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司马迁的性格之本质

李陵案的悲剧是必然发生的。首先是由于司马迁的性格。我们试想想看吧，假定司马迁没受过儒家的薰陶，十岁时不曾去学孔安国的古文《尚书》，二十岁前也不曾去接触董仲舒的公羊派《春秋》，壮游时也不曾到齐鲁去练习乡射，后来也不曾到大行礼官去看三代损益的“礼”，甚而根本没有一个让他“祗回留之，不能去云”的孔子，就是有，他根本也不曾晓得，那末，他将是一个什么人物呢？我想，他恐怕是一个再放诞也没有的人物，像庄周；他恐怕是一个再多情也没有的人物，像屈原；他恐怕是一个再任性也没有的人物，可以超过陶潜了。

不过，事实上，他笼罩于孔子的精神之下了，他的横溢的天才，已经像泛滥的河流一样，终于入了一个峻峭的岩壁中了！

虽然如此，他的本来面目还是时隐时现的。孔子的精神是理性的——纵然根底上也不尽然；但司马迁终于是情感的。孔子的趣味，表现而为雅，这是古典的；但司马迁的趣味，表现出来，却是奇，这却是浪漫的了。

他的情感极浓烈，平常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极苦闷、极寂寞的郁结的烦恼在；德文所谓Leidenschaft，最足以表现他这种心情。

他这种情感，又不止是愤懑的、破坏的而已，却同时是极为积极，极为同情，对一切美丽的，则有着极度的热爱，而不能平淡。他对于孔子吧，称为“至圣”，称“心乡往之”，称“想见其为人”，称“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对于屈原吧，称“能无怨乎”？称“盖自怨生也”，称“悲其志”，称“未尝不垂涕”；就是对于季札，也称“何其闳览博物君子”；对于韩非，也称“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对于苏秦，竟也说“毋令独被恶声”；对于游侠，更说“自秦以前，湮灭不见，余甚恨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没有一个地方没有同情，没有一个地方没有深挚的怀念！至于他废书而叹的时候，更非常多，他读到《孟子》“何以利吾国”，废书而叹；他读乐毅《报燕王书》，废书而叹；他读到功令，广厉学官之路，也废书而叹；他读《虞书》，“至于君臣相敕，维是几安，而股肱不良，万事堕坏”（《乐书》），又未尝不垂涕——他的情感像准备爆发着的火山一样，时时会喷放出来！

他之作《史记》，也决不像一个普通平静的学者似的，可以无动于中而下笔者，看他的《自序》，“嘉伯之让，作《吴世家》”；“嘉父之谋，作《齐太公世家》”；“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李耳无为自化，清净自正，韩非揣事情，循势理，作《老子韩非列传》”；“天下患衡秦无厌，而苏子能存诸侯，约从以抑贪强，作《苏秦列传》”；“六国既从亲，而张仪能明其说，复散解诸侯，作《张仪列传》”；“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唯信陵君为能行之，作《魏公子列传》”；“勇于当敌，仁爱士卒，号令不烦，师徒乡之，作《李将军列传》”；几乎没有一篇不是基于一种感情而去着手了的。

情感者，才是司马迁的本质。他的书是赞叹，是感慨，是苦闷，是情感的宣泄，总之，是抒情的而已！不惟抒自己的情，而且代抒一般人的情。这就是他之伟大处！不了解情感生活的人，不能读司马迁的书！许多责备司马迁的人，可以休矣！

因为司马迁是这样情感的，所以对于李陵的遭遇，不能不大声疾呼。加之，他的诚坦，使他不会说违心之论，使他不能（也不肯）观测上峰的颜色；他的正义感，更使他不能怯懦地有所含蓄或隐藏。所以，李陵案便决不是偶然的了！

二　好奇与爱才

李陵案之必然性，还不止上面所说的而已。

原来司马迁一生最大的特点是好奇——一种浪漫精神之最露骨的表现。

最早提到司马迁好奇的是扬雄。扬雄生于公元前五二年，死于纪元后十八年。他之生，距司马迁之死只有三四十年。他的话是好极了：“多爱不忍，子长也！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法言·君子篇》）多爱不忍，是司马迁的同情之广处，爱奇，尤其是司马迁的浪漫性格之核心。后来唐朝作《史记索隐》的司马贞也说：“其人好奇而词省，故事核而文微。”（《史记索隐后序》）

因为好奇，所以他在二十岁，在现在也不过一个高中学生的学龄，就遍游全国，而且专门“探禹穴”，“窥九嶷”，“浮沅湘”，“厄困鄱、薛、彭城”，过一种冒险而浪漫的生涯了。因为好奇，所以他的文字疏疏落落，句子极其参差，风格极其丰富而变化，正像怪特的山川一样，无一处不是奇境，又像诡幻的天气一样，无一时一刻不是兼有和风丽日、狂雨骤飙、雷电和虹！

司马迁爱一切奇，而尤爱人中之奇。人中之奇，就是才。司马迁最爱才。司马迁常称他爱的才为奇士。例如：“武帝立，求贤良，举冯唐，唐时年九十馀，不能复为官；乃以唐子冯遂为郎，遂字王孙，亦奇士，与余善。”（《张释之冯唐列传》）

他对一切有才能的人，不论古今，一律在爱着。古代的是周公、召公，所以他对于李斯的惋惜，就是没做到周召，“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对于韩信的同情，也是认为他伐功矜能，不能做周、召，“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对于周勃的称赞，也以周公拟之，“及从高祖定天下，在将相位，诸吕欲作乱，勃匡国家难，复之乎正，虽伊尹、周公，何以加哉？”

在近代人中，则萧、曹、陈平之才，都是他推许的。他说：“申屠嘉可谓刚毅守节矣，然无术学，殆与萧、曹、陈平异矣。”（《张丞相列传》）其实这般人在人格上本来未必多末高的，但在才能上，都是不凡的；只要在才能上不凡，就为司马迁所欣赏了——像欣赏一种奇花异草然。这数人中，尤其是陈平，司马迁更倾倒地说：“陈丞相平，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方其割肉俎上之时，其意固已远矣。倾侧扰攘楚魏之间，卒归高帝，常出奇计，救纷纠之难，振国家之患。及吕后时，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脱，定宗庙，以荣名终，称贤相，岂不善始善终哉？非知谋，孰能当此者乎！”

司马迁之爱才，是爱到这样的地步，就是在他所痛恨的人物之中，他也仍抑不下对于“才”的品评。以司马迁那样多情的人，当然最恨冷板板的法家，可是他对于韩非仍是极其赞叹着。以司马迁身受酷吏之毒手，对酷吏应该是死敌了，可是他的《酷吏列传》，对酷吏仍按人才的眼光分出了高下：“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为声。然郅都伉直，引是非，争天下大体；张汤以知阴阳，人主与俱上下，时数辩当否，国家赖其便；赵禹时据法守正，杜周从谀，以少言为重。自张汤死后，网密，多诋严，官事寖以耗废，九卿碌碌奉其官，救过不赡，何暇论绳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足以为戒，方略教导，禁奸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质有其文武焉；虽惨酷，斯称其位矣。至若蜀守冯当暴挫，广汉李贞擅磔人，东郡弥仆锯项，天水骆璧推成，河东褚广妄杀，京兆无忌，冯翊殷周蝮鸷，水衡阎奉扑击卖请，何足数哉！何足数哉！”司马迁不但在这里忘了仇恨和憎恶，评论起他们的人才来了，而且后来在《自序》中竟说：“民背本多巧，奸轨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严削，为能齐之，作《酷吏列传》。”简直也赞许了他们的生存了！司马迁的心胸又有时这样广！

因为爱才，司马迁常有遗才之叹。《卫将军骠骑列传赞》中引苏建的话，说卫青、霍去病都不敢招选贤者，怕为天子所切齿，这隐约中就是暗示不知埋没了多少人才了。

因为爱才，所以他对于一切自负其才者也都非常同情而有着共鸣：“以项羽之气，而季布以勇显于楚，身屡典军，搴旗者数矣，可谓壮士！然被刑戮，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负其才，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

至于司马迁在所爱的才之中，最爱的是哪一种？一般地说，是聪明智慧，是才能，是不平庸，或不安于平庸，或意识到自己不平庸的。但尤其为他所深深地礼赞的，则是一种冲破规律，傲睨万物，而又遭遇不幸，产生悲壮的戏剧性的结果的人物。够上这个资格的，就是项羽和李广。他们的共同点是才气，而且是超特的才气。项羽吧，“长八尺馀，力能扛鼎，才气过人”；李广吧，也是“李广才气，天下无双”，而且“自负其能”。项羽不肯学书，书足以记姓名而已，不肯学剑，剑一人敌，要学是学万人敌；他不管什么兵法不兵法，他会自己被甲持戟，出来挑战，只要一瞋目叱之，那敌人就“目不敢视，手不敢发”，就“人马俱惊，辟易数里”；他爱马，爱美人，爱故交，最后自刎而死！这是一个十足的让人快意的英雄！李广也不耐烦那些部伍行阵的束缚，也不愿意理会那些幕府文书的琐事，他之治军，是让人人自便；他有的是胆识，是箭法，是急智，他可以把石当作老虎，箭射到石头里；他可以在四万人的包围中，自己四千骑兵只剩了一半，敌人的矢下如雨，自己已弹尽粮绝，到了黄昏，什么人也吓得面无人色了，但他还意气自如；他的下场却也是自刭。又是一个可以让人拿着酒，而叹惋他的遭遇的好汉！这都是和司马迁的精神最相连属的，所以写到他们的文章——《项羽本纪》和《李将军列传》——也便是《史记》中最精彩的、最炫耀人的文章了！

好奇和爱才是一事，因为爱才还是由好奇来的。这是司马迁之浪漫的性格所必至，于是李陵案，也就越发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天地间好像有一个好作弄人的造物者似的，好奇的人往往让他有很奇特的结束。好奇的金圣叹，最后是杀头，他说：“杀头至痛也，籍家至惨也，而圣叹以不意得之，大奇！”于是一笑受刑。这事是在公元一六六一年。好奇的司马迁，却也在金圣叹受刑的前一千七百六十年（公元前九八），有着比金圣叹还料不到的摧折——因李陵案而受了宫刑了！造物者不是太恶作剧了么？

司马迁好奇，遂有那末一个奇而惨的磨难。同时，司马迁爱才，爱奇士，向往李将军，逢巧李陵就也是在司马迁眼光中的奇士——“仆观其为人，自守奇士”，而李陵也就是李广的孙子，也是“善骑射，爱人，谦让下士”的，就是汉武帝也认为“有广之风”，你想，这样一个人有了不白之冤，司马迁能够袖手旁观么？

三　司马迁与友情——司马迁交游考

再说像司马迁这样生来就富有情感的人，他之渴望人情的温暖是当然的。例如从前在卫宣公十八年（公元前七○二）时，因为宣公娶了前妻之子伋的未婚妇，就想趁伋使齐之便，派人在路上截杀他，后来为后妻之子寿晓得了，寿便劝阻伋之行，说：“界盗见太子白旄，即杀太子，太子可毋行！”可是伋答道：“逆父命求生，不可！”遂行。寿见太子不止，乃盗其白旄，而先驰至界，界盗果然看见白旄了，就把寿杀了。寿死之后，太子伋又来了，告诉刺客说：“所当杀，乃我也。”刺客便把他也一并杀了。这个故事为司马迁读了以后，就说：

余读世家言，至于宣公之太子以妇见诛，弟寿争死以相让；此与晋太子申生不敢明骊姬之过同，俱恶伤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杀，兄弟相灭，亦独何者！

人伦的感慨，立即充满在司马迁的笔端了。又如李广之口呐少言，恂恂然像乡下人，对士兵则仁爱到“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而且“宽缓不苛”，这又是司马迁在遭遇里所感觉缺少的了，也便为他梦寐以求而赞叹着！

友情！是枯燥冷冽的人生中的甘露，司马迁便更是渴望，而且要求得极为急切！你看他记载管仲、鲍叔的一段是多末动人：

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友情到了这个地步，当然也是最难的了，然而不是司马迁酣畅之笔，也何能达之！假如不是他自己也同样幽囚受辱而渴望一个了解他之“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的知己，又如何能写得这样委宛曲尽？

不过文学的笔墨究竟只是文人的安慰而已，世界上的一般交游，却太可叹了！张耳、陈馀是刎颈交，后来张耳随赵王歇入巨鹿城，被秦将王离所围，希望陈馀来救，陈馀却以兵少不敢前，两人就不能相谅而互怨起来了，最后竟至相攻杀，张耳归汉，陈馀又竟以杀张耳为助汉击楚的条件，一到利害之间，友情的维系竟是这样脆弱！无怪乎司马迁感慨地说：

张耳、陈馀，世传所称贤者，其宾客厮役，莫非天下俊杰，所居国，无不取卿相者。然张耳、陈馀始居约时，相然信以死，岂顾问哉？及据国争权，卒相灭亡，何乡者相慕用之诚，后相背之戾也！岂非以利哉(1)？名誉虽高，宾客虽盛，所由殆与太伯、延陵季子异矣！

利害是真正友情的试金石，经得住一试的未免太少了！汉朝的汲黯，是一个难得的直言敢谏之士，有才能，有眼光，并曾为主爵都尉，列于九卿，可是一到无势时，朋友就十分稀少起来。司马迁写道：

夫以汲、郑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况众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始翟为廷尉，宾客闻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贱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汲、郑亦云，悲夫！

朋友的相知既难，聚散又以利，穷人就不该有朋友的份儿了。冯驩提醒孟尝君的话：“富贵多士，贫贱寡友，事之固然也！”够多末沈痛！更糟糕的是，一到人失败了，那些从前来依附的人，也便都来投井下石了。主父偃就是这样的例：“主父偃方贵幸时，宾客以千数；及其族死，无一人收者，唯独洨孔车收葬之。天子后闻之，以为孔车长者也。”这最惨，到死的时候，连收葬的人也几乎没有！可是也最足发人深省，就连治主父偃以罪的汉武帝也竟觉得一般人太刻薄了！司马迁说：

主父偃当路，诸公皆誉之，及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悲夫！

这和李陵的遭遇：“今举事一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有多末相像！这又和司马迁自己为救李陵下狱，那时“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情况更多末如出一辙！叙到这种地方，那其中就有司马迁自己的血，司马迁自己的泪了！

在渴求与幻想中，他因而写了刺客和游侠。豫让为智伯变姓名为刑人，肯漆身为厉，吞炭为哑，让妻子都不能认出自己来，也无非是一点“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的知己之感而已；这表示什么？不过表明友情太难得，所以一遇到（纵然不十分值得！智伯又究竟高去赵襄子多少？）就已足以牺牲个人的热血和头颅了！聂政只为了严仲子给母亲送了一点礼，夸奖了几句，就卖了死力，把韩累杀了，剜掉自己的眼，剖出自己的肠子，试想他是多末寂寞！刺客都是太寂寞了！其他像侯嬴，像朱亥，像毛遂，像荆轲，像田光，像高渐离……他们也实在太寂寞了，“相乐也，已而相泣”，这是什么滋味？后来一部《水浒传》也无非是写一种寂寞之感而已。你想，平白地一百单八个好汉，还不是都像阮氏兄弟一样，只要把一腔热血卖与识货的（自己认为）么？原因是太寂寞了！司马迁写这些人物，更是由于自己的寂寞，不过来消遣自己，正如施耐庵（假若做《水浒传》的人叫施耐庵）写一百单八人也是来消遣自己而已！至于司马迁之写游侠，更是因为士大夫中有血性有感情的人太少，倒不如这些市井之人，下层社会中，或可有点真味。“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后一句尤其道出了司马迁的心事。友情，友情，士大夫中既然渺茫了，便只能求之于那些寂寞（或者不意识到寂寞，那就更可哀！）的“江湖”中了！

至于在司马迁的当时，究竟交了些什么朋友？这也是值得我们清理一下的。大概见于记载的，是这样：

长一辈的，有唐都、孔安国、董仲舒、苏建、樊佗广、冯遂等。

唐都是方士。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即曾学天官于唐都（《自序》）。可是后来司马迁定太初历时（公元前一○四），唐都却也还健在，并且参加。“夫自汉之为天数者，星则唐都，气则王朔，占岁则魏鲜”（《天官书》），可知唐都必是颇为人称道的一个专家。

孔安国为汉武帝时的博士，官至临淮太守，早卒（《孔子世家》）。他在经学上的地位是很重要的，因为“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起发以出）其家逸书，得十馀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儒林列传》）。这是经今古文之争的根源。据王静安先生的考证，孔安国之死，当在元光、元朔间（公元前一三四一前一二三）。司马迁曾从孔安国学古文《尚书》，应该是元朔三年（公元前一二六）的事，那时司马迁十岁（依我的考证），所谓“年十岁则诵古文”，就是这件事。十岁时的老师，当然是一位长辈了。

董仲舒是广川人，广川是现在河北中部冀县附近。他是孝景时的博士，乃是当时一位《春秋》公羊学的权威。他讲学的时候，曾经三年不窥园庭，专心到如此！武帝即位以后，他有著名的《贤良对策》，奠定了大一统思想和养士的政策的基础。《贤良对策》呈献于公元前一四○，到了公元前一三八，汉武帝就“招选天下文学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了；到了公元前一三六，就置了五经博士；到了公元前一三四，就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了；这都是他对策之次第实现。所以他不但在学术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即在政治史上也有不可磨灭者在。他曾和位至公卿的公孙弘相摩擦，公孙弘死于元狩二年（公元前一二一），廷尉张汤曾常向他请教，张汤为廷尉的最后一年是元狩三年（公元前一二○）；这些事都在董仲舒的晚年，所以董仲舒大约就是在这时候死去的。以元狩三年计，那时司马迁十六岁，他之向董仲舒学《春秋》的大义微言，也一定是在少年。《刺客传》中有一位董生，和秦始皇的侍医夏无且有来往，曾亲自听到荆轲的故事（公元前二二七），《史记》中却说，他和太史公很有交情，这必是另一位董生无疑，即所谓“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为余道之如是”之“余”，亦必非司马迁。假如是司马谈，也必须司马谈活了七十几岁，而在早年听到了七十几岁的董生的话而后可，因为从荆轲之事到司马谈之卒也有一百一十七年。所以那个“余”实不知是何人。

苏建是有名的苏武的父亲。他曾在元朔二年（公元前一二七）跟随大将军卫青出云中（现在绥远的托克托），定朔方（绥远黄河以南之地），封为平陵侯。到了元朔五年（公元前一二四），又随卫青出朔方，大败匈奴，卫青被拜为大将军。第二年，苏建以右将军资格，再随卫青出定襄（归绥以南和林格尔之地），击匈奴。但苏建不幸所率领的一部分军队失败，他自己也仅以身免。还好，汉武帝未加诛，赎为庶人。这时司马迁十三岁。后来苏建又作过代郡太守，代郡是现在山西北部雁门一带。卫青死于元封五年（公元前一○六），大概苏建的卒年和这相去不远，这时司马迁三十岁了。苏武出使于天汉元年（公元前一○○），已经四十多岁（这是由苏武卒于汉宣帝神爵二年，即公元前六○年，《汉书》上说他“八十馀”推知的），则元封五年时，苏武年三十五六，苏武是苏建中子，其时苏建必已六十以上，所以他死于公元前一○六左右是可能的。苏建曾告诉司马迁以活的史料，那便是：“吾尝责大将军（卫青）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大夫毋称焉，愿将军观古名将所招选，择贤者，勉之哉！大将军谢曰：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骠骑（霍去病）亦仿此意。”这史料很可珍贵，因为可从而见出汉武之专权来。

樊佗广则是汉高祖时的功臣樊哙之孙。本来是世袭的舞阳侯，在孝景中元六年（公元前一四四），废为庶人。这时距司马迁之生还有十年，所以他也一定是司马迁的长辈了。他曾告诉过司马迁关于汉之初起时的许多功臣的故事。

冯遂字王孙，是冯唐之子，冯唐曾在文帝时为中郎署长，向文帝陈说过从前廉颇、李牧之贤，借以谏正文帝对边臣应该宽大。是一个敢言的长者。到了武帝初立时，他已经九十多岁，乃以他的儿子冯遂为郎。司马迁说“冯遂亦奇士，与余善”（《张释之冯唐列传》）；司马迁从他那儿晓得秦灭赵的原故是因为赵王迁的母亲是倡女，出身不正，所以轻信谗言，杀了良将李牧，因而大局才不可收拾了的（《赵世家》）。

以上六人，或则为司马迁的父执（唐都），或则为司马迁的师辈（孔安国、董仲舒），或则为司马迁友辈的尊亲（苏建），或则为贵族的后裔（樊佗广、冯遂），他们给司马迁的帮助是大都在学业和史料方面。

比司马迁晚一些的友人则有：壶遂、杨敞、杨恽。

壶遂是司马迁定律历时的同事（公元前一○四，时司马迁年三十二），司马迁称赞他“深中隐厚”，说他不愧是梁中的长者；又说他“官至詹事（掌皇后太子的家事），天子方倚以为汉相，会遂卒；不然，壶遂之内廉行修，斯鞠躬君子也”（《韩长孺列传赞》）。可知是未得施展的一位有操行的政治家。壶遂之死，在司马迁之前，然而称司马迁为夫子（《自序》），请教过司马迁关于《春秋》的道理，以及司马迁著《史记》的来由，似乎是在弟子的行辈。他们这一段问答，似乎就在太初元年，因为下面紧接着有“七年而遭李陵之祸”的话，大概就是在定律历时所谈及的吧。长者不过是一个形容词，壶遂的年事或者根本不高。

杨敞是司马迁的女婿，陕西华阴人。先在霍去病的弟弟霍光的幕府中，霍光在武帝末年为大司马大将军，后来辅佐汉昭帝，助立汉宣帝，是汉朝大功臣之一。杨敞因霍光之故，官做到大司农、御史大夫并丞相，封为安平侯。他是一个谨慎小心而怕事的人，议立宣帝的时候，他吓得直出汗。他死于宣帝元年（公元前七三）。

杨恽则是杨敞之中子。杨恽的母亲，即司马迁的女儿，所以他给司马迁叫外祖。他还有后母，后母却没有儿子。杨恽的性格和他父亲却不同了，极有棱角，恐怕是受外祖的遗传。在宣帝五凤四年（公元前五四）时，杨恽因口祸被腰斩。他是宰相之子，因报知霍光后人的乱谋，封平通侯（公元前六六），那是在他死前十三年。只要他活了四十岁以上，那就是生于太始三年（公元前九四）以前，那时司马迁不过四十二岁，他是可以来得及见他的外祖的。据记载，他爱好外祖的《史记》，也致力于《春秋》，并且因为他的热心，《史记》才为人周知了（《汉书·杨敞列传》及《司马迁列传》）。

以上三人，一个是学生，一个是女婿，一个是外甥，都是晚辈。杨敞和司马迁的关涉不见记载，但一定是来往颇密的，否则《史记》的副本不会在他家。其他二人，则大多传受司马迁的史学，而杨恽在文学上尤受着司马迁很深的影响，这都是可以随着司马迁而永远在人记忆中的了。

现在说到司马迁的平辈朋友了，这是：贾嘉、东方朔、挚峻、兒宽、田仁、任安等，之外就是李陵。

贾嘉是贾谊之孙。贾谊死于文帝十二年（公元前一六八），在司马迁生前三十四年，只活了三十三岁。《史记·贾生列传》上说：“孝武皇帝立，举贾生之孙二人至郡守，而贾嘉最好学，世其家，与余通书，至孝昭时列为九卿。”或者只是司马迁通信的朋友而已。武帝所占的时代共五十四年，贾嘉到昭帝时却还健在，大概是年寿很大的。霍光在立宣帝时（公元前七三），那连名奏表上有长信少府臣嘉，或者也就是贾嘉，那末他所活动的时代就有六十年（武帝元年为公元前一四○，至公元前七三）以上了。

东方朔为司马迁的好友，是见桓谭《新论》。他是平原厌次（现在山东阳信县）人，他不只是一个滑稽人物，而且体格魁梧有力，并有直谏的勇气。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一三八）时，他上书自言“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那末，他应当生于文帝后元五年（公元前一五九）。他的死年不详。我们只知道在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时，他谏过汉武帝不要去海上。在这时他年五十，司马迁年二十六。桓谭虽称他为司马迁的好友，可是《史记》并未道及，而且《滑稽列传》中也没有他的名字，大概未必为司马迁所重视罢。

挚峻是一个隐士，长安人，司马迁为太史令时（公元前一○八），曾劝他出仕，但却为他拒绝了。

兒宽和司马迁一块定过太初历。他是千乘（现在山东的高苑县）人，早年也在孔安国那儿受过学，可以说是司马迁的老同窗呢。他很刻苦自励，在读书时，曾为其他学生忙伙食，他对于经典的探研，那基础都是在耕地之馀打下的。他锄地，就带着书。人很平和、聪明，而没有棱角。擅长的是文学，不能的是口才。曾为张汤所知，曾赞助过封禅，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也曾扈驾到过泰山，这时司马迁也在内的。他在这一年是御史大夫，过了九年，就是和司马迁订太初历的第二年（公元前一○三），死了。他死时，司马迁三十三岁，所以他应是比司马迁年长一些的。

田仁，赵陉城（河北定县之地）人，田叔之少子。田叔是一个黄老派，在高祖七年（公元前二○○）时露头角，到景帝时为鲁王相，数年才死。鲁王是景帝三年（公元前一五四）时才立的，距高祖七年差不多有五十年，可知田叔恐有八十左右的高寿。田叔死时，鲁王曾送来百金的赙仪；但为这少子田仁所拒绝了，他说：“不以百金伤先人名！”田仁就是司马迁的友人。田仁曾随卫青好几次出征匈奴，因卫青之故，田仁仕为郎中。后来做到二千石，当过丞相长史，京辅都尉和司直（佐丞相，举不法）。卫青为大将军，征匈奴，是元朔五年（公元前一二四）事，那时司马迁才十二岁。他们之认识，恐是后来同为郎中时的事。田仁很有政治才能，并且有不畏强御之称。到了征和二年（公元前九一），武帝与太子戾发生误会，父子大动干戈，前后死了数万人，当时田仁把守东南门，太子兵败，他觉得皇帝父子之争，不便操之过急，便让太子由东南门逃走了。但武帝在盛怒之下，把田仁腰斩。这时司马迁四十五岁。

任安即司马迁那有名的书札《报任少卿书》中的少卿。少卿是字。他也是征和二年时戾太子之变的牺牲者。他是和田仁一同被腰斩的。他死得更冤，他那时是护北军使者，太子给他节，叫他发兵，他受了节，但没敢出门。事后汉武帝听了却大怒道：“是老吏也！见兵事起，欲坐观成败，见胜者，欲合从之，有两心。安有当死之罪甚众，吾常活之，今怀诈，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诛死。任安其实是一个很有气节的人，他本在卫青的门下，后来卫青的势力渐渐为霍去病压倒了，许多人都弃卫就霍，到那边就可以得着官爵，可是只有任安不肯（《卫将军骠骑列传》）。他和田仁，也是好朋友。他俩曾同时见武帝，彼此推许。田仁说：“提桴鼓，立军门，使士大夫乐死战斗，仁不及任安！”任安也说：“夫决嫌疑，定是非，辩治官，使百姓无怨心，安不及仁也！”可知一个长于政治，一个长于军事。任安又是一个眼明手快的人，他曾为数百人分猎品，不但分得公平，而且到第二日再会合的时候，他能一眼看出有什么人缺了席。他又曾为益州（现在四川）刺史。

最后是李陵，李陵不用说，是关系司马迁的命运的一人。但关于他，我们却要留在以后再说了。

以上七人，都是司马迁平辈的朋友，任安和田仁都是和司马迁气味最相投的；兒宽、挚峻、东方朔则和司马迁的作风有些两样，贾嘉未必和司马迁有太深的交情，李陵则只是因为司马迁为他仗义直言，所以后来人把他和司马迁的关系看得密切了，实则司马迁明明说过“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馀欢”的。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不深交的朋友，已够司马迁做了牺牲了！

老辈、晚辈、平辈一块算起来，见于记载的，是这十六人。此外像当时的老诗人司马相如（死于元狩五年，即公元前一一八，见《史记》馀广注，时司马迁年十八），枚乘之子枚皋（他也随着武帝封禅及塞河，时司马迁年二十六到二十七），李陵的朋友苏武（司马迁和他父亲苏建交好），以及其他在武帝周围的一部分名臣、大将、文人，恐怕都可能有着友谊的。至于《郦生陆贾列传》中所称的朱建之子“与余善，是以得具论之”，却在文帝时使匈奴，因骂匈奴而死在匈奴中，和司马迁的年代颇有距离，这是和《刺客列传》中所称的见到刺秦始皇的故事的公孙季功和董生，同样不可能是司马迁有所往还的人了。

年代之不相及的不必说了，就是那些和司马迁可以有着来往的，也何尝可以填充司马迁之心灵上的空虚和寂寞？司马迁对于朋友太热心了，他一出仕，就劝挚峻也出来立功；为一个不甚有深交的李陵，就肯冒死去救，结果自己被了最可耻的刑罚；但是他所得于朋友的呢？“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这是多么刺心的！他除了“述往事，思来者”，又有什么可说？

感慨于友情的司马迁，渴望友情并笃于友道的司马迁，李陵案的一幕，是要逃也逃不掉了！

四　武帝时代之严刑峻法

假若不是处在一个严刑峻法的时代，司马迁也不会遭这样奇惨的命运。

猜忌和刻薄，几乎成了刘汉家传的法宝。从汉高祖到汉武帝，中间经过文景，面目虽异，骨子却都太相像了！黄、老之学，也不止文景为然，高祖是序幕，武帝是馀波，统统有黄、老精神在。说穿了，黄、老精神也不过四个字，这就是“外宽内深”而已，也就是表面马虎，与人无争，内心则十分计较，得机即施毒手而已。在这种太极拳式的社会中，最吃亏的，当然就是一般太直性、太热情的诗人，像司马迁了。

我们从汉高祖说起吧，汉高祖要废除秦之苛法，号称“大度”，号称“长者”，可是他本人乃是忌刻之极。他对于韩信，即随路收取其精兵，甚而有一次冒充汉使，趁韩信还没有起身，便在韩信卧房里把印符夺走了；他对于萧何，也深怕萧何得民心，迫得萧何故意用贱价买民田，才使他放心而且喜欢了。

文帝和景帝，则表面上是最和善，最仁慈的，但其实那真相却正相反。文帝，不用说，是对于黄、老之术最精的人，他的谦让和宽厚都只是手段。那时的政治家如晁错，如贾谊，如张释之，也都是申商刑名之学的法家，这是他的周围。周勃出了狱以后，说：“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这时是文帝三年（公元前一七七），可见那时的法也何尝宽？至于那个直言的老实人冯唐，便曾当面说文帝：“一言不相应，文吏以法绳之，其赏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为陛下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吴王濞的使者也当面警告过文帝：“察见渊中鱼，不祥！”这都是可以看出文帝的真面目的。有着司法精神的张释之，并且一则对文帝说：“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二则对文帝说：“法如是足也！”可知严法重刑本是文帝的倾向。文帝对于削诸侯事，表面上好像不听晁错的奏书，可是他对于淮南王就车传送，“暴摧折之”（袁盎语），后来死在路上；更从贾谊的谏书上看，“大国之王，幼弱未壮，汉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二事均公元前一七四），傅相便明明是派去了监视的；最后，又把周亚夫交给太子，说：“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后来周亚夫却就是平七国之乱的主将。文帝的表面做得那样好，其实早已处心积虑，准备收拾一切碍眼的势力了！晁错是被称为峭直刻深的了，实则文帝正似之。他之废除肉刑，好像是仁政了，其实更滑稽，原来“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斩右趾者又当死，斩左趾者笞五百，当劓者笞三百，率多死”（《资治通鉴》卷十五），这不是太可笑了么？此外，文帝相当荒淫，如宠幸邓通；也相当褊急，如怒责张释之；加上对改正朔，易服色的欲望，对封禅的向往（也有方士如新垣平等），对伐匈奴的设计用心；凡此一切，更都太像武帝的先驱了！

文帝如此，景帝也差不多。他在位只有十六年，比文帝还少七年，可是那种外宽内深的作风，酷肖其父。不过他做得没有文帝那样圆滑，狞恶的面孔容易被人识破而已。例如把民间许多游侠杀了的是他，把信任的晁错骗去斩了的是他，把周亚夫逼得绝食五日而死的也是他。这时有名的酷吏已经出现了，在景帝七年（公元前一五○），做中尉（仿佛首都的卫戍司令）的是郅都，他专用严酷的刑罚以对待列侯贵戚，外号是“苍鹰”。到了中元六年（公元前一四四），继任是宁成，他也是让宗室豪杰，皆人人“惴恐”的一位毒手。这时因为宗室强暴，不用严法是不能慑服的，然而自此种下根子，就成了一种相传的心法了。

于是到了武帝。武帝统治时期最长，一共有五十四年，而酷吏也多。先是“外宽内深，为人所忌”的公孙弘由对策为博士，一年之内，迁至左内史（仿佛首都市长），他以《春秋》之义绳臣下，这是元光五年（公元前一三○）亦即司马迁年六岁时的事。同年张汤为太中大夫，与赵禹一块改定律令，专主严刻，这便是武帝时用法趋于峻烈的开始。但起初还只是守法，后来便慢慢变为舞法，最后是避法。巧于舞法和避法的，也就是张汤这般人。他是一个典型的官僚，他会推荐人，他会装假，他会逢迎，他用了不少爪牙，作为他实行舞法避法的工具。张汤在元朔三年（公元前一二六）为廷尉，当时司马迁十岁。他后来树敌太多，为人排挤，遂于元鼎二年（公元前一一五）自杀了，这时司马迁二十一岁。最险恶的是，张汤在元狩六年（公元前一一七），那时司马迁十九岁，定出一种腹诽的死罪来，在张汤的任内，有义纵，他就连法也不顾了，专讲斩杀，但他却在张汤死的前一年，被弃市。张汤底下，又有一位王温舒，更是贪杀的，从前都是冬日才决囚，他于是到了春天便叹息：“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王温舒却因为受贿，在太初元年（公元前一○四），也自杀了。那时司马迁三十二岁。更有一个杜周，也曾在张汤的底下，他在元封二年（公元前一○八）时为廷尉，京师的监狱中，逮捕的人有六七万。他在太始二年（公元前九五）才死去，那时司马迁已经四十一岁，受过刑罚四年了。中间的酷吏还有无数，总之，都是张汤培养出来的。其初的酷吏也只是酷而已，后来酷就包括贪。我们的大诗人司马迁就是毁掉在这些贪官污吏的毒手中了！汉武帝本人更是极其忌刻的，不知道有多少大臣在他手下都是畏罪自杀，当公孙贺被拜为丞相的时候（太初二年，公元前一○三），竟不敢受印，跪着不肯起来，勉强受了以后，便说：“我从是殆矣！”至于武帝之多酷吏，又和景帝时的背境不同，那时是由于宗室之强，这时是由于国家经济力量之膨胀，吏治的庞杂，以及武功的盛大，不这样便不能统治了，但是司马迁却作了这个时代中的牺牲了！

司马迁处在这严刑峻法的忌主之下，身受其祸，所以不能不写《酷史列传》，把他们的面谱刻画一下了。像张汤那样典型的“诈忠”的官僚，又要以公孙弘为开端，所以他又写了《平津侯列传》。更为表示武帝时严刑峻法之社会背境起见，他写了《平准书》。——司马迁能越过了个人爱憎，而从大处着眼，这是他究竟不失为一个大历史家处！

可是他到底是受这一方面的打击和刺戟太深了，所以他在有机会时便抑不住说出自己的感慨来。秦二世时，因为要续作阿房宫，度用不足，也就“用法益刻深”，结果陈胜等便反攻荆地为张楚了；陈胜所用的人也是以“苛察为忠”的，他们的作法是：“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辄自治之”，可是“陈王信用之”，司马迁便道：“诸将以其故不亲附，此其所以败也。”这都是暗讽汉武的。司马迁在叙《晋世家》时，更说：“灵公既弑，其后成景致严，至厉太刻，大夫惧诛，祸作；悼公以后，日哀，六卿专权；故君道之御其臣下，固不易哉！”这是尤其明显地在说汉朝了！文人的笔诚然厉害，可是有什么用？李陵案终于发生了！

五　李陵案的原委

原来当汉武帝对西域的经营告一段落之后，就转而再注意到匈奴了。本来通西域的动机之一，也就是为的纡回了，好包围匈奴，并使其孤立的。

在太初四年（公元前一○一），汉武帝便想以伐大宛的馀威，去从事伐匈奴，因而下诏道：“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汉高祖曾为匈奴困于平城，平城在现在山西大同），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

匈奴这时是且疑侯初立为单于，自从有了这个风声以后确很担忧，便说：“我——儿子——安敢望汉天子？汉天子，我丈人行也。”更为表示好感起见，又把从前所拘留了八年的汉使郭吉、路充国等也放了回来，自己并派了修好的使臣来。

汉武帝就也在第二年，即天汉元年（公元前一○○）派了苏武、张胜、常惠等一般人，到匈奴去。苏武之去也是把汉朝所拘留了的匈奴使臣带了过去的。可是匈奴的好意并非真诚的，却仍然很傲慢，又因为汉的降将虞常要劫单于母阏氏归汉，事情业已发觉；不幸虞常又把这事早告诉过和苏武同去的张胜，因此就又牵涉到苏武了。苏武要自杀，终于被放在一个大窖里，要不是苏武用雨雪当水，把旃毛当饭，早饿死了。匈奴这时已不敢加害，便把他迁到北海（现在西伯利亚贝加尔湖）无人的地方去牧羊。羊是公羊，却告诉他：羊生了奶，就放他回去！后来把他一直留了十九年。他去的时候不过四十岁左右，回来时却发须全白了。他活到八十多岁！苏武是苏建的儿子，苏建是司马迁的朋友。

苏武使匈奴的这一年，司马迁年三十六，汉武帝曾到过甘泉，去祭泰乙，又到过河东，去祭后土。次年即天汉二年（公元前九九），司马迁年三十七了，在春天，汉武帝又去东海和回中巡幸，大概司马迁都是陪奉着的了。

就在这天汉二年的夏五月，汉武帝对匈奴再用兵。这次用的大将就是征大宛的贰师将军李广利。他带了三万大军，由酒泉出兵，击左贤王于天山。当时却有一个自负而要急于单独立功的人物出现了，这就是李广的孙子李陵。

李陵是早死了的当户之遗腹子。当户即李广之长子。李陵在年轻的时候当侍中，所以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上有“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的话。李陵长于骑射，谦和而仁爱，人缘极好，武帝觉得他有些像他的祖父李广，因而很喜欢他。他曾带着八百骑兵，深入匈奴二百多里，去探察过地形。于是拜他为骑都尉，叫他在酒泉、张掖一带练五千兵以备胡。当李广利出发征匈奴了，汉武帝便又想命李陵去管辎重。

可是那有着李广之风的李陵，极不高兴做这样屈居人下的事，便向武帝叩头请求，说他所练的兵，都是荆楚之地的奇才剑客，且是力能搏虎，射法奇巧的，他却很愿意带他们去独当一面，到兰于山前，以为分兵，这样便可以让匈奴不致专战李广利的大军了。

汉武帝听了道：“将士难道怕隶属于什么人么？现在我发的兵多，分不出骑兵给你！”

李陵说：“也用不着骑兵，臣愿以少击众，只带步兵五千人，去直捣单于的巢穴就是了！”

武帝觉得他的话很壮，便答应了。为万全起见，却又派了强弩都尉路博德带了兵，作为李陵的接应。可是路博德从前曾是伏波将军，有过伐破南越（现在的两广）的大功，也不肯屈作李陵的助手，便奏言现在正是匈奴秋高马肥的时候，不如待到来春，和李陵各带五千人，到浚稽山（现在蒙古阿尔浑河与土拉河之间）去夹击匈奴，那是一定可以大胜的。

汉武帝看了奏书大怒，以为李陵自己后悔了，故意托路博德这样上书的。于是命令路博德立即出兵西河（绥远境黄河以西之地），又命令李陵在九月里出发，到达东浚稽山南龙勒河，观察敌势，如无所见，即先回到受降城（在绥远西北），休养士卒。

李陵带了步兵五千人，便从居延（在现在宁夏北部）向北进军，行了三十多天，直到了浚稽山。把营安下，把所经过的山川地形都画了，使他的部下陈步乐来报告武帝。武帝见说李陵的士兵很肯效死，也便很高兴。陈步乐也因此拜了郎官。

可是不久李陵就遭遇了六倍以上的敌人，被包围了。那三万多敌骑是在山上，用大车做营寨。李陵看见情势不好，便让前列的人都拿了戟盾，后尾的人都拿了弓弩，下令道：“闻鼓声而纵，闻金声而止。”打算突围而出。敌人看出李陵的兵并不多来了，便更围上来。于是李陵命他的步兵千弩齐发，匈奴大都应弦而倒，其馀的则逃到山上去了。汉军又追杀了数千人。单于大惊，又调了八万多骑兵来攻李陵。李陵一路战，一路向南退却。过了好几天，退到山谷里。因为连战的结果，士兵多半中了箭伤了。他让受了三处伤的，就放在车里，受了两处伤的，扶着车走，只有一处伤的，就仍然接战，李陵说：“我们士气有点不旺，怕不是军中有女人么？”原来出发的时候，有些徙边的关东强盗的妻子，随军藏在车里，经李陵搜出，都斩了。第二天再战，便又杀了敌人三千多。

李陵又引兵向东南撤退，想沿了到龙城的故道回师。走了四五天，却走到一个有芦苇的湖沼地带，敌人便在上风里放起火来，李陵为自救计，也预先放起火来，为的是先把草烧掉，好免得烧到自己。这样又往南走，便到了南山（当是阿尔泰山的一部分），单于即在山上，命他的儿子带兵击李陵。李陵在树林里带步兵肉搏还击，又杀了好几千人。李陵更命人发连弩（弩之可连发数矢者，用意有点像机关枪），以射单于，单于只好下山逃去了。

这一天据捕得的俘虏报告：“单于曾说：‘这怕是汉的精兵，攻是攻不下的，只顾引我们南下进塞，会不会有伏兵呢？’匈奴的其他长官却说：‘单于自己带数万骑兵，和几千汉兵作战，假若还不能胜，岂不更遭汉人轻视了？现在还可以利用在山谷里和汉兵拼一下，再过四五里，就是平地了，假如到那时打不过，再退兵也不迟！’”

因此战事又趋凶恶，匈奴仗着骑兵多，每每冲开了，就又围上，这一天就这样有数十次。可是敌人又死伤了两千多，他们看看打得不利，便真正要收兵了。

谁知道李陵的部下有一个刺探军情的管敢，因为受辱而投降敌人了，他告诉匈奴说，李陵实在没有后援，箭也快完了，只有李陵和跟随的校尉韩延年各带八百人，这是前锋，分别打着黄白旗子的就是，倘如用精骑把他们射中了，就可以一气解决。

单于一听，高兴极了，便大胆带骑兵再围攻李陵等，一面大叫着：“李陵、韩延年快降！”把李陵拦截了，就立刻加以猛攻。当时李陵处在山谷中，敌人居高临下，箭从四面射，像急雨似的。在汉兵还没到鞮汗山的时候，一百五十万枝箭早已用光了。他们便把军车放弃了，人还有三千多，于是只拿了车轮的撑子作为武器，只有将官们才有刀拿。他们慢慢走到山谷里了，单于从后面赶上来，检山路的拐曲处就投石而下，士兵死得更多，走也没法走了。

到了黄昏，李陵穿了便衣，单独走出营寨来。叫左右都不要跟随他，他说大丈夫应当一个人去把单于擒来。可是过了颇久的时间，李陵又回来了，叹口气说：“兵是败了，只有死了！”他的部下就有人向他说：“将军威震匈奴，现在不过是时运不济罢了，以后总可以归还，像浞野侯赵破奴为敌人所得，后来逃回，天子不仍是对他很好么？”李陵答道：“你叫我不死，这是不配称一个壮士的！”他于是把所有旗子都毁了，把所有贵重物件都埋在地下了，叹道：“假若再多几十枝箭，就一定可以突围了！现在连作战的东西也没有了，挨到天明，便恐怕只有受缚了！现在不如作鸟兽散，有跑得脱的，还可以给天子报个信儿。”

他让士兵每个人都带二升干饭，一块大冰，准备支持着到达遮虏障（就是居延城）。他们等到夜半，待要出发，可是鼓也敲不响了。李陵和韩延年都上了马，跟随着的壮士有十来个人。后边追上来的敌人却是好几千。

韩延年战死了！李陵看着这狼狈的样子，说：“无面目见天子”，便降了。部下则四散而逃，逃到边塞上来的，只有四百馀人而已。李陵战败的地方，隔边塞不过一百多里，边塞上便立刻报告了。

武帝本来的意思是希望李陵不成功便成仁的，于是把他的母亲和妻子招了来，让相面的相了相，她们却没有家里遭丧的气色。武帝已很不快，后来听说李陵投降了，立即大怒。先是责问以前回来报信的陈步乐，陈步乐吓得自杀了。又问其他群臣，其他群臣也吓得没有一个敢说李陵的好话的。

只有问到太史令司马迁的时候，司马迁却觉得李陵是一个“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的奇士，奇士是好奇爱才的司马迁所放不过的呵，所以虽然彼此平素没有什么交情，既没有饮过酒，也没欢聚过，可是不能不早已在神交着了；加之这一次李陵之冒万死去赴公家之难，更唤起他的钦敬；而一般自私的只知道保全个人和一家老小的群臣之随声诬伤，尤让他觉得伤心和不平；假若李陵就为一般达官贵人所不齿，倒也罢了，然而在他未败的时候，凡有信使来，大家都是奉觞上寿，在武帝跟前夸赞李陵的，可是一到败的消息来了，武帝的兴致完了，大家也就不开口了；司马迁深晓得李陵之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的苦况，也深晓得李陵得士卒爱戴之诚，就是到了那种绝境，只要李陵说一句话，士兵都是个个流着泪，带着伤，张了没箭的空弓，去和敌人的刀锋去拼的，司马迁为这而感动着；他再不出来说话，是没有人来说话的了，武帝的忧心也是没人能给解慰的了。——因此，他便诚坦地答复武帝的垂问了，他说：“现在许多人之说李陵的坏话，只是因为他平日少与人应酬而已，假若有人吹嘘，他不减于古代任何名将，他现在虽然败了，一定是想将来得机会好立功而归的，况且无论如何，就他现在的功劳论，杀了匈奴那么多，也可以到什么地方都说得过去了！”

出乎司马迁的意料之外的，是武帝更大怒，认为司马迁的话只是给李陵讲情，尤其疑心他言外在讥讽这一次功少的李广利——武帝所爱的李夫人之兄贰师将军。因而武帝立刻把这太热心，太多情，太爱好正义，太笃于友道，太好奇爱才的司马迁交给狱吏了！

这一年，司马迁三十七岁了。他的家是穷的，没有钱去贿赂出狱；他的所谓朋友是冷血的，没有人去给他说话；他的地位不高，势力不大，也惊动不着那些达官贵人去疏通；渴望人间温暖的司马迁，自此以后，却只好时时看一些冷酷的狱吏的面孔，处在冰湿而凄惨的囹圄中了！

更不幸的是第二年。虽然在有一个时候武帝悔悟过来了，他说应该让李陵先出塞，以后再叫路博德去接应就好了，上次只因为给路博德的命令太早了，所以有了让一个老将卖弄奸猾的机会，于是一面赏赐逃回来的李陵部下，一面又叫因杅将军公孙敖去深入匈奴迎接李陵；可是谁料公孙敖毫无成功，并且从一个捕得的俘虏的口里，所说李陵在教匈奴练兵，准备和汉军对敌了。汉武帝得了这个报告，益发怒不可遏，立刻把李陵的全家，什么母亲、弟弟、老婆、孩子，统统杀了。同时叫司马迁也受了腐刑(2)。

这在司马迁是再奇耻大辱也不过的了！所以后来司马迁一再沈痛地说：“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鬄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又说：“祸莫惨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刑馀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更说：“夫中材之人，事有关于宦竖，莫不伤气，况慷慨之士乎？”他现在直然是“闺阁之臣”了，在“身残处秽”中，孤寂而抑郁，肠一日而九回，卧立都是恍惚的，出了门，也不晓得到那里去，总之，他是陷于最大的悲愤和耻辱中了！

他觉得也未尝不可以自杀，可是他想到他的文学天才，还没有表现出来，那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第二部《春秋》——《史记》，也还没有脱稿，他于是倔强而坚忍地，“就极刑而无愠色”了！

在这时，司马迁并转而悟到古人的一切著作正都是产生在苦痛和寂寞里，在郁结而不通的时候，只好“述往事，思来者”；在一无所有的时候，只好“垂空文以自见”了！

司马迁的受刑，在他个人当然是一个太大的不幸，然而因此他的文章里仿佛由之而加上浓烈的苦酒，那味道却特别叫人容易沈醉了！又像音乐中由之而加上破折、急骤、悠扬的调子，那节奏便特别酣畅淋漓，而沁人心脾了！

司马迁这一年三十八岁，距他父亲之死已有十三年，距他身为太史令恰在十年以上，可知他那惨澹经营的《史记》已有十馀年的时光，恐怕业已成了大半了。但受此刺戟以后，却恐怕更思如泉涌、笔如奔马地加速完成起来了。

至于李陵这一次全家被族，事后证明也仍是冤枉，因为那个教匈奴练兵，准备和汉军对敌的，并不是李陵，乃是另一个降将李绪。李陵痛心于因李绪受祸，便使人把李绪杀了。后来到了武帝死后，昭帝既立，霍光和上官杰辅政当权，他们和李陵素来是不错的，便派李陵另一个老朋友任立政去招李陵。任立政到了匈奴那里，单于置酒招待，可是没法和李陵私谈，便只好给了李陵几个眼色，故意用手摩了好几回刀环，又抓了抓脚，暗示他可以归还。李陵等也有一次慰劳他们，任立政便乘机大声说道：“汉朝已经大赦了，中国很安乐，主上也还年少有为，现在霍子孟、上官少叔（霍光和上官杰的字）主持一切呢！”李陵很默然，过了一会，拍着自己的头发说：“我已经改了装束了！”又过了一会，座上的降将卫律（本是胡人）退去，任立政便又说：“少卿（李陵字）也太苦了，霍子孟、上官少叔都问候您！”李陵说：“他们两位还好么？”立政说：“只等你回来，一块享富贵呢。”李陵叫着任立政的字道：“少公，回来容易，就是怕再受辱！”话没说完，退去的卫律又回来了，把这话也听见了一些，便说：“李少卿是能干人，不只在一国立功。范蠡还曾遍游天下，由余不也是由戎入秦么？你们有什么话说得这么亲热！”这样，席便散了，立政又跟在李陵身后说：“有没有意呢？”李陵说：“大丈夫不能再受辱。”于是李陵仍然留在匈奴那里（前后二十六年），到元平元年（公元前七四），病死了。

李陵案给司马迁的印象太深，有意无意间，他的整部《史记》里，都有这件事的影子。在《冯唐列传》里，冯唐说文帝虽有廉颇、李牧不能用，那一段话是：“臣闻上古王者之遣将也，跪而推毂，曰，阃以内者，寡人制之，阃以外者，将军制之。军功爵赏，皆决于外，归而奏之，此非虚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为赵将，居边，军市之租皆自用飨士，赏赐决于外，不从中扰也。委任而责成功，故李牧乃得尽其智能，遣选车千三百乘，彀骑万三千，百金之士十万。是以北逐单于，破东胡，灭澹林，西抑强秦，南友韩魏。当是之时，赵几霸。其后会赵王迁立，其母倡也，王迁立，乃用郭开谗，卒诛李牧，令颜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为秦所禽灭。今臣窃闻魏尚为云中守，其军市租尽以飨士卒，私养钱，五日一椎牛，飨宾客、军吏、舍人，是以匈奴远避，不近云中之塞，虏曾一入，尚率车骑击之，所杀甚众。夫士卒尽家人子，起田中从军，安知尺籍伍符，终日力战，斩首捕虏，上功幕府，一言不相应，文吏以法绳之，其赏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为陛下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且云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虏差六级，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罚作之。由此言之，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这里的魏尚，还不是像李陵么？这里的文帝，还不是如武帝么？司马迁生怕这样还不大明显，更在赞里说：“冯公之论将卒，有味哉！有味哉！”直然是责呼武帝而为李陵伸冤了。

又如《王翦列传》中说：“夫为将三世者必败……其后受其不祥。”这还不是隐约间指李陵么？《穰侯列传》中说：“穰侯，昭王亲舅也，而秦所以东益地，弱诸侯，尝称帝于天下，天下皆西乡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贵极富溢，一夫开说，身折势夺，而以忧死，况于羁旅之臣乎？”人臣之受毁是太容易了，这也有李陵案的馀波在荡漾着。更如《主父偃列传赞》中说：“主父偃当路，诸公皆誉之，及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悲夫！”这和公卿大夫起初为了李陵而向皇帝奉觞上寿，到后来“举事一不当”，这般“全躯保妻子之臣”，就“随而媒孽其短”，不也太相似了么？

此外《伍子胥列传赞》中所谓：“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于臣下，况同列乎？”不啻是自己受了迫害以后的一种泄忿，所谓“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叟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也正是自己发愤著书的心情的剖解。至于《虞卿列传赞》中有：“虞卿料事揣情，为赵画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齐，卒困于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况贤人乎？然虞卿非穷愁，亦不能著书以自见于后世云。”尤容易让人想到，这里所谓料事揣情之工，是说自己并非见不到要受祸，而不忍魏齐，是说自己对李陵终于不忍不为一言，而穷愁著书，就又是自己越发埋头写《史记》了。

大概自从李陵案以后，司马迁特别晓得了人世的艰辛，特别有寒心的地方（如赏识韩信，劝高祖登坛拜将的是萧何，骗了韩信，使之被斩的，却也是萧何），也特别有刺心的地方（如李同告诉平原君的话：“士方其危苦之时，易得耳”），使他对于人生可以认识得更深一层，使他的精神可以更娟洁，更峻峭，更浓烈，更郁勃，而更缠绵了！——这也就是我们在《史记》里所见的大部分的司马迁的面目。总之，这必然发生的李陵案，乃是他的生命和著述中之加味料了，他的整个性格是龙，这就是睛！

六　两个英雄的晚年

在司马迁受刑的这一年，汉武帝六十岁了。这老英雄也已经是到了垂暮了！

到了垂暮之年的人，先是背戾，后是宁静。天汉三年（公元前九八）的三月，武帝仍巡幸，到了泰山。方士们一般迂怪的话，已为汉武帝所厌倦，不过却仍然希望能到海里，找到蓬莱，遇到神人，像鸦片的吸食者一样，一时未能戒绝而已。司马迁既然入狱受刑，所以这一年，他没跟着。

天汉四年，又大征匈奴，主将是李广利，可是没有什么大成就。

司马迁入狱后的第四年是太始元年（公元前九六），六月有大赦。司马迁因此便出狱了，这时他年已四十岁。出狱之后，被任为中书令，中书令就是中官——宦官——而任尚书事者，对外是接受尚书之事，对内则奏之于皇帝，一切诏奏机密都要经过他的手。就官说，比太史令还阔一些，未尝不可称得起“尊宠任职”（《汉书》本传）的，但是和宦者同官，也就仍是大大的侮辱了。

司马迁无论在狱中，或在当中书令，当然不会忘掉他的著述。也许这时正是他写作最勤快的时候了！

从太始二年到太始四年，武帝又有巡幸之事，司马迁也又都扈驾相从。二年，到回中；三年，幸东海，登之罘（现在山东的烟台），浮大海而还；四年，春天三月到泰山，十二月到雍，又到了西边的安定（现在甘肃固原），北地（现在甘肃东北角环县）。在这太始四年（公元前九三），司马迁年四十三，有《报任少卿书》。这是因为在司马迁刚为太史令时，曾有援引朋友出仕的念头，现在既出狱当中书令，所以任安遂给他信，又叫他推贤进士了。殊不知现在已不是二十八岁时的司马迁了，他在悲愤之馀，除了著述以外什么心也淡了，他的答书里有：“若仆大质已亏缺，虽才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如今朝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馀，荐天下豪俊哉！……乡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不以此时引维纲，尽思虑，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阘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他觉得应该荐士的时候早已过了。信中所谓“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就是指春天扈驾泰山之事，所谓“仆又薄从上上雍”，就是指十二月随从到雍之事。至于信中“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恐卒然不可为讳”数语，却并非指太子狱，因为那一年并没有巡幸泰山及雍之事，就武帝的话看，“任安有当死之罪甚众，吾常活之”（《田叔列传》后，褚先生所记），则任安之抱不测之罪，固不止一次，至于这一回原因何在，我们却也不能详悉了。

司马迁四十四岁这一年（征和元年，公元前九二），武帝已六十六岁了。晚年的武帝，对选择人的标准已与前不同。这时赵王死了，赵王之子淖子，武帝听说他“多欲”，便说：“多欲，不宜君国子民。”没有立。立的是昌，原因呢？是因为他“无咎无誉”。这不啻是开始对过去自己的检讨之反映了。这一年有所谓巫蛊案，据说丞相公孙贺之子敬声和武帝之女阳石公主私通，他们在路上埋了些木偶人，准备诅咒武帝。这很像大观园里到了衰败的时候一样，一切妖妄便都出现了。

到了第二年，便把公孙贺父子及其全家杀了。阳石公主等也因巫蛊伏诛。不过这事情在后来又牵涉到太子。太子戾是武帝年二十九岁时所生的，本来很为武帝所喜爱，但长大了，因为有些仁恕温谨，武帝觉得他的才能赶不上自己，太子有些不自安，可是武帝仍然对卫青说：“汉家庶事草创，加以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贤于太子者乎？闻皇后与太子有不安之意，岂有之邪？可以意晓之！”这样也就没有什么芥蒂了。太子又每每谏伐四夷，武帝就笑道：“吾当其劳，以逸遗子，不亦可乎？”大概武帝的作风是严刻的，太子的作风是宽厚的，因此素来宽厚的大臣就多半拥护太子，而一般喜欢用严刑峻法的大臣就多半加以毁坏了。前者无联络，后者有党羽，于是说太子坏话的便多起来。起初，武帝还不十分相信，到了这时，巫蛊案既起，在宫中的女巫很多，每每叫人埋木偶，作为报仇消恨的手段，当时后宫及大臣因而被杀的已有好几百人。武帝被这事闹得身体也很坏，白天便也常做梦有数千木人来挑战，同时武帝也渐渐多怒善忘了。这时有一个督察贵戚近臣的直指绣衣使者江充，想借巫蛊案排除异己，收捕验治，因而处以死刑的，多到数万人。他最后往皇后和太子的宫中去掘地，掘得连放床的位置都没有了，他说木人最多的就是太子，并且说太子还有无礼的话写在绢帛上呢。太子也害怕起来，恐怕武帝已在甘泉病笃，所以奸臣才敢如此悖乱，因而亲自把江充斩了。这时宣传着太子已有反心，武帝也大怒。于是武帝的兵和太子的兵在京城里大战起来，战了五日，又死伤数万人。这时武帝也从甘泉赶回来了，太子兵败出走。司马迁的朋友田仁和任安，便都是因为这事被腰斩的。太子出走以后，逃到湖县泉鸠里（现在潼关以东阌县之地），因为搜捕得急，自缢了。

有太子兵事这一年，是征和二年（公元前九一），司马迁年四十五。次年为征和三年，这一年李广利带兵七万，出五原，击匈奴，兵败而降。这是《史记》中所记最晚的可信为出自司马迁手笔的事，可能司马迁就是在这一年死去的，那末他只是活了四十六岁而已了。这时距《报任少卿书》已有四年，那时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可知他在就极刑（三十八岁）之前，百三十篇的《史记》组织，虽早已粗具，但到了《报任少卿书》（四十三岁）时，还没有完成，更没有藏传，大概完成就在现在这四年间。《史记·自序》中又说：“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书的字数都计算出来了，书是完成无疑，而且“副在京师”，可见在生时已不止一个抄本。《自序》可能就是作于征和三年（公元前九○）的，那最后的话是：“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大有书稿写成后，搁笔而踌躇满志的愉快在！

四十六岁以后的司马迁如何，我们却一点也不晓得。他是自杀还是病死？我们也没有丝毫记录。以他的倔强，自杀也很可能。他觉得任务已了，或者就不必苟活了的吧。——《史记》的创作，差不多占了他半生！

那活了七十一岁高龄的汉武帝，再过了四年，也长眠了。武帝的最后几年，理智很澄澈。在征和三年，他的游兴并不衰，到了雍，到了安定北地；因为想到太子无辜，盖了一个思子宫，并在阌乡太子自杀的地方建归来望思之台，这也够伤心的了！这时武帝六十八岁了。次年征和四年，武帝再到东莱、海上并泰山，举行最后的封禅。他告诉大臣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最后对方士也不信了，一律遣散。这时有人建议屯田轮台（在新疆迪化西南），武帝也失掉了兴致，认为：“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遂，是扰劳天下，非所以忧民也，朕不忍为！”自此以后，对国家便只在休息富养，也不再出兵了。再一年是后元元年（公元前八八），武帝到了甘泉、安定。武帝想立钩弋夫人之子弗陵为太子，因为他年幼，便让人画了一张周公负成王朝诸侯的图给霍光，霍光是一个忠厚老实人，当时并不晓得是何用意。过了几天，武帝便把钩弋夫人叫来了，忽然赐死，钩弋夫人百般请罪，也还是没赦。别人都很奇怪，立她的儿子，为什么杀他的母亲？武帝说，这是因为主少母壮，怕再有吕后之祸！这代表了远见而惨忍的武帝作风之最后表现，这时武帝年七十。第二年，武帝在甘泉官，朝过诸侯王，又到了盩厔（在长安之西），这是这位老英雄的最后旅行了，即在这里长逝。死以前，以沈静详审的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以笃慎的金日为车骑将军，武帝晚年的择人和以前多末不同！

武帝的长处是聪明、决断，而且守法。他的妹妹隆虑公主之子昭平君犯了法，终于定了死罪，他说：“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女弟）故而诬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庙乎？又下负万民！”所以就在悲哀不能自止之中而行法了。

武帝的确是一个英雄，他的一生像几幕剧。前几幕那样威风浪漫而奇幻，后一幕却是这样宁静而澄澈了！

在武帝这样一个英雄之旁，却又有一个可以把武帝讥讽得哭笑不得，玩弄于笔头之上的，这就是司马迁！他们的生命，差不多是相为终始的。说是讲他们的晚年，这有点错，司马迁似乎并没有到晚年，他是圆满地在精壮的青春中结束他的生命的，汉武帝在精神上也始终是富有活力，最后还不失为一个大政治家的手腕，最后还在奏那求仙漫游的尾声，也何尝有晚年？——这时是浪漫的大时代，他们都是浪漫精神的象征，浪漫精神原是只有青春，而无所谓衰老！

【注释】

(1)中华书局本《史记》此句作“岂非以势利交哉”。——编者注

(2)据荀悦《前汉纪》卷十四及王国维《太史公系年考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