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把出现于欧洲中世纪的庄园制度照搬到中国来，我认为这真是把历史当成了一个百依百顺的女孩子，当成可以随意摆布的一百个大钱了，这不免太践踏了历史。

——邓广铭 著名历史学家，长期在北京大学执教

杨坚建隋

自西晋灭亡后，中国北方一直处于“五胡十六国”割据的混乱局面，直至公元386年鲜卑族拓跋部在北方建立起魏国后，北方才脱离了东晋名义上的统治，使局势逐渐安定起来。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统一北方。公元471年，北魏孝文帝即位，开始了北魏的重大改革，中国的北方已经开始进入了其民族融合的阶段。孝文帝死后，北魏开始逐步走向衰落。公元534年，北魏的孝武帝因不满当时掌控实权人物高欢的胁迫，出走于长安宇文氏家族，而高欢则另立元善见为帝，于是北魏分裂为东西两部分。

不久之后，宇文泰将孝武帝杀害，改立南阳王宝炬为帝，与高欢所建的东魏对立，建都长安。公元557年，宇文泰的侄子宇文护得将领支持，逼迫西魏恭帝禅让，由宇文泰的儿子宇文觉即位，建立北周，建都长安，西魏政权灭亡。在整个西魏统治时期，一直都由权臣宇文泰控制着政权，在他的努力下，北方经济逐渐恢复，人民安居乐业。

东魏由高欢拥立北魏孝文帝—年仅十一岁的曾孙元善见为孝静帝，为自己登上帝位而铺路，并与宇文泰所建的西魏对立，建都邺城。在整个东魏统治时期，一直都由权臣高欢控制着政权，他只是玩弄权术，筹备篡位，因此国内土地兼并问题严重，民族矛盾尖锐，而且屡败于西魏。公元550年，高欢的儿子高洋取代东魏，建立新政权，国号齐，此后东魏全境进入北齐的统治。公元577年，北齐政权被北周代替。

北周宣帝时期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社会矛盾激化，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给杨坚为首的汉人将领夺取政权提供了良机。公元580年，周宣帝病死，即位的周静帝只有八岁，以大丞相身份辅政的杨坚，控制了北周的军政大权。公元581年，杨坚在消灭北周残余势力后，以“受禅”为名，废周静帝自立为帝，是为隋文帝，国号为隋，改元开皇，定都大兴（今陕西西安）。隋朝的历史就从这一年开始。公元588年，隋文帝以次子杨广和大臣杨素为统帅，率兵五十余万，大举伐陈。次年，隋兵攻入建康，陈（南朝的最后一个政权）灭亡。从东晋十六国以来长达三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至此结束。

开皇之治

隋文帝完成统一大业后，一面躬行俭朴，一面采取了许多有利于巩固政权的措施。鉴于东汉至隋南北分裂达四百多年之久、民生困苦、国库空虚的局面，杨坚以富国为首要目标，轻徭薄赋以解民困，在确保国家赋税收入的同时，稳定民生。

隋文帝时期在政治经济制度上进行了大量改革，其中影响最深远的是他将地方州、郡、县三级减为州、县两级，借以节省开支、精兵简政。在中央则首创了三省六部制度。此外，隋文帝还废止了自曹魏以来中国实行了三百多年的九品中正制，而创立了科举制度。

经济方面，隋朝仿北魏的均田制，实行均田法，又减免赋役，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此外文帝下令重新编订户籍，并在全国修建仓库，以便灾年救济难民。文帝又致力建设，在原长安城东南营建新都大兴城；开凿广通渠，自大兴引渭水至潼关，以利关东漕运。

学术文化方面，文帝大力提倡文教，广求图书，为保留中华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

正由于上述措施的推行，隋在文帝统治的最初二十多年间，政治清明，人口增加，府库充实，外患不生，社会呈现出了一片繁荣，历史称为“开皇之治”。隋文帝实现了自秦、汉以来的又一次长时间的统一，使北方民族进一步融合、南方经济发展，使隋代获得了“国计之富者莫如隋”的赞誉，为我国封建社会大唐盛世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科举制度的创立

科举制是由皇帝亲自主持、以分科考试形式录用人才的取士制度。科举制由隋代创立，完备兴盛于唐朝，衰落于明、清。1905年，开始推行学校教育，科举制度彻底被废除。

汉代选拔人才的制度称为“察举制”。公元前196年，汉高祖刘邦下求贤诏，令从郡国推举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开汉代察举制度的先河。把察举作为选官的一项制度是从文帝开始的。公元前178年，汉文帝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后又下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汉武帝进一步把察举发展为一种比较完备的选官制度。察孝廉的对象是地方六百石以下的官吏和通晓儒家经书的儒生，由郡国每年向中央推举。察举制在西汉到东汉初曾起过重要作用，为封建国家选拔了大批有用之才。以后随着政治日益腐败，察举不实的现象渐趋严重。到东汉晚期，已成为豪强或官吏安插亲信的工具，完全失去了网罗人才的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府选拔人才的制度是九品中正制。公元220年，曹丕采用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立九品官人之法。它的主要内容是，在各州、郡选择有识见、有名望、善识别人才的官员任“中正”，查访评定州、郡人士，将他们分成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作为吏部授官的依据。曹芳时，司马懿当国，在各州加置大中正，因此有大小中正的分别。但是这种制度执行到后来就演变成只从名门望族中选拔官吏，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状况。

隋代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打击门阀世袭，开始实行科举制，规定六品以下官吏须由尚书省吏部提名，废除了传统的州郡辟举制（地方一级的征聘制度）和九品中正制。隋代的考试制度，除有秀才、明经科外，炀帝时又加了进士科；进士只试策，明经除试策外还试经。这两种科目都适应了一般士绅的要求，通过考试，即可入仕。由此，就算是一般庶族寒门，只要有才就有机会跻身掌权的统治阶层。

二世而亡

隋文帝死后，他的儿子杨广即位，年号大业，是为隋炀帝，他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在位期间，政绩和暴政都很突出，他主持修建大运河、长城和东都洛阳城，开拓疆土，畅通丝绸之路，三征高句丽，开创科举。但是，他对人民奴役征敛十分苛重，滥用民力，使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巨大的工程和连年的战争使民生不堪重负，引发大规模的叛乱。在农民军的打击下，隋朝统治摇摇欲坠，公元618年隋炀帝在江都（今江苏扬州）被部将缢杀，隋朝灭亡。

隋是承前启后的一个朝代，在这一时期，我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均有所巩固和发展。首先在政治方面，隋朝调整了中央与地方的统治机构，确立了三省六部新制，增强了中央集权统治。通过制定《隋律》稳定了社会秩序。另外，开设了科举制度，为以后封建社会人才选拔方式提供了一个蓝本。在经济方面，文帝下令整顿户籍，清查人口，继而推行均田制，调整赋役。与此同时，为了恢复农业生产和加强漕运力量，开通了“广通渠”引渭水直达潼关。后炀帝又开“永济渠”引沁水南通黄河，自辉县至涿郡，长达两千余里，这就是现在的京杭大运河。另外，隋朝统一发行合乎规格的“五铢钱”，严惩私铸钱币。同时，还规定了标准的铜斗铁尺，颁行全国。这样，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创造了良好条件。社会的稳定也带来了自然科学与人文艺术的长足进步，如隋文帝下令修建西京大兴城（大兴城的设计和布局思想，对后世都市建设及日本、朝鲜都市建设都有深刻的影响）和东京洛阳城、著名工匠李春主持设计的赵州桥等，这都为我们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物质和文化遗产。

隋朝和秦朝都是二世而亡的朝代，因此人们经常对两者进行比较。首先，隋与秦都是凭借强大的武力结束了分裂多年的局面，而紧接着完成一系列改革，使经济得以发展。与此同时，又对人民大施徭役，致使民不聊生，终于使政权毁于一旦。然而，也正是凭借此时国家对物资财富丰盈的积累，为后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从而带来了秦、隋之后中华民族引以为豪的汉唐文化。

隋末农民起义

隋炀帝骄奢荒淫，连年大兴土木，不断对外用兵，繁重的徭役、兵役使得田地荒芜，民不聊生。公元611年首先爆发了王薄起义，此后起义军日益增多，斗争地区也日趋广阔，形成了全国范围的起义高潮。公元616年以后，逐渐形成了三大起义军，即翟让领导的河南的瓦岗军、河北的窦建德军和江淮的杜伏威军。

公元611年，翟让领导农民在瓦岗寨（今河南）起义反隋，山东、河南的贫苦农民纷纷参加，单雄信、徐世勣、李密、王伯当等人都率众投奔瓦岗起义军，使起义队伍迅速壮大。后来，翟让认为李密有领导才能，把瓦岗军的领导权交给了李密，李密任统军元帅，翟让为上柱国、司徒、东郡公，设三司六卫，建立了瓦岗军农民政权—“魏”。在隋朝即将被农民起义军推翻的关键时刻，瓦岗军内部矛盾激化，李密设计杀害了翟让等重要农民军将领，导致瓦岗军将卒离心，战斗力遭到极大削弱。公元618年6月，李密率军投降了唐军之后又起兵反唐，从而葬送了这支农民军。

翟让起兵的同一年，窦建德领导农民在高鸡泊（今河北）起义反隋，起义军迅速发展到万余人。公元621年，窦建德起义军与李世民率领的唐军在虎牢关交战，被李世民打败，窦建德被俘，后被杀害。两年后，唐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击败了窦建德部将刘黑闼，河北起义失败。

公元613年，杜伏威、辅公祏在齐郡（今山东）组织起义，随后南下到江淮南部广大地区发展，力量不断壮大。随后，起义军攻下高邮、历阳，建立农民政权，杜伏威任总管，辅公祏任长史。隋炀帝在江都被杀后，起义军内部发生了分化。唐高祖武德五年（公元622年），杜伏威投降了李渊。次年，辅公祏起兵反唐，建立政权，控制了苏、皖部分地区，后被唐军击溃。

隋末农民起义规模巨大，起义军作战勇猛，指挥灵活，采取攻其不备、诱敌轻进等谋略和战法，节节获胜，击败了隋军主力，摧毁了隋王朝的统治，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起义有力地打击了地主阶级，特别是士族大地主，削弱了他们对农民的人身束缚，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经济比较繁荣的时期。

李渊建唐

隋代末年，农民起义遍及各地，使隋朝的统治力量大为削弱，一些贵族和地方官吏也乘机起兵割据。驻守在军事重镇太原的李渊家族就是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胸怀大志的李渊深知自己无力镇压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又恐遭到隋炀帝的猜忌，在儿子李世民的建议下，于公元617年起兵反隋。他手下有很多能征善战、贤能多才的将领，加之部队纪律严明，因此很快壮大起来。

李渊起兵后，一面遣刘文静出使突厥，请求始毕可汗派兵马相助，一面招募军队，并于7月率师南下。此时瓦岗军在李密领导下与困守洛阳的王世充激战方酣，李渊乘隙进取关中。半年之后，李渊起义军占领了当时的都城长安，在关中站稳了脚跟。李渊入长安后，立炀帝孙代王侑为天子（恭帝），改元义宁，遥尊炀帝为太上皇；又以杨侑名义自加假黄钺（黄钺：以黄金为饰，古代帝王所用，后世用为仪仗，以黄钺借给大臣，即代表皇帝行使征伐之权的意思）、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尚书令、大丞相，进封唐王，总理朝政。次年（公元618年）5月，李渊称帝，改国号唐，定都长安。不久唐统一了全国。

李渊在位时期，依据隋文帝旧制，重新建立中央及地方行政制度，又修订律令格式，颁布均田制及租庸调制，重建府兵制，为唐代的职官、刑律、兵制、土地及课役等制度奠定了基础。“玄武门之变”后，李渊退位为太上皇，李世民即位，是为唐太宗。

玄武门之变

“玄武门之变”是唐朝统治阶级内部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唐朝建立后，李渊封长子建成为太子，协助处理军国大事，实力雄厚的次子世民文武双全，武功卓著，由此形成两大势力。太子建成联合四弟元吉，准备除掉世民。

在唐高祖统一全国的过程中，世民先参与策划了太原起事，而起事之后，在讨平群雄的战争中，他又立功最大。李世民能征惯战，智勇兼备，已成为唐军事实上的最重要的领导人，被高祖李渊封为“天策上将”，位在诸王之上，并兼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还诏令在秦王府中设置官属。世民自恃才能和显功，在府中开置文学馆，延揽四方文学之士，这些人都成了世民的谋臣策士。此外，世民南征北讨，逐渐在天策府中网罗了不少勇将猛士。拥有了如此众多的谋士与勇将，秦王世民的周围自然形成了当时政坛上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集团，直接威胁到太子建成。建成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就联合同样对世民不满的齐王元吉，采取曲意联络唐高祖的妃嫔以为内助、加强自己的军力、收买世民的部下等策略来强化自己并削弱世民的势力，甚至发展到在世民酒中下毒的地步。

到了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建成、元吉和后宫妃嫔更是常常在高祖耳边说世民的坏话，使高祖渐渐对世民产生了猜疑，局势对世民十分不利。世民决定先发制人。6月4日，世民率长孙无忌等人经玄武门入皇宫，埋伏在临湖殿附近，突然射杀了准备入朝的建成和元吉，然后声称“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并派亲信“宿卫”高祖，迫使高祖接受了既成事实。三天之后，唐高祖宣布立秦王为太子，国家大事，一律由太子处理。当年8月，唐高祖被迫让位，自称太上皇，李世民即位，就是唐太宗。第二年，改年号为贞观。历史上把这次政变，叫做“玄武门之变”。

渭水之盟

隋末年间，天下大乱，群雄割据，突厥势力乘机得到壮大。李渊在晋阳初起时，也曾经迫于形势，暂时屈服于突厥。公元618年，唐朝建立，不久重新统一全国。突厥统治者明白中原只要有一方坐大，就不可能像以往那样，从群雄割据中获利了，因此将主要对手确定为唐，试图扶植其他势力与唐相抗。

公元626年，得知唐帝国的权力变更的颉利可汗，发兵十余万人，直逼长安。大军驻扎在城外渭水便桥之北，距长安城仅四十里，京城兵力空虚，长安戒严，人心惶惶。李世民被迫设疑兵之计，亲率高士廉、房玄龄等六骑至渭水边，隔渭水与颉利对话，指责颉利负约。不久后唐大军赶至太宗背后。颉利见唐军军容威严，又见太宗许以金帛财物，便请求结盟。两天后，大唐皇帝李世民与颉利可汗在长安城西郊的渭水便桥上，签署了和平协议，双方斩杀白马立盟，突厥领兵而退。这就是有名的“渭水之盟”。

渭水之盟，避免了唐在不利条件下的作战，为稳定局势、发展经济、积蓄力量赢得了时间，是唐与突厥强弱变化的转折。同时，这次事件对太宗震动很大，认为突厥反复无常，因此下定决心要彻底铲除突厥。

后来，颉利多次背盟南下骚扰，太宗忍无可忍，派李靖、李勣等率大军出击。公元630年，唐军在阴山大破东突厥，俘获颉利。太宗当面数明颉利的罪状，但仍授予他官爵，赐予田宅，把俘获的部众安置在北方边境地区，设都督府，由突厥人自己担任都督加以管辖。这种宽容政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各族首领纷纷上表“相率内属”，尊唐太宗为“天可汗”。

贞观之治

公元627年，李世民登基，改年号为“贞观”。即位后，他居安思危，任贤用良，积极听取群臣的意见，实行轻徭薄赋、疏缓刑罚的政策，并且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军事改革，加强汉藏交流，被当时少数民族尊为“天可汗”，促成了社会安定、生产发展的升平景象，史称“贞观之治”。

唐太宗即位后，因亲眼目睹隋朝的兴亡，所以常用隋炀帝作为反面教材，来警戒自己及下属。他像孟子一样，把人民和君主的关系比作水与舟，认识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因此留心吏治，选贤任能，从谏如流。他唯才是举，不计出身，不问恩怨。在文臣武将之中，魏徵当过道士，原是太子李建成旧臣，曾议请谋杀太宗；尉迟恭做过铁匠，又是降将，但都受到重用。魏徵死后，太宗伤心地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徵逝，朕亡一镜矣。”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这也许是李世民最值得称道的政绩。在李世民统治下的中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官吏各安本分，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

经济方面，唐太宗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实行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去奢省费，轻徭薄赋”，使人民衣食有余，安居乐业。在文化方面，则大力奖励学术，组织文士修订前朝的著作和史书；在长安设国子监，鼓励四方君长遣子弟来留学。此外，太宗又屡次对外用兵，经略四方，平东突厥、定薛延陀、征高句丽、联姻吐蕃和高昌，使唐的国威远播四方。

“贞观之治”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而且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推向鼎盛时期。

房谋杜断

唐太宗在位期间，任贤用能，经常听从大臣的意见。一次他与文昭商量事情，房玄龄感慨地说：“非如晦莫能筹之。”等到杜如晦来到时，杜如晦立即分析房玄龄的计谋并作出决断。他们两人合作得十分融洽，人称房谋杜断。

房玄龄（公元579～648年），名乔，齐州临淄人，自幼聪敏，博览经史，见识深远。十八岁时，本州举进士，获封羽骑尉。由于父亲常年卧榻重病，房玄龄一直伺奉左右，为人极其孝顺。后被李世民重用。房玄龄为报李世民知遇之恩，竭尽心力筹谋军政事务。每攻灭一方割据势力，军中诸人都全力搜求珍宝异物，唯独房玄龄四处访寻英杰人物，并把他们荐于秦王李世民。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房玄龄改封魏国公，为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房玄龄尽心竭诚，夙兴夜寐，加之他明达吏事，法令宽平，任人唯贤，不分卑贱，时人皆称他为良相。

杜如晦（公元585～630年），字克明，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杜如晦自少聪悟，好谈文史，是个典型的彬彬书生。秦王李世民平定京城时，引为秦王府兵曹参军。在平定薛仁果、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的战争过程中，杜如晦作为李世民高参，对军旅戎事剖断如流，深为时人敬服。玄武门之变成功后，被太宗拜为兵部尚书，进封蔡国公。贞观初年，他与房玄龄共掌朝政，制定典章，品选官吏，好评如潮。

一代女皇

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十四岁的武则天入宫成为唐太宗的才人（正五品），唐太宗最初非常宠爱她，赐名“武媚娘”，但不久便将她冷落一边。武则天做了十二年的才人，地位始终没有得到提升，在唐太宗病重期间，武则天和当时的太子李治建立了感情。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唐太宗去世，太子李治即位，是为唐高宗。这一年，武则天和部分没有子女的嫔妃们一起入感业寺出家为尼。后来，唐高宗将她重新召回宫中，封为昭仪。

永徽六年（公元655年），也就是武则天重新入宫的第三年，高宗不顾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元老大臣的反对，册封武氏为皇后。之后，武则天积极为高宗出谋划策，采用先易后难的策略，先后罢黜了褚遂良、韩瑗、来济，最后除掉了长孙无忌，至此高宗基本实现了君主集权。高宗健康状况不好，许多政事都交给皇后武则天来处理。因此，唐朝经历了一段“双悬日月照乾坤”的时期，武则天逐渐掌握中央实权，并形成了自己的势力集团。

公元683年，高宗病死。不久，武则天立太子李显为帝，是为唐中宗。不久又废中宗为庐陵王，改立另一个儿子李旦为帝，是为唐睿宗。平定了徐敬业领导的反叛后，于公元690年，武则天废睿宗称帝，改国号“唐”为“周”，定都洛阳，称圣神皇帝。公元705年，许敬珲和宰相张柬之等人发动政变，逼迫武则天退位，拥立中宗李显复位，恢复了唐朝的政权。同年，武则天病死，享年八十二岁，遗诏“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并令人在陵前竖起一座无字碑，是非功过任后人评说。

武则天足智多谋，兼涉文史。在执政期间，她继续推行法治，开创殿试，创武举、自举、试官，亲自考试贡士；修《姓氏录》，列武氏为一等；重视农业，抵抗吐蕃的攻扰。在位期间，社会经济有所发展，但由于大修庙宇，人民负担有所加重。武则天执政时期，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史家称她的统治有“贞观遗风”。

请君入瓮

武则天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采用严刑峻法，消除异己。因此，她手下的一些酷吏，便借机想方设法诬陷自己的政敌，并绞尽脑汁制造酷刑逼供。整个国家都笼罩在高压的恐怖气氛下。

武则天当政期间的两个最有名的酷吏就是周兴和来俊臣，有成千上万的人冤死在他们手下。有一次，周兴被人密告谋反。武则天便派来俊臣去审理这宗案件，并且定下期限审出结果。来俊臣和周兴平时关系不错，因此感到很棘手。他苦思冥想，想出一计。一天，来俊臣故意请来周兴，两人一边饮酒一边聊天。来俊臣装出满脸愁容，对周兴说：“唉！最近审问犯人老是没有结果，请教老兄，不知可有什么绝招可以教给我？”周兴一向对刑具很有研究，便很得意地说：“我最近才发明一种新方法，不怕犯人不招。用一个大瓮，四周堆满烧红的炭火，再把犯人放进去。再意志坚强、顽固不化的人，也会招认的。”

来俊臣听了，便吩咐手下人抬来一个大瓮，照着刚才周兴所说的方法，用炭火把大瓮烧得通红。来俊臣突然站起来，把脸一沉，对周兴说：“有人告你谋反，我奉命来审问你，如果你不老老实实供认的话，那就请君入瓮吧！”周兴听了惊恐失色，知道自己在劫难逃，只好俯首认罪。

任用酷吏让武则天背上了骂名，在统治稳定之后，武则天开始弃用酷吏，转而任用了很多贤臣来辅助治理天下，号称“君子满朝”。娄师德、狄仁杰等著名的贤臣均在其列，后来的“开元贤相”姚崇和宋璟也是武则天时期提拔起来的。从这点来说，武则天也堪称是一位知人善任的政治家。

唐室砥柱狄仁杰

狄仁杰（公元630～700年），字怀英，唐代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人，武则天时期宰相，杰出的政治家。从政后，经历了唐高宗与武则天两个时代。狄仁杰为官，如老子所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为了拯救无辜，他敢于违背君主的旨意，始终保持体恤百姓、不畏权势的本色，居庙堂之上，以民为忧，后人称他为“唐室砥柱”。

狄仁杰出生于一个官宦之家，通过明经科考试及第，出任汴州判佐。后来，狄仁杰被诬告，当时的河南道黜陟使阎立本负责审理他的案子。阎立本不仅弄清了事情的真相，而且发现狄仁杰是一个德才兼备的难得人物，并推荐狄仁杰做了并州都督府法曹。后来，狄仁杰升任大理丞，他刚正廉明，执法不阿，兢兢业业，一年中判决了大量的积压案件，涉及1.7万人，无冤诉者，一时名声大振，成为朝野推崇备至的断案如神、摘奸除恶的大法官。为了维护封建法律制度，狄仁杰甚至敢于犯颜直谏。

不久，狄仁杰被唐高宗任命为侍御史，负责审讯案件，纠劾百官。任职期间，狄仁杰恪守职责，对一些巧媚逢迎，恃宠怙权的权要进行了弹劾。狄仁杰的才干与名望，已经逐渐得到武则天的赞赏和信任。公元697年，狄仁杰被武则天召回朝中，官拜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加银青光禄大夫，兼纳言，恢复了宰相职务，成为辅佐武则天掌握国家大权的左右手。此时，狄仁杰已年老体衰，力不从心。但他深感个人责任的重大，仍然尽心竭力，关心社会命运和国家前途，提出一些有益于社会和国家的建议或措施，尤其是成功地劝说武则天立李氏后代为太子，在以后几年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公元700年，狄仁杰病死，武则天痛哭流涕。自此以后，每当朝廷有大事而众人又不能解决时，武则天常叹息说：“老天爷为什么这么早就夺走了我的国老啊！”

纵观狄仁杰的一生，可以说是宦海浮沉。他每任一职，都心系民生，政绩卓著。身居宰相之位后，更是辅国安邦，对武则天弊政多有匡正。狄仁杰在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的武则天时代，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开元盛世

公元710年，韦皇后和安乐公主合谋毒杀中宗，韦皇后立温王李重茂为帝，是为少帝，并欲加害相王李旦。李旦的儿子，当时是临淄王的李隆基在姑母太平公主的协助下发动政变，诛杀韦皇后、安乐公主及武氏残余势力，拥立李旦复位。

公元712年，李旦让位于太子李隆基，李隆基即唐玄宗，又称唐明皇。

玄宗即位后，首先大刀阔斧地精简机构，裁减人员，并对官吏进行严格的考核。先后任命姚崇、宋璟为相，其后又用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杜逻、韩休、张九龄为相。他们各有所长，并且尽忠职守，使得朝政充满朝气。

玄宗采纳张九龄的建议，制定官吏的迁调制度。选取京官中有能之士，将其外调为都督刺史，以训练他们的处事才能及培养行政经验。同时，又选取都督刺史中有作为者，将其升为京官。这样内外互调，增进了中央与地方的沟通、了解和信任。而在选拔人才方面，玄宗对科举制度作出改革，限制了进士科及第的人数，以减少冗官的出现。玄宗期间，诗赋成为进士科的主要内容，这为后世留下了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

玄宗还从自身做起，大开节俭之风，凡宫中乘舆服御、金银器物、珠玉锦绣等奢侈的东西统统焚毁，并规定后宫嫔妃自后妃以下者都不得佩珠玉、刺锦绣；禁止天下采珠玉、织锦绣等物，违者杖罚一百。

通过玄宗的一系列措施和努力，唐朝农业大大向前发展，农民不再因过重的赋税举家外逃，而是积极性很高地从事耕作，四海之内，无论山川还是沟壑，都出现了一派牛耕农作的兴盛景象。

盛唐气象

唐王朝是我国历史上又一个光辉的时代。当时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稳定，人民富裕，有杜甫的诗为证：“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由于采取开放的对外政策，唐朝的国际威望也达到了顶峰，对外战争取得接连的胜利，连续百余年保持连续不断的进攻态势，疆土极度扩张，朝鲜、漠北、西域的辽阔疆土相继并入中国的版图，西部疆土直达今中亚细亚塔什干城。除了这些人所共知的丰硕成果外，盛唐的文明程度在当时世界也是首屈一指的。长安是当时世界的文化交流中心，是世界各国仁人志士心目中的“阳光地带”。唐王朝像一位雍容大度、不卑不亢的智者，欢迎四面八方的来客。

唐朝是一个我们民族充满阳刚之气的时代。她的自信、开放、宽宏、博大、发达，让我们民族的声威撒播四海。自唐以来，欧洲的“老外”就是把我们叫做“唐人”。今天看来，唐朝的那种振奋人心、蓬勃向上的精神和气质，应该作为我们民族永久的精神脊梁，并不断传承下去。

安史之乱

唐玄宗改元天宝后，志得意满，决意放纵享乐，从此不问国事。在纳杨玉环为贵妃后，更加沉溺酒色。唐玄宗还任用有“口蜜腹剑”恶名的李林甫为宰相长达十八年，使得朝政败坏。此时期又开始出现了宦官干政的局面。由于唐玄宗尊孔崇儒，中央集权力量削弱。随着唐太宗、唐高宗等在位期间屡次开疆拓土、先后讨平了东、西突厥，吐谷浑等，使盛唐建立了一个极为辽阔的边境。为了加强中央对边疆的控制、巩固边防和统领异族，唐玄宗在边地设十个兵镇，由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管理。然而，此等每以数州为一镇的节度使不单管理军事，而且因兼领区内的行政、财政、人民户口、土地等大权。节度使因而雄踞一方，尾大不掉，成为朝廷的隐患。

公元755年，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趁唐朝内部空虚腐败，以诛杀杨国忠为名，在范阳（今北京）叛乱，攻下洛阳。朝廷的抵抗没能有效阻挡反叛军队的进攻。次年，安禄山称帝，攻下长安，战乱达到顶峰。唐玄宗不得已逃离长安，到了马嵬坡途中将士饥疲，六军不发，龙武大将军陈玄礼请杀杨国忠父子和杨贵妃。杨国忠被乱刀砍死，无奈的玄宗命令高力士缢死杨贵妃，这就是历史上的马嵬坡兵变。之后，玄宗引兵入蜀。太子李亨在灵州自行登基，是为唐肃宗，郭子仪被封为朔方节度使，奉诏讨伐，次年郭子仪上表推荐李光弼担任河东节度使，联合李光弼分兵进军河北，两军在常山（河北正定）会师，击败安禄山部将史思明，收复河北一带。公元757年，安禄山被其儿子安庆绪所杀。公元759年，安部将史思明又将安庆绪杀掉，再攻洛阳。两年后史思明被儿子史朝义所杀。公元763年史朝义自杀。叛乱前后历时近八年，始告平定。

战乱虽平，但安史部将势力并未消灭，藩镇割据局面由此形成，中原战乱地区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吐藩对唐的侵扰也日益频繁，唐朝国力大为削弱。安史之乱成为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此后虽有短暂的“元和中兴”（唐宪宗时期），但其全盛时代也就从此结束了。

永贞革新

唐代从玄宗时的高力士开始，出现宦官擅权现象；到肃宗时期，宦官又掌握了军权。到中后期他们的专恣骄横，引起皇帝和某些官僚士大夫的不满。

永贞元年（公元805年），顺宗即位，即位时已得了中风不语症，但还是立刻任用王叔文、王伾、柳宗元、刘禹锡、韦执宜、韩泰、韩晔、陈谏、凌淮、程异等进行改革。主要措施有：革除官吏在正税以外的进奉，罢去宦官扰民的宫市和五坊小儿（五坊是专门替皇帝养雕、鹘、鹞、鹰、狗的地方。在这里当差的太监，叫做五坊小儿。这些人横行霸道，用各种卑鄙手段来夺取百姓的财物），任朝臣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节度使，韩泰为行军司马，以图逐步收夺宦官的兵权。此外，顺宗和革新派还罢免贪官京兆尹李实，蠲免苛杂，停止财政上的“进奉”。这些改革都具有进步性，但引起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集团及与之相勾结的节度使的强烈反对。俱文珍认为王叔文的权力过大，就以顺宗的名义解除了王叔文翰林学士的职务。不到一个月，俱文珍又勾结一批人逼顺宗禅位于太子李纯，即唐宪宗。

顺宗一退位，王叔文、王伾被贬逐，后王叔文又被赐死，王伾死于贬所，柳宗元等被贬为边州司马，革新失败。这次改革，历史上也称做“二王八司马事件”。

唐王朝在经历了唐太宗贞观时期、武则天时期后，到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其政治军事上的强大、经济上的繁荣，也就达到了顶峰。在一片欣欣向荣的背后，也隐藏着巨大的危机。安史之乱使唐王朝几乎灭亡，从此走上下坡路。唐王朝的政治一统被藩镇割据所取代，赫赫王权转到宦官手中，形成宦官专政的局面。这两个恶疾附着在唐王朝身上，难以根除。虽然有个别皇帝曾在一些朝臣的帮助下，试图清除这两个毒瘤，但最终都由于根深蒂固，难以奏效。唐顺宗时期的“永贞革新”就是一次失败的政治改革。

黄巢起义

唐宪宗末年，以牛僧孺和李德裕为首的大臣之间的朋党之争越演越烈，使宦官更加得势。牛党、李党相继执政，史称“牛李党争”。到唐僖宗（公元874～888年在位）统治期间，时局异常混乱，加之连年的天灾，矛盾爆发。

公元875年，王仙芝领导山东、河南农民数千人在长垣（今山东境内）起义，得到黄巢响应。黄巢起义军避实就虚，避开藩镇力量强大的中原地区，向南方长驱直下，渡过长江，转战荆襄、皖南、浙东、福建。公元879年，黄巢起义军攻克南方重镇广州，并控制了岭南的大部分地区。起义军发布公告：要率大军直捣长安，推翻唐朝统治。于是，起义军从广州北上，并于第二年渡过淮河，攻下洛阳。公元881年，他们占领长安，唐僖宗带随从宦官田令孜等仓皇逃奔四川成都。几天之后，黄巢在长安称帝，建立政权，国号大齐。

逃往四川的唐僖宗纠集各地的残余势力，向起义军反扑，黄巢率军顽强抵抗。公元883年，在关键时刻，大将朱温叛变降唐，起义军损失惨重，不得不撤出长安，转战山东泰山一带。公元884年，黄巢在莱芜虎狼谷与唐军决战时，兵败自刎，起义失败。

从公元859年年末浙东人裘甫举起反唐义旗至884年黄巢义军被镇压，这场反抗唐王朝统治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先后长达二十五年之久，特别是黄巢起义，历时十年。

在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唐王朝已是风雨飘摇、名存实亡。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军阀朱温的力量迅速壮大起来，并于公元907年，废黜唐帝，自称皇帝，以梁为国号，唐朝灭亡。

五代十国

五代有时也称为五代十国，一般认为从公元907年朱温灭唐到公元960年北宋建立。在这短短的五十四年间，中原相继出现了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史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同时，在这五朝之外，还相继出现了吴越国、闽国、荆南国、楚国、吴国、南唐、南汉、北汉、前蜀、后蜀等十几个割据政权，这十几个政权统称为“十国”。这就是历史上的“五代十国”。

五代的开国之君，都是唐朝的藩镇，靠军事割据发展起来的，因此这一时期的历史特点是战争频仍，政权屡有更迭。这一时期上有暴君，下有酷吏，再加上常年战争征赋不断，长安和洛阳都曾被毁，所以前人把五代称为“五季”，也就是末代，最差的意思。所以欧阳修在他主编的《新五代史》里常用“呜呼”开头，这并不是他装腔作势，不说其他，单是后来的残酷刑罚“凌迟”（即千刀万剐）就是在这时出现的。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段乱世持续的时间只有五十多年，这表明随着封建统治的深入，统一的趋势越来越强，分裂的时间越来越短。五代时期的文化成就主要在于火药、印刷术的发展以及词的出现。

相对于五代来说，十国的情况则要好得多。在这十国之中，除北汉在北方（约今山西、陕西和河北的一部分）外，其他诸国都在南方，它们较少受到中原战乱的影响，政局相对稳定，政权维持的时间也远比五代长，这对我国南方的开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吴越就曾修筑了捍海塘，保障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吴越走上了富裕之路。由于北方战争频仍，不少中原人士移徙南方以避祸乱，他们带来了北方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对南方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五代时期，还有一点不得不提的就是契丹的崛起。自北魏开始，契丹族逐步发展，到了唐朝末期已经强大起来。公元916年，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后改称辽，统治北方地区，辽朝先与北宋交战，“澶渊之盟”后，双方长期维持平稳关系。辽中叶后，统治集团日益腐朽，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各民族起义风起云涌。当女真族展开强大攻势时，辽帝国迅速走向灭亡，1125年为金所灭。由于契丹的声名远扬，国外有些民族至今仍然把中国称做“契丹”。在五代之中，有三朝，即后唐、后晋、后汉的开国之君都是沙陀人。他们与契丹互相勾结利用，逐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和军事集团，为以后宋、辽、金对峙埋下了深深的祸根。

黄袍加身

后周时期，赵匡胤任殿前都点检，领宋州归德军节度使，掌握兵权。周世宗柴荣死后，他的七岁的儿子柴宗训即位，由于年纪太小，由宰相范质、王溥辅政。后周的政局不稳。

公元960年春节，后周朝廷正在举行朝见大礼的时候，忽然接到边境送来的紧急战报，说北汉国主和辽朝联合，出兵攻打后周边境。大臣们慌作一团，后来由范质、王溥做主，派赵匡胤带兵抵抗。赵匡胤接到出兵命令，立刻调兵遣将，过了两天，就带了大军从汴京出发，跟随他的还有他弟弟赵匡义和亲信谋士赵普。当天晚上，大军驻扎在离京城二十里的陈桥驿，赵匡胤命令将士就地扎营休息。一些将领们私下商量，现在政局不稳，咱们拼死拼活地打仗，将来还不知落得什么下场，还不如拥立赵匡胤做皇帝，以后就会有享用不尽的荣华富贵。于是，将士们全起来了，闹哄哄地拥到赵匡胤住的驿馆，一直等到天色发白。赵匡胤一觉醒来，只听得外面士兵高喊：“请点检做皇帝！”赵匡胤赶快起床，还没来得及说话，几个人把早已准备好的一件黄袍，七手八脚地披在赵匡胤身上。大伙跪倒在地上磕了几个头，高呼“万岁”。接着，又推又拉，把赵匡胤扶上马，请他一起回京城。赵匡胤骑在马上，才开口说：“你们既然立我做天子，我的命令，你们都能听从吗？”将士们齐声回答说：“自然听陛下命令。”

赵匡胤就发布命令：到了京城以后，要保护好周朝太后和幼主；不许侵犯朝廷大臣，不准抢掠国家仓库；执行命令的将来有重赏，否则就要严办。于是大军返回京城，一路上军容整齐，秋毫无犯。到达京城后，周恭帝让了位，赵匡胤正式做了皇帝，国号叫宋，定都东京（今河南开封），历史上称为北宋。赵匡胤就是宋太祖。经过五十多年混战的五代时期，宣告结束。

建立政权后，赵匡胤采用各个击破、先南后北的战略，先后攻灭后蜀、南汉、南唐等诸国，初步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并加强了对契丹的防御。

杯酒释兵权

赵普与宋太祖赵匡胤在年轻的时候就是同学兼朋友，他出身比较艰苦，少年时没有好好读过书，后来就一直跟随赵匡胤打天下。宋朝开国后，赵普白天忙于处理国家政务，夜晚则读《论语》。据说每当遇到重大问题，赵普总是说：“明天再作决策。”晚上回家以后，他从箱子里面拿出一本书仔细地读，第二天准能够提出一个很高明的见解。时间久了，大家都很奇怪，觉得赵普家里一定藏有什么秘籍宝典。有一次，赵匡胤晚上去他家里商量紧急政务，看到他的书桌上放着一本书，一看原来是《论语》。赵匡胤有些奇怪，就问道：“《论语》是小孩子启蒙的书，你为什么还要读它呢？”赵普回答：“《论语》中有治国的大道理，臣已经用半部《论语》帮陛下打了江山，现在要另外半部来帮助陛下治理天下。”在这之后，赵匡胤更加重用赵普，有什么为难的事情都会找赵普来商量。赵匡胤登位之初，对和他一同打天下的功臣们十分不放心。因为他深刻认识到，武将们在废立皇帝、改朝换代方面的巨大能量。一天，他把心中的忧虑告诉了赵普，并希望找到解决的办法。赵普说：“节度使的权力过大，就会威胁到皇权，因此必须剥夺他们的兵权。”赵匡胤恍然大悟，决定按照赵普说的来做。

公元961年的一天，禁军大将石守信等奉召来到后花园，设宴相待。酒过三巡，赵匡胤故作愁眉不展状，开口说道：“我不是靠你们出力，到不了这个地步，但做皇帝太艰难了，我整晚都不敢安枕而卧啊！”石守信等忙问其故，太祖就说：“这不难知道，谁不想做皇帝呢？”石守信等一听，惊恐万状，纷纷表白。赵匡胤断然说道：“你们虽无异心，然而倘若你们部下追求富贵，一旦以黄袍加之你身，你虽然不想做皇帝，能办到吗？”众将一听，都吓得离席叩头，请求指示一条“可生之途”。赵匡胤才表明了自己的真正意思：“人生很短暂，求富贵者，不过想多积金钱，多多娱乐，使子孙免遭贫乏而已。你们不如交出兵权，出守地方，多买良田美宅，为子孙立永不可动的产业，同时日夜饮酒相欢，以终天年。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这不很好吗？”众将明白了赵匡胤的意思，第二天都称病辞职。

赵匡胤几杯美酒，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大将独揽军权的问题，被誉为“最高政治艺术的运用”，成为千古佳话。

励精图治的宋太祖

宋太祖在位期间，奉行“文以靖国”这一理念，果断地实行“右文抑武”的基本国策，通过设立“誓牌”，尊孔崇儒，完善科举，创设殿试，知人善任，厚禄养廉等一系列重大举措，成为我国历史上最受推崇的一代文治之君，彻底扭转了唐末以来武夫专权的黑暗局面，使宋代的文化空前繁盛，以至于后人有称“宋朝是文人的乐园”，因此，宋太祖也可以称得上是五代十国野蛮政治的终结者，又是后世历朝文明政治的开拓者。

赵匡胤通过采取“收起精兵，削夺其权，制其钱谷”的三大纲领，巧妙的“杯酒释兵权”“削弱相权”“罢黜支郡”“强干弱枝”“内外相维”“三年一易”“设置通判”“差遣制度”，等等，将军权、行政权、司法权、财政权牢牢控制。一举铲平了藩镇割据、武夫乱政的历史状况，所以宋朝三百年的历史中从不曾发生大的内乱和地方割据。

以宋太祖为首的宋初领导集团集体发愤图强，励精图治，使宋初的社会经济迅速呈现蒸蒸日上的喜人局面。宋太祖减轻徭役，赋税专收，以法治国，兴修水利，发展生产，澄清吏治，劝奖农桑，移风易俗等一系列英明决策，不仅尽快医治了两百年的战争创伤，而且迅速把宋朝推向空前繁荣的局面。但是，他重文轻武、偏重防内的方针，种下了宋代官僚机构臃肿、积贫积弱的祸根。

澶渊之盟

公元976年10月，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在斧声烛影中登上皇位，即宋太宗。到公元979年，宋太宗消灭北汉，大部分地区得以统一。由于后来的两次北伐均告失败，因此统治者施政重点变为重内虚外。公元998年，真宗赵恒即位，继续实行太宗末年的黄老政治，无所作为。宋真宗在位期间，辽朝不断派兵在边境挑衅，掠夺财物，屠杀百姓，给边境地区的居民带来了巨大灾难。虽然宋军在杨延朗（人们熟知的杨六郎）、杨延嗣等将领的率领下，积极抵抗入侵，但辽朝骑兵进退速度极快，战术灵活，给宋朝边防带来的压力愈益增大。

1004年，辽圣宗、萧太后率兵二十万大举南侵。兵锋直逼黄河北岸的澶州（今河南濮阳），东京危急。宋真宗畏敌，准备迁都南逃，在宰相寇准等人的促使下亲临前线澶州，宋军士气大振。当辽军攻城时，宋军将领一箭射死了辽军统帅。辽初战不利，统帅阵亡，又有后顾之忧，因此主动提出和谈。宋真宗本就无心抵抗，听到辽军和谈的要求，就不顾寇准等大臣的反对，同意与辽议和。双方约为兄弟之国，宋每年送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宋辽以白河沟为界，史称“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是在宋朝军事取得胜利的情况下签订的屈辱性合约，它开了赔款的先例，给宋朝的朝政和民众增加了很重的负担。但是，澶渊之盟缔结后，双方停止战争，和平往来一百年之久，宋辽边境得以安定，双方生产都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寇准罢宴

青年时代的寇准，得到宋太宗的支持和信任，提升为参知政事。不久，太宗又为寇准主婚，让皇姨宋娥与他成亲。宋娥是赵匡胤宋皇后的幼妹、邢国公宋准的幼女，美貌聪慧，贤淑多才。新婚期间，日日酒宴，夜夜歌舞。

一天，寇准与宋娥正在欢宴，忽听门官来报：“相爷，大门外有个老汉，说是相爷的同乡，非要见相爷不可。”一听是家乡人，寇准忙说：“快请进来！”不一会儿，门官领来一个老汉，衣着破烂，脸上布满皱纹。寇准一看，原来是舅舅，便上前拜见，让老人家坐下。谁知老汉两眼发呆，并不回答寇准夫妻的问话，却大哭起来。寇准忙问：“舅舅，家里出了什么事？”老汉连连摇头。问了半天，老汉才长叹一口气，说：“我见你这么荣华富贵，又听你手下人说，你每日每夜都是这样，叫我不由得想起我那可怜的老姐了。她一辈子受苦受难，没过过一天好日子！”寇准听舅舅说起母亲，慌忙跪下，说：“都是甥儿不好，得意忘形，忘了母亲早年的苦楚。”说罢，他忙和宋娥劝舅舅入席用饭。老汉看着宴席上的山珍海味，硬是不入席，却指着宴席说：“这一桌饭，够咱家乡一家人过几个月哩！你在京城里吃得这么好，可知咱华州、同州今年大旱，颗粒无收，一斗米涨到一千钱。现在还没过年，已闹起了饥荒，到明年春天，不知要饿死多少人呢！想到这，我怎么能吃得下？”

寇准也听说家乡有旱情，可是从地方官的奏折里，却看不出灾情的严重程度。听舅舅这么一说，顿感自己失职，愧对乡里。他安排舅舅住下，急忙回到大厅，吩咐撤了宴席，并以此为戒，永不夜宴。第二天早朝，寇准将故里旱情如实奏给太宗，并请旨回陕西督赈和询察民情。他回陕西后，为家乡办了一些好事，还把关中的赋税免征三年。

庆历新政

1022年，宋真宗驾崩，太子赵祯即位，是为宋仁宗。其母刘皇后被尊为皇太后，负责在仁宗成年前代理军国大事。从此开始了刘太后十六年的垂帘听政时代。西夏李元昊于1038年称帝后，宋夏之间爆发了数次战争，宋军屡战屡败，只得议和，百姓负担加重，各地陆续爆发了多起农民起义。现时的北宋王朝可谓是内忧外患。

1043年，宋仁宗为了缓解王朝出现的多种矛盾，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职位相当于副宰相），富弼为枢密副使推行改革。他们提出十项改革方案：明黜陟（对官吏升降制度作出严格的考核和规定），抑侥幸（限制侥幸做官和升官的途径），精贡举（严密科举制度，为国家选拔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择官长（严格考核州、县两级地方官员的业绩），均公田（平均分配地方官员的公田），厚农桑（重视农桑等生产事业），修武备（整治军备），减徭役（减轻百姓的徭役），覃恩信（落实朝廷各项恩惠政策），重命令（认真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号令）。这些改革措施的大部分都被仁宗采纳，颁行全国，号称“新政”。

庆历新政，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宋朝进入建国以来最繁荣的阶段。但因新政限制大官僚大地主特权，实行时遇到强烈反对和阻挠。他们散布谣言，攻击新政，指责范仲淹结党营私、滥用职权。宋仁宗虽然对这件事未必全信，但看到反对革新的势力这么强大，他开始动摇了，失去了改革的信心。1044年。宋仁宗下诏废弃一切改革措施，解除了范仲淹参知政事的职务，将他贬至邓州（今河南邓县），富弼、欧阳修等革新派人士都相继被逐出朝廷。庆历新政宣告失败。宋仁宗在位四十年，尽管朝中有像范仲淹、欧阳修、包拯这样有才能、正直的大臣，但是并没有发挥他们的作用，宋朝国力越来越衰弱。

王安石变法

1068年，神宗赵顼即位。神宗在位期间，宋朝初期制订的制度已经暴露出诸多流弊，民生状况开始倒退，而边境上辽和西夏又虎视眈眈。1069年，想要有所作为的神宗任用王安石进行改革。

北宋中期，土地兼并剧烈，阶级矛盾尖锐，国家出现财政危机。王安石为富国强兵，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他主张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此在这次改革中，发展生产是当务之急。他提出国家应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来发展生产。在王安石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定了诸如青苗、免役、均输、市场、农田、水利等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改革军事制度，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并改革教育制度，王安石亲自撰写了《周礼义》、《书义》、《诗义》，即《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王安石的变法对于增加国家收入，有着积极的作用，军事实力明显提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得以缓解。在与西夏的交战中，取得了熙河之役的胜利。这在宋夏交战的历史上是很少见的。然而由于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王安石被迫辞职。改革的最主要支持者宋神宗在关键时刻发生了动摇，宋神宗死后司马光出任宰相，彻底废除新法，连很有成效的募役法也被废除。

靖康之耻

1101年，宋徽宗即位，他是一位天才艺术家，却也是亡国之君。此时，原本在契丹统治下的女真人的势力逐渐强盛起来。1115年，完颜阿骨打统一女真各部，建立金，并派人与宋朝约定共同夹击辽，订立了“海上盟约”。双方协议进攻辽中京，而宋攻辽燕京，事成之后，燕云十六州归宋，其余国土归金。后来金兵攻破辽中京，而宋朝二十万大军大败。燕京被金人所攻占，天祚帝被俘，辽国灭亡。在与宋联合攻辽的过程中，金军逐渐认识到北宋腐败的实质。

靖康元年（1126年）1月，金军南下，渡过黄河，直抵北宋东京开封城。宋钦宗派使者赴金营求和。金军提出：宋须交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牛、马、骡各一万头匹、驼一千头、杂色缎一百万匹、绢帛一百万匹；割让太原、中山（今河北定州）、河间三镇；尊金帝为伯父；以宋亲王、宰相做人质，送金军北渡黄河，才许议和。金军攻城，宋守军多次击退金军。但宋钦宗仍继续与金议和，答应了对方赔款和割地的要求。金撤军北归。同年8月，金军再次南侵，东京城破。宋钦宗亲赴金营，献上降表。从12月起，金军大肆搜刮宋廷的府库及官、民户的金银钱帛。次年4月，金军俘徽、钦二帝和后妃、皇子、宗室贵戚北撤。宋朝皇室的宝玺、舆服、法物、礼器、浑天仪等也被掠去。北宋灭亡。

绍兴和议

1127年，徽宗第九子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即宋高宗，史称南宋。1138年正式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南宋时期，当权者不思进取，长期执行求和政策，向金朝称臣纳贡，并压制军民的抗金斗争。“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反映的就是当时统治者得过且过的情况。

1140年，金兵又一次大举南侵，可是各路军队连遭失败。在顺昌（今安徽阜阳）之战中，宋军以少胜多击败了金军。接着岳飞率领岳家军又取得郾城大捷，打败了金军的主力，先后收复了郑州、洛阳等城。这时，金兵打算撤至河北，南宋举国上下要求收复北方的呼声很高，抗金形势一片大好。可是，以妥协苟安为国策的宋高宗，既害怕宋军的胜利影响他的求和，更害怕岳家军从金营迎回徽、钦二帝，从而威胁自己的帝位。于是，高宗和秦桧商定，命令各路军队班师，并在一天内连下十二道金牌逼令岳飞退兵，并解除了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大将的兵权。随后，高宗派使者到金求和，在使者叩头哀求下，金国以“杀岳飞”作为条件，答应和议。经过一番交易后，双方签订了绍兴和议：向金称臣，金册宋康王赵构为皇帝；划定疆界，东以淮河中流为界，西以大散关（陕西宝鸡西南）为界，以南属宋，以北属金；宋每年向金纳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自绍兴十二年（1142年）开始，每年春季搬送至泗州交纳。同年，岳飞被处死。

绍兴和议确定了宋金之间政治上的不平等关系，结束了长达十多年的战争状态，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1276年，元军攻入临安，陆秀夫、文天祥等保护皇族后人逃到广东坚持抵抗，直到1279年，南宋政权最终灭亡。

两宋时期，在技术改进与租佃制的推动下，农业生产获得显著发展；手工业分工细密，工艺先进，产品闻名于世；商品经济水平超越以往，城市、市镇繁荣，货币流通扩大，诞生了最早的纸币。宋代文化空前进步，理学、文学、史学、艺术以及科学技术领域硕果累累，除了拥有可与唐诗比肩的宋词之外，还产生了与先秦、两汉相媲美的新儒学；而活字印刷、指南针及火药的发明和应用，更对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了杰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