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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维新运动的反动

一 反动势力的解剖

从戊戌年(一八九八年)秋间到庚子年(一九〇〇年)的夏间,可称为维新变法的反动时期。反动的事实,以所谓“戊戌政变”开幕,以义和团大闹北京收场。但是我们要认识这次反动真正的内容,非先将当时的反动势力,略为解剖一下不可。因为这种反动势力,内容并不单纯,原因也不只一端。就势力的构成来说,上自西太后,下至小百姓,都包括在内,约略分之为三:

一、握有重权的亲贵(利用“拳匪”排外的人);

二、一般士大夫阶级(鼓吹“拳匪”排外的人);

三、失业的群众(“拳匪”)。

这三种人,虽然同含在这种势力以内,但就他们反动的心理上或精神上来解剖,却不尽相同;有彼此一致的处所,有所谋各殊的处所;也有可原恕的处所,有全不可原恕的处所。现在请就他们反动的心理上分别叙述:

一、民族的自尊  大凡个人在社会里面,不愿自居于劣等的地位,一个民族在民族团体里面,也没有自愿居于劣等民族的位置的,何况中国民族几千年来常常是居于优秀地位的呢?甲午以后,一部分醒悟的人士,固然知道现在所遇的外族不是往时的外族可比,但在大多数拘于旧历史观念的人,却以为现在的碧眼赤须儿,仍不过是往时匈奴、契丹、吐蕃、回纥等的一例,虽然一时在武力上受了逼迫,终久是要受我们的圣教感化的;一般新进之士不尽力宣扬自己的圣教去“用夏变夷”,反而自“变于夷”,这是何等可耻的事。我们试看叶德辉《与皮鹿门书》的书说:

……近世时务之士,必欲破夷夏之防,合中外之教,此则鄙见断断不能苟同者……昨读世兄歌辞(时皮鹿门之子作《醒世歌》,有“若把地球来参详,中国并不在中央。地球本是浑圆物,谁居中央谁四旁”等句),敢以管见所及,一明其是非。……地球圆物,不能指一地以为中,但合东西南北考之,南北极不相通,则论中外,当视东西矣。亚洲居地球之东南,中国居东南之中,无中外独无东西乎。四时之序先春夏,五行之位首东南,此中西人士所共明,非中国以人为外也。五色黄属土,土居中央,西人辨中人为黄种,是天地开辟之初隐与中人以中位。西人笑中国自大,何不以此理晓之。若以国之强弱大小定中外夷夏之局,则春秋时周德衰矣,何以存天王之名。鲁之弱小远于吴楚,何以孔子曰我鲁,此理易明,无烦剖辨。尧、舜、禹、汤、文、武之教,周公成之,孔子大之。三代而下,异教之为圣教澌灭者不可殚述。即以文字论,佛法盛于六朝,而其梵夹之经典,反藉中文而后传;辽、金、元人凭陵宋室,可谓至极,今三国之书不存一字;此第圣人糟粕中之糟粕而已,潜移默运,扫荡异教于不觉,何论旁行诘屈之书乎。……

叶氏与人书还有一段说:

……夫强邻逼处,势力之口亦乌足凭。甲申之役,法败而中胜,则中国进于文明,甲午之役,中溃而日兴,则中国沦于半教,驴鸣狗吠,讵曰知时。蚕食鲸吞,无非肉弱。非我族类,仇视宜然。独怪今之谈时务者,若祖若父,本中国之臣民,若子若孙,皆神明之嫡脉,而亦幸灾乐祸,人云亦云,问之此心,天良胡在。……

我们现在看他这种解释“中国”两字的妙论,什么“五行之位首东南”,“五色黄属土,土居中央”,中国人是黄种,便是“天地开辟之初隐与中人以中位”,真是要笑脱牙齿。但这种自尊自大的口吻,确足代表当时一般人的心理;义和团的“坎字拳”、“乾字拳”等等,与这种“五行之位首东南”、“五色黄属土”,思想渊源上也是一贯的;义和团的首领曹福田说“吾奉玉帝敕,命率天兵天将,尽歼洋人,吾何敢悖敕命”,与这种“天地开辟之初隐与中人以中位”的见解,也没有多大区别的。御史徐道焜上奏说:“洪钧老祖已命五龙守大沽,夷兵当尽灭。”御史陈嘉言说:“得关壮缪帛书,言夷当自灭。”编修萧荣爵说:“夷狄无君父二千余年,天将假手义民尽灭之。”由有知识的士大夫阶级到无知识的群众,都认中国人是天地神明特别重视的一种人,纵然受屈一时,天地神明必维持它永久尊贵的地位。这种心理,从坏的方面说,自然是愚蠢可怜之极;但从好的方面说,即所谓“民族的自尊”,却是民族立国的一种要件,愚蠢中尚有几分可以原谅。

二、公共的积愤  这种积愤的心理,是根于自尊而来的,从鸦片战争到中日战争,继之以德取胶州、俄索旅大等,累次受外国暴力的压迫,虽以神明华贵的民族,对于这种压迫却是无可如何;加以当时的基督教徒骄横、跋扈,动辄恃其后面的帝国主义势力,干涉中国的民政;所谓数十年的积愤,上下郁勃,无可发泄。我们试看下列两段拳乱中的故事就可以知道:

……联军既破京津来保定,廷雍(本直隶臬司,时升藩司,护理直督,率领拳匪仇杀西教士及言新学者)方护督,遂被执,并及保绅。各军公讯,雍云:“保绅夙从令,可释,若焚杀汝人,皆我也。”叩以何为?雍曰:“道光以还,汝曹欺我太甚,倘得势,孰不报汝,今至此斧钺由汝,问何为。”遂见杀,今地方人尚多哀之。(见酬鸣《书<庚子国变记>后》)

徐桐以汉军翰林至大学士,以理学自命,恶新学如仇。其宅在东交民巷,恶见洋楼,每出拜客,不欲经洋楼前,乃不出正阳门,绕地安门而出。……拳匪起京师,桐大喜,谓中国自此强矣,其赠大师兄(拳匪首领之称)联云:“创千古未有奇闻,非左非邪,攻异端而正人心,忠孝节廉,只此精诚未泯;为斯世少留佳话,一惊一喜,仗神威以寒夷胆,农工商贾,于今怨愤能消。”

这两个人的声口,已很足表示当时积愤的心理;还有郎中左绍佐请戮郭崇焘之尸以谢天下;主事万秉鉴谓曾国藩办“天津教案”所杀十六人,请予议恤。他们以为中国累次屈辱,都由于郭、曾这辈人卖国,现在非把多年的积愤大大地发泄一番不可。

三、生活的不安  自五口通商以后,外国的经济势力侵入,中国固有的旧式工业受了压迫,失业的人渐次增多;加以累次对内对外的用兵,因军费赔款、横征暴敛而生出来的负担加重,军事完结后,兵勇的解散,溃卒的流亡;并且自光绪即位以来二十余年间,没有一年不被天灾,或大水,或大旱,或河决,北方几省尤甚(试参看文明书局出版的《清史纪事本末·光绪入继》一篇可知):皆足以扩大失业人民的数量。概括言之,就是民众的生活上受了压迫(即所谓经济的压迫),社会上必然生出不安的现象来。但是这种经济的压迫,上面所举三种人的第一种(握有权位的亲贵),自然是不会感觉的;就是第二种(一般士大夫阶级),感觉得也很少。第三种所谓失业的群众,本是由经济压迫所产生,对于这种压迫,自然特别感觉痛苦。但是他们只知自己的生活无所依靠,却并不知他们的生活所以失靠的真正原因。他们很笼统的思维,以为使得我们穷困都是由于中国的不太平,不太平都是由于洋人的欺负。修铁路,开矿山,把我们的龙脉挖断了,地藏的宝气泄漏了;设教堂,把我们的神祗祖先侮蔑了:所以使得我们一天穷困一天。我们要想免除这种穷困,非把一切洋人驱逐出去不可,那班信洋教、讲洋学的人都是汉奸,也非一律杀掉不可。他们把一切的害恶,笼统归纳到“洋教”两个字上面。但是看见洋人的兵舰枪炮却着实利害,于是想到“封神”、“西游”在戏台上所表显的神通法力,必定是有几分可靠的;起初由少数的奸猾者借以哄骗多数,渐至彼此互相哄骗,久而久之,大家自己哄骗自己。这便是所谓群众的心理,由生活的不安演为借神力以排外。从德国夺取胶州湾后一年半间,山东一省闹出来的路、矿、教三项外交案,共达一千余件;从己亥年冬到庚子年春夏几个月间,拳民的聚积达若干万人,都是由这种群众心理结合而成的。

四、政争的阴谋  自戊戌变政以来,西太后痛恨光绪帝,痛恨康梁;一般依附西太后谋得政权的人,也和西太后一样的心理。但是康梁的逃走,都是由于外国人的救护(康之脱险,由上海英领事的救护,见梁启超《记南海先生脱险事》;梁之出险,由日本大岛兵舰之保护)。后来康梁在外国倡立保皇会,外国人不惟不加以干涉,并且还予以保护,于是由恨康梁之心,而迁怒到外国人身上去了。罗惇曧的《拳变馀闻》上述说:“刚毅奉命江南查案……得梁启超《清议报》进于孝钦后,后大怒,愤外国之庇康梁,必欲报此仇,益恨德宗,思废之。立端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将于庚子正月行废立,刚毅实主之,力引载漪居要职,宠眷在诸王上。后又虑废德宗,各国有违言,先命荣禄私于李鸿章以废立意询各国公使,皆不协,后益大恨。刚毅日言仇洋,见谈洋务者皆斥为汉奸,过金陵见刘坤一之储才学堂立命闭之。”又说:“载漪自以将为天子父,方大快意,闻各国阻之,乃极恨外人,思伺时报此仇。适义和团以灭洋为职,乃大喜。……”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也说:“义和团为邪教……朝廷所以信之者,意固别有所在,邵陵高贵之举,两年中未尝稍释,特忌东西邻责言,未敢仓猝行。载漪又急欲其子得天位,计非藉兵力以慑使臣,固难得志也。义和拳适起……载漪遂利用之,以发大难。故廷臣据理力争,谓邪术不足信,兵端未可开,皆隔靴搔痒之谈也。”可见,西太后和一班亲贵的反动心理,又别有所在。

上述四种反动心理,第一、二、三是士大夫阶级和一般群众所同具的,可命之为国民的心理,第四种是政府当局独具的心理,合起来遂构成一种大大的反动势力。反动虽同,所要求的却不同。国民的心理是公的,愚而可恕;政府的心理是私的,就悖而不堪问了。

二 反动的演进——己亥建储与庚子拳乱

戊戌八月西太后再行临朝训政,为反动的开始。一方面排除所谓新党,除前章所记捕拿康梁,杀戮六君子,谪戍张荫桓,永禁徐致靖以外,凡与维新有关系的人,一律革黜,最著的如湖南巡抚陈宝箴、尚书李端棻等。一方面布置亲信刚毅、荣禄、启秀等以次入军机,实授裕禄以直隶总督。北洋各军,向由直督节制指挥,荣禄既由直督召入军机,仍旧节制北洋各军,仅以裕禄为帮办:这是西太后巩固枢府实权的办法。于是将前百日所举办的所谓新政,在一个月内,一律翻过来:

一、命京内詹事府等饭碗衙门,照常设立,毋庸裁并;

二、复设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并河道总督各缺;

三、停止各省书院改设学校之举;

四、命各项考试仍用八股文、试帖、经文策问;

五、停止经济特科;

六、废农工商局;

七、废官报局;

八、禁止士民上书言事;

九、禁止结会;

十、禁止报馆,严拿主笔。

总括一句话,就是一切仍旧。在那年十二月里,有位新授湖北的巡抚曾铄,奏请变通成例,先后被人参劾,说他“擅请变法,莠言乱政”,就赏他一个“革职永不叙用”。从此没一个人敢言及“新政”两个字了。但是在西太后和亲信的后党心里,还有一个不曾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光绪帝的皇位。从戊戌秋到庚子夏,两年的反动期间,所日夜经营不能放过的,就是这个问题。

在八月政变以前,本已密定了天津阅兵藉行废立的计划。及政变起后,光绪帝已幽于瀛台,兵也不用阅了,光绪帝病重的谣言也散布满了,要废就可以废了。但是老于世故的西太后,知道外重内轻之势已成,虽然拿住了直督和北洋军事权,却不知南方各省督抚的意思如何,因令军机处密电南方各督抚,探询意旨。不料遇着一位不辨风色的两江总督刘坤一,说出什么“君臣之义已定,中外之口宜防”的十二个字来,把他们的计划顿挫了,光绪帝有名无实的皇位又暂时保住了(这是戊戌冬间的事)。

到己亥年冬间,西太后和刚毅等到底忍不住了,因为康梁在海外天天倡保皇,不把这个保皇的目标更换终究是祸。荣禄比较慎重一点。有一位被西太后极敬重的老理学家徐桐,和启秀、崇绮很明了太后的意旨,于是这个问题又发动了。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说:“时承恩公崇绮久废在私第,大学士徐桐觊政地綦切,尚书启秀在枢廷,与徐殊洽,咸思邀定策功;而大学士荣禄居次辅,虽在亲王下,最为孝钦所亲信,言无不从,大权实归之。三公者(崇、徐、启)日夕密谋,相约造荣第,说以伊霍之事,崇、徐密具疏草,要荣署名,同奏永宁宫。十一月二十八日,启朝退,先诣荣,达二公意。荣大惊,佯依违其词,速启去,戒阍者勿纳客;二公至,阍者辞焉。次日朝罢,荣相请独对,问太后曰:‘传闻将有废立事,信乎?’太后曰:‘无有也。事果可行乎?’荣曰:‘太后行之,谁敢谓其不可者!顾上罪不明,外国公使将起而干涉,此不可不慎也。’太后曰:‘事且露,奈何?’荣曰:‘无防也。上春秋已盛无皇嗣,不如择宗室近支子,建为大阿哥,为上嗣,兼祧穆宗,育之宫中,徐纂大统,则此举为有名矣。’太后沉吟久之曰:‘汝言是也。’遂于二十四日(己亥十二月)召集近支王公、贝勒、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南上两书房、翰林部院、尚书于仪銮殿。上下惊传将废立,内廷苏拉且昌言曰:‘今日换皇上矣。’迨诏下乃立溥儁为大阿哥也。……”这便是所谓“己亥建储”的由来。这次的动作,依荣禄的计划,算是很慎重了;怕刘坤一又行反对,就预先命他来京陛见,以鹿传霖署理两江总督,这就是“调虎离山”的方法(次年仍命刘回两江)。李鸿章这时候很失势,是不反对的,就命他去作两广总督;因为康梁在海外联络华侨倡保皇,华侨多粤籍,恐怕广东出甚变故,所以要李去镇压。这种布置,算是很周密了,不料上海又伏着一些什么志士经元善、蔡元培等联络绅商千余人电争;海外华侨数十万人也相继电争;大阿哥虽然立了,皇位的授受到底还要再等机会。实际上,他们对于这些反对的电报也并不十分怕,他们所不敢即行的原故,还是不明了外国人的意旨。于是使人讽令外国公使入贺;假使外国公使对于立大阿哥的事肯来道贺,便是赞成废立了。但是外国公使却置之不理,于是他们愤极了,非借重八卦教的义民不可了。

八卦教的义和拳远源起于嘉庆时,现在不必详叙。利用它作排外工具的人,最初是李秉衡、毓贤,其次廷雍、裕禄,其次刚毅、载漪而达于西太后。李秉衡、毓贤、廷雍的行动是代表前节所谓国民心理的,刚毅、载漪、裕禄的行动是代表前节所谓政府心理的。光绪乙未,李秉衡作山东巡抚,山东有大刀会主仇西教,秉衡很奖许他们;丁酉十月,大刀会杀德教士二人(便是德据胶州湾的导源),因德人的要求,将秉衡革职。毓贤以曹州知府至藩司,是秉衡所最亲善的,到己亥二月,任山东巡抚,循秉衡的旧规,奖励大刀会;“匪”首朱红灯自称“义和拳”,建“保清灭洋”的旗号,毓贤出示改为“义和团”。“匪”树毓字旗,杀教民,焚教堂。因为法国公使的责问,乃召毓贤入京,命袁世凯为山东巡抚。袁世凯力剿,把朱红灯捕获杀了,山东的拳党就转入直隶去了。毓贤在山西尝向他的僚属说:“义和团魁首有二:其一鉴帅(李秉衡),其一我也。”这是很确切的自白。到庚子春初,“拳匪”蔓延直省,吴桥令劳乃宣严禁传习,并上书建议督署。总督裕禄以劳书示臬司廷雍及藩司廷杰。杰恶劳不先白司,廷雍则已暗与“拳匪”联为一气,因此将劳乃宣的建议置之不理。不久,裕禄也赞许了拳团;到三四月间,拳乱就蔓延直省各县了。这是廷雍和裕禄在直隶养成拳乱的初步。毓贤前由山东入京后,向端王载漪(大阿哥的父亲)、大学士刚毅等夸说义和团如何的忠勇可靠,载漪、刚毅就很欢喜地据以入告西太后(毓贤因此得授山西巡抚)。及至“拳匪”在直属各处肆行焚杀教堂教民时,西太后一面严谕拿办,一面命刚毅和刑部尚书赵舒翘等分途前往解散。其实并不是命他们去解散,而是命他们去察看这种“义民”的情形的。舒翘看见这些义民都是市井无赖,知道他们不足用,但是不敢违背太后的意向,就报告太后,说他们真是很可靠的义民。刚毅不惟说他们可用,并且和载漪等把这些义民引导到北京来了。这便是义和团入北京的由来。

拳民入京后,政府应付的经过,恽毓鼎的记述最为可靠,因为他是当时参与御前四次会议的人,现在把他的记述附录在下面:

……五月十五日,戕日本使馆书记杉山于马家埠;日日杀教民,株连无辜。二十日,复纵焚正阳门西,火及城楼……其时使馆街西兵,环甲实枪,严守东西街口,如临大敌。午刻忽传旨召王公大臣、六部九卿入见于仪鸾殿东室,约百余人,室中跪满,后至者皆跪于槛外。殿南向,上及太后背窗向北坐。枢臣礼亲王世铎、荣禄、王文韶、赵舒翘跪御案旁,自南而北若雁行,诸臣皆面南,刚毅则出京察看未归。既跪行一叩礼,上首诘责诸臣,不能弹压乱民,色甚厉。翰林院侍读学士刘永亨跪在后,与毓鼎相接,默谓毓鼎,适在提督董福祥许,董自任可驱拳匪出城外,毓鼎促其上闻。永亨膝行而前,奏云:“臣顷见董福祥,欲请上旨令其驱逐乱民。”语甫半,端王载漪伸大指厉声呼曰:“好!此即失人心第一法!”永亨慑,不能毕其词。太后默然。太常卿袁昶在槛外,高呼“臣袁昶有话上奏”。上谕之入,乃详言拳实乱民,万不可恃;就令有邪术,自古及今,断无仗此成事者。太后折之曰:“法术不足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国衰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太后又曰:“今京城扰乱,洋人有调兵之说,将何以处之?尔等有何见识?各据所见,从速奏来。”群臣纷纷奏对,或言宜剿,或言宜抚,或言宜速止洋兵,或言宜调兵保护。随而派侍郎那桐、许景澄出京劝阻洋兵,一面安抚乱民,设法解散。遂麾群臣出。毓鼎与光禄卿曾广汉、大理少卿张亨嘉、侍读学士朱祖谋,见太后意仍右拳匪,今日之议未得要领,乱且未已也。乃行稍后,留身复奏曰:“臣等尚有书。”亨嘉力言拳匪之当剿,但诛数人,大事即定。张闽人,语多土音,又气急不尽可办。祖谋言皇太后信乱民,敌西洋,不知欲倚何人办此大事。太后曰:“我恃董福祥。”祖谋率然对曰:“董福祥第一即不可恃。”太后大怒,色变厉声曰:“汝何姓名?”对曰:“臣为翰林院侍读学士朱祖谋。”太后怒曰:“汝言福祥不足恃,汝保人来!”祖谋猝不能对,毓鼎应声曰:“山东巡抚袁世凯忠勇有胆识,可调入京,镇压乱民。”曾广汉曰:“两江总督刘坤一亦可。”军机大臣荣禄在旁应曰:“刘坤一太远,袁世凯将往调矣。”毓鼎复言:“风闻惊舆有西幸之说,根本重地,一举足,天下动摇矣。”太后力辩无此说。四臣遂起,太后于祖谋之出,犹怒目送之。

二十一日未刻,复传急诏入见,申刻召对仪鸾殿。上先诘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尚书徐用仪。用仪奏办,语细不可闻,惟闻上厉声拍案曰:“汝如此搪塞,便可了事耶?”太后随宣谕:“顷得洋人照会四条: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一、代收各省钱粮;一、代掌天下兵权。……今衅开自彼,国亡在目前,若竟拱手让之,我死无面目见烈圣。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愈乎?”群臣咸顿首曰:“臣等愿效死力。”有泣下者。惟既云照会有四条,而所述只得其三。退班后询之荣相,其一勒令皇太后归政,太后讳言之也。其时载漪及侍郎溥良力主战,语尤激昂。太后复高声谕曰:“今日之事,诸大臣均闻之矣。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顾事未可知,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我苦心,勿归咎予一人,谓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群臣复叩首言:“臣等同心报国。”……于是立命徐用仪、立山、联元往使馆,谕以利害;若必欲开衅者,可即下旗归国。立山以非总理衙门辞。上曰:“去岁各国使臣,瞻仰颐和园,非汝为之接待乎,今日事急,乃畏难乎。”太后怒曰:“汝敢往固当往,不敢往亦当往。”三臣先出,即谕荣禄以武卫军备战守;复谕曰:“徐用仪等身入险地,可派兵遥护之。”群臣既退,集瀛秀门外,以各国照会质之译署诸公,皆相顾不知所自来;或言北洋督臣裕禄实传之,然亦无之。嗣乃知二十夜三鼓,江苏粮道罗某遣其子扣荣相门,云有机密事告急;既见,以四条进;荣相绕屋行,徬徨终夜,黎明遽进御;太后悲且愤,遂开战端。其实某官轻信何人之言,各国无是说也(一说由载漪命军机章京连文中伪造)。故二十五日宣战诏,不及此事。

二十二日申刻,复传入见,筹议和战,少顷即退。二十三日未刻,再召见于仪鸾殿,太后决定宣战,命许景澄等往告各国使臣,限二十四点钟内出京,派兵护行。上雅不愿轻开衅端,搴景澄手曰:“更妥商量。”太后斥曰:“皇帝放手,勿误事。”

侍郎联元谏曰:“法兰西为传教国,衅亦启自法,即战,只能雠法,断无结怨十一国之理。果若是,国危矣。”言且泣,额汗如珠,闻有与辩者。即派载澜等加意扞卫宫墙,备不虞……诸臣皆退。旋传谕二十四日辰刻更入见。次晨,俱集瀛秀门外。使臣来照会,要庆、端二王往议。召二王及枢臣先入见。刚毅适还朝,亦召入。二王旋出。命译署复使臣曰:“有言但以书来,二王不能往也。”须臾枢臣下,传旨撤全起(内呼召见曰“叫起”),盖战议成,无事启谋矣。是为庚子御前四次大会议。方事之兴,庙谟盖已预定。特藉盈廷集议,一以为左证,一以备分谤。始也端王主之,西朝听之;厥后势寖炽,虽西朝亦无可如何。亲昵如立山,视其骈诛,莫能阻也。当宣战之日,固逆计异时之必归于和,使馆朝夷,皇位夕易矣。大事既成,盲风怪雨,不转瞬而月星明概,虽割地以赎前愆,亦所不惜,无如一胜之不可幸邀也。

五月二十五日,发出宣战的诏旨(外省督抚多未宣布),但是直到七月二十日,共计约近两月,董福祥的甘军和若干万的义民,拿着引魂幡、混天大旗、雷火扇、阴阳瓶、九连环、如意钩、火牌、飞剑、八宝法物,仅仅杀了一个德国公使,竟不能攻破东交民巷的公使馆;而联军陷大沽,陷天津,陷北京;西太后逼着光绪皇帝同往西北,领略山水风景去了。(西太后至雁门语帝曰:“此次出京,得观世界,亦一乐也。”)反动的大活剧,至此闭幕,此后便是《辛丑条约》的悲剧。

在这一幕反动活剧的当中,鲁、粤、江、鄂四督抚袁世凯、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四人,颇能尽力保持东南沿海、沿江各省的秩序。袁世凯常对他的幕僚夸说:“此次变乱,各督抚中,若无我辈四人搘拄,国事尚可问乎?”他们对于五月二十五日的乱命,相约不理,一面向荣禄电谋救济,一面与各国领事及驻外各使设法疏解,把乱事限拘在直省一隅,颇费了一点苦心。最不可原恕的,要算是荣禄(刚、漪诸人不足责)。李鸿章电某督抚说:“荣拥兵数万,当无坐视群小把持慈意之理。”原来北洋的军权完全在他手里,他既在军机,又是西太后所亲信的人,又知道“拳匪”不可利用,外衅不可妄开,假使当拳乱蔓延到直境的时候,便和袁世凯一样的力剿,老早可以消泯。只因“依违取宠”的一个念头,把他制住了。直到祸延肘腋,还是用依违的手段。我们看后来董福祥骂他的书便知,书中说:“祥负罪无状,仅获免官,手书慰问,感愧交并。然私怀无诉,能不愤极而痛哭也。祥辱隶麾旌,忝总戎行,军事听公指挥,固部将之分;亦敬公忠诚谋国,故竭努力,排众谤,以效驰驱。戊戌八月,公有非常之举;七月二十日,电命祥总所部入京师,实卫公也。拳民之变,屡奉钧谕,抚嘱李来中命攻使馆。祥以兹事体大,犹尚迟疑。以公驱策,敢不承命。叠承面谕,围攻使馆,不妨开炮;祥犹以杀使臣为疑,公谓戮力攘夷,祸福同之。祥一武夫,本无知识,恃公在上,故效犬马之奔走耳。今公巍然执政,而祥被罪,窃大惑焉。……”但是荣禄向江督刘坤一电告,却又说:“……以一弱国而抵各数强国,危亡立见。两国相战,不罪使臣,自古皆然。祖宗创业艰难,一旦为邪匪所惑,轻于一掷,可乎?……”一面命董福祥向使馆开炮,一面向人说“两国相战,不罪使臣”。这种依违取巧的罪恶,实万倍于刚、漪诸人。所以这一回的乱事,他是最不可恕的一人。

三 反动期中革命党与保皇党的离合运动

中山自传说:“自乙未初败以至于庚子,此五年之间,实为革命最艰难困苦之时代也。适于其时有保皇党发生,为虎作伥,其反对革命,反对共和,比清廷为尤甚。……”他所谓“革命最艰难困苦”的真相怎么样,恐怕一般人还不易知道,我们须知道在庚子以前,中山革命唯一的地盘基础,在国外是华侨,在国内是会党。所谓士大夫读书阶级,差不多完全是康梁维新派的地盘基础。戊戌以前,康梁有了士大夫阶级的地盘,对于国外华侨及会党尚不过问。及至戊戌政变以后,康梁逃居海外,把固有的地盘完全失了,要想活动无所凭藉,于是非利用向不过问的地盘,即华侨和会党不可了。于是由中山历年经营所得仅有的地盘,被康梁夺取一大部分去了。这是由维新反动所生出来的结果,便是“革命最艰难困苦”的真相。现在把这种侵夺地盘的事实,略略叙述几件:

兴中会在海外的分会,除檀香山外,以日本横滨为中心。中山自乙未失败后,常把横滨作二次活动的策源地。当时横滨会员约百余人,多属著名侨商。丙申冬,邝汝盘、冯镜如等组织一个教育华侨子弟的学校,想到中国来聘请教员,与中山商量。中山因为兴中会员都是实际活动的人,不暇从事教育,以为康梁请求变法,可算是救国的同志,并且康讲学多年,门徒很多,于是就写一封介绍信给康,叫邝汝盘持信往沪,与康面商,并且将校名定为“中西学校”。邝到上海晤康后,康就荐徐勤、陈默庵、汤觉顿等往任教务,并说“中西”二字不雅,更名“大同”,替他们亲写“大同学校”四字的校牌。徐勤到了日本,时与中山会面,也相互引为同志,但是徐勤等因为占得学校的地位,常与各侨商往来,慢慢地把侨商拉到他们手里去了。戊戌八月后,康梁亡命到日本,中山以为同是为国事而失败之人,亲去见康,康以帝师自任,恐怕与革党首领往还,于将来的活动有碍,托故不见。不久,横滨就有保皇会出现,侨商的兴中会员大半跑到保皇党会里面去了;大同学校并发现“不许孙文到校”的标语了。这是保皇会在横滨侵夺革命党地盘的故事。

梁启超那时候却不如康有为的矜持,与中山往来很密,并且表示赞成革命;中山也相信他。梁又曾与兴中会员陈少白商议两党合并的办法,后来推陈少白和徐勤起草联合章程。但是徐勤、麦孟华暗中反对,写信给康有为(此时康已赴新加坡)说:“卓如渐入行者圈套,非速设法救解不可。”康得信大怒,立派人携款赴日促梁即赴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梁在日本起程赴檀时,约中山共商国事,还是说两党一定合作。因檀岛为兴中会发源地,托中山作书介绍同志。中山坦然不疑,便作书介绍于其兄德彰及其他亲友。梁到檀后,拿介绍书去会侨商李昌、郑金、何宽、卓海诸人,很受欢迎;又到茂宜岛去访德彰,德彰更优待他,并且把儿子托他带往日本去读书。梁在檀几个月,渐渐倡议组织保皇党,向各侨商说,名为保皇,实即革命。侨商因为他是中山介绍来的,也就相信他,并且捐集巨款(作后来汉口起事之用)。后来中山得知,作书责梁失信,但已无可如何了,于是檀岛的兴中会员也大半变作保皇会员了。这是保皇会在檀岛侵夺革命地盘的故事。

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时,认识了唐才常、林圭(号述唐)。唐才常又是谭嗣同和毕永年(长沙人)的至友,谭嗣同遇害后,唐才常异常愤恨,想乘机起事。此时毕永年已往日本,得交中山及日人宫崎寅藏、平山周等。毕与湘鄂会党首领很有往来,中山因派平山随毕赴湘,联络会党,出入湘鄂好几次。唐才常因为要与康梁商议起事的计划,也于己亥年往日本去,毕永年便介绍他去见中山,筹划长江各省与闽粤合作起事的办法。林圭在湖南时也与会党头目很有往来,己亥年也到了日本,在高等大同学校读书。此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通共不过七八十人,但是具有革命思想的约莫也有一小半了,如蔡锷、吴禄贞、秦力山、戢翼翚、藜科、傅慈祥……不必列举。平心而论,毕、林、唐和那些具有革命思想的留学生,这时候对于清朝都没有什么顾惜,并且都有点厌恶了,就是梁启超也是一样的。不过厌恶的程度有深浅,而梁因康有为的关系,又受了光绪帝的知遇,就不能不站在保皇党的旗帜下面。与梁亲近一点的如唐才常、林圭、秦力山辈,也不便过于与梁立异。毕永年很想把唐才常拉到中山的旗帜下面去,而康梁把唐当作他们的徐敬业。唐左右为难,经毕多方斡旋,始定“殊途同归”之约,于是在己亥冬间,由唐、林率领秦力山等留学生共二十余人回国,在湘鄂长江一带谋大举。由日本出发时,梁启超、戢翼翚等在红叶馆设宴送别,中山和陈少白、平山、宫崎都在座。林圭于启程前,并亲往中山处作别,由中山作书介绍于汉口某俄国商行买办、兴中会员容星桥(后来林圭在汉口很得容的助力)。这便是庚子七月唐才常在汉口谋起事的先声。唐、林等到了上海,便在上海秘密发起一个正气会(后改为自立会),作运动的机关。林圭便往汉口上游招纳会党,散放富有票,毕永年也招纳会党,派往香港、广东方面去。但是唐才常所订正气会章程的序文中有“非我种类,其心必异”的话,又有“君臣之义,如何能废”的话,这本是他周旋两派不得已的办法,不过太自相矛盾了。毕永年因此很不以唐的办法为然,与唐力争,劝他断绝康梁的关系。此时,唐不惟不忍与康梁立异,并且办事的经费全恃康梁在海外接济,实有不能撇去康梁的苦衷,与毕相持,辩论至一昼夜,不得结果,毕大失望。不久,毕所招集派赴香港的会党头目李云彪、杨洪钧、张尧卿、李堃、师襄等,为康有为的金钱所诱,也舍却兴中会而投往唐的旗下。毕受种种刺激,愤而削发为僧(改名释悟玄,初往浙江普陀山,后又改名普航,中山谋起义于惠州时,彼又在香港活动相助,惠州之役失败后,遂入罗浮山化去)。这虽不算是保皇党夺取革命党的固有地盘,颇有两派互争地盘的样子,若就利用会党一点说,是保皇党开初第一回。假使没有百日维新的失败,便没有这回事了。(对于上列各事,可参看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

上述三件,都是反动期中发生的事故,后来革命党与立宪党的不相容,在此时期内已暴露着一点形迹出来了。

当唐才常、林圭在长江一带预备举事的时候,中山和兴中会的同志也预备在广东方面起事。到庚子夏初,义和团的事件发生,两方面都认为是起事的最好机会,积极进行;广东方面因有闰八月惠州之役,长江方面有七月汉口和大通之役。惠州之役,革命党以寡敌众,很打了几回胜仗,因为外交方面情势中变,中山潜入内地及武器接济的计划不成功,终归失败,牺牲了一位日本同志山田良政,史坚如在广州谋炸粤督德寿(与惠州之役有关),亦失败而死义。长江方面,唐、林在汉口,秦力山在大通,还有安庆、新堤、常德各处的布置,本约定七月十五日各处同时起事(林圭并曾作长函托容星桥转达中山约在广东同起),因康梁汇款不到,再三展期,而大通方面,于七月十三日已被政府察觉,十五日单独举事,自然失败;汉口方面,则以候款之故,延至二十七日,总机关被张之洞破获,唐、林以下同时被逮殉难者共二十人,常德、新堤、安庆各处自然同归消灭。这是利用会党,谋以武力保皇的最初一次,也就是最后一次,此后找不到第二个徐敬业,除了在《新民丛报》上恭维光绪帝几句空话以外,再没有用武力去保皇的机会,也再没有用武力去保皇的勇气了。但是革命党的身价却因此抬高了一级。粤督德寿对于史坚如和惠州之役发布的告示和奏折,虽然在孙文的“文”字上仍旧加上三点水作“汶”,却把孙和康梁并称,什么“无非因康、梁、孙汶各逆从中煽惑”,什么“康、孙各逆勾结土匪”,把广东方面的事也牵到保皇党身上去,对于康梁未免冤屈了一点,但是把“红眼睛绿眉毛”的孙,公然放在“帝师”一列,却承他过于抬举了。中山说:“当初次之失败也(指乙未),举国舆论,莫不目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惟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以恶声相加。”这是实情。因为清廷的罪恶,现在已为多数人所公认。就是唐、林的本意也不是要保皇,不过借旗号罢了。唐、林失败,给予青年知识阶级一种很强烈的刺激,从此借用“保皇”两字作旗号的人,反渐渐地减少了。这可算是由反动产出来的结果。

四 反动与袁世凯的幸运——北洋军阀基础的成立

北洋军阀势力,在最近几十年的中国政治上关系极为重要,是人人知道的;袁世凯是创造北洋军阀势力的人,也是人人知道的。在此次反动期内,袁世凯除掉和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尽力维持山东以南沿海的秩序外,仿佛别无重要关系;但是此次反动事变,实在是袁世凯绝大幸运的照临,也就是北洋军阀基础确定的第一步。所以在本章之末,非把袁世凯小站练兵的由来,和在此次反动期中的遭遇,略略叙述一下不可。

袁世凯的第一个知己是吴长庆,第二个知己是李鸿章,第三、四个知己要算是荣禄、李鸿藻。他于光绪六年(一八八〇年)入庆军(淮军之一部)吴长庆幕府;光绪八年(一八八二年),随吴长庆往朝鲜;后来因为在朝鲜干了几件冒险的事,被李鸿章赏识了,于光绪十一年(一八八五年)中日《天津条约》成立后,便保荐他以三品衔的道员,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甲午年,在朝鲜惹起中日战争的乱子后,奉召回国,便随直隶臬司周馥办理东征转运事宜。袁在当时本以知兵自诩,他的朋僚也认他是长于兵事的。当军事紧急时,长芦运司胡燏棻劝他特练一军以资策应,他答说:“须饷优械精,熟练数月,能操不溃之权,方敢措手,否则决不愿随人奔溃。”但是说说罢了。不久有人奏请速练洋队,就派定胡燏棻会同洋员汉纳根在津招募开办;因为该洋员所拟的办法不能实行,中止,另由胡燏棻招练定武军十营,步队三千人,炮队一千人,马队二百五十人,工程队五百人,共四千七百五十人,参用西法教练。乙未,中日和议既成,袁以浙江温处道留京,充督办军务处差委。军机大臣李鸿藻和荣禄就在此时赏识了他,要他草拟创练新军办法(康梁和他交识邀他赞成强学会即在此时)。于是年十月,由醇王、庆王会同军机大臣奏请变通军制,在天津新建陆军,保荐袁世凯督练,恰好此时胡燏棻派造津芦铁路,定武军须人接统,便奏请由袁就固有的定武军十营,加募马步各队,凑足七千人,依他所拟营制饷章编伍办理,候有成效,逐渐扩充,奉旨照准。同时又请求派道员荫昌挑选八旗精壮子弟附入天津武备学堂(由曾国藩、李鸿章所设立,袁之将属多由此出身),为预备将校之用,与袁督练陆军相依附。定武军本驻离津七十里的新农镇,就是津沽间所称为小站(昔为淮军驻所,且办屯田,淮军散后,成为废垒)的地方。袁受委后,依所拟计划进行,所用将校人员,一部分是宿将,一部分是从前天津武备学堂毕业的学生,如姜桂题、杨荣泰、吴长纯、徐邦杰、段祺瑞、王士珍诸人皆隶麾下;冯国璋、陈光远、王占元、张怀芝、何宗莲、马龙标、雷震春、王英楷、田中玉、孟恩远、陆建章、曹锟、段芝贵等当时都属偏裨;徐世昌也在他幕中,参谋营务。这便是所谓“小站练兵”和“新建陆军”的名词所由来。

戊戌政变时,因为谭嗣同想利用他作光绪帝的心腹,得到一个候补侍郎的地位;因为他不为光绪帝所用,又得了西太后的赏识;但是除于荣禄入京时作了十天(初十至二十)的护督兼北洋大臣和四千两新建陆军赏银以外,却别无所得。十天后,裕禄来作直隶总督,他仍回小站营次。他的新建陆军至此训练已近三年,颇有一点声名;次年己亥三四月间,奉旨开往山东德州、沂州一带操演行军阵法。此时,沂州有义和团闹教案的事情,他曾陈请善为应付,五月回营。十一月,因毓贤在山东纵容“拳匪”,为外人所责难,乃将毓贤调京,命袁署理山东巡抚;到庚子二月,就实授山东巡抚。他往山东时,便将所练的新建陆军(时已改称为“武卫右军”了)都带到山东去。山东原有的勇队尚存三十几营,他把那些勇队挑选裁并,编为二十营,奏请改称“武卫右军先锋队”,以新军人员居中训练;于是他的军队实力又扩充了一点。他运用这些军队把山东境内的义和团一霎时就赶跑了,因此外国人颇赞赏他。等到拳乱最盛时,山东竟安然无事;直省避难人民多往山东跑;“匪军”到了德州地界,便不敢进了;德州与直省接近的人民,至用白垩在壁上大书“山东地界”字样。李鸿章恭维他说:“幽蓟云扰,而齐鲁风澄。”“袁世凯”三个字从此在中外人士的脑子里面就有了一点印象,他的名望就渐渐地高起来了。这是幸运照临他的一点。庚子五月二十一日,袁曾奉旨调新建陆军入都,这是袁与北洋军阀存亡的一个大关头。西太后的意思,是要他入京帮助义民的;荣禄的意思或者是要他去解散义民,或者是要他去保驾,不甚明了;东南各督抚,也有主张“袁慰帅即由山东提兵由保定进京,以清君侧、护两宫为要义”的;但是袁将所部军队一部分开到直、鲁接境各处,却不前进了。后来颇有人责备他,说他拥兵自重,不肯赴难的。但是我们试看看聂士成和他所领武毅军的末路:一面被“拳匪”攻打,一面被联军攻打,结果聂士成以身殉难,武毅军同归破毁。假使袁果提兵北上,一定是那些义民的大敌;联军到了,恐怕也不认得他罢!他还是打义民呢,还是打联军呢?他和新建陆军的末路,一定是和聂士成与武毅军一样,所以他带兵出抚山东与此次屯兵不进,又是幸运照临他的一点。自咸同以来,兵权寄于各省督抚,直隶总督尤为军权所寄的重心;因为自李鸿章督直兼北洋大臣以来,尽力经营北洋军备,而直省又是皇畿所在,所以直督的地位是各督抚中一个最重要的地位。中日战争,李鸿章受了所谓舆论的攻击,于乙未七月命其入阁办事,以直督授王文韶;到戊戌四月,光绪帝要变法,满洲人是认为于他们不利的,西太后很与他们同意,知道要制服光绪帝和新党,非把北洋军权拿在手里不可,于是把王文韶调京,把直隶总督授予亲信的满人荣禄。政变后,荣禄调入军机,直督一席复以所亲信的裕禄继任。直到拳团闹到不可收拾,裕禄也死于联军,才再把李鸿章请到北京来,又授以直隶总督。假使没有这回的大乱子,不惟李鸿章没有复任直督的希望,恐怕这个位置并非汉人所能期望了。恰当《辛丑和约》的悲剧闭幕时,李鸿章辞世了。李于临逝前一日,口授于式枚草遗疏荐袁世凯继任直督,说“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这是因为在拳乱中,李鸿章看见他的行动与众不同,所以特别赏识了他。西太后得了李的遗疏,想了一想,除掉袁世凯,也找不到第二个人;因为从前对于他,已有相当的信任,现在又只有他所部的军队还可以镇住北方;于是就把直督兼北洋大臣一席,授予他了。这是幸运照临他的又一点。北洋军阀的基础,第一步从此确定。这也可算是由反动产生出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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