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乙巳年的秋间到辛亥的秋间（一九〇五——一九一一年）共约六年，可称为革命与立宪的对抗运动时期。在此时期的当中，戊申年（一九〇八年）冬初，西太后和光绪帝同时去世，清廷政治的重心完全集于皇族，去颠覆之期已不远了。为叙述的便利计，即以宣统嗣位为关键，分为上、下两章。上章述至戊申年冬初止，以后归入下章。

一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

前章所说吴樾用炸弹暗杀出洋的五大臣，是吴樾个人的行动，并非革命党有组织的行动。在光绪乙巳年（一九〇五年）以前，国内外所发见各种反政府的事端都是局部的、散漫的，没有统一团结的中心组织。正当清政府派遣五臣出洋考察宪政时，中国同盟会即于日本东京成立。从此反政府的革命势力，有了一个统一团结的中心组织；孙中山的革命地盘基础，扩张到国内外青年知识阶级上面，不专靠华侨和会党，而中山被公认为全国革命的领导人物了。所以中山自己说：

……自革命同盟会成立，予之希望，则为之开一新纪元。盖前此虽身当百难之冲，为举世所非笑唾骂，一败再败，而犹冒险猛进者，仍未敢望革命事业，能及吾身而成也。……及乙巳之秋，集合全国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会于东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于是乃敢立定中华民国之名称，而公布于党员，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义，而传布中华民国之思想焉。……

可见一九〇五年的秋间，是清政府预备立宪的萌芽时期，也就是中国国民预备革命的基础确立时期。同盟会的成立，算是新中国产生的一个重要关键，非在此处将它成立的经过与主义叙述一下不可。

一、同盟会成立的经过 　从甲午创立兴中会到乙巳同盟会成立，时间上整整经过十年。参看前几章所述，知道在此十年间的前半期，革命势力及于知识阶级很薄弱；及到后半期，革命思想渐渐地在国内和留学界酝酿得将成熟了，中山和留学界中有志人物次第发生关系了。从辛丑到癸卯（一九〇一——一九〇三年），中山留居日本横滨，中国留日学生除广东独立协会的人士以外，如钮永建、吴禄贞、程家柽、刘成禺等时往横滨，与中山谈论革命，但是也没有什么组织。癸卯年，中山到安南；甲辰，又由安南回日本，预备再往美欧，得晤廖仲恺夫妇及马君武等，表示赞成革命，中山托其在东京物色有志学生，结为团体；乙巳年春间，中山到了欧洲了。此时中国留欧学生以湖北人为最多，在德有朱和中、王科发等，在比有贺之才、魏宸组、胡秉柯、史青等，在法有唐豸、汤芗铭等。贺之才等前由上海赴比时，遇着刘成禺由日本回沪，取游美护照，便以中山将由美赴欧告知他们，并为贺、魏、胡、史四人作一介绍书，要他们去会中山。贺等到比时，将刘成禺的介绍书邮寄伦敦英人摩根家转达中山，中山尚未离美，数月后方得中山回信，说正想来比，苦无川资。贺等即约在欧同学凑集几千法郎电汇美国，可见当时留欧学生仰慕革命英雄的心理。中山得款，即赴比京，与贺、魏、胡、史及朱和中（时由贺等约来比京）等谈论进行的方法。朱和中主张运动新军，并述吴禄贞等已向鄂省运动，颇有成绩；中山则谓须以改良会党为入手方法。经数次谈论之后，彼此意见渐接近，认为有双管齐下的必要。贺等又介绍同学十余人与中山相见，中山因提议组织革命团体，众皆赞同，惟魏宸组对于当天宣誓一层略有辩难，中山多方解释，认宣誓手续为非常重要，后来大众也无异议，便以次亲书誓词如下：

具愿书人〇〇〇，当天发誓，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倘有食言，任众处罚。

天运　年　月　日〇〇〇押（指印）

主盟　孙文

誓毕，中山与到会各人以次握手，向他们道喜说：“各位已不是清朝人了。”同时中山也写一张同样的誓词，交他们保存。此即中山所谓开第一会于比京的经过。接着中山和朱和中赴德国，由朱介绍王科发、周泽春等若干人加入；由德返英，仅孙鸿哲一人加入（吴敬恒此时已在伦敦与中山晤面，但尚未加入团体，吴的正式加入在此年冬间）；再由英赴法，加入唐豸、汤芗铭等若干人。于是比、德、英、法，都有中国革命团体的人员了；但团体的名义尚未确定，通称为“革命党”三字（到本年冬间，得东京同盟会本部来函，谓已确定会名为中国同盟会，在欧各团体始一律通用同盟会名义）。这便是同盟会在欧洲成立的先声。本年七月内，中山又回到日本东京了。此时留日学生的革命思潮比较有增高了一点，而湖南人尤极活动。因为湖南人在甲辰春间，已由黄兴、杨笃生等组织了一个革命团体，名曰华兴会，接着便回湖南谋发难（前章已略说及），事虽未成，颇惊动一时的耳目。华兴会是同盟会构成的一个重要部分，黄兴又是同盟会期内一个重要革命实行者，请将他和华兴会活动的情形略述如次：

黄兴初名黄轸，号庆午，或书近午，后改名兴，别号克强，湖南善化县人，湖北两湖书院高才生，且曾为梁鼎芬所赏识。但黄很仰慕谭嗣同、唐才常之为人。以官费赴日，入宏文学校习速成师范；癸卯的拒俄义勇队，黄为发起人之一。甲辰春间，便与同乡杨笃生、刘揆一等发起组织华兴会，湘籍留学生大多数加入。他们革命运动的方法，一面向国内的学界鼓吹，一面取法唐才常、林圭联络会党。因为刘揆一曾与哥老会头目马福益有关系，便与刘等回国；黄兴则邀张继等同充长沙明德学校教员（黄并曾邀吴禄贞至湘任体操教员），又在长沙小吴门设立东文讲习所，作运动的机关；刘揆一任运动会党的责任；杨笃生则驻上海，策应一切。国内外学界加入的渐次增至四五百人；因为联络秘密会党不便，又别立同仇会，专为联络会党机关；哥老会员加入的近十万人，声势在庚子唐才常一役之上。他们预定趁甲辰九月西太后万寿节日，分长沙、岳州、常德、衡州、宝庆五路起事。宋教仁本为湖北文普通学堂的学生，也在此时已随黄兴等回湘活动，担任常德方面发难的任务（因宋为常德桃源人）。不料在万寿节的十日前，事机便泄露了。湘抚严密查拿，黄兴以圣公会牧师黄吉庭及曹亚伯卫护出险，逃往上海。宋教仁因故往长沙，闻变，也逃往上海。宋到上海时，黄兴又与陈天华、张继、章士钊等十余人，因万福华枪击王之春案的嫌疑，被拘入捕房；宋即赴日，黄、陈等因得龙璋、袁海观（皆湘人）的营救释出，也避往日本。于是黄、宋等在留日学界特别露头角，组织一种杂志，名曰《二十世纪之支那》。中山的日本同志宫崎寅藏，已与黄、宋等有所接洽，向黄、宋等称道中山，说他“志趣清洁，心地光明，现今东西洋殆无其人”。七月二十四日，中山到了日本，即由程家柽约定宋教仁与中山相晤于二十世纪之支那社，谈论组织革命党的问题。七月三十日，便在赤坂区桧町黑龙会所成立同盟会；八月二十日发布会章，开正式成立会，推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主持庶务，陈天华任书记，宋教仁、程家柽等任交际，谢良牧任会计，郑家彦为执法部长，汪精卫、冯自由等为议员，曹亚伯、胡毅生等为各省主盟员。加盟的人，除甘肃一省外，余十七省人皆有。中国同盟会于是正式成立。

中国同盟会成立情形，宋教仁的日记所载最为可信，附录数节如次，以备参证：七月二十八日正午，接程润生（即程家柽）来信，称孙逸仙约余今日下午至“二十世纪之支那社”晤面，务必践约。未初，余遂至该社，孙逸仙与宫崎滔天（即宫崎寅藏）已先在。余既见面，逸仙问此间同志多少如何。时陈君星台（即陈天华）亦在座，余未及答，星台乃将去岁湖南风潮事稍谈一二，及办事之方法，讫，逸仙乃纵谈现今大势，及革命方法，大概不外联络人才一义。谓：“中国现在，不必忧各国之瓜分，但忧自己之内讧。此一省欲起事彼一省亦欲起事，不相联络，各自号召，终必成秦末二十余国之争，元末朱、陈、张、明之乱，此时各国乘而干涉之，则中国必亡无疑矣。故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

二十九日……邀陈星台至黄庆午寓，商议对于孙逸仙问题。先是孙逸仙已晤庆午，欲联络湖南团体中人（按即指华兴会），庆午已应之，而同人中有不欲者，故约予今日集议。

三十日未初，至赤坂区桧町黑龙会，赴孙逸仙会也。既至，则已开会，到者七十余人。孙逸仙先演说革命之理由及革命之形势与革命之方法，约一时许。黄庆午乃宣告今日开会，原所以结会，即请各人签名。乃皆签名于一纸，讫，孙逸仙复布告开会宗旨，讫，复由各人自书誓词，传授手号，卒乃举起草员，规定章程，举得黄庆午等八人，讫，乃闭会。（按此为同盟会成立第一日情形，仅七十余人。）

八月十三日午初，至富士见楼，经理开会一切事宜（欢迎孙中山之会），毕，午正至樱町，孙逸仙已至，遂嘱其早至会场。余遂复至富士见楼。未初，孙逸仙至，遂开会。先由余述欢迎词，众皆拍掌大喝采。次乃请孙逸仙演说。时，到者已六七百人，而后来者犹络绎不绝。门外拥挤不通，警吏命闭门，诸人在外不得入，喧哗甚。余乃出，攀援至门额上，细述人众原由，又开门听其进，遂罢。申正，孙君演说毕，又请来宾宫崎滔天及毕永节二君演说，至酉初始散。……（此为留学界欢迎中山情形。）

二十日……是日为□□□□会成立开会发布章程之期。会场在赤坂区灵南坂本金弥邸。午后一时，余到会。时到者约百人。二时，开会，黄庆午宣读章程共三十条。读时，会员有不然者，间有所增损。读讫，乃公举总理及职员、议员。众皆举得□□□为总理，举得□□□等八人为司法部职员，举得□□□等二十人为议员。其执行部职员，则由总理指任，当即指定□□□等八人为之，讫，总理复传授□□。末乃由黄庆午提议，谓：“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同人，半皆已入本会，今该社社员愿将此杂志提入本会，作为机关报何如？”众皆拍掌赞成。议决，俟下次再议办法。会事既毕，乃大呼万岁而散……（此为同盟会正式成立情形，当时该会尚为秘密性质，故宋教仁的日记于会员及各职员姓名，皆作空白的□，恐有漏泄的原故。）

二、同盟会的主义 　同盟会的主义，自然是中山的三民主义。但中山三民主义的胚胎已在同盟会成立之前。当中山组织兴中会时，他的脑识中还只有民族、民权的两个观念；从丙申到戊戌年（一八九六——一八九八年），他在欧洲住了两三年，思想就起了变化了；他说：“伦敦脱险后，则暂留欧洲，以实行考察其政治风俗，并结交其朝野贤豪。两年之中，所见所闻，特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可见三民主义的胚胎实在丙申到戊戌的两三年间。但上面所记是中山后来回忆的话，实际上不过在这两三年间，中山的脑海里面已构成了这么一种观念，似尚未曾向人发表出来。到一九〇五年，在欧洲的比京举行第一次结党式，才在誓词上揭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个字来。这十六个字，便是三民主义最初表现的雏形。及至在东京正式成立同盟会时，所采的誓词与前次在欧洲所采用的完全无异。当讨论会名及誓词时，有主张用“对满同盟会”的；中山说：“革命的宗旨不专在排满，当与废除专制、创造共和并行不悖。”始采用“中国同盟会”。次提议以上记十六字为誓词，又有数人对于“平均地权”四字不赞成，要求取消，后经中山加以详细的辩难解释，始由大多数通过。可见同盟会的会员，在该会最初成立时，便有许多人是专为狭义的民族主义——排满主义——而来入会的，对于民权、民生两主义，尚未能有确实的信仰。这便是清皇位所以容易颠覆的原因，也便是同盟会组织不健全的原因。

同盟会成立后，中山在本会的机关报《民报》第一期上面，揭布一篇发刊词，中间一大段附录如下：

……予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洲各国以独立。洎自帝其国，威行专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则民权主义起；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是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递嬗变易，而欧洲之人种胥治化焉。其他施维于小己大群之间，而成为故说者，皆此三者之充满发辉而旁及者耳。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而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而去之易。是故或于人为既往之成绩，或于我为方来之大患，要为缮吾群所有事，则不可不并时而弛张之。嗟夫！所涉卑者，其所视不远；游五都之市，见美服而求之，忘其身之未称也；又但以当前者为至美。近时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吾国纵能媲迹欧美，犹不能免于第二次之革命，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轨者终无成耶。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见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观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

这是中山以文字发表三民主义最初的一次。后在《民报》的周年纪念会，中山对于三民主义又有一篇很长的演说（兹不备录）；《民报》的作者对于民生问题也有讨论。但是一般同盟会员的心理，大多数还是只注重在民族、民权的两问题上——尤其是民族问题。这是观感不同的原故。

二　革命论与立宪论的激战

同盟会正式成立的那天，本已决定接收《二十世纪之支那》为该党机关报，八月二十七日商妥移交。不料到第二天，因该杂志揭载《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一文，触怒日本政府，被日本政府禁止发行，将所印就的杂志全行没收，并派警吏向该社追求办事的人员。九月中，经党内干部数次会议，决定不用《二十世纪之支那》的原名，改用《民报》两字，表示与前者无关；并且因为将在日本发行的原故，此后务求避去排外的言论，以免招日人的嫌忌。到十月二十日，《民报》第一号出版了。

革命党在兴中会时代，已在香港创办了一个《中国报》（从己亥到癸卯），与保皇党的《岭海报》（在广州）、《商报》（在香港）对抗；在檀香山创办了一个《民生日报》（创于甲辰年），与该地保皇党的《新中国报》对抗；在旧金山创办了一个《大同报》（创于甲辰年），与该地保皇党的《文兴报》对抗：这都是在同盟会成立以前，已开革命党与立宪党笔战的端绪。但这些笔战，及于内地青年知识阶级的影响还是很薄弱（除《中国报》在广东附近对广东方面有些影响外，余则对于内地很少影响）。及同盟会发行《民报》，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对抗，从此革命论与立宪论的战争，日趋激烈。梁启超遇着不能克复的敌人，他在言论界所占“独执牛耳”的地位，渐被革命党推翻了。

《民报》先后主纂的重要人员为汪精卫、陈天华（即著《中国革命史论》的思黄，时或署名过庭）、胡汉民、章炳麟等。陈天华于该报出版后不到一月，因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留学生规则，留学生尚多不知自检，愤激投海而死。章炳麟于《民报》出版时，尚在沪狱，到丙午年六月底拘狱期满，才由同盟会派员迎赴东京，主持《民报》编纂事务，在第六号的《民报》上才有署名太炎的文字。太炎在当时的社会中，无论新旧方面，都早已著名。（章为俞曲园弟子，丙申年曾为《时务报》编纂员，此时章尝叩梁启超以康有为之宗旨，梁以变法维新及创立孔教对。章谓变法维新为当世之急务，惟尊孔设教，有煽动教祸之虞，不能轻于附和。戊戌春间，以夏曾佑、钱恂之推荐，被张之洞聘入幕府。张之洞著《劝学篇》方脱稿，上篇教忠，下篇论工艺等事，以示章，章于上篇不置一词，谓下篇尚合时势，张不悦。时梁鼎芬为两湖书院山长，一日询章：“闻康祖诒欲作皇帝，信否？”章答谓：“只闻康欲作教主，未闻欲作皇帝；其实人有帝王思想，本不足异，惟欲作教主，则未免想入非非。”梁大骇，因语张之洞，谓章某心术不正，乃使人讽其离鄂。这便是章太炎与旧社会关系的历史。）汪精卫、胡汉民两人，被国内多数青年知识界的认识，即自《民报》的发行始。精卫在《民报》第一号第一篇《民族的国民》文内，便向梁启超宣战，从此双方的阵容旗鼓一天一天的严厉，每期的《民报》与《新民丛报》都有对敌的长篇文字。《民报》出版至第二十四号，日本政府受了清政府的运动，把它封禁了。汪精卫于宣统元年，以法国巴黎濮侣街四号为总发行所的名义，继续出版，其实仍在日本印刷，但仅出两期而止。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后来也停了版，于庚戌年又改出《国风报》，但革命党早已入于实行时期，言论上的战斗，反在休止的状态中。

《民报》与《新民丛报》激战的论点，自然是包括民族、民权、民生所谓“三民主义”的全部，但使当时一般读者最感觉兴味的，还是在关于民族、民权两问题的文字。两报内容的全部，现在还可于各种文集中探得其一二例如下表：

上表所列，都是两报针锋相对的论文，其他尚有许多重要篇目不必尽举。至于两方面理论的价值如何，现在无庸评判；读者若欲参详，可取两方面的文字对看。但就当时多数青年的心理言，《民报》的势力确是在《新民丛报》之上，所以发生如此的效果，大概不外下列几个原因：

一、就文字上说：梁启超的笔端固然“常带感情”，对方汪精卫的笔端却也常为感情所充满；梁若拉出什么“西儒”，什么法理学家、政治学家来作护符，汪也可以拉出同等的护符来；梁若要掉中国书袋，章炳麟的中国书袋比他的还要充实而有光辉。这是在文字上的势力两方可以相角。

二、就青年的心理说：大概青年是喜欢极端新的，喜欢突破现状，反对保守的。《民报》议论在当时恰与此种心理相合，《新民丛报》到了乙巳以后，则与此相反。

三、就两方的议论思想上说：《民报》固守三民主义，前后颇能一贯；《新民丛报》则以前鼓吹破坏，现在反对破坏，因时代而改观。在梁启超以为“报馆所以指导国民者应操此术”，但读者却认这是反复无常，前后矛盾，纵有价值，也不知他的真价值到底在前后的哪一端，因此便减少了读者的信仰。所以有人评论他的思想议论，说它“譬如玻璃碎片，积叠成堆，其色或红或白，不能断定其全体为某种颜色；其形或方或圆，不能断定其全体为某种形状”。他自己也常说“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他说是奉王阳明的良知主义：“吾今日良知所见在此，则依吾今日良知以行；明日良知又有开悟，则依吾明日良知以行；鄙人知服膺此义而已。”不知道“良知”这种物事是最没有标准的物事，你有你的良知，我有我的良知；既专凭良知，则多数青年的良知决不能与他的良知一致；或者前日与他一致，今日又不与他一致了，今日与他一致，明日又不与他一致了；因为他的良知可以变更，多数人的良知也是可以变更的。讨论国家政治改革的根本方针，凭着这种“良知”主义没有不失败的。

四、就两方所指陈的事象说：梁启超所描写革命共和的恶果，如内部必至自生分裂，彼此争权，乱无已时，未尝不与后来的事实有几分相符，但这些事实在当时是未表现出来的事实，一般人看不见的；而《民报》所描写清政府的坏象、改革的敷衍、立宪的虚伪、排汉的险恶，都是当时确凿的事实，人人看见的；不惟革命党人以此向政府进攻，就是梁自己也常持此以攻击政府。青年的恒性，大抵是只看见现在的不好，对于将来的不好，一则未必看得定，二则相信将来的不好自有将来的救济的方法，断不肯因为将来的不好，就把现在的不好容忍过去了。

以上面所举的几个原因，立宪论的声势便不如革命论的浩大。但是梁的议论，在他主张立宪的方面虽然减杀了效力，在革命的方面，有时反发生一种反宣传的功用，例如说：

……革命党所持之主义，吾所极不表同情者也。谓其主义可以亡中国也。虽然，吾未尝不哀其志，彼迷信革命之人，固国中多血多泪之男子，先国家之忧乐而后其身者也。多血多泪，先国家之忧乐而后其身之人，斯亦国家之元气，而国之所以立于天地也。其曷为迷信此可以亡国之主义，有激而逼之者也。激而逼之者谁，政府也。以如是之政府，非底于亡国不止。等是亡也，不如自亡之而希冀万一于不亡。此彼等之理想也。其愚可悯，其遇可悲也。使彼等而诚有罪也，则现政府当科首罪，而彼等仅当科从罪。……乃政府全不自省，而惟以淫杀为事，甚且借此为贡媚宦达之捷径，舞文罗织，作瓜蔓钞，捉影捕风，缇骑四出，又极之于其所往，要求外国以破国际法上保护国事犯之公例。如最近长江一带叠次之党狱，与夫要求上海领事引渡其党员，要求日本政府驱逐其党首，类此之事，日有所闻。嘻！是亦不可以已乎……（见《现政府与革命党》）

这是他对于清政府痛恨极了的话，不知不觉替革命党张目；既说“如是之政府，非底于亡国不止。等是亡也，不如自亡之而希冀万一于不亡”，则革命是出于万不得已的了。他又尝说：

……夫鄙人之为此言，诚非有爱于满洲人也。若就感情方面论之，鄙人虽无似，亦一多血多泪之人也。每读《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未尝不热心溢涌。故数年前主张排满论，虽师友督责日至，曾不肯即自变其说，至今日而此种思想蟠结胸中，每常酒酣耳热犹时或间发而不能自制。苟使有道焉可以救国，而并可以复仇者，鄙人虽木石，宁能无歆焉。其奈此二者决不能相容，复仇则必出于暴动革命，暴动革命则必继以不完全之共和，不完全之共和则必至于亡国，故两者比较，吾宁含垢忍辱，而必不愿为亡祖国之人也。……（见《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

这是他劝人不要排满的话，但是不知不觉承认了种族情感是人人所具，不能消灭的，而所谓“共和必至亡国”，却未必能证实，无异作戒淫小说的人，结果是“警一而劝百”，只有反面的效力，得不到正面的效力。他又尝说：

……以今日论之，号称第二政府之天津，坐镇其间者满人耶？而北京政府诸人，不几于皆为其傀儡耶？（此暗指直督袁世凯，并且这几句话便是袁世凯的致命伤。）两江、两湖、两广之重镇，主之者汉人耶？满人耶？乃至满洲之本土东三省，今抚而治之者汉人耶？满人耶？平心论之，谓今之政权在满人掌握，而汉人不得与闻，决非衷于事实也。……

这是说你们不要排满，现在的政权还是在我们汉人手里。但是革命党看这些握政权的督抚都不过是满人的奴隶，而满人对于这些督抚正在疑忌交集，得此指点，越觉得非将他们所握的权柄设法削去不可，于是越发不肯将政权公诸汉人了；排满的效力不曾减杀，排汉的心理反越加坚强了。诸如此类的议论，《新民丛报》中不胜枚举，所以他天天反对排满革命，鼓吹立宪，革命党固不信他，就是满洲人也不信他。革命的思潮越涨越高，满洲人排汉的事实也越进越显，他的反宣传功用却是不少。总之，当时横梗在朝野两方面心里唯一的重要问题，莫过于满汉问题；这个问题，已不是笔墨口舌所能解决。所以陈天华的《绝命书》中说：

……革命之中有置重于民族主义者，有置重于政治问题者。鄙人所主张固重政治而轻民族，观于鄙人所著各书自明。去岁以来，亦渴望满洲变法，融和种界，以御外侮。然至今则主张民族者，则以满汉终不并立；我排彼以言，彼排我以实；我之排彼自近年始，彼之排我二百年如一日；我退则彼进，岂能望彼消释嫌疑，而甘心愿与我共事乎？欲使中国不亡，惟有一刀两断，代满洲执政柄而卵育之……（见《民报》第二号）

这是他看到当时满汉问题的真相的话。我们试看清政府在预备立宪期中所表现的排汉事实，便相信他的话是很不错的了。

三　清政府预备立宪的表示及满汉的暗斗

自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后，清廷内外的大吏，时有奏请立宪的。到光绪丙午年（一九〇六年）夏间，五大臣从海外“走马看花”的考察回国，也相率呈请立宪，于是由御前会议决定，于本年七月十三日下诏预备仿行宪政，从改革官制入手。从本年七月到戊申年（一九〇八年）八月，其预备事项的大端，所举者如下：

一、丙午七月，派载泽等编纂官制，并命端方等派员来京参议，又派奕劻、瞿鸿璣等总司核定。

二、丙午九月，宣布厘定内官制。

改前设之督办政务处为会议政务处。

三、丁未七月，改考察政治馆（乙巳年十月，因出洋考察政治而设立者）为宪政编查馆。归并会议政务处于内阁。

四、丁未八月，再派达寿使日，汪大燮使英，于式枚使德，考察宪政（因为日、英、德都是君主立宪国，所以再派人去考察）。

又命溥伦、孙家鼐为资政院总裁（预备设立资政院事）。

又命各省筹备设立咨议局，并预备设立各府县议事会。

又命各省设调查局，各部院设统计处。

五、戊申六月，颁行各省咨议局章程及议员选举章程。

六、戊申八月，奕劻等奏呈宪法大纲，暨议院法选举法要纲，并议院未开以前逐年应行筹备事宜。奏谕颁发，依限举办，于第九年筹备完竣。

上所举的，都是这三年内所预备的大事。但是清政府预备立宪的精神怎么样呢？可以分三个方面说：甲、西太后的精神不外“迁延”两字。她在戊申年年纪已七十四了，只要在她未死以前保住大权不旁落就够了。她自己预想等到九年以后，她未必尚在人间，到那时候随你们如何的立宪，她也不管了。当考察宪政大臣经过法国时，法国的报纸便批评说：“清太后之欲立宪，实清太后愚民之术也。”（见留欧学生上袁世凯《论革命书》）可谓看破了她的魂胆。乙、清贵族的精神，不外“排汉的中央集权”。他们知道立宪的潮流是不可遏止的了，但是看见督抚势力如此之大，汉人的政治能力和人数又超过满人很远，倘若真正立宪，满人将全被汉人所宰制。于是只有假立宪之名，行中央集权之实；又假中央集权之名以行排汉之实。丙、汉大臣官僚的精神，真正效忠于皇家的虽未尝没有，但是极少数；其大多数却也是想藉立宪的机会，打破满人政治的优越势力，免除满人的凌压；他们相信梁启超的话：“国民政治上行自由竞争，其政治能力高度之民族，必能占政治上势力。汉人政治能力优于满人，故诚能得正当之立宪政治，则满汉两族，孰占优势，不成问题也。”这三种精神，完全不相同；西太后与清贵族，虽不相同，尚相接近；至于第三种则与第二种完全相反。以如此相反的精神，当然没有施行真正宪政的可能。其结果，一面表示预备立宪，一面在朝廷上就表现着满汉相排的活剧来了。但是汉大臣官僚，此时无论如何，是斗不过清贵族的，我们试看下面所述的几项事实可知。

一、官制的厘订 　当载泽、端方等出洋回国复命，召对的时候，极言立宪规模宜效法日本，并论官制改革的切要，谓：“循此不变，则唐之藩镇，日本之藩阀，将复见于今日。”这是很冠冕堂皇的话，并且很切于事实。于是御前会议的结果，决定四大方针：甲、十年或十年以后始施行立宪政治（这是很合于西太后的心理）；乙、大体效法日本；丙、废现制之督抚，各省新设之督抚其权限仅与日本府县知事相当，财政、军事权悉收回于中央政府；丁、中央政府组织略与日本现制相等。这本是最初所采的方针，但至实行会议时便生出种种的轧轹来了。载泽、荣庆、铁良等自然想依固定的方针，削减督抚之权，但是袁世凯（也是参与官制会议的大臣）第一个就不愿意；奕劻是莫名其妙的人，平夙颇与袁相亲善；因为此问题太大，就把地方官制放在后面，先议中央官制。（当时中国报纸有载称“地方官制，朝廷之意欲裁抑督抚之权限，然会议大臣袁世凯，以此事与己有切肤之利害，筹议至不易易”的话。日本报亦有言：“官制改革之结果，将与袁世凯权利冲突，袁或骤进以用权于中央，或蝉蜕以自保。”）但是议及中央官制，也发生许多饭碗的轧轹问题，于是有“五不议”之说：子、军机处事不议；丑、内务府事不议；寅、八旗事不议；卯、翰林院事不议；辰、太监事不议。这五个不议便是避免轧轹的方法。到阴历九月二十日厘定官制的上谕发布了，其文如下：

前经降旨宣示立宪之预备，饬令先行厘定官制，特派载泽等公同编纂悉心妥订，并派庆亲王奕劻等总司核定，候旨遵行。兹据该大臣等将所编原案详核定拟，一并缮单具奏。披揽之余，权衡裁择，用特明白宣谕。仰维列圣成宪昭垂，良宪美意，设官分职，莫不因时制宜。今昔形情既有不同，自应变通尽利。其要旨惟在专责成，清积弊，求实事，去浮文，期于厘百工而熙庶绩。军机处为行政总汇，雍正年间本由内阁分设，取其接近内廷，每日人值，承旨办事，较为密速。相承至今，尚无流弊，自毋庸改变。内阁与军机处一切规制着照旧行，其各部尚书均着充参预政务大臣，轮班值日，听候召对。外务部、吏部均着照旧。巡警为民政之一端，着改为民政部；户部着改为度支部，以财政处并入。礼部着以太常、光禄、鸿胪三寺并入。学部仍旧。兵部着改为陆军部，以练兵处、太仆寺并入；应行设立之海军部及军谘府未设以前，均暂归陆军部办理。刑部着改为法部，责任司法。大理寺着改为大理院，专掌审判。工部着并入商部，改为农工商部。轮船、铁路、电线、邮政，应设专司，着名为邮传部。理藩院着改为理藩部。除外务部堂官缺照旧外，各部堂官，均设尚书一员、侍郎二员，不分满汉。都察院纠察行政缺失，伸理冤滞，着改为都御史一员、副都御史二员，六科给事中着改为给事中，与御史各缺均暂如旧。其应行增设者，资政院为博采群言，审计院为核查经费，均着以次设立。其余宗人府、内阁、翰林院、钦天监、銮仪卫、内务府、太医院、各旗营侍卫处、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仓场衙门，均毋庸更改。原拟各部院等衙门职掌事宜及员司各缺，仍着各该堂官自行核议，悉心妥筹，会同军机大臣，奏明办理。

这种新官制发布后，一班希望立宪的大为失望。《上海时报》评论说：“此次之改革，不过换几个名目，淘汰几个无势力之大老而已，绝无他影响。……”日本的报纸，尤议讽百出，东京《朝日新闻》说：“此等内阁组织，真各国所无有。军机处与各部自为别个之机关，以视各国内阁制，内阁大臣，入则参划国家之机务，出则总辖各部之行政，不可并论也。固知各国之官制，各有其历史，清国政府内部亦有外间所不可想象之情形，然此次新发表之官制，不免声大而实小矣。”他如此类的议评尚多，不必悉举。其最可令人注意的，尤在新授各官的配置：

（一）军机处：奕劻、世续、瞿鸿璣。

（二）各部：一、外务部管部大臣奕劻，尚书瞿鸿璣；二、度支部尚书溥颋；三、礼部尚书溥良；四、陆军部尚书铁良；五、法部尚书戴鸿慈；六、邮传部尚书张百熙；七、理藩部尚书寿耆；八、民政部尚书徐世昌；九、农工商部尚书载振；十、学部尚书荣庆；十一、吏部尚书鹿传霖。

上满七人，汉四人，蒙古一人，汉军旗一人。前此因为分满汉的原故，每部六堂官满汉平列，满三汉三；现在因为要打破满汉界限，就变成满七汉四；蒙古和汉军旗又恒党于满，实际上汉仅得三分之一。于是希望立宪的汉大臣官僚心中便有些不快了。热望立宪的恽毓鼎曾替他们鸣不平说：“章皇（顺治帝）初入关，朝廷大政事皆范文肃、洪文襄所定，惩奇渥温氏以蒙古色目人压汉人之害，制为满汉双行之法，阁部卿寺，分缺若鸿沟，不相侵越，惟将军都统专属焉。而王公不亲吏事，阳为尊之，阴为汉人保登进之路。辛丑回銮，孝钦内惭，始特诏天下议改革，定新官制。少年新进，不深维祖宗朝立法本意，第觉满洲人士以八旗区区一部分与我二十一行省汉人对掌邦政，其事太不平，欲力破此局以均势。满汉之界既融，于是天潢贵胄，丰沛故家，联翩而长部务。汉人之势大绌，乃不得一席地以自暖。……”他不知道要立宪，便要改革官制；要改革官制，便要打破满汉；要打破满汉，便自然有“天潢贵胄，丰沛故家，联翩而长部务，汉人……不得一席地以自暖”的趋势，因为满人立宪的心理，根本与汉人不同，这是没有方法解决的。

中央官制的改革，清贵族的计划算是成功了一部分。但是地方官制中的督抚问题，是清政府的生死问题，也便是中国国家组织一个最难解决的问题。当时日本某报纸评说：“欲决清国之立宪问题，不可不先决督抚制度之存废。今之督抚，事实上为副王。此制不废，中央集权之事不得告成功，则不外模仿联邦制度而已。铁良与袁世凯之相争，即为关于此根本问题（袁铁之争后再详述）。若此根本问题未决定，则虽宣言立宪之形式取法日本，然其实际犹不可同日而语。若以此次改革官制而言，其国家组织非采联邦而为中央集权制可不俟论；然现时督抚制度尚未改革，则此问题尚在未解决之列，不得以中央官制稍有改易而遂为已足也。……”清廷的亲贵也确已见到此处，但是他们终不曾得到一个痛快的解决方法。到次年（丁未）的五月，发布了一种所谓外官制，将各省按察使改为提法使（各省学政已于先年改为提学使），增设巡警劝业道，裁撤分巡分守各道。又分设审判厅，增易佐治员，命由东三省先行开办，直隶、江苏亦择地先为试办，其余各省分年分地请旨办理，统限十五年一律通行。但于督抚的军财两权，实际上一无所动。后来他们想出两种办法，一面由陆军部渐次吸取各督抚的军权，用清理财政监理官吸取各督抚的财权；一面将权势最大的督抚调入中央，阳为尊崇，阴实裁抑。于是有北洋四镇改归陆军部节制的事实（于后述袁、铁争权项下再详叙），清理财政监理官至宣统朝始实行。权势最大的督抚袁世凯、张之洞便于丁未年七月同时调入为军机大臣（袁世凯以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表面上是以中枢的机要大权畀与汉员，表示不分满汉，实际上是要先拔出督抚中的两大柱石，然后渐次削减各督抚的实权。但是这种计划的效力微乎其微，终究不曾成功。我们平心而论，军、财两权应该统一于中央本是至当不移的，无奈他们用排汉的心理来集权，所以就是主张立宪的人也对于他们生出反感来了。

二、满汉大员的暗斗 　自变法之议复起以后，各地排满革命之风固然盛行，北京宦海中的饭碗候补者间满汉轧轹尤为激烈。当时往游北京的人出而传说：各部员司候补者，每部多至千余人，满汉司员，见面不交语；对于政务，满人专断处置，一无顾忌，汉人敢怒而不敢言，出则“排汉排满之声，叹息盈耳”。原来自刚毅造出“汉人强，满洲亡，汉人疲，满洲肥”十二字的口诀以来（刚毅造此十二字口诀，见梁启超的《中国积弱溯源论》），排汉的精神已深藏在满洲亲贵的心里，万不可拔了；及立宪之说一起，满人处处戴着有色眼镜来观看。此期内满汉大员暗斗的故事，如荣庆之于张百熙，奕劻之于瞿鸿璣；最显著的莫如铁良之于袁世凯。当初设京师大学堂时，原只用张百熙一人为管学大臣。张是一个附和维新的人，喜欢引用当时所谓新人才，那班新人才，议论无所顾忌，于是满人就有忌刻他的，想设法搆陷他。他吓慌了，请以太后所亲信的荣庆同管学务。荣庆本是持排汉政策最力的人，专注意八旗学堂的扩张发达，对于张的措施，动辄掣肘，凡事不先禀命，张不得行；但是荣庆尚不满足，想把管学的全权揽入一己的手中，于是议设学部，置尚书一人而己任之。这是设立学部和荣庆任学部尚书的由来（此事在乙巳年的秋冬间）。瞿鸿璣和奕劻同处军机，本是西太后特别看重他。瞿有一位门生汪康年（汪曾为《时务报》经理，也是一个维新党人，于光绪丙午年，创办《京报》于北京），在北京的《京报》上时常讥刺奕劻和他的儿子载振（时奕劻、载振以“段芝贵行贿案”被言官赵启霖所劾，即宣传一时之“杨翠喜案”）。汪、瞿的师生关系本是人人所知的，奕劻因此早疑及瞿，满洲亲贵对于瞿都已侧目而视了。丁未年五月某日，瞿入值军机，西太后偶与谈及奕劻，表示不满，有拟令其退出军机的话（因为奕劻被人指责得太多）。瞿归告其夫人，其夫人又告汪之夫人，汪又告之曾敬诒，曾以告之伦敦《泰晤士报》驻北平记者马利逊。这些辗转相告的，都不过把它作一种闲谈，而马利逊竟把它作一种实在消息，电告《泰晤士报》发表。西太后因此责瞿漏言，奕劻便嗾使言官劾瞿，说他“暗通报馆（指《京报》），授意言官（指赵启霖），阴结外援（指《泰晤士报》），分布党羽（指汪、赵等）”。于是月下谕命孙家鼐、铁良查复；孙、铁还没有复奏，旋即下谕命瞿开缺回籍。而奕劻反得留任。这是奕劻和瞿相倾轧的故事。至于袁、铁之争，关系尤为重要。原来袁世凯自补授直督兼北洋大臣以来，在天津陆续奏设军政司（甲辰年改称督练公所）、学校司、农务司等种种机关；而军政司之下，仿效日本参谋本部训练总监及陆军部的组织，区为参谋、教练、兵备三处，俨然在天津成一个小政府。但起初清廷也不忌刻他，他也没有据地自雄的阴谋。（袁于光绪二十九年癸卯春曾奏请统一军政，谓：“各省兵制不一，军律不齐，饷械不同，操法互异，平居声息不相通，临敌胜负不相顾，故成效难期，规定统一之法，实为扼要之图”云云。）当壬寅年挑选旗兵交袁训练，时袁且奏派铁良为京旗练兵翼长，代为布置，足见当时并无龃龉。到癸卯年冬间，北京设立练兵处以后，排袁的运动渐渐见端了。北京练兵处的设立，用意本是在统一军权于中央的，但是开办之初，虽由奕劻管理，实权还是在北洋系的掌握中。因为练兵处的提调便是徐世昌，军政司正使便是刘永庆，军令司正使便是段祺瑞，军学司正使便是王士珍：都是袁的部属。此时留学日本的士官学生陆续归国了；其本自北洋送出的，都派往各镇充下级将校。其间有一个士官生良弼，是清贵族中的佼佼者，表面和革命党员的吴禄贞极要好，实在是排汉主义的急先锋，因与归国士官生的一部分暗倡排袁之议，利用铁良为主脑。袁、铁之争，便起于此时。袁世凯看见良弼那种落落不群的气度，尚想笼络他，委他任第六镇第二十三标标统。当时的标统已算一个显职，以初归国的士官生一跃而任标统，算是很特别的，但是良弼虽受了标统的薪俸，始终不曾到差。从此北京的排袁的空气，一天一天的浓厚。因为袁所兼什么什么大臣的头衔太多，旧官僚也有嫉妒他的；士官生中的革命党员急于取得军权作革命基础，也想排开他；良弼乐得与他们结合，免除排汉的痕迹。所以，表面上仿佛是士官生与北洋系的相排，其实是满汉争死活的问题。到丙午秋间议改官制时，削减督抚权限问题发生，袁世凯便成了满洲亲贵的眼中钉；彰德秋操后（即在发布新官制时，袁、铁同为阅兵大臣），都中排袁运动一时大盛，御史奏劾，亲贵搆煽，袁自己也知道握权太重，便于是年十月奏请开去各项兼差；又奏称：“陆军第一镇，系臣会同铁良督率训练，第二、三、四、五、六各镇，系专由臣督练；现铁良已补授陆军部尚书，各该镇均请归陆军部直接管辖，毋须臣再督练。惟第二镇驻扎永平山海关一带，第四镇驻扎天津附近；现在外军尚未尽撤，大局尚未全定，直境幅员辽阔，控制须赖重兵，所有第二、第四两镇，请仍归臣统辖督练以资策应。……”奏入报可。于是北洋六镇的兵权，袁仅留得两镇，铁良夺去四镇了（但是下面的将校铁良没有方法去掉）；这算是排袁第一步的成功。但是亲贵派并不以是而满足，因为袁还有两镇兵权在手里；（袁与载振，也有一段相争的小故事：初立商部时，载振任尚书，总揽全国路政，订立新章，拟将在工供差之监督总办等，加劄作为商部议员，而派本部章京，分赴各路帮办工事，意欲藉此收揽各省路政的实权。袁此时尚兼某路督办大臣，因奏称：“国家设官，内外各有责成。各部员司，受成于堂官，而不得径行于疆吏。各省僚佐，禀承于疆吏，而不能径达于部曹，此内外之权限也。如部臣以疆吏为不足问，而与司道直接，则疆吏为虚设。如更以司道为不足恃，而由部派员以佐之，则司道为赘疣。用内侵外，以小加大，而权限紊矣。夫商部遴选议员，只可调查各项事件，条其利弊，呈由本部，订为章制，通饬遵行。今以办事之监督总办兼议员之名，又以持议之章京侵办事之权，十羊九牧，一国三公，势必牵制牴牾，阻碍百出，国家迭设新部，如昧于中央之制度，横干地方治事之权，各部派员赴各省办事，地方官皆失其职，窃恐天下不靖，而危乱随之。臣方以兼差太繁，力求辞谢，岂愿与部臣争管事之权，实以治乱所关，不容默已，故缕切陈之。”奏入，商部之计划遂阻。载振因此很不高兴。新官制成立，载振变为农工商部尚书，为亲贵派中的要人。）要制服他，只有把他的直督的地位，根本推翻。不过奕劻是早已深入袁的牢笼，宫廷中也有袁的奥援，所以不易动摇。直到丁未年七月，袁与张之洞同时调入军机，亲贵派的排袁算是得了大大的胜利。当时北洋军界颇有为袁抱不平的；不过北洋军人的脑中，尚以为是士官生排挤北洋系，不知道是铁良等排挤汉人势力的计划；因为良弼极与汉人士官生相结纳的原故。革命党的士官生如吴禄贞等能在北方军队中播散革命种子，未始不由于此。革命后，北洋系的要人排斥他派的士官生也未尝不种因于此。但这都非铁良等所及料的。

铁良等的军事排汉计划，尚有一层最深刻的，便是创立贵胄学校。他们以为当兵的汉人虽多不足忧，所可忧者就是统率兵队的上级将官，也将被汉人占了多数。倘若中国的兵都能够用满人为将，就好比以牧人驱群羊一般，满人可以高枕无忧了。因此便创立一个贵胄学校，其程度期与外国的陆军大学相等；将来的上级将官，必皆由此校派出；由各省武备学校出身的，只能充当下级的佐尉。贵胄学校原定的章程，必宗室八旗子弟方准入学，后来想掩饰汉人的耳目，乃增加一条：三品以上实缺大员之子亦得入学。其实此条等于空文，因为三品以上实缺大员之子，不是京堂便是道府，罕有来入这种学校的。不过他们所办的贵胄学校，后来并没有达到目的；因为那些贵胄享惯了骄奢淫逸的福，看相虽好，实际上都不成才，所以没有发生一点效果。

在上面所述满汉相忌的情形中，所谓立宪的预备不过是一种愚弄汉人的虚文罢了，哪有施行真正宪政的希望，但是一般立宪党人并不因此绝望。下节略述立宪党的活动。

四　立宪党的活动及其结果

清政府既以预备立宪为标帜，立宪党人的活动应该比较革命党要顺利一点；在一般主张立宪者的心里，也以为这是一条容易走得通的路。但事实上却不然。立宪党第一个言论指导者当然是梁启超。他在丁未年（一九〇七年）的夏间，便和蒋智由、陈景仁等在日本东京着手组织一个政闻社，发表一篇政闻社宣言。宣言的文章太长，此处不能全录，大略前面三大段表示政闻社发生的理由，继则列举政闻社所持的主义“四大纲”：

一曰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

二曰厘订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

三曰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

四曰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

末段复设为问答之词说：

政闻社虽未足称政党，而固俨然为一政治团体，则亦政党之椎轮也；中国旧史之谬见，以结党为大戒，时主且悬为厉禁焉；以政闻社置诸国中，其安从生存？政府摧萌拉蘖一举手之劳耳；且国中贤才，虽与政闻社有同一之政见者，其毋亦有所惮而不敢公然表同情也？应之曰，不然，政闻社所执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动为正常之要求；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此今世立宪国国民所常履之迹，匪有异也。今立宪之明诏既屡降，而集会结社之自由，则各国所承认为国民之公权而规定之于宪法中者也，岂其倏忽反汗，对于政治团体而能仇之。若政府官吏不奉诏，悍然敢为此种反背立宪之行为，则非惟对于国民而不负责任，抑先已对于君主而不负责任，若兹之政府，岂更能一日容其存在以殃国家。是则政闻社之发生愈不容己，而吾党虽洞胸绝脰而不敢息肩者也。……

这段话仿佛已料到政府要干涉他们，预先把立宪国家允许“集会结社自由”的大道理去慑制政府，鼓励国内外同志的勇气，叫他们不要怕政府，尽管加入这个立宪团体。但是就梁启超的个人说，他国内的名士同志固然不少，而反对他的敌人，力量之大却没有方法可以制服。第一个大敌是西太后；袁世凯、张之洞屡次受他的言论攻击，也与他绝不相容；他虽说“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但是“保皇帝不保太后，保中国不保大清”的传说已深深印入清贵族的脑中，随他如何矢忠矢信，清贵族是不信任他的。就立宪的团体上说，国内热心奔走于此道的固然不少，但是革命党人则视之为大愚；不惟视之为大愚，并且视之为大敌；因为假使立宪之说深入人心，革命党的势力就要减杀了。所以运动立宪的一条路，表面上虽然觉得顺利，而政闻社在成立的当初，已处于两面夹攻的情势中。丁未七月十七日，政闻社在东京神田锦辉馆开成立大会，便被革命党捣乱，传为一个大笑柄。章炳麟记述其事如下：

阳历七月十七日，政闻社员大会于锦辉馆，谋立宪也。社以蒋智由为魁，而拥树梁启超。启超往，徒党几二百人，他赴会者亦千余人，召日本名士八辈为光宠，犬养毅者其气类相同者也。革命党员张继、金刚、陶成章等亦往视之。梁启超登，力士在右（梁预知革命党将与为难，故招日本力士为护），与会者以次坐。政闻社员在前，革命党员在政闻社员后，他留学生在革命党员后。启超说国会议院等等，且曰“今朝廷下诏，刻期立宪，诸君子宜欢喜踊跃”，语未卒，张继以日本语厉声叱之，曰：“马鹿！马鹿！”起立，又呼曰：“打！”四百余人奔而前。启超跳自楼曲，旋转而坠。或以草履掷之，中颊。张继驰诣坛上，政闻社员持椅格之，金刚自后搤其肩，格者僵，继得上。众鼓掌欢呼，声殷天地。政闻社员去赤带徽章以自明，稍稍引去。继遂言曰：“吾不应参与政闻社员事，然所以不能默者，将有所诘问于犬养毅。”毅前在早稻田，语支那学生曰：“中国当速革命，吾亲闻之，今何故附会立宪，猥鄙至是？”毅俯首谢，则登坛作酬应语，既卒，徐曰：“支那或革命，或立宪，任人为之，在速行耳。”当是时蒋智由先知有变，不至，会亦遂散。继本意欲痛驳立宪以塞莠言，会事急，至用武，亦未竟其说也。……

这便是政闻社开幕的活剧。该社虽于开幕时受此打击，但他们并不因此而停止活动。他们看这种捣乱，不过是一部分暴徒的行为，于他们的进行并没有什么损失。除了梁启超几个人以外，他们的社员随即陆续回国，预备在国内活动。到是年九月，有华侨联名向清政府请愿，要求实行立宪的事；又有湖南人熊范舆等联名向清政府请愿，要求设立民选议院；国内此处彼处常有学生开会，作政治演说；渐至北京也有开会演说的事了；大概都是由政闻社员的活动而来的。但是清政府不管他们的内容怎么样，总觉得这种“聚众要挟”的行为，是不正当；现在既已由皇帝宣布预备立宪了，你们这些小百姓为什么还要胡闹；于是在丁未十一月，有禁止学生干预政治的谕旨，又严谕禁止京师开会演说等事。后来政闻社的旗帜在国内各处揭出来了，清政府便一点不客气，于戊申年六月二十七日下令，将政闻社员、法部主事陈景仁革职看管；七月，复严谕各省督抚查禁政闻社，将该社社员一律严加缉捕，毋任漏网。于是政闻社的招牌完全消灭了。

立宪党的政闻社虽然消灭，但是国内与该社同志愿通声气的人士却也不少；在江浙一带还有一个预备立宪公会，在湖北有一个宪政筹备会，在湖南有一个宪政公会，在广东有所谓自治会等，大概都是与政闻社同性质的团体，成立于宣示预备立宪以后。就中以预备立宪公会为最活动。该会的重要人物为朱福诜、张謇、孟昭常、郑孝胥、汤寿潜、许鼎霖、雷奋、陶保廉、周廷弼等，会员多江、浙、闽三省的名士或实业界的人物，在当时颇有声势。他们表面上避去康梁的关系，所以清政府也不便如何压迫他。在戊申年的六月，曾由郑孝胥领衔联名向政府请愿开国会；又以预备立宪公会名义移书湖南立宪公会、湖北立宪筹备会、广东自治会，及豫、皖、直、鲁、川、黔等省的同志，约于是年七月各派代表齐集北京，向都察院递呈请愿速开国会书，要求都察院代奏；八旗的士民，也有加入的。清政府此时对于政闻社虽用严厉手段，对于这些请愿的人士，因为他们在旧社会中都是有相当的名望的，又与康梁似没有什么关系，所以虽不曾十分理会他们，也不曾压迫他们；并且恰逢此时宪政编查馆将宪法大纲、议院法及选举法要领编就进呈，因于八月二十七日就将这些法案发布，并颁行一种九年预备的定期，可算为他们请愿所得的结果。不过这种宪法大纲，使他们大大地失望，因为它是纯粹从日本宪法上抄来，关于君主的大权比日本天皇更无限制，只可算为保障君权的宪法，于国民没有什么好处，其条文附后：

关于君上大权：

—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

—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

—君上有钦定颁行法律及发交议院之权（凡法律虽经议院议决而未经诏令批准者不能施行）。

—君上有召集开闭停展及解散议院之权。

—君上有设官制禄及黜陟百司之权（议院不得干预）。

—君上有统帅海陆军及编定军制之权（调遣常备军队、制定常备兵额及一切军事，皆非议院所得干预）。

—君上有宣战、讲和、订立条约及遣派使臣与认受使臣之权（国交之事，由君上亲裁不付议院议决）。

—君上有宣布戒严之权（当紧急时，得以诏令限制臣民之自由）。

—君上有爵赏及恩赦之权。

—君上总揽司法权，惟委任审判衙门，须遵钦定法律行之，不以诏令随时更改。

—君上有发命令及使发命令之权，惟已定之法律，不以命令更改或废止。

—凡议院闭会时，遇紧急之事，得发代法律之诏令，并得以诏令，筹措必需之财用，惟至次年会期，需交国会协议。

—皇室经费，应由君上制定常额，自国库提支，议院不得置议。

—皇室大典，应由君上督率皇族及特派大臣议定，议院不得干预。

关于臣民权利义务：

—臣民中有合于法律命令所定资格者，得为文武官吏及议员。

—臣民于法律范围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

—臣民非按照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监禁、处罚。

—臣民可以请法官审判其呈诉之案件。

—臣民应专受法律所定审判衙门之审判。

—臣民之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侵害。

—臣民按照法律所定，有纳税当兵之义务。

—臣民规定之赋税，非经新定法律更改，悉仍照旧输纳。

—臣民皆有遵守国家法律之义务。

（附言）这种宪法大纲完全没有评论的价值，因为当时的编查馆完全受清皇族的宰制，而皇族中以载泽为编纂的主要人员。载泽在日本考察宪政时，伊藤博文为他讲演日本宪法，把天皇大权说得特别重大，对于天皇大权的限制多略未说及。而载泽又不通日文，全凭编译人不确切的口述和笔述，以为日本宪法真个如此，伊藤所传授的宪法精义真个如此，所以就很高兴的赞助西太后立宪而定出这种宪法大纲来。伊藤氏的讲演词见《民报》第三号，并有汪精卫很锐利的评语，因原文太长，此处不备录。

五　屡起屡仆的革命军

革命党自成立同盟会以来，虽然有了统一的中心机关，一般人心也厌弃了清廷，但是他们的活动比立宪党还要困难。第一，他们只能作秘密行动，不能作公开行动，中国的地域虽大，没有他们彰明昭著建设大本营的处所。第二，要革命非用武力不成功，而武力所需于物质上的资助是异常大的，很不容易取得。所以在立宪党人的观察是万不能成功，并且无从措手。而革命党人着手的方法，仍不外联络各地会党与运动军队的两途。关于这两方面，同盟会的党员，在同盟会成立以前，原已发生不少的关系：中山在巴黎时，与法国陆军部有所接洽；及由欧赴日，船经吴淞，与法武官布加卑相晤（布系预奉法陆部之命来华接洽者），布乃于驻扎天津之法参谋部派定武官七人，援助中山；同盟会成立后，中山命廖仲恺往天津设立秘密机关，命黎仲实与法武官某调查两广，命胡毅生与法武官某调查川滇，命乔宜斋（即乔义生）与法武官某往南京、武昌、长江一带，都是注重军队方面的联络。这算是同盟会活动进行的开始。从一九〇六年（丙午）到一九〇八年（戊申），有下列屡起屡仆的革命事变：

一、丙午萍浏之役；

二、丁未潮州黄冈之役；

三、丁未惠州之役；

四、丁未安庆之役；

五、丁未钦廉防城之役；

六、丁未镇南关之役；

七、戊申河口之役。

上面所列七役，第一役虽与同盟会有关，非发动于同盟会；第四役则为徐锡麟等的独立动作，与同盟会无关联；第二、三、五、六、七役则继续发动，皆由同盟会干部主持。为叙述的便利计，请以与同盟会无关系的第四役置之于后。

萍浏之役，发生于湘赣接壤之萍乡、醴陵、浏阳等县。是年，吾国中部各省遇荒，而湘赣接壤各区特甚，饥民遍地。该处会党头目李金其、萧克昌、姜守旦、龚春台、王胜等向受马福益的指挥，而马则曾与黄兴等相结合，前已殉难，李、萧早想替他复仇。恰值同盟会员蔡绍南、刘道一等暑假由日归国，在浏阳、衡山等处鼓吹同盟会的革命主义，李、萧等因与接洽，便乘机运动萍乡的矿工联合附近各处的同党，决计起事，拟分三路：一由浏阳进窥长沙，一以萍乡安源矿路为根据地，一由万载东出瑞州、南昌以达长江。因事机不密，先期泄露，浏阳之军先期于十月十九、二十等日发难，占领麻石、金刚头等处，萍乡之军继得矿工响应，占领高家台、上粟市等处，江、鄂、赣、湘四省督抚闻耗调集重兵围攻，革军卒以失败。此次的发难，虽因蔡绍南等运动，然内部很复杂。例如任浏阳方面指挥的龚春台发布檄告，则称“奉中华民国政府令”，并有“建立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而社会问题，尤当研究新法，使地权与民平均，不致富者愈富，成不平等之社会”的话，可算是树着同盟会的旗帜；但是别有一部，则称“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檄文的内容，为单纯的排满主义。他们所用的军械，马刀、梭镖、小手枪、鸟枪、抬枪和少数来福、毛瑟枪，均极杂劣，当然不敌正式军队，失败是意中事。但是当发动之初，声势也异常浩大。东京同盟会本部事前一无所闻，及消息传至东京，下令各党员纷纷回国，想运动长江各处军队谋响应。沿江各督抚因萍浏事变，严密防范，于是宁调元在湘被捕系狱，刘道一被捕遇害；胡瑛在鄂被捕系狱；杨卓林在扬州被捕遇害；孙毓筠、段书云、权道涵在南京被捕系狱；算是同盟会成立后第一次的牺牲。

同盟会因此役的牵连，还受了几种损害：一、失却长江方面将成立的基础。武汉方面原有一个附于教会的革命党机关，名曰日知会（成立约与华兴会同时，并属一气），其会员后皆加入同盟会；乔宜斋偕法国武官来鄂，与鄂军界联络，即以该会为机关；因法武官演说革命，为鄂督所派的密探窥破，日知会因此破坏；胡瑛的被捕即在此时，与胡同时陆续被捕的还有主持日知会的刘家运（别号儆安）及季雨霖、朱子龙等多人，这是武汉方面基础的破坏。南京方面的新军中，也是为革命空气所笼盖，其将弁为赵声、倪映典、林述庆、柏文蔚、冷遹、杨希说等皆先后加入同盟会，因乔宜斋偕法武官到宁，常和军警界来往，为密探所窥破，萍浏变起，防范益密。孙毓筠因此被捕，赵声、倪映典诸人亦多被端方所疑撤差，这是江南方面基础的破坏。二、东京的本部方面，亦受压迫。清政府因萍浏之变，及长江方面累次破获党人，知道革命党的策源地是在日本东京，于是力与日政府交涉，要求日政府将革命党重要人物逐出日境。日本帝国主义者因为要讨清政府的好，以便容易索取权利，于是竟容其请，于丁未年正月命中山离去日境（并以赆仪数千元相馈，东京股票商铃木久五郎亦馈送一万元。同盟会员有反对受此等赆仪者，因此生出小小风潮）。此时中山在日本既不能立足，长江方面的基础又皆破坏了，因率胡汉民、汪精卫等同往安南，设机关部于河内，于是革命活动进行的区域乃限于滇、粤、桂三省的边隅，而有前列二、三、五、六、七诸役。

潮、惠两役的发动，约在丁未年的四五月。潮州饶平县的黄冈会党与韶安县的会党，曾与革命党有联络，中山派人运动他们结合，谋劫黄冈协署军械起事。值会党某员被警署所捕，押入协署，会众即起围攻协署，杀清吏数人，将协署占领，又克寨城，旋为清潮州镇兵所攻溃。同时，邓子瑜奉中山命运动会党，在距惠州二十里之七女湖起事，博罗会党同起，也先后为清军所败。是为潮州黄冈之役与惠州之役。到七月复有钦廉的发动。前此数月，廉州的三那地方有刘恩裕所统率的万人会，抗纳粮捐，不受劝谕；清吏调兵往剿，会众被击散，但清兵退后，会众复集。钦州的张得清亦聚众与三那会党合。清廷派郭人漳、赵声（赵被江督撤差后乃来粤）两人各统所部新军约三四千人往剿。郭为湘人，与黄兴相识，赵则已入革命党；中山因使黄兴往说郭，胡毅生往说赵，要他们反戈。郭、赵答以“有真正的革命军起，便即响应”。于是中山派人往约钦廉抗捐的会党并各属团绅，为一致行动；又派萱野长知往日本购运军械，并在安南召集同志，聘法国退伍军官多人，一俟军械运到，即行编为正式革命军，约计可得二千余人，以与钦廉团众及郭、赵所统之新军相合，当有六七千人，由钦廉进取广州为根据地，好像很有希望。不料购运军械的计划因故失败，党军虽已攻破防城，因军械不到，转逼钦州，希望郭人漳响应；郭见党军势力薄弱，又受他军的牵制，不敢动；党军乃进围灵山，希望赵声响应，赵见郭不动，亦不敢独动。清吏复调他兵力剿，党军遂败，余众退入十万大山。是为钦廉防城之役。钦廉失败后，中山和黄兴、胡汉民并法国军官、安南同志等百数十人，改由安南谋窥广西。镇南关附近有一群游勇的团体，勇敢异常，中山派人联络，作为攻取镇南关的先锋队，于十月十三日夜突攻镇南关，夺取镇南、镇东、镇北三炮台，想由此约集前次退入十万大山的党众，会攻龙州。但是十万大山的党众因为道远不能即到，中山、黄兴亲领百数十人据守三炮台，与陆荣廷、龙济光所统的清军数千人激战七昼夜，卒以众寡不敌，退入安南。是为镇南关之役。中山过谅山时，为清密探所看破，报告清吏，后由清廷与法政府交涉，将中山逐出安南。中山离安南时，乃令黄兴再入钦廉，集合该地同志，一面令黄明堂谋攻河口以图进取云南为革命根据地。后黄兴率领二百余人出安南，横行于钦廉间，其威名颇为清吏所惮，然卒以无援退出。至戊申年三月，黄明堂攻占河口，清边防督办被杀，因收得降卒一部分。滇督锡良大惊，电调重兵图恢复。后黄兴亦到河口，与明堂等力抗清军。然卒以众寡不敌，革命军复失去河口，黄等乃率余众六百余人仍退往安南。是为河口之役。（河口之役据中山所记，谓黄兴未到河口，即为安南政府扣留。然据冯自由言，则黄兴曾亲入军中参与战争，时中山已不在安南。故所记有误，当从冯说。）河口失败后，退往安南的党众，不为安南法政府所容；法政府将他们送往星加坡（即新加坡），星督说他们是中国的乱民，不许登岸，法邮船停于星埠两日；后经法政府表白，说他们是中国的革命团体，在河口与清军交战时，法政府曾守中立。已认为革命的交战团体，不能作为乱民看待，星督才准登岸。革命失败的苦境，可想而知。从此安南也不能作为革命的策源地了。凡与中国密迩的地方，中山都不能自由居住，乃复西游，以策划进行的事务，托黄兴、胡汉民主持。但屡经失败以来，经费既绌，又得不到相当的根据地，活动暂停，此可算为革命党最困难的时代。

安庆之役，在丁未年五月后，即徐锡麟之刺杀皖抚恩铭，牵及秋瑾被捕遇难，事虽无成功，影响及于人心颇大。徐锡麟，浙江山阴人，久蓄排满光复之志，曾在绍兴创办大通学校，与竺绍康、王金发等相结，联络嵊县会党首领龙天渠等，谋革命。旋往日本考陆军，因体格不合，被摒，乃改习警察。归国后与陶成章、秋瑾、陈伯平、马宗汉等组织光复会。徐纳捐为道员，往安徽候补。恩铭为他的口说所动，命他作巡警处会办，兼任巡警学堂堂长。暗中布置党员，谋在安徽发难。因他办事认真，恩铭很赏识他，不知他是一个革命党首领。陶成章在浙江联络武义、永康、东阳等处会党，秋瑾则任绍兴大通学校校长，与竺绍康、王金发等部署绍兴、嵊县、仙居等处会党，编立光复军，皆与徐有联络。忽党员有在下游某处被捕的，并搜得一名册，江督因知有革命党要人集于皖境，电告恩铭防范。恩铭不知党首即他所赏识的徐道员，反命徐密查。徐恐为恩铭所觉，谋先发，乃于五月二十六日乘巡警学校行毕业礼时，邀请皖省各大吏集于警校，想把他们一网打尽，然后集合军警起事。结果仅枪杀恩铭，余皆逃散。徐率学生据军械库，被防营兵所围，陈伯平战死，马宗汉与徐皆被擒，遇害。浙抚张曾敭得皖电，搜索党人，浙绅某为秋瑾仇家，因向张曾敭告密，张乃派兵往大通学校，围捕秋瑾，瑾被害，并株连许多人士。这便是中山所谓：“慕义之士，闻风兴起，当仁不让，独树一帜以建义者……如徐锡麟……秋瑾是也。”这一役最大的影响，便是满汉的感情，从此益趋恶化。恩铭为满人，满人的大小官僚，因此人人自危，排汉的念头更深。秋瑾被捕时，并未搜得反叛证据，亦无确切供词（秋瑾书“秋风秋雨愁杀人”七字），罗织成狱，株连许多无辜，激动大多数人的公愤。主案的人为绍兴知府满人贵福，因此汉人仇恨之念也更加深刻。（贵福的刑幕陈某与会审的山阴县知县李某，均以争此案不平被撤。及省委道员陈翼栋至查阅案卷，亦有责言。浙人因此大哗。张曾敭不安于浙，求他调，乃移抚江苏，苏人拒之；更调山西，晋人又拒之。张知不见容于人，乃乞病。贵福亦以此不自安求调，乃移守安徽之宁国，宁国人亦拒之，遂不知所终。可见此案激动人心之广。告密的某浙绅，后亦为人所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