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伯公是个可爱的人。他的可爱源于互相关联的两点：他热心交友，舍己从人，朋友托给他的事，他都当作自己的事那样给办理；他永远不怕多受累。因为这个，所以他的经验比一般人都丰富，他有许多可听的故事。大家爱他的忠诚，也爱他的故事。找他帮忙也好，找他闲谈也好，他总是使人满意的。

对于青岛的樱花，我久已听人讲过；既然今年有看着的机会，一定不去未免显得自己太别扭，虽然我经历过的对风景名胜和类似樱花这路玩意儿的失望使我并不十分热心。太阳刚给嫩树叶油上一层绿银光，我就动身向公园走去，心里说：早点走，省得把看花的精神移到看人上去。这个主意果然不错，树下应景而设的果摊茶桌，还都没摆好呢，差不多除了几位在那儿打扫甘蔗渣子、橘皮和昨天游客们所遗下的一切零七八碎的清道夫，就只有我自己。我在那条樱花路上来回溜达，远观近玩地细细地看了一番樱花。

樱花说不上有什么出奇的地方，它艳丽不如桃花，玲珑不如海棠，清素不如梨花，简直没有什么香味。它的好处在乎“盛”：每一丛有十多朵，每一枝有许多丛；再加上一株挨着一株，看过去是一团团的白雪，微染着朝阳在雪上映出的一点浅粉。来一阵微风，樱树没有海棠那样的轻动多姿，而是整团的雪全体摆动；隔着松墙看过去，不见树身，只见一片雪海轻移，倒还不错。设若有下判断的必要，我只能说樱花的好处是使人痛快，它多，它白，它亮，它使人觉得春忽然发了疯。若是以一朵或一株而论，我简直不能给它六十分以上。

无论怎说吧，我算是看过了樱花。不算冤，可也不想再看，就带着这点心情我由花径中往回走，朝阳射着我的背。走到了梅花路的路头，我疑惑我的眼是有了毛病：迎面来的是宋伯公！这个忙人会有工夫来看樱花！

不是他是谁呢，他远远地就“嘿喽”，一直“嘿喽”到握着我的手。他的脸朝着太阳，亮得和春光一样。

“嘿喽，嘿喽。”他想不起说什么，只就着舌头的便利又补上这么两下。

“你也来看花？”我笑着问。

“可就是，我也来看花！”他松了我的手。

“算了吧，跟我回家溜溜舌头去好不好？”我愿意听他瞎扯，所以不管他怎样热心看花了。

“总得看一下，大老远来的；看一眼，我跟你回家，有工夫；今天我们的头儿逛崂山去，我也放了自己一天的假。”他的眼向樱花那边望了望，表示非去看看不可的样子。

我只好陪他再走一遭了。他的看花法和我的大不相同了。在他的眼中，每棵树都像人似的，有历史，有个性，还有名字：“看那棵‘小歪脖’，今年也长了本事；嘿！看这位‘老太太’居然大卖力气；去年，去年，她才开了，哼，二十来朵花吧！嘿喽！”他立在一棵细高的樱树前面：“‘小旗杆’，这不行呀，净往云彩里钻，不别枝子！不行，我不看电线杆子，告诉你！”然后他转向我来：“去年，它就这么细高，今年还这样，没办法！”

“它们都是你的朋友？”我笑了。

宋伯公也笑了：“哼，那边的那一片，几时栽的，哪棵是补种的，我都知道。”

看一下！他看了一点多钟！我不明白他怎么会对这些树感到这样的有趣。连树干上抹着的白灰，他都得摸一摸，有一片话。诚然，他讲说什么都有趣，可是我对树木本身既没他那样的热诚，所以他的话也就打不到我的心里去。我希望他说些别的。我也看出来，假如我不把他拉走，他是满可以把我说得变成一棵树，一声不出地听他说个三天五天的。

我把他硬扯到家中来。我应许给他打酒买菜，他接收了我的贿赂，他忘了樱花，可是我并想不起一定的事儿来说。瞎扯了半天，我提到孟智辰来。他马上接了过去：“提起孟智辰来，那天你见他的经过如何？”

我并不很认识这个孟先生——或者应说孟秘书长——我前几天见过他一面，还是由宋伯公介绍的。我不是要见孟先生，而是必须见孟秘书长，我有件非秘书长不办的事情。

“我见着了他，”我说，“跟你告诉我的一点儿也不差，四棱子脑袋；牙和眼睛老预备着发笑，唯恐笑晚了；脸上的神气明明宣布着：我什么也记不住，只能陪你笑一笑。”

“是不是？”宋伯公有点儿得意他形容人的本事。“可是，对那件事他怎么说？”

“他，他没办法。”

“什么？又没办法？这小子又要升官了！”宋伯公咬上嘴唇，像是想着点什么。

“没办法就又要升官了？”我有点惊异。

“你看，我这儿不是想呢吗？”

我不敢再紧问了，他要说一件事就要说完全了，我必须忍耐地等他想。虽然我的惊异使我想马上问他许多问题，可是我不敢开口；“凭他那个神气，怎能当上秘书长？”这句最先来到嘴边上的，我也咽下去。

我忍耐地等着他，好像避雨的时候渴望黑云裂开一点那样。不久——虽然我觉得仿佛很久——他的眼珠里透出点笑光来，我知道他是预备好了。

“哼！”他出了声，“够写篇小说的！”

“说吧，下午请你看电影！”

“值得看三次电影的，真的！”宋伯公知道他所有的故事的价值，“你知道，孟秘书长是我大学里的同学？一点不瞎吹！同系同班，真正的同学。那时候，他就是个重要人物，学生会的会长呀，做各种代表呀，都是他。”

“这家伙有两下子？”我问。

“有两下子？连半下子也没有！”

“因为——”

“因为他连半下子没有，所以大家得举他。明白了吧？”

“大家争会长争得不可开交，”我猜想着，“所以让给他做，是不是？”

宋伯公点了点头：“人家孟先生的本事是凡事无办法，因而也就没主张与意见，最好做会长，或做菩萨。”

“学问许不错？”没有办事能力的人往往有会读书的聪明，我想。

“学问？哈哈！我和他都在英文系里，人家孟先生直到毕业不晓得莎士比亚是谁。可是他毕了业，因为无论是主任、教授、讲师，都觉得应当，应当，让他毕业。不让他毕业，他们觉得对不起人。人家老孟四年的工夫，没在讲堂上发过问。哪怕教员是条驴呢，他也对着书本发愣，一声不出。教员当然也不问他；即使偶尔问到他，他会把牙露出来，把眼珠收起去，那么一笑，这是天字第一号的好学生，当然得毕业。既准他毕业，大家就得帮助他做卷子，所以他的试卷很不错，因为是教员们给做的。自然，卷子里还有错儿，那可不是教员们做得不好，是被老孟抄错了；他老觉得‘M’和‘N’可以通用，所以把‘Name’写成‘Mame’，在他，一点儿也不算出奇。把这些错儿应扣的分数减去，他实得平均分数八十五分，文学士。来碗茶……

“毕业后，同班的先后都找到了事；前些年大学毕业生找事还不像现在这么难。老孟没事。有几个热心教育的同学办了个中学，那时候办中学是可以发财的。他们听说老孟没事很想拉拔他一把儿，虽然准知道他不行；同学到底是同学，谁也不肯看着他闲起来。他们约上了他。叫他做什么呢，可是？教书，他教不了；训育，他管不住学生；体育，他不会。他顶好做校长。于是他做了校长。他一点不晓得大家为什么让他做校长，可是他也不骄傲，他天生来的是馒头幌子——馒头铺门口放着的那个大馒头，大，体面，木头做的，上着点白漆。

“一来二去不是，同学们看出来这位校长太没用了，可是他既不骄傲，又没主张，学生若把他撵了，似乎不大好意思。于是大家给他运动了个官立中学的校长。这位‘馒头幌子’笑着搬了家。这时候，他结了婚，他的夫人是自幼定下的。她家中很有钱，兄弟们中有两位在西洋留学的。她可是并不认识多少字，所以很看得起她的丈夫。结婚不久，他在校长的椅子上坐不牢了，学校里发生了风潮，他没办法。正在这个时候，他的内兄由西洋回来，得了博士；回来就做了教育部的秘书。老孟一点主意没有，可也并不着急，倒慌了教育局局长——那时候还不呼教育局，管它叫什么呢——这玩艺，免老孟的职简直是和教育部秘书开火；不免职吧，事情办不下去，局长想出条好道，去请示秘书部好了。秘书新由外国回来，还没完全把西洋忘掉：‘局长看着办吧。不过，派他去考查教育也好。’局长鞠躬而退；不几天，老孟换了西装，由馒头改成了面包。临走的时候，他的内兄嘱咐他：‘不必调查教育，安心地念二年书倒是好办法，我可以给你办官费。’再来碗热的……

“二年无话，赶老孟回到国来，博士内兄已是大学校长。校长把他安置在历史系，教授。孟教授还是不骄傲，老实不客气地告诉系主任：东洋史，他不熟；西洋史，他知道一点，中国史，他没念过。系主任给了他两门最容易的功课，老孟还是教不了。到了学年终，系主任该重新选过——那时候的主任是由教授们选举的——大家一商议，校长的妹夫既是教不了任何功课，顶好是做主任；主任只需教一门功课就行了。老孟做了系主任，一点也不骄傲，可是挺喜欢自己能少教一门功课，笑着向大家说：‘我就是得少教功课。’好像他一点别的毛病没有，而最适宜当主任似的。有一回我到他家里吃饭，孟夫人指着脸子说他：‘我哥哥也留过学，你也留过学，怎么哥哥会做大学校长，你怎么就不会？’老孟低着头对自己笑了一下：‘哼，我做主任合适！’我差点没憋死，我不敢笑出来。

“后来，他的内兄校长升了部长，他做了编译局局长。叫他做司长吧，他看不懂公事；叫他做秘书吧，他不会写；叫他做编辑委员吧，他不会编也不会译，况且职位也太低。他天生来的该做局长，既不需编，也无需译，又不用天天办公。‘哼，我就是做局长合适！’这家伙仿佛很有自知之明似的。可是，我俩是不错的朋友，我不能说我佩服他，也不能说讨厌他。他几乎是一种灵感，一种哲理的化身。每逢当他升官，或是我自己在事业上失败，我必找他去谈一谈。他使我对于成功或失败都感觉到淡漠，使我心中平静。由他身上，我明白了我们的时代——没办法就是办法的时代。一个人无需为他的时代着急，也无需为个人着急，他只需天真地没办法，自然会在波浪上浮着。而相信‘哼，我浮着最合适’，这并不是我的生命哲学，不过是由老孟看出来这么点道理，这个道理使我每逢遇到失败而不去着急。再来碗茶！”

他喝着茶，我问了句：“这个人没什么坏心眼？”

“没有坏心眼，多少需要一些聪明；茶不错，越闷越香！”宋伯公看着手里的茶碗，“在这个年月，凡要成功的必须掏坏；现在的经济制度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制度。掏了坏，成了功；可不见就站得住。三摇两摆，还得栽下来；没有保险的事儿。我说老孟是一种灵感，我的意思就是他有种天才，或是直觉，他无需用坏心眼而能在波浪上浮着，而且浮得很长久。认识了他便认识了保身之道。他没计划，没志愿。他只觉得合适，谁也没法子治他。成功的会再失败；老孟只有成功，无为而治。”

“可是他有位好内兄？”我问了一句。

“一点儿不错，可是你有那么位内兄，或我有那么位内兄，照样的失败。你，我，不会觉得什么都正合适。不太自傲，便太自贱；不是想露一手儿，便是想故意地藏起一招儿，这便必出毛病。人家老孟自然，糊涂得像条骆驼，可是老那么魁梧壮实，一声不出，能在沙漠里慢慢溜达一个星期！他不去找缝子钻，社会上自然给他预备好缝子，要不怎么他老预备着发笑呢。他觉得合适。你看，现在人家是秘书长；做秘书得有本事，他没有；做总长也得有本事，而且不愿用个有本事的秘书长；老孟正合适，他见客，他做代表，他没意见，他没的可泄露，他老笑着，他有四棱脑袋，种种样样他都合适。没人看得起他，因而也没人忌恨他；没人敢不尊敬他，因为他做什么都合适，而且越做地位越高。学问，志愿，天才，性格，都足以限制个人事业的发展；老孟都没有。要得着一切的需先失去一切，就是老孟。这个人的前途不可限量。我看将来的总统是给他预备着的。你爱信不信！”

“他连一点脾气都没有？”

“没有，纯粹顺着自然。你看，那天我找他去，正赶上孟太太又和他吵呢。我一进门，他笑脸相迎的：‘哼，你来得正好，太太也不怎么又炸了。’一点不动感情。我把他约出去洗澡，呵！他那件小褂，多么黑先不用提，破的就像个地板擦子。‘哼，太太老不给做新的嘛。’这只是陈述，并没有不满意的意思。我请他洗了澡，吃了饭，他都觉得好：‘这澡堂子多舒服呀！这饭多好吃呀！’他想不起给钱，他觉得被请合适。他想不起抓外钱，可是他的太太替他收下‘礼物’，他也很高兴：‘多进俩钱也不错！’你看，他歪打正着，正合乎这个时代心理——礼物送给太太，而后老爷替礼物说话。他以自己的糊涂给别人的聪明开开一条路。他觉得合适，别人也觉得合适，他好像是个神秘派的诗人，默默中抓住种种现象下的一致的真理。他抓到——虽然他自己并不知道——自古以来中国人的最高的生命理想。”

“先喝一盅吧？”我让他。

他好像没听见。“这像篇小说不？”

“不大像，主角没有强烈的性格！”我假充懂得文学似的。

“下午的电影大概要吹？”他笑了笑。“再看看樱花去也好。”

“准请看电影。”我给他斟上一盅酒。“孟先生今年多大？”

“比我——想想看——比我大好几岁呢。大概有四十八九吧。干吗？哦，我明白了，你怕他不够做总统的年纪？再过几年，五十多岁，正合适！”

伍四嫂 | 寒谷

伍四嫂正向竹园村牛街的路上走去。

她划算着往年新烟上市鸦片烟的行情，手中有二百两货，一百两打账——这是去年她公公死的时节，入不了棺，托羊乡约讲情，在牛街春竹记号上拉了些麻葛、人造丝、孝白布，两相讲明在今年新烟熟的时节，应当归还春竹记的——鸦片烟每两作价一毛五分。剩下一百两她也打算卖给春竹记，只要肯出公道价钱。照去年新烟的行情来算，每两三毛现金，去年划烟时节下雨，剔庄干坝货还带雨水货呢。就照一两三毛算吧，十两三块，一百两三十块。除了还民国三十年的烟亩捐、丈田费、救国捐、飞机捐、团丁捐，余外的预备给小叔子做衣裳讨媳妇，日子也请东拔（东拔是巫之一种）和天吉择好啦。可不是，自从公婆一死，家里头人手就嫌少，小叔子也老大不小啦，“年过二十五，衣破无人补”，再说女家也催了好几年。假如再延宕下去，女家便要另找主子，那人家说“伍四嫂讨不起小叔子媳妇”，逼得女家另嫁人，岂不羞死人呀。伍四嫂想到这里，踅回头看一看背起一背烟叶子的小叔子，看到烟叶子，她胆气壮了一些。就这一背烟叶子，起码要卖三块钱。有这个，过礼时节，可给女家缝一件麻丝葛的女袄了……

她叫小叔子：“老满，你喜欢蓝色还是紫色？”

老满只顾走，不听见。

一直到黄牛坡摆在眼前，伍四嫂才觉到二百两土压在腰上沉甸甸的。喘着气，上完坡，第三家铺子是春竹记。

伍四嫂松了口气，揩揩额角和脖子上手背上的汗，解下腰间布包，将二百两白花干浆货放在柜台上：“喂，看呀！”木老板不注意，却把眼睛向门外溜。小叔子的烟叶子，歇在铺子门前。牛屎堆边有两只鸡打架，小叔子老满看鸡打架去了。木老板看烟叶子。伍四嫂见木老板爱理不理的神情，小伙计轻佻地噘嘴，心里头就有点慌。往年新烟上市，拿新烟上春竹记，木老板总笑嘻嘻地跑上前来，掀起眼镜看有没有掺着雨水货，能不能假充古土，小伙计你拿铲子，我拿烟刀，掌称的掌称，过秤的过秤，今年却一个二个都懒洋洋的，吃了瞌睡虫似的不作声。伍四嫂望了这个又望那个，不知是怎么回事。待了一会儿，慢慢地木老板才踱着沉重的步子，走到柜台边来，很随便地看一看货，捏一捏，便吩咐小伙计称一百两，又在小伙计的耳朵上，轻轻地说句：“用新称”。

伍四嫂心有点毛，口上拘拘疑疑：“木老板，这是二百两，一哈子归给你家吧。我们是老主顾，我也不上别家去了。”

“世……”

“怎么啦！”

“这一百两我就上了你的大当，还说！吃老虎心胆子那么大，我敢买别的！你这人真坐在鼓里，也不打听打听。”

木老板继续着说，颇有“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的神气，伍四嫂闹半天还是摸不着头脑。

“木老板你打的哪路官话，我真是癞蛤蟆跳井，不懂！不懂！”

“唉，也难怪你们。妇道人家，又住在乡下，今年四道八处闹共产党，什么四川、广西、贵州，都闹得乌烟瘴气的……”

伍四嫂更莫名其妙了，打断了木老板的话头问：“什么公穿党，管烟的……”

“……共产党就是从前的‘金叫花’，到州吃州，过县吃县，专同有钱人有田地的人做对头，懂吧。啊，你想省路又不通，就是到省城，货也不能往外省运，谁家有吃雷胆子，在这年头，做鸦片烟买卖。”

木老板像刘善人初一十五讲圣谕似的讲下去，伍四嫂张着个耳朵听了半天，还是不大明白这个道理。但到后一句话可弄明白了。

“烟不值钱。”

“木老板，烟叶子也归给你家吧，我们是熟人，由你算数，高低点都不要紧。”

伍四嫂还是想实现她的计划，她以为木老板半懂不懂的这片话，无非是生意人的“名堂”，想压下点价钱，她以为这是木老板的计策。

“皇天！真是对驴弹琴，省城的人怕共产党，都往外搬，哪家还向省城发货，不发货不打烟包子，烟叶子你送我都还嫌它占地方呢！”

伍四嫂着急起来了：“真的都不要吗？”

木老板把面孔拉长：“谁骗你。”

“木老板，家里头等着款用，你明白！你行个阴功，修路搭桥，高低点请留下吧。”伍四嫂汪着泪水，向木老板求乞。絮聒了半天，木老板才答应收下。鸦片烟每两作价一毛。伍四嫂在竹园村过称共二百两，到中街一过秤，只有一百八十八两了。伍四嫂只好哑子吃黄连，不作声。木老板肯留下，那是多大的人情呢。一两一毛，八十八两，八块八，除了烟亩捐丈田费、救国捐、飞机捐、团丁捐，净落一块八毛钱，烟叶子卖两毛，一共凑足了两块。

伍四嫂手心捏住两块钱，走回家去，懊丧地走着，想起一切事情皆办不通，她最后便决定了，明天烧夜火时候，请四五个年轻人，一等女家姑娘出来下河洗菜时，就抢。

“老满，你有媳妇了！”

小叔子老满一点儿不明白。只是痴笑。伍四嫂乐了，只顾向前走，一不小心，眼睛看水鸭子打架，摔了一跤。两块洋钱抛到茨篷里去了。伍四嫂心里想：“见鬼。”一面找钱且一面轻轻地骂：“木老板，你就是个匪徒！××××你们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