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在成周，格物、致知区分二派（格物为实验派，致知为穷理派），形上为道，形下为器（形而上者，指未有形之先言也；形而下者，指既有形之后言也。未有形者丽于虚，既有形者证于实。《乐记》曰：德成而上，艺成而下。德即道，艺即器也），周室既东，学术斯竞，儒家尚道（孔子视艺为甚轻，故游于艺在志于道后。又曰：吾不试故艺。子夏曰：小道君子不为。盖视艺甚卑。《大学》言：格物，不过以之为入学之门耳），墨家尚艺（如《备城门》、《备梯》、《备突》篇之讲兵学，《经》上下篇、《经说》上下篇之讲格致）。至于后世，扬儒黜墨，格物、致知，该以穷理，工艺之学儒者耻为，由是士有学而工无学。及蒙古宅夏，西士东来，布教而外，旁及历数、器象诸学，故刘秉忠、郭守敬之流，咸以治历明时著名史册。有明中叶，西教益昌（崇祯帝即信西教），士习其学（如徐光启诸公是），尊为西儒（观明季时，山左有张尔岐，扬州有孙兰、徐维祺，皆深信西学，即余姚黄氏、宣城梅氏亦习西法者也），故宣教之徒聚萃辇毂重地，以西法相授。

习斋先生生长博野，地迩燕京，吾意先生壮年必亲炙西士之门，备闻绪论，事虽失传，然证以先生所学，则礼、乐、射、御、书、数外，并及水、火、工、虞。夫水、火、工、虞，取名虽本于虞廷，引绪实基于晰种。水学之用在于审势辨形（辨地形之高下、水势之曲直，用测量之法宜之），徐氏著《水利新书》，其嚆矢也（程瑶田《水地小记》亦明此义）；火学之用主于制器辅攻，南氏进红衣之炮，其实证也；工学者备物利用之学也，今大秦遗墟工执艺事奇技竞兴，固未艾也；虞学者入山刊木之名也，今扶桑三岛森林一科学列专门，犹可考也。先生生明代鼎革时，崇此四科，默契西法，用则施世，舍则传徒，律以古代学术，则道艺并重，近墨远儒。顾流俗昏迷，至理谁察，虽言之有物，易生异说之诽，故托言三物，旁饰儒书。此虽先生之慎词乎，毋亦时势使然欤。

及颜先生南游许、汴，李先生西入秦关，雍、豫儒生造门请业，旁及齐、晋，士多兴起，各探其性之所近，以一艺自鸣，由是次亭（上蔡王延祐）、颖生（鄢陵刘从先）肄习礼经，圣居（县鲁登阙）、介石（深泽李柱）登歌合乐，瑞生（西安蔡麟）、心衡（山东刘心衡）潜心射御，以及季荣肄书（华州古葵），野臣（河南谢在）通数，而代州冯氏敬南精谙众数，饰材辨器媲美白民，是岂可以奇技淫巧目之者哉。

盖南学蹈虚，北学崇实，蹈虚者多浮词，崇实者多实效。观南人肄颜学者，舍义理而外，惟知掇拾礼经，而六艺正传必归北人。岂非北人学术导绪西书，固与南人所学不同与（六艺之旨所该甚博，今新学亦不能出六艺之范围。知礼之当学，即知睦邻交际，从宜从俗，实为新王之礼制，知乐之当学，即知音乐设科，琴歌互答，不背古代之乐经；知射之当学，即知操演武器，崇尚兵操，为当今之急务；知御之当学，即知驾驶舟车，谙明汽学，为致用之实功；知书之当学，则卢之字、大秦之书，在所不废矣；知数之当学，则测量之法、代数之术，在所不遗矣）？因思元、明以来士趋实用，不以西法为耻言，故实学未沦。及雍正御宇，用李卫言，排革西教，焚书庐居，学士大夫悉承朝廷意旨，相习成风，黜斥新理，陷溺民心，至今未熄，而世之治实学者愈鲜矣。惟东原释经隐含旧教之旨（钱塘夏穗卿先生语予曰：《孟子字义疏证》中有天主教之言。予案：张尔岐《蒿庵杂志》解《月令》“昊天上帝”，已以西人天主之说解之），慎修治算，已开代数之先，此皆以西学缘饰旧籍者也。偶有所触，故即颜氏之学推论之。

[1] 录自《左盦外集》，卷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