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兰，字滋九，一名御寇，自号曰柳庭，扬州江都人。明季为诸生，因清兵陷扬州，耻事仇国，遂弃诸生籍，以布衣终。于书无所不窥，尤精六书、九章之学。
先是，西人汤若望以治历仕明廷，兰从之授历法，遂尽通太西推步之术。常推三光之变，谓象悬于天，无与人事。而彗孛盈缩出见，皆有常度；水旱、地震，亦有常经。凡星官历翁，咸不足与校得失。作《理气象数辨疑纠谬》（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荀卿亦曰：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治乱于世，非天非地又非时。汉王充《论衡》亦力斥灾异之说。近儒若梅定九、戴东原、龚定安亦知灾异不足信。惟柳庭之说，得之太西，较诸家所辨尤晰。惜其书今不传）。又以中国土地在大圜中仅八十一分之一，不推极之，则狃于习见习闻，而无以尽其变。于是作《格事》（凡八条）、《推事》（凡八条）、《外方》（凡八条）、《考证》（亦八条）四论，以穷极夫天地之所以始终，山川之所以流峙，人所以生，国所以建，古今所以递沿革，人物所以关废兴，凡三十二篇，名曰《舆地隅说》。当明季时，西人地质学未入中国，兰从西士游，独窥其深。常谓天地之气，莫大于水火，天气既辟，火气腾空，聚而为日，以育万物；水气趋下，洋溢怒张，足以损高就卑，流久则损，损久则变，高者因淘洗而日下，卑者因填塞而日平（以此即《易经》地道变盈流谦之理）。故造化之变，不可端倪。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积年成异，如大雨时行，山川洗涤，洪流下注，山石崩徙，久久不穷，则天地易位。或阳气郁遏，天久不雷，土壅山崩，地震川决，忽然异形，山川异观。若凿山通道，壅水溉田，起险设障，久久相因，地道顿异，人寿几何，潜移默夺，如儿童易齿，齿尽而儿不知（又谓往年山东地震，高原之上，忽涌船只。《通考》载山西地崩，数丈之下，有城郭宫室。盖太西地学家谓地之层迹，各自不同，自上古以来，地形屡变，故数丈以下，咸有古迹。观柳庭所言二事而益信。且柳庭举此二说，则中国自古代以来，地形必多迁异，惜无有用西人掘地之法者）。故邃古以前，水盈陆地，山在地中，后为洪水消荡，沙石不存，冲激成山，遂为高埠（又谓地当初辟，必先有洪水，故华山之要多螺蚌壳，石子冈下石子如卵，此必潮水摩荡而成。又谓温州雁宕诸峰，皆包罗谷内，外无所见，此必当年大水冲激，沙土尽去，惟巨石独存，则水中有山可知矣。与西人言海中有山及山派由水波激成者，其说相合。诚中国古人所未及言者也）。下因于高，无高则下无所受，故两山之间必有川；高因于下，无下则高不能显，故两川之间亦必有山。高依于下，下依于高，因其气之自行者为江河，因其形之自固者为山岳，因其者为障塞，因其聚者为渊薮，脉络相贯，因制成异（又谓：江南之水皆入江，以北之水皆入河，又由江河而入海，故江河性质不同，而水味亦不同。其说亦精）。至大海之中，大气所流，水亦因之。夏多南风，日行北陆，潮汐腾沸，随日而北，故春夏北流；冬多北风，日行南陆，潮汐腾沸，随日而南，故秋冬南流。至于赤道以下，南海以南，海水不风不流，其热如煮，则地居南北中央之故也（此与西人论潮流之说合）。惟潮汐进退，视月盈亏，其理咸前儒所未发。又因地势之迁变，推人群分聚之源。谓太古之世，民不知群，有茹毛饮血之世，有污尊饮之世，有佃渔网罟之世，有庖厨火食之世，有耕田凿井之世。欲捍患兴利，不得不互相系维，故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聚则为类，类则为群。因聚成国，其国必依乎山川（又谓古今都会之处，皆为高下得宜之地。如尧都冀州、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皆在太行、太岳之间；商都景亳、周都岐丰，非洪河相绕，则高山成峙），必便于赋税兵革，必通乎商贾往来。建国维众，一国之中，有才智卓绝之一人，则群奉之以为君（是柳庭深明君由民立之理），而后山川有定域，众国相衡，久则并吞，故封建之制易为一统（又谓井田必不可复）。若五方风俗，因乎山川，山川隔绝，风俗自殊（又谓冀州至周时已荒。三代以后，北方愈荒，南方愈辟，则因地势变迁之故。而地形险，亦随时变迁。所论中国形势甚精，与景范顾氏之书相合），与太西所言社会学默相符合。邹衍以还一人而已。又作《山河大地图说》，一以赤道为中心，一以北京为中心，以明地圆之旨。谓东西无定，南北亦无定，两极之下，天候极寒，同为冰海幽都。中国处南北平均之地，印度西洋亦然。大地之内，动极而如静者，地轴也；进退而循环者，日光也；动静不定，游移而远近者，人迹也。由天之度，准地之里：以天度三百六十，知地之九万里；围三径一，知地之厚三万里；折而为半，知地心之一万五千里。人目高卑在地之面，以地之二百五十里准天之一度，地日移二百五十里。南移一度，其去日也亦近二百五十里，故渐趋于热；北移一度，其去日也亦远二百五十里，故渐趋于寒（此语稍欠明晰）。递进递退，至于两极，可以知地面寒热、进退之理矣。又以天文与水法交成，又咸与算术相辅。禹治洪水，乃勾股所由生。郭守敬精算数，测量水地之高卑，以分杀河势，故不明地形高下之差，不能疏水。而测量水地，必先审势辨形（又谓黄河入淮，淮水始为民害。今欲除河患，必先使河、淮分流。使河、淮分流，其策有二：一曰改换运道于扬州之西关小河，直通淮水。一曰放淮入江，以泄淮水。亦明于当日之河势）。
盖兰自从西人游，穷致太西学理，以致用为宗，并旁及语言文字（谓中土声多于音，外方音多于声。声可以成字，而音多牵连不断。西洋以二十三字母为主，当二十三笔法互相配偶，则成人物之名目，其用甚活，凡万国语音与风雨鸟兽之声，皆可写出，随闻其音，即成其字。又谓考外方之言，大约极北者，其声在喉而音不断；极南者，其声在唇齿而音飘忽。又举列西洋之言语甚多，皆译以中国之文。又谓隔于山川者，水土小异，音声亦殊，故关中、辽左、新安、闽中之声。各自不同，九州之土，莫不随其变以为音。亦极精确之论也）。惟于西教有微词，常谓西儒以七克为教，似近于孔门克己复礼。然接其人，聆其论，咸精于历数，合于制器尚象之旨，独膜拜天神，侈言天堂、地狱，则异教也，殆亦风习使然耳。
观太西近百年来，实验之学日进，穷理之士咸知宗教不足崇。兰生明季，而所见适与相符，殆所谓好而知其恶者欤。兰之言曰：凡作一书，当说其所以然，又说其所当然，故合古外今中，统为一书。又曰：今世无绝学之人，考古君子，傥有观予书者不徒视为山经地志，则作者之幸。呜呼，使明清之交，人人能读兰书而发挥光大，则吾国格物致知学当远迈西人。顾乃流俗昏迷，视实学为绝学，占毕之士，仅溺志山经地志之书。此兰之不幸，抑亦中国之不幸也。兰于研治西书外，并著《柳庭人纪》四十卷，多论史之言（焦氏循曾见之，今亦失传）。善书法，于篆隶之体讲贯尤精密，谓古人一波一磔，皆有至义，著《字学》若干卷。晚年隐居北湖课子，以耕暇则手一编，哦于清溪绿树间。时拿舟入城，与二三知己剧谈，或历百日乃反。素工诗善画（画梅、竹、松、菊、兰、水仙甚多），诗多唐音，不入宋派，而诗题往往不署，曰是何足以入吾集？年九十，耳目聪察，肤理融泽，步于衢，群少年捷足不及之。问何能，曰吾知正心，非世俗所谓引导术者。寿终于家，里人王心湛为作传。著书多失传，惟《舆地隅说》四卷，里人焦循删订之（焦氏之学，多本柳庭，其疏《孟子》也，以圭田为零星不成井之田。其著《易话》也，发明类聚群分之旨，皆本柳庭之说），仪征吴丙湘刊入《传砚斋丛书》。
刘光汉曰：明季遗民，若黄宗羲、王锡阐、刘献廷、张尔岐，咸洞明太西学术，然各以高节著闻，抗志不屈。颜元、李，亦以实学为世，倡工学、数学，导源大秦，而眷怀旧都，形于言表。盖学术之界可以泯，种族之界不可忘也，而孙兰学行适与相符。夫以孙兰之学得所措施，殆郭守敬、徐光启之流，乃藏器于身，蛰居雒诵，不欲以绝学进身，非深明出处之大义，孰克若此。吾闻孙兰之学出于汤若望。若望以日官之职历仕明、清，洁身之义，固不可为客卿责，然歙人杨光先诋西书为诞肆，乃直声既著于明廷，仁籍复标于清史，彼斤斤于学术之间，衡量夷夏，而出处大节则转舍夏就夷。呜呼，此孙兰所以为高士与。
[1] 录自《左盦外集》，卷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