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术，方面甚广，然大概由天才而得者少，由学力而成者多。关于天才方面的，如诗、词、古文等均属之。清代的诗本不甚好，词亦平常，古文亦不能越唐宋八大家之范围，均难独树一帜。至于学力方面的学术，乃清代所特长，亦特多：如小学、经学、史学、算学、地理学等，均甚有成绩。此等学术，全赖学力，不赖天才。此外如理学，是半赖学力、半赖天才的，清代于此学亦不甚高明。所以现在只讲清代关于学力方面的学术，不讲天才方面的学术，就是半学力半天才的理学也不去讲它。单说学力方面的学术，有小学、经学、史学、算学、地理学等等。

清代地理，自成一派之学，开端者为刘献廷与顾祖禹。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后来讲地理者均推崇之。然顾氏实一闭户读书之人，各处地方均未实历，全靠刘献廷的帮助，因为旅行各处以实地考察者实为刘献廷，故《读史方舆纪要》一书，乃是以刘献廷的经验与顾祖禹的文章凑合而成的。刘献廷在中国地理学上有一大发明，即中国旧日地图无经纬度数，刘氏始以北极高度为标准而画度数，此后地图用此，皆刘氏提倡之功。讲山水者有齐召南，曾作《水道提纲》。齐氏之后，有汪士铎，曾为胡林翼作地图，中国新近所出地图，均以汪士铎地图为祖。此两家虽可称发明，然他们均曾见内府地图，实有所本，并非独得之功力。清代讲地理之学较好者，当推此四家。其他考《水经注》者，考地理志者，多琐碎繁杂，不必论。

清代算学，以梅文鼎为首。清初算学家有一通弊，多偏于天文方面，故只能认为天文学家，尚不能认为算学家。又多讲迷信，如江永之流，尚不能免此病，虽梅文鼎亦迷信测天步历，盖当时风气如此。自梅氏后，几何学渐渐通行，此本西法，不过将中国旧日算法加以推明，此梅氏所以仍为第一也。康、乾之间，尚有数家，如戴震作《勾股割圜记》，亦未能脱迷信。真有发明者，当推李锐之四元说，李氏仅讲测天，不讲步历，所以高人一等。其余如罗士琳、项名达等，亦各有著述。李善兰始治代数，华蘅芳始治微积，然代数微积本非中法，不足称发明。故学者虽多，而可数者殊少。

清代史学极盛，著述亦极多。史学可别为二，一为作史，一为考史。清代史家，考史者多，作史者少，兹分别言之：

清代作史者，首为万斯同的《明史稿》，万氏此书，乃私人著作。万曾客于明史馆总裁徐元文家，与《明史》极有关系。此书只有列传，无纪、志、表，列传亦多为王鸿绪所作。王氏操守较差，人多讥之，然此书之成，王氏与有功焉，后人不应以其个人操守之差而诋排之，须知前代史家如范晔之流，其个人品行又何尝高出王鸿绪，然世皆称道其书，不以人废言，那么，又何必苛责王鸿绪呢？清代史学著作，完书甚少，《明史稿》自可首屈一指。次则为毕沅之《续通鉴》。万氏《明史稿》之价值过于《宋》、《辽》、《金》、《元》诸史，而毕氏《续通鉴》则远不及《通鉴》；司马温公书有论附于篇后，毕书则无之，即考异亦不详。此书本无大价值，因作史者少，故列入之。宋王曾作《东都事略》一书，清邵晋涵乃作《南都事略》以补南渡一代之史，惟今日未见其书，但知有目而已。尚有温睿临者，撰《南疆逸史》，为正史体裁，虽不完具，亦勉强可算一个。后咸丰间徐作《小腆纪年》及《小腆纪传》二书，《纪年》为编年体，《纪传》为纪传体；徐氏不过是一个八股先生，于史学实无功夫，然此二书则尚算完备。近人柯劭作《新元史》，亦可算一个作家。如此一算，清代作史者居然尚有七人。

考史者清代特多，最早为万斯同的《历代史表》。后来补表补地理志者如钱大昕、洪亮吉等，于史学均能得大体。其余零考琐录者尚多，以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为最佳。三书之中，钱书当为第一，钱、王是一路，赵则将正史归类，其材料不出正史；钱、王功力较深，其实亦不免琐碎。故论清代考史之作，实以补表为最好。

清代史家有二长处：第一是实在，第二是不加议论；然其短处亦在此，所以虽无胡致堂之妄，亦无司马温公之长。

讲到清代史家，尚有一事应注意，即论史不敢论及《明史》，甚至考史亦不敢考及《明史》。此因《明史》乃是所谓“钦定”之书，且事涉清室，自应避免，不赞一词。其实《明史》非无可议者，是则有待于后人矣。

小学为清代所特长，开端者如张、顾蔼吉诸人，不过考汉碑字体，辨别隶书之正俗，够不上说专门学问，因为这不过是教小孩子认字而已。前代小学家多从《说文解字》着手，而清代小学家却先讲音韵。顾炎武作《音学五书》，以《诗》、《易》、《离骚》用韵为据，音理虽疏，证据却完备。顾氏分古韵为十部，至江永作《古韵标准》，则分十三部，较顾氏为精，因江氏长于审音也。戴震始定古韵为九类，以九类分平声为十六部，连入声共廿五部；实则廿五与十六，十六与九，是一样的，因平声十六部有“阴声”与“阳声”之别，阴声七部，阳声九部，再加入声九部，即成廿五部。自此音理始大明。后来段玉裁分为十七部，孔广森分为十八部，王念孙分为廿一部，皆不离戴之廿五部。明古音方能明训诂，明训诂方能讲《尔雅》、《说文》。邵晋涵与郝懿行，均讲《尔雅》者也。讲《说文》者更多。前人讲《说文》不甚好，因为仅讲形体；段玉裁出，始将声音、训诂、形体三者合讲，其《说文解字注》，虽有改字及增删之病，然大体实甚精当。严可均作《说文声类》，亦甚好。此后王筠的《说文四种》，则仅足供初学之用而已。桂馥的《说文义证》，发明亦甚少。

“小学”本合文字、声音、训诂三部分而成，三者不能分离，故欲为此学定一适当之名称却颇难，名为“文字学”则遗声音，名为“音韵学”又遗文字，我想可以名为“言语学”，因为研究小学，目的在于明声音训诂之沿革以通古今言语之转变也。清代小学所以能成为有系统之学者，即因其能贯通文字、声音、训诂为一之故。或谓小学专为说经之用，则殊不然；因经书之文虽为古代之言语，而言语却不限于经书也。惟欲说经，必先通小学，始能了解古人之言语。此如算学本非为测天步历而作，而测天步历实有赖于算学。故小学固非专为说经之用，而说经实有赖于小学。

清代经师有汉学与非汉学之分。清代经学前驱亦为顾炎武，顾氏无说经专书，惟《日知录》中有说经之部分。顾氏说经，均论大体，小处不讲。彼时汉学尚未成立，顾氏犹时采宋人之说。然同时已有汉学家出，如陈启源讲《诗》，已专据《小序》，与朱熹相反。考《尚书》者有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对于今本《尚书》，辨别其中孰真孰伪，于是古文诸篇为伪造之案始定，此为渐成汉学之始，然尚无汉学之名。臧琳作《经义杂记》，考经典文字之异同，极类汉学家言，或有疑为非其自作者。此后南方有两派，一在苏州，成汉学家，一在徽州，则由宋学而兼汉学。在苏州者为惠周惕、惠士奇、惠栋。士奇《礼说》已近汉学，至栋则纯为汉学，凡属汉人语尽采之，非汉人语则尽不采，故汉学实起于苏州惠氏。在徽州者为江永，由朱熹之学入门，有《近思录集注》，本非汉学，惟讲《周礼》甚好，且较惠氏尚过之，故世亦称之为汉学，然江氏本人则不自认为汉学也。江永弟子有金榜，曾作《礼笺》；又有戴震，则实为宋学家，非汉学家。由声音以求训诂，通训诂以说经，虽始于戴氏，然戴氏之学实比其师江永不如，比同学金榜亦不如，而竟享盛名者，盖学者亦如官吏中有“政务官”与“事务官”之别，戴氏如政务官，其事务官之职务则后人为之担负也。戴少时与惠栋曾相见，后来不甚佩服惠氏，因为惠氏所作《明堂大道录》之类，颇多迷信之谈，戴氏颇不以为然。日本人有一戏语，谓惠栋为洪秀全之先驱，我谓惠氏颇似义和团之先驱也。

苏州学派笃信好古，惠氏弟子如江声、余萧客，其学亦不甚高。江声之后如顾千里辈，一变而为校勘学。余萧客作《古经解钩沈》，又作《文选音义》，故又流入《文选》学。王鸣盛作《尚书后案》，亦守古，主郑玄说，一字不敢出入。即戴震之学传至苏州，亦染守古之风，如段玉裁之弟子陈奂，虽本戴学，然其疏《诗》，则不取《郑笺》，专主《毛传》。钱大昕与惠栋亦有关系，然非师弟，钱氏考经证史均甚精核，音韵亦能发明双声，颇多独得，不泥古，与惠栋不同。戴初见钱时，钱已成翰林，戴则寓徽州会馆中，颇落拓，人目为“疯子”，戴氏见钱后告人曰，“吾以晓徵为第二人”，盖自居于第一人也。然钱颇盛称戴，故戴名日起。至江藩作《汉学师承记》，则仍推钱为第一人。苏徽二派，势不相容，然钱氏确高于戴氏。戴后入四库馆，其弟子中有名者为段玉裁、王念孙、孔广森、任大椿、丁杰等。丁杰较逊；任大椿曾作《弁服释例》；段、王、孔三人学问最精。孔广森始治《公羊》，然其最佳之著作则为《诗声类》。段氏作《说文解字注》、《六书音均表》、《周礼汉读考》、《古文尚书撰异》等。诸书中以《说文解字注》用力最勤，做了三十年，为段氏最后成绩。其作《古文尚书撰异时》，尚年轻，前人多称誉此书，以为精于《说文解字注》；然自今日视之，则《说文解字注》实较《古文尚书撰异》为精，因为就新出之《三体石经考证》，知《古文尚书撰异》实甚疏舛也。王念孙传戴氏之学，所著有《广雅疏证》、《读书杂志》诸书，考明训诂，较以前诸人均为切实，段氏尚有疏谬，王氏则无。其子引之著《经义述闻》，又著《经传释词》，指出古人误解虚字为实字，亦是一大发明。王念孙虽从戴震游，起初并无传戴学之意，故其成功是偶然的。王氏为戴氏之事务官，可谓称职，然王亦能为政务官。《经传释词》诸书之后，有先师俞曲园（樾）先生的《古书疑义举例》诸书，俞先生又王氏之事务官也。王氏以高邮人而传徽学。

是时扬州又特出一支，即汪中，汪与王念孙为同事（在阮元学政幕中），又系同乡。汪之为学虽出于戴，而不为戴氏所缚，又宗顾炎武，不肯为章句之学。其毕生精力所萃，在《述学》一书中。此后扬州学者甚多。有凌曙者，其教弟子可谓得“狡兔三窟”之意，命陈立治《公羊》，刘文淇治《左氏》，因若《公羊》衰则有《左氏》在，《左氏》衰则有《公羊》在也。陈立治《公羊》尚实在。刘文淇数传，至曾孙师培而绝。《太史公自序》说，“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余谓仪征刘氏之学，真绝于刘师培也。

与苏州学派不算一支而有关系者，为常州学派，此为今文学派，其治学专以《春秋公羊传》为宗。此派开端者为庄存与，其后有名者为刘逢禄、宋翔凤、以及浙江之戴望等人；人虽多，而学术精良者少。至于康有为以《公羊》应用，则是另一回事，非研究学问也。浙江尚有邵懿辰者，亦讲今文。庄存与虽讲今文，然亦讲《周礼》，而且还要讲伪古文《尚书》，刘逢禄亦讲《书序》，不尽今文也。

清初诸人讲经治汉学，尚无今古文之争。自今文家以今文排斥古文，遂有古文家以古文排斥今文来相对抗，孙诒让作《周礼正义》，专重古文，与今文为敌，此其例也。然今古文实亦不能尽分，即如说《礼》，总不能不杂糅今古文，即宋人之说亦不能不采。凌廷堪作《礼经释例》，胡培作《仪礼正义》，二家讲礼，总不免牵入宋代李如圭、张淳诸人之说也。

清代学派中，尚有四明学派，此派不起于清，实源于宋。万斯大、万斯同兄弟均四明派，说经多讲三礼。其后传至黄式三，式三子以周作《礼书通故》，意欲集三礼之大成，此书杂糅汉宋及今古文，因欲说《礼》，则今古文不能不杂糅，汉宋亦不能不杂糅也。若只讲古文而不讲今文，则先须排斥《礼记》，这是做不到的；而宋儒说《礼》亦有甚好者，不能弃而不录。所以今古文不能不杂糅，汉宋亦不能不杂糅。孙诒让作《周礼正义》，能排斥今文，然不能尽斥宋说，此则今古文虽欲争而亦有不能争者。

清代经学，自分布之地域观之，最先为苏州（后又分出常州一支），次徽州，又次为扬州，浙江在后。其在山东，则有孔广森及桂馥。在广东，则有侯康，讲《梁》；又有陈澧，亦是汉宋杂糅者。余如四川、两湖亦有经学家。惟有一处纯为宋学，绝对不受汉学影响者，即江西是也。江西本陆学极盛之地，宋代朱熹讲学之所，故在历史地理上为一特别区域。大概学问亦如催眠术，遇有特别情形者则不能催。江西之学风，在清代三百年中绝不受汉学影响，今之江西犹昔之江西也。

清初亦有理学先生，后来汉学家出，尚不敢菲薄理学，如惠栋之流，说经虽宗汉，亦不薄宋；江永且为《近思录》作注。自徽州派之戴震出，方开辟一新世界。其《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大反对陆王，对于程朱亦有反对之语。后人多视此书为反对理学之书，实则为反对当时政治之书。清初皇帝表面上提倡理学，常以理学责人，甚至以理学杀人，故戴氏书中有云，“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这是他著书的要旨。戴氏见雍正乾隆动辄利用理学以责人，颇抱不平，故攻击理学。戴氏以前，尚推崇程朱，此后遂不复谈宋学矣。

桐城派始祖方苞，颇自居于理学。至姚鼐，则无理学之见。姚在少年时愿从戴震学，戴拒而不收——究竟是不敢收，还是不屑收，却不得而知——因此两人极相左。翁方纲自附于理学，故姚与翁均攻戴。至方东树作《汉学商兑》，对戴仍不减仇视之意。《汉学商兑》中斥汉学之弊，颇有中肯语。惟方氏谓汉学家于立身行己之道不讲，这却不然。当时的汉学家，品行无甚坏者。唯孙星衍较坏，然亦小节，不过好男色而已；然当其点翰林时不肯拜和，则不可谓不讲气节，在山东按察使任内，平反冤狱甚多。大概汉学家亦如耶稣教人，即欲为非，亦不敢，因汉学家亦不敢叛周公孔子之教也。故如汉世张禹、孔光、马融之徒，清代无之。大抵清代经师平常人多，故难得有为则有之。唯阮元在官能平海寇，此为汉学家之功业，然阮氏除此以外，亦并无十分好处。其余诸人在官亦平常，无特别好，亦无特别坏。其所以然者，因为他们本欲自处于无用，盖自清初诸人均不愿入仕，故其说经，不但无通经致用之说，即议论亦不愿发，虽今文派之刘逢禄亦无此思想。后来之通经致用说，则从康有为起。此或自古已然，如战国时之经师，据《汉书艺文志》及《儒林传》所录，如商瞿、梁赤、公羊高等，在当时皆毫无声名。孟子由经师转入儒家，故成有用。可见自来经师本多如此，非独清人然也。故吾人评清代汉学家，可以说他们无用，却不能说他们品行不好。

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九日，章太炎先生来平。三月三十一日，师大研究院的历史科学门及文学院的国文系和历史系合请先生为学术的演讲，这篇文章就是那天的演讲笔记。自从前年（一九三二）年底本月刊发刊以来，我早就打算把它登在去年（一九三三）的《文学院专号》中。但因那时北平一天一天地危急起来，学校与个人都闹到“不遑宁处”，这篇笔记，不知道给我搁在哪儿啦，所以只好暂且不提。最近居然在无意之中找到啦，我把它看了一道，觉得柴德赓君所记，大体都对，但亦间有未合之处，于是把它略略修改了一下。修改的时候，极力追想那天所听的话，但模糊、错误、忘记之处一定很多。当柴君把这篇笔记誊清了托方国瑜君交给我的时候，太炎先生尚未离平，我请他自己看看，他对我说，“你看了就行了”；而我当时竟偷懒没有看，直到现在才来动笔修改，实在荒唐得很。所以要是还有错误，那是我的不是，我应该负责声明的。

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一日，钱玄同记。

[1] 录自《师大月刊》，第十期，章太炎演讲，柴德赓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