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华夏古籍 传承国粹精华

第十一章 帝制运动与反帝制运动

当国民党势极盛的时候,进步党尽力扶助袁世凯以抑制国民党;到民二冬间,国民党被袁氏摧毁后,进步党也失去了政治活动的立足地,于是中国成为北洋军阀官僚的独舞台,进步党人渐渐地抱恨于袁氏了。但使袁氏不做帝王的幻梦,不惟北洋军阀内部不至于即时出现裂痕,就是进步党人虽然怨恨袁氏,也还不至和国民党人同走上倒袁的途径;试看袁氏方在改造约法的进行中,进步党领袖们还是将顺他,希望他藉此实行所谓开明专制以救中国。不料袁氏是要由“专制”而“帝制”,却不是为“开明”而“专制”;“专制”成,而“开明”无望,“帝制”继起,于是把平夙拥护袁氏号称稳健派的进步党领袖,也逼上倒袁的途径,北洋军阀的内部也从此出现裂痕。所以帝制运动不惟是民国的大危机,也是北洋军阀的一个盛衰关键。因为帝制失败,袁氏倒毙,北洋军阀失去了一个统率的头脑,清朝遗下旧势力的中坚,才有破毁的可能,故护国军之役与辛亥革命之役,在中国革命史上是同等的重要。本章当以次述其经过,至袁氏死去时止。

一 约法的改造

袁世凯的帝制思想,究竟起于何时,颇属疑问。在辛亥革命时,他和伦敦《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礼逊的谈话,曾说:“……余深信国民中有十分之七仍系守旧分子……进步一派,不过占十分之三耳。今若推倒清室,将来守旧党必又起而谋恢复帝制。”又说:“……深惧民主国体,不能稳固……不若保存清室。剥夺其实权,使仅存虚名,则国家安全,方能确保。”有人根据这段话,以为这便是袁氏预谋恢复帝制的暗示。但这段谈话,仅能证明袁氏的欺骗无信,不能证明他在此时便有帝制自为思想;因为他向莫礼逊的表示,是要保存清室的皇位,却暗中与革命军勾结,以取得总统位置做推倒清室的条件。袁氏向来不轻易向人表示真意,譬如他在要实行干宪的时候,还戒饬左右说:“关于宪法上的争衡,须概持不干涉主义。”在筹安会将要发动以前,还坚决地矢言维持共和,所以在要推倒清室以前,偏说要保存清室。这是袁氏一贯的欺人术策,所以袁氏究竟在何时发动帝制的野心,是无从知道的。不过我们知道袁氏是一个贪恋最高名位、乘机窃权的人;而他窃取权位的术策起初总是务求实在,不露形迹,必等到实权完全把握在手中,然后才露出真面来。他推倒清朝,攫取总统,是用这种方法;图谋帝制,也是用这种方法。帝制运动的公开,虽然是起于民四秋间的筹安会,但他的实在基础却是在改造约法时立定了。所以我们谈袁氏的帝制运动,应该从改造约法说起。

袁氏改造约法的两个工具,一个是前章所述的“政治会议”,一个是“约法会议”。他起初本想利用政治会议作直接改造约法的工具,后来因为政治会议的人员觉得本身的来历形式太不合资格,对于袁氏的咨询约法增修程序令,答复他说:“……宜于现在之咨询机关(即指政治会议的本身)及普通之立法机关以外,特设造法机关,以改造民国国家之根本法。”造法机关的名词,本由章士钊所创,民国元年,章不赞成以普通议会握制宪之权,主张于普通议会之外别设制宪机关,因立此名,现为政治会议所利用。于是袁氏再令政治会议议定所谓造法机关的组织,名曰“约法会议”;所以,约法会议就是由政治会议所产生的儿子。依照《约法会议组织条例》,该会议之议员:一、由京师选举会选出四人;二、各省选举会各选出四人;三、蒙、藏、青海选举联合会选出八人;四、全国商会联合会选举会选出四人。选举人的资格:一、曾任或现任高等官吏而通达治术者;二、由举人以上出身而夙著闻望者;三、在高等专门以上学校三年以上毕业而精研科学者;四、有万元以上之财产而热心公益者。被选资格更严,先由政府制定一种被选人名册,凡当选为约法会议议员者以列名于政府所制定的被选人名册者为限。尤奇特的是选举人的调查,选举监督“得因便宜以现住于该选举监督驻在地方者为限”——意思就是选举区限于京师及各省的省会。所以,约法会议议员形式上说是由选举而来,实际上都是由袁政府所指派,都是袁政府的工具。故当时的新闻记者说:“政治会议者,秘书厅之所放大也;约法会议者,法制局之所放大也。”因为政治会议的要人,大概就是秘书厅的要人;约法会议的要人,大概就是法制局的要人。

《约法会议组织条例》于三年一月二十六日以教令公布;约法会议于二月十八日举行开会式,孙毓筠当选为议长,施愚为副议长(故意把一个变节的国民党名士孙毓筠作议长,以掩饰国人耳目)。袁氏于三月二十日提出“增修《临时约法》案”咨交约法会议,咨文中有几句最紧要的话:“……为目前建设国家计,根本法上之关系,宜有两种时期,盖增修约法为一时期,制度宪法又为一时期;质言之,则施行约法为一时期,而施行宪法当别为一时期也。增修约法与施行约法既应别为一时期,则第一要义之所在,当知施行约法为国家开创时代以来之所有事,即与施行宪法为国家守成时代之所有事者截然不同。”孙中山的约法训政之期与施行宪政之期的划分,民元二年间国民党把它舍弃了,现在袁氏却拾取来应用。不过,袁氏的所谓约法之期是收揽皇帝实权之期,而宪法之期便是帝制公表之期罢了。我们试看他所提出增修《临时约法》大纲的七项:(一)外交大权应归诸总统,凡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无庸经参议院之同意;(二)总统制定官制官规及任用国务员与外交大使、公使,无庸经参议院之同意;(三)采用总统制;(四)正式宪法应由国会以外之国民会议制定,由总统公布,正式宪法之起草权亦应归于总统及参政院;(五)关于人民公权之褫夺回复,总统应自由行之;(六)总统应有紧急命令权;(七)总统应有财政紧急处分权。关于上举的七项,我们试查一查世界的君主国,除了在君主专制时代,谁国的皇帝有这样的大权。那些约法会议的先生们好比入考的秀才,把一篇宿构的成文,誊写完卷了事。到那年五月一日,新约法由总统公布,它的内容大体以袁氏所提出的大纲为根据,把总统的权扩张到最大限度;废去责任内阁制,而采用所谓总统制。(并不是美国式的总统制。因为美国的总统制,总统与立法部相抵衡,立法部不能宰制总统,总统亦不能宰制立法部。而袁氏新约法之总统制,则并立法部而亦受其宰制也。)约法会议的先生们,就“总统制”三字生出一种新意象:因为美国的总统下面,有一个国务长官(Secretary of State),日本人把它译作“国务卿”,于是就借用日本译文的“国务卿”三字,轻轻地插入新约法中,说:“行政以大总统为首长,置国务卿一人赞襄之。”原来中国的所谓“卿”,是与天子诸侯为因缘的;这是所谓“烘云托月”的法子,预先把一个“卿”字,隐射上面的总统同于“帝”。又在新约法的第二十七条,给与总统一种颁给爵位的权,也是一种“烘云托月”的法子。(说是由顾鳌所主张,他说五等封爵,满、蒙人均有之,独汉人不能享受,非平等。张其锽反对无效,因愤而去职。)有了“卿”,有了五等封爵,皇帝安有不出现之理。

“国务卿”三字,既被新约法嵌上,袁即于新约法公布后,任命徐世昌为国务卿,废止国务院,设政事堂于总统府。政事堂的组织,以国务卿为首脑,下置左右两丞,分设五局:曰印铸、法制、铨叙(此国务院之旧)、机要、主计。机要局的权力远在各部总长之上,主计局则把财政部和审计处的职权,一并网罗而去。各部总长除例行公事外,一切须经国务卿核准。简括的说,政事堂就略同于前清的军机处,国务卿就略同于前清的军机大臣了。

新约法上的立法机关,是采用一院制,规定名曰“立法院”,但是还规定了一个“参政院”做总统的咨询机关:在立法院未成立以前,以参政院代行其职权。立法院和参政院的组织法,皆须由约法会议议决。因此该会便先议决一种参政院的组织法,于五月二十四日公布。依此法,参政院的参政纯由总统委任,于六月二十日成立,以黎元洪为议长,汪大燮为副议长,梁启超亦列名其中。原来的政治会议至此取消。到六月二十九日,袁氏便以命令宣布依据新约法以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职权;而新约法上所许与的立法院,虽到十二月二十七日也公布了一种组织法及选举法,但始终不曾实现。参政院始终为立法院的代替机关,即为洪宪帝制之创作机关,与袁氏共存亡。

代行立法院的参政院,于三年八月十八日,迎合袁氏意旨,建议修改二年十月所公布的《总统选举法》。约法会议因于十二月二十八日通过一种修正案,次日由袁氏公布。修正选举法的要点:(一)总统任期改为十年,连任亦无限制;(二)凡届总统改选之年,参政院参政如“认政治上有必要时”,得为现任总统连任之议决,即无须改选;(三)总统继任人应由现任总统推荐于选举会,其名额以三人为限——被推荐者之姓名,由现任总统预先书于嘉禾金简,藏之金匮石室,临选时始行取出,交付选举会——现任总统则当然得以继续当选。

袁氏有了三年五月所颁布的新约法,无论在事实上、形式上已经成了中国的独裁元首;有了三年十二月所公布的《修正大总统选举法》,至少成了终身的独裁元首;假若在推荐继任总统的人选时,他愿意把袁克定或袁克文……的名字写在嘉禾金简上——因为修正选举法上,并没有说不许推荐现任总统的亲属,并有袁家世袭独裁元首的可能,有了独裁的大权,辅弼有“卿”,可以封爵,又有世袭的可能,所缺少的就只有“皇帝”两字的称号和一顶皇冠了。假若袁氏更聪明一点,便应该从此暂时停止进行,应该自为周文王,让袁克定去作武王。无奈袁氏的忍耐能力到底不及曹孟德,要自己爬到“炉火之上”去,给蔡锷一个立功成名的机会。

二 帝制运动的公开演进

袁世凯爬到“炉火之上”去,大部分的原因,恐怕是袁克定催促而成的。在民国二三年之交,北京便流行一种传说:“共和不适于国情,证诸元二年椒扰之象,可以概见;非改弦更张,不足以救亡。”对于这种传说便有人揣度,是由袁大公子播散的(不过无从证实)。不过恢复帝制的思想有两派:除了袁家一派,还有清室遗老的复辟派。自新约法公布后,袁既成了事实上的皇帝,九月袁又发布祀孔令,预备到了冬间,还要祀天;清室遗老劳乃宣、刘廷琛、宋育仁、章梫等便有些不平,想乘机实行复辟运动,首先发布劳乃宣的《正续共和解》。(劳乃宣在辛亥冬即著《共和正解》,未发布。到民三六月,又作《共和续解》,至此合印为一册,名曰《正续共和解》。全书不足万言,附有章梫所作之跋。劳自言曾交赵秉钧呈袁总统阅过。其正解大意据周代故事,谓君幼不能行政,公卿相与和而修政,故曰共和。故共和云者,乃君主政体,非民主政体。不学之流,乃用为民主之名词耳。因历言中国不能行民主之制,是为正编。其续编乃自诩其前此有先见之明,而揣测今之总统,于皇帝初不甚尊崇,继乃异常拥戴,谓为有伊尹之志。因主张创作一种宪法,谓宜名为“中华国共和宪法”,以共和立名者,谓合于彼之《共和正解》也。名中国不名民国者,示行君主制也。然则何以不称帝国,谓帝国为日本名词也。何以不称大清而称中华,谓中华地名,而大清乃代名也。)接着便有宋育仁等联合国史馆的守旧派人员,上书呈请复辟之议(实际宋等之呈文尚未递上)。到十一月初旬,北京的复辟风说几有“满城风雨”之势。于是肃政使夏寿康等呈请查禁,袁氏批交内务部办理。旋以宋育仁(时为国史馆协修)有复辟运动的嫌疑,由步军统领逮捕,解回原籍。(宋被捕在步军统领衙门讯问时,问官讯以:“见劳乃宣所著书否?”答谓:“劳书专从个人上说,我意则欲从政体立论,作一篇文字。”主者请示于总统,总统谓不妨令其作去。宋因作一书呈上。书中大意谓非赞成劳说,乃主张春秋亲周王鲁之旨,以清室比之东周,清室灭亡,只能存其尊号,万难复辟。若大总统则等于鲁,鲁有圣人,其义当王云云。此宋以畏死之故,由复辟说而变为推戴袁氏说也。遗老之价值如此。)这是对袁家帝制运动的一个打击。因为复辟既不可行,又乌可发生新帝?但是袁家的人物到底不能忍耐。到四年春初,运动依然进行。梁启超说:“……去年(指四年)正月,袁克定忽招余宴,至则杨度先在焉。谈次,历诋共和之缺点,隐露变更国体,求我赞同意。余为陈内部及外交上之危险,语既格格不入,余知祸将作,乃移家天津,旋即南下。……”可见袁克定和杨度的活动,早在筹安会公开之前。但此时的环境,于帝制运动实大不利。因为在三年七八月之交欧战爆发后,西方各列强不暇东顾,日本成了东方独霸的虎狼国,把山东的胶济一带要地占领了。到四年一月十八日,便提出有名的“二十一条”要求。此时革命党人莫不看到中国所处地位的危险,恐怕袁政府受内政外交的困难,不能专心御侮,因是都通电宣言停止革命活动,主张一致对外。不料袁家的人物反以此为帝制运动的好时机,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时,却是袁公子宴客张罗帝制时。他们以为西方列强既无暇干涉中国事情,独有日本一国,与以少许的权利作交换品,便可了事。(据游晦原的《中国再造史》,袁氏曾欲以承认“二十一条”为日本赞助中国帝制之条件,特外交秘密,不易证明耳。作者曾记日本某报载有当时日首相大隈重信之谈话,大旨谓:日本为君主国体,中国若行帝制,则与日本同一之国体,日本当然乐为赞助。且袁世凯氏,事实上已总揽中国之统治权,改行帝制尤与事实相合云云。此报一时未能检出,但记其大意如此。大隈氏此种谈话,实所以诱袁入彀者,性质上绝无国际上之责任。袁氏以为大隈氏既有赞助帝制之表示,大事当无不可成功之理。)此所谓“白昼攫金于市,只看见金,看不见市上的人”。到五月九日承认日本的要求后,一般国民认为奇耻大辱,而袁家的臣仆反颂扬“元首外交成功”;袁家的报纸反发布“双方交让,东亚幸福”的传单;袁家的封疆大吏,反祝电纷驰;并有请举行提灯行列,开会庆贺的。(原来日本提出最后通牒时,所列要求条件共为五项:前四项是必须承认的,第五项是故示严重,留作让步余地的。袁氏承认日本要求时,对于第五项未予承认,日本亦未再加强迫。袁家人物便以为这是日本让步了,故颂扬“元首外交成功”。)他们为什么这般无耻,就是因为候补皇帝的声威,在中日交涉的当中未免毁损了一点,想借“外交成功”四字,修补装饰一下。到五六月之交,袁家的人物跃跃欲发了,袁氏还坚决地不承认;他对美报记者宣言:“吾之国体,既同于美,以后惟有奋力前进,以期发展真正共和之精神。”日本东京都喧传了帝制的风说,袁氏又明白宣示,谓:“第一次革命之际,清皇族中曾议以帝位让余,而余不受,胡今忽欲取之。果其取之,是欺人孤儿寡妇,不仁不义,余何忍为。且由中国历史观之,帝王数代必逢革命,子孙绝灭,贻祸无穷。即日君主立宪,亦终不能不依君主其人以为兴替。余若为皇帝,是自绝其姒续,而无益于国家,人虽至愚亦不至此。……”(见是年六月十七日东京《朝日新闻》,《甲寅》杂志引述)《朝日新闻》谓帝制由杨度、孙毓筠建议,杨、孙亦电驻日公使陆宗舆,托其在该报上更正。冯国璋得到一点消息,约梁启超入京探听内幕,袁向梁、冯也坚决地否认,且说“国人若必欲以帝位相强,余当逃往伦敦”。但是到了八月上旬,袁氏的顾问美人古德诺氏,在《亚细亚日报》上发表一篇《共和与君主论》,说中国不适宜于共和;不到一星期,六君子便据古氏的论说发起筹安会,从此帝制运动进于公开的时期。

发起筹安会的所谓六君子,便是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胡瑛、李燮和。这六人当中,孙、胡、李三人是以革命元勋的资格被借重的,刘师培是以国学渊博的资格被借重的,严复是以学贯中西的资格被借重的,(据严复与熊纯如书,严之列名筹安会实被杨度强奸,严自谓虽主张君主立宪,然应戴谁为君主实为难题。严书见《学衡》杂志。)然而都不过是装点场面的配角,该会活动的中心人物要算是杨度。杨是光绪维新变法时经济特科所拔选的人才;戊戌政变后,与革命领袖的黄兴、陈天华辈很亲密;后来觉得革命党暴烈有余,成事不足,决心作君宪党,与梁启超赓同调;后来又觉得梁是西太后所痛恨的人,与他合作有害无利,乃独树一帜,以谋活动;到预备立宪时,以四品京卿的荣擢,参与宪政编查馆,在此时便与袁世凯发生很密切的关系了。袁氏被载沣放逐后,杨虽不曾同时被摈,但在那种排汉潮流的当中自然不能得志。辛亥革命事起,袁世凯出山,杨的活动机会到了;当时在北方的所谓“国事匡济会”,便是以他和汪精卫为中坚人物;清帝退位,孙、袁总统位置的授受,他和汪便是当时重要的牵线人物。杨度若真正看到中国不适宜于共和,为什么不在此时和梁启超一致,力持君宪主义,却为推翻君位的内幕人物?他的解说,是满汉情感既裂,已无弥缝的余地,非另造君统不可。但是二十世纪的新君统,是不容易创造的;杨若果有创造新君统的远识,应该如梁启超所指示的,必使“今大总统内治修明之后,百废俱兴,家给人足,整军经武,尝胆卧薪,遇有机缘,对外一战而胜,功德巍巍,亿兆敦迫,受兹大宝,传诸无穷”,乃当“强邻迫胁,吞声定盟之时……果未熟而摘之……孕未满而催之……”杨的见识,到底不及梁启超远了(上所引梁启超语,见梁著《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杨于筹安会成立后,发表他的《君宪救国论》,大意是说共和决不能立宪,惟君主始能立宪;与其行共和而专制,不若立宪而行君主,仿佛袁氏之所以专制是因为共和的原故,我们想要立宪,须把世袭的皇冠和袁氏交换,单止一个总统位置是不够换取宪法的。这种理论,谁能相信?所以梁启超诘问他说:“吾欲问论者挟何券约,敢保证国体一变之后,而宪政即可实行而无障?”其实杨氏所持的理论,都是饰词;他的潜意识,就是急于接近政权。辛亥革命以来,他替袁氏出力不少,终不能与梁士诒辈并驾齐驱,分尝鼎之一脔。熊希龄组阁时,想取得一个交通总长的位置,都不能达目的;因窥得袁氏父子的隐衷,极力和袁克定要好,想替袁家制造一个世袭皇冠,庶几袁帝国第一任的内阁总理可以取得。所以筹安会的出现,可以说是袁氏借重杨氏,也可以说是杨氏借重袁氏,(天津某报所发表之《北洋军阀小史》谓:袁世凯当帝制议起时,绝无表示,凡有向袁氏说者,皆大受申斥,袁之动心,由于说客某之进言曰:“北洋诸将,从公多年,所为何事,亦惟欲攀龙附凤,求子孙富贵耳,公不早定计,其如诸将何?”袁聆之默然,盖已心许之矣。此所谓“说客某”者,或谓即指杨度,但今无从证实。)一个要皇冠,一个要开国的总理。谁知袁的皇冠戴不成,杨的内阁总理也终于徒托梦想。

筹安会本定八月二一日开成立大会,后来恐怕开会时被人捣乱,于十九日发布启事,说:“本会与各界接洽之事甚忙,故不待大会,先告成立,推定杨度为理事长,孙毓筠为副长,严、刘、李、胡皆为理事。”其通告会员书中,略谓:“本会宗旨在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孰适于中国,专以学理之是非,与事实之利害为讨论范围,此外各事,概不涉及。”随即以该会名义通电各省文武长官,请派代表到京,并寄与古德诺论文、入会愿书及投票纸,请各员书明赞否,并代募会员。此时袁氏的声调,渐渐变了;有问以对于筹安会的行动应否干涉的,他答说:“此项言论,耳闻已熟。予所居地位,只知民主政体之组织,不应别有主张。帝王非所愿,总统非所恋。研究此义者,作何主张,予固无嫌疑之可虑。惟予与国人均有身家产业、子孙戚族,其欲研究所以永保安全之法,亦为人情所应有。予受国民付托,何敢以非所愿、非所恋之嫌疑而强加干涉乎?”又说:“如不任令学者自由研究,则一部分主张颇力,恐以武力摇撼国体,不如以此缓和其气。”及各省电询政府意见,则答以“该会为积学之士所以研究国体者,苟不扰乱治安,政府未便干涉”。肃政使以全体名义呈请取消筹安会,袁但饬令内务部:“对于该会以后言论行动,为之酌定范围。……”于是大家明白筹安会的来由了。以后有人向肃政厅、检察厅或内务部禀请封禁筹安会或提起公诉的,都无批答的下文;筹安会所,和杨、孙的私宅,并且有握枪的军警替他们守门。各省文武官员对于该会的函电,因此无不赞成,纷纷派代表入京。到九月中,该会通告会员,附以表决票一纸,说:“本会原拟候各代表到齐,定期开会。现因入会者将近万人,会场难觅,不得已用投票议决之法,请于表决票上填写君宪或共和二字,本会即据票数多少以为议决标准。”所以筹安会,号称以研究学理是非、讨论事实利害为范围,实际上并不曾开过一次会。所谓“研究”,所谓“讨论”,都是他们自己骗自己的话。这是帝制运动公开后的第一幕。

筹安会的初意,欲俟该会各省代表到齐,会议决定后,便呈请实行。但该会不是法定机关,没有呈请实行的资格。于是改变方针,由该会各省的代表以公民资格,请愿于代行立法院的参政院,由该院呈请实行。但参政院在九月一日便要开会了,而该会各省的代表未能立即到京。于是不等各省代表到齐,便运用各省旅京人士,分头组织各种名目的公民请愿团。所有请愿书,一律由筹安会代为起草,以便参政院开院时呈进。这是不待第一幕完功,便预备第二幕的开演。到九月一日参政院开院后,投递请愿书的便陆续不断,如雪片飞来。六日,该院开谈话会,袁氏派杨士琦到院宣言,大旨说:“改革国体,极应审慎,如急遽轻举,恐多障碍,本大总统认为不合事宜。至国民请愿,要不外乎巩固国基,振兴国势,如征求多数之民意,自必有妥善之办法。”他的意思,是怕参政院径行议决呈请实行,要他们经过“诉诸民意”的手续。参政院中有人说依照立法院职权,不能收受此种国体请愿事件。讨论结果,于九月二十日议决:“请政府于年内召集国民会议,为根本上之改决;或另筹征求民意妥善办法。”(新约法曾规定民国宪法,应由参政院推定起草员十人起草,经参政院审定后,由国民会议复决;故约法会议曾经议定《国民会议组织法》,于四年三月十二日公布;六月,参政院且已举定宪法起草员十人,梁启超亦宪法起草员之一,旋因帝制之议发生,宪法起草之议无形消灭。此所谓“于年内召集国民会议”者,欲依三月十二日所公布之《国民会议组织法》而行事也。又恐依此组织法进行尚太麻烦,故又以“另筹妥善办法”为言,其意盖重在后者。)议决后,连同请愿书八十三件,咨送政府。这是参政院第一次的建议。袁氏于二十五日咨复,采用提前召集国民会议办法。但帝制派的急色儿,总觉得国民会议的手续太繁重,于是有由梁士诒主使所组织的“请愿联合会”,把以前成立的请愿团体并新组的请愿团体一齐联合起来,再向参议院请愿,说该院前次的议决不应该并列两种办法,使政府难以应付;且国民会议是决定宪法的机关,不能代决国体问题,应请该院立即议定召集征求民意机关的办法。参政院接到此项请愿,于九月二十八日开会讨论,参政梁士诒、孙毓筠等主张依请愿团的办法,即由该院议决一种《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于十月二日咨请政府公布施行。这是参议院第二次的建议。袁氏即于十月八日将此项组织法公布。此为公开运动后的第二幕。

依《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的规定,代表的选举,以前此《国民会议组织法》上的初选当选人及其他单选选举人为基础,可免去繁重的手续;但是选民散居各地,召集必须时日,又须经过通知答复各项手续,方可诣省报到,故国民代表的选举决不是一个月工夫所能办竣的。但自十月八日组织法公布后,到十月二十五日便开始选举了;十月二十八日以后,便继续国体投票了;不到一个月工夫,各省区决定君宪的已有十八处;在原定十一月二十日前,国体投票,全国各区一律告竣;结果一九九三票完全主张君宪,无一票反对的;办理的神速和成绩的优良真是骇人;袁氏的“神威”,真是要超过法国两个拿破仑了(拿破仑第一的帝制投票,赞成者三五七二三二九票,尚有反对者二五六九票;拿破仑第三的帝制投票,赞成者七八三九〇〇〇票,亦有反对者二五三〇〇〇票)。又组织法中,对于国民代表大会仅予以决定国体之权,推戴元首,是决定采用君主国体以后的事,各省国民代表大会竟在国体投票时,连皇帝都推戴定了;各省推戴书的字句,都是用“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的四十五字,竟没有一书一字的不同,真是神妙不可思议。国民代表大会于国体投票推定皇帝时,又委托参政院为国民代表大会的总代表,向袁世凯恭上推戴书。参政院得到这种荣耀的委托,于十二月十一日举行开会,即于是日草定一篇颂扬功德的总推戴书,联同各处来的推戴书,一并呈上;袁氏在当天即咨复该院,表示推让,该院于当天又呈上第二次的推戴书,袁于十二日咨复承认帝位了。这是公开后的第三幕。

经过这三幕的活动,便只要筹备改元登极的典礼了——实际上大典筹备处在九月中已成立,不过没有公布罢了。从八月中发动,到十一月便投票决定,通共不过三个月工夫,经过这许多的曲折事情,其进行的神速真是令人叹服。我们要知道所以如此神速的内幕,请看后列的秘密文电(后列文电,都是袁的党羽向各省机关所发的):

一、段芝贵等十人八月十三日发出电云:“现拟第一次办法,用各省公民名义,向参政院代行立法院上请愿改革书,每省各具一请愿书,均由此间代办,随将稿底电闻,请将尊名并贵省绅商列入。”

二、九月二十六日,孙毓筠发出电云:“现拟另筹征求民意办法,由各省将军、巡按使、都统就在省各县绅民中,每县择定一人,召集临时公民大会。”

三、九月二十七日,筹安会代表团发出电云:“各县投票人,事实上虽系军民长官指定,而形式上仍须用‘各县推举’字样,以昭郑重。一面指定各县投票人,一面即将各县投票人姓名分饬各县知事,补具详文正式推举,但须倒填日月耳。”

四、九月二十九日,朱启钤等发出电云:“现正拟另组公民大会,即在各省会地点开会表决,以期速定大计,惟组织方法,虽由参政院议定,而组织之精神,则在各监督长官有以操纵之而利用之。此项公民每县拟公推一人,能于在省各机关中挑选此项人员,必不至于误会意旨。”

五、十月七日,朱启钤等十人发出电云:“国民代表大会推戴电中,须有‘荣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字样;委托参政院为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电,须用各省国民大会名义。至商军政各界推戴电签名者,愈多愈妙,将来宣诏登极时,国民代表大会及商军政各界庆贺书,亦请预拟备用。”

六、十月十日,国民会议事务局发出电云:“国民会议议员,各县之初选当选人,实为产出国民代表之机枢,允宜特别注意。各县初选监督,当能体会入微,善为运用。尽可于未举行初选之前,先将有被选资格之人详加考察,择其性行纯和、宗旨一贯、能就范围者,预拟为初选当选人。再将选举人设法指挥,妥为支配。果有滞碍难通处,不妨隐加以无形之强制。”

七、十月十一日,朱启钤等十人发出电云:“每县初选当选人来省报到,必须设招待员,或派员疏通意见,再由监督官以谈话、宴饮为名,召之至署,将君宪要旨及中国大势并将拟定充选之人名示之,须用种种方法,总以必达目的为止。”

八、十月十五日,国民事务局发出电云:“国体改革,果能于形式上办到丝毫无憾,自足为久安长治之基,凡关于法律上之形式,除确有障碍者外,务必表示郑重。”

九、十月二十六日,朱启钤等十人发出电云:“国体投票开票后,当即行推戴,无须再用投票手续,即由公等演说应推戴袁世凯为大皇帝;如赞成,应起立;表决后,即将拟定之国民推戴书,交请各代表署名。事毕,再由公等演说推戴及催促大皇帝即位之事,可用国民代表名义,委托代行立法院为总代表,即将预拟之国民代表致代行立法院电稿,交请各代表赞成。至推戴书文内必须叙入字样,已将漾电奉达,此四十五字,万勿更改。”

十、十月二十九日,国民会议事务局发出电云:“前次电达以后,尊处用款有无窒碍情形,统希随时密示,本局谨当竭诚相助,以便尊处放手办事。”

十一、十月十一日,国民会议事务局发出电云:“京外官署往来密商之件,实为治乱安危所系,设或稍有泄漏,转蹈事机不密之嫌,而事关国本,密件若传于道路,尤恐贻政治历史之污点。此节对内对外,动关国家威信,务望特派亲信人员严密保管。”

十二、十月二十一日,国民会议事务局又发出电云:“此项电文无论如何缜密,终涉迹象,倘为外人侦悉,不免妄肆品评,更或史乘流传,遗留开国缺点,中央再四思维,以为不如一律查明烧毁,万望赶速缜密办理。”

这些文电,都是后来独立的省区将原电纸摄影在报上发表的,没有一字的伪造(当时所发表者尚不止此,梁启超曾将此类电文综合,作了一篇《袁世凯伪造民意密电书后》,见《盾鼻集》)。我们看了这些电文,就知道当时运动成功神速的由来了。梁启超说得最妙:“自国体问题发生以来,所谓讨论者,皆袁氏自讨自论;所谓赞成者,皆袁氏自赞自成;所谓请愿者,皆袁氏自请自愿;所谓表决者,皆袁氏自表自决;所谓推戴者,皆袁氏自推自戴。……右手挟利刃,左手持金钱,啸聚国中最下贱无耻之少数人,如演傀儡戏者然;由一人在幕内牵线,而其左右十数嬖人蠕蠕而动;此十数嬖人者复牵第二线,而各省长官乃至参政院蠕蠕而动;彼长官等复牵第三线,而千数百余不识廉耻之辈,冒称国民代表者蠕蠕而动。……”所谓帝制运动的活剧的真相,完全是如此。

三 反帝制各派的联合战线与外交形势

袁党的傀儡戏,扮演得如此圆满,在他们的心目中,以为决没有人能够拆他们的台的。他们看定了:全国的老百姓,是希望有一个真命天子出现的;从前立宪派的人物,纵不肯帮忙,是决不会积极作反对行动,也没有积极反对的力量的;从前的革命党人,虽然一定是要捣乱,但已经完全失去了根据地,也没有这种实力了;北洋军阀的势力,布满了全国各要地,其间纵或有十二人不大热心于此道,但也决不会有反对的行为的,“人亦孰不欲富贵”,重重地封赏他们,没有不欢天喜地的。如此,还有问题吗?但是事实全不如他们所料;民国四年的中国情势,全不如民国二年的情形了。此时反袁的势力,可分为消极、积极的两大派,两大派之中又可分为数小派,以次略述如下:

一、一般的人民  中国的普通人民,向来不问政治,但是到了他们感觉痛苦的时候,消极的反对意味,有时也很有效力;辛亥革命时对于清,癸丑讨袁时对于国民党,我们已经看见过了。袁党以为现在的所谓“民心”,还是和民国元年、二年一样。不知在民国二年时,并不是“民心”对于袁氏有如何特别的好感,不过是误认革命党喜欢闹乱子,希望把这班乱党除去,他们方可安居乐业的意思。现在又要行帝制,必定又要招惹革命党来作乱,所以他们就惶恐的不安起来了。假使袁政府在赶走革命党以后,果然有若何的德政在民,或者还有几分拥戴的心理;但是自从癸丑赶走革命党以后,人民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官吏的削刮,北洋驻防军队的野蛮,比以前的革命党还利害;当时国内的报纸虽然不敢揭载,但是事实是不能掩盖的。(当时有伍孑余致《甲寅》记者一封通讯,可以窥其大概,节录如下:“……仆归家乡数月,默察地方吏治,见州县之官,十九为前清声名狼藉之污吏,而报馆不敢据事直书,地方公正士绅惧言及公事,彼可诬为乱党以钳其口,则不能不采明哲保身之义,以故生杀予夺,为所欲为。吏治之坏……即顽固党亦惊为前清所未有,而存时日曷丧之想。……今姑举其有妨学务者言之:仆归家乡旬日,即见十一二岁之小学生因被革命之嫌疑为警察掳之以去者,凡十余人焉。夫十一二岁之童子,安知革命为何事?则因学校之国文教科书中有‘武昌革命’一节,于是小学生徒知当世有所谓黎元洪者,又知数年前有武昌革命之事,故课余归家,三五相从,时谈武昌革命之事。警察闻有‘革命’二字,不论其讲他种革命或武昌革命,辄掳之以去。彼岂必欲枪毙此等十一二岁之童子,特既已掳去,其父兄不能不以金来赎耳。故为父兄者,多不敢轻令其子弟入学校读书……故两年来之学务一落千丈。……又自去岁以来,政府发行公债两次,皆由县知事强迫地方殷户每人必认购若干,然使出钱而即给以票,则他日还偿与否不可知,而目前有票以与之交换,则亦稍足以慰其心,而实际则不尔尔。县知事告殷户曰,尔先以钱来,我始知尔所认购者为不虚,然后待我详文巡按使,由巡按使详文北京,以请公债票焉,候其到县,则以发给尔也。然以我国交通不发达,由县达省至京,动须半月或数月,合往来之日计之,三四月或七八月者比比皆是。而县知事之更易无常,当其未更易时,有往问者,则曰票尚未到;及新官莅任,有再往问者,则谓前任官不知如何办理,吾见公债簿中固无汝名也。仆固未敢谓全国办理公债之手续如此,惟据仆所目击,其出钱而不得票者殆居十之六七焉。故人民谓前清之昭信股票,虽不偿还,尚有票焉可以供捐纳虚职之用,今则并票而无之。故公债云者,特人民出钱以偿官府之债耳,略举一二,人民之憔悴于虐政,已可概见。……”)在这种暴力压迫的下面,自然没有拥戴的心理;既不拥戴,还有惹起革命乱子的恐慌,由恐慌而厌恶愤恨,那种消极反对的意味,就表现出来了。

二、清室遗老的复辟运动派  在筹安会发生以前,劳乃宣、宋育仁辈,方才受了袁党的打击。假使袁氏真真维持共和到底,他们也没有话说。乃宋育仁被捕解回原籍后,不过半年,袁氏便自谋称帝,复辟派岂能甘心。现在劳、宋辈虽然没有反对的力量,还有一个赫赫大名的康有为和一个握有兵符的张勋,方在那里等机会,此刻虽不敢彰明昭著地提出复辟之议来,若有人要打倒袁世凯,他们也有相当的消极援助的力量。

三、北洋派的自身  袁世凯的生命全在北洋系,北洋系的生命也全在袁世凯。不过生命虽然是互相依托的,心理上却各含有可以分裂的细胞种子。袁是统率北洋文武的总首领,段祺瑞、冯国璋是武的两大柱石,徐世昌是文的柱石。徐的心理:若在共和的名义之下,替袁氏作一辈子的国务卿是很高兴的;若要他向袁氏称臣,并且将来还要向他的儿子称臣,到底面子上难过;并且在共和的名义之下,他的名字也有被写在嘉禾金简藏之石室金匮的希望;袁若称帝,纵然把他的名字列为“嵩山四友”之一,不要称臣,但是作国务卿的希望就没有了,还论总统呢!所以他就是消极反对的一个。段、冯的心理:若论地位、资格,称臣原无不可,不过都认为时机太早,且封爵世袭虽属可贵,总不如一国元首位置的尊荣,所以取得封爵的欲望,还不如取得承继总统的欲望的强。而袁氏必欲称帝,这是两方面可以分裂的细胞种子。自癸丑战胜革命党以后,进步党也失势,北洋系的内部,官僚派和武力派已有不和的现象;梁士诒与段祺瑞,常起暗斗;袁克定更忌刻段氏,恐其“怏怏非少主臣”。袁、段关系虽亲密,因有梁氏和袁大公子浸润其间,便渐渐的不圆满了。袁、段间的裂痕,最初恐怕是起于袁氏设置海陆军统率办事处;以前的军事大权全操于陆军部,段氏为陆军总长,行动如意;自三年设置海陆军统率处,把陆军部的权移去了一部分,段虽没有表示不满,但心中已感不快。不久袁又藉口北洋军队已呈暮气,另组模范团于北京,选各师旅的优秀将校为心腹,以别于北洋旧军队,越使段氏灰心。(袁之设统率处,练模范团,与载沣之皇族总揽军权政策完全相同。)后来因为浸润段氏的人,集矢于徐树铮(时已为段之亲信人),袁示意于段,段愤然曰:“此极易办,公先免我可矣。”从此袁、段间的裂痕便大暴露。到筹安会将要发生时,段便辞去陆军总长,而赴山西。(段在山西,相传某公子曾进食置毒药,赍者以告,又传见有刺客,但其事暧昧,真伪难知,惟可料非袁世凯所为。见《北洋军阀小史》。)筹安会成立后,竟令准免职,而代以王士珍(王城府甚深,帝制初动议时,依违无所可否)。冯在四年六月入京,向袁探听意思,袁不肯说真话,已知道袁不相信自己,及段免职,冯更“兔死狐悲”;袁氏想利用周夫人从中斡旋,但也无效,冯一以消极对付。北洋军人的两大柱石既皆趋于消极,于是其余的军界要人,除了段芝贵特别起劲(段芝贵为当时所称“十三太保”之一)外,都失了拥袁的诚意,不过无人起而反对罢了;对于袁克定,尤十分的不快。(洪宪尚未成,而袁克定之骄矜已不可遏。一日克定传令将赴北范阅兵,师长某遣派团长以下迎接,克定至,不见师长,拂袖立去。又李纯自江西驰书克定称仁兄,克定掷还之。其骄大抵类是,然无敢明示反对者。滇师既起,北师入川,袁遣慰劳员至出征之各师旅,各携袁影相及宣传员十二人随往,各师旅皆搭彩棚,宣传员先向袁影相叩首,然后讲演,军官等私议,仿佛开追悼会者然,其鄙视之情可见。见《北洋军阀小史》。)袁氏误信某政客的话,谓“北洋诸将惟欲攀龙附凤求子孙富贵”,以为只要有了封爵,无不可以驱使,谁知后来可以听驱使的仅得一部分,其余的一部分不惟不受驱使,还有走反对方向的危险呢!

上面三项,都可归于消极的反帝制派。袁氏既已得不到这一派人的援助,积极反对派的力量就更强了,试看积极反对的各派。

四、中华革命党  自癸丑讨袁之役失败后,国民党的首领孙中山、黄兴、李烈钧等皆避居海外,其他在军队中有位置的重要党员都被放逐,国民党随即被袁氏压迫解散。孙中山知道袁氏的帝制运动早晚要实现的,就是袁氏不称帝,北洋军阀的恶势力也非打倒不可,于是纠合旧同志谋恢复同盟会的革命精神,于民国三年在日本组织一个中华革命党。(依党章,本党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见总章第二条];进行的次序仍分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总章第四条];入党手续极严,党员均须严格服从。总理操组织本部之全权。本部成立后,随即派遣党员入国内各省,秘密组织支部,海外各处亦有支部的组织。)党既以“革命”立名,党的精神自然以打破现状为职志,无论袁氏称帝与否,总须将北洋军阀的恶势力扫除,才算达到目的。帝制运动,既已发生,该党当然是积极反帝制运动的急先锋。

五、国民党的温和派  国民党被破坏后,温和派的党员有散在海外的,有留在国内的。其散在日本的一部分,当中华革命党组织时,中山也想罗致他们;他们也知道中国尚须革命,但是他们对于中山的办法有点怀疑;他们最不喜欢的就是中华革命党总章的十一、十二两条,(十一条云:“凡于革命军未起义之前进党者,名为首义党员;凡于革命政府成立以前进党者,名为协助党员;凡于革命政府成立后进党者,名曰普通党员。”十二条云:“革命时期之内[指颁布宪法以前],首义党员悉隶为元勋公民,得享一切参政执政之优先权利;协助党员得隶为有功公民,能得选举及被选举权利;普通党员得隶为先进公民,享有选举权利。”凡非党员,在革命期内不能有公民资格。)在中山定这两条的意思,是要保障革命党员在将来不受假革命派的排斥,如民国元、二年的现象;质言之,就是在特定时期以内,采革命党一党专政主义。但是温和派的人士,觉得革命党不应该有阶级的分别;并且他们以为民元同盟会所以被人疾视的原故,就是因为同盟会的人士太专擅,不能容纳别党的意见,致被别党人以“革命元勋”四字相揶揄,“革命元勋”四字几成为“反恭维”的话柄;现在彰明昭著把这类字面列在党章上作为一种阶级的特权,太与普通社会心理相违反。还有一件事为他们所不喜欢的,就是党员入党时要加盖指印。因此这一派人士,就站在中华革命党以外,不肯加入,连黄兴也不肯加入。不久黄兴往美国去了,留在日本的也没有什么党的组织。及日本“二十一条”要求的交涉案发生,这一派留居日本的人士恐怕袁氏一面要对外,一面要防备革命党,中国将陷于不利,于是有停止革命行动一致对外的通电发出;列名的有李根源、钮永建、程潜、陈强、陈炯明、章士钊等二十八人(一说黄兴亦列名其中,一说无黄名,因为原电一时不能查出,故列名的人不能全行录出);他们发出此电后,觉得中国的问题正多,须有一种联络同志的方法,于是便有所谓“欧事研究会”的组织(此时欧战正在进行)。组织的初意并没有拥戴何人为首领作为政党的意思,不过藉此联络同志,随时随事可以互相商榷,而这个“欧事研究会”的名义又不至为政府所忌,国内的人士也可藉此联络,互通声气。但是其中有一位抱政治野心的(李根源),渐渐想借此为将来政治活动的基础,隐隐有拥岑春煊为首领的意思。(岑春煊本与革命党无关系,癸丑讨袁之役,章士钊欲假岑以抗袁,因往说岑。岑夙负戆直名,与袁世凯不合,岑为章说所动,允出任讨袁之事。章又介绍李根源于岑,岑大喜。然岑出而讨袁军已败。李、岑偕往图粤,粤亦不可为。岑因避居南洋,常与李、章等通声气。此岑春煊加入讨袁之经过,亦即岑、李发生关系之经过。)有人说“欧事研究会”是黄兴所创造,特以与中华革命党立异的,实不合于事实(黄兴不赞成中华革命党章是有之,别立一机关以与中山对抗,实在没有此事)。及帝制运动发生,“欧事研究会”的活动渐渐及于国内,和国内国民党的温和派筹谋反帝制的组织行动,于是“欧事研究会”隐隐成为反帝制的一种势力。国内国民党的温和派,在国会将被破毁前,已有一部分与进步党的一部分携手,及帝制问题发生,两派的关系更亲密了。(试看当时两派出版物的言论,如国民派的《正谊杂志》、进步派的《中华杂志》、欧事研究会派的《甲寅》,后来两派合办的《新中华》,都有互相呼应、渐趋一致的倾向。)

六、进步党派  进步党本是君宪党的化身;但自清室颠覆后,颇知道已经推入溷厕的偶像,不能再令人崇拜,若要创造一种新偶像,不是仓猝间所能成功的,故在此时恢复帝制,他们决不赞成。加以他们受了袁氏的玩弄,大部分和国民党人同样的变为政治上失业者;就是没有失业的,也不过是站在北洋官僚派的门下,分些残羹冷饭罢了,所以他们此时反袁的心理,已和国民党没有两样。并且他们也知道帝制问题一经发生,现状是决不能再维持下去的了;他们不加入反袁运动,国民党的人士也是要动的;倘若国民党单独行动竟告成功,岂不和辛亥革命后一样,他们又要受排斥。(试看梁启超致籍亮侪、陈幼苏、熊铁崖、刘希陶书云:“……第一,吾党夙昔持论,厌畏破坏,常欲维持现状,以图休养。今以四年来试验之结果,此现状多维持一日,则元气斫丧一分。吾辈掷此聪明才力,助人养痈,于心何安,于义何取?使长此无破坏,犹可言也,此人[指袁]则既耄矣,路易十五所谓朕死之后,洪水其来,鼎沸之局,既无可逃,所争者早暮已耳。第二,吾侪自命稳健派者,失败之迹历历可指也。曾无尺寸根据之地,惟张空拳以代人呐喊,故无往而不为人所劫持,无时而不为人所利用。今根基未覆尽者,只余此区区片土[指滇黔],而人方日惎诇于其旁[指国民党]。当此普天同愤之时,我若不自树立,恐将有煽而用之,假以张义声者[指国民党]。我为牛后,何以自存?幸免于此,而为独夫戮力,杯酒释兵之事,数月后,行且立见,儽然共为一匹夫,以坐待到割,噬脐何及?……”)所以筹安会发生不久,梁启超就毅然决然倡反对,发表他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此文未发表前,袁氏已闻知,派人贿梁二十万元,令勿发表,梁不受,继又派人以恐吓手段对梁,梁亦不屈,稿成后,并先以稿示袁,袁无如何。见梁著《国体战争躬历谈》。)梁自民元归国后,从没有发表过反袁的议论;此文一出,颇振动各方的耳目,大家知道进步党的领首人物,也是立在反帝制的一方面了。

进步党人加入反帝制的方面,对于反帝制的运动,发生很大影响:甲、进步党的领袖,与北洋派的文武要人夙通声气,可以摇动北洋派拥袁的础石,纵不能使北洋派人物积极地反袁,至少可使那消极反袁的(如冯、段、徐等)益趋于消极。乙、进步党的领袖,夙以稳健两字博得惰性国民的同情;现在转为积极反袁的活动,使多数惰性的国民,也知道反袁不是革命党的无故捣乱了。丙、进步党在旧势力方面,既可以与官僚复辟派人发生关系,在新势力方面,又可以与国民党的温和派联为一气;而国民党的温和派自然与激进派(中华革命党)可以联络的,因此进步党人与激进派的国民党人也一时成了朋友。于是各种消极、积极的反帝制势力,不知不觉地形成一条不自然的联合战线。

上面所说,是国内反袁的情形,至于外交上的形势,也和民国二三年大不相同。癸丑赣宁之役,袁氏所以战胜民党的,全在帝国主义者的大借款。而当时帝国主义团中握东方外交上牛耳的英国,尤特别袒助袁氏;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和袁氏的顾问莫礼逊(原为伦敦《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想利用袁氏作英帝国的工具,所以特别和袁氏要好,袁氏特别得了他们的助力。欧战发生后,外交形势大变,西方的帝国主义团都卷入战争的漩涡,不暇顾及东方,日本成了东方的霸主。假使中国发生变乱,日本乘机取利,英俄诸国既不能制止日本,又不敢得罪日本,眼睁睁望着日本把中国的利益囊括而去,英俄等无可如何。所以当帝制问题发生时,英俄等国皆表示反对态度;而日本当局非正式的言论和报纸上的论调却不反对,并且表示一种“举欣欣然有喜色”的样子。及帝制运动的进行到了不能中止的时候,日本便首先发难,提出警告来了。英、法、意、俄也不能不附和日本,相继提出警告。警告的形式虽同,警告的精神,则日本与英、俄等国各别。英俄等国此时唯一的希望,在中国勿发生变乱;帝制能停止进行固好,不能停止,则务使反对派不能有为,故一面顺着日本提出警告,一面暗中尽力帮助袁氏,妨碍反对派的行动。日本当局,初分两派:一为外务省派,一为陆军省派;前者主倒袁,后者主助袁。(此据吉野作造《第三革命后之支那》所言。一说陆军省派主倒袁,外务省派主助袁,未知孰是。但起初两派意见不同则为事实。)所以分为两派的原因,就是起初对于袁派和反袁派的力量观察,未能十分明了。倘若袁氏称帝竟能成功,则助袁为有利于日本;若终不成功,则助袁徒增长中国国民之恶感。故当最初提出警告时,日政府的方针并未十分决定,所决定的就只有对于帝制的进行必须加以干涉;干涉的用意,一方面是向袁氏埋伏榨取权利的伏线,一方面是博取反袁派的好感,以待时机的进展。及见反帝制势力蔓延日广,便又提出第二次的警告(第一次警告在十月二十八日,第二次在十二月二十五日),英、法、意、俄仍旧不能不附和。此时袁氏才明白他所恃为外援的英使朱尔典和莫礼逊,都没有制止日本干涉的能力了,于是决心向日本送礼。派周自齐赴日本补贺日皇加冕之议,虽在五年一月初旬才公表,但双方的接洽定议实在四年十二月后期。不料个中秘密临时败露,惹起英俄等国的嫉妒,英俄等才放弃暗中助袁的行动。日本因秘密漏泄,恐增长中国国民的反感,而帝制成功的希望很少,又日益明白,于是几决计倒袁,对于已经答应接待的送礼特使周自齐于临行时宣告挡驾。袁氏卖国的外交于是全然失败,帝制的成功遂以无望。(关于派遣周自齐赴日补贺日皇加冕事,张一麐的《五十年来国事丛谈》中有一段记载可供参考,兹特附录于此:“……初,政事堂参议伍朝枢往谒某使,某使甚不赞成[不赞成帝制也],其说帖余亲见之。其后某使忽觐见,蔡庭斡任传译,是日问答笔记,无一词反对,与伍君前件如出两人。盖某使已闻某要人言,日本业已赞成,某国如不然,恐在中国商务,某国必受损。于是阳为赞成,而阴调中日间之秘事。以电与上海某国领事,谓此次中国特派周某为大使,而日将以亲王之礼相待,其中必有原因,如能查得实据者,则使馆预备数十万之外交秘密费,专办此事。某领事乃访寓沪之某巨公,托其设法。某巨公曰:可。适是时袁氏有同姓子在沪,其人固随其父出入,而习知公府路径,凡内外尉及女使婢媪,然自幼稔之者也。得某巨公之巨额费用,入京访内差句某,某之母为袁氏旧媪,司内室晒扫虎子之役,他人所不能入,独媪能之。某乃因其母配一钥匙,伺项城去,开其密室中之屉,取而致之某国使馆,遗工照入摄影,而以原物返其故所,绝无人知。其使乃以所摄转与某使,某使电致纽约报略宣布之。此报章传至日本,大隈首相乃召华使面斥之曰:余固知汝中国人不能共事,此事先与尔约,除我与尔及项城外,不许第四人知,今何如矣。华使逢彼之怒,而不知所由,至今茫然也。未几而日政府致电外部:敝国因有未便,贵国大使可勿来云云。是时,熊君希龄以湘西赈事来京,谒某要人,问帝政可能否?某曰:专使不去,殆绝望矣。阅者诸君,不记句克明被捕之事耶[即盗公文书者]。未几而顾问某国人某君日唱帝制不成之语。是帝制之失败,亦某使为之也。……”按张一麐曾宦于袁氏,袁氏之取消帝制令,由张起草。张自言:自筹安会初设至帝制取消,逐日有日记,因中多牵涉当代人物,故不宣布,此处所记,于国名、人名亦多以某字代之,然读者当能默揣而得之也。)

四 护国军的崛起与帝制的撤销

站在反帝制联合战线上的急先锋,当然要算中华革命党。但自癸丑讨袁失败以来,旧革命党在国内的根据地盘完全丧失,军队中的基本势力完全破坏,中华革命党活动的困难,却比辛亥革命以前更甚。因为在辛亥以前,长江以南各省的军队都是革命党的工具;现在,除了滇、黔、粤、桂四省以外,差不多各省都是北洋军队的驻防地;而粤省的龙济光和他所部的军队,又已为袁氏的爵位金钱所制服,成了袁氏的死党;桂省的陆荣廷虽然还没有纳入袁氏的彀中,因受了龙氏的牵制,也是不易发动的。此时可以利用作为发难的地点,就只有滇、黔二省。而滇、黔二省向为进步党人的地盘。(辛亥革命时,蔡锷被举为云南都督。蔡命唐继尧率滇军入黔,唐旋以滇军驻贵阳,黔遂纳入滇之势力范围。元二年间,蔡锷虽被统一共和党拥戴为总干事,曾与国民党发生关系,然蔡为梁启超之弟子,梁、蔡关系极密,故蔡实为进步党人之保护者。滇、黔二省,久为进步党人之活动场所。癸丑讨袁之役,李烈钧曾电蔡请同时发难,蔡以时机未至,不为动。旋蔡自知为袁所忌,乃调唐继尧返滇,以滇督与之,而自请离滇。然蔡在滇之潜势力则依然保存,进步党人亦依然倚黔滇为活动之窟穴。)要想运用滇黔发难,进行无阻,非中华革命党人所能办到;就是旧国民党温和派的人士,也未必能运用圆满,除非蔡锷出马,方有发动的可能。因为蔡是滇黔势力的首脑,又是进步党人的保护者,而中华革命党人在该两省没有多大的关系,所以反帝制联合战线上的急先锋,虽为中华革命党,而联合战线的重心,全在领导护国军的蔡锷。

护国军未起以前,上海方面有郑汝成(上海镇守使)被刺(十一月十日)和肇和军舰被袭取(十二月五日)的事件,这是急先锋的中华革命党人所为。(主之者为陈其美。陈在日本东京与中山议定,原想在广东举事。及归国过沪,各同志多以上海方面的海陆军已有相当的联络,只要把郑汝成去了,便可乘机占领上海。陈其美亦以为然。但是郑汝成一被刺,袁即派杨善德为淞沪护军使,防范极密,肇和军舰虽被袭取,并占领电报局等数官署,但终不能抵抗袁军之大队,占领上海的计划归于水泡。此后中华革命党最显著的活动,在南为广东方面由朱执信等领导,在北为山东方面由居正领导,都是在护国军崛起云南以后,颇能牵制袁家军力,给予护国军莫大的助力。)此时袁世凯还不曾正式承受帝位,护国军也还在酝酿之中。到袁氏将要登极的前数日(十二月二十五日,袁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拟于一月一日登极),护国军在云南发动了。

关于护国军在云南发动的经过,梁启超说:“……筹安会发生之次日,蔡君(锷)即访余于天津,共商大计。余曰:‘余之责任在言论,故余必须立刻作文,堂堂正正以反对之。君则军界有力之人也,宜深自韬晦,勿为所忌,乃可以密图匡复。’蔡君韪余言,故在京两月虚与委蛇,使袁氏无复疑忌;一面密电云、贵两省军界,共商大义,又招戴君戡来京面商。戴君者当时甫辞贵州巡按使之职,后此随蔡君转战四川……者也。(戴为贵州人,唐继尧督黔时曾为都督府参赞,历任黔中观察使、民政长、巡按使等职,属于进步党。)戴君以去年(四年)十月到京(与王伯群同由黔入京),乃与蔡君定策于吾天津之寓庐。后此种种计划,皆彼时数次会议之结果也。……议既定,蔡、戴两君先后南下,余于两君行后亦潜赴上海。余到上海实十二月十八日也,而蔡、戴两君亦以十九日到云南。……”(见《盾鼻集·国体战争躬历谈》)这段话当然是事实,不过把事实说得太简单,仿佛这件事就只有他自己和蔡、戴是发动的人,别人都不曾与闻,未免有专替己派宣传功绩的意味。其实,旧国民党李烈钧、李根源等的一派也老早注意到了云南,(李烈钧在清末曾任云南陆军小学总办,又做过云南讲武堂的教官,故与云南的军官亦多有关系。)癸丑赣宁之役失败后,赣军的旧部,便有潜往云南秘密插在滇军里面的。帝制问题发生后,梁、蔡等在京津方面与云南密通消息时,李烈钧也由日本派人往云南活动。到云南最早的,要算是方声涛。(方声涛与李烈钧同为第六期士官生,李任赣督时,方为赣军旅长,癸丑失败后,与李同出亡于外。)方到滇后,住在黄毓成家,与滇中军官秘密会商;唐继尧得知,也曾赴黄宅与方面晤。李根源虽不曾亲回云南,也由日本到了香港,与唐继尧及各方党人通消息,促唐发难说以外省(如苏督冯国璋、桂督陆荣廷等)亦有反对帝制的,如滇省一动,不患没有声援的话;所以向云南谋活动的,不仅进步党领袖的梁启超一派,就是云南内部的军官,也不少主动的人;据蔡锷与梁启超书中所说(五年一月五日在滇与梁书,见《松坡军中遗墨》):“滇中级军官健者,如邓泰中、杨蓁、董鸿勋、黄永社等,自筹安会发生后,愤慨异常,屡进言于蓂赓(唐继尧之别号),并探询主张,以定进止。蓂以未得吾侪之意向所在,且于各方面情形不悉其真相,遂一意稳静,荏苒数月,莫得要领。暨闻敝宅误被搜查(即指袁派军警搜查蔡锷北京寓宅事)、锷引病出京之耗,慷慨激昂之声浪复起。迄王伯群到滇,将锷在津所发一函递到——先锷五日抵滇——蓂意遂决……”据此看来,滇军的内部,也很有主动的人物。不过有两点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云南内部的最初发动者决不是唐继尧,唐不过是一个“看风转舵”的人;二、唐继尧发动的决心是由蔡锷促成的,蔡若不到云南,云南的变化如何,甚不可测。(据当时随蔡赴滇的军官某君所言:“唐继尧的态度,是蔡到滇后才真正决定。当方声涛等与滇中军官密谋时,唐初未闻知。后虽告于唐,然唐之态度不甚明了。即李烈钧到滇——在蔡到滇之先二日——唐仍虚与委蛇。巡按使任可澄则袁世凯所恃以监视唐继尧者,其态度尤不可靠。财政厅长籍亮侪——即籍忠寅——虽属进步党人,初亦甚不欲动。滇军官之一部分,与方声涛、李烈钧等暗中计划,唐若终不肯从,则将杀唐以举事。唐亦虑及内变,故始终以虚与委蛇之态度出之。及蔡锷赴滇之消息到滇时,且有谋邀蔡于途而杀之者——或谓系任可澄之所为——因蔡锷机警,计不得逞。蔡抵滇后,唐知势不可抗,始决从众议发难。”日人吉野作造所著《第三革命后之支那》亦言,滇军官最初发动者为黄毓成、罗佩金、赵又新、邓泰中、杨蓁等,初未使唐知,议定后,始由黄、邓、杨三人代表全体同志请于唐。谓唐若终不从时,则将杀唐以举大事,可见上记某军官之言并非虚语。)至于蔡锷和李烈钧,也不是到了云南之后才同谋的。蔡由天津赴日本,由日本转台湾,由台湾转海防,由海防入滇,随处和旧国民党的军人政客都有接洽(他和李烈钧是在台湾已相晤一次,因避人耳目,故未一同入滇,此亦某军官所言)。这也是在滇与梁启超的书中,可以看得出来的;蔡的书中说:“弥月来周历万里,细察各处情形,多为始愿所不及;综言之,人心固结,气象发皇;前所谓急进派者(指国民党人)反诸平实,稳健派者力去弛惰。”他的书末,又敦促秋桐(章士钊)、镕西(张耀曾,旧国民党人)诸人赴滇,转道入川,说:“此时虽为军事时期,将来一切政治上规划亦不得不早为着手。”这些话,都是蔡在入滇之先,早与国民党人有接洽的证据。概括言之,护国军在云南发动的经过,便是旧国民党的温和派和进步党结合的经过;最初的动力,同时起于京、津、东京、云南的各方面,渐次各方的策士集中于上海、香港两处(在沪者有梁启超、谷钟秀等诸人,在港者有李根源、林虎诸人),互相策应,而重要的实地战斗员则集中于云南,而以蔡锷的达到云南,为实行发动的关键。

蔡锷于十二月十九日到滇,二十三日即以唐继尧、任可澄的名义致电北京,请袁取消帝制,惩办祸首,限于二十五日午前十时答复,届时不得答复,便于是日宣告独立。原来的计划,本是要从云南把军队秘密运到川境后才向北京发表,趁北方援军未到,一举夺取四川,拟在四川组织反袁的中心机关(二一日,梁启超在上海接得蔡锷由滇电告,滇军前队定于二十三日出发,出发二十一日后,方发表独立之公文),但因上海方面,得到外交上一种重要消息,恐怕发动过迟,于国家损失过巨(就是袁世凯预备以重要利权许日本,将派周自齐赴日订约,日已允许),梁启超因由南京发电至滇,促蔡从速发表,故于前军出发之日(即十二月二十三日)便向北京发出取消帝制限期答复的电文。蔡与梁书说:“宣布过迟,固有妨大局,宣布早,殊于军事计划大受影响。惟冀东南各省速起响应,使贼军不能远突,则西南方面军事乃易措手。……”后来川境军事甚不得手,就是因为宣布太早的原故。

滇省宣布独立后,废去将军、巡按使名义,恢复元年都督府制,并召集省议会,推唐继尧为都督,任留守,蔡任出征;原议设元帅府,因蔡“欲力事谦抑以待来者”(蔡与梁书中语),故出征军只设总司令部。出征军初定名为“共和军”,因为李烈钧反对,说与从前政党——共和党的名称相混,恐怕世人指为共和党一派人的行动,所以弃而不用;恰好那天是在护国寺开会,而此次兴师又是以护国为目的,因改称为“护国军”:这是“护国军”的由来。(护国军共分三军:蔡军一军入川,戴戡一军入达黔川,李烈钧出滇南。)

蔡锷所统的护国军,共分三梯团;三梯团的兵额,通共只有三千一百三十人(据《松坡军中遗墨》兵数分配单所记);出发时所带饷糈,不够两个月的伙食津贴之用(亦据《松坡军中遗墨》);假使不得他省的响应,护国军的前途,甚不可知。(据一月五日蔡与梁启超书,谓:“第一梯团五日内可达昭通——离省十三站——其前锋已将川边之燕子坡占领——距昭通十站,距叙州三站——第二梯团日内由省出发,俟抵毕节后相机进行,第三梯团须元宵后可集中省会,预计非二月中旬不能抵川境。”以区区三千余众,军行又如此缓慢,及全军到川,而袁氏之大军已云集矣,故终困于叙泸间。)原来贵州是预备和云南同时独立的,而所希望响应云、贵两省的是广西和江苏。(钮永建、林虎曾两次入南宁,运动陆荣廷、陈炳焜,陆、陈皆允响应。惟以龙济光冥顽不易说通,故陆不肯与云南同时发动,必待云南独立后始响应。江苏的冯国璋本与梁启超有接洽,早已表示反对帝制,并有云南发难,必当予以赞助的表示。)因为云南发动太快,贵州预备不及,便不能和云南同时宣布,(据蔡与梁启超书云:“黔省当局初颇踊跃,继以该省准备一切颇需时日,各省意存观望,甚至倡言立异,加以袁政府之虚声恫吓,龙建章——贵州巡按使——之暗中把持,心志为之沮丧,未敢同时宣布,然一切部署仍着着进行,循若——即戴戡——于二号启行赴黔,伯群亦已赴兴义,滇日内已赶编一混成旅及挺进军千人为援黔及进窥湘鄂之用,接最近黔电,似已有义不反顾之决心矣。”)直到一月二十四日,戴戡所率领的滇军到了贵阳,刘显世方正式宣告贵州独立。广西到三月中旬才响应,江苏的冯国璋则毕竟不曾响应,不过消极地不替袁出力罢了。广西未响应以前,蔡锷与戴戡以所率领的滇黔饥卒数千人,和曹锟、张敬尧等所领的袁军数万人,苦战于叙州、泸州、綦江之间;在护国军方面,以寡敌众,自然不能达到夺取四川的目的;而曹、张等亦竟不能越叙泸、綦江而有所发展,不能不佩服滇黔护国军的努力,和蔡锷领导的得宜。及广西宣告独立,护国军的声势愈大,袁军气益沮丧。

原来袁氏对于滇黔取包围形势,一面令曹、张等率大军由川攻滇,令马继增所部由湖南入黔;一面令龙觐光(龙济光之弟)率粤军与桂联合,由桂省的百色进攻滇南。陆荣廷的态度,很使袁氏不能放心,袁因于三月七日派陆为贵州宣抚使,另任桂军师长陈炳焜兼护广西军务,意思是想借陈以制陆。谁知陆、陈的关系比袁、段、冯的关系,还要密切;到三月十五日,陆荣廷、陈炳焜等竟联名宣告独立了,开往百色等处的龙军都被缴械,陆荣廷复被推为广西都督。(广西独立的酝酿甚久,国民党人之往游说运动者亦最早。帝制之议初起,陆向游说者即谓,“昔与黎宋卿等以十四省联名保障共和,今共和已濒危境,而前此之力任保障者,或变初衷,或遭排斥,然吾荷此仔肩终必有以答十二次革命死义诸烈之灵”云云。然桂省巡按使王祖同为袁氏之鹰犬,袁又假以会办军务之衔,以监视陆,凡民党致陆之函电,多被王诇知。又陆子裕勋,先是为质于京,充袁氏侍卫武官,故陆甚不敢妄有所举动,常告病假两月。当时议者,因陆病假,以为即反对帝制之表示也。然假满后,一变态度,迭电北京,颇多鞠躬尽瘁语,又请令其子裕勋回桂侍病,袁知不可留,命人伴送裕勋,优礼备至;抵汉,裕勋忽以暴病卒,诼谣纷起;袁连电慰唁,备极哀悼;陆虽一一称谢,于丧子之痛,若毫不介意,然衔袁益深矣。陆于办理帝制选举投票各事皆极速,惟对于封爵之来,不准庆贺。滇将发难时,国民党人又往说陆,陆极表赞同,但以桂极贫瘠,兵饷无可恃,又受粤牵制,请迟以待之,允予中立,嘱滇勿轻犯桂境,陆又派秘书某入滇与谋,故外间有滇、黔、桂三省同时并举之说。滇发难后,袁氏初欲派北军由桂攻滇,陆托代表商民以损害商业为辞,去电力阻,袁乃转请陆出兵征滇,陆又以饷械不足、地方防务吃紧为辞,袁因乘势派龙觐光率粤军赴桂助攻,以堵陆之口,实则授意龙氏,欲俟陆离南宁后,设法取而代之也。陆、龙本儿女姻亲,故陆曾派人与龙密商联合独立事。龙不听,而龙觐光率兵由桂入滇之举又无词可拒,乃戒觐光少带兵士、多携枪械,谓兵士可在桂沿途添募,实则预为制龙之谋。龙济光亦因粤中革命党人四伏,不能多出兵,故觐光入桂之兵甚不多。陆则拨助将弁,促之向滇进行。命其子裕光统兵与之偕进,而自请攻滇,向袁要求大批军火并军饷百万元,袁半与之,陆再电称非百万不敷用,袁又与以五十万,越数日,又去电索饷械,袁愈疑,乃因其攻滇之请,命为贵州宣抚使,而以陈炳焜兼护广西军务,此三月七日事也。陆旋准备出发。袁于三月十二日忽得王祖同万急密电,谓桂省日前开会议,陆荣廷尚未明白表示,陈炳焜最激烈,于大庭中指数陆氏,谓“事新君则不忠,背旧主则不义,不念裕勋则不慈”,现陆已率师出发,恐变生旦夕云云。至十三日,而广西向袁之“哀的美敦书”发出矣。王电中述陈指数陆氏语确为事实,所谓“为旧主则不义”者,指岑春煊也,陆为岑之旧日部属,岑屡致函促陆独立,陆故不动,今陈发难而自离去南宁,盖以避王祖同监视之耳目也。至十五日,乃正式宣布独立,而在百色等处之龙军则悉缴械矣。独立之电由陆荣廷、陈炳焜等联衔,梁启超亦列名其间。陆、梁本无关系,因陆慕梁之名,梁于滇省发难后曾致函于陆,促陆响应。陆喜,因特派代表唐伯珊赴沪,一面邀请梁往南宁任民政,谓梁朝至,桂即夕发难,一面又藉往南京与冯国璋接洽。三月四日,梁乃率其同党汤觉顿等偕唐伯珊由沪赴桂,在港得晤李根源、林虎等,彼此极融洽。梁不敢径由粤入桂,迂道海防,迨梁抵南宁,桂省早已宣告独立矣。因陆慕梁之名,又知梁已在入桂之道中,故桂省独立通电亦列梁名,实则梁于独立后始到也。桂省独立之经过,大略如是。)广西独立的消息,一达北京,袁政府的慌乱更不可名状。因为桂省既加入护国军,则非徒粤桂联合进攻滇南的计划不行,就是粤省的本身也日趋危险,护国军的范围就要一天一天的扩大起来。护国军的范围越扩大,滇黔方面的势力就越强固,袁氏对付的计划,就越没有成功的希望。所以广西的独立,实给与滇黔护国军莫大的助力,对于袁氏则为莫大的打击。洪宪的帝号,不久就要消灭了。

帝制撤销之说,在护国军发动于云南的半个月后,已有所闻。因为派往日本送礼的特使周自齐既被挡驾,袁世凯已知道得不到外交上的援助,帝制前途的希望,甚为暗淡。但改变国体,既说是出于全国人民的公意,忽然由政府下令取消,面子上也太难说得去;并且那时候公然反抗帝制的,还只有云南一省,或者可以用武力镇压下来;假若能够从速将云南镇压下去,外交上也未尝没有疏通的余地;所以帝制撤销之说到底不欲实现,就只把登极的日期展缓,把大典筹备的精神用到戡定滇乱上去。一月后旬,贵州也正式宣告独立;到了二月后旬,川湘方面的形势益形紧迫;于是帝制撤销之说,又渐渐地发生;大典的筹备竟奉令停办,筹备费自三月一日起一律停发了;并且有提议先行取消洪宪年号、解散参政院、裁撤筹备处的。公府中叠开会议,商榷取消帝制的手续,因国体变更,既说是出于民意,则取消也要经过民意机关表示的形式,面子上方才过得去,因于二月二十八日申令提前召集立法院,以五月一日为召集期;又以立法院议员选举程序繁琐,咨由参政院以前此国民会议覆选当选人,为立法院覆选当选人,俾得如期召集;并分电各省长官及驻外公使征求对于帝制之意见。(嗣得覆电,虽有少数仍请速正大位,然多数则均直接、间接表示赞成取消。)这种举措,就是想用召集立法院作一个相机转舵的方法,倘若对于滇黔的战事成功,帝制仍可进行,否则由立法院宣告取消。因为立即取消,恐怕前敌的将士灰心,于政府的威信有碍。三月初旬,忽得到前敌几次的捷报,帝制派的鹰犬又扬扬得意,想怂恿袁氏作登极的准备。不料广西方面,忽然打下一个晴天霹雳来;外交方面,又传来一种很可虑的噩耗;(云南起义前,外交团既以恐酿内乱为口实,两次提出警告;云南起义后,外交团又相继质问袁氏的应付办法。袁氏初以云南事件实由少数之所为,不难于三数月平定答复之。现广西又宣告独立,乱事有日益扩张之势。相传某公使接得该国政府训电,以“中国内乱蔓延甚广,袁政府已无平定能力,云贵方面既以维持共和为名,不能视为乱党,北京方面之帝国,各国均未承认,已失去代表国家之资格,以后对南北均为交战团体”云云,相传某公使将据以向袁政府致送前述意旨之通牒,袁因异常焦急。此所谓某国者,日本也。日本此时已决计倒袁,谋市恩于民党,而取利也。)军费又日益困难;想向外国借款,此时可以应募外债的就只有日美两国;美国的资本家虽然有愿意应募的,但不愿意在洪宪帝国的名义之下签约;日本既采倒袁主义,不惟自己不肯应募,并且对于美国的借款还要极力破坏,所以向外借款一时全无希望。于是袁所希望的,就只有向反帝制方面求调停的一个办法。要想调停,非取消帝制不足以平反对者之心,也不能塞反对者之口;并且左右回顾,负一部分的人望,可以向反对方面说话的,只有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等几个人;现在黎、段、徐都已与己疏远,非取消帝制不能挽回他们的心理。于是袁于二月二一日(广西独立后五日)在公府召集会议(并预以取消帝制之意旨通知徐、段等,求徐、段一并到会,徐、段亦应召而往),提出立即取消帝制之议。帝制派的要人都面面相觑,不知所对;朱启钤、梁士诒等,因为利害切己,表示反对,袁又以所谓五将军的密电示之,(所谓五将军者,传者不一,大抵为冯国璋、李纯、张勋、靳云鹏、朱瑞,或谓无张勋而列汤芗铭。所谓密电,即劝袁取消帝制,以平滇黔等之气。当时诚心拥袁称帝者,惟直督朱家宝、奉督段芝贵、豫督赵倜、陕督陆建章、皖巡按倪嗣冲等而已,以外大都多采中立态度,所谓五将军者即此中立派人。)帝制派才俯首无词;倪嗣冲适亦到会,尚愤愤不平说:“君主政体,中国行之数千年,何物小丑,敢以取消为要挟!臣誓死扫荡群丑而后已。”袁温语慰止。于是即命张一麐起草命令,于二十二日宣布将去年十二月十二日承认帝位案撤销,竟用不着预备转舵的立法院了。同日,又特任徐世昌为国务卿;二十三日,又特任段祺瑞为参谋总长,明令废止洪宪年号,仍以本年为中华民国五年。帝制的活剧,至此全归泡影。

张一麐替袁氏所草撤销帝制令的原稿,关于袁氏自身,通篇皆称“予”,并无“大总统”字样。原稿经阮忠枢、徐世昌等修改无数次;后袁氏自己,又将罪责帝制派人的语句削去,并于令文的末尾,加入“本大总统本有统治全国之责”的语来。“大总统”的字面不见于公文者已经有三个月了,听说袁氏提笔加此数字时,踌躇再四,连他自己都不免有点忸怩;但不乘此机会轻轻地提出,则前此承认帝位时,总统业已自己取消,今又把帝位的承认撤销了,自己将站在什么地方呢?所以非老着面皮把这几个字插入不可。但此问题,不是在令文上插入“大总统”的几个字面就可以解决的了。

五 帝制撤销后南北两方的行动及袁氏之死

帝制撤销后,最可注目的事件,在北方就是段祺瑞的复出,改组内阁;在南方就是广东的被迫独立,组织两广都司令,继复组织军务院为独立各省的统一机关;站在南北之间以谋操纵政局的,就有冯国璋所提倡的南京会议;到六月六日袁氏羞愤成疾死,这一幕活剧,才完全终了。分别略述如下:

一、段祺瑞改组内阁  袁氏撤销帝制,本是藉以向南方谋和的,而要向南方求和,非拉出几个可以向南方说话的人不可。于是于撤销帝制后,便用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人的名义,向蔡锷、唐继尧、刘显世、陆荣廷、梁启超发出一电,要求停战,商议善后办法。(此电,段虽知之,并未署名,黎则并不之知,惟徐颇为尽力。)一面托人说黎,请其出管将军府事以为饵,黎宣言除约法上之副总统外,无论何职皆不承受;一面促段出就参谋部长职。相传段曾要求三事:甲、和平解决南事;乙、暂缓扩充模范军(袁氏有招足十旅计划);丙、恢复参谋部事权。但是袁氏不愿将全权交与参谋部,故段始终未到部视事,惟徐一人到政事堂就国务卿之任。徐于就任后,于勘日通电独立各省征求意见,并电未独立各省力保地方治安,向袁条陈种种善后办法,又电恳康有为、伍廷芳、唐绍仪、汤化龙等力任调人,又令龙济光与陆荣廷婉商协调。(此时梁启超尚未达南宁与陆面晤,恐陆为所惑,在龙州联发数电与陆,嘱勿为龙所诱。)但是这些气力,都是空卖了的,不曾发生丝毫效力,因为护国军的方面,非袁氏去位,决不罢手。不过川黔方面的战事,因为滇黔护国军经过长时间的恶战苦斗,已极疲弊,想乘间休息以图恢复补充;袁军也因为帝制撤销,军气沮丧,事实上已在停战的状态中。川督陈宦,也知道袁氏的冰山靠不住了,想和护国军要好,便与蔡锷以函电秘使相往还,于三月三十一日得蔡锷的允许,停战一星期。(到四月六日,又经双方同意展长停战期间为一月,一月满后,又延期一月,盖自四月以后,川黔方面已无战争。)此后,川黔方面战事便全停了。但是蔡锷对于以黎、段、徐三人名义所发求和的电,答复却甚强硬,说:“……默察全国形势,人民心理尚未能为项城曲谅。凛已往之玄黄乍变,虑日后之覆雨翻云。已失之人心难复,既堕之威信难挽。若项城本悲天悯人之怀,为洁身引退之计,国人轸念前劳,感怀大德……崇奉岂有涯量。……”所谓“其言虽婉,其意坚决”。到四月中旬,独立各省会衔答复黎、徐、段的电词,更为严厉:“……项城违反约法,自召兵戎。若仅削除帝号,复称总统,廉耻既亡,威信全失,愈益国家之忧,莫慰中外之望,无术可以调停。请转项城,速行宣告退位。……”徐世昌知道此事甚不易了,因为川黔方面虽然停了战,而广东反在川黔停战后被迫独立了(四月六日)。到四月十二日,浙江也独立了(江苏的江阴、吴江各处也有被运动独立的骚动)。段祺瑞依然不热心出力,其意非袁氏将军政大权给他,他不出负责任。袁氏也知道难于收拾,想借改用责任内阁制的名义,一以饵段氏,一以愚民党;于是在四月二一日发出一道申令说:

曩以庶政待理,本大总统总揽政权,置国务卿以资赞襄;两年以来,成效未著,揆厥原因,皆由内阁未立,责任不明,允宜幡然变计。兹依约法制定政府组织令,委任国务卿总理国务组织政府,树责任内阁之先声,为改良政府之初步……

此令的意思,就是现在我只留一个总统的虚位,把政权交给责任内阁,再不若从前那么专制,你们应该罢休了。此令宣布后,于次日(四月二十二日),特准国务卿徐世昌免职,改任段祺瑞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组织内阁(到五月四日修正政府组织令及政府真属官制,改称政事堂为国务院,并公布修正大总统公文程式令),段祺瑞因此渐出任事。但至段氏担任内阁后,要求将军政大权交与内阁,并裁撤机要局、统率处、军政执法处;袁氏虽然应允,实际并没有完全移交,统率处等亦不曾裁撤,拱卫军及模范团,内阁仍不能指挥。这便是袁氏比载沣厉害的处所,也便是段氏不及袁氏的处所。不过袁氏把握这些大权,终没有方法制服护国军。

二、两广都司令及军务院的组织  广东正式宣告独立虽在四月六日,但是两广都司令的组织直至五月一日才实现。因为广东的独立是龙济光受了四面的压迫,无可如何,想借此以保全自己的地位和势力,其实是和护国军背道而驰的。(此时中华革命党和旧国民党的李根源、林虎、陈炯明、徐勤等皆注全力,谋夺取广东,依当时《中华新报》所编的《护国军纪事》所载,以“中华革命军”名义所占领的地方共三十一处,军舰二艘;以“陈炯明护国军”名义所占领的地方共七处,军舰一艘;以“徐勤护国军”名义所占领的地方一处,军舰二艘;潮汕方面的莫擎宇,钦廉方面的冯相荣等皆已响应广西宣告独立。龙氏已成孤立,其势力殆不能出广州,又因平素仇杀民党,积怨极深,难于和解,故陆荣廷屡次派人劝说,并允保证其现在位置,龙皆不从。岑春煊亦曾数次致函龙氏,欲龙氏与革命派要人在粤租界内会商,龙亦未允。李根源又曾以代表唐督名义亲往广州与龙交涉。龙以各方迫胁,势甚岌岌,乃阴与蔡乃煌密电袁政府速派重兵南下协防。袁军行有日矣,旅沪粤人大哗,警告招商局,勿承运北军以祸粤,粤中民党闻之愈愤。四月四日,寄碇省河之军舰数艘忽然驶去,军队中亦有高悬旗帜,上书“听候龙济光、张鸣岐宣告独立”字样,为龙所见,龙知大势已去,乃电袁政府请办法,袁覆以“独立,拥护中央”六字,龙因于六日下午召集会议后即行宣布独立,然其所发表独立之文告无一语指斥袁氏者,从前所捕之党人一律皆未释放,民党所切齿之蔡乃煌,则加以保护。故民党知龙之独立,不过为缓兵计也。)所以粤中旧国民党的各派,对于龙之独立皆不信任,必欲逐龙而后已;就是稳健派的梁启超在未到南宁以前,也坚持逐龙的主张。(梁启超在龙州致陆荣廷电有云:“粤之得失为国命所系。若彼[指龙氏]尚持异同,非使之屈而从我不可;即彼欲要求保其地位,亦请勿轻许。龙与超本有私交,岂欲过为已甚。但彼失政已甚,粤人共弃,望公如望慈父母,公安能合而不救。至于为国家计,粤不得手,西南大局终无法维持。……若公轻许彼把持吾粤,则是不忍于一二友人之爵位,而忍于全粤数千万人幸福之消灭,及国命之颠危……”又致汤觉顿电云:“现在舍袁退位外,对京无调停余地;舍龙退职外,对粤无调停余地……”又致马济电云:“现在舍袁退位外,对北京断无调停之余地;舍龙、张[鸣岐时为广东巡按]退职外,对广东亦无调停之余地。此两者关系全局安危,丝毫不容有失。”观此数电,可见梁氏意思之坚决。)但是陆荣廷不愿与龙破裂,促岑春煊南下。因为龙也是岑的旧部,想用岑的名义制服龙氏,并力北伐。梁启超到了南宁后,也赞成陆的主张,四月七日,梁在南宁致李烈钧电云:“粤于鱼日独立,其当局虽或不餍人望,然藉此免糜烂,我军得专力规服中原自是大佳。……”又致周孝怀电云:“干[即陆荣廷]对粤别有规划,持之颇坚,弟初不谓然,今亦首肯。”)并且代替龙氏向国民党劝解;在四月八日,由南宁致电李根源、林虎、杨永泰、徐勤等,说:“干公于粤事计划精详,粤之宣布,全属与此间熟商之结果。龙、张(鸣岐)为干公至诚所感,亦以至诚相应,丝毫无可猜疑之余地。今日之事,必须两粤完全安堵,乃可蓄精锐以歼狂寇。干公已专电为兄等略述此意。(陆氏另有一电致粤旧国民党各派领袖陈炯明、朱执信、李根源等,其电文亦梁氏所拟。)务望苦劝各同志,协保秩序,待干公到后(时陆、梁已预备东下),断无不可解决之问题。此时若生葛藤,则是破干公之计划,授敌以间隙,非诸公所忍出也。要之粤为讨贼之策源地,粤若糜烂,犹获石田,将焉取之。想诸贤必深会此意也。”梁于发出此电的一天,便和陆督由南宁起程赴粤。到梧州,得到海珠事变的消息,(汤觉顿充陆督代表先由梧州来粤,与龙氏接洽。十二日,与龙氏部下及民党徐勤等会议于海珠,龙部颜启汉于席间刺徐及汤等,徐幸免,汤及谭典虞皆被刺死。)梁异常愤激,粤中的民党也异常愤激。此时陆督率领入粤的军队约及万人,龙氏以海珠事变的原故,恐怕陆督翻脸,派张鸣岐亲往梧州,向陆、梁二人解说。陆督提出七款,龙全部承认,陆即统军入粤。陆、梁抵肇庆时,忽接粤中各方面函电,皆以陆督和龙氏妥协的七款中仍许龙氏督粤,一致反对。陆、梁不得已,乃劝龙率师北伐,推岑春煊继粤督;龙恐力不敌桂,又恋粤督的地位不能舍,乃于四月十九日亲往肇庆,向陆求调和,议定妥协条件五项:甲、广东暂留龙济光在都督之地位;乙、于肇庆设临时都统府,以岑春煊为都统;丙、蔡乃煌处刑;丁、从速实行北伐;戊、地方民军候岑入粤后,设法抚绥。此种妥协的办法本是一种不彻底的办法,梁启超后来(五月十四日)电告蔡锷说:“吾为粤事,吞声呕心,卒无善果;海珠之变,歼我三良……悍将蟠于上,私党哄于下,浩劫终无幸免,所争早暮耳。然吾深思熟计,以围攻观音山(粤督署所在地),双方相消之兵力,足举湘、赣、闽而有余。龙变而桂亦疲,更何挟以御贼。况糜烂后之结果,非期月可奏功。故饮泪言和。……”(梁启超调和此事,曾亲往广州与龙及民党领袖商洽,龙部欲害梁,故此云云。)因为急谋两广合力北进,以缓川黔敌势的原故,所以只好如此妥协了事,民党也暂时含忍下去。岑春煊于四月十八日由沪抵香港,次日赴肇庆,乃公推岑为两广护国军都司令,梁启超为都参谋,李根源为副都参谋,设都司令部于肇庆(所以设在肇庆的原故,就是表示不侵逼龙氏地位的意思),于五月一日正式成立。这便是两广都司令设立的由来。

两广都司令的设置,是解决广东问题的;两广和其他独立的各省,尚没有一个统一的机关。在云南起事以前,梁、蔡等本有候云、贵、两广独立后,即组织一临时政府,戴黎元洪为总统的意思;因为袁既叛国,失去总统资格,依约法当然由黎副总统继任。及梁入桂之时,便在旅途中草拟一种《军务院组织条例》。(梁启超《从军日记》云:“濒行之夕,唐蓂赓书至,极言选举元首设立临时政府之急务。因思两广既下,兹事信不容再缓,乃覃思其条理,以为黄陂继任,乃约法上当然之程序,但依法宣言一次已足,无须选举,选举乃反非法也。国务院在法律上无从发生,在事实上仓猝发生,必招恶果,今方当以综核名实救袁氏之弊,若最初即建一指鹿为马之责任内阁,其所以异于袁者几何,故拟在军政时代设一军务院。……磊磊落落,名实相符。院置抚军无定员,以合议制裁决军国重事。其抚军即以现在首义掌兵之人充之,而互选一人为抚军长。窃以此为今日临时政府最善之制。与同行诸员,往复讨论,佥所赞许。乃草拟关于元首继承军务组织之宣言五通……军务院组织条例附焉。”此时在上海至香港舟中。)广东问题即将解决,梁氏便提出设立军务院的主张,向各方面征求意见,皆同意。蔡锷起初不大赞成(因为尚没有看见军务院条例,以为组织政府,推举首长,将要生出争总统的问题来),后来接到梁氏所草的条例及宣言文稿,也就同意了。便以滇、黔、桂、粤四督唐、刘、龙、陆和蔡、戴、梁、李(烈钧)、陈(炳焜)等任代表护国军军政府,发布宣言五通:第一号宣言,宣告袁世凯自称帝以后,已丧失大总统之资格;第二号宣告大总统既已缺位,依民国二年十月所公布之《总统选举法》第五条,由黎副总统继任;第三号宣告黎总统因陷于贼中未能即时执行职务(梁启超与蔡松坡第五书中谓“津中诸贤,极力设法,欲拔黄陂于贼中,已托西人密往救挈,而黄陂声称,惟待死耳,不愿更出……”),国务院亦无从产生,暂设一军务院,隶属于大总统,指挥全国军事,筹备善后庶政,院置抚军若干人,用合议制裁决一切,对内、对外皆以本院名义行之,俟将来国务院成立时,本院即行撤销;第四号宣布《军务院组织条例》;第五号宣告依组织条例,以唐继尧、刘显世、陆荣廷、龙济光、吕公望(浙江都督,此时浙已独立)、岑春煊、梁启超、蔡锷、李烈钧、陈炳焜、罗佩金等为抚军,并互选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抚军副长,梁启超领政务委员长。五月八日,军务院正式成立,即以肇庆为军务院所在地;因为唐继尧未能来粤,依组织条例第四条的第二项以岑春煊摄行抚军长职权。于是护国军便有了一个形式上的统筹机关了。

三、冯国璋所提倡的南京会议  袁氏复用段祺瑞改组内阁,是谋保持总统的地位;南方组织军务院,就是坚决的否认袁氏总统资格的存在。所以自帝制撤销后,问题的中心,全在袁氏的退位与否。冯国璋自帝制问题发生后,早与反帝制各派的人士通声气,已没有拥护袁氏的意思。袁氏撤销帝制后,起初想向代行立法院的参政院辞职,即由该院以代表民意的资格挽留,但该院一部分尚有良知的人自惭形秽,不愿再自丢脸,有向袁表示自请解散的,因此这一着便不能行。这一着既不行,袁氏便想仍用未独立各省的将军、巡按作留声机,由公府秘书拟好一篇拥护袁氏仍留总统地位的电文,特派阮忠枢赴南京,请冯国璋联合各省照发。冯以现在通电,决无效力,尚须等待时机为词,拒绝他;经阮再三恳求,冯但允联合各省,担任调停;可见冯氏并无拥护袁氏的意思了。不过冯氏想乘机取利,对袁则挟南方以自重,对护国军则挟北方以自重,恰如辛亥年袁氏对待清廷和革命军一样(可说是承受袁氏的衣钵),所以始终采用一种模棱的手段。(冯在四月十六日电袁氏大发牢骚,说袁不应该采中央集权主义,削夺各省将军的权力,现在人心解体,再不宜向南方用兵,宜“及此尊重名义推让治权”;又电徐、段、王,要他们劝袁“敝屣尊荣,急求自全之策。”这是明明主张要袁退位。但是他四月十七日的通电又说:“大总统在任四年……群生依赖,责任所在,既非反对者所得独持异议,亦非当局者所得自卸仔肩。……”并且拟定办法八条:(一)应遵照清室充付组织共和政府全权,原先承认袁大总统,仍居民国大总统地位;(二)慎选议员,重开国会;……余六条不备录。上记各电原文均见《护国军纪事》第四期,因原文过长不备录。)袁氏对于冯氏本来早不信任,所以想利用段氏替他尽力;段氏出组内阁的时候,虽无绝对要袁退位的意思,但也没有绝对要袁不退位的意思。段于组阁后即致电南方,谓责任内阁已成,袁名为总统,实则虚位,请派代表来京与祺瑞等直接媾商云云。又以南方疑于内阁组织,更电晰五事:甲、内阁确系过渡性质,非军枢性质;乙、对各方面负责任,非专对总统负责任;丙、既完全负责,即为特别政权,并不受总统及他方牵掣;丁、并非抛弃国会,为国会未能仓促成立;戊、因南方要人不来京,故阁员暂由在京人员遴选云云。及见南方坚持袁氏退位之说,段亦暗中赞成。袁见段不能转移南方趋向,且亦倾于赞成退位之说,因弃去倚赖段氏的思想,有继续备战的倾向,所以对于段所要求的移交军政大权虽已允许,卒不实行。段因平和无望,又握不到实权,面请辞职。袁虽不愿倚段,又不敢立即去段,因为冯也不赞成用兵,并且财政上绝无办法,所以对于段的辞职不曾允许,但是大势已成僵局。冯氏因为想操纵南北的政局,在四月中旬,曾发出和平办法八条(见前注),通电未独立各省征求意见,于四月二十五日又通电未独立各省,说:“滇黔等四省意见尚持极端……计惟……先与各省联络,各保疆土……扩充实力,对于四省与中央,可以左右为轻重;然后依据法律,审度国情,妥定正当方针,树立强固根本,再行发言建议,融洽双方。四省若违众论,自当视同公敌,政府如有异议,亦当一致争持……”冯的意思,是想组织一种中间势力,由一己操纵,以达一己的目的,(他的目的,就是想各省拥戴他作继任总统,方法就是另组新国会,候新国会开会后,袁向新国会辞职,再由国会另选继任总统,这是在他所提出的八条办法上可以看出的。)前电发出后,旋得各省赞同,便于五月一日将前次所提出的办法八条加以修改,并详细说明,通电各省,大旨与前无异。甲、若谓民国中断,大总统地位已经消灭,则副总统亦当同归消灭,中国目前实一无合法政府之国,不如依据清室付托袁大总统组织共和政府全权的事实,承认袁大总统对于民国暂负维持之责,俟国会开幕后,袁大总统即行辞职,由国会另选。乙、参酌国会组织法及选举法,严定资格,慎防流弊,速筹国会(其他六条不备记)。此电发布后,反袁各派皆大哗,由唐绍仪领衔,以二十二省旅沪公民的名义发表一篇反对冯电的宣言书。冯氏不顾,于五月五日亲赴徐州,与张勋、倪嗣冲会商,决定在南京举行会议。倪本袁之走狗,张此时也想买袁欢心,以取得重权,二人便与冯联衔电告中央,并电未独立各省请各派代表一人于十五日,齐集南京开会。袁接电后异常欢喜,以为此会可为己所用,于是宣言对于总统的地位绝不恋栈,但须候南京会议妥定办法,此时他利用段氏的心理,便移到冯氏身上去了。这便是南京会议的由来。

开会的日期本定在五月十五日,但是实际到十八日才开会,列席的代表共二十三人(独立各省未与会),由冯国璋主持,劈头便是总统的去留问题。山东代表丁世峄首先主张请袁氏速即退位,说山东现状危急,恐酿成国际交涉(此时居正率领中华革命党员在山东活动最力,谋独立的暴动纷起,日人左袒民党);湖南代表和之(因为湖南也有党人的活动,亦甚危急),各省代表也多赞同;主袁退位者竟占多数。冯以此条关系重大,未付表决,便宣告散会。这一晚,倪嗣冲由蚌埠率卫队三营到宁,各界惊讶。次日,继续会议,倪到会,首先发言,主张总统不可即行退位,丁世峄起而反对,张勋的代表万绳栻赞成倪说,多数代表皆为倪所胁,主张退位的忽变为少数。是日仍未付表决。次日续议,冯国璋说:“袁总统本应退位,惟宜向国会辞职,本会碍难建议。”倪请以冯说付表决,多数赞成,当场便请冯之秘书厅拟稿,电告各省。到二十二日,冯将所拟电稿付讨论,代表中有根本不赞成发此电的,颇生争论,丁世峄便乘间发言,说:“办法不外三端:不退位,即退位,缓退位。即此电稿所云由国会解决,即为缓退位之一种。事实上,独立各省纵主张即退位,其手续亦须亘十二月之久。我辈纵主张缓退位,国会一开,第一即为弹劾总统问题,至迟亘三四个月之久,结果仍不免退位。我辈既鉴于时势,不能主张不退位,缓急之间亦不过一二月之差。因此一二月之期间,与独立各省争执,非徒无谓,若一旦决裂,则咎将谁归。”冯为丁言所动,便说“鄙意与丁代表意略同”,主张电请独立各省也派员加入会议,解决善后方法,众赞成。于是将原电变更,另发通电,电文中有“……总统问题关系国家存亡,既非五省片面所能主张(指独立各省),亦未便以十五省之心理为依据(指未独立各省),急宜研究妥善办法以救危亡”的话。此电发出后,张勋的代表回徐报告,张大愤,便通电痛斥各代表,又通电主战。袁氏见南京会议开会后不利于己,知道冯氏究竟是靠不住的,便想诱冯为国务总理,以张勋取苏督地位而代之;若冯不遵命,即以张勋、倪嗣冲合力制苏。张此时变为拥袁,原欲取得苏督,所以欣然乐从。刘冠雄、段芝贵也力主用兵,袁于是决计备战,因于五月二十九日特颁告令,宣布帝制案的始末,想以此解除叛国的责任,为继续用兵的先声。不久,独立各省,也回电拒绝加入南京会议,冯于是宣告解散,并且电告北京,说:“目下会议已经停顿,独立各省在未经退位以前均不允遣派代表,是最初预定之结果,断难办到。为今之计,只有三项办法:第一或宣告退位,尚可继续开议;第二或另订办法,以求转机;第三如仍无相当手续,国璋能力只可维持江苏秩序,其他未能兼顾。”这就是南京会议的结果。

四、四川、湖南的独立与袁氏之死  南京会议既无结果,袁欲继续用兵,南方军务院方面也以袁之即行退位为罢兵最低限度的条件,(梁启超在肇庆致各督及总司令电谓,须“以退位为媾和条件之主眼”。又梁于五月四日致段祺瑞电云:“今日之有公,犹辛亥之有项城,清室不让,虽项城不能解辛亥之危,项城不退,虽公不能挽今日之局。”可见南方逼袁意志之坚决。)但是继续战争,事实上到底尚可能否。就北方一面说,中交银行已于五月十二日宣告停止兑现,财政的穷迫可知;张勋、倪嗣冲等虽然夸说某省可派兵饷若干万,某省又可派若干万,都是空谈。就南方一面说,军务院虽然成立在肇庆,广东的问题并未解决;桂军虽然陆续入湘,龙部的粤军则以坚守广东的地盘为唯一的目的,所允出兵北伐是一句空话;李烈钧所率领的滇军,虽然由百色东下抵肇,预备由粤入赣,但是经过粤境便有侵占龙家地盘的嫌疑,与龙部将起冲突;川湘方面的滇黔军,已到精疲力竭的景况,唐继尧虽然允许补充,总不实行(忌蔡之功)。在这种情况之下,若不发生别种变化,可谓已成定局。但在南京会议当中,四川忽然宣告独立了(五月二十二日)。到袁世凯宣布帝制案始末的一天(五月二十九日),湖南又宣告独立了。(陕西的陈树藩,亦曾于五月九日独立。)原来川督陈宦、湘督汤芗铭都是袁氏所恃为忠实的鹰犬,现在也叛附护国军,袁氏不能不痛心。(陈宦早与蔡锷密使往还。三月三一号,蔡锷致电梁启超,便谓“陈二庵时派人来言,意在倒袁行联邦制,而举冯、段、徐为总统”,并谓“已派人联络湘、鄂、赣三省,已得赞同”等语,可见陈氏通款之早。因陈所部之北军亦有与蔡通款迫陈独立者,蔡锷在四月二十日致唐继尧等电谓:“冯玉祥[此时为旅长,在四川]两次派人来言渠已决心效顺,其主张在倒袁以推冯,并担任联络北军。冯曾在滦州首义,后为袁所驱,故深恨之。其部曲亦多识大义,现已嘱令速举,并迫二庵宣布。”所以四川早倾于反袁。湘督汤氏虽非诚心拥袁,然以其残暴为湘人所恨,独立实被迫所致。)袁自护国军崛起以来,焦劳羞愤,早已病在膏肓;及闻川湘相继独立之耗,愤怒更不可遏,病遂不起,到六月六日死去,于是退位的问题,不解决而自解决了。

袁氏临死所受的痛苦,和他自己所加于清室的痛苦大略相同,他的措施也有和载沣相近之处。载沣想藉宣布宪法信条以保持皇位,袁氏也想藉撤销帝制以保持总统;载沣向袁氏投降废止亲贵内阁,起用袁氏组织责任内阁以收人望,袁氏也向段氏投降,废止政事堂,起用段氏组织责任内阁;袁氏对载沣再三要挟,必取得实权而后出,段氏对于袁氏也有所要挟,不肯即出,必取得相当实权而后动;袁氏在辛亥时秘密与革命军通款,以颠覆清室,现在冯、段、陈宦之流也秘密与护国军通款以倒袁;辛亥时外人的舆论,一致非难清室,现在外人的舆论也一致责难袁氏:大概辛亥年清室所受的苦恼逼迫,现在袁氏也一一领略了一番。不过袁氏比载沣到底厉害一点,他对于清室所施的要挟逼迫,无不如愿相偿,而段氏对于他的要挟,他却能把持不放;辛亥时,为清帝退位的阻力有良弼等一派的宗社党人,现在也有段芝贵、倪嗣冲等的一派,为袁氏退位的阻力;而袁氏个人意志的坚强又远在载沣之上,所以袁氏退位的问题比清帝退位的问题还要难解决。最后促成清帝退位的,为清军前敌将领段祺瑞等四十余人的联电,现在虽没有这样一个联电,川湘两省独立的电告,也可谓有同样的功效了。

袁死后,以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当然不成问题;及段氏自动改组内阁,由黎副总统宣告恢复旧约法、旧国会,南方的军务院也自行撤销(此诸项之经过待于下章再详述),帝制的战争便完全告终。袁氏当国四年有半,他的政治展布和成绩,无容多加批评,读者自能明了。不过袁氏所种的隐毒,恐怕人多忽略。梁启超有一段批评他的话,请附在后面:

护国军总司令蔡将军之言曰:“吾侪今日不得已而有此义举,非敢云必能救亡,庶几为我国民争回一人格而已。”呜呼!我全国父老昆弟……知将军此言,其中含有几斗之血、几斛之泪者。呜呼!我四万万人之人格,至今日已被袁世凯蹂躏而无复余,袁氏自身,原不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何在,以为一切人类通性,惟见白刃则战栗,见黄金则膜拜,吾挟此二物以临天下,夫何其不得者。四年以来,北京政府曷尝有所谓政治,惟有此二物之魂影纵横披猖,盘旋薰灼于人人心目中而已。夫无论何国,皆中人资居大多数。中人云者,导之善,则可以向善,导之恶,则可以向恶。袁氏据一国之最高权,日日以黄金诱人于前,而以白刃胁人于后,务使硬制软化一国之人以为之奴隶。自非真强立之士,其不易自拔也有固然矣。……盖四年以来,我国士大夫之道德,实已一落千丈,其良心之麻木者,十人而七八,此无庸为讳者也。而此种罪业谁造之?吾敢断言之曰,袁氏一人造之。袁氏窥破人类公共之弱点,乃专务发达此弱点以资利用。其有能自制其弱点而不甘受彼利用者,则必设法屠杀之,驱逐之,窘蹙之,使其不能自存。当前清之末,袁氏执政,已专用此策以自植势力;我国政界恶浊之空气,实自兹播种。及其为总统,乃益煽而扬之。试思以此种人为淘汰之术,挟大力以鼓铸社会,云何可当。使袁氏帝国成立,赓续行此政策数年乃至数十年,其必善类日渐灭绝,惟恶种独能流传,其不至使全国人尽丧失其为人类之价值焉而不止也。

六 帝制战争的副产物——南北小军阀的产生

帝制战争的目的在倒袁,袁的倒毙,算是帝制战争的正产物;袁死而北洋军阀失去一个统率的首领,伏着分裂的动机,便可算是帝制战争的副产物。但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副产物,就是在帝制战争中南北各方地盘割据思想的潜滋暗长,培植许多小军阀的基础。其最显著的例如下:

一、张作霖的取奉  张作霖在清末和冯德麟、吴俊陞等都不过是东北旧巡防营的统领,并无势力。辛亥革命时,赵尔巽因为不信任新军,调张入省,用以胁制新军,参预省政。元年,驻奉新军第二混成协发生兵变,纪律废弛,声威大减;到是年九月,改巡防营为二十七、二十八两师,张作霖乃升为二十七师师长,冯德麟为二十八师师长,势力渐增,但在张锡銮督奉时,张作霖、冯德麟都俯首帖耳,不生问题(因为张锡銮对于二人皆有旧恩)。及袁将称帝,以其心腹段芝贵代张锡銮为奉督,张作霖对于段氏便有些不服节制了。护国军初发动时,张欲得袁欢心,曾电请袁氏早正大位,并自请出兵征讨西南。段芝贵想乘此去张,便密请袁氏调张领兵赴湘。张本志在取得奉督,因请饷械于段,及得到饷械后,阴令奉省商会电请留防,另以他军代行,段的阴谋失败,张的跋扈更甚,并且扬言:袁若不退位,奉军将宣布独立。此时段所有的卫队不过千人,而张所能指挥的军队则已达万数千人;段既不能敌张,北京又不能增派援兵来奉,并且传闻革命党人纷纷由大连到奉,段无计可施,乃自请退去奉天,以将军的位置与张。袁氏此时也无计可施,想用名位笼络张氏,便以张为盛武将军督奉,兼署巡按使。这便是张氏趁帝制战争的机会,攫取奉省地盘的经过。冯德麟与张素处平等地位,张恐冯吃醋,乃为请于袁氏,以帮办军务名义与之;同时在黑龙江握有兵权的许兰州,也以谋独立的口实驱逐黑督朱庆澜,当时宣传黑龙江独立,其实是许氏争夺黑督。袁政府因以毕桂芳督黑兼巡按而令许为军务帮办以笼络之。许氏尚不甘心,张作霖想和许氏打成一片,因电阻毕桂芳到任,请以许为将军,袁政府也无可如何。这便是东北军阀基础的培植。

二、陈树藩的取陕  陕督陆建章是袁氏的心腹,而陕南镇守使陈树藩本不是北洋军阀里面的人。帝制战争发动后,陆恐陈不能为用,乃令陈转任陕北镇守使。谁知陕北是革命党人的渊薮,陈竟与陕北党人联为一气,变为陕西护国军的总司令,于五月九日宣布独立。陆建章的儿子战败被擒,势益穷蹙,因向陈氏求和,自行退去陕西,请以陕督与陈。袁氏初以陕西势孤,想用兵力制服,因仅以军务帮办与陈,陈不受。不久,袁便死了。陈氏闻袁死耗立即撤销独立,向黎、段电称:“树藩谨举陕西全境奉还中央,一切悉听中央处分。维持秩序自是树藩专责,断不取稍存委卸,贻政府西顾之忧。……”这是他想用服从中央的条件,取得陕西地盘的策略。段氏果如其愿以相偿。

三、周骏夺取四川的失败  周骏在癸丑讨袁之役,因附袁而取得重庆镇守使。护国军入川以后,颇想附南,又有点怕曹锟,不敢轻动,暗中电促陈宦,宣布川省独立(陈宦离川时致周书,谓周曾七次电促陈氏独立)。但是等到陈宦宣布独立后,袁政府任周为崇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周即进兵成都,谋逐陈氏。袁氏既死,中央电令周、陈罢兵,以蔡锷为川督(蔡因南方军务院尚未撤销,不便即受北政府之委任),周氏佯为不知,进兵不已,陈不得已离川。及中央严电周氏刻日入京,周氏的覆电说:“四川者,四川人之四川,非川军不能收拾川事。”意思就是不许蔡锷为川督,自己要割据川省,也便是后来川滇军阀争哄的发端。但周氏的人望、兵力都不够,到底不能抗蔡,蔡军一到,周便逃走了。

四、唐继尧大云南思想的萌芽  唐继尧本没有反抗袁氏的决心,因为不敢抗拒蔡锷,却得到首义的美名;但是他的心中最初以保守云南固有的地盘为唯一要义。护国军发难时,蔡氏表示或留守,或出征,惟唐意是从,唐即表示愿自任留守,这就是他要保守固有地盘的意思。他给与蔡氏的军队仅三千余人,军饷仅平时给养费两个月;后来蔡在前敌,屡次电请增援,唐一以空言搪塞,未尝补充一兵、一钱、一械,皆由蔡氏就地罗掘。唐的隐衷,一则是忌蔡之功,二则是不愿把自己保守地盘的实力弄空虚了。及至袁氏既死,战事已了,云南的援军却又陆续向川省出动了。据蔡锷致唐继尧皓电云:“我辈应始终抱定为国家不为权利之初心,贯澈一致,不为外界所摇惑,不为左右私匿所劫持,实为公私两济。迩者,滇省于袁氏倒毙之后,于刚出发之军,不惟不予撤回,反饬仍行前进;未出发者亦令克期出发。锷诚愚陋,实未解命意所在。近则与川军起冲突于宁远矣,若徇某君等之一意孤行,必至败坏不可收拾,将何以善其后。锷为滇计,为蓂公计,不忍不告,务望力图挽回。……”因为此时云南地盘的保守已无问题,想更进一步以四川为云南的外府,将多数滇军送入川省,造成一种大云南的势力。但是川军也不是不要地盘的。后来川滇许多纠纷,便在此时发端了。(蔡锷却不欲据有川省,他颇有插入北军队中改造北洋军队的意思。他致刘显世的电文云:“弟之思退[辞川督],一以偿夙愿,一以病躯难胜繁剧,亟须趁时疗治,俾免哑废[蔡病喉痛]。蜀虽可为,但民情浇薄虚矫,绝不适于从军。若专用外军屏绝土著,主客不相容,终成水火。加以连年变乱,巨绅良民,多习为盗匪,恬不为怪,澄而清之,谈何容易。故弟常谓治蜀非十年以上不能收效:开始二三年中,须临以雷霆万钧之力,芟夷斩伐,不稍姑息,俟乱根既尽,民志渐苏,乃嘘以阳和之气,培植而长养之,殊盛业也。而弟意甚漠然。北军朴勇耐劳,为全国冠,惜少国家思想与军人智能。得贤将领以董率改造之,确可植国军之基础。弟甚欲置身彼中,为此后改良之导线,然刻病未能也。……”此电见《松坡军中遗墨》,可见蔡所见独远,绝无割据地盘的思想。)至于贵州,本来是一个贫瘠省份。戴戡所统的滇军,唐氏不愿其再返滇省,由滇给养,黔省又岂愿其留黔。不惟不愿滇军留黔,就是戴所部的黔军也想找一个外府。并且戴氏劳苦功高,岂可不给他一个重要地位?于是后来川滇军的纠纷,又加入黔军一派,成为川、滇、黔三省争夺地盘的局面。

五、龙济光的死力据粤和陆荣廷的并粤  陆荣廷在护国军发动时,保守广西地盘的思想是有的,扩张地盘的思想似尚不曾发生,因为他对于龙氏始终采和平联合主义。(陆氏亦曾实行出兵向湖南进展,袁死后,陆亦不欲霸有湖南的地盘。)但是龙氏的死力霸守广东,却给陆氏一个扩张地盘的机会。军务院在肇庆成立后,编制滇、粤、桂联合北伐军,命滇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率滇军由粤入赣,本无侵占粤省地盘之意,龙氏却很怀疑,反对滇军取道粤垣。经岑都司令派人再三与龙交涉,龙氏才允滇军由粤省三水转北江以达韶州。但是滇军沿途皆受龙部妨碍。及抵韶,又不许滇军一人入城,且在城楼开炮威吓滇军。滇军不能再忍,便起战争。袁氏一死,龙不商诸军务院,自行宣告取消广东独立。段祺瑞想利用龙氏以抗民党,便任命龙氏以粤督兼署巡按,龙愈得志。粤人大愤,孙中山、唐绍仪、王宠惠等及粤民团体纷纷通电反对,便是最温和的梁启超也反对龙氏再留粤省。此时旧国民党的李根源一派,未尝不想留岑春煊为粤督,但是段氏决不能允。梁启超一则想拉拢陆氏,二则不愿粤省地盘落入国民党系之手,暗中运动以陆督粤。到七月六日,中央便任命陆氏为粤督。(陆未到任以前,令龙暂署。又派龙督办两广矿务。粤人以段袒龙,仍不服,龙亦未罢兵,及陆由湘返桂率兵来粤赴任,龙始被迫赴琼崖。)陆氏初犹表示谦逊,欲以让岑,但岑于就任都司令时曾宣言“袁生则不与俱生,袁死已即退隐”,欲践前言,表示不受陆氏的推荐,于是粤省入于陆氏之手。所谓旧桂系军阀的基础,便在此时确定。

上面所举,都是南北各小军阀地盘建设的显明事实。至于北洋大军阀的分崩,虽尚无显明事实的发现,但到袁氏将倒的时候,各将军及各大小将领,或与南军顽抗,或与南军通款,也无非是为保固各人自己的地盘势力计了。就中陕督陆建章、川督陈宦、湘督汤芗铭的失败,使北洋军阀失去三省的地盘;(陈宦、汤芗铭虽非北洋系人物,然其所部驻川湘之军队则皆北洋系,故在二人未失败时,川湘皆为北洋军阀地盘。)但陈树藩旋即变为北洋派的附庸,实际仅失去川湘二省。不过以前的北洋军阀是整个的,现在的北洋军阀但有整个的形式,精神上已不是整个的了。

就政党派别的地盘而论,在帝制战争前,进步党系因受了蔡锷的卵翼,在滇黔二省保留相当的关系,国民党系的地盘几于全行丧失。帝制战争发动后,形势渐生变化,滇、黔、粤、桂,初为两系共同活动的地盘;(进步系在滇黔势力为优,国民系在粤桂势力为优。进步系初于粤桂无甚关系,自陆荣廷招梁启超入桂,进步系始渐及于粤桂。梁启超《从军日记》云:“干卿此次殷殷相招,期我以粤中善后初时,同人殊不愿我以此自承。……虽然中国之政治,以省为单位也久矣。今后此种积重之势有加无已,吾侪自审能否谢事不任。如其不能,宜审所择,欲行其志,恐地方实较中央优也。此当视所以与干卿相处者如何。若其耦俱无猜,固当任之。……”可见进步系初无意于桂粤,及陆氏相招,始相率加入活动。)因李根源辈积极活动,国民系在滇、粤、桂三省的潜势力,似较进步系渐趋优势。蔡锷因病离川不久即逝世,进步系失去了一个卵翼的大人物,因极力拥护戴戡入川,想在川省培植一点根基,但是终归失败。(梁启超在袁氏未死以前,极想巩固在南方的势力,又想以川、滇、黔为活动的基础。他在五月十四日致蔡锷的电说:“此役结果,最低限度,亦须造成南北均势,否则无以对死事先烈也。”又致蔡锷的第五书说:“此时优在亡秦,虽云艰瘁,然有共同之向心,尚可力图控搏。神奸既殛之后,人欲横流……过此以往,则为演水帘洞、演恶虎村之时,决无我辈插足之地,惟有与吾弟共艰苦于邛蜀滇僰间,冀庄严此士,为国人觅一遗种地耳。……”意思就是想用蔡的力量,据川、滇、黔为政治改革的小地盘。但袁一死,他的“造成南北均势”的思想立刻消灭,却尽力与段祺瑞联络,主张速撤军务院。及蔡因病去川,他“庄严邛蜀滇僰”的思想,也遗失了。不过仍想扶植戴戡入川,以承蔡氏后。)至于旧国民系的急进派——中华革命党——在山东、广东及长江流域各处的计划皆未成功,因此不曾取得一隅的地盘(并且陈其美在沪被刺死,失去了一位健将)。所以帝制战争结局后,只有所谓温和派的旧国民系和进步系,能够周旋左右于南北各武人间,踞一时政治的重心;但是他们的活动,不过以将顺武人为操纵政治的妙用,其结果也不过是助长大小各军阀的势力罢了。

上一章 > 目录 < 下一章
版权所有©趣古籍   网站地图 滇ICP备2023006468号-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