作无疑，而秘书所作又必是八股无疑，如“航空者，今日救国之第一要策也”云云。
最后而最坏的结果，是使文学脱离人生，虚而不实。宣言等文既有专家代庖，专家必做得篇篇“得体”，既然“得体”，便是“应说尽说”，便非“心头所要说”，便是“你未说我先知你要说”，故无一句老实话。倘使有人于此倡言，文章不必得体，只须说老实话，务必使文学去浮言，重实质，而接近人生，幕僚师爷之饭碗也许要敲碎，但吾人可多讲实话，少听放屁，举凡车行药贩经理皆敢为文，而一般文字范围得以放宽，内容可以丰富。这是一种好的现象。现行西洋名著，多非文人所作，或流浪者（Autobiography of a super-tramp），或探险家（Trader Horn），或江湖豪杰（Revolt in The Desert）等所作，甚有文理不顺而文章魔力极大者。我是最恶文人包办文学的。须知文人对于书本以外，全是外行，故做文非抄书不行，况且书本范围以内，书读通的人也实寥如晨星。只许这班人为文，则文风尤趋于萎弱、模仿、浮泛、填塞。欲救此弊，非把文学范围放宽，而提倡本色美不可。
其实在纯文学立场看来，文学等到成为文人的专有品，都已不是好东西了。历朝文体，皆起于民间，一到文人手里，即失生气，失本色，而日趋迂腐委靡。《国风》之诗，本非文人所作，所以甚好。好好的楚辞，也越久越不像样，而沦为赋。赋被文人弄坏，于是有乐府，以后诗词戏曲的兴灭隆替，都是如此。到了明末，像冯梦龙、袁中郎倒看得起一般民谣山歌，以为在文人所作诗文之上。就是最好的小说，如《水浒》之类，一半也是民间之创作，一半也是因为作者怀才不遇，愤而著者自遣，排弃一切古文章笔法，格调老套，隐名撰著，不当文学只当游戏而作的。
所以袁中郎、李卓吾、徐文长、金圣叹等皆提倡本色之美。其意若曰，若非出口成章便不是好诗，若非不加点窜，便不是好文。金圣叹谓诗者心头之一声而已；心头一声有文学价值（如“悠然见南山”“举头望明月”“衣沾不足惜”之类），念出便是天下第一妙文；心头一声本无文学价值，任汝如何润饰，皆无用也。
吾深信此本色之美。盖做作之美，最高不过工品、妙品，而本色之美，佳者便是神品、化品，与天地争衡，绝无斧凿痕迹。近译《浮生六记》，尤感觉此点。沈复何尝有意为文？何尝顾到什么笔法波澜？只是依实情实事，一句一句一段一段写下来，而结果其感人魔力，万非一般有意摹写者所能望其肩背。称之为化工，也未尝不可。文人稍有高见者，都看不起堆砌辞藻，都渐趋平淡，以平淡为文学最高佳境；平淡而有奇思妙想足以运用之，便成天地间至文。《论语》平淡，《孟子》亦平淡，子路出，子贡入，有何文法可言？挟泰山以超北海，亦是孟子顺口瞎扯，何尝学什么人来？今人若没人写过“挟泰山以超北海”，“为长者折枝”，骤然以之入文，便自觉鄙陋，把它删掉。这种人还配谈文吗？
所以孔子说，辞达而已矣，就是意思叫你把心头话用最适当最达意方法表出。识破此理，一概《作文讲话》皆不必读。
要紧看你有话可讲否？有话可讲，何必饰他？无话可讲，何必说他？有话可讲，何必修他？无话可话，何不丢他？说而不饰，丢而不修，是为天籁。
（《文饭小品》第6期，1935年7月3日）
论土气
前几天因为看了半天书，到傍晚的时候觉得疲倦，出来在街上闲步。那时天色正好，凉风徐来，越走越有趣，由是乎直走过东单牌楼，而东交民巷东口，而哈德门外，竟使我于此无意间得关于本国思想界的重大的发明，使我三数年来脑中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临时得一最正当完满的解决，如心上去了一个重负，其乐自非可言喻。固然，我这个发明之重要程度，一时甚难决定。凡一发明之重要非过多少时候，很不容易预先测料。譬如哥伦布之发见美洲（哥氏实未尝发见美洲，听说只发见卡立比〔？〕海之某某荒岛），他绝不想到他会与英国文学发生什么关系，然而倘非有哥伦布美洲之发见，绝不会有西班牙及英国的海贼在美洲劫掠之行为，亦将无所谓“以利沙伯时代”“以利沙伯文学”，那末莎士比亚之能否成莎士比亚尚属疑问。我很久要找一个字来代表中国混沌思想的精神及混沌思想的人的心理特征，来包括一切要以道德观念压死思想的人使他们归成一类，而百求千思苦不能得，终于没有法子想，只得暂将它搁在脑后。虽然有时也会骂人为“杀风景的非利士第恩”，而总觉得不明畅。“非利士第恩”一字为英文Philistine之译音，其实英文原亦未尝有恰恰相合之字以代表这种人。Philistine及Philistinism乃亚诺尔所特创的，因亚氏文字之势力乃成为今日通行之字，然而英国人实不大常用这个字，因为自己是“非利士第恩”的人没有甚么用这名目的必要。这或者也是在土气盛行的中国没人讲到土气的缘故。在亚氏所谓“非利士第恩”就是一种凡与开化维新势力相抵抗者，尤其是一些有家有产觉得这世上样样都是安全，社会是没有毛病，不必改革的人。大概他们的宗教是惟一的正教，含有天经地义，他们的种族是神明帝胄，他们的国家是惟一的礼义之邦，凡有人要改革此社会习惯，此传统制度，此道德观念，此腐败政治者，他们必是不解，非笑，恐慌，嗔怒。非利士第恩原系亚氏由德文Philister译来的，德国大学学生称城中平民为Philister；即乡顽之意。此外英文实无其字，如所用bourgeois亦系由法文借用。bourgeois即原市民有小产业者之通称，因为平常社会之习惯及传统观念平常都是靠这些人维持（个人观察在作者本乡传统观念是靠无学问的妇人而尤其是寡妇维持，社会上之“非笑”都是由他们来的）。实在英文既可借用bourgeois，我们也可借用bourgeois，只是读音上很不便当。亚氏于论海呐论文又说，法文中有epicier这个字，表示同样意思实在也是好。epicier意就是“开杂货铺的”，大概开杂货铺的人是很老实很守己，人家不解新的观念，他也跟人家不解，倘是有人要攻击他的宗教，他也一定可拼命为道而争，甚至于为道而死。我觉得在中文真是无法满意的表示此种人之心理与精神。前天在哈德门外想到的就是“土气”两字，虽然这两字也不十分的妥洽，然自有他的好处。
“土气”二字在吾乡本是表明乡顽之动作与神气，略与Philistine之义不同，未知在他方言之用法如何。但是大概在北京的人都能够感觉得此“土”字之亲切意味，古人以“土”与“金木水火”并列为五行，或者也是中国文化发源于黄河流域之故，没有到过黄河流域这些北省的人实不足与语“土”之为何物。他们绝不明白“土”与人生之重要，关系之密切，他们不知道我们是生于斯，长于斯，食于斯，寝于斯，呼吸于斯，思想感慨尽系焉，诚有不可与须臾离之情景。所以小时读书翻字典，“霾”字解为“风而雨土”，完全想象不起来如何“雨土”法子，直至北上才知道古人之言可信，然而因此我也觉得中国古代情形必略与今日北京相同，故有用此“霾”字之必要，又有五行哲学。记得西洋哲学史中，希腊哲学家谓此物质世界之原质或以为水，或以为火，然总没有以“土”包括在内（关于此点很希望哲学史家更正，我的哲学史知识不大靠得住）。希伯来思想就不同。希伯来教以为人是上帝由“土”抟造的，然希伯来之文化发源于米苏波大米平原，即由弗丽底河流域，所以不足怪的，你看今日亚拉伯沙漠的沙就明白。耶稣教信人为“土”造的并且是“死后归土”，这就是希伯来思想之影响，——北京人，尤其是住哈德门外的人，应该很容易相信这个道理。记得小时在礼拜堂听道，有一位教士给我们极妙的“人是土造的，死后返土”的凭据。他说你不信，到你家里你睡的凉席下翻开看看，是不是都是灰土（大概由人气变成的）？
以上说“土气”这名词在北京之异常切当，复次说我那天在哈德门外的感想，及所以发明“土气”二字之原因。这是很小的故事，但是也是值得说的。我觉得凡留美留欧新回国的人，特别那些有高尚的理想者，不可不到哈德门外走一走，领略领略此土气之意味及其势力之雄大，使他对于他在外国时想到的一切理想计划稍有戒心，不要把在中国做事看得太容易。人家常说留美学生每每受北京恶空气之软化，为恶社会所渐次吸收，卒使一切原有的理想如朝雾见日之化归乌有，最后为“他们之一个”。然此所谓“旧社会之恶势力”所谓“老大帝国沉晦阴森之气象”是不大方便证明的，还不如讲北京的“土气”好。这个土气是很容易领略的。我那天未过哈德门之先还走过东交民巷之一段，也在法国面包房外头站了一些时候，一过了哈德门，觉得立刻退化一千年，甚么法国面包房的点心，东交民巷洁亮的街道，精致的楼房都如与我隔万里之遥。环顾左右，也有做煤球的人，也有卖大缸的，也有剃头担（这是今日南方不易见的东西，但是在堂堂的首善都邑，在民国十三年，竟还是一件常事，不禁使我感觉旧势力之雄厚可怕）。再往前路旁左右两个坡上摆摊的甚么都有，相命、占卦、卖曲本的，卖旧鞋、破烂古董、铁货、铁圈的（与天桥所卖的略同），也有卖牛筋的（两个子就买得一块很大的牛筋）。同时羊肉铺的羊肉味，烧饼的味，加以街中灰土所带之驴屎马尿之味，夹杂的扑我鼻孔使我感觉一种特别可爱的真正北京土味。在这个时候我已昏昏的觉得与此环境完全同化，若用玄学的名词，也可以说是与宇宙和谐，与自然合一。正在那个时候，忽来了一阵微风，将一切卖牛筋、破鞋、古董、曲本及路上行人卷在一团灰土中，其土中所夹带驴屎马尿之气味布满空中，猛烈的袭人鼻孔。于是乎我顿生一种的觉悟，所谓老大帝国阴森沉晦之气，实不过此土气而已。我想无论是何国的博士回来卷在这土气之中决不会再做什么理想，尤其是我们一些坐白晃晃亮晶晶包车的中等阶级以上的人遇见此种土气，决没有再想做什么革命事业的梦想。这一点觉悟就是从那阵微风及被卷在那香气袭人的灰土中得来。（因此我可证明凡人类之觉悟一种道理都是因为一种小事，由一种直接经验，非由学理得来的。保罗之归依耶稣教是由于他在大马色路上中暑got a sunstroke，卢骚对于社会起源之觉悟亦在某某路上一树荫底下，倘非中暑便是伤寒，阴阳失和，寒热不调所致。所谓保罗卢骚看见“异像”visions是骗人的话。但这与本题无关。）
本篇并不是要讨论此土气与中国思想界之关系，不过要叙述我所感觉此土气在思想界之重要及其不可轻忽而已。一来因为本篇不是要讲道理的；而二来，这土气与思想界关系之范围太大，若是一定要讲他，恐怕是永远讲不完。故不如就此告个结束。
（《语丝》第3期，1924年12月1日）
谈理想教育
一
凡世界上做事最无聊最难受的就是遇着一种不进不退半生不死的情境。如做生意发财也痛快，破产也痛快，最可怕的是不得利又不尽至于破产，使一人将半世的精神在一种无聊的小生意上消磨净尽。如生病，爽爽快快的死也好，痊愈也好，只不要遇着延长十年将死未死的老病。凡遇着此种境地，外国人叫做bored，中国人就叫做“无聊”。今日教育就是陷入此种沉寂无聊，半生不死的状况。我们在睡余梦足或在孤窗听雨时候，扪心自问，难免感觉到一种精神上的不安——好像天天做着事，又好像到底中国无一事可做，好像天天忙，又好像是忙无结果。倘是教育果陷入完全停滞之境，我们心里倒可觉得痛快些。因为至少可不至于到处被人家称为“教授”“教育家”——这是多么难为情的境地。教育永远不陷入停滞状况，我们与人交游或通信上永远免不了要听人家口口声声的称呼“×教授”“××大学教授”。稍有良心的教授听这种称呼将难免觉得一条冷气从脊骨中冷颤的由上而下的侵下去。我不是说一个人受了四年的大学教育尚可以懂得学问，尚可以懂得人情事理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我不过说：倘是一个人受过四年中学，二年预科，四年大学教育之后，尚可以懂得人情事理，甚至于懂得学问，那真是千幸万幸的事了。
这并不是我说笑话，今日教育之实情是如此。“人情事理”根本不存在于我们的教育范围里，倘是有这种方针，那是我没看见过。我们的目的是教书而不是教人，我们是教人念书，不是教人做人，倘是一个学生于念书之余尚记得做人的道理，那完全用不着我们代他负责。我们听见过某某学生因为心理学五十九分或是逻辑四十八分而不能毕业（虽然如何断定一个人的逻辑是四十八分我未明白），然而我们的确未尝听见过有某学堂要使学生毕业先考一考“人情事理你懂吗？”所以如郁达夫先生曾经做文章，劝一位青年别想去进大学，因为恐怕他白费了几年的光阴及一二千块钱变出一个当兵无勇气，做苦力没礼貌，做鼠窃没胆量，除去教书外，一技无能软化了的寒酸穷士，若是出于爱护那位的本心，便是极好的议论，若是要以此责当代之大学教育，那怕就骂得不对劲儿。因为今日的大学教育根本以书为主体，非以人为主体，责之以不能养出社会上活泼有为的人格，岂非等于向和尚借木梳，向尼姑借篦栉一样无理的要求吗？无论如何把一个正经长大的青年送进学堂里头去十几年，使他完全与外边的社会隔开，与天然的人群生活分离，既没有师长的切磋，又没有父兄的训导，只瞎着眼早念书，午念书，晚上又念书，是使此青年不懂人群生活的绝顶妙法的。结果是满肚子的什么主义，什么派哲学，而做事的经验阅历等于零，知道恩斯坦的相对论而不知道母鸡不要公鸡是否可以生鸡子儿。
虽然，不但我们的方针不对，就我们所用的教育方式也很可怀疑。倘是“学问”是我们大学教育的方针，就所以达此方针的教育方式也不可不考量。我们现此之所谓学问有趣极了。不但是有体质的，并且有重量是可以拿秤称量的。今日谈大学教育者之心理，以为若设一种“非八十单位不能毕业”的条例，严格的执行，严格的考试，绝不通融，绝不宽松，这样一来，四年级八十单位，每年级二十单位，倘是一学生三学年只得五十八个单位，那末第四年请他补习两单位，凑成二十二单位，八十单位补足，那他必定逃不了做有学问的人，出去必定是大学的荣耀了。原来掩耳盗铃的本领并不限于军阀与官僚。倘是我们的逻辑不错，有八十二立方寸学问的人，若愿意借两立方块学问给他一位只有七十八立方块学问的同学，我们当然没有什么理由可以阻挡这两人一同毕业（但对这一点，尚不免怀疑，很愿意得各学堂注册部的声明，是不是可以借的？）。不但此也，如以上所谓每立方块的学问每块里头的页数也有一定的，比方近代历史一立方寸即丁先生讲义二百七十五页，二百七十五页读完便是近代历史的学问一立方寸；文字学学问一立方寸是徐先生讲义一百五十三页（限定一学年读完，不许早，不要迟，若是徐先生特许八页免试，便是实数一百四十五页，一学年分两学期。每学期十八个星期，通共三十六星期，四三一百二，四六二十四，通共一百四十六，每星期限定念四页正好，不许多，不许少）。如此积页数而得几许立方寸，积立方寸而得一张文凭，虽曰未学，注册部亦必谓之学矣。原来此种以数页数及数单位而衡量学问的方法，的确是纯由西方发明，于吾国书院制度未之前闻也。记得杜威曾经说过，现代的教育好像农夫要赶鹅到城里去卖，必先饱喂之以谷类，使颈下胸前的食囊高高的凸出来，然后称称其轻重，鹅愈重即其价格愈高。其实杜威先生说错了话，他忘记在本问题上称者与被称者原来是同类的动物。
二
以上既谈到现此教育之根本乖谬，此地可略谈我们所谓理想教育。这教育理想当然于现此无实现之可能。然实现与不实现都不相干，我们在此沉寂无聊的教育生活中所能求的慰安是一种画饼充饥望梅止渴之办法而已。且既不希望其立刻实现，我们可不为环境之逼迫，来限制我们理想的计划，又可不必派代表奔走于一些无信义的官僚之门，以求得一涓滴之赐，岂非快事？我们可以尽量的发挥我们理想大学的计划、基金等问题尽可不顾。我们可以尽量梦想如何一个理想大学可以给我们的子弟理想上最完备的教育，怎么一个理想大学可为学者优游永日，寝食不离，终身寄托之所，怎么一个山水幽丽，水木清华，气候佳宜，人也理想，地也理想，环境也理想的大学，可以当做教育界的普陀山。我们可以梦见如何一个设备完善的大学可以使我们忘记现此教育界之沉寂无聊。
我们的理想大学最重要基件，就是学堂应该贯满一种讲学谈学的空气。此空气制造之成功与否，是大学教育成功与否的夤缘。讲学空气之由来最重要的即在于学堂之房屋外观，学堂外观之最重要部分就是一座颓圮古朴苔痕半壁匾额字迹潦倒不可复认的大门，其余一切学堂的房屋树木场所周围亦必有一种森严古朴的气象，使人一跨进大门如置身别一天地，忘记我们一切的俗虑俗冗，好像在此周围内惟一要紧的事件是学问是思想。因为我们都明白物质的环境与吾人思想生活密切的关系，在上海南京路念经念一百年也不能成佛。佛家最明白这条情理，教育家若不懂，只须游东海之普陀与西山之橝柘便可不待我的龂龂多辩。大凡世界的宗教家都明白这条道理，西方罗马天主教的教堂便是很好的例。我们一进那高耸巍立深邃黝黑的礼堂，看见那一线黯淡和平的阳光从极高的染色玻璃窗上射到那简朴的森严的座位上，闻见那满屋的香味，又听见那雄壮清嘹的琴声，虽素不相信天主教的人也可以几分领略信天主教的好处，他给我们精神上的慰安。宗教如此，学问何独不然？一人的学问非从书上得来，乃从一种讲学好学的空气中得来，使一青年浸染于此种空气中三年之久，天天受此环境之熏陶，必可天然的顺序的快乐的于不觉中传染着好学的习气，就使未必即得如何鸿博的学力，也至少得一副鸿博的脸孔，至少跟他谈学问时不至于他每每来问你要讲义。最怕的是一个像清华学校这样崭新白亮的一个大门。除去一个苍茵满布，字迹模糊，将倾未倾的大门及围墙，使人自远望之若一片空谷荒野或宫园故墟外，墙围内应该这里有一座三百年的古阁，那里有一片五百年的颓垣，甚至于无一屋顶，无一栅栏，无一树干，无一爬墙虎的叶尖不带着一种老大古朴的气象。有一种学堂有这种的空气环境，然后可以讲学。像我们北大第一院工厂似的所谓沙滩儿大楼，无论如何讲学是讲不下去。
物质的环境而外，我们可以说师生在课外自然的接触乃理想大学最重要的特色。最重要的教育乃注册部无法子记分数的教育，真正的学问乃注册部无法升级留级的学问。在理想大学中，上课的手续乃一种形式上的程序而已（且通常绝无考试，与德国大学例同），教员学生不上课则可（非强迫的），在课外无相当的接触则绝对不可。因为倘是我们的推测不错，教育二字应解做一种人与人的关系，不应当解做一种人与书的关系。一个没学问的人因为得与有学问的人天天的接触，耳濡目染，受了他的切磋砥砺，传染着他好学的兴味，学习他治学的方法，明白他对事理的见解——这是我所谓教育。伟尔逊说得好，看书不一定使人成为有思想的人，但是与思想者交游普遍可以使人成为有思想的人。课堂中的学问常是死的，机械式的，在课堂外闲谈时论到的学问才是活的，生动的，与人生有关系的。课堂内的学问大都是专门的学问，课堂外的学问，出之偶语私谈之间乃是“自由的”学问liberal education。古人有楹联曰“常思先辈寻常语，愿读人间未见书”之“寻常语”三字即同此义。读王阳明的《传习录》（虽是他寻常语之一部）无论如何不及亲聆王阳明教诲之为愈。以今日视课堂为教育中心的教育方式，师生上课相见，下课相忘，学生孜孜以讲义页数为生命，不用说没有贤者可为学生的师资，就是有贤者，学生也决没有机会听到他们的“寻常语”。理想大学中的生活，必使师生在课外有充量的交游与谈学机会，使学生这里可与一位生物学家谈树叶的历史，那里可以同一位心理学家谈梦的心理分析，在第三处可以听一位音乐专家讲Hoffmann的笑史——使学生无处不感觉得学问的生动有趣。
所以理想大学应该是一大班瑰异不凡人格的吃饭所，是国中贤才荟萃之区，思想家、科学家麇集之处，使学生日日与这些思想家科学家的交游接触，朝夕谈笑，起坐之间，能自然的受他们的诱化陶冶引导鼓励。理想大学应该不但是这里有一座三百年的古阁，那里有一片五百年的颓垣，并且是这里可以碰见一位牛顿，那里可以碰见一位佛罗特，东屋住了一位罗素，西屋住了一位吴稚晖，前院是惠定宇的书房，后院是戴东原的住所。这些人物固不必尽是为教书而来，直以学堂为其永远住所而已。故以上所谓“吃饭所”非比方的话而已，乃真正指吃饭而言。他们除了吃饭之外，对学堂绝无何等的义务，在学堂方面即所以借这些人以造成一种浓厚的讲学的空气。因为一个学堂，没有这些人的存在，而徒靠三数十个教员决不足以掩蔽几百个喁喁待学青年的乌烟瘴气，故一面必力限定学生的人数（多则不能个个人得与师长亲密的接触），一面必增加鸿博师儒之数额。此则略近于英国大学fellows的制度，在本篇中可暂译以“学侣”二字。如这回由庚子赔款委员被撤退之罗素与狄根生G. Lowes Dickinson就是剑桥大学单吃饭不教书学侣之一。他们除去有终身永远在学校之居住权利及每年得薪俸二百五十金镑为杂费及旅费外，对于学堂绝无规定义务，且出入旅行有充分的自由。英国大学之有这种设备，一方面是替国家保护天才之意，使他们得永远脱离物质外境的压力，专心致志于学问思想生活上面。可以从从容容的增进他的学业，培养他们德性。一方面是使大学成为一个很有趣味的社会团体，大学里头的社会生活是一种优异可爱的生活。
所以理想大学不但是一些青年学者读书之处，而且乃一些老成学者读书之处。大学里头不但有缴学费才许念书的小学生，并且有一些送薪俸请他念书的大学生。缴学费念书的学生虽常有很可造就的天才，送薪俸请他念书的学生才能够对于学术思想上有重大的贡献。
最后关于学生毕业问题，即今日教育界所公认为最重要问题，我也不能不说几句。我说这是教育界所公认为最重要问题，因为我们公认读书的目的是要毕业。理想教育所最怕谈的是“毕业”二字，不必说学业之于学者本没有告毕之时，命名之根本不通，就说要想出一种称量学生的学问程度的好法子也绝想不出来。理想的教育并不是不愿意想找出一法，把某甲与某乙的学问比较一下，变成阿拉伯字码可以写出来的准确的、精密的、不误的分数，但是理想教育始终不承认自有史以来有这种法子已经被人发明。就实际方面着想，“毕业”二字也不过是说一人的学问已经达到“比较可以”程度而已。此所谓“比较可以”的感慨只有与该学生是相近的教员或导师才有。所以依理想教育计划我们应该实行“导师制”tutorial system，每个学生可以自由请一位教员做他个人的导师，一切关于学问上进行方针及看书之指导专托于此一人之手，此导师取之教授也可，取之于学侣院中人也可，只须得他们的同意。导师应知道该学生学问之兴趣与缺点随时加之指导，且时与以相与谈学之机会。倘是一学生的程度可以使他的导师觉得已达到“可以”程度，于必要时就请他的导师给个凭据也可以，认此学生为该导师之门人。故毕业之事全与学校无关，而为导师个人的私事。同一学院毕业，或为梁任公的门人，或为章炳麟的门人，梁任公或章炳麟之所认为什么是“可以”程度，则全由梁任公章炳麟以私人资格而定。各导师的门人的程度，或高或低，本不相干，因为这可由各导师自己负责。至于此文凭之程式，也由各人自定，印的也成，写的也成，写在连史纸上也成，写在毛厕里用的粗纸或在信封上面也成。因为这文凭是最不紧要的事。我们理想教育完全实行的时候，应该完全用不着文凭。应该一看那学生的脸孔，便已明白他是某某大学毕业生。倘由一学生的脸孔及谈话之间看不出那人的大学教育，那个大学教育也就值不得给什么文凭了。
（《现代评论》第1卷第5期，1925年1月10日）
怎样洗炼白话入文
（一）
吾于《论语》廿六期（《语录体之用》及《可憎的白话四六》）表示深恶白话之文，而好文言之白，时余不知今年白话倒霉年也，又不知吾所欲纠正者，竟有人欲打倒。于是十分抱歉，想拥护白话之文又非做不可了。在第一篇已言“白话作文是天经地义，今人做得不好耳”。今日仍是这个想头，并无变卦。夫文人恶习，好填塞，为文曰“一颗受了重创而残破的心灵是永久的蕴藏在他的怀抱”，曰“女人最可畏的物质贪欲和虚荣心她渐渐的都被培植养成”，既不明又不白，罗里罗嗦，则非纠正之不可，但又有人欲一古脑儿推翻白话，或复兴旧式文言，或另树旗帜与之对抗，则又非急急起而拥戴之不可。须知吾之拥戴语录，亦即所以爱护白话，使一洗繁芜绮靡之弊，而复归灵健本色之美，岂得谓吾之赞叹金圣叹“大君不要出头，要放普天下人出头”之句耳。然则吾之爱白话诚甚，且更甚于欲脱离白话另起炉灶之大众语文人也。
大众语问题发生时，吾未敢遽发议论，而数月来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自由谈》此类文章无一篇不读，无一意见不领教，真是辗转反侧。反侧结果，但见一篇说高尔基教人洗炼白话及黎锦熙一文正中下怀。黎锦熙之言曰：“那我终于不知道他（大众语）和国语或白话有甚么异同了！”我亦始终不知道其与白话文有何分别也。白话范围宽大，有何不容？有何不好，须来打倒？有何不治之症，在大众语便可得治？胡适之下白话之定义曰“明白之白”，二十年来结果文人作白话仍是不明不白，然则今日倡提大众语，二十年后文人所作仍不大众可必也。文人有什么捞什子可容于大众语而不容于白话乎？大众语并非方言，便是普通话，普通话非白话乎？大众语文人明知大众辞汇缺乏，须提高程度，由大众提高之白话，非白话乎？大众语主张掺入欧化新名词，掺入欧化新名词之白话，非白话乎？今日既无人能用一二十字说明大众语是何物，又无人能写一二百字模范大众语，给我们见识见识，只管在云端呐喊，宜乎其为大众之谜也。
故欲纠正今日文字之失，仍是大家先学做好白话文。须知今日白话之病，不在白话自身，而在文人之白话不白而已。此症不除，换一名目，亦不能除。文人之病在好填塞，用烂调。好填塞之由，笠翁说得十分清楚：“填塞之病有三：多引古事，叠用人名，直书成句。其所以致病之由亦有三：借典核以明博雅，假脂粉以见风姿，取现成以免思索”，即矫、空、懒三病也。此三病不除，只管换任何新招牌，仍会一溜烟陷入填塞烂调之弊。乃因白话浅显，加以作家意见浮泛，索然无味，读者生厌，作者亦虑人生厌，故天然必走上粉饰之途，以文其陋。“你的老婆，我的老婆”写厌时候，又必回到“夫人”“妻”“内子”“拙荆”。此有意建造大众文学之人所必留意而早为之者也。
凡一国之文字必有其传统性，欲入大众口中之文字尤必保存其传统性。必欲排除外国名词，若十七世纪之英人，及近代德人之所谓国粹家（purist）者，固然见地太狭，不足为法，而醉心欧化认为国语有毒者，欲排斥文言，行其保姆政策，一手建造“新大众语”，亦未免痴人作梦。国语中多文言遗产，为何不可享受？一时矫揉，必难持久。写厌了“欢喜得了不得”时，自然而然会写“欣喜雀跃”，写厌了“比不过他”时，自然而然会写“相形见绌”，写厌了“话说的投机，大家心中理会”，自然而然会写“相视莫逆”、“心照不宣”等文言句，乃中国文字传统中锻炼出来之成语，亦即吾国文学之遗产。用乎？不用乎？若以为太不大众而摒弃之，恐不仅文不洁净，恐并“辞达”二字亦办不到，其结果是否梦想中之“大众”所欢迎，亦成疑问；若其用之，则又与今日白话有何分别？此又努力大众文学之人所应从长计议者也。
若曰，文字欲其美，欲其洁净，是小资产阶级意识，非大众所要，此语虽甚时行，实则表示摩登文人之浅薄功利主义而已。洁净与达意排不开。谓“大家心中理会”不如“心照不宣”洁净可，谓其不甚达“心照不宣”之意亦可。至于文字只许达意，不许其美，骂为布尔乔亚，亦不过如云吃菜只须补养，不必美味，此非近代卫生饮食论也。盖菜色不美，或菜味不甘，则胃汁不大出来，有碍消化。苏俄新成立时，以为妇女皆应不搽粉，打倒其所谓小资产阶级“可憎的迷恋时装之心理变态”（The wretched psychosis of fashion）。今年年初乃有苏俄政府颁给国立脂粉馆女主席“列宁勋章”之事。苏俄妇女初亦认脂粉为性的奴隶之表记，毅然将镜子一齐都打碎，一如鼻头不油光便是反革命。孰意不数年间，一车蛇皮新鞋运到苏都时，苏俄妇女成群结队争先恐后包围，至须红军出队镇住，蛇皮鞋子始得安全无恙。今则并由苏俄政府分送胭脂与女工矣，盖认为如此，人才活得下去，而工作亦易得良好成绩也。（见Vogue，本年四月一号）。然则文字欲其美，似非反革命矣。此又提倡大众语者所应及早见到者也。
况今日提倡大众语者，非仅欲求文人幻想中所臆测之大众之“意识形态”而迎合之迁就之，并欲改造吾国平民之“意识形态”，以符吾主义。此即所谓国语有毒说也。且无论长衫阶级配不配能不能了解工人之意识，即此保姆政策，欲将工人原有意识加以淘汰，为之抉择，自身又不读平民所好读之《七侠五义》，只读卢那查斯基，大众果然肯不肯读汝的货色，则尚有疑问。所谓国语有毒，纯系肤浅之见，即使有毒，亦非三数文人至三数十文人所能改造，而置语言之历史性于不顾也。夫所谓有毒者何？迷信之语也。现代英人不信乔治大仙，而赌咒仍言by George，不信“人身四液说”，而言人沉默寡言者仍称之为“痰气”phlegmatic，而英人并未因此中毒。然则国语中之“肝火”“脾气”“三魂荡荡七魄悠悠”，吓得“魂不附体”，气得“七窍生烟”。用乎？不用乎？以科学言之，四月八日比佛祖生日好也，夏季比三伏高明也，阳历九月比廿四秋老虎科学也。用乎？不用乎？佛祖生日，秋老虎，三伏用之则深得大众语意味，皆大众所欢迎，弃之则惟有意识形态物质环境一套西洋把戏，能深入大众之心乎？大众固有大众之读物矣，其对大众有极大之魔力。谈大众语者非努力看大众所看之章回小说不可。今且有主张“改造”《水浒》《红楼》而去其毒，吾以为狗尾续貂的勾当仍是不做好。能改《水浒》者惟有啃窝头之山东第一流才子，非吃洋点心之青年。今既无此啃窝头之才子，并无啃窝头之念头，乃欲迫之而就我，究竟一国文字可否容许你如此抉择处置，而能保留其生命，实可怀疑。现此已有人言，“拿货色来”，大众语拥护者曰，且勿心急。实则并非人家心急。连你所讲亦非国语，亦非白话，亦非文言，亦非欧化语之所谓大众语，人家亦不懂，有无三头六臂，汝亦说不清楚也。吾以为并非拿出货色来要紧，是货色拿出来时大众要不要睬汝，乃是要着。若大众要睬不睬，则汝僵矣。此时所谓大众意识如何，全是文人梦想，及真要迎合大众心理，使大众读你文章，尔时必不是你的文章能磨炼大众意识，而反是大众意识能磨炼你的文章，否则死亡。然则大众语弟兄非但《水浒》《红楼》要看，乃并张恨水之《啼笑姻缘》亦不可不看矣。此又提倡大众语者所应思量一下者也。
创作自是好事，但亦应善引前车为鉴。西洋文学，据我所知，并无所谓大众语独别于白话者。英文中描写“一只飞机在空中像一只蜻蜓飞来飞去”句子，读来甚好，在中文便有人恶其不文。然以如此健全标准之文学仍不见有人提倡以大众之语为文而别于白话。或有一二作家，如Will Rogers以俚语批评时事，一针见血，极有力量，如Ernest Hemingway以美国口语写作小说，亦维妙维肖，实亦不异《水浒》、《红楼》描写口吻之绝技。英文普通文字，惟有行文或深或浅之别，文白之间未尝有何一定界限，亦非有文章全然一致一回事。盖据一说，英国矿工常用辞语不过七百字，英人固未尝梦想以七百字行文也。至于苏俄是否有大众语其物，则吾不知。倘使有之，是如何样子，颇想一看。此又提倡大众语者所应详加考较者也。
吾意大众语必无声无臭的归还白话，真正大伙儿的话，文人必学不来，但能从此学会写明白的白话，而矫正今日白话洋八股之弊，是亦一大佳事。倘能实地工作，依实录方法编一部精确的《京都字典》，则吾更将焚香顶礼而膜拜之，因吾欲查京话，尚须检Hillier氏之《英汉北京土话字典》也。
（二）
须知流行白话之可憎，乃白话作家之罪，尤其是“海派”作家之罪，非白话之罪。白话作家能写成老舍老向何容白话，已了不得。吾尝谓（《论语》四十期《语录体举例》）“白话提倡至今十余载，而白话语法之妙，文人尚未尽量移入文中。若胡适之所引‘你是给奴才做奴才的奴才’白话达意传情句子，在今人作品中极少见之”。又曰：“大凡《野叟》《红楼》白话之佳，乃因确能传出俗话口吻，而新文人白话之劣，正在不敢传入俗话口吻……夫白话提倡时，林琴南斥为引车卖浆之流之语，文学革命家大斥其谬，而作出文来，却仍是满纸头巾气，学究气，不敢将引车卖浆之口吻语法放进去。”此中弊源，乃在文人“文”的观念之误。文人所谓文者，乃文彩之文，非文理之文，乃粉饰之文，非本色之文。石有纹，云有章，此文章之本义。善行文者，议论风生，层层滚出，此本色之文也。八股文之佳者，亦在其起承转合段段逼出之奇，非关文字辞藻也。故所谓文者，即思想议论之纹路，若《红楼》凤姐的话，篇篇好文章也。识得凤姐话里文章之美，始可与言文。随举一例（三十回）：
只见凤姐儿跑了进来，（向宝玉黛玉）笑道：“老太太在那里抱怨天，抱怨地，只叫我来瞧瞧你们好了没有。我说不用瞧，过不了三天，他们自己就好了。老太太骂我，说我懒。我来了，果然应了我的话。也没见你们两个有些什么可拌的。三日好了，两日恼了，越大越成了孩子了。有这会子拉着手哭的，昨儿为什么又成了乌眼鸡呢？还不跟我走到老太太跟前，叫老人家也放些心。”
此尚不是凤姐最好文章，最好文章一时也检不出。然此种话里文章乃文之本义。行文者能学风姐说话，即是文学大家，若只是在修辞改句掉文弄墨，皆真所谓雕虫小技，不足以言文，亦不足以言锻炼白话入文也。白话不敢用引车卖浆者流之语，好用烂调，即正在此雕虫小技上用工夫所致。吾常见友人谈话，风采焕发，层层滚出，津津有味，以为此人若肯就此作题材，就此写下去，便是绝好文章，有机趣，有譬喻，有妙语，有见解，有风调。吴稚晖之文，即近此派，毫不造作，而不容你不读下去。
吾理想之文字乃英国之文字。英国文字，所谓最正派者（in the best tradition），乃极多土语成语之文，非书本气味之文。英国散文大家，绥夫脱也（《小人国》作者），第否也（《鲁滨孙漂流记》作者），莱姆也。试读诸子之作，何尝有丝毫书本气？若Macaulay，Arnold之文，只好算第二流，因腊丁名词过多，书本气过重也。英人得此种正确传统，乃有极灵健之文字，而有极好之白话。谓“检讨经济最穷之方面”乃书本英文，曰“看看鞋子那一方窄痛”（find out where the shoe pinches）乃上流文字。谓“劳意乔治与守旧党妥协”乃下流文字，曰“劳意乔治吊守旧党之膀子”（Lloyd George's flirtations with the conservatives）乃真正上流正统英文。英文在各国文字中首屈一指，乃一方由其辞汇之丰富，一方由其文字之灵健virility。其所以灵健，乃因其尊土话成语racy，idiomatic English为正统也。犹如中国人人能尊曹雪芹为文学正统，取之以为标准白话文，将来亦可有好白话文章，中国文字亦必灵健无疑。实则英文文字固有二宗源统，一为法语腊丁语，一为盎格罗撒逊语，故今日英文辞字中每每有二名词同表一义，欲其典雅，则用法语腊丁语，欲其矫健，则用盎格罗撒逊语。如“得”字有obtain，get，“爱”字有affection，love，“家宅”有residence，home，“掘”有unearth，dig，等等。第一字用于典雅处，第二字用于灵健处。其中关系，适与中国之有古文白话相同。“惆怅”比“恼”高雅，而“恼”却比“惆怅”有力；“废然而返”比“搭讪回来”古朴，而“搭讪回来”却比“废然而返”雄劲。今人但悉得“废然而返”之美，而不知“搭讪回来”之妙，殊不足以论文。盖物有新旧之分，语有古今之别，古者则得幽深淡远之旨，今者则得亲切逼真之妙。两者须看时并用，方得文字机趣，与英国文字相同。但采用白话尤为重要，因人忽略故也。且白话多反映现实语。凡文字必不可无反映现实之辞字，文字多抽象名词则流为萎弱。中文固最好具体名词而最缺抽象观念，然能善用之，正可产生好散文。若“大小”观念只以具体之“大”与“小”合成，“长短”观念只以具体之“长”与“短”字撮合，无所谓size，length也。“是非曲直”已具体矣，而又不如“青红皂白”之具体。不能知人之心则曰：“我岂汝肚里之应声虫？”此是如何活泼一种说法！若今日文人必曰：“我何以能够了解你的意志呢？”再进一步必又曰：“我何以能推知你思维之程序呢？”今日最佳之现代英文，乃能将二种字面，抽象的及具体的，连贯起来。如言A“nose”for news，the“cobwebs”of knowledge，the“drift”of language riding on the“tide”of success，若将nose，cobwebs，drift，tide等具体字面改为appreciation，accumulations，tendency，forward movement，则全失文字精彩而文字自身流为靡弱。白话本性既极具体，再加入文言之淡远字面，运用适中，锻炼起来，必有极灵健之散文出现，与任何国文字媲美也。吾理想中之白话文，乃是多加入最好京语的色彩之普通话也。
试以此一观点读《红楼》，便可知白话之字亟应收入文中者甚多。“待放下又放不下”待字甚好。“你可仔细”可字甚佳。白话中“可”字最能传神，“可不要把身子弄糟了”，“可不是吗？”今文中少见。“只管出神”，只管亦好，出神亦好。“叫人心酸”心酸亦好，“总不理会”总不亦好，理会亦好。今人“可”字不能用，“只管”亦不能用，“心酸”则易以“悲哀”，“理会”则易以“注意”，却不知“理会”“计较”“睬”皆极好字面。“睬他一眼”“觑他一眼”亦皆灵妙。“不许恼了”，恼字比发怒动怒好。“你又在跟前弄鬼”，又字亦系传神字。吾前作《论语》小评，有一题曰《又来宪法》亦系借用此法。“别提那个了”，今人作“提起”，全失白话精彩。“派他一个不是”“落个不是”，“派”“落”字亦是真正口语，须多用。“打抱不平”今人言“路见不平”，亦不及原语声势。“选”《红楼》曰“拣”曰“挑”（“拣了几种进去”）。动词《红楼》用得极其灵活，若“向宝玉怀里一摔”“黛玉戳他一下”“递了过去”皆是。余如“合眼”“记挂”“害臊”“受气”“受用”亦用得维妙维肖。今人不言“合眼”，只说“闭着眼睛”，亦是白话写得不好之证。
其实白话中尽有许多传情达意之字皆比文言具体。“害臊”今人作“惭愧”，“记挂”今人作“记忆”，“念头”今人作“思想”，“思量”今人作“思索”，“受用”今人作“享受”，“受气”今人作“怨愤”，“赏乐”今人作“欣赏”，“日子”今人作“时间”，“快活”今人作“愉快”。实则论其传情，后者皆不如前者。公安诸子尺牍中“思量”“受用”“快活”“日子”等字面皆尽量用过，惜今人不能用耳。实则不但明尺牍语录如此，古文诗词佳句亦每每含有此种味道，能运用平常字句，画出一副光景。若“月挂树梢”，挂字便是寻常字，“载月归来”，载字亦是寻常字，余如“踏雪”，“枕流”胜于“横流”。至如“爬梳”史实，“收拾”闲情，“撩乱”胸矜，“洗涤”尘想，“芟锄”坏种，打破“藩篱”，尽释“芥蒂”，斩除“葛藤”等皆是最健人脾胃字句。此种字面，万古常新，因其能近取譬，生飕飕，活泼泼，灵动矫健，毫无板滞枯萎气味也。白话文中此种句子，尽管放进去无妨。盖《红楼》《野叟》等行之在先，已能将白话文言调和尽当也。
吾尝谓今日之乎与了吗之争，皆甚无谓。人言吾写的是语录，是文言，吾亦不计较；或言吾兹所写的系白话，吾亦不计较。文白之争，要点不在之乎与了吗，而在文中是今语抑是陈言。文中是今语，借之乎也者以穿插之，亦不碍事。文中是陈言，虽借了吗呢吧以穿插之，亦是鬼语。此其中所不同者，一真切，一浮泛耳。故吾宁可写白话的文言，不可写文言的白话。文言烂调诚多：读来字字熟炼，而字字霉腐，必然不得新生命。九月十日《上海报》有吴稚晖先生传略，文字便属此种。
先生矢志不作官，故至今未膺重寄。为人强毅果敢，见义勇为。演说一气数十句，诙谐动听，精力兼人。晨起庭见宾客数十人。会议每穷日夜。归阅函简盈尺，要者答覆，不假人手。作文章，则坐以待旦，习以为常。与人言议论风生，辩才无碍，所操皆锡音也。少孤寒，以孑身走中外，恃文章投稿自给。今名满天下，仍贫屦，而每有金，为友人贷尽不吝。生平刻苦卓绝，健步行，不须车马。尝上泰山，观日出，升降如飞，不少委顿，盖异禀也……
此种字面，板板六十四，句句已见过知百遍于前人传记中，故句句陈腐（若“少孤寒”，“盖异禀也”等等），盖作者笔调专学古人，尺落窠臼，一步不得自由，故其表现能力极薄弱，极有限，而毫无尖新之趣。其中吾人可得一点真意义者二句而已，即“演说一气数十句”，及“不须车马”，须知此二句所以使吾人得点确切印象者，正因其非古人做过之句耳。今取文言而洗尽一切俗态，打破藩篱，放入土话，接近今语，此乃真正的解放，名之为白话亦可，名之为文言亦可，名之为语录亦可，甚至连之乎亦换为了吗亦可，或者既用了吗，再放一二矣焉进去亦可，皆不要紧也。所便宜者，用语录比用白话省写几个字，亦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序所谓“虑钞者之劳也，乃复缩为文言”用意云尔。如此则文白之藩篱尽破，借此可直捣文言巢穴。
（三）
今人白话，不但不如清人之小说、明人之尺牍，且并不如元人之戏曲，戏曲“也么哥”人人知之，这是如何勇气。彼不但能用此等字面，且并能运用洗炼之，使与文言调和，发生无穷滋味。且举元曲数例，以见元人之勇及今人之懦：
旧酒没，新醅发，老瓦盆边笑呵呵，共山僧野叟闲吟和。他出一对鸡，我出一个鹅，闲快活。
南亩耕，东山卧，世态人情经历多，闲将往事思量过。贤的是他，愚的是我，争甚么？（关汉卿《闲适二首》）
心间事，说与他，动不动早言两罢，罢字儿碜可可你道是耍！我心里怕那不怕？（马致远《落梅风》）
一个空皮囊包裹著千重气，一个干骷髅顶戴著十分罪，为儿女使尽了拖刀计，为家私费尽了担山刀。你省的也么哥！你省的也么哥！这一个长生道理何人会？（邓玉宝《叨叨令道情》）
百年三万六千场，风雨忧愁一半妨，眼儿里觑心儿上想，教我鬓边丝怎地当？把流年仔细推详，一日一个浅斟低唱，一夜一个花烛洞房，能有得多少时光？（无名氏《水仙子遣怀》）
元曲白话之成功，已甚显然，而在浅显之间，仍然不俗，且亦甚得文言白话之调和。试看《西厢》闹会曲中，有文言，有白话，而却能调和不露痕迹。
二月春雷响殿角，早成就幽期密约。内性儿聪明，冠世才学，扭捏着身子，百般做作。
其实若《一半儿》《山坡羊》诸令皆是前半多文言，末二句全用白话。
戏曲、传奇、小说皆中国之平民文学，虽或有专供文人案头阅读者，而多系要在台上演唱与平民理会。是戏曲小说文学，乃真正大伙儿的话，今人所谓“大众语”也。在案头写作尽管作大众语，而台上扮演，却非用大伙儿的话不可，若新式“大众语”三字，大伙儿便不懂。所以注意白话文学者，正可在旧戏曲小说中研究其用字取材。余谓李笠翁曲话乃是一本绝好不过之文章作法指导，不限于戏曲也，而对于此种使平民了解文字之工夫，尤系李氏所自称为“所谓三折肱为良医，此折肱语也”。字字得自经验，出自襟腑，毫无一句假话，且能运用个人笔调，到处诉其个人感兴，或叹其穷苦，使你不忍释卷也。（此书在《笠翁一家言》《闲情偶寄》部中，普益书局有石印本，现启智书局有单行标点本，摊上二十个子可买得来也。）余意凡白话文人，非人人将此书读透不可。就中“第一结构”立主脑，脱窠臼，戒荒唐，审虚实，“第二词采”，贵显浅，重机趣，戒浮泛，忌填塞，“第三宾白”，语求肖似，词别繁减，字分南北，文贵精洁，意取尖新，少用方言，时防漏孔，等等，皆与本题有关。此书读好，用心磨炼，不但可作听得懂说得响的白话，并可得幽默文小品文之三昧。
兹就一二要点录下。其教人脱书本气曰：
（贵显浅）若论填词家宜用之书，则无论经传子史，以及诗赋古文，无一不当熟读，即道家佛氏九流百工之书，下至孩童所习千字文百家姓，无一不在所用之中。至于形之笔端，落于纸上，则宜洗濯殆尽，亦偶有用着成语之处，点出旧事之时，妙在信手拈来，无心巧合，竟似古人寻我，并非我寻古人。
其论造句用成语须能顺口曰：
（拗句难好）变难成易，其意何居？有一方便法门，词人或有行之者，未必尽知之者……凡作佶屈聱牙之句，不合自造新言，只当引用成语。成语在人口头，即稍变更数字，略变声音，念来亦觉顺口。新造之句，一字聱牙。
非止念不顺口，且令人不解其意……若使新造之言而作此等字句，则几与海外方言无别，必经重译而后知之矣。海内译家，可理会斯言。其论作宾白以顺口耳为标准，亦正与行白话文无别。其言：
（词别繁减）从来宾白作说话观，随口出之即是。笠翁宾白当文章做。字字俱费推敲。从来宾白只要纸上分明，不愿口中顺逆。常有观刻本极其透澈，奏之场上便觉糊涂，岂一人之耳目，有聪明聋聩之分乎？因作者只顾挥毫，并未设身处地。既以口代优人，复以耳当听者，心口相维，询其好说不好说，中听不中听，此其所以判然之故也。
老舍行文，必使其妻念得顺口，便是此种道理。实则世界好文学皆须朗诵，至顺口始其得佳处。Henry James文极难懂，惟念出始得真味道，Phelis尝以此叩之，James首肯而请其代守秘密。其论作文与妇人小子看曰：
（忌填塞）其事不取幽深，其人不搜隐辞，其句则采街谈巷议，即偶涉诗书，亦系耳根听熟之语，舌端调惯之文，虽出诗书，实与街谈巷议无别者。总而言之，传奇不比文章，文章做与读书人看，故不怪其深；戏文做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同看，又与不读书之妇人小儿同看，故贵浅不贵深。使文章之设亦为与读书人不读书人及妇人小儿同看，则古来圣贤所传之经传，亦只浅而不深，如今世之小说矣。人曰，文士之作传奇，与著书无别，假此以见其才也，浅则才于何见？予曰能于浅处见才，方是文章高手。
故笠翁推《水浒》文字第一。“吾于古今文字中，取其最长最大而寻不出丝毫渗漏者，惟《水浒》一书。”（少用方言）其论洗炼成语入文曰：
（戒浮泛）然一味显浅而不知分别，则将日流粗俗，求为文人之笔而不可得矣。……又有极粗俗之语，止更一二字或增减一二字，便成绝新绝雅之文者。神而明之，只在一熟，当存其说，以俟后人。
“熟”乃文章斫轮老手之谓，此中关系，惟赖天才。有天才出，自能运用自如也。曹雪芹、施耐庵、王实甫、汤若士皆是前例。
此外论作文须自己删稿（见“文贵洁净”），论“少用方言”，论即景生情之描写法（“琵琶赏月四曲，同一月也，牛氏有牛氏之月，伯喈有伯喈之月，所言者月，所寓者心，见“戒浮泛”），论描写须从“有待说之情”说起“同段”，论冷热并用（“剂冷热”）皆作文要着。其论“字分南北”“声音恶习”“少用方言”，作大伙儿的话者亦可参考。其论“科诨”“戒淫袭”“重关系”“贵自然”数段，竟可作幽默文章之指南。如曰：“雅中带俗，又于俗中见雅，活处寓板，即于板处证活，此等虽难，犹是词客优为之事；所难者，要有关系，关系维何？曰于嘻笑诙谐之处包含绝大文章。……”（“重关系”）又曰“我本无心说笑话，谁知笑话逼人来？”（“贵自然”）又曰“人间戏语尽多，何必专谈欲事，即谈欲事，亦有‘善戏谑兮，不为虐兮’之法”（“戒淫袭”）。即其论作文不可有道学气（“即谈忠孝节义与说悲苦哀怒之情，亦当抑圣为狂，寓哭于笑，如王阳明之讲道学”（见“重机趣”）。论文字须依“笔性”（见“词别繁简”），论贵性灵（“填词种子，要在性中带来”见“意取尖新”）等段，直是小品文作法门径。
吾意，白话成语用之于小说戏曲固然，而人或以为在论说总有不便。过渡之法云何？曰，以小品文出之是也。故今日文字问题有二要点：一、洗炼白话使之入文；二、利用小品文使此种成语同时侵入论说境界。如此中国文字便可活将起来。
（《人间世》第13期，1934年10月5日）
增订《伊索寓言》
两月前旁听华东各大学英语演说比赛，竟发见有大学生，引《伊索寓言》为材料，可见此书入人之深，而大学生脑里盘桓者，仍是这些东西。乃思以后编大学教材，当以寓言体为主，以便灌输，而收到事半功倍之效。这且不提，只说我小时读伊索“龟与兔赛跑”龟跑赢的故事，极为兔抱不平，且深恨龟。为此蓄志日久，要修订此书，以供一班与兔、骏马等同情；而不与龟、蜗牛等同情者之玩读。此为光绪末年间事也。光阴荏苒，人事牵延，至今尚未着笔，然以时间计，其中惨淡经营之年数，亦不比“追随总理二十五年”者逊色也。现在中山先生之墓木已拱，而吾书犹未成，惭愧惶恐，内疚不安，乃乘《十日谈》出刊之便，书数则，以了夙愿。
一 龟与兔赛跑
有一天，龟与兔相遇于草场上，龟在夸大他的恒心，说兔不能吃苦，只管跳跃寻乐，长此以往，将来必无好结果。兔子笑而不辩。
“多辩无益。”兔子说，“我们来赛跑，好不好？就请狐大哥为评判员。”
“好！”龟不自量的说。
于是龟动身了，四只脚做八只脚跑了一刻钟，只有三丈余。于是兔子不耐烦，而有点懊悔了。“这样跑法，可不要跑到黄昏吗？我一天宝贵的光阴，都牺牲了。”
于是，兔子利用这些光阴，去吃野草，随兴所之，极其快乐。
龟却在说：“我会吃苦，我有恒心，总会跑到。”
到了午后，龟已精疲力竭了，走到荫凉之地，很想打盹一下，养养精神，但是一想昼寝是不道德，又奋勉前进。龟背既重，gui头又小，五尺以外的平地，便看不见。他有点眼花撩乱了。
这时兔子，因为能随兴所之，越跑越有趣，越有趣越精神，已经赶到离路半里许的河边树下。看见风景清幽，也就顺便打盹。醒后精神百倍，却把赛跑之事完全丢在脑后。在这正愁无事可做之时，看见前边一只松鼠跑过，认为怪物，一定要去追上他，看看他尾巴到底有多大，可以回来告诉他的母亲。
于是他便开步追，松鼠见他追，也便开步跑，奔来跑去，忽然松鼠跑上一棵大树。兔子正在树下翘首高望之时，忽然听见背后有声叫道：“兔弟弟，你夺得锦标了！”
兔回头一看，原来评判员狐大哥，而那棵树，也就是他们赛跑的终点。那只龟呢，因为他想吃苦，还在半里外匍匐而行。
（一）凡事须求性情所近，始有成就。
（二）世上愚人，类皆有恒心。
（三）做龟的不应同人赛跑。
二 太阳与风
有一天，太阳与风在争辩，谁的力气大。狡诈的太阳看见地上有行人走路，知道叫人出汗解衣，是他的拿手好戏。于是他对风说：
“我们比一比吧！谁能叫那位行人脱下衣服，便算谁的力气大。”忠厚的风上当了。他答应。
风先鼓起他的力气，尽力的吹，可是只有吹掉那行人的帽子。聪明沉重的太阳在旁像老滑巨奸格格的暗笑。他说：“让我来，我多么王道。我不声不响的能叫那人马上赤膊给你看。”太阳胜利了。
这是天上的方面。
在行人的方面，只觉得天时乍暖乍寒，有点反常，那里知道是在上者使枪法，累及下民遭殃。在他解衣之时，他对自己说道：
“那凶横的风，我到有办法。只是那太阳，不声不响，看来似乎非常仁厚王道，一晒晒得我热昏，叫我在此地出汗受罪。风啊，求给我吹一吹吧！”
且说天上，忠厚的风无端受太阳奚落一场，心殊不乐。忽然慧心一启，哈哈大笑的对太阳说：
“老滑巨奸，你也别使枪花了。我们再比一下，看谁有本事，叫那行人再穿上衣服。”
太阳为要做绅士，虽然明知必败，只好表示主张公道而答应了。
这回太阳越晒，那人越不肯穿衣服。等到风一吹，那人才感觉凉快，谢天谢地，再穿起衣服来了。
这回是太阳失败了。
行人因为天时反常，冷热不调，伤肺膜炎，一命呜呼哀哉，但是天上的太阳与风，各人一胜一败，遂复和好如初，盟誓曰：“旧帐一笔勾销！”
（一）非才之难，善用其才之为难。
（二）不声不响的人都可怕。
（三）天上使枪花，下民空吁嗟，旧帐勾销后，小民眼巴巴。
三 大鱼与小鱼
某池中，生鱼甚多。大鱼优游其中，随便张开嘴，便有十几条小鱼顺水游入口中，大鱼吃来毫不费力。
一天，一条小鱼，看了心上如同火烧，双目凸出，向大鱼说：
“这太不平等！你大鱼为什么吃小鱼？”
大鱼很和气的说：“那么请你吃吃我看，如何？”
小鱼张开嘴，来咬大鱼的肚下，咬了一片鳞，几乎鲠死，于是不想再咬下去。大鱼乃一句话不说，扬翅而去。
世上本没有平等。
四 冬天的豪猪
叔本华有一段寓言很好，如下：
有一冬天之夜，天降大雪，林中的豪猪冰冻不堪。后来大家寻到一间破屋，一齐进去。
起初，大家觉得寒冷，所以围做一团，大家分暖。只因豪猪只只身上都是刺，一碰之后，不得不大家分开。分开之后，又觉得寒颤，又想团聚分暖。如此分后再合，合后再分，往返数次才找到一种适当的距离，既不相刺，又可稍微分暖，就此相安无事，一夜过去。
叔本华的意思是说，这就是人类的社会。
（《十日谈》第2期，1933年）
今文八弊
（上）
济颠诗：“六十年来狼藉，东壁打到西壁，如今收拾归来，依旧水连天碧。”虽是济公晚年自道圆寂胜景，却也未尝不可拿来做现代中国影子。上二句是应现在六十年来狼藉之势，下二句能否应了将来，却要看中国人灵魂收拾得来与否，收拾不来，恐是长此狼藉下去，不必说西天乐土无份，就是眼前水连天碧也没福消受了。我想文化之极峰没有什么，就是使人生达到水连天碧一切调和境地而已。我生不逢辰，处此扰攘之秋，目所睹是狼藉之象，耳所闻是噪嚣之音，想国事至于此极，我同胞的心灵已经混乱了，柔肠已经粉碎了，神志已失其平衡，遂时时有颠倒梦呓之言，躁暴狂悖之行了。所以“东壁打到西壁”可以形容政治，也可以形容文学，目之所见，耳之所闻，何一非混揪混打尔诈我虞之举动。好像一人走了魔一样，魂灵已离躯壳，躯壳只做些无谓的抽抖而已。指天画地，忽哭忽笑，喜怒反常，好恶无定。忽而装腔作势，自欺欺人，忽而悒悒终日，垂头丧志。因此国中的思想忽而复古，忽而维新，所复的是最迂腐的古，所维的是最皮毛的新。好比一人发寒瘟，冷一阵，热一阵，冷得像入冰山，热得像上油锅。这样子元气怎能不消耗，身子怎能不虚弱下去呢？我国人的神志既然这样纷乱，自然早已失了中国文化所重“事理通达心地和平”的精神，及希腊文化所重的sweet reasonableness。在这种情形之下，自然不能有伟大的创作。一人的神灵四分五裂，只有冲突，没有调和，怎能有伟大的创作出现？我看这个时期应当是批评的时期，做些斩芟芜秽推陈出新的工作，最为重要。然仅此批评的工作，亦非恢复“事理通达心地和平”的境地不可。到于今人心理，所以这样不宁，本也难怪。一则，受政治的影响，国强则礼盛，国弱则礼衰。今日不论政治、社会、文学、舆论，那里有一种是非公理。是非既泯，公理既灭，于是人心也乱了。人心既乱，于是失了大国风度，自暴自弃，相轻相蔑，容易迁怒于人，而发生东壁打到西壁，乱嚷乱滚不得安静情状。二则，潮流太复杂，处此东西交汇青黄不接之时，融会古今，贯通中外，谈何容易？此种批评，岂是人人做得来？做不来又偏偏不能不做。譬如女子烫发与梳髻孰美，男人卫生衣与短衫孰便，一举一动之微，都无意中含了中外的比较。据此种日常琐碎一言一行之微，概括起来，于是不是复古，便是维新，不是国粹，便是新学，各有成见派别了，对此东西文化问题也就交代过去了。殊不知文化批评，那里如此简单。表扬文化，岂在梳髻改服？风筝岂能救国，打拳何关国防？只因服之短长，髻之形样，武人尚看得到，信手拈来，禁止提倡，博个关心风化的美名罢了。如此批评文化，更难搔着痒处。三则感情过于冲动，主见难于捐除。大家都是黄帝子孙，谁无种族观念？眼见国家事事不如人，胸中起了角斗。一面想见贤思齐，力图改革，一面又未能忘情固有文物，又求保守。此种保守心理，出于至情，一半为国，一半为己，争点体面。保守自信与见贤思齐两种心理，都未可厚非。不过保守自信易流于抱残守缺，顽固迂腐，两者相去，间不容发，一不小心，便入迷途；见贤思齐又易流于盲目崇拜，趋新骛奇，彼此之间，岂易鉴别？难矣哉，批评乎！中智以上的人既然失了主裁，心志未定青年，遂亦歧途观望。再加以上所谓国乱心危，人人着急，遂发生此两相成之普遍的“自大狂”与“忧郁狂”。是非颠倒，好恶反常，蝉翼为重，千钧为轻，其情急以哀，其辞激以怨。所见于文，方巾作祟，猪肉薰人，或为西崽口吻，或为袍笏文章，既非真正现代批评，又全非古来明理达情面目了。收拾归来，谈何容易？剪纸招魂，良非得已。林子有鉴于是，欲抒愚见，以箴其失，作今文八弊：（一）方巾作祟，猪肉薰人。（二）随得随失，狗逐尾巴。（三）卖洋铁罐，西崽口吻。（四）文化膏药，袍笏文章。（五）宽己责人，言过其行。（六）烂调连篇，辞浮于理。（七）桃李门墙，丫头醋劲。（八）破落富户，数伪家珍。
（《人间世》第27期，1935年5月5日）
（中）
（一）方巾作祟，猪肉薰人——有虚伪的社会，必有虚伪的文学；有虚伪的文学，也必有虚伪的社会。中国文章最常见“救国”字样，而中国国事比任何国糊涂；中国政客最关心民瘼，而中国国民创伤比任何国剧痛。
因而发生尔诈我虞上下欺罔之通电式文章，其势力所及足以影响于普通论文。实则中国政治之腐败，一半是文学标准之错误。大家养成一种说老实话的习惯，行为也可诚实一点。大概人之常情，道心愈微，道貌愈酷，文章也愈矫，所以道学假面具不拆下，魑魅魍魉必横行于世。譬如要人辞职，或因主张不行，或因意见相左，在头脑简单的洋人老实说出，也可过去，但在中国要人，必托以病。夫托以病，便有不可告人之隐，邪正得以混淆而是非莫辨矣。贪官污吏固然可以藏垢纳污，避免举发，而忠直者也隐其苦衷，不得大白于世。在面子至上主义的中国人，当然以为宣布隐衷，必伤人情面，然在健全诚实的社会，意见相左，有何不可说得？其病还在中国社会不容人说老实话罢了。即此一端，已可概见中国社会之尚虚伪了。这不过是文字应有之一端而已。我想此种虚伪的文风不改变，人人可以开口仁义，闭口尧舜，政治的混乱黑暗，也无法澄清。所以文学革命之目标，也不仅在文字词章，是要使人的思想与人生较接近，而达到诚实较近情的现代人生观而已。政治之虚伪，实发源于文学之虚伪，这就是所谓“载道派”之遗赐。原来文学之使命无他，只叫人真切的认识人生而已，你说这“人生”就是“道”也无不可，但持此“载道”招牌，必至连文学也懵懂起来。汉儒解三百篇是最好的例。三百篇大好情歌，经过腐儒一解，“关关雎鸠”，也变成美后妃之德周南之化了。袁子才问得好，文王何以不思太王而思后妃？孔子何以不思鲁君而思狂简小子？识得此理，便知子才文学观念比现代革命文人近情多了。此种载道观念，在往时足使文人抹杀小说之文学价值，视为稗官小道，难登大雅之堂。其在现代，足使人抹杀幽默小品之价值，或贬幽默在讽刺之下。幽默而强其讽刺，必流于寒酸，而失温柔敦厚之旨，这也是幽默文学在中国发展之一种障碍。必有人敢挨骂，做些幽深淡远无所谓的幽默文品，替幽默争个独立地位，然后可稍减道学派之声势。今人言宣传即文学，文学即宣传，名为摩登，实亦等吃冷猪肉者之变相而已。载道文人，必欲一颦一笑，尽合圣道，吃牛叭而思耒耜，闻蛙声而思插秧，世间岂有是理？揣其为人，必终日正襟危坐，一闻花香，便惧丧志，一听鸟语，便打寒噤，偶谈两句笑话，则虑其亡国，一读抒怀小品，便痛其消闲。舒梦兰写清朝俗儒形相，正是今日文人的影子。他们讥濂溪之爱莲为“留心小草”，鄙渊明之游山为“不孝不慈”，怪李白之纵酒赋诗为“昧于明哲”，詈香山之挟伎侑酒为“伤教败俗”，必欲毁《琵琶记》之书版，拆庐山草堂之遗址，才可以正人心而息邪说。“彼其中庸之貌，木讷之形，虽孔子割鸡之戏言，孟子齐人之讽谕，皆犹似有伤盛德，不形诸口。若第以粗迹观之，即古圣先贤，犹恐不逮，我何人而敢不敬，敢不畏，敢不色沮气丧，言动皆失其常度乎？”此种流风，其弊在矫，救之之道，在于近情。
（二）随得随失，狗逐尾巴——文人最要在通情达理，竖起脊梁，立定脚跟，又须稍顾廉耻，勿专投机。凡事只论是非，勿论时宜。若是心头不定，东张西望，今年鸡年，明年狗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忙够不了，过后自思，当亦咥然其笑。美国国民浮薄，英国国民稳重，就在这一点可以看出。现代中国人，还是近于美国派吧。我想文人肯好学深思，多用头脑，凡事求个彻底，看得真透，也可以稍稍纠正此种毛病。以前大众语之争，“海派”文人喊得震天响，北平文人早已看穿葫芦中是卖何药，置若罔闻。所以沈从文批评一句话，叫做：大抵北平作者“年纪大一点，书读多一点”所致，可谓切中要害。大抵人书读得多，便不易为新说所摇动。古来文学潮流递变，道理却是一样。即如文学是宣传，宣传是文学一说，虽然是崭新苏俄的革命理论，其文学立场却和十九世纪中叶之法国文学一般无二，知彼知此，较量一下，也就不易为危言所耸动了。今人所要在不落伍，在站在时代前锋，而所谓站在时代前锋之解释，就是赶时行热闹，一九三四年以一九三三为落伍，一九三五又以一九三四为落伍，而欧洲思想之潮流荡漾波澜回伏，渺焉不察其故，自己卷入漩涡，便自号为前进。其在政治，如法西斯蒂在欧洲文明进化史上为前进为退后，都未加以思考。其在文学，今日介绍波兰诗人，明日介绍捷克文豪，而对于已经闻名之英美法德文人，反厌为陈腐，不欲深察，求一究竟。此与妇女新装求入时一样，总是媚字一字不是，自叹女儿身，事人以颜色，其苦不堪言。此种流风，其弊在浮，救之之道，在于学。
（三）卖洋铁罐，西崽口吻——今人既赶时髦，生怕落伍，于是标新立异，竞角摩登。幽默译西洋本音则争相仿效，小品文忘记译为“凡米利亚爱赛”则起而诋毁。小品文以闲适笔调抒情说理，中外何别，乃翻译西洋小品则曰介绍西洋文化，勾稽中国小品，则曰搬卖臭铜烂铁。推其心理又系耻为华人，此种态度，何足言批评中西文化，又何足建树现代人生观？如此服侍洋大人，必恭必敬，只取洋大人之厌鄙，终身为西崽可耳，岂能一日自作主人翁？吾国文化，自应改良，然一言故旧，则詈为封建，一谈古书，则耻为消闲，只好来生投胎白种父母耳。谈古书固然消闲，然在中国读西班牙诗歌及巴尔干小说，岂便忙人所应为？又譬如医道，以西洋爱克斯光与中国阴阳五行之说相较，自然西医归入科学，中医归入迷信，与“卜星相”合为一门，理甚相宜。然一味不察，只詈其迷信，亦非所宜。倘加以深究，其中自有是非可言。若水火相克之说，肝火上生则压以水，胃土积滞则疏其气，说法虽乖，功效实同。又如金鸡纳霜是树皮，高丽人参也是树根，不得因其物有中外而分其新旧，如此将来中外医理才有打通互相发明之希望。故无论何门，读书必通，通则化。读书何为，所以供我驱使，一入门户之见，便失了自主，苦痛难言，保得自身为主，则圆通自在，大畅无比。今人一味仿效西洋，自称摩登，甚至不问中国文法，必欲仿效英文，分“历史地”为形容词，“历史地的”为状词，以模仿英文之historic-al-ly，拖一西洋辫子，然则“快来”何不因“快”字是状词而改为“快地的来”？此类把戏，只是洋场孽少的怪相，谈文学虽不足，当西崽颇有才。此种流风，其弊在奴，救之之道，在于思。
（四）文化膏药，袍笏文章——所谓西洋文化，有一端吾人颇可仿效，就是：制牙膏说牙膏话，做皮匠说皮匠话。吾人制牙膏必曰“提倡国货”，炼牛皮必曰“实业救国”。于是放风筝亦救国，挥老拳亦救国，穿草鞋亦救国，读经书亦救国，庸医自荐，各药乱投，如此救国，其国必亡，不亡于病，而亡于药。吾国如要得救，各人将手头小事办好，便可救得。今舍小就大，贪高骛远，动辄以救国责人。比方《论语》提倡幽默，也不过提倡幽默而已，于众文学要素之中，注重此一要素，不造谣，不脱期，为愿已足，最多希望于一大国中各种说官话之报之外有一说实话之报而已，与救国何关？《人间世》提倡小品文，也不过提倡小品文，于众笔调之中，看重一种笔调而已，何关救国？吾甚愿人人将手头小事办好，少喊救国，学江湖郎中卖文化膏药，国始有救。此种流风，其弊在空，救之之道，在于行。
（《人间世》第28期，1935年5月20日）
（下）
（五）宽己责人，言过其行——人之常情，道心愈微，道貌愈酷，上边已经说到。在比较通情达理的古代社会，儒家也是以严于律己宽于责人为君子之德。故君子不责人以死，因为知恶死为人之常情，设身处地，也未敢自信必能慨然就义。“我亦人也，彼亦人也，我何胜于彼哉？”这样一想，心地就谦和一点，“何难以一死了之”的话头，也就不容易见于笔端了。其实将来大义所在真能以死了之的，还是这些不愿责人以死的人。世上有这样的奇事：言论愈狂放者，其持躬愈谨，治身愈严，而言论迂阔，好以小过责人，必欲人人如夷齐孔孟者，反是一般夸躁的轻狂子弟。遂其愿，不惜谀死佞生，不遂其愿，不惜丑辞诋毁者，也是这班道学小人。在文学史上，我们看见最放诞不羁的莫如金圣叹，名为圣叹，固圣人之所当叹矣。然能反对苛捐杂税，为民请命，到因哭庙就义大快而死的，还是金圣叹，并不是以“震惊先帝在天之灵”，陷金于死的卫道忠臣朱抚院。故世人或言过其行，或行过其言。若郑板桥欲为厉鬼击人之脑，此则一般吏宦所不敢出诸口见诸文者，但若谓一般吏宦之高风亮节在板桥之上，则吾决不敢信。余如眉公之焚儒冠儒服，子才之收女弟子，中郎之想要短命妾，东坡之以诗得谤，居易之挟妓饮酒，类皆有伤风败俗之行，放诞不经之谈，正士切齿，仁人寒心。其为文“言有觞而必吐，意无往而不伸”，因此或放逐岭外（东坡），或割喉狱中（卓吾），或逍遥山林（眉公），或致仕而卒（居易）。然察其大节细行，都不是常人所能及。一旦任政临民，都能为民父母，临去攀舆载道（中郎、子才），又绝非咿唔孔孟翼道先生所易得到的政声。所以察人之忠奸邪正，只可求之于风骨，不可求之于言辞，可求之于细行，不可求之于诗文。今日文人求一不关心民瘼者几不可得，求一不愿救国者亦不可得，然纸上谈兵，关心愈切而疮痍愈深，文调愈高而国愈不可救，总因文人言过其行，视文章如画符而已。且宽己责人，以谩骂为革命，以丑诋为豪杰，以成一种叫嚣之风，还都是欠反求诸己的一点修养工夫罢了。难道你骂我，我骂你，中国就真会兴起来吗？下焉者，且不惜化名投稿，散布谣言，一以扬己，一以攻人。我真不相信此风一成，中国文学遂会变成“革命的”、“革命底”以至“革命地的”了。故骂人也有君子小人之道。本来卓吾也骂人，轻狂子弟亦骂人，或者欲学卓吾，而实为轻狂。卓吾讥先哲，轻狂子弟亦讥先哲，然卓《藏书》攻君子之短，而不没小人之长。攻君子之短，轻狂子弟学得来，不没小人之长，轻狂子弟却万万学不来也。驾之道精微矣！徐芳《悬榻编》记“李卓吾让骂者”一节说：“或曰：‘卓老生平骂人，乃不许人骂，可谓恕乎？’愚山子曰：‘有卓老眼者，骂卓老可也，世人之骂卓老者，皆卓老之所谓子何人斯者也。’”此种流风所至，其弊在轻薄，救之之道，在恕。
（六）烂调连篇，辞浮于理——文人通病，在于空，在于懒，空懒而又不肯舍笔从商，遂不能不摭拾陈言，完成篇章。且文章如时装，文人求入时。文之不能不变，犹时装之不能不改。“五四”时代有“五四”时代之文，普罗时代有普罗时代之文，美丑虽不同，风行却是一样的。新潮之文勇往迈进，创造之文激越感伤，语丝之文清新委婉，普罗之文诘屈欧化。青年在中学时期读其刊物，而文笔不期然而然受其同化，按响传声，观场逐队，所不能免。然各种体调，虽有本源，一旦风行，遂成滥调。今日文坛正承普罗文学绝盛时代之余波末流。今日写作之人，许多五六年前在中学念书时代，故此种烂调，一时不易洗尽。通篇文句，仿效西洋，无一句像中国话，名为前进摩登，实则食洋不化。如“玻璃打破”曰“玻璃被打破”，仿英文之受动语气；“竞争市场”曰“竞争着市场”，仿英文之分词体例；“革命的”曰“革命底的”，仿英文之状词语尾；“人”曰“人们”，仿英文之单复分别。甚而狗屁不通，“听爸爸的话”曰“接收父亲的意见”，“作者书商”曰“从事书工作的人”。呜呼，其可以已矣乎？至于行文，同为记游，叙事写景之余，加两句“时代不景气的轮齿已经迈进到农村了”即为前进意识。同为谈古书，鉴别版本之余，加两句“他们的思想为他们的生活的所决定，这种士大夫阶级的艺术必然无疑底的要没落而不能保全它的存在了”，便是革命情调。想文学革命，本为推翻陈言，陈言烂调，新旧无别。陈言不去，何能见清新平淡的白话文？故必如小修所云“黜虚文，求实用，舍皮毛，见神骨，去浮理，揣人情”。然后文字可以复归于雅驯。此种流风所至，其弊在滥，救之之道，在清新。
（七）桃李门墙，丫头醋劲——文人之分门别户与政客之植党营私相同。惟党派在政治为必然之组织，门户之见，在文学必昧一时之是非。门户一成，惟有汝我，没有是非，党同伐异，互相攻讦，揪作一团，打给武人看开心。甚至为私人豢养，拿枝笔杆，换碗米汤，虽然笔下仪态万千，中夜问心，能无自愧？即使非为拿津贴，亦常走入利害之见。利害之心重，则是非之心昧。求其刚正不阿，狷介自持，就事论事，见理明心者，就真不容易了。我们何贵乎文学，也不过借文字之发表，可以斩除枝蔓的思想，使理日益明而见日益真罢了。一开门户之见，公论遂成为私人之武器，批评成为意气之发泄。理论愈高阔，是非愈混淆，真是无补于事，仅可以“覆瓿”而已。人生本多孽障，文人何苦多增一层烦网，多添一重公案？况且门户必有领袖，领袖必有幕僚，幕僚必有喽罗，喽罗又必有小喽罗，沦至于此，真不若不识之无为干净了。此种流风所至，其弊在婢，救之之道，在自我。
（八）破落富户，数伪家珍——不肖子弟，内不能兴旧业，外不能振家声，日数伪家珍以炫人，为识者所笑。世事物极必反，有食洋不化之洋场孽少，也必有自欺欺人之迂腐故老，以变法为亡国，以改进为灭种。对近代既无认识，对古代尤无真知，只要以复古尊孔博关心风化维持道德之美名。其实彼辈所关心的都是他人的风化，所维持的也是他人的道德。别墅十万元，而大夸中国民族俭仆之风；娇妾三十余，而独悲摩登女子荡检之行；洋装少年以硝镪水射女子华服，自认为提倡孔教；国家大吏逐再嫁寡妇出境，自认为纠正末俗。甚而不分青红皂白，禁止男女同座，提供小学读经，推类至尽，非把女子重复裹足不可。礼教果必如此始得维持，则礼教之灭亡可必。如此尊孔复古，则古愈复愈不得青年信仰。也不想想，中国人因孔教而知礼义忠信，而西人本无礼教，何以也知礼义忠信，且其礼义忠信，常远在华人之上？也不问问，何以礼义之邦贪官污吏多于夷狄之国？又何以二千年谈礼谈义谈忠谈信之结果，人命犹如草芥，百姓犹在水深火热之中，有明以至现在贪官污吏，擢发难数，到今各地司法保安行政，犹有万万不可令外人知道之野蛮状态？若曰欧风东渐人心大变，岂是工部局西人传染与我市政府此贪污之恶习？还是邮局海关西洋职员秘传贿赂之新方？还是故宫宝物的大员，习了西洋博物院学，始得盗宝的秘诀？岂非原因在吾国向无法治，能知礼义忠信之廉吏，固然知道歌颂，而不礼不义不忠不信之官僚，则无法枪毙，犹得逍遥法外，事成可以扶摇直上，事败可以退居华屋，翻印佛经，或周游列国，考察教育？故舍法治而言礼义忠信，冀以激贪官之道义，而发盗宝者之天良，而谓从此政府可以廉洁，国家可以富强，我真不信。言论人权不与保障，则人各自危，明哲保身，积此明哲保身人自为战的国民为一国，则暮气沉沉如一盘散沙，而谓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两句老话，便能叫人化消极为积极，变中国人民如一盘散沙之现象，吾尤不信。一种社会，能斩决反对私刑反对苛捐之金圣叹而籍没其妻子，则此种社会断不能多产金圣叹，而其分子必皆韬晦自适莫谈国事，此理何待细辩？然则不谈法治，只谈仁义礼智，谓足使中国人民由散漫变为团结足以兴国，岂非如痴人说梦？实则取此态度者，都是自欺欺人，讳疾忌医而已。此种狂论，其弊在愚，救之之道，在多识。
（《人间世》第29期，1935年6月5日）
无字的批评
Mendelsohn有“无辞之歌”，安徒生的“无画绘帖”，还有好些题目，如“没有听众的演讲”，“没有收信人之函牍”，都可做得十分出色，可惜没人做过。这还不在话下，只说庄子也有所谓“不言之辩”句，含有大道理在焉。这“不言之辩”，也就近乎“无字的批评”意思。
庄子的意思是说，世上道理讲不清，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越讲越支离破碎，于是报屁股上吵闹愈凶，双方投稿愈起劲，则问题愈不明白。所以说道可道，非道也。故有所谓不言之辩，让人去自家体会。所谓“体会”，也不过说平常读者胸中自有一点是非，也有见道之本领，常人虽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逻辑之训练，青红皂白却是懂得。所以这个体会两字，也不必说得像佛家“悟禅”，或如陆九渊“悟道”那样神秘。
在逻辑上之意义，所谓道可道非道也，也有很深的学理。因为道是浑浑噩噩的一片，经学者一分析，遂变成甲乙丙丁之各片面，而失其整个性，甲乙之下又各有一二三，道由是更加割裂破碎而失了本来面目。因为这一离开，狡者遂便于掩饰而成所谓饰词强辩，由是道越辩越吃亏。譬如日本侵东三省，欲为之强辩，也可以做成一篇很好的辩论文，由历史上、经济上、现实上，说明日本不得不占据沈阳、锦州之理由。纽约有著名的“外交研究会”，曾为此问题开会，会中就有某国际法律专家引经据典发挥一场，结论为“日本之占据沈阳并不违背国际公法”。从这一点，我们可以了悟辩之无益及分析的理论之靠不住了。那时我碰巧在座，所以在发言时，也不与辩，只说两句话：“依国际公法，日本占据沈阳是合法的，这业已经专家证明，料想不会错了。不过我向来很不敢相信律师。”意思是，若我们不用学者分析的理论，只用常人茶楼上评时事的说法，就用不着理论。日本占据沈阳是欺负人家，是想霸占人家，很清楚了，所以说道是浑浑噩噩的一片，而分析的理论常靠不住。这是庄子“不言之辩”的深义。
中国人向来不重逻辑，也就是这个缘故，凡事只凭直观。因为直观是整个的，非分析的，所以反而容易见出事理之是非，及道本来的面目。女人是没有理论而只有直观的，然而临了事急，我还是相信女人当机立断的主张，不相信男人。因为直观不离现实，整个局势全在把握。男人的主张虽有甲乙丙丁的理由，然而说甲时已忘了乙，说乙时又忘了丙，甲乙丙都可互相矛盾，而且心中已有主见，要列出甲乙丙以自慰并不难。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就是这个缘故。历朝建朝帝王，如朱元璋，如刘邦，都是市井无赖，因为无赖未读过书，只有直觉，而对付现实之本能反强于书生。只顾不管三七二十一，无赖干去，遂干出一帝王万世事业来。中国人知道理论靠不住，所以用“情”字来调和，不但言理，且兼言情。入情入理，则凡事不错。这是中国人思想原则之特征。
这且不在话下。庄子说“不言之辩”，现代人偏偏好辩。杂志及报屁股，专以骂人逢迎读者。据说批评很难，西方学者都这样说，然而今人都以为批评很容易。其所以难，就因为同是一个人，评人之短，未必即露出自己之长。而且批评者，既同是一个人，读者自要批评他一下，而自身就成了被批评之对象，不过对方未必答辩。多半读者，亦不为文辩之，只对某批评家得了一种印象，静默。这静默就叫做“无字的批评”。譬如有人在街上愤愤地说：“他妈的！放他的小驴大臭屁！他为什么骂人？”旁人就对他用了“无字的批评”。
又如有人站在台上说现今教员这国语甚坏。倘自己用的是教员的国语，大家惟有静默，这种静默中也就含有“无字的批评”。可惜不曾有人发现以非国语批评他人国语之妙法。否则倒是十分安稳。故以声辩声，不如以无声辩声。以言辩言，不如以无言辩言。
又有骂人不革命，消沉，住租界。读者心中总以为你自己为何不在江西打仗？这也是无声无臭无字的批评。
凡批评的文章，自身都脱不出文章的范围。那篇文章仍然免不了有眼光、见解、理论、气量、格调、动机，等等。眼光有高低，见解有深浅，理论有疏密，气量有宽狭，格调有雅俗，动机有诚伪。倘若那篇的眼光是卑下，见解是浅薄，理论是空泛，气量是偏狭，格调是浮躁，动机是鄙恶，就给人家一种印象，而受无字的批评。
可惜世人智慧去母猪不远，每不将自己算进去。以小品文表示“我憎小品文”，就屡见不鲜。然而诚如庄子所云，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自身既落了一个是非，又同是一个人，越揪打，本性越见，偏狭、浮躁、卑下、浅薄、鄙恶、滑头越暴露。即使满纸之乎也者，仁义廉耻，主义立场，世道士风，皆无用也。因为这些文章已受读者无字的批评。
尤有可惧者：倘若批评一错，认璞作石，指鹿为马，虽然无人与之辩，总留下一个痕迹。后人只消说某人认璞作石，某人认鱼目为珠，两三句话就可下定某人之批评。比如以近人为例，吴雨僧在民国廿二年反对白话，戴传贤在民国廿三年信佛。这无言之辩已是可怕。
（《人间世》第10期，1934年8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