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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北朝文学

总论

南北由自然环境的不同,所以它们所产生的人物也很有差别。大抵当六朝时,文人多出在南方,而经师正出在北方。在李延寿的《北史》,文苑与儒林分传,后者较多,而且有相当的成就。推想南北人好尚的不同,亦由他们用功不用功的缘故。《北史·儒林传》说:“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可见北人学问比较踏实,而南人学问比较空灵。又如同一以山水为对象之文学作品,南人则有谢灵运之用诗,而北人郦道元则用散文。所以《北史·文苑传》又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

从以上看来,可以略知南北风尚之不同。但这里所要讲的北朝的范围若何,不可不首先给它弄个明白。若遵照李延寿所编纂之《北史》,乃起于拓跋魏而终于隋代。但从当日的事实上看来,西晋怀愍之世,大河南北,已非汉人所有,应从五胡十六国讲起才对。若说最初北方都是野蛮种族,并无文化,此话未免太苛。如刘渊、刘聪、苻坚、姚兴、沮渠蒙逊与赫连勃勃等人学问都很不坏,刘聪更是一个诗人,《晋书》载记可考。

但为讲述的便利起见,还是从北方最先统一之拓跋魏讲起,而后北齐、北周。

我们首先要把这几代的年号及定都地点略说一说:魏人建国,始于晋末,当南方刘宋崛兴之时,从开国直到孝文帝,定都在平城;太和十八年(四九四),迁洛阳;西魏又迁长安;东魏亦在洛阳;北齐乃迁至彰德。

今分北朝文学为三期:以由魏开国至孝文帝太和中为第一期;以由太和迁洛至北齐为第二期;以由西魏迁长安,至北周为第三期。

第一期 魏开国至孝文帝太和中

这时期的北方,最先为匈奴、鲜卑等胡族所据,拓跋魏氏亦不通中国文学,只能用胡语;而且从扫定群雄到太和年间,频年征战,也谈不到什么文学。间或有少数汉人去点缀北地文坛的风景,亦只限于散文家,可以崔浩为代表。

第二期 太和迁洛至北齐

这里所讲的第二期,乃真是北朝文学之启蒙期。此时把原来的平城改称恒州。魏代自从孝文帝即位(他仿佛像后来的金章宗),渴慕中国文化,定计南迁,以调和南北殊俗为己任。他的宗室权臣,颇有反对他的,他宁愿杀掉不服从他的人,而不情愿牺牲他自己的主张。当太和十二年(四八八),他又改姓为元,同时又禁止百姓作胡语。所以很容易与中国文明同化。就是孝文帝本身也是当代文人,他所作的《吊比干文》及小文小诗等,均可观。所以以后魏代君王间有能为诗文者,如节闵帝、孝庄帝等。但谈到此期的真正文学家的代表,还要推温子昇、邢邵(子才)、魏收(伯起)三人。在当时一般南方文人的眼光中,很看不起北方的文人。且举庾子山之言为代表。他说:“自南北来,惟韩陵片石,可与共语,余则驴鸣犬吠耳。”(按:韩陵片石,乃指温子昇所为《韩陵寺碑文》。)但北方文人,每以崇拜南方文人为风尚,而且他们所举的标准人物,也正是南人。孝文帝迁都洛阳为太和十七年(四九三),正是南方沈约《宋书》告成之日。此时南方声律之说正盛,北人眼中最看得起沈氏。济阴王晖业称赞温子昇,以为他“足以陵颜(延年)、轹谢(灵运)、含任(昉)、吐沈(约)”。这列举的四位,不都是南方的文人么?后来魏伯起入齐修《魏书》,常常与邢子才相争辩的问题,即是南方任、沈优劣论。邢诋魏模拟彦升,魏又诋邢在沈集中做贼。从这些消息中看来,便知北方文人之不易抬头,而且不易脱南人之窠臼。然而在魏、晋以来,北方也出了不少的文士(《隋书·经籍志》所收者不广),但有种趋势始终与南方不同的:一是他们比较善于持论,擅散文而不能为流连哀思之诗赋。故魏收曾言:“子昇不能作赋,邢子才有一二首,然非其所长。”二是他们中的诗人并不多见,如邢如魏如温所存的诗均不过各有十余首。但他们作的诗虽不多,颇能绝对服从当时流行的声律论,倒比南朝尚有少数人反对的纯粹些。

谈到北魏的散文,大家都能忆起两位不朽的作者,一为作《洛阳伽蓝记》之杨衒之,一为作《水经注》之郦道元。这两部书不但可以说颇富于文学的趣味,简直可以称之曰散文诗。《伽蓝记》将洛阳寺宇历历绘出,令人追慕中古建筑艺术之美妙绝伦。《水经注》描写山水之空灵缥缈,与当时南方大诗人谢灵运所发表之山水诗,正是旗鼓相当。到了唐代的柳子厚山水文即学郦,而诗又出于谢。清代王闿运山水诗学大谢而兼以《水经注》。

至于北齐之代表作家,如祖鸿勋、樊逊等人,亦皆能为文而不能为诗,这真是一代的风气所使然。

第三期 西魏迁长安至北周

此期北朝史迹颇繁复,列简表如次:

北魏末,宇文泰奉文帝迁于长安,为西魏。建都二十四年,宇文始自立为北周。周立国二十一年,始灭高齐。再过十一年,然后入隋。隋又次灭陈,南北始归统一。

在梁元帝江陵称制与西魏开衅后,江陵破,元帝被杀。越三年,宇文始复篡周。在元帝未被杀以前,庾信由南奉使入北,遭梁又与魏开战,被阻不得归。后来南北讲和,各释俘虏,唯有庾信与王褒始终未被北朝人放回,所以他们二人均终老于北地。

此期中所发生的两大事件:(一)为南方文学之反响;(二)为南北文学之合一。

北方的文人心目中所最崇拜的,就是南方的文人,于是以后北方的文人作风也渐渐地“南化”起来,殊与北人之本来的淡素之口味不合。于是有北地忧时之士,苦口婆心,欲挽狂澜于既倒,此派当以苏绰为首领。他的文章均为单笔,乏藻采,当时又得宇文泰当国,亦禁斥浮华,令苏绰为朝廷作《大诰》以训诫群臣。(按:苏氏未见北周立国而亡,令狐德棻以宇文当国之日,为北周开国之时,至清代谢启昆作《西魏书》始改正此误。)到了稍后,南方又有姚思廉之子姚察修《梁书》,亦深恶当时之骈偶气习,作文专用单笔。到唐代又有韩、柳等之作古文。其实讲古文运动,应以苏绰为始祖。

声律说起于南,而北人应之;古文说乃起于北,而南人从之。但在当时积习不易废掉,故令狐德棻《周书》批评他说:“绰建言务存质朴,遂糠秕魏、晋,宪章虞夏,虽属辞有师古之美,矫枉非适时之用。”

其实此期所最当注意者,并不在单笔古文之崛起,而在南北文学之合一。关于沟通双方文化的先驱者,当推南朝之庾信与王褒。子山是太平时奉使入北,直至南北开衅,欲归不得。王褒先与梁元帝同守江陵。江陵既破,元帝愤慨,竟尽焚其书曰:“文武之道,今夜尽矣。”而且同时他们君臣俱投降北方,这就是当时两位诗人入北之始。虽说以后两方媾和,各把俘虏放回。庾、王二人始终被北人死死留住,终究未能还乡。但北人之尊崇他们二人,亦无微不至。因之北方文学风气,颇受二人影响。甚至于写字,原来北方人最崇拜赵文渊的,即到王褒入北,北方人均舍赵从王,连赵文渊自己也从新改学王褒之书法来了。至于庾信更受北人抬举,无论在朝在野,莫不以能读子山之文为荣。《庾信传》说:“由是朝廷之人、闾阎之士,莫不忘味于遗韵,眩精于末光,犹丘陵之仰嵩岱,川流之宗溟渤也。”可见当时他在文学界上权威之一斑。以下专讲庾信。

梁、陈之间文体,每以徐(陵)、庾(信)并称,这是子山早年事实。那时他们的兴致蓬勃,所以能做出许多浓丽的作品出来。及至入北周以后,羁身异域,乡愁独多,由柔艳靡绮之什,一变而为慷慨激昂之歌。但他终究又脱不尽南人气骨,所以他的作品,竟能兼有南人之温丽与北人之刚劲。因此不能以永明以后浮艳的传统作风去范围他。谈到作赋吧,他能另开一种境界,如他的《哀江南赋》,外表最善以单笔运用复笔,而内容又加入时事而且夹以议论。照明人赋之分类法,为古赋(汉)、俳赋(六朝)、律赋(唐)、文赋(宋)。子山虽生于六朝之末,他偏不作徘赋,而来作为宋代文赋之远祖的《哀江南赋》。又如诗,他的最有名的《咏怀诗》二十七首,在子山集中,可算代表作品。论其形式,则为古体过渡到律诗之新体;论内容则为感慨身世,与当时用此等诗体咏叹宫闺的完全异样。以此等诗为南北朝文学之结束,似觉可怪。但从现在看来,像《咏怀诗》这样的作品,非带有点北方刚劲气质的人不能作,然而若不是南方的才人羁旅于北方的亦不能作。此诗影响后代诗人倒不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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