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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革命与立宪的对抗运动(上)

从乙巳年的秋间到辛亥的秋间(一九〇五——一九一一年)共约六年,可称为革命与立宪的对抗运动时期。在此时期的当中,戊申年(一九〇八年)冬初,西太后和光绪帝同时去世,清廷政治的重心完全集于皇族,去颠覆之期已不远了。为叙述的便利计,即以宣统嗣位为关键,分为上、下两章。上章述至戊申年冬初止,以后归入下章。

一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

前章所说吴樾用炸弹暗杀出洋的五大臣,是吴樾个人的行动,并非革命党有组织的行动。在光绪乙巳年(一九〇五年)以前,国内外所发见各种反政府的事端都是局部的、散漫的,没有统一团结的中心组织。正当清政府派遣五臣出洋考察宪政时,中国同盟会即于日本东京成立。从此反政府的革命势力,有了一个统一团结的中心组织;孙中山的革命地盘基础,扩张到国内外青年知识阶级上面,不专靠华侨和会党,而中山被公认为全国革命的领导人物了。所以中山自己说:

……自革命同盟会成立,予之希望,则为之开一新纪元。盖前此虽身当百难之冲,为举世所非笑唾骂,一败再败,而犹冒险猛进者,仍未敢望革命事业,能及吾身而成也。……及乙巳之秋,集合全国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会于东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于是乃敢立定中华民国之名称,而公布于党员,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义,而传布中华民国之思想焉。……

可见一九〇五年的秋间,是清政府预备立宪的萌芽时期,也就是中国国民预备革命的基础确立时期。同盟会的成立,算是新中国产生的一个重要关键,非在此处将它成立的经过与主义叙述一下不可。

一、同盟会成立的经过  从甲午创立兴中会到乙巳同盟会成立,时间上整整经过十年。参看前几章所述,知道在此十年间的前半期,革命势力及于知识阶级很薄弱;及到后半期,革命思想渐渐地在国内和留学界酝酿得将成熟了,中山和留学界中有志人物次第发生关系了。从辛丑到癸卯(一九〇一——一九〇三年),中山留居日本横滨,中国留日学生除广东独立协会的人士以外,如钮永建、吴禄贞、程家柽、刘成禺等时往横滨,与中山谈论革命,但是也没有什么组织。癸卯年,中山到安南;甲辰,又由安南回日本,预备再往美欧,得晤廖仲恺夫妇及马君武等,表示赞成革命,中山托其在东京物色有志学生,结为团体;乙巳年春间,中山到了欧洲了。此时中国留欧学生以湖北人为最多,在德有朱和中、王科发等,在比有贺之才、魏宸组、胡秉柯、史青等,在法有唐豸、汤芗铭等。贺之才等前由上海赴比时,遇着刘成禺由日本回沪,取游美护照,便以中山将由美赴欧告知他们,并为贺、魏、胡、史四人作一介绍书,要他们去会中山。贺等到比时,将刘成禺的介绍书邮寄伦敦英人摩根家转达中山,中山尚未离美,数月后方得中山回信,说正想来比,苦无川资。贺等即约在欧同学凑集几千法郎电汇美国,可见当时留欧学生仰慕革命英雄的心理。中山得款,即赴比京,与贺、魏、胡、史及朱和中(时由贺等约来比京)等谈论进行的方法。朱和中主张运动新军,并述吴禄贞等已向鄂省运动,颇有成绩;中山则谓须以改良会党为入手方法。经数次谈论之后,彼此意见渐接近,认为有双管齐下的必要。贺等又介绍同学十余人与中山相见,中山因提议组织革命团体,众皆赞同,惟魏宸组对于当天宣誓一层略有辩难,中山多方解释,认宣誓手续为非常重要,后来大众也无异议,便以次亲书誓词如下:

具愿书人〇〇〇,当天发誓,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倘有食言,任众处罚。

天运 年 月 日〇〇〇押(指印)

主盟 孙文

誓毕,中山与到会各人以次握手,向他们道喜说:“各位已不是清朝人了。”同时中山也写一张同样的誓词,交他们保存。此即中山所谓开第一会于比京的经过。接着中山和朱和中赴德国,由朱介绍王科发、周泽春等若干人加入;由德返英,仅孙鸿哲一人加入(吴敬恒此时已在伦敦与中山晤面,但尚未加入团体,吴的正式加入在此年冬间);再由英赴法,加入唐豸、汤芗铭等若干人。于是比、德、英、法,都有中国革命团体的人员了;但团体的名义尚未确定,通称为“革命党”三字(到本年冬间,得东京同盟会本部来函,谓已确定会名为中国同盟会,在欧各团体始一律通用同盟会名义)。这便是同盟会在欧洲成立的先声。本年七月内,中山又回到日本东京了。此时留日学生的革命思潮比较有增高了一点,而湖南人尤极活动。因为湖南人在甲辰春间,已由黄兴、杨笃生等组织了一个革命团体,名曰华兴会,接着便回湖南谋发难(前章已略说及),事虽未成,颇惊动一时的耳目。华兴会是同盟会构成的一个重要部分,黄兴又是同盟会期内一个重要革命实行者,请将他和华兴会活动的情形略述如次:

黄兴初名黄轸,号庆午,或书近午,后改名兴,别号克强,湖南善化县人,湖北两湖书院高才生,且曾为梁鼎芬所赏识。但黄很仰慕谭嗣同、唐才常之为人。以官费赴日,入宏文学校习速成师范;癸卯的拒俄义勇队,黄为发起人之一。甲辰春间,便与同乡杨笃生、刘揆一等发起组织华兴会,湘籍留学生大多数加入。他们革命运动的方法,一面向国内的学界鼓吹,一面取法唐才常、林圭联络会党。因为刘揆一曾与哥老会头目马福益有关系,便与刘等回国;黄兴则邀张继等同充长沙明德学校教员(黄并曾邀吴禄贞至湘任体操教员),又在长沙小吴门设立东文讲习所,作运动的机关;刘揆一任运动会党的责任;杨笃生则驻上海,策应一切。国内外学界加入的渐次增至四五百人;因为联络秘密会党不便,又别立同仇会,专为联络会党机关;哥老会员加入的近十万人,声势在庚子唐才常一役之上。他们预定趁甲辰九月西太后万寿节日,分长沙、岳州、常德、衡州、宝庆五路起事。宋教仁本为湖北文普通学堂的学生,也在此时已随黄兴等回湘活动,担任常德方面发难的任务(因宋为常德桃源人)。不料在万寿节的十日前,事机便泄露了。湘抚严密查拿,黄兴以圣公会牧师黄吉庭及曹亚伯卫护出险,逃往上海。宋教仁因故往长沙,闻变,也逃往上海。宋到上海时,黄兴又与陈天华、张继、章士钊等十余人,因万福华枪击王之春案的嫌疑,被拘入捕房;宋即赴日,黄、陈等因得龙璋、袁海观(皆湘人)的营救释出,也避往日本。于是黄、宋等在留日学界特别露头角,组织一种杂志,名曰《二十世纪之支那》。中山的日本同志宫崎寅藏,已与黄、宋等有所接洽,向黄、宋等称道中山,说他“志趣清洁,心地光明,现今东西洋殆无其人”。七月二十四日,中山到了日本,即由程家柽约定宋教仁与中山相晤于二十世纪之支那社,谈论组织革命党的问题。七月三十日,便在赤坂区桧町黑龙会所成立同盟会;八月二十日发布会章,开正式成立会,推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主持庶务,陈天华任书记,宋教仁、程家柽等任交际,谢良牧任会计,郑家彦为执法部长,汪精卫、冯自由等为议员,曹亚伯、胡毅生等为各省主盟员。加盟的人,除甘肃一省外,余十七省人皆有。中国同盟会于是正式成立。

中国同盟会成立情形,宋教仁的日记所载最为可信,附录数节如次,以备参证:七月二十八日正午,接程润生(即程家柽)来信,称孙逸仙约余今日下午至“二十世纪之支那社”晤面,务必践约。未初,余遂至该社,孙逸仙与宫崎滔天(即宫崎寅藏)已先在。余既见面,逸仙问此间同志多少如何。时陈君星台(即陈天华)亦在座,余未及答,星台乃将去岁湖南风潮事稍谈一二,及办事之方法,讫,逸仙乃纵谈现今大势,及革命方法,大概不外联络人才一义。谓:“中国现在,不必忧各国之瓜分,但忧自己之内讧。此一省欲起事彼一省亦欲起事,不相联络,各自号召,终必成秦末二十余国之争,元末朱、陈、张、明之乱,此时各国乘而干涉之,则中国必亡无疑矣。故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

二十九日……邀陈星台至黄庆午寓,商议对于孙逸仙问题。先是孙逸仙已晤庆午,欲联络湖南团体中人(按即指华兴会),庆午已应之,而同人中有不欲者,故约予今日集议。

三十日未初,至赤坂区桧町黑龙会,赴孙逸仙会也。既至,则已开会,到者七十余人。孙逸仙先演说革命之理由及革命之形势与革命之方法,约一时许。黄庆午乃宣告今日开会,原所以结会,即请各人签名。乃皆签名于一纸,讫,孙逸仙复布告开会宗旨,讫,复由各人自书誓词,传授手号,卒乃举起草员,规定章程,举得黄庆午等八人,讫,乃闭会。(按此为同盟会成立第一日情形,仅七十余人。)

八月十三日午初,至富士见楼,经理开会一切事宜(欢迎孙中山之会),毕,午正至樱町,孙逸仙已至,遂嘱其早至会场。余遂复至富士见楼。未初,孙逸仙至,遂开会。先由余述欢迎词,众皆拍掌大喝采。次乃请孙逸仙演说。时,到者已六七百人,而后来者犹络绎不绝。门外拥挤不通,警吏命闭门,诸人在外不得入,喧哗甚。余乃出,攀援至门额上,细述人众原由,又开门听其进,遂罢。申正,孙君演说毕,又请来宾宫崎滔天及毕永节二君演说,至酉初始散。……(此为留学界欢迎中山情形。)

二十日……是日为□□□□会成立开会发布章程之期。会场在赤坂区灵南坂本金弥邸。午后一时,余到会。时到者约百人。二时,开会,黄庆午宣读章程共三十条。读时,会员有不然者,间有所增损。读讫,乃公举总理及职员、议员。众皆举得□□□为总理,举得□□□等八人为司法部职员,举得□□□等二十人为议员。其执行部职员,则由总理指任,当即指定□□□等八人为之,讫,总理复传授□□。末乃由黄庆午提议,谓:“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同人,半皆已入本会,今该社社员愿将此杂志提入本会,作为机关报何如?”众皆拍掌赞成。议决,俟下次再议办法。会事既毕,乃大呼万岁而散……(此为同盟会正式成立情形,当时该会尚为秘密性质,故宋教仁的日记于会员及各职员姓名,皆作空白的□,恐有漏泄的原故。)

二、同盟会的主义  同盟会的主义,自然是中山的三民主义。但中山三民主义的胚胎已在同盟会成立之前。当中山组织兴中会时,他的脑识中还只有民族、民权的两个观念;从丙申到戊戌年(一八九六——一八九八年),他在欧洲住了两三年,思想就起了变化了;他说:“伦敦脱险后,则暂留欧洲,以实行考察其政治风俗,并结交其朝野贤豪。两年之中,所见所闻,特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可见三民主义的胚胎实在丙申到戊戌的两三年间。但上面所记是中山后来回忆的话,实际上不过在这两三年间,中山的脑海里面已构成了这么一种观念,似尚未曾向人发表出来。到一九〇五年,在欧洲的比京举行第一次结党式,才在誓词上揭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个字来。这十六个字,便是三民主义最初表现的雏形。及至在东京正式成立同盟会时,所采的誓词与前次在欧洲所采用的完全无异。当讨论会名及誓词时,有主张用“对满同盟会”的;中山说:“革命的宗旨不专在排满,当与废除专制、创造共和并行不悖。”始采用“中国同盟会”。次提议以上记十六字为誓词,又有数人对于“平均地权”四字不赞成,要求取消,后经中山加以详细的辩难解释,始由大多数通过。可见同盟会的会员,在该会最初成立时,便有许多人是专为狭义的民族主义——排满主义——而来入会的,对于民权、民生两主义,尚未能有确实的信仰。这便是清皇位所以容易颠覆的原因,也便是同盟会组织不健全的原因。

同盟会成立后,中山在本会的机关报《民报》第一期上面,揭布一篇发刊词,中间一大段附录如下:

……予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洲各国以独立。洎自帝其国,威行专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则民权主义起;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是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递嬗变易,而欧洲之人种胥治化焉。其他施维于小己大群之间,而成为故说者,皆此三者之充满发辉而旁及者耳。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而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而去之易。是故或于人为既往之成绩,或于我为方来之大患,要为缮吾群所有事,则不可不并时而弛张之。嗟夫!所涉卑者,其所视不远;游五都之市,见美服而求之,忘其身之未称也;又但以当前者为至美。近时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吾国纵能媲迹欧美,犹不能免于第二次之革命,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轨者终无成耶。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见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观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

这是中山以文字发表三民主义最初的一次。后在《民报》的周年纪念会,中山对于三民主义又有一篇很长的演说(兹不备录);《民报》的作者对于民生问题也有讨论。但是一般同盟会员的心理,大多数还是只注重在民族、民权的两问题上——尤其是民族问题。这是观感不同的原故。

二 革命论与立宪论的激战

同盟会正式成立的那天,本已决定接收《二十世纪之支那》为该党机关报,八月二十七日商妥移交。不料到第二天,因该杂志揭载《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一文,触怒日本政府,被日本政府禁止发行,将所印就的杂志全行没收,并派警吏向该社追求办事的人员。九月中,经党内干部数次会议,决定不用《二十世纪之支那》的原名,改用《民报》两字,表示与前者无关;并且因为将在日本发行的原故,此后务求避去排外的言论,以免招日人的嫌忌。到十月二十日,《民报》第一号出版了。

革命党在兴中会时代,已在香港创办了一个《中国报》(从己亥到癸卯),与保皇党的《岭海报》(在广州)、《商报》(在香港)对抗;在檀香山创办了一个《民生日报》(创于甲辰年),与该地保皇党的《新中国报》对抗;在旧金山创办了一个《大同报》(创于甲辰年),与该地保皇党的《文兴报》对抗:这都是在同盟会成立以前,已开革命党与立宪党笔战的端绪。但这些笔战,及于内地青年知识阶级的影响还是很薄弱(除《中国报》在广东附近对广东方面有些影响外,余则对于内地很少影响)。及同盟会发行《民报》,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对抗,从此革命论与立宪论的战争,日趋激烈。梁启超遇着不能克复的敌人,他在言论界所占“独执牛耳”的地位,渐被革命党推翻了。

《民报》先后主纂的重要人员为汪精卫、陈天华(即著《中国革命史论》的思黄,时或署名过庭)、胡汉民、章炳麟等。陈天华于该报出版后不到一月,因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留学生规则,留学生尚多不知自检,愤激投海而死。章炳麟于《民报》出版时,尚在沪狱,到丙午年六月底拘狱期满,才由同盟会派员迎赴东京,主持《民报》编纂事务,在第六号的《民报》上才有署名太炎的文字。太炎在当时的社会中,无论新旧方面,都早已著名。(章为俞曲园弟子,丙申年曾为《时务报》编纂员,此时章尝叩梁启超以康有为之宗旨,梁以变法维新及创立孔教对。章谓变法维新为当世之急务,惟尊孔设教,有煽动教祸之虞,不能轻于附和。戊戌春间,以夏曾佑、钱恂之推荐,被张之洞聘入幕府。张之洞著《劝学篇》方脱稿,上篇教忠,下篇论工艺等事,以示章,章于上篇不置一词,谓下篇尚合时势,张不悦。时梁鼎芬为两湖书院山长,一日询章:“闻康祖诒欲作皇帝,信否?”章答谓:“只闻康欲作教主,未闻欲作皇帝;其实人有帝王思想,本不足异,惟欲作教主,则未免想入非非。”梁大骇,因语张之洞,谓章某心术不正,乃使人讽其离鄂。这便是章太炎与旧社会关系的历史。)汪精卫、胡汉民两人,被国内多数青年知识界的认识,即自《民报》的发行始。精卫在《民报》第一号第一篇《民族的国民》文内,便向梁启超宣战,从此双方的阵容旗鼓一天一天的严厉,每期的《民报》与《新民丛报》都有对敌的长篇文字。《民报》出版至第二十四号,日本政府受了清政府的运动,把它封禁了。汪精卫于宣统元年,以法国巴黎濮侣街四号为总发行所的名义,继续出版,其实仍在日本印刷,但仅出两期而止。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后来也停了版,于庚戌年又改出《国风报》,但革命党早已入于实行时期,言论上的战斗,反在休止的状态中。

《民报》与《新民丛报》激战的论点,自然是包括民族、民权、民生所谓“三民主义”的全部,但使当时一般读者最感觉兴味的,还是在关于民族、民权两问题的文字。两报内容的全部,现在还可于各种文集中探得其一二例如下表:

上表所列,都是两报针锋相对的论文,其他尚有许多重要篇目不必尽举。至于两方面理论的价值如何,现在无庸评判;读者若欲参详,可取两方面的文字对看。但就当时多数青年的心理言,《民报》的势力确是在《新民丛报》之上,所以发生如此的效果,大概不外下列几个原因:

一、就文字上说:梁启超的笔端固然“常带感情”,对方汪精卫的笔端却也常为感情所充满;梁若拉出什么“西儒”,什么法理学家、政治学家来作护符,汪也可以拉出同等的护符来;梁若要掉中国书袋,章炳麟的中国书袋比他的还要充实而有光辉。这是在文字上的势力两方可以相角。

二、就青年的心理说:大概青年是喜欢极端新的,喜欢突破现状,反对保守的。《民报》议论在当时恰与此种心理相合,《新民丛报》到了乙巳以后,则与此相反。

三、就两方的议论思想上说:《民报》固守三民主义,前后颇能一贯;《新民丛报》则以前鼓吹破坏,现在反对破坏,因时代而改观。在梁启超以为“报馆所以指导国民者应操此术”,但读者却认这是反复无常,前后矛盾,纵有价值,也不知他的真价值到底在前后的哪一端,因此便减少了读者的信仰。所以有人评论他的思想议论,说它“譬如玻璃碎片,积叠成堆,其色或红或白,不能断定其全体为某种颜色;其形或方或圆,不能断定其全体为某种形状”。他自己也常说“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他说是奉王阳明的良知主义:“吾今日良知所见在此,则依吾今日良知以行;明日良知又有开悟,则依吾明日良知以行;鄙人知服膺此义而已。”不知道“良知”这种物事是最没有标准的物事,你有你的良知,我有我的良知;既专凭良知,则多数青年的良知决不能与他的良知一致;或者前日与他一致,今日又不与他一致了,今日与他一致,明日又不与他一致了;因为他的良知可以变更,多数人的良知也是可以变更的。讨论国家政治改革的根本方针,凭着这种“良知”主义没有不失败的。

四、就两方所指陈的事象说:梁启超所描写革命共和的恶果,如内部必至自生分裂,彼此争权,乱无已时,未尝不与后来的事实有几分相符,但这些事实在当时是未表现出来的事实,一般人看不见的;而《民报》所描写清政府的坏象、改革的敷衍、立宪的虚伪、排汉的险恶,都是当时确凿的事实,人人看见的;不惟革命党人以此向政府进攻,就是梁自己也常持此以攻击政府。青年的恒性,大抵是只看见现在的不好,对于将来的不好,一则未必看得定,二则相信将来的不好自有将来的救济的方法,断不肯因为将来的不好,就把现在的不好容忍过去了。

以上面所举的几个原因,立宪论的声势便不如革命论的浩大。但是梁的议论,在他主张立宪的方面虽然减杀了效力,在革命的方面,有时反发生一种反宣传的功用,例如说:

……革命党所持之主义,吾所极不表同情者也。谓其主义可以亡中国也。虽然,吾未尝不哀其志,彼迷信革命之人,固国中多血多泪之男子,先国家之忧乐而后其身者也。多血多泪,先国家之忧乐而后其身之人,斯亦国家之元气,而国之所以立于天地也。其曷为迷信此可以亡国之主义,有激而逼之者也。激而逼之者谁,政府也。以如是之政府,非底于亡国不止。等是亡也,不如自亡之而希冀万一于不亡。此彼等之理想也。其愚可悯,其遇可悲也。使彼等而诚有罪也,则现政府当科首罪,而彼等仅当科从罪。……乃政府全不自省,而惟以淫杀为事,甚且借此为贡媚宦达之捷径,舞文罗织,作瓜蔓钞,捉影捕风,缇骑四出,又极之于其所往,要求外国以破国际法上保护国事犯之公例。如最近长江一带叠次之党狱,与夫要求上海领事引渡其党员,要求日本政府驱逐其党首,类此之事,日有所闻。嘻!是亦不可以已乎……(见《现政府与革命党》)

这是他对于清政府痛恨极了的话,不知不觉替革命党张目;既说“如是之政府,非底于亡国不止。等是亡也,不如自亡之而希冀万一于不亡”,则革命是出于万不得已的了。他又尝说:

……夫鄙人之为此言,诚非有爱于满洲人也。若就感情方面论之,鄙人虽无似,亦一多血多泪之人也。每读《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未尝不热心溢涌。故数年前主张排满论,虽师友督责日至,曾不肯即自变其说,至今日而此种思想蟠结胸中,每常酒酣耳热犹时或间发而不能自制。苟使有道焉可以救国,而并可以复仇者,鄙人虽木石,宁能无歆焉。其奈此二者决不能相容,复仇则必出于暴动革命,暴动革命则必继以不完全之共和,不完全之共和则必至于亡国,故两者比较,吾宁含垢忍辱,而必不愿为亡祖国之人也。……(见《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

这是他劝人不要排满的话,但是不知不觉承认了种族情感是人人所具,不能消灭的,而所谓“共和必至亡国”,却未必能证实,无异作戒淫小说的人,结果是“警一而劝百”,只有反面的效力,得不到正面的效力。他又尝说:

……以今日论之,号称第二政府之天津,坐镇其间者满人耶?而北京政府诸人,不几于皆为其傀儡耶?(此暗指直督袁世凯,并且这几句话便是袁世凯的致命伤。)两江、两湖、两广之重镇,主之者汉人耶?满人耶?乃至满洲之本土东三省,今抚而治之者汉人耶?满人耶?平心论之,谓今之政权在满人掌握,而汉人不得与闻,决非衷于事实也。……

这是说你们不要排满,现在的政权还是在我们汉人手里。但是革命党看这些握政权的督抚都不过是满人的奴隶,而满人对于这些督抚正在疑忌交集,得此指点,越觉得非将他们所握的权柄设法削去不可,于是越发不肯将政权公诸汉人了;排满的效力不曾减杀,排汉的心理反越加坚强了。诸如此类的议论,《新民丛报》中不胜枚举,所以他天天反对排满革命,鼓吹立宪,革命党固不信他,就是满洲人也不信他。革命的思潮越涨越高,满洲人排汉的事实也越进越显,他的反宣传功用却是不少。总之,当时横梗在朝野两方面心里唯一的重要问题,莫过于满汉问题;这个问题,已不是笔墨口舌所能解决。所以陈天华的《绝命书》中说:

……革命之中有置重于民族主义者,有置重于政治问题者。鄙人所主张固重政治而轻民族,观于鄙人所著各书自明。去岁以来,亦渴望满洲变法,融和种界,以御外侮。然至今则主张民族者,则以满汉终不并立;我排彼以言,彼排我以实;我之排彼自近年始,彼之排我二百年如一日;我退则彼进,岂能望彼消释嫌疑,而甘心愿与我共事乎?欲使中国不亡,惟有一刀两断,代满洲执政柄而卵育之……(见《民报》第二号)

这是他看到当时满汉问题的真相的话。我们试看清政府在预备立宪期中所表现的排汉事实,便相信他的话是很不错的了。

三 清政府预备立宪的表示及满汉的暗斗

自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后,清廷内外的大吏,时有奏请立宪的。到光绪丙午年(一九〇六年)夏间,五大臣从海外“走马看花”的考察回国,也相率呈请立宪,于是由御前会议决定,于本年七月十三日下诏预备仿行宪政,从改革官制入手。从本年七月到戊申年(一九〇八年)八月,其预备事项的大端,所举者如下:

一、丙午七月,派载泽等编纂官制,并命端方等派员来京参议,又派奕劻、瞿鸿璣等总司核定。

二、丙午九月,宣布厘定内官制。

改前设之督办政务处为会议政务处。

三、丁未七月,改考察政治馆(乙巳年十月,因出洋考察政治而设立者)为宪政编查馆。归并会议政务处于内阁。

四、丁未八月,再派达寿使日,汪大燮使英,于式枚使德,考察宪政(因为日、英、德都是君主立宪国,所以再派人去考察)。

又命溥伦、孙家鼐为资政院总裁(预备设立资政院事)。

又命各省筹备设立咨议局,并预备设立各府县议事会。

又命各省设调查局,各部院设统计处。

五、戊申六月,颁行各省咨议局章程及议员选举章程。

六、戊申八月,奕劻等奏呈宪法大纲,暨议院法选举法要纲,并议院未开以前逐年应行筹备事宜。奏谕颁发,依限举办,于第九年筹备完竣。

上所举的,都是这三年内所预备的大事。但是清政府预备立宪的精神怎么样呢?可以分三个方面说:甲、西太后的精神不外“迁延”两字。她在戊申年年纪已七十四了,只要在她未死以前保住大权不旁落就够了。她自己预想等到九年以后,她未必尚在人间,到那时候随你们如何的立宪,她也不管了。当考察宪政大臣经过法国时,法国的报纸便批评说:“清太后之欲立宪,实清太后愚民之术也。”(见留欧学生上袁世凯《论革命书》)可谓看破了她的魂胆。乙、清贵族的精神,不外“排汉的中央集权”。他们知道立宪的潮流是不可遏止的了,但是看见督抚势力如此之大,汉人的政治能力和人数又超过满人很远,倘若真正立宪,满人将全被汉人所宰制。于是只有假立宪之名,行中央集权之实;又假中央集权之名以行排汉之实。丙、汉大臣官僚的精神,真正效忠于皇家的虽未尝没有,但是极少数;其大多数却也是想藉立宪的机会,打破满人政治的优越势力,免除满人的凌压;他们相信梁启超的话:“国民政治上行自由竞争,其政治能力高度之民族,必能占政治上势力。汉人政治能力优于满人,故诚能得正当之立宪政治,则满汉两族,孰占优势,不成问题也。”这三种精神,完全不相同;西太后与清贵族,虽不相同,尚相接近;至于第三种则与第二种完全相反。以如此相反的精神,当然没有施行真正宪政的可能。其结果,一面表示预备立宪,一面在朝廷上就表现着满汉相排的活剧来了。但是汉大臣官僚,此时无论如何,是斗不过清贵族的,我们试看下面所述的几项事实可知。

一、官制的厘订  当载泽、端方等出洋回国复命,召对的时候,极言立宪规模宜效法日本,并论官制改革的切要,谓:“循此不变,则唐之藩镇,日本之藩阀,将复见于今日。”这是很冠冕堂皇的话,并且很切于事实。于是御前会议的结果,决定四大方针:甲、十年或十年以后始施行立宪政治(这是很合于西太后的心理);乙、大体效法日本;丙、废现制之督抚,各省新设之督抚其权限仅与日本府县知事相当,财政、军事权悉收回于中央政府;丁、中央政府组织略与日本现制相等。这本是最初所采的方针,但至实行会议时便生出种种的轧轹来了。载泽、荣庆、铁良等自然想依固定的方针,削减督抚之权,但是袁世凯(也是参与官制会议的大臣)第一个就不愿意;奕劻是莫名其妙的人,平夙颇与袁相亲善;因为此问题太大,就把地方官制放在后面,先议中央官制。(当时中国报纸有载称“地方官制,朝廷之意欲裁抑督抚之权限,然会议大臣袁世凯,以此事与己有切肤之利害,筹议至不易易”的话。日本报亦有言:“官制改革之结果,将与袁世凯权利冲突,袁或骤进以用权于中央,或蝉蜕以自保。”)但是议及中央官制,也发生许多饭碗的轧轹问题,于是有“五不议”之说:子、军机处事不议;丑、内务府事不议;寅、八旗事不议;卯、翰林院事不议;辰、太监事不议。这五个不议便是避免轧轹的方法。到阴历九月二十日厘定官制的上谕发布了,其文如下:

前经降旨宣示立宪之预备,饬令先行厘定官制,特派载泽等公同编纂悉心妥订,并派庆亲王奕劻等总司核定,候旨遵行。兹据该大臣等将所编原案详核定拟,一并缮单具奏。披揽之余,权衡裁择,用特明白宣谕。仰维列圣成宪昭垂,良宪美意,设官分职,莫不因时制宜。今昔形情既有不同,自应变通尽利。其要旨惟在专责成,清积弊,求实事,去浮文,期于厘百工而熙庶绩。军机处为行政总汇,雍正年间本由内阁分设,取其接近内廷,每日人值,承旨办事,较为密速。相承至今,尚无流弊,自毋庸改变。内阁与军机处一切规制着照旧行,其各部尚书均着充参预政务大臣,轮班值日,听候召对。外务部、吏部均着照旧。巡警为民政之一端,着改为民政部;户部着改为度支部,以财政处并入。礼部着以太常、光禄、鸿胪三寺并入。学部仍旧。兵部着改为陆军部,以练兵处、太仆寺并入;应行设立之海军部及军谘府未设以前,均暂归陆军部办理。刑部着改为法部,责任司法。大理寺着改为大理院,专掌审判。工部着并入商部,改为农工商部。轮船、铁路、电线、邮政,应设专司,着名为邮传部。理藩院着改为理藩部。除外务部堂官缺照旧外,各部堂官,均设尚书一员、侍郎二员,不分满汉。都察院纠察行政缺失,伸理冤滞,着改为都御史一员、副都御史二员,六科给事中着改为给事中,与御史各缺均暂如旧。其应行增设者,资政院为博采群言,审计院为核查经费,均着以次设立。其余宗人府、内阁、翰林院、钦天监、銮仪卫、内务府、太医院、各旗营侍卫处、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仓场衙门,均毋庸更改。原拟各部院等衙门职掌事宜及员司各缺,仍着各该堂官自行核议,悉心妥筹,会同军机大臣,奏明办理。

这种新官制发布后,一班希望立宪的大为失望。《上海时报》评论说:“此次之改革,不过换几个名目,淘汰几个无势力之大老而已,绝无他影响。……”日本的报纸,尤议讽百出,东京《朝日新闻》说:“此等内阁组织,真各国所无有。军机处与各部自为别个之机关,以视各国内阁制,内阁大臣,入则参划国家之机务,出则总辖各部之行政,不可并论也。固知各国之官制,各有其历史,清国政府内部亦有外间所不可想象之情形,然此次新发表之官制,不免声大而实小矣。”他如此类的议评尚多,不必悉举。其最可令人注意的,尤在新授各官的配置:

(一)军机处:奕劻、世续、瞿鸿璣。

(二)各部:一、外务部管部大臣奕劻,尚书瞿鸿璣;二、度支部尚书溥颋;三、礼部尚书溥良;四、陆军部尚书铁良;五、法部尚书戴鸿慈;六、邮传部尚书张百熙;七、理藩部尚书寿耆;八、民政部尚书徐世昌;九、农工商部尚书载振;十、学部尚书荣庆;十一、吏部尚书鹿传霖。

上满七人,汉四人,蒙古一人,汉军旗一人。前此因为分满汉的原故,每部六堂官满汉平列,满三汉三;现在因为要打破满汉界限,就变成满七汉四;蒙古和汉军旗又恒党于满,实际上汉仅得三分之一。于是希望立宪的汉大臣官僚心中便有些不快了。热望立宪的恽毓鼎曾替他们鸣不平说:“章皇(顺治帝)初入关,朝廷大政事皆范文肃、洪文襄所定,惩奇渥温氏以蒙古色目人压汉人之害,制为满汉双行之法,阁部卿寺,分缺若鸿沟,不相侵越,惟将军都统专属焉。而王公不亲吏事,阳为尊之,阴为汉人保登进之路。辛丑回銮,孝钦内惭,始特诏天下议改革,定新官制。少年新进,不深维祖宗朝立法本意,第觉满洲人士以八旗区区一部分与我二十一行省汉人对掌邦政,其事太不平,欲力破此局以均势。满汉之界既融,于是天潢贵胄,丰沛故家,联翩而长部务。汉人之势大绌,乃不得一席地以自暖。……”他不知道要立宪,便要改革官制;要改革官制,便要打破满汉;要打破满汉,便自然有“天潢贵胄,丰沛故家,联翩而长部务,汉人……不得一席地以自暖”的趋势,因为满人立宪的心理,根本与汉人不同,这是没有方法解决的。

中央官制的改革,清贵族的计划算是成功了一部分。但是地方官制中的督抚问题,是清政府的生死问题,也便是中国国家组织一个最难解决的问题。当时日本某报纸评说:“欲决清国之立宪问题,不可不先决督抚制度之存废。今之督抚,事实上为副王。此制不废,中央集权之事不得告成功,则不外模仿联邦制度而已。铁良与袁世凯之相争,即为关于此根本问题(袁铁之争后再详述)。若此根本问题未决定,则虽宣言立宪之形式取法日本,然其实际犹不可同日而语。若以此次改革官制而言,其国家组织非采联邦而为中央集权制可不俟论;然现时督抚制度尚未改革,则此问题尚在未解决之列,不得以中央官制稍有改易而遂为已足也。……”清廷的亲贵也确已见到此处,但是他们终不曾得到一个痛快的解决方法。到次年(丁未)的五月,发布了一种所谓外官制,将各省按察使改为提法使(各省学政已于先年改为提学使),增设巡警劝业道,裁撤分巡分守各道。又分设审判厅,增易佐治员,命由东三省先行开办,直隶、江苏亦择地先为试办,其余各省分年分地请旨办理,统限十五年一律通行。但于督抚的军财两权,实际上一无所动。后来他们想出两种办法,一面由陆军部渐次吸取各督抚的军权,用清理财政监理官吸取各督抚的财权;一面将权势最大的督抚调入中央,阳为尊崇,阴实裁抑。于是有北洋四镇改归陆军部节制的事实(于后述袁、铁争权项下再详叙),清理财政监理官至宣统朝始实行。权势最大的督抚袁世凯、张之洞便于丁未年七月同时调入为军机大臣(袁世凯以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表面上是以中枢的机要大权畀与汉员,表示不分满汉,实际上是要先拔出督抚中的两大柱石,然后渐次削减各督抚的实权。但是这种计划的效力微乎其微,终究不曾成功。我们平心而论,军、财两权应该统一于中央本是至当不移的,无奈他们用排汉的心理来集权,所以就是主张立宪的人也对于他们生出反感来了。

二、满汉大员的暗斗  自变法之议复起以后,各地排满革命之风固然盛行,北京宦海中的饭碗候补者间满汉轧轹尤为激烈。当时往游北京的人出而传说:各部员司候补者,每部多至千余人,满汉司员,见面不交语;对于政务,满人专断处置,一无顾忌,汉人敢怒而不敢言,出则“排汉排满之声,叹息盈耳”。原来自刚毅造出“汉人强,满洲亡,汉人疲,满洲肥”十二字的口诀以来(刚毅造此十二字口诀,见梁启超的《中国积弱溯源论》),排汉的精神已深藏在满洲亲贵的心里,万不可拔了;及立宪之说一起,满人处处戴着有色眼镜来观看。此期内满汉大员暗斗的故事,如荣庆之于张百熙,奕劻之于瞿鸿璣;最显著的莫如铁良之于袁世凯。当初设京师大学堂时,原只用张百熙一人为管学大臣。张是一个附和维新的人,喜欢引用当时所谓新人才,那班新人才,议论无所顾忌,于是满人就有忌刻他的,想设法搆陷他。他吓慌了,请以太后所亲信的荣庆同管学务。荣庆本是持排汉政策最力的人,专注意八旗学堂的扩张发达,对于张的措施,动辄掣肘,凡事不先禀命,张不得行;但是荣庆尚不满足,想把管学的全权揽入一己的手中,于是议设学部,置尚书一人而己任之。这是设立学部和荣庆任学部尚书的由来(此事在乙巳年的秋冬间)。瞿鸿璣和奕劻同处军机,本是西太后特别看重他。瞿有一位门生汪康年(汪曾为《时务报》经理,也是一个维新党人,于光绪丙午年,创办《京报》于北京),在北京的《京报》上时常讥刺奕劻和他的儿子载振(时奕劻、载振以“段芝贵行贿案”被言官赵启霖所劾,即宣传一时之“杨翠喜案”)。汪、瞿的师生关系本是人人所知的,奕劻因此早疑及瞿,满洲亲贵对于瞿都已侧目而视了。丁未年五月某日,瞿入值军机,西太后偶与谈及奕劻,表示不满,有拟令其退出军机的话(因为奕劻被人指责得太多)。瞿归告其夫人,其夫人又告汪之夫人,汪又告之曾敬诒,曾以告之伦敦《泰晤士报》驻北平记者马利逊。这些辗转相告的,都不过把它作一种闲谈,而马利逊竟把它作一种实在消息,电告《泰晤士报》发表。西太后因此责瞿漏言,奕劻便嗾使言官劾瞿,说他“暗通报馆(指《京报》),授意言官(指赵启霖),阴结外援(指《泰晤士报》),分布党羽(指汪、赵等)”。于是月下谕命孙家鼐、铁良查复;孙、铁还没有复奏,旋即下谕命瞿开缺回籍。而奕劻反得留任。这是奕劻和瞿相倾轧的故事。至于袁、铁之争,关系尤为重要。原来袁世凯自补授直督兼北洋大臣以来,在天津陆续奏设军政司(甲辰年改称督练公所)、学校司、农务司等种种机关;而军政司之下,仿效日本参谋本部训练总监及陆军部的组织,区为参谋、教练、兵备三处,俨然在天津成一个小政府。但起初清廷也不忌刻他,他也没有据地自雄的阴谋。(袁于光绪二十九年癸卯春曾奏请统一军政,谓:“各省兵制不一,军律不齐,饷械不同,操法互异,平居声息不相通,临敌胜负不相顾,故成效难期,规定统一之法,实为扼要之图”云云。)当壬寅年挑选旗兵交袁训练,时袁且奏派铁良为京旗练兵翼长,代为布置,足见当时并无龃龉。到癸卯年冬间,北京设立练兵处以后,排袁的运动渐渐见端了。北京练兵处的设立,用意本是在统一军权于中央的,但是开办之初,虽由奕劻管理,实权还是在北洋系的掌握中。因为练兵处的提调便是徐世昌,军政司正使便是刘永庆,军令司正使便是段祺瑞,军学司正使便是王士珍:都是袁的部属。此时留学日本的士官学生陆续归国了;其本自北洋送出的,都派往各镇充下级将校。其间有一个士官生良弼,是清贵族中的佼佼者,表面和革命党员的吴禄贞极要好,实在是排汉主义的急先锋,因与归国士官生的一部分暗倡排袁之议,利用铁良为主脑。袁、铁之争,便起于此时。袁世凯看见良弼那种落落不群的气度,尚想笼络他,委他任第六镇第二十三标标统。当时的标统已算一个显职,以初归国的士官生一跃而任标统,算是很特别的,但是良弼虽受了标统的薪俸,始终不曾到差。从此北京的排袁的空气,一天一天的浓厚。因为袁所兼什么什么大臣的头衔太多,旧官僚也有嫉妒他的;士官生中的革命党员急于取得军权作革命基础,也想排开他;良弼乐得与他们结合,免除排汉的痕迹。所以,表面上仿佛是士官生与北洋系的相排,其实是满汉争死活的问题。到丙午秋间议改官制时,削减督抚权限问题发生,袁世凯便成了满洲亲贵的眼中钉;彰德秋操后(即在发布新官制时,袁、铁同为阅兵大臣),都中排袁运动一时大盛,御史奏劾,亲贵搆煽,袁自己也知道握权太重,便于是年十月奏请开去各项兼差;又奏称:“陆军第一镇,系臣会同铁良督率训练,第二、三、四、五、六各镇,系专由臣督练;现铁良已补授陆军部尚书,各该镇均请归陆军部直接管辖,毋须臣再督练。惟第二镇驻扎永平山海关一带,第四镇驻扎天津附近;现在外军尚未尽撤,大局尚未全定,直境幅员辽阔,控制须赖重兵,所有第二、第四两镇,请仍归臣统辖督练以资策应。……”奏入报可。于是北洋六镇的兵权,袁仅留得两镇,铁良夺去四镇了(但是下面的将校铁良没有方法去掉);这算是排袁第一步的成功。但是亲贵派并不以是而满足,因为袁还有两镇兵权在手里;(袁与载振,也有一段相争的小故事:初立商部时,载振任尚书,总揽全国路政,订立新章,拟将在工供差之监督总办等,加劄作为商部议员,而派本部章京,分赴各路帮办工事,意欲藉此收揽各省路政的实权。袁此时尚兼某路督办大臣,因奏称:“国家设官,内外各有责成。各部员司,受成于堂官,而不得径行于疆吏。各省僚佐,禀承于疆吏,而不能径达于部曹,此内外之权限也。如部臣以疆吏为不足问,而与司道直接,则疆吏为虚设。如更以司道为不足恃,而由部派员以佐之,则司道为赘疣。用内侵外,以小加大,而权限紊矣。夫商部遴选议员,只可调查各项事件,条其利弊,呈由本部,订为章制,通饬遵行。今以办事之监督总办兼议员之名,又以持议之章京侵办事之权,十羊九牧,一国三公,势必牵制牴牾,阻碍百出,国家迭设新部,如昧于中央之制度,横干地方治事之权,各部派员赴各省办事,地方官皆失其职,窃恐天下不靖,而危乱随之。臣方以兼差太繁,力求辞谢,岂愿与部臣争管事之权,实以治乱所关,不容默已,故缕切陈之。”奏入,商部之计划遂阻。载振因此很不高兴。新官制成立,载振变为农工商部尚书,为亲贵派中的要人。)要制服他,只有把他的直督的地位,根本推翻。不过奕劻是早已深入袁的牢笼,宫廷中也有袁的奥援,所以不易动摇。直到丁未年七月,袁与张之洞同时调入军机,亲贵派的排袁算是得了大大的胜利。当时北洋军界颇有为袁抱不平的;不过北洋军人的脑中,尚以为是士官生排挤北洋系,不知道是铁良等排挤汉人势力的计划;因为良弼极与汉人士官生相结纳的原故。革命党的士官生如吴禄贞等能在北方军队中播散革命种子,未始不由于此。革命后,北洋系的要人排斥他派的士官生也未尝不种因于此。但这都非铁良等所及料的。

铁良等的军事排汉计划,尚有一层最深刻的,便是创立贵胄学校。他们以为当兵的汉人虽多不足忧,所可忧者就是统率兵队的上级将官,也将被汉人占了多数。倘若中国的兵都能够用满人为将,就好比以牧人驱群羊一般,满人可以高枕无忧了。因此便创立一个贵胄学校,其程度期与外国的陆军大学相等;将来的上级将官,必皆由此校派出;由各省武备学校出身的,只能充当下级的佐尉。贵胄学校原定的章程,必宗室八旗子弟方准入学,后来想掩饰汉人的耳目,乃增加一条:三品以上实缺大员之子亦得入学。其实此条等于空文,因为三品以上实缺大员之子,不是京堂便是道府,罕有来入这种学校的。不过他们所办的贵胄学校,后来并没有达到目的;因为那些贵胄享惯了骄奢淫逸的福,看相虽好,实际上都不成才,所以没有发生一点效果。

在上面所述满汉相忌的情形中,所谓立宪的预备不过是一种愚弄汉人的虚文罢了,哪有施行真正宪政的希望,但是一般立宪党人并不因此绝望。下节略述立宪党的活动。

四 立宪党的活动及其结果

清政府既以预备立宪为标帜,立宪党人的活动应该比较革命党要顺利一点;在一般主张立宪者的心里,也以为这是一条容易走得通的路。但事实上却不然。立宪党第一个言论指导者当然是梁启超。他在丁未年(一九〇七年)的夏间,便和蒋智由、陈景仁等在日本东京着手组织一个政闻社,发表一篇政闻社宣言。宣言的文章太长,此处不能全录,大略前面三大段表示政闻社发生的理由,继则列举政闻社所持的主义“四大纲”:

一曰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

二曰厘订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

三曰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

四曰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

末段复设为问答之词说:

政闻社虽未足称政党,而固俨然为一政治团体,则亦政党之椎轮也;中国旧史之谬见,以结党为大戒,时主且悬为厉禁焉;以政闻社置诸国中,其安从生存?政府摧萌拉蘖一举手之劳耳;且国中贤才,虽与政闻社有同一之政见者,其毋亦有所惮而不敢公然表同情也?应之曰,不然,政闻社所执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动为正常之要求;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此今世立宪国国民所常履之迹,匪有异也。今立宪之明诏既屡降,而集会结社之自由,则各国所承认为国民之公权而规定之于宪法中者也,岂其倏忽反汗,对于政治团体而能仇之。若政府官吏不奉诏,悍然敢为此种反背立宪之行为,则非惟对于国民而不负责任,抑先已对于君主而不负责任,若兹之政府,岂更能一日容其存在以殃国家。是则政闻社之发生愈不容己,而吾党虽洞胸绝脰而不敢息肩者也。……

这段话仿佛已料到政府要干涉他们,预先把立宪国家允许“集会结社自由”的大道理去慑制政府,鼓励国内外同志的勇气,叫他们不要怕政府,尽管加入这个立宪团体。但是就梁启超的个人说,他国内的名士同志固然不少,而反对他的敌人,力量之大却没有方法可以制服。第一个大敌是西太后;袁世凯、张之洞屡次受他的言论攻击,也与他绝不相容;他虽说“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但是“保皇帝不保太后,保中国不保大清”的传说已深深印入清贵族的脑中,随他如何矢忠矢信,清贵族是不信任他的。就立宪的团体上说,国内热心奔走于此道的固然不少,但是革命党人则视之为大愚;不惟视之为大愚,并且视之为大敌;因为假使立宪之说深入人心,革命党的势力就要减杀了。所以运动立宪的一条路,表面上虽然觉得顺利,而政闻社在成立的当初,已处于两面夹攻的情势中。丁未七月十七日,政闻社在东京神田锦辉馆开成立大会,便被革命党捣乱,传为一个大笑柄。章炳麟记述其事如下:

阳历七月十七日,政闻社员大会于锦辉馆,谋立宪也。社以蒋智由为魁,而拥树梁启超。启超往,徒党几二百人,他赴会者亦千余人,召日本名士八辈为光宠,犬养毅者其气类相同者也。革命党员张继、金刚、陶成章等亦往视之。梁启超登,力士在右(梁预知革命党将与为难,故招日本力士为护),与会者以次坐。政闻社员在前,革命党员在政闻社员后,他留学生在革命党员后。启超说国会议院等等,且曰“今朝廷下诏,刻期立宪,诸君子宜欢喜踊跃”,语未卒,张继以日本语厉声叱之,曰:“马鹿!马鹿!”起立,又呼曰:“打!”四百余人奔而前。启超跳自楼曲,旋转而坠。或以草履掷之,中颊。张继驰诣坛上,政闻社员持椅格之,金刚自后搤其肩,格者僵,继得上。众鼓掌欢呼,声殷天地。政闻社员去赤带徽章以自明,稍稍引去。继遂言曰:“吾不应参与政闻社员事,然所以不能默者,将有所诘问于犬养毅。”毅前在早稻田,语支那学生曰:“中国当速革命,吾亲闻之,今何故附会立宪,猥鄙至是?”毅俯首谢,则登坛作酬应语,既卒,徐曰:“支那或革命,或立宪,任人为之,在速行耳。”当是时蒋智由先知有变,不至,会亦遂散。继本意欲痛驳立宪以塞莠言,会事急,至用武,亦未竟其说也。……

这便是政闻社开幕的活剧。该社虽于开幕时受此打击,但他们并不因此而停止活动。他们看这种捣乱,不过是一部分暴徒的行为,于他们的进行并没有什么损失。除了梁启超几个人以外,他们的社员随即陆续回国,预备在国内活动。到是年九月,有华侨联名向清政府请愿,要求实行立宪的事;又有湖南人熊范舆等联名向清政府请愿,要求设立民选议院;国内此处彼处常有学生开会,作政治演说;渐至北京也有开会演说的事了;大概都是由政闻社员的活动而来的。但是清政府不管他们的内容怎么样,总觉得这种“聚众要挟”的行为,是不正当;现在既已由皇帝宣布预备立宪了,你们这些小百姓为什么还要胡闹;于是在丁未十一月,有禁止学生干预政治的谕旨,又严谕禁止京师开会演说等事。后来政闻社的旗帜在国内各处揭出来了,清政府便一点不客气,于戊申年六月二十七日下令,将政闻社员、法部主事陈景仁革职看管;七月,复严谕各省督抚查禁政闻社,将该社社员一律严加缉捕,毋任漏网。于是政闻社的招牌完全消灭了。

立宪党的政闻社虽然消灭,但是国内与该社同志愿通声气的人士却也不少;在江浙一带还有一个预备立宪公会,在湖北有一个宪政筹备会,在湖南有一个宪政公会,在广东有所谓自治会等,大概都是与政闻社同性质的团体,成立于宣示预备立宪以后。就中以预备立宪公会为最活动。该会的重要人物为朱福诜、张謇、孟昭常、郑孝胥、汤寿潜、许鼎霖、雷奋、陶保廉、周廷弼等,会员多江、浙、闽三省的名士或实业界的人物,在当时颇有声势。他们表面上避去康梁的关系,所以清政府也不便如何压迫他。在戊申年的六月,曾由郑孝胥领衔联名向政府请愿开国会;又以预备立宪公会名义移书湖南立宪公会、湖北立宪筹备会、广东自治会,及豫、皖、直、鲁、川、黔等省的同志,约于是年七月各派代表齐集北京,向都察院递呈请愿速开国会书,要求都察院代奏;八旗的士民,也有加入的。清政府此时对于政闻社虽用严厉手段,对于这些请愿的人士,因为他们在旧社会中都是有相当的名望的,又与康梁似没有什么关系,所以虽不曾十分理会他们,也不曾压迫他们;并且恰逢此时宪政编查馆将宪法大纲、议院法及选举法要领编就进呈,因于八月二十七日就将这些法案发布,并颁行一种九年预备的定期,可算为他们请愿所得的结果。不过这种宪法大纲,使他们大大地失望,因为它是纯粹从日本宪法上抄来,关于君主的大权比日本天皇更无限制,只可算为保障君权的宪法,于国民没有什么好处,其条文附后:

关于君上大权:

—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

—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

—君上有钦定颁行法律及发交议院之权(凡法律虽经议院议决而未经诏令批准者不能施行)。

—君上有召集开闭停展及解散议院之权。

—君上有设官制禄及黜陟百司之权(议院不得干预)。

—君上有统帅海陆军及编定军制之权(调遣常备军队、制定常备兵额及一切军事,皆非议院所得干预)。

—君上有宣战、讲和、订立条约及遣派使臣与认受使臣之权(国交之事,由君上亲裁不付议院议决)。

—君上有宣布戒严之权(当紧急时,得以诏令限制臣民之自由)。

—君上有爵赏及恩赦之权。

—君上总揽司法权,惟委任审判衙门,须遵钦定法律行之,不以诏令随时更改。

—君上有发命令及使发命令之权,惟已定之法律,不以命令更改或废止。

—凡议院闭会时,遇紧急之事,得发代法律之诏令,并得以诏令,筹措必需之财用,惟至次年会期,需交国会协议。

—皇室经费,应由君上制定常额,自国库提支,议院不得置议。

—皇室大典,应由君上督率皇族及特派大臣议定,议院不得干预。

关于臣民权利义务:

—臣民中有合于法律命令所定资格者,得为文武官吏及议员。

—臣民于法律范围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

—臣民非按照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监禁、处罚。

—臣民可以请法官审判其呈诉之案件。

—臣民应专受法律所定审判衙门之审判。

—臣民之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侵害。

—臣民按照法律所定,有纳税当兵之义务。

—臣民规定之赋税,非经新定法律更改,悉仍照旧输纳。

—臣民皆有遵守国家法律之义务。

(附言)这种宪法大纲完全没有评论的价值,因为当时的编查馆完全受清皇族的宰制,而皇族中以载泽为编纂的主要人员。载泽在日本考察宪政时,伊藤博文为他讲演日本宪法,把天皇大权说得特别重大,对于天皇大权的限制多略未说及。而载泽又不通日文,全凭编译人不确切的口述和笔述,以为日本宪法真个如此,伊藤所传授的宪法精义真个如此,所以就很高兴的赞助西太后立宪而定出这种宪法大纲来。伊藤氏的讲演词见《民报》第三号,并有汪精卫很锐利的评语,因原文太长,此处不备录。

五 屡起屡仆的革命军

革命党自成立同盟会以来,虽然有了统一的中心机关,一般人心也厌弃了清廷,但是他们的活动比立宪党还要困难。第一,他们只能作秘密行动,不能作公开行动,中国的地域虽大,没有他们彰明昭著建设大本营的处所。第二,要革命非用武力不成功,而武力所需于物质上的资助是异常大的,很不容易取得。所以在立宪党人的观察是万不能成功,并且无从措手。而革命党人着手的方法,仍不外联络各地会党与运动军队的两途。关于这两方面,同盟会的党员,在同盟会成立以前,原已发生不少的关系:中山在巴黎时,与法国陆军部有所接洽;及由欧赴日,船经吴淞,与法武官布加卑相晤(布系预奉法陆部之命来华接洽者),布乃于驻扎天津之法参谋部派定武官七人,援助中山;同盟会成立后,中山命廖仲恺往天津设立秘密机关,命黎仲实与法武官某调查两广,命胡毅生与法武官某调查川滇,命乔宜斋(即乔义生)与法武官某往南京、武昌、长江一带,都是注重军队方面的联络。这算是同盟会活动进行的开始。从一九〇六年(丙午)到一九〇八年(戊申),有下列屡起屡仆的革命事变:

一、丙午萍浏之役;

二、丁未潮州黄冈之役;

三、丁未惠州之役;

四、丁未安庆之役;

五、丁未钦廉防城之役;

六、丁未镇南关之役;

七、戊申河口之役。

上面所列七役,第一役虽与同盟会有关,非发动于同盟会;第四役则为徐锡麟等的独立动作,与同盟会无关联;第二、三、五、六、七役则继续发动,皆由同盟会干部主持。为叙述的便利计,请以与同盟会无关系的第四役置之于后。

萍浏之役,发生于湘赣接壤之萍乡、醴陵、浏阳等县。是年,吾国中部各省遇荒,而湘赣接壤各区特甚,饥民遍地。该处会党头目李金其、萧克昌、姜守旦、龚春台、王胜等向受马福益的指挥,而马则曾与黄兴等相结合,前已殉难,李、萧早想替他复仇。恰值同盟会员蔡绍南、刘道一等暑假由日归国,在浏阳、衡山等处鼓吹同盟会的革命主义,李、萧等因与接洽,便乘机运动萍乡的矿工联合附近各处的同党,决计起事,拟分三路:一由浏阳进窥长沙,一以萍乡安源矿路为根据地,一由万载东出瑞州、南昌以达长江。因事机不密,先期泄露,浏阳之军先期于十月十九、二十等日发难,占领麻石、金刚头等处,萍乡之军继得矿工响应,占领高家台、上粟市等处,江、鄂、赣、湘四省督抚闻耗调集重兵围攻,革军卒以失败。此次的发难,虽因蔡绍南等运动,然内部很复杂。例如任浏阳方面指挥的龚春台发布檄告,则称“奉中华民国政府令”,并有“建立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而社会问题,尤当研究新法,使地权与民平均,不致富者愈富,成不平等之社会”的话,可算是树着同盟会的旗帜;但是别有一部,则称“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檄文的内容,为单纯的排满主义。他们所用的军械,马刀、梭镖、小手枪、鸟枪、抬枪和少数来福、毛瑟枪,均极杂劣,当然不敌正式军队,失败是意中事。但是当发动之初,声势也异常浩大。东京同盟会本部事前一无所闻,及消息传至东京,下令各党员纷纷回国,想运动长江各处军队谋响应。沿江各督抚因萍浏事变,严密防范,于是宁调元在湘被捕系狱,刘道一被捕遇害;胡瑛在鄂被捕系狱;杨卓林在扬州被捕遇害;孙毓筠、段书云、权道涵在南京被捕系狱;算是同盟会成立后第一次的牺牲。

同盟会因此役的牵连,还受了几种损害:一、失却长江方面将成立的基础。武汉方面原有一个附于教会的革命党机关,名曰日知会(成立约与华兴会同时,并属一气),其会员后皆加入同盟会;乔宜斋偕法国武官来鄂,与鄂军界联络,即以该会为机关;因法武官演说革命,为鄂督所派的密探窥破,日知会因此破坏;胡瑛的被捕即在此时,与胡同时陆续被捕的还有主持日知会的刘家运(别号儆安)及季雨霖、朱子龙等多人,这是武汉方面基础的破坏。南京方面的新军中,也是为革命空气所笼盖,其将弁为赵声、倪映典、林述庆、柏文蔚、冷遹、杨希说等皆先后加入同盟会,因乔宜斋偕法武官到宁,常和军警界来往,为密探所窥破,萍浏变起,防范益密。孙毓筠因此被捕,赵声、倪映典诸人亦多被端方所疑撤差,这是江南方面基础的破坏。二、东京的本部方面,亦受压迫。清政府因萍浏之变,及长江方面累次破获党人,知道革命党的策源地是在日本东京,于是力与日政府交涉,要求日政府将革命党重要人物逐出日境。日本帝国主义者因为要讨清政府的好,以便容易索取权利,于是竟容其请,于丁未年正月命中山离去日境(并以赆仪数千元相馈,东京股票商铃木久五郎亦馈送一万元。同盟会员有反对受此等赆仪者,因此生出小小风潮)。此时中山在日本既不能立足,长江方面的基础又皆破坏了,因率胡汉民、汪精卫等同往安南,设机关部于河内,于是革命活动进行的区域乃限于滇、粤、桂三省的边隅,而有前列二、三、五、六、七诸役。

潮、惠两役的发动,约在丁未年的四五月。潮州饶平县的黄冈会党与韶安县的会党,曾与革命党有联络,中山派人运动他们结合,谋劫黄冈协署军械起事。值会党某员被警署所捕,押入协署,会众即起围攻协署,杀清吏数人,将协署占领,又克寨城,旋为清潮州镇兵所攻溃。同时,邓子瑜奉中山命运动会党,在距惠州二十里之七女湖起事,博罗会党同起,也先后为清军所败。是为潮州黄冈之役与惠州之役。到七月复有钦廉的发动。前此数月,廉州的三那地方有刘恩裕所统率的万人会,抗纳粮捐,不受劝谕;清吏调兵往剿,会众被击散,但清兵退后,会众复集。钦州的张得清亦聚众与三那会党合。清廷派郭人漳、赵声(赵被江督撤差后乃来粤)两人各统所部新军约三四千人往剿。郭为湘人,与黄兴相识,赵则已入革命党;中山因使黄兴往说郭,胡毅生往说赵,要他们反戈。郭、赵答以“有真正的革命军起,便即响应”。于是中山派人往约钦廉抗捐的会党并各属团绅,为一致行动;又派萱野长知往日本购运军械,并在安南召集同志,聘法国退伍军官多人,一俟军械运到,即行编为正式革命军,约计可得二千余人,以与钦廉团众及郭、赵所统之新军相合,当有六七千人,由钦廉进取广州为根据地,好像很有希望。不料购运军械的计划因故失败,党军虽已攻破防城,因军械不到,转逼钦州,希望郭人漳响应;郭见党军势力薄弱,又受他军的牵制,不敢动;党军乃进围灵山,希望赵声响应,赵见郭不动,亦不敢独动。清吏复调他兵力剿,党军遂败,余众退入十万大山。是为钦廉防城之役。钦廉失败后,中山和黄兴、胡汉民并法国军官、安南同志等百数十人,改由安南谋窥广西。镇南关附近有一群游勇的团体,勇敢异常,中山派人联络,作为攻取镇南关的先锋队,于十月十三日夜突攻镇南关,夺取镇南、镇东、镇北三炮台,想由此约集前次退入十万大山的党众,会攻龙州。但是十万大山的党众因为道远不能即到,中山、黄兴亲领百数十人据守三炮台,与陆荣廷、龙济光所统的清军数千人激战七昼夜,卒以众寡不敌,退入安南。是为镇南关之役。中山过谅山时,为清密探所看破,报告清吏,后由清廷与法政府交涉,将中山逐出安南。中山离安南时,乃令黄兴再入钦廉,集合该地同志,一面令黄明堂谋攻河口以图进取云南为革命根据地。后黄兴率领二百余人出安南,横行于钦廉间,其威名颇为清吏所惮,然卒以无援退出。至戊申年三月,黄明堂攻占河口,清边防督办被杀,因收得降卒一部分。滇督锡良大惊,电调重兵图恢复。后黄兴亦到河口,与明堂等力抗清军。然卒以众寡不敌,革命军复失去河口,黄等乃率余众六百余人仍退往安南。是为河口之役。(河口之役据中山所记,谓黄兴未到河口,即为安南政府扣留。然据冯自由言,则黄兴曾亲入军中参与战争,时中山已不在安南。故所记有误,当从冯说。)河口失败后,退往安南的党众,不为安南法政府所容;法政府将他们送往星加坡(即新加坡),星督说他们是中国的乱民,不许登岸,法邮船停于星埠两日;后经法政府表白,说他们是中国的革命团体,在河口与清军交战时,法政府曾守中立。已认为革命的交战团体,不能作为乱民看待,星督才准登岸。革命失败的苦境,可想而知。从此安南也不能作为革命的策源地了。凡与中国密迩的地方,中山都不能自由居住,乃复西游,以策划进行的事务,托黄兴、胡汉民主持。但屡经失败以来,经费既绌,又得不到相当的根据地,活动暂停,此可算为革命党最困难的时代。

安庆之役,在丁未年五月后,即徐锡麟之刺杀皖抚恩铭,牵及秋瑾被捕遇难,事虽无成功,影响及于人心颇大。徐锡麟,浙江山阴人,久蓄排满光复之志,曾在绍兴创办大通学校,与竺绍康、王金发等相结,联络嵊县会党首领龙天渠等,谋革命。旋往日本考陆军,因体格不合,被摒,乃改习警察。归国后与陶成章、秋瑾、陈伯平、马宗汉等组织光复会。徐纳捐为道员,往安徽候补。恩铭为他的口说所动,命他作巡警处会办,兼任巡警学堂堂长。暗中布置党员,谋在安徽发难。因他办事认真,恩铭很赏识他,不知他是一个革命党首领。陶成章在浙江联络武义、永康、东阳等处会党,秋瑾则任绍兴大通学校校长,与竺绍康、王金发等部署绍兴、嵊县、仙居等处会党,编立光复军,皆与徐有联络。忽党员有在下游某处被捕的,并搜得一名册,江督因知有革命党要人集于皖境,电告恩铭防范。恩铭不知党首即他所赏识的徐道员,反命徐密查。徐恐为恩铭所觉,谋先发,乃于五月二十六日乘巡警学校行毕业礼时,邀请皖省各大吏集于警校,想把他们一网打尽,然后集合军警起事。结果仅枪杀恩铭,余皆逃散。徐率学生据军械库,被防营兵所围,陈伯平战死,马宗汉与徐皆被擒,遇害。浙抚张曾敭得皖电,搜索党人,浙绅某为秋瑾仇家,因向张曾敭告密,张乃派兵往大通学校,围捕秋瑾,瑾被害,并株连许多人士。这便是中山所谓:“慕义之士,闻风兴起,当仁不让,独树一帜以建义者……如徐锡麟……秋瑾是也。”这一役最大的影响,便是满汉的感情,从此益趋恶化。恩铭为满人,满人的大小官僚,因此人人自危,排汉的念头更深。秋瑾被捕时,并未搜得反叛证据,亦无确切供词(秋瑾书“秋风秋雨愁杀人”七字),罗织成狱,株连许多无辜,激动大多数人的公愤。主案的人为绍兴知府满人贵福,因此汉人仇恨之念也更加深刻。(贵福的刑幕陈某与会审的山阴县知县李某,均以争此案不平被撤。及省委道员陈翼栋至查阅案卷,亦有责言。浙人因此大哗。张曾敭不安于浙,求他调,乃移抚江苏,苏人拒之;更调山西,晋人又拒之。张知不见容于人,乃乞病。贵福亦以此不自安求调,乃移守安徽之宁国,宁国人亦拒之,遂不知所终。可见此案激动人心之广。告密的某浙绅,后亦为人所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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