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作《易》，立象以尽意。意，先天，书之本也；象，后天，书之用也。

与天为徒，与古为徒，皆学书者所有事也。天，当观于其章；古，当观于其变。

周篆委备，如《石鼓》是也。秦篆简直，如《峄山》《琅邪台》等碑是也。其辨可譬之麻冕与纯焉。

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母敬作《博学篇》，皆为小篆。而高、敬之书迄无所存，然安知不即杂于世所传之小篆中耶？卫恒《书势》称李斯篆，并言“汉建初中，扶风曹喜少异于斯，而亦称善”，是喜固伟然足自立者。后世乃传有喜所书之《大风歌》，书体甚非古雅，不问而知为伪物矣。

玉箸之名仅可加于小篆，舒元舆谓“秦丞相斯变仓颉籀文为玉箸篆”是也。顾论其别，则颉籀不可为玉箸；论其通，则分、真、行、草，亦未尝无玉箸之意存焉。

玉箸在前，悬针在后。自有悬针，而波、磔、钩、挑由是起矣。悬针作于曹喜，然籀文却已预透其法。

孙过庭《书谱》云：“篆尚婉而通。”余谓此须婉而愈劲、通而愈节乃可，不然，恐涉于描字也。

篆书要如龙腾凤翥，观昌黎歌《石鼓》可知。或但取整齐而无变化，则椠人优为之矣。

篆之所尚莫过于筋，然筋患其弛，亦患其急。欲去两病，“韧”字乃要诀也。

魏初邯郸生传古文，同时惟卫觊亦善之，余无闻焉。盖古文有字学，有书法，必取相兼，是以难也。虽三代遗器款识，后世亦多有从事者，然但务识字，已矜绝学。使古人复作，其遂餍志也耶？

款识之学，始兴于北宋。欧公《集古录》称刘原父博学好古，能读古人铭识，考知其人事迹，每有所得，必摹其文以见遗。今观《毛伯敦》《龚伯彝》《叔高父煮簋》《伯庶父敦》诸铭，载录中者皆是也。时太常博士杨南仲亦能读古文篆籀，原父释《韩城鼎铭》，公谓与南仲所写时有不同。盖虽未判两家孰是，而古文之难读见矣。郑渔仲《金石略》，自晋姜鼎迄轵家釜，列三代器名二百三十有七，可不谓多乎？然如未详其辞何！

古文字少，故有无偏旁而当有偏旁者，有语本两字而书作一字者。自大小篆兴，孳乳益多，则无事此矣。然大辂之中，椎轮之质固在。

隶与八分之先后同异，辨而愈晦，其失皆坐狭隶而宽分。夫隶体有古于八分者，故秦权上字为隶；有不及八分之古者，故钟、王正书亦为隶。盖隶其通名，而八分统矣。称锤可谓之铁，铁不可谓之称锤。从事隶与八分者，盍先审此。

八分书“分”字有“分数”之“分”，如《书苑》所引蔡文姬论八分之言是也；有“分别”之“分”，如《说文》之解“八”字是也。自来论八分者，不能外此两意。

《书苑》引蔡文姬言：“割程隶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于是为八分书。”此盖以“分”字作“分数”解也。然信如割取之说，虽使八分隶二分篆，其体犹古于他隶，况篆八隶二，不俨然篆矣乎？是可知言之不出于文姬矣。

凡隶体中皆暗包篆体，欲以“分数”论“分”者，当先问程隶是几分书。虽程隶世已无传，然以汉隶逆推之，当必不如《阁帖》中所谓“程邈书直是正书”也。王愔云：“次仲始以古书方广少波势，建初中以隶草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模楷。”吾邱衍《学古编》云：“八分者，汉隶之未有挑法者也。比秦隶则易识，比汉隶则微似篆，若用篆笔作汉隶字，即得之矣。”波势与篆笔，两意难合。洪氏《隶释》言：“汉字有八分，有隶，其学中绝，不可分别。”非中绝也，汉人本无成说也。

王愔所谓“字方八分”者，盖字比于八之分也。《说文》：“八，别也，象分别相背之形。”此虽非为八分言之，而八分之意法具矣。

《开通褒斜道石刻》，隶之古也；《祀三公山碑》，篆之变也。《延光残碑》《夏承碑》《吴天发神谶碑》，差可附于八分篆二分隶之说，然必以此等为八分，则八分少矣。或曰鸿都《石经》乃八分体也。

以参合篆体为八分，此后人亢而上之之言也。以有波势为八分，觉于始制八分情事差近。

由大篆而小篆，由小篆而隶，皆是浸趋简捷，独隶之于八分不然。萧子良谓“王次仲饰隶为八分”，“饰”字有整饬矜严之意。

卫恒《书势》言“隶书者篆之捷”，即继之曰：“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楷法实即八分，而初未明言。直至叙梁鹄弟子毛宏，始云“今八分皆宏法”。可知前此虽有分书，终嫌字少，非出于假借，则易穷于用，至宏乃益之，使成大备耳。

卫恒言“王次仲始作楷法”，指八分也。隶书简省篆法，取便徒隶，其后从流下而忘反，俗陋日甚。譬之于乐，中声以降，五降之后不容弹。故八分者，隶之节也。八分所重在字画有常，勿使增减迁就，上乱古而下入俗，则楷法于是焉在，非徒以波势一端示别矣。

钟繇谓八分书为“章程书”。章程，大抵以其字之合于功令而言耳。汉律以六体试学童，隶书与焉。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是知一代之书必有章程。章程既明，则但有正体而无俗体。其实汉所谓正体，不必如秦；秦所谓正体，不必如周。后世之所谓正体，由古人观之，未必非俗体也。然俗而久，则为正矣。后世欲识汉分孰合功令，亦惟取其书占三从二而已。小篆，秦篆也；八分，汉隶也。秦无小篆之名，汉无八分之名，名之者，皆后人也。后人以籀篆为大，故小秦篆；以正书为隶，故八分汉隶耳。

书之有隶，生于篆，如音之有徵，生于宫。故篆取力弇气长，隶取势险节短，盖运笔与奋笔之辨也。

隶形与篆相反，隶意却要与篆相用。以峭激蕴纡余，以倔强寓款婉，斯征品量。不然，如抚剑疾视，适足以见其无能为耳。

蔡邕作飞白，王僧虔云：“飞白，八分之轻者。”卫恒作散隶，韦续谓“迹同飞白”。顾曰“飞”、曰“白”、曰“散”，其法不惟用之分隶。此如垂露、悬针，皆是篆法，他书亦恒用之。

分数不必用以论分，而可借以论书。汉隶既可当小篆之八分书，是小篆亦大篆之八分书，正书亦汉隶之八分书也。然正书自顾野王本《说文》以作《玉篇》，字体间有严于隶者，其分数未易定之。

未有正书以前，八分但名为隶；既有正书以后，隶不得不名八分。名八分者，所以别于今隶也。欧阳《集古录》于汉曰“隶”，于唐曰“八分”。论者不察其言外微旨，则讥其误也亦宜。

汉《杨震碑》隶体略与后世正书相近，若吴《衡阳太守葛府君碑》则直是正书，故评者疑之。然钟繇正书已在《葛碑》之前，繇之死在魏太和四年，其时吴犹未以长沙西部为衡阳郡也。

唐太宗御撰《王羲之传》曰：“善隶书，为古今之冠。”或疑羲之未有分隶，其实自唐以前，皆称楷字为隶，如东魏《大觉寺碑》题曰“隶书”是也。郭忠恕云：“八分破而隶书出。”此语可引作《羲之传》注。

正书虽统称今隶，而涂径有别。波磔小而钩角隐，近篆者也；波磔大而钩角显，近分者也。楷无定名，不独正书当之。汉北海敬王睦善史书，世以为楷，是大篆可谓楷也。卫恒《书势》云：“王次仲始作楷法”，是八分为楷也。又云：“伯英下笔必为楷”，则是草为楷也。

以篆隶为古，以正书为今，此只是据体而言。其实书之辨全在身分斤两，体其末也。

世言汉刘德升造行书，而晋《卫恒传》但谓“魏初有钟、胡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于刘德升”，初不谓行书自德升造也。至三家之书品，庾肩吾已论次之。盖德升中之上，胡昭上之下，钟繇上之上云。

行书有真行，有草行。真行近真而纵于真，草行近草而敛于草。东坡谓“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行岂可同诸立与走乎？

行书行世之广，与真书略等，篆、隶、草，皆不如之。然从有此体以来，未有专论其法者。盖行者，真之捷而草之详。知真、草者之于行，如绘事欲作碧绿，只须会合青黄，无庸别设碧绿料也。

许叔重谓“汉兴有草书”，卫恒《书势》谓“草书不知作者姓名，至齐相杜度号善作篇”云云，是草固不始于度矣。或又以褚先生补《史记》尝云：“谨论次其真、草诏书，编于左方”，遂谓孝武时已有草书。然解人第以裨谌草创、屈原属草稿例之，且彼以真、草对言，岂孝武时已有真书之目耶？

章草，“章”字乃章奏之“章”，非指章帝，前人论之备矣。世误以为章帝，由见《阁帖》有汉章帝书也。然章草虽非出于章帝，而《阁帖》所谓章帝书者，当由集章草而成。《书断》称张伯英善草书，尤善章草。《阁帖》张芝书末一段，字体方匀，波磔分明，与前数段不同，与所谓章帝书却同。末段乃是章草，而前仅可谓草书。大抵章草用笔结字，取乎有制。孙过庭言“章务检而便”，盖非检不足以敬章也。又如《阁帖》皇象草书，亦章草法。

章草，有史游之章草，盖其《急就章》解散隶体，简略书之，此犹未离平隶也；有杜度之章草，盖章帝爱其草书，令上表亦作草书，是用则章，实则草也。至张伯英善草书，尤善章草，故张怀瓘谓伯英“章则劲骨天纵，草则变化无方”，以示别焉。

黄长睿言分波磔者为章草，非此者但谓之草。昔人亦有谓各字不连绵曰章草、相连绵曰今草者。按草与章草，体宜纯一，世俗书或二者相间，乃所谓“以为龙又无角，谓之蛇又有足”者也。

汉篆《祀三公山碑》“屡”字，下半带行草之势；隶书《杨孟文颂》“命”字，《李孟初碑》“年”字，垂笔俱长两字许，亦与草类。然草已起于建初时，不当强以庄周注郭象也。

萧子良云：“稿书者，董仲舒欲言灾异，稿草未上，即为稿书。”按此所谓“稿”，其字体不可得而知矣。可知者如韦续言“稿者行草之文”，近是。

周兴嗣《千字文》：“杜稿钟隶。”稿之名似乎惟草当之。然黄山谷于颜鲁公《祭伯父濠州刺史文稿》，谓其真、行、草法皆备，可见稿不拘于一格矣。

书家无篆圣、隶圣，而有草圣。盖草之道千变万化，执持寻逐，失之愈远，非神明自得者，孰能止于至善耶？

他书法多于意，草书意多于法。故不善言草者，意法相害；善言草者，意法相成。草之意法，于篆、隶、正书之意法，有对待，有旁通。若行，固草之属也。

移易位置，增减笔画，以草较真有之，以草较草亦有之。学草者移易易知，而增减每不尽解。盖变其短长肥瘦，皆是增减，非止多一笔少一笔之谓也。

草书结体贵偏而得中，偏如上有偏高偏低，下有偏长偏短，两旁有偏争偏让皆是。庸俗行草结字之体尤易犯者，上与左小而瘦，下与右大而肥。其横竖波磔、用笔之轻重亦然。古人草书空白少而神远，空白多而神密；俗书反是。

怀素自述草书所得，谓观夏云多奇峰，尝师之，然则学草者径师奇峰可乎？曰：不可。盖奇峰有定质，不若夏云之奇峰无定质也。

昔人言为书之体须入其形，以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起、若愁、若喜状之，取不齐也。然不齐之中，流通照应，必有大齐者存。故辨草者，尤以书脉为要焉。

草书尤重笔力。盖草势尚险，凡物险者易颠，非具有大力，奚以固之！

草书之笔画，要无一可以移入他书；而他书之笔意，草书却要无所不悟。

地师相地，先辨龙之动不动，直者不动而曲者动，盖犹草书之用笔也。然明师之所谓曲直，与俗师之所谓曲直异矣。

草书尤重筋节，若笔无转换，一直溜下，则筋节亡矣。虽气脉雅尚绵亘，然总须使前笔有结，后笔有起，明续暗断，斯非浪作。

草书渴笔，本于飞白。用渴笔分明认真，其故不自渴笔始。必自每作一字，笔笔皆能中锋双钩得之。正书居静以治动，草书居动以治静。草书比之正书，要使画省而意存，可于争让向背间悟得。

欲作草书，必先释智遗形，以至于超鸿濛，混希夷，然后下笔。古人言“匆匆不及草书”，有以也。

书凡两种：篆、分、正为一种，皆详而静者也；行、草为一种，皆简而动者也。

《石鼓文》，韦应物以为文王鼓，韩退之以为宣王鼓，总不离乎周鼓也。而《通志·金石略序》云：“三代而上，惟勒鼎彝，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始皇欲详其文而用丰碑。”故《金石略》列秦篆之目，以《石鼓》居首。夫谓秦用鼓，事或有之，然未见即为“吾车既工”之鼓，不然，何以是鼓之辞醇字古，与丰碑显异耶？《祀巫咸大湫文》，俗呼《诅楚文》，字体在大、小篆间。论小篆者，谓始于秦而不始于李斯，引此文为证，盖以为秦惠文王时书也。然《通志·金石略》作李斯篆，其必有所考与？

《阁帖》以正书为程邈隶书，盖因张怀瓘有“程邈造字皆真正”之言。然如汉隶《开通褒斜道石刻》，其字何尝不“真正”哉！亦何尝不与后世之正书异也！

汉人书隶多篆少，而篆体方扁，每骎骎欲入于隶。惟《少室》《开母》两石阙铭雅洁有制，差觉上蔡法程于兹未远。

《集古录》跋尾云：“余家集古所录三代以来钟鼎彝器铭刻备有，至后汉以来始有碑文，欲求前汉时碑碣，卒不可得，是则冢墓碑自后汉以来始有也。”案前汉墓碑固无，即他石刻亦少，此鲁孝王之片石所以倍增光价与！

汉碑萧散如《韩敕》《孔宙》，严密如《衡方》《张迁》，皆隶之盛也。若《华山庙碑》，旁礴郁积，浏漓顿挫，意味尤不可穷极。

《华山》《郭泰》《夏承》《郙阁》《鲁峻》《石经》《范式》诸碑，皆世所谓蔡邕书也。《乙瑛》《韩敕》《上尊号》《受禅》诸碑，皆世所谓钟繇书也。邕之死，繇之始仕，皆在献帝初。谈汉碑者，遇前辄归蔡，遇后辄归钟，附会犹为近似。至《乙瑛》《韩敕》二碑，时在钟前，《范式碑》时在蔡后，则尤难解，然前人固有解之者矣。

“蔡邕洞达，钟繇茂密”。余谓两家之书同道，洞达正不容针，茂密正能走马。此当于神者辨之。

称钟繇、梁鹄书者，必推《乙瑛》《孔羡》二碑。盖一则神超，一则骨炼也。《乙瑛碑》时在钟前，自非追立，难言出于钟手，至《孔羡》则更无疑其非梁书者。《上尊号碑》及《受禅碑》，书人为钟为梁，所传无定。其书愈工而垢弥甚，非书之累人，乃人之累书耳。

正、行二体始见于钟书，其书之大巧若拙，后人莫及，盖由于分书先不及也。过庭《书谱》谓“元常不草”，殆亦如伯昏无人所云“不射之射”乎？

崔子玉《草书势》云：“放逸生奇”，又云：“一画不可移。”“奇”与“不可移”合而一之，故难也。今欲求子玉草书，自《阁帖》所摹之外，不少概见。然两言津逮，足当妙迹已多矣。

张伯英草书隔行不断，谓之“一笔书”。盖隔行不断，在书体均齐者犹易，惟大小疏密，短长肥瘦，倏忽万变，而能潜气内转，乃称神境耳。

评钟书者，谓如盛德君子，容貌若愚，此易知也；评张书者，谓如班输构堂，不可增减，此难知也。然果能于钟究拙中之趣，亦渐可于张得放中之矩矣。

晋隶为宋、齐所难继，而《孙夫人碑》及《吕望表》尤为晋隶之最。论者以其峻整、超逸，分比梁、钟，非过也。

索幼安分隶，前人以韦诞、钟繇、卫瓘比之，而尤以草书为极诣。其自作《草书状》云：“或若俶傥而不群，或若自检其常度。”惟俶傥而弥自检，是其所以真能俶傥与？

索靖书如飘风忽举，鸷鸟乍飞，其为沈著痛快极矣。论者推之为北宗，以殴阳信本书为其支派，说亦近是。然三日观碑之事，不足引也。

右军《乐毅论》《画像赞》《黄庭经》《太师箴》《兰亭序》《告誓文》，孙过庭《书谱》论之，推极情意神思之微。在右军为因物，在过庭亦为知本也已。

右军自言见李斯、曹喜、梁鹄等字，见蔡邕《石经》于从弟洽处，复见张昶《华岳碑》，是其书之取资博矣。或第以为王导携《宣示表》过江，辄谓东晋书法不出此表，以隐寓微辞于逸少。盖以见王书不出钟繇之外，而《宣示》之在钟书，又不及十一也。然使平情而论，当不出此。

右军书“不言而四时之气亦备”，所谓“中和诚可经”也。以毗刚毗柔之意学之，总无是处。右军书以二语评之，曰：力屈万夫，韵高千古。

羲之之器量，见于郗公求婿时，东床坦腹，独若不闻，宜其书之静而多妙也。经纶见于规谢公以“虚谈废务，浮文妨要”，宜其书之实而求是也。

唐太宗著《王羲之传论》，谓萧子云无丈夫气，以明逸少之尽善尽美。顾后来名为似逸少者，其无丈夫之气甚于子云，遂致昌黎有“羲之俗书趁姿媚”之句，然逸少不任咎也。

黄山谷云：“大令草书殊迫伯英。”所以中间论书者，以右军草入能品，而大令草入神品。余谓大令擅奇固尤在草，然论大令书，不必与右军相较也。

大令《洛神十三行》，黄山谷谓“宋宣献公、周膳部少加笔力，亦可及此”。此似言之太易，然正以明大令之书，不惟以妍妙胜也。其《保母砖志》，近代虽只有摹本，却尚存劲质之意。学晋书者，固尤当以劲质先之。

清恐人不知，不如恐人知。子敬书高致逸气，视诸右军，其如胡威之于父质乎？

《集古录》谓“南朝士人气尚卑弱，字书工者率以纤劲清媚为佳”。斯言可以矫枉，而非所以持平。南书固自有高古严重者，如陶贞白之流便是，而右军雄强无论矣。

《瘗鹤铭》剥蚀已甚，然存字虽少，其举止历落，气体宏逸，令人味之不尽。书人本难确定主名，其以为出于贞白者，特较言逸少、顾况为近耳。

《瘗鹤铭》用笔隐通篆意，与后魏郑道昭书若合一契，此可与究心南北书者共参之。蔡忠惠乃云：“元魏间尽习隶法，自隋平陈，多以楷隶相参，《瘗鹤文》有楷隶笔，当是隋代书。”其论北书未尝推本于篆，故论《鹤铭》亦未尽肖也。

索征西书，世所奉为北宗者。然萧子云临征西书，世便判作索书，南书顾可轻量也哉？

欧阳《集古录》跋王献之《法帖》云：“所谓法帖者，率皆吊哀，候病，叙暌离，通讯问，施于家人朋友之间，不过数行而已。盖其初非用意，而逸笔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使人骤见惊绝，守而视之，其意态愈无穷尽。至于高文大册，何尝用此！”案高文大册，非碑而何？公之言虽详于论帖，而重碑之意亦见矣。

晋氏初禁立碑，语见任彦昇为范始兴作《求立太宰碑表》。宋义熙初，裴世期表言：“碑铭之作，以明示后昆，自非殊功异德，无以允应兹典。俗敝伪兴，华烦已久，不加禁裁，其敝无已。”则知当日视立碑为异数矣。此禁至齐未弛，故范表之所请，卒寝不行。北朝未有此禁，是以碑多。窦暨《述书赋》列晋、宋、齐、梁、陈至一百四十五人。向使南朝无禁，安知碑迹之盛不驾北而上之耶？

西晋索靖、卫瓘善书齐名。靖本传言“瓘笔胜靖，然有楷法远不及靖”，此正见论两家者不可觭为轻重也。瓘之书学上承父觊，下开子恒，而靖未详受授。要之，两家皆并笼南北者也。渡江以来，王、谢、郗、庾四氏，书家最多，而王家羲、献，世罕伦比，遂为南朝书法之祖。其后擅名，宋代莫如羊欣，实亲受于子敬；齐莫如王僧虔，梁莫如萧子云，渊源俱出二王；陈僧智永，尤得右军之髓。惟善学王者，率皆本领是当。苟非骨力坚强，而徒摹拟形似，此北派之所由诮南宗与？

论北朝书者，上推本于汉、魏，若《经石峪大字》《云蜂山五言》《郑文公碑》《刁惠公志》，则以为出于《乙瑛》；若《张猛龙》《贾使君》《魏灵藏》《杨大眼》诸碑，则以为出于《孔羡》。余谓若由前而推诸后，唐褚、欧两家书派，亦可准是辨之。

欧阳公跋东魏《鲁孔子庙碑》云：“后魏、北齐时书多如此，笔画不甚佳，然亦不俗，而往往相类。疑其一时所尚，当自有法。”跋北齐《常山义七级碑》云：“字画佳，往往有古法。”余谓北碑固长短互见，不容相掩，然所长已不可胜学矣。

北朝书家莫盛于崔、卢两氏。《魏书·崔元伯传》详元伯之善书云：“元伯祖悦，与范阳卢谌并以博艺著名。谌法钟繇，悦法卫瓘，而俱习索靖之草，皆尽其妙。谌传子偃，偃传子邈；悦传子氵朁，氵朁传元伯；世不替业。故魏初重崔、卢之书。”观此，则崔、卢家风岂下于南朝羲、献哉！惟自隋以后，唐太宗表章右军，明皇笃志大令《桓山颂》，其批答至有“桓山之颂，复在于兹”之语。及宋太宗复尚二王，其命翰林侍书王著摹《阁帖》，虽博取诸家，归趣实以二王为主。以故艺林久而成习，与之言羲、献，则怡然；与之言悦、谌，则惘然。况悦、谌以下者乎！

篆尚婉而通，南帖似之；隶欲精而密，北碑似之。北书以骨胜，南书以韵胜。然北自有北之韵，南自有南之骨也。

南书温雅，北书雄健。南如袁宏之牛渚讽咏，北如斛律金之《剌勒歌》。然此只可拟一得之士，若母群物而腹众才者，风气固不足以限之。

蔡君谟识隋丁道护《启法寺碑》云：“此书兼后魏遗法。隋、唐之交，善书者众，皆出一法，道护所得最多。”欧阳公于是碑跋云：“隋之晚年，书家尤盛。吾家率更与虞世南，皆当时人也，后显于唐，遂为绝笔。余所集录开皇、仁寿、大业时碑颇多，其笔画率皆精劲。”由是言可知欧、虞与道护若合一契，而魏之遗法所被广矣。推之隋《龙藏寺碑》，欧阳公以为字画遒劲，有欧、虞之体。后人或谓出东魏《李仲璇》《敬显俊》二碑，盖犹此意，惜书人不可考耳。

永禅师书，东坡评以“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则其实境超诣为何如哉！今摹本《千文》，世尚多有，然律以东坡之论，相去不知几由旬矣。

李阳冰学《峄山碑》，得《延陵季子墓题字》而变化。其自论书也，谓于天地山川、日月星辰、云霞草木、文物衣冠皆有所得。虽未尝显以篆诀示人，然已示人毕矣。

李阳冰篆活泼飞动，全由力能举其身。一切书皆以身轻为尚，然除却长力，别无轻身法也。

唐碑少大篆，赖《碧落碑》以补其阙。然凡书之所以传者，必以笔法之奇，不以托体之古也。李肇《国史补》言李阳冰见此碑，寝卧其下，数日不能去。论者以为阳冰篆笔过于此碑，不应倾服至此，则亦不然。盖人无阳冰之学，焉知其所以倾服也？即其书不及阳冰，然右军书师王廙，及其成也，过廙远甚。青出于蓝，事固多有。谓阳冰必蔑视此碑，夫岂所以为阳冰哉！至书者或为陈惟玉，或为李撰，前人已不能定矣。

元吾邱衍谓李阳冰即杜甫甥李潮，论者每不然之。观《唐书·宰相世系表》，赵郡李氏雍门子，长湜，次澥字坚冰，次阳冰。潮之为名，与湜、澥正复相类，阳冰与坚冰似皆为字，或始名潮字阳冰，后以字为名，而别字少温，未可知也。且杜诗云“况潮小篆逼秦相”，而欧阳《集古录》未有潮篆，郑渔仲《金石略》于唐篆家，阳冰外但列唐元度、李庚、王遹诸人，亦不及潮，何也？

李阳冰篆书，自以为“斯翁之后，直至小生”。然欧阳《集古录》论唐篆，于阳冰之前称王遹，于其后称李灵省，则当代且非无人，而况于古乎？

唐八分，杜诗称韩择木、蔡有邻、李潮三家，欧阳六一合之史维则，称四家。四家书之传世者，史多于韩，韩多于蔡，李惟《慧义寺弥勒像碑》《彭元曜墓志》，载于赵氏《金石录》，何寥寥也！吾邱衍疑潮与阳冰为一人，则篆既盛传，分虽少，可无憾矣。

欧阳文忠于唐八分，尤推韩、史、李、蔡四家。夫四家固卓为书杰，而四家外若张璪、瞿令问、顾戒奢、张庭珪、胡证、梁升卿、韩秀荣、秀弼、秀实、刘升、陆坚、李著、周良弼、史镐、卢晓，各以能鸣，亦未可谓“余子碌碌”也。近代或专言汉分，比唐于“自郐以下”，其亦过矣。

唐隶规模出于魏碑者十之八九，其骨力亦颇近之。大抵严整警策是其所长。

论唐隶者，谓唐初欧阳询、薛纯陁，殷仲容诸家，汉、魏遗意尚在，至开元间，则变而即远。此以气格言也。然力量在人，不因时异，更当观之。

言隶者，多以汉为古雅幽深，以唐为平满浅近。然蔡有邻《尉迟迥碑》，《广川书跋》谓当与鸿都《石经》相继，何尝于汉、唐过分畛域哉！至有邻《兴唐寺石经藏赞》，欧阳公谓与三代器铭何异，论虽似过，亦所谓“以我不平破汝不平”也。

后魏孝文《吊比干墓文》，体杂篆、隶，相传为崔浩书。东魏李仲璇《修孔子庙碑》，隋《曹子建碑》，皆衍其流者也。唐《景龙观钟铭》盖亦效之，然颇能节之以礼。

唐僧怀仁集《圣教序》古雅有渊致，黄长睿谓“碑中字与右军遗帖所有者，纤微克肖”。今遗帖之是非难辨，转以此证遗帖可矣。或言怀仁能集此序，何以他书无足表见。然更何待他书之表见哉！

学《圣教》者致成为院体，起自唐吴通微，至宋高崇望、白崇矩益贻口实。故苏、黄论书，但盛称颜尚书、杨少师，以见与《圣教》别异也。其实颜、杨于《圣教》，如禅之翻案，于佛之心印，取其明离暗合，院体乃由死于句下，不能下转语耳。小禅自缚，岂佛之过哉！

唐人善集右军书者，怀仁《圣教序》外，推僧大雅之《吴文碑》。《圣教》行世，固为尤盛，然此碑书足备一宗。盖《圣教》之字虽间有峭势，而此则尤以峭尚，想就右军书之峭者集之耳。唐太宗御制《王羲之传》曰：“势如斜而反正。”观此乃益有味其言。

虞永兴书出于智永，故不外耀锋芒而内涵筋骨。徐季海谓欧、虞为鹰隼。欧之为鹰隼易知，虞之为鹰隼难知也。

学永兴书，第一要识其筋骨胜肉。综昔人所以称《庙堂碑》者，是何精神！而展转翻刻，往往入于肤烂，在今日则转不如学《昭仁寺碑》矣。

论唐人书者，别欧、褚为北派，虞为南派。盖谓北派本隶，欲以此尊欧、褚也。然虞正自有篆之玉箸意，特主张北书者不肯道耳。

王绍宗书似虞伯施，观《王徵君青石铭》可见。绍宗与人书，尝言“鄙夫书无工者”，又言“吴中陆大夫尝以余比虞君，以不临写故也”。数语乃书家真实义谛，不知者则以为好作胜解矣。

率更《化度寺碑》笔短意长，雄健弥复深雅，评者但谓是直木曲铁法，如介胄有不可犯之色，未尽也。或移以评兰台《道因》，则近耳。

大小欧阳书并出分隶，观兰台《道因碑》有批法，则显然隶笔矣。或疑兰台学隶，何不尽化其迹？然初唐犹参隋法，不当以此律之。

东坡评褚河南书“清远萧散”。张长史告颜鲁公述河南之言，谓“藏锋画乃沈著”。两说皆足为学褚者之资，然有看绣度针之别。

褚河南书为唐之广大教化主，颜平原得其筋，徐季海之流得其肉。而季海不自谓学褚未尽，转以翚翟为讥，何悖也！

褚书《伊阙佛龛碑》兼有欧、虞之胜，至慈恩《圣教》，或以王行满《圣教》拟之。然王书虽缜密流动，终逊其逸气也。

唐欧、虞两家书各占一体。然上而溯之，自东魏《李仲璇》《敬显俊》二碑，已可观其会通，不独欧阳六一以“有欧、虞体”评隋《龙藏寺》也。

欧、虞并称，其书方圆刚柔交相为用。善学虞者和而不流，善学欧者威而不猛。

欧、褚两家并出分隶，于遒逸二字各得所近。若借古书评评之，欧其如龙威虎震，褚其如鹤游鸿戏乎？

虞永兴掠磔亦近勒努，褚河南勒努亦近掠磔，其关捩隐由篆隶分之。

陆柬之之书浑劲，薛稷之书清深。陆出于虞，薛出于褚，世或称欧、虞、褚、薛，或称欧、虞、褚、陆。得非以宗尚之异，而漫为轩轾耶？

唐初欧、虞、褚外，王知敬、赵模两家书皆精熟遒逸，在当时极为有名。知敬书《李靖碑》，模书《高士廉碑》，既已足征意法，而同时有书佳而不著书人之碑，潜鉴者每谓出此两家之手。书至于此，犹不得侪欧、虞之列，此登岳者所以必凌绝顶哉！

孙过庭草书，在唐为善宗晋法。其所书《书谱》，用笔破而愈完，纷而愈治，飘逸愈沈著，婀娜愈刚健。

孙过庭《书谱》谓“古质而今妍”，而自家书却是妍之分数居多，试以旭、素之质比之自见。

李北海书气体高异，所难尤在一点一画皆如抛砖落地，使人不敢以虚憍之意拟之。

李北海书以拗峭胜，而落落不涉作为。昧其解者有意低昂，走入佻巧一路，此北海所谓“似我者俗，学我者死”也。

李北海、徐季海书多得异势，然所恃全在笔力。东坡论书谓“守驳莫如跛”，余亦谓用跛莫如骏焉。

过庭《书谱》称右军书“不激不厉”，杜少陵称张长史草书“豪荡感激”，实则如止水、流水，非有二水也。

张长史真书《郎官石记》，东坡谓“作字简远，如晋、宋间人”，论者以为知言。然学张草者，往往未究其法，先挟狂怪之意。岂知草固出于其真，而长史之真何如哉？山谷言“京、洛间人，传摹狂怪字，不入右军父子绳墨者，皆非长史笔”。审此而长史之真出矣。

学草书者探本于分隶二篆，自以为不可尚矣。张长史得之古钟鼎铭科斗篆，却不以奇见之。此其视彼也，不犹海若之于河伯耶？

韩昌黎谓张旭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此语似奇而常。夫鬼神之道，亦不外屈信阖辟而已。

长史、怀素皆祖伯英今草。长史《千文》残本，雄古深邃，邈焉寡俦。怀素大小字《千文》，或谓非真，顾精神虽逊长史，其机势自然，当亦从原本脱胎而出；至《圣母帖》，又见与二王之门庭不异也。

张长史书悲喜双用，怀素书悲喜双道。

旭、素书可谓谨严之极。或以为颠狂而学之，与宋向氏学盗何异？旭、素必谓之曰：若失颠狂之道至此乎？

颜鲁公书，自魏、晋及唐初诸家皆归隐括。东坡诗有“颜公变法出新意”之句，其实变法得古意也。

颜鲁公正书，或谓出于北碑《高植墓志》及穆子容所书《太公吕望表》，又谓其行书与《张猛龙碑》后行书数行相似，此皆近之。然鲁公之学古，何尝不多连博贯哉？

欧、虞、褚三家之长，颜公以一手擅之。使欧见《郭家庙碑》，虞、褚见《宋广平碑》，必且抚心高蹈，如师襄之发叹于师文矣。

鲁公书《宋广平碑》，纡余蕴藉，令人昧之无极，然亦实无他奇，只是从《梅花赋》传神写照耳。至前人谓其从《瘗鹤铭》出，亦为知言。

《坐位帖》，学者苟得其意，则自运而辄与之合，故评家谓之方便法门。然必胸中具旁礴之气，腕间赡真实之力，乃可语庶乎之诣。不然，虽字摹画拟，终不免如庄生所谓似人者矣。

颜鲁公书，书之汲黯也。阿世如公孙弘，舞智如张汤，无一可与并立。

或问：颜鲁公书何似？曰：似司马迁。怀素书何似？曰：似庄子。曰：不以一沈著、一飘逸乎？曰：必若此言，是谓马不飘逸，庄不沈著也。

苏灵芝书，世或与李泰和、颜清臣、徐季海并称。然灵芝书但妥帖舒畅，其于李之倜傥、颜之雄毅、徐之韵度皆远不能逮，而所书之碑甚多。欧阳六一谓唐有写经手。如灵芝者，亦可谓唐之写碑手矣？

柳诚悬书，《李晟碑》出欧之《化度寺》，《玄秘塔》出颜之《郭家庙》，至如《沂州普照寺碑》，虽系后人集柳书成之，然“刚健含婀娜”，乃与褚公神似焉。

裴公美书，大段宗欧，米襄阳评之以“真率可爱”。“真率”二字最为难得，陶诗所以过人者在此。

秦碑力劲，汉碑气厚，一代之书无有不肖乎一代之人与文者。《金石略序》云：“观晋人字画，可见晋人之风猷；观唐人书踪，可见唐人之典则。”谅哉！

五代书，苏、黄独推杨景度。今但观其书之尤杰然者，如《大仙帖》，非独势奇力强，其骨里谨严，真令人无可寻闲。此不必沾沾于摹颜拟柳，而颜柳之实已备矣。

杨景度书，机括本出于颜，而加以不衫不履，遂自成家。然学杨者，尤贵笔力足与抗行，不衫不履，其外焉者也。

欧阳公谓，徐铉与其弟锴“皆能八分小篆，而笔法颇少力”。黄山谷谓鼎臣篆“气质高古，与阳冰并驱争先”。余谓二公皆据偶见之徐书而言，非其书之本无定品也。必两言皆是，则惟取其高古可耳。

徐鼎臣之篆正而纯，郭恕先、僧梦英之篆奇而杂。英固方外，郭亦畸人，论者不必强以徐相絜度也。英论书，独推郭而不及徐。郭行素狂，当更少所许可。要之，徐之字学冠绝当时，不止逾于英、郭。或不苛字学而但论书才，则英、郭固非徐下耳。

欧阳公谓“唐世人人工书，今士大夫忽书为不足学，往往仅能执笔”。此盖叹宋正书之衰也。而分书之衰更甚焉。其善者，郭忠恕以篆古之笔益为分隶，独成高致。至如嗣端、云胜两沙门，并以隶鸣。嗣端尚不失唐人遗矩，云胜仅堪取给而已。金党怀英既精篆籀，亦工隶法，此人惜不与稼轩俱南耳。

北宋名家之书，学唐各有所尤近。苏近颜，黄近柳，米近褚，惟蔡君谟之所近颇非易见，山谷盖谓其真行简札，能入永兴之室云。

蔡君谟书，评者以为宋之鲁公。此独其大楷则然耳，然亦不甚似也。山谷谓君谟《渴墨帖》仿佛似晋、宋间人书，颇觇微趣。

东坡诗如华严法界，文如万斛泉源，惟书亦颇得此意，即行书《醉翁亭记》便可见之。其正书字间栉比，近颜书《东方画赞》者为多，然未尝不自出新意也。

《端州石室记》，或以为张庭珪书，或以为李北海书。东坡正书，有其傲岸旁礴之气。

黄山谷论书，最重一“韵”字。盖俗气未尽者，皆不足以言韵也。观其书嵇叔夜诗与侄枿，称其诗无一点尘俗气，因言“士生于世可以百为，惟不可俗，俗便不可医。”是则其去俗务尽也，岂惟书哉！即以书论，识者亦觉《鹤铭》之高韵，此堪追嗣矣。

米元章书，大段出于河南，而复善摹各体。当其刻意宗古，一时有“集字”之讥。迨既自成家，则惟变所适，不得以辙迹求之矣。

米元章书脱落凡近，虽时有谐气，而谐不伤雅，故高流鲜或訾之。

宋薛绍彭道祖书得二王法，而其传也，不如唐人高止臣、张少悌之流。盖以其时苏、黄方尚变法，故循循晋法者见绌也。然如所书楼观诗，雅逸足名后世矣。

或言游定夫先生多草书，于其人似乎未称。曰：草书之律至严，为之者不惟胆大，而在心小。只此是学，岂独正书然哉！书重用笔，用之存乎其人。故善书者用笔，不善书者为笔所用。

蔡中郎《九势》云：“令笔心常在点画中行。”后如徐铉小篆，画之中心有一缕浓墨正当其中，至于屈折处，亦当中，无有偏侧处，盖得中郎之遗法者也。

每作一画，必有中心，有外界。中心出于主锋，外界出于副毫。锋要始中终俱实，毫要上下左右皆齐。

起笔欲斗峻，住笔欲峭拔，行笔欲充实，转笔则兼乎住、起、行者也。

逆入，涩行，紧收，是行笔要法。如作一横画，往往末大于本，中减于两头，其病坐不知此耳。竖、撇、捺亦然。

笔心，帅也；副毫，卒徒也。卒徒更番相代，帅则无代。论书者每曰“换笔心”，实乃换向，非换质也。

张长史书，微有点画处，意态自足。当知微有点画处，皆是笔心实实到了；不然，虽大有点画，笔心却反不到，何足之可云！

中锋、侧锋、藏锋、露锋、实锋、虚锋、全锋、半锋，似乎锋有八矣。其实中、藏、实、全，只是一锋；侧、露、虚、半，亦只是一锋也。中锋画圆，侧锋画扁。舍锋论画，足外固有迹耶？

书用中锋，如师直为壮，不然，如师曲为老。兵家不欲自老其师，书家奈何异之。

要笔锋无处不到，须是用逆字诀。勒则锋右管左，努则锋下管上，皆是也。然亦只暗中机括如此，著相便非。

书以侧、勒、努、、策、掠、啄、磔为八法。凡书下笔多起于一点，即所谓侧也。故侧之一法，足统余法。欲辨锋之实与不实，观其侧则思过半矣。

画有阴阳。如横则上面为阳，下面为阴；竖则左面为阳，右面为阴。惟毫齐者能阴阳兼到，否则独阳而已。

书能笔笔还其本分，不稍闪避取巧，便是极诣。“永”字八法，只是要人横成横、竖成竖耳。

蔡中郎云：“笔软则奇怪生焉。”余按此一“软”字有独而无对，盖能柔能刚之谓软，非有柔无刚之谓软也。

凡书要笔笔按，笔笔提。辨按尤当于起笔处，辨提尤当于止笔处。

书家于“提”、“按”两字，有相合而无相离。故用笔重处正须飞提，用笔轻处正须实按，始能免堕、飘二病。

书有振、摄二法：索靖之笔短意长，善摄也；陆柬之之节节加劲，善振也。

行笔不论迟速，期于备法。善书者虽速而法备，不善书者虽迟而法遗。然或遂贵速而贱迟，则又误矣。

古人论用笔，不外“疾”、“涩”二字。涩，非迟也；疾，非速也。以迟速为疾涩，而能疾涩者无之。

用笔者皆习闻涩笔之说，然每不知如何得涩。惟笔方欲行，如有物以拒之，竭力而与之争，斯不期涩而自涩矣。涩法与战掣同一机窍，第战掣有形，强效转至成病，不若涩之隐以神运耳。

笔有用完，有用破。屈玉垂金，古槎怪石，于此别矣。

书以笔为质，以墨为文。凡物之文见乎外者，无不以质有其内也。

孙子云：“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此意通之于结字，必先隐为部署，使立于不败而后下笔也。字势有因古，有自构。因古难新，自构难稳，总由先机未得焉耳。

欲明书势，须识九宫。九宫尤莫重于中宫，中宫者，字之主笔是也。主笔或在字心，亦或在四维四正，书著眼在此，是谓识得活中宫。如阴阳家旋转九宫图位，起一白，终九紫，以五黄为中宫，五黄何尝必在戊己哉！

画山者，必有主峰为诸峰所拱向；作字者，必有主笔为余笔所拱向。主笔有差，则余笔皆败，故善书者必争此一笔。

字之为义，取孳乳浸多。言孳乳，则分形而同气可知也。故凡书之仰承俯注，左顾右盼，皆欲无失其同焉而已。

结字疏密，须彼此互相乘除，故疏不嫌疏，密不嫌密也。然乘除不惟于疏密用之。

字形有内抱，有外抱。如上下二横，左右两竖，其有若弓之背向外弦向内者，内抱也；背向内弦向外者，外抱也。篆不全用内抱，而内抱为多；隶则无非外抱。辨正、行、草书者，以此定其消息，便知于篆隶孰为出身矣。

字体有整齐，有参差。整齐取正应也，参差取反应也。

书要曲而有直体，直而有曲致。若弛而不严，剽而不留，则其所谓曲直者误矣。

书一于方者，以圆为模棱；一于圆者，以方为径露。盍思地矩天规，不容偏有取舍。

书宜平正，不宜欹侧。古人或偏以欹侧胜者，暗中必有拨转机关者也。《画诀》有“树木正，山石倒；山石正，树木倒”，岂可执一石一木论之？

论书者谓晋人尚意，唐人尚法，此以觚棱间架之有无别之耳。实则晋无觚棱间架，而有无觚棱之觚棱，无间架之间架，是亦未尝非法也；唐有觚棱间架，而诸名家各自成体，不相因袭，是亦未尝非意也。

书之章法有大小。小如一字及数字，大如一行及数行、一幅及数幅，皆须有相避相形、相呼相应之妙。凡书，笔画要坚而浑，体势要奇而稳，章法要变而贯。

书之要，统于“骨气”二字。骨气而曰洞达者，中透为洞，边透为达。洞达则字之疏密肥瘦皆善，否则皆病。

字有果敢之力，骨也；有含忍之力，筋也。用骨得骨，故取指实；用筋得筋，故取腕悬。

卫瓘善草书，时人谓瓘得伯英之筋，犹未言骨，卫夫人《笔阵图》乃始以“多骨丰筋”并言之。至范文正《祭石曼卿文》有“颜筋柳骨”之语，而筋骨之辨愈明矣。

书少骨则致诮墨猪。然骨之所尚，又在不枯不露。不然，如髑髅固非少骨者也。

骨力形势，书家所宜并讲。必欲识所尤重，则唐太宗已言之，曰：“求其骨力，而形势自生。”书要兼备阴阳二气。大凡沈著屈郁，阴也；奇拔豪达，阳也。

高韵深情，坚质浩气，缺一不可以为书。

凡论书气，以士气为上。若妇气、兵气、村气、市气、匠气、腐气、伧气、俳气、江湖气、门客气、酒肉气、蔬笋气，皆士之弃也。书要力实而气空。然求空必于其实，未有不透纸而能离纸者也。

书要心思微，魄力大。微者条理于字中，大者旁礴乎字外。

笔画少处，力量要足以当多；瘦处，力量要足以当肥。信得“多少”、“肥瘦”形异而实同，则书进矣。

司空表圣之《二十四诗品》，其有益于书也，过于庾子慎之《书品》。盖庾《品》只为古人标次第，司空《品》足为一己陶胸次也。此惟深于书而不狃于书者知之。

书与画异形而同品。画之意象变化，不可胜穷，约之，不出神、能、逸、妙四品而已。

论书者曰“苍”，曰“雄”，曰“秀”，余谓更当益一“深”字。凡苍而涉于老秃，雄而失于粗疏，秀而入于轻靡者，不深故也。

灵和殿前之柳，令人生爱；孔明庙前之柏，令人起敬。以此论书，取姿致何如尚气格耶？

学书者始由不工求工，继由工求不工。不工者，工之极也。《庄子·山木篇》曰：“既雕既琢，复归于朴。”善夫！

怪石以丑为美，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一“丑”字中，邱壑未易尽言。俗书非务为妍美，则故托丑拙。美丑不同，其为为人之见一也。

书家同一尚熟，而熟有精粗深浅之别，惟能用生为熟，熟乃可贵。自世以轻俗滑易当之，而真熟亡矣。

书非使人爱之为难，而不求人爱之为难。盖有欲无欲，书之所以别人天也。

学书者务益不如务损，其实损即是益。如去寒去俗之类，去得尽，非益而何？书要有为，又要无为，脱略、安排俱不是。

《洛书》为书所托始。《洛书》之用，五行而已；五行之性，五常而已。故书虽学于古人，实取诸性而自足者也。书，阴阳刚柔不可偏陂。大抵以合于《虞书》“九德”为尚。

扬子以书为心画，故书也者，心学也。心不若人，而欲书之过人，其勤而无所也宜矣。

写字者，写志也。故张长史授颜鲁公曰：“非志士高人，讵可与言要妙！”

宋画史解衣槃礴，张旭脱帽露顶，不知者以为肆志，知者服其用志不纷。笔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是则理性情者，书之首务也。

钟繇笔法曰：“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右军《兰亭序》言“因寄所托”，“取诸怀抱”，似亦隐寓书旨。

张融云：“非恨臣无二王法，恨二王无臣法。”余谓但观此言，便知其善学二王。傥所谓见过于师，仅堪传授者耶？

唐太宗论书曰：“吾之所为，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虞世南作《笔髓》，其一为《辨意》。盖书虽重法，然意乃法之所受命也。

东坡论吴道子画“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推之于书，但尚法度与豪放，而无新意妙理，末矣。学书通于学仙，炼神最上，炼气次之，炼形又次之。

书贵入神，而神有我神、他神之别。入他神者，我化为古也；入我神者，古化为我也。

观人于书，莫如观其行草。东坡论传神，谓“具衣冠坐，敛容自持，则不复见其天”。《庄子·列御寇》篇云：“醉之以酒而观其则”，皆此意也。

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贤哲之书温醇，俊雄之书沈毅，畸士之书历落，才子之书秀颖。书可观识。笔法字体，彼此取舍各殊，识之高下存焉矣。

揖让骑射，两人各善其一，不如并于一人。故书以才度相兼为上。

书尚清而厚，清厚要必本于心行。不然，书虽幸免薄浊，亦但为他人写照而已。

书当造乎自然。蔡中郎但谓书肇于自然，此立天定人，尚未及乎由人复天也。

学书者有二观：曰观物，曰观我。观物以类情，观我以通德。如是则书之前后莫非书也，而书之时可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