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虽根源译典，而义理发挥，在于本土撰述。注疏论著，表现我国僧人对于佛理之契会，各有主张，遂成支派。……如天台宗、禅宗，盖可谓纯粹之中国佛教也。

—汤用彤 哲学史家、佛教史家，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校长

初期的佛教

“佛”是佛陀（Buhda）的简称，原义是“大觉”，兼有自觉及觉他的意义。在印度，从来一切觉者，都称为佛，到释迦牟尼出生，集过去一切佛的大成，为未来一切佛所崇仰，而成为佛教的教祖。

印度有四大等级，第一等是婆罗门族，即僧侣。第二等是王族。第三等是农商。第四等是贱族。释迦出身于王族，反对婆罗门教，于是成立了佛教。“释迦”是他的姓氏，汉文意思是“能仁”，“牟尼”是出家后的名号，意思是“寂默”。释迦大约在公元前五六二年至前五五二年间生于古印度迦毗罗卫国，父名净饭王，母名摩耶夫人。释迦摩尼俗名乔达摩悉达多，曾纳三妃，生一子。青年时因为目睹世间的生老病死及无常诸苦，于是下定决心寻找解脱苦难的道路。

释迦在一个深夜毅然出了城，剃去须发，去寻找永恒的寂乐。国王无可奈何，只好派了五人随从他。苦行者乔达摩和侍者们在恒河流域行脚六年，参访了许多宗教界的名师，研习他们的理论和方法，修炼最严格的苦行，但都不能解决他的问题。于是他决定自己寻求真正的解脱之道。

他独自坐在尼连禅河边苦行六年，在菩提迦耶遇牧羊女供羊乳，发大誓愿，在一棵毕钵罗树下静坐，经过七天七夜的苦思冥想，战胜了种种烦恼魔障，度过最后一个繁星缀空的夜晚，终于在黎明时睹启明星而豁然开朗，彻悟了人生无尽苦恼的根源和解脱轮回的方法。年十九出家修苦行，至三十五岁得悟。本来他不想传此圣道，后来怜悯众生之苦，动了大善之念，于是决定普度众生。他先为五个跟随他苦修的侍者说苦集灭道四谛，从此就有了由佛、法、僧组成的佛教。之后在四十余年中不停地为各阶层的人们说法，最后大行大愿圆满，享寿八十示寂于拘尸那罗。

释迦弟子很多，最著名的是舍利弗、目犍连、大迦叶、阿那律、须菩提、富楼那、迦旃延、优婆离、罗睺罗、阿难陀十大弟子。佛寂灭后百年，佛徒内部相争，分东西两派。当佛生时及其寂灭后两百年间，佛教传播的区域只在恒河流域，大多是富商、与商人来往频繁的王族及一些想脱离婆罗门教的人。

大约在公元前三五〇年至公元一五〇年间，是原始佛教思想生长的时期。当时的印度社会，正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代表这一时期佛教思想的经典是《阿含经》。

《阿含经》的思想颇为复杂，除了解脱哲学外，还夹杂有万有灵魂论、图腾主义、祖先崇拜等原始的宗教要素。其解脱哲学是：

第一，认定生存是苦恼（无常观），力求解脱，争取“无老无死无忧愁戚无秽污无上安稳涅槃”，涅槃即圆寂，追求一种永寂不动的精神境界。

第二，注重宗教的实践，而非形而上学的思辨。

第三，以“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因爱生苦”、“无我（无爱）即无苦”为根本思想。“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大意是一切生存的事物都随时生灭变迁，没有永恒性，而永恒存在的实体—我，也是没有的。“因爱生苦”意思是爱即我的永恒欲望，有欲望即生烦恼。“无我即无苦”—没有欲望就无所谓烦恼了。

第四，“老死”的苦恼有一系列条件—十二因缘，最后为“无明”，意思是无知，不明白佛理。佛教主旨是断灭无明，解脱烦恼，而达到无上安稳的涅槃。

第五，“诸法无我”，就是说现实的我之中没有常一主宰的我（灵魂），死后才能进入涅槃，即脱离轮回，不再投胎为人或变成别的东西，如此才能达到永恒的我的存在。

第六，有时又认为“一切诸法均为实有”，这个“法”包括事物或思想等一切存在而言。综上所述，可知原始佛教思想是主观唯心论，认定精神等我可以永存，同时又掺杂了物心二元论，认为诸法也为实有。

佛教的中国化

印度的阿育王在位时期，佛教逐渐传播到印度以外，如缅甸、锡兰、阿富汗等地。阿育王以后三四百年，佛教渐渐盛行于上述各地及中国地区，印度本地的佛教反而衰败了。

公元二三世纪，龙树比丘提倡诸法皆空的观念，成为大乘空教的始祖。四五世纪之间，无著及其弟子先后阐扬大乘佛法，而创立唯识宗。到了六七世纪，陈那革新佛教逻辑学“因明学”，护法著《成唯识论》来发展无著、世亲的教义，其弟子戎贤继承他的衣钵，而和他们对抗的则有继承龙树理念的法辨及其弟子智光。

初唐中国的玄奘法师到西域，对以上两派理论都有研究。同时期到中国传播佛教的，有菩提达摩、真谛、达摩笈多、法藏（贤首大师）等。公元八世纪，印度佛教衰微，此时到达中国传教的有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实义难陀等人。中国的义净法师游学印度，滞留在南海诸国，回国后多有弘法讲学。

佛教东移，分两条道路，一条是北方路线，经新疆一带进入中国。一条是南方路线，由印度、缅甸、暹罗、安南等地进入中国。后来又由中国传到朝鲜和日本。佛教传入中国，大概是在东汉明帝时期。公元六五年，明帝遣使到印度求佛经，结果得到了佛像经卷，还与释迦摩腾一同归国。在此后的两三百年间，印度及西域佛教家，到中国学汉文、传教、做佛经翻译的，不在少数。从南北朝到隋唐五代，佛教思想支配了中国学术界。

当南北朝对立的时期，北方国家利用佛教对抗南朝，于是中国儒家曾和道家联手进行反佛运动。如梁朝范缜著《神灭论》、刘勰著《灭惑论》、宋朝顾欢著《夷夏论》，引发了佛教徒的诸多辩驳。另一方面，一般学佛的人多用老、庄、《周易》的思想来解释佛教教理，即以外典（非佛教的经典）说明内典（佛教的经典），称为“格义”。

“格义”是佛教中国化的开始。但凡民族接收外来的文化，常常拿固有的民族文化做基础，这就是佛教所以中国化的理由。中国人讲佛学的时候所加入的中国思想倾向，可以归纳为几点。

第一，中国古代哲学都以为在个人主观之外，还有客观的外界存在，而佛学认为外界虚妄不实，即空。中国人认为这种说法太奇怪，讲佛学者就讲佛学所谓的“空”另加解释，使外界“不真空”。

第二，中国儒家主张在“自强不息”之中求人格的最高境界，而富于出世色彩的庄子也并非以全然不活动的人为理想中的真人、至人，因此中国人对佛的境界，也认为并非永寂不动。佛“不为世染”，也“不为寂滞”，所谓“寂而恒照，照而恒寂”。

第三，因印度种族等级很严格，所以印度佛学说有一种人没有佛性，而中国人却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所以讲佛学时，人人都有佛性。佛教中有轮回的思想，认为今生修行的成就可作为来世修行的根基，如此历劫修行，最终可成佛。而中国人却说即在此生中“顿悟可成佛”。

上述种种情况，在印度佛教徒中也可能有，但到了中国得以发扬光大。如前所说的龙树一派的“诸法皆空”论，因其近于老庄的思想，所以中国人比较容易接受，而无著、世亲的“万法唯识”论跟中国思想不太匹配，因而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佛教中国化的发展，后来产生了禅宗、天台宗、华严宗等宗派。

公元五八一年，杨坚于北方灭北周而建立隋朝，公元五八九年南下灭陈，中国复归统一。当历史由南北朝步入隋唐之时，中国佛教也进入了最辉煌的时期。

隋朝统一中国以后，佛教综合南北体系，形成了统一的特色。隋文帝生于佛寺，养于佛寺，称帝后大力提倡佛教，广建寺庙，并颁诏保护佛教。隋炀帝也笃好佛教，在扬州时设“千僧斋”，并请陈朝高僧智顗大师为其授菩萨戒，智顗授予他一个“总持菩萨”的法号。即位后，隋炀帝诏令天下州郡行道千日，总度千僧，亲制愿文，自称菩萨戒弟子，在扬州造弘善寺，使江苏地区的佛教有所恢复。

这一时期，智顗大师正式创建了中国最早的佛教宗派—天台宗。由于它形成于浙江天台山，故得名。天台宗的教义主要依据《法华经》，因而也称法华宗。智顗著有《摩诃止观》一书，应是中国佛教第一部佛学导论或概论的巨著。按佛教的说法，其理论也来源于大乘空宗一系。天台宗的教义以“止观并重”、“定慧双修”为最高要求，这也是智顗完成南北佛教统一任务的具体表现。智顗“一念三千”学说，是对其止观理论的进一步发挥。

由于隋炀帝的暴政，隋朝只存在了三十八年。公元六一八年，唐朝建立。唐朝存在的近三百年间，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都相当繁荣发达、对全人类具有较大贡献的历史时期。

唐代很重视对佛教的整顿和利用。高祖武德二年（公元六一九年），在京师聚集十大高僧，立十大德，管理一般僧尼。太宗继位，重兴译经事业，度僧三千人，在旧战场各地建造寺院。

从武后到玄宗，佛教得到了空前发展，达于极盛，寺院之数比唐初增加一半。在这一时期发生了中国文化史和佛教史上意义重大的一件事，那就是玄奘法师自印度留学归国，太宗为其设立译场，汇集国内学僧与文人名士数千人参与佛经的翻译工作。

玄奘翻译而得的学说，基本反映了公元五世纪以后印度佛学的全貌。当时印度那烂陀寺等处的佛学已分为因明、对法、戒律、中观和瑜伽等五科。

因明科方面，译出《理门》和《入正理论》，树立了在论议基础上的佛家逻辑轨范；

法科、声闻乘方面以《俱舍》为中心，包括《俱舍》以前根本的“一身六足”和《婆沙》等论，以及其后发展的《顺正理》、《显宗》等论，玄奘都原原本本地传译了出来；

大乘对法译出了《集论》和其注书《杂集论》，此二集显示对法经不同于瑜伽论的特点，并指示大小对法相通的途径；

戒律科方面，翻译传播了大乘唯一的《瑜伽菩萨戒》，并辑出《受戒羯磨》作为实行的规范；

中观科方面，特别译出护法的《广百论释》，反映出瑜伽是贯通中观的成就；

瑜伽科方面，则有“一本（《瑜伽》）十支（《显扬》、《庄严》等）”，差不多全部译出。

可以说那烂陀寺最盛时期所传承的佛学精华，基本上都由玄奘大师译传于中土了。在这时期，随着大量印度佛经论著的翻译、传播和弘扬，中国佛教的思想理论获得了创造性的发展，各个宗派先后兴起。除净土宗、天台宗外，具较大影响的还有律宗、三论宗、禅宗、华严宗、法相宗和密宗。

传入中国的宗派

中国接受佛教思想的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东汉至魏晋，纯粹翻译。第二阶段是六朝时期，主要是格义理解。第三阶段是隋唐时期，这时印度旧有佛教各宗在中国已有新的发展，同时中国自身也创立了新宗，形成了中国佛教特有的一套哲学。隋唐前后佛教各宗在中国发展的情形如下表：

表里所列的十五宗派中，四论、涅槃、地论、摄论四个宗派在印度影响很大，到了中国则失去了其独立地位，影响甚微。毗昙宗在六朝时期较为流行。其余十个宗派，在隋唐时期流传甚广，不过俱舍、成实二宗的地位比较次要。

传自印度的大乘佛教

大乘佛教亦称“大乘教”，略称“大乘”，梵文音译“摩诃衍那”、“摩诃衍”等。因自称能运载无量众生从生死大河之此岸到达菩提涅槃之彼岸，成就佛果而得名。

大乘的体系形成较晚，直到公元二世纪，马鸣菩萨为大乘佛教系统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公元三世纪，龙树菩萨著《中论》、《大智度论》等论典，广弘大乘法教，使大乘佛教系统真正形成。从印度本土传入中国的大乘（即北传佛教）教派，主要是三论宗、法相宗、戒律宗、净土宗及密宗。

三论宗

三论宗，渊源于古印度大乘佛教的中观宗（又称大乘空宗），创始人为隋唐间的吉藏。以龙树所著的《中论》、《十二门论》及其弟子提婆所著的《百论》为主要经典，故名“三论宗”。又因为它主张“诸法性空”，故也称“法性宗”。三论在六朝时由鸠摩罗什译成中文，隋代嘉祥大师作疏，此后三论宗开始盛行。吉藏的弟子慧感、慧颐在长江下游颇有影响。另一弟子明法师于江南茅山弘扬三论，终身不出。明法师的知名弟子法敏擅三论，通大乘，他于贞观元年（公元六二七年）在丹阳（安徽当涂县）讲《华严经》、《涅槃经》，影响很大。三论宗的思想，是一面批评外道（不知法我二空之理的叫外道）及小乘佛教，一面阐明大乘正义，即“空”的原理。这一宗派的思想源于般若部诸经。

法相宗

法相宗又称唯识宗，所依据典籍有六经十一部论，以《解深密经》、《瑜伽论》、《唯识三十论》最为重要。中国僧人所作的著述，以玄奘法师的《成唯实论》、窥基的《成唯实论述记》及《因明大疏》为代表。唐初的玄奘法师经过系统的学习，将之传入国内，由他和其弟子窥基所宣讲，他们常住长安（陕西西安）慈恩寺，所以又称慈恩宗，成为唐初最重要的佛教宗派。因为这个宗派集中分析了世界上各种物质和精神的现象，提出“万法唯识”的基本观点，主张宇宙万有，都是心之所变，认为一切现象都是“识”所变现出来的。就它的前一点说，叫作法相宗；就后一点说，叫作唯识宗。法相宗把“识”分为八种，即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末那识、阿赖耶识，合称八识。以阿赖耶识（第八识）为根本建立整个体系。“转识成智、舍染归净”是法相宗的理论宗旨，也是其修行实践的根本目的。法相宗本质上是纯粹的主观唯心论。其观点与西方的主观唯心论存在差别。西方的主观唯心论认为一切外物都是感觉印象的集合；而唯识论认为，宇宙万有在前六识感觉经验之外，又在第八识之中，不离识而存在。由于法相宗许多说法不合中国社会人情，且论证烦琐，经院气较足，故在社会上不太流行，在唐代流传了几十年就遭到冷落，逐渐湮灭不闻了。

戒律宗

戒律宗，即律宗。佛教信徒所遵守的戒条就是戒律。戒律的解释，因宗派而不同，但律宗通常所说的律，还是指小乘的戒律。这种戒律全本译成中文的有《十诵律》、《四分律》、《僧祇律》、《五分律》等四种，而以《四分律》最为通行。《四分律》又分三派，其代表人物是：一、终南山的道宣律师；相州日光寺的法砺律师；洛阳西太原寺的怀素律师。以道宣派势力最盛，因道宣常年住终南山，故又称南山律宗。道宣援引法相宗的教理来解释《四分律》，因而该宗在哲学上无独立的意义。宣门下弘景的弟子鉴真在扬州大明寺继承了南山宗系统，颇具影响。此宗注重佛教信徒在意识、言行以及衣食坐卧等各方面履行种种规定，制定了中国佛教的受戒仪制。

净土宗

净土宗，因教人信奉念佛法门，发菩提心，往生极乐世界，清净佛土，因而得名。念佛缘因出于《起信论》，后来龙树、天亲也提到过念佛。中国开宗，起于东晋的慧远大师，他曾在庐山结莲社。魏时的昙鸾继承其衣钵，为了学长生之术而结识了来华僧人菩提留支，留支授其净土教义。唐时的道绰及善导又继承昙鸾，提倡专修净土法门。此宗哲学上也属于主观唯心论，宗教性质浓厚，其主张念佛，认为菩提心的“称念”可以解脱罪恶，往生净土。重要经典有《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观无量寿经》，称为“净土三经”。中国僧人的著作有昙鸾的《往生论注》，道绰的《安极集》及善导的《观无量寿经疏》等。

密宗

密宗，又称真言宗，唐开元后始传入中国。此宗原分《大日经》与《金刚顶经》两派。《大日经》派善无畏东来，传道于中国一行禅师。《金刚顶经》派有印度人金刚智及其弟子不空来华，后传至惠果，将两派合而为一。密宗在唐代曾经得到王公贵族的爱好。此宗行道作法，灌顶传授，过于神秘离奇，明朝时被禁止传授。公元八世纪至十一世纪间，印度密教传入中国西藏地区，与原来的苯教结合，形成了西藏密教的传统，称“藏密”。从哲学上来说，密宗也属于唯心论，认定主观与客观、心与物是一体的，不但众生均具佛性，就是我们的肉体手足，也是佛陀的肉体手足。

大乘思想根源于某些早期部派，但有许多理论创造，如不仅讲人无我，而且讲法无我；强调菩萨理想胜过阿罗汉，宣称人皆具菩提心可以成佛，倡导慈悲众生，力主以功德回向他人。

所谓“菩萨”，全称为“菩提萨埵”，“菩提”意为觉悟，“萨埵”意为有情，合起来讲就是自利利他。自己觉悟了，看到世上众生还在苦难里，就再回来普度众生，也就是牺牲自我，利益一切众生，佛家称之为“大乘”。古人有诗云“不俗即仙骨，多情乃佛心”，便是说世界上最多情的乃是菩萨。

菩萨是大乘佛教的理想，其基本前提是发菩提心，立誓愿要为众生利益不入涅槃，履行艰苦的十波罗蜜修行：布施、善德、出离、智慧、精进、忍辱、诚实、决意、慈爱和平等。历经十地，“十地”即指十个菩萨行的重要阶位，在佛典中，不同的经论，往往对十地的内容有不同的描述。大乘佛教初期的十地包括：初发心、治地、应行、生贵、修成、正心、不退转、童真、法王子、灌顶。前六地仍属初发意的预备阶段，七地以上虽有缺陷，但已具佛性而不退转，第十地则至于来生成佛的候补阶次了。

大乘佛教提倡身入世而心出世，以济世救众生为基础，牺牲自我而救人，绝对的自发自觉的救世心肠：同体之慈，无缘之悲。这种以与世无争的出世心情，毫无条件而入世救众生的自愿，正如后世佛教所用的标记莲花一样。莲花是纯净无污的“圣洁”之花，但它却不生长在高原山顶之上，而是在秽污烂泥中开花结果。

中国独创的大乘宗派

自汉代传入佛教，中国才开始有佛经的大量翻译。当时的两位著名译经者安世高和支娄迦谶，前者译出大量小乘经典，后者译出大量大乘经典，在社会上都有相当的影响。因此在中国，大小乘佛教几乎是同时传入。然而，就佛教以后在中国发展的情况看，主要是大乘佛教的发展。小乘佛教虽也出现过一些学派和学者，但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小乘佛教的各种经典、教理和戒律等，多作为参考。

大乘佛教在中国得到了创造性的发展。东晋时期大乘空宗般若学受到当时玄学的影响，在社会上十分流行，对般若“性空说”的解释，有“六家七宗”之多。东晋名僧僧肇，著《物不迁论》、《不真空论》等评述了各家理论的得失，对以龙树为代表的大乘中观学派的思想作了通俗、准确的阐发。这一学派发展到隋代，形成了以吉藏为代表的“三论宗”，以龙树的《中论》、《十二门论》和提婆的《百论》为所依经典，基本上继承了印度大乘中观学（空宗）的思想。

唐初著名学僧玄奘西行求法，回国后大力弘扬无著、世亲的思想，译出《唯识三十论》以及护法、难陀等十家解释“唯识”义的《成唯识论》一书，其大弟子窥基又著《成唯识论述记》等，从而创立了唯识宗，基本上继承的是印度大乘瑜伽行派（有宗）的思想。

除此之外，陈、隋之际形成的天台宗和唐代中期创立的华严宗，已不能简单地归类于印度大乘某一教派之中。华严宗的理论吸收了大乘各学派的说法，甚至包括中国道教、儒家等思想因素，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当然，如果就天台宗以《妙法莲华经》为所依经典说，可以说空宗色彩稍强些。华严宗以《华严经》为所依经典，所以有宗色彩稍多些。在唐代中期形成的禅宗等宗派，是印度佛教所未有，完全是由中国佛教徒所独创的大乘佛教宗派。他们具有通俗、简明的教理，广泛的融合性和适应性，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具有深远的影响。

天台宗

天台宗，萌芽于北齐朝，当时的慧文大师读龙树的《中论》，有所感悟，立“一心三观”法门，传授给南岳慧恩禅师，慧恩又传给天台智者大师。智者大师名智顗，隋朝人，诵读《妙法莲华经》而得领悟，创作了《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三书，成为天台宗的创始人。他的弟子章安大师著有《涅槃经疏》，唐朝的湛然也有重要著作。此外还流传着一部《大乘止观法门》，作者不详，颇能代表天台宗的哲学。

天台宗大致是以三论宗、四论宗及涅槃宗所根据的理论及龙树的《大智度论》为主，以《法华经》为本经，对《大品般若经》也引用《法华经》解释，所以又称“法华宗”。天台宗认为自性本具有善恶等因，所以生出了各种因缘果。其他宗派专主性善，这也是天台宗与其他宗派大不同之处。

华严宗

华严宗，以阐扬《华严经》而得名，创始者是杜顺禅师，中间经历了智俨、法藏而完善。又因武则天赐号其实际创始人法藏为“贤首”，后人称法藏为贤首大师，故又称为贤首宗。另因该宗发挥“法界缘起”的思想为宗旨，也称为法界宗。其后有四祖澄观（清凉大师），五祖宗密。宗密原本属于禅宗。后转宗华严，称圭峰禅师。华严宗经典以《华严经》为主，并依据世亲的《十地论》。重要的著作有杜顺的《法界观》，智俨的《搜玄记》，法藏的《华严探玄记》、《金狮子章》、《大乘起信论义记》，澄观的《华严疏钞》，宗密的《原人论》。法藏是华严宗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主要著作有《华严经义海百门》、《华严金狮子章》、《华严经探玄记》、《华严经旨归》等。“法界缘起”论是法藏思想的核心，也是华严宗的思想基础，它主要是以“理”与“事”之间的关系为中心加以阐述的。华严宗立一恒常不变的真心为一切现象之根本，其学说是一种客观的唯心论，天台宗也相类似，与法相宗的主观唯心论不同。华严宗认为，对宇宙间一切事物和现象，由浅入深或由不同的角度而有四种不同，可分为四法界：事法界、理法界、理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华严宗将佛教理论体系和表述方式都进一步中国化，代表了中国佛教哲学思维的最高水平，许多思想对后来宋明理学有着重要影响。

禅宗

禅宗，禅即梵语“禅那”的音译，义为坐禅或静虑。该宗传述的历史，说此宗直接受释迦佛的心传，“以心传心，不立文字”，至第十二祖菩提达摩于梁武帝时传入中国，是为中华初祖。传至五祖弘忍，分为南北二宗，北宗以神秀为六祖，南宗以慧能为六祖。南宗更强调顿悟成佛的修行方法，慧能弟子神会以其所学攻击北宗，轰动了朝廷，使得南宗成为禅宗的正统。禅宗不立文字，著作很少，今所传者有《六祖坛经》、敦煌本《神会语录》，及慧能之弟石头希迁所著《参同契》一篇。禅宗修行，以“无念”为主，所根据的教义主要是大乘的法相宗。禅宗的观点与中国思想的统系较为接近，唐以后更为盛行。

佛教宗派的形成，可以说是佛教中国化的主要标志之一。在南北朝时期，传入中国的佛教就出现了众多的学派，但是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随着寺院经济的发展和佛教巩固自己宗教势力的需要，由南北朝的佛教学派进而形成了佛教宗派。佛教宗派不同于学派，它具有自己独特的宗教理论体系、宗教轨范制度，有独立的寺院经济、势力范围，每宗都有自己的传法世系，继承其学说和寺院财产。

小乘佛教

“乘”，即车辆、乘载，也有“道路”的意思。学佛法者乘之行道以达到彼岸，“乘”是佛法传统的代称。

小乘与大乘的形成，是由于公元前一〇〇年左右，原始佛教发生了分裂，形成上座部与大众部两个系统，上座部系统是小乘佛教，大众部系统是大乘佛教。小乘佛教，原是大乘佛教对以前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的贬称，意指采用劣小的交通工具驰向涅槃的彼岸，不强调救济世人，只专心致力于自己的修行。现今学术界沿用已无贬义。

小乘梵文音译“希那衍那”，亦称“二乘”，即“声闻乘”和“缘觉乘”。现代大乘佛教徒也用来称呼南传上座部佛教。其主要经典是后来在各部派中形成的经、律、论三藏。

小乘佛教在中国曾相当流行，中国最早流行的禅数学以及此后的毗昙学、成实学、俱舍学等，均属小乘类。中国的律学和唐代创始的律宗，都是以小乘律本为依据。现在的小乘佛教主要流行于斯里兰卡、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南亚及东南亚各国，他们自称“上座部佛教”，不接受“小乘”的称号。中国云南上座部佛教也属于这个系统。

原始佛教认为，世间充满了痛苦，一切事物都是变化无常的。作为其基本教义的四谛，其中苦谛是佛教的出发点—人生在世，必然逃脱不了痛苦。集谛说明产生苦的根源—人的欲望。灭谛说明如何消除苦—关键在于消除欲望。道谛则给出了修行的途径和方法，从而达到绝对宁静、永远超脱的境界。

小乘佛教坚持这一最初教义，认为释迦牟尼是最初顿悟的人，不是神，只是已经涅槃的伟大导师，因而每人应将释迦的教导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中。释迦的教导，是一种生活的艺术：如何对内活得安详和谐，如何对外产生安详和谐的气氛，使别人也活得安详和谐。

释迦给出了三条教导。第一步就是遵守道德，即戒律：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邪，不妄语，不饮酒。

众生都想过道德的生活，然而因三毒五蕴所生的烦恼，使他们还无法控制自己的心灵，所以第二步的修行就是禅定，以控制自己的心灵。掌握了自己的心灵，就可以奉行道德准则，适当地奉行戒律。

释迦之所以成佛，是因为他了解到，尽管人们可以实现控制自己的心灵以过着道德的生活，但在其心灵深处仍存在着不净的情结，随时可能呈现出来并不断击败他们。

因此，第三步修行就是发展自己的智慧—般若。每个人可以深入自己的心灵深处，将根植在内心不净的情结拔除，如此就可以过上健康的生活、和谐的生活、道德的生活。

这就是小乘佛教所秉持的戒、定、慧三学，其修行以“禅那”为主，就是坐禅或静虑，是从《大学》的知、止、定、静、安、虑、得的取义而来。

禅那包括瑜伽与观慧，是一种变化气质、锻炼身心的方法。这与中国佛教禅宗的禅又有异同。禅那的方法，有从一心一德的信仰坚定入手；有从生理的安那般那（调理出入呼吸）入手；有从洗心休息入手；有从心理的观念意思入手；有从念诵秘文入手。方式各样，不一而足，统名为四禅八定。

通过这些修行方法，是否真的可以解脱诸苦，摆脱生死轮回，从大乘佛学的观点来看，都是很大的问题。同时，禅那的境界，释迦也曾说过，这是一种共法。所谓共法，并不是佛法所独有的，凡普通世俗的人，与其他宗教、异派学术的人，只要深明学理，努力修行，都可以做到一定境界，却不是普世的法则。

只求自己修行自了，等同于逃避世间的自私隐士，是一种彻底个人自由的实行者。后起的中国禅宗，把这样的人称为“担板汉”或“自了汉”。所谓“担板汉”，就是担着一个板子走路，只来看板子的这一边，不去看板子的另一面；只看到空的清净的一面，而烦恼的苦痛的一面，他拿板子一隔，不去看，不敢碰，眼不见心不烦。

当然，能做到这样的“小乘”也是不易，能毅然决然挑起那副板子，需要选择的明智和担当的勇气，知道烦恼之为害甚深又害怕被烦恼侵蚀，知道人世纷扰没完没了牵牵绊绊，一不小心就深陷其中。如果可以，一切软弱的人，一切摇摆不定的人，一切思前想后的人，一切愿意弃恶向善的人都可以双手合十，乞求菩萨送他一张板，一张“担板汉”的板，担了起来，只看到阳光明媚、清净和谐，因而归于喜乐平安。这样，也是好的。

佛教与儒学

六朝时代，学佛者多援引儒、道两家经典解释佛经，同时反佛者则强调儒、道思想与佛家思想是对立的。到了唐朝，这种情况依然继续着，不过佛学在哲学上已经掌握了思想界的支配权。

儒家虽然在政治及伦理方面排佛，但在哲学思想上潜移默化地受到佛家影响，甚至于不自觉地用佛学来解释儒经。道家哲学则已不为人所注意，人们更注重当时所流传的后汉张道陵所创的道教及葛洪的修仙之术，宗教迷信的成分很大。

当时排佛的学者有韩愈及李翱。韩愈的思想体现在《原道》、《原性》、《原人》、《谏迎佛骨表》、《与孟尚书书》等文章中，阐扬仁义道德，推崇孟子，引用《大学》，提倡道统思想，成为了宋代儒家学术思想的先驱。李翱的思想以他的《复性书》三篇为代表。韩愈、李翱的人性论，有着佛家的思想，特别是“性善情恶”说。所谓性，如同佛教所谓“本心”，唯识宗所谓“慧”；所谓情，如同佛教所谓“无明烦恼”，唯识宗所谓“智”。李翱所谓“灭情复性”，如同佛教断灭无明烦恼求返本心，或存慧去智的主张。因此清代学者章太炎说他们表面上不肯承认，实际上是相信佛理的。

唐朝另有两个思想家，柳宗元与吕才，比较有独到的见解。《柳宗元文集》中所载《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天说》、《封建论》、《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送僧浩初序》等文，可为其思想的代表。柳宗元驳斥宗教神话，反对君权神授说，接近于无神论与唯物论，另一方面，认为孔子之道与佛道相结合，降低了孔子学说的尊严，成了佛教唯心论的宣传手段。吕才也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没有著作传世，仅在《旧唐书》本传中有些片段记载。

佛教徒方面有一个宗密，对于佛教各宗思想及儒、佛两家思想的比较，颇有研究，他把他的研究结果，写成了《原人论》，这论中有许多见解，又给予宋儒以影响。宗密首先指儒、道两家的万物自然变化论为“迷执”，认为它不能解释人何以秉无知之气而有知的缘故。其次将佛教思想按由浅到深的层次分为五等：

第一，人天教—讲业执及持戒生天（免再堕尘世），但未能说出造业的是谁，受报的是谁；第二，小乘教—以色、心二法为世界人生的根本，即心物二元论，此宗说世界经历成、住、坏、空四劫，周而复始。宗密将它比附儒、道两家学说。后来邵雍、朱熹等儒家学者的宇宙发生论，又受了宗密的暗示；第三，大乘法相宗，即唯识宗，此宗所立之阿赖耶识，永不间断，比小乘教所说的心（思虑之心，可间断）进了一步；第四，大乘破相教，即大乘空宗，认为唯识之识是虚妄。宗密认为，以上这四宗都“偏浅”。另有一乘显性教，才算诠释了佛教的根本教义。一乘显性教是大乘性宗，以本觉真心为一切根本，这也是天台、华严所秉承的。同时，宗密认为，儒、道及佛教中前四宗所持的观点也是真理的一部分，所以将它们综合起来讨论，这部分内容在《原人论》有《会通本末》一章专门论述。

因明学

因明是古印度的逻辑学。因明与声明（语言文字学）、工巧明（工艺历算学）、医方明（医学）、内明（各学派自己的学说，对佛教而言则指佛学）合称“五明”，是古印度的五门学科。因，指推理的根据因由。明，指显明、知识、学问。印度古时以因明教儿童。释迦幼年时，曾从婆罗门学习因明。

在佛教中，因明学作为诠释本门教派教义的说明方法，在与其他各派，甚至是大小乘之间的辩论中广为应用，因而也是佛教的论理学。《解深密经》最能表现释迦的论理思想。其后有龙树的《方便心论》、无著的《瑜伽师地论》、世亲的《如实论》，都谈到因明学，但理论上没有创新。直到陈那首创三支因明法，比较简明易懂，成为后人常用的法则。

陈那是印度瑜伽行派后期的理论家，因明学的集大成者。他原为南印度婆罗门，精通传统婆罗门学说。皈依佛教后，从犊子部论师诵习小乘经论，因答师问惹怒了上师，被逐出师门。转而投世亲门下，改修大乘，研讨有宗；通弥勒之瑜伽，善长正理之因明。他对婆罗门传统的正理论进行了根本性改革，创立了佛教新因明的逻辑体系。印度佛教逻辑史上将陈那以前的印度逻辑学说称为古因明，将陈那之后的逻辑学说称为新因明。

因明的目的，在于宣传教义，驳斥异己的学说，让大众理解和接受。建立正面的主张，称为“能立”。驳斥反面的主张，称为“能破”。反面的言论，称“似立”及“似破”，表示它似是而非。又因悟他以自悟为本，而讲现量智与比量智。现量智是不依赖语言文字而直接证知的方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直觉。比量智是依赖文字语言推论而知。不正确的直证与推论，称为“似现”及“似比”。能立的论式分“宗”、“因”、“喻”三支，与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式相似，兹将两式列下以资比较：

三段论式：

一、大前提（同喻体）—凡炭素物皆可燃

二、小前提（因）—金刚石为炭素物

三、结论（宗）—故金刚石可燃

因明论式：

一、宗（结论）—金刚石可燃

二、因（小前提）—炭素物故

三、喻：1.同喻体—若炭素物见彼可燃，如薪油等（同喻依）

2.异喻体—若不可燃见非炭素物，如冰雪等（异喻依）

因明将断案（结论）放在前面，作为立言的规则，因为向他人宣传教义，首先要提出本门的观点主张，然后加以证明。三段论法是纯粹演绎法，而因明还包含了归纳法，因为“同喻体”之下还有“同喻依”为实证，还有“异喻体”及“异喻依”来佐助。

唯识论中的心理学

我们认为，世界是物质决定意识，佛法则认为，是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佛法就是要实证这点。这就是唯识观。佛教唯识论包含着丰富的心理学内容，但唯识心理学的基本范畴，既有与现代心理学范畴相通的一面，也有与后者不同之处。

如如来藏宗的心理学，即《楞伽经》与《大乘起信论》所讲的，以一心分为“真如”、“生灭”二门。真如是真心，即如来藏心的实体，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无有差别的。生灭之心有差别相，差别由妄念而生。若离妄念，而观“无念”，则为真如。真如生灭本非二物，由觉、不觉而生分别。此真如门约相当于心理学上的“本体界”，生灭门相当于“现象界”。

又如般若宗的心理学，即天台宗所讲的“一心三观”法门。三观是空观、假观、中观。空观破见思惑，证一切智，成般若德；假观破尘沙惑，证道种智，成解脱德；中观破无明惑，证一切种智，成法身德。总而言之，般若宗对心理现象不重分析，认为一切心行（心理活动）都是虚妄。

法相宗的心理学对心理现象分析十分详细，类似于心理学上的内省法。内省法也称自我观察法，通常要求试验对象将自己的心理活动报告出来，通过分析报告资料得出某种心理学的结论。

按照唯识论的分析，心法有八种：一、眼识，二、耳识，三、鼻识，四、舌识，五、身识，六、意识，七、末那识，八、阿赖耶识。

前五识是依眼、耳、鼻、舌或身感知出来的知识。至第六识，与心理学上所说的“意识”略同。

第六识又分两种：第一，独头意识，离开五官感觉之后单独形成的，类似于心理学上所说的“想象”；第二，同时意识，依托前五识之一或与第六识共同作用。人们所能觉察到的识一般是第六识，如各种思想、感情等心理作用，这都是第六识的功用。但要了解和区分色、声、香、味、触五尘境，非同时意识不可。

第七识末那识，就是一个执着于自我的识体，它是我执的最后根源，它会执着于第八识，阿赖耶识里所见到、所听到的，它会以为是“我”，产生我执。所以末那识又名“我爱执识”，意即它执着于第八识里所贮存一切的种子内容都视为“我”，这基本上是一种我执的作用，由此而形成烦恼的根本。

第八识阿赖耶识，阿赖耶的意思是“藏”，储存之意，所以又名“藏识”。阿赖耶识有如计算机的记忆库一样，会储存所有数据，包括过去生中所有善、恶、业力以及所发生过、遭遇过、造作过的所有数据。它是一切业力寄托的所在，也是前七识所有的根本。前七识所输入于阿赖耶识中的各种数据，会犹如种子一样保存其中。这样，客观世界虽在同时六识之外，但仍在第八识之中，不离识而存在。所以说“万法唯识”。

上述种种可知，佛教的心理分析“八识”精密而复杂，对一般受众而言过于专深。因此在玄奘圆寂后，唯识宗逐渐衰微。因唐疏失传，无可依据，清末的佛学家杨仁山由日本取回多部唐疏，如《唯识述记》等，唯识宗得以复兴。近代学者如章太炎、太虚法师等，都是根据唯识学说讲解佛学。章太炎认为研究佛学，仍需有儒学辅助。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也认为，首先要懂得西方哲学，然后研究佛学，才能免于堕入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