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先生震，字东原，安徽徽州府休宁县人。生具异禀，十岁始能言，就傅读书，过目成诵，日数千言不肯休。授《大学章句》，至右经一章节，问塾师曰：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师应之曰：此朱文公所述。即问朱文公何时人，曰：宋朝人。孔子、曾子何时人？曰：周朝人。周朝、宋朝相去几何时矣？曰：几二千年矣。然则朱文公何以知其然？师无以应识者，知其非常人。年十五普读群经，每字必求其义，好汉许氏《说文解字》，尽得其节目。又取《尔雅》、《方言》及汉儒传注笺存于今者，参互考究，一字之义必本六书贯群经以为定诂，由是尽通前儒之说。年十七即有志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能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通其语言。宋儒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犹渡江河而弃舟楫，欲登高而无阶梯也，故其言曰：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辞也；所以成辞者，字也。必由字以通其道，乃能得之。是则先生之学以小学为入门，故所著之书亦以小学书为最先。
尝作《六书论》三卷，谓转注犹言互训，许君以考、老示转注之例，后人不得考、老之义，以字形左回右转释之，最为纰缪。其他或分形声当之，或分假借当之，皆不可通。观《说文》训考为老，训老为考，故《序》中论转注举之，大抵造字之始，事与形两大端而已。文字既立，则声寄于字，而字有可调之声，意寄于字，而字有可通之义，是又文字之两大端也。由是而推之于用，则数字共一用者曰转注，一字具数用者曰假借，是又用文字者两大端也。六者之次第，出于自然，其涯略见于《答江慎修书》（《六书论》今未见，今有《答江先生论小学书》一篇发明此义，江氏得其书，谓众说纷纭，此为定论，诚无以易也）。又作《尔雅文字考》十卷，复以训诂之学自《尔雅》外，惟《方言》。《说文》切于治经，曾以《方言》之字校《说文》，或以字为纲，以《方言》之字传《说文》之字，或以训为纲，以《方言》之训传《说文》之字，又或以声为主，以《方言》同声之字传《说文》，可谓同条共贯之学矣。嗣又校正《方言》十三卷，正讹、补脱、疏通、证明，一仿邢氏疏《尔雅》例，即今聚珍殿所刊之本也。
然音韵之学较训诂之学尤精，尝以训诂必出于声音，当据声音求训诂。成《转语》二十章，以为言出于口，声音以成，而抑扬高下各不同。以喉、齿、唇、舌之音互相参伍，而声之用盖备，盖即中国字母之滥觞也（先生成此书在二十五岁时，孔氏序《戴氏遗书》则云未见，盖此书失传已久，惟自序一篇尚见文集中）。盖先生深明音韵，其论韵之文有《书玉篇声论反纽图后》诸篇，又著《声韵考》四卷，凡韵书之源流得失，皆櫽栝其间。时江慎修作《四声切韵表》，细区今韵，归之字母音等，又著《古韵标准》，嘱先生商订。先生举艰、鳏二字，以证字从偏旁得声。特江氏分古韵为十三部，嗣金坛段氏又分古韵为十七类，先生折衷其间，谓亭林作《音学五书》，于古音有草创之功，江、段之书皆因而加密，段氏分支、脂、之为三，自为卓识，然得失互见。乃作《声类表》一书，析声韵为九类，类各为卷。于今音古音无不兼综，彼此相配，四声一贯，而反切之学大明。其撰述大义，具见于与《段若膺论韵书》，小学家咸奉为圭臬云。
继潜心典章制度，拟作《学礼篇》，取六经礼制之纠纷者，事各为类，折衷众说，萃为一编。虽所成仅十三篇（即冕服记、爵弁服记、朝服记、玄端记、深衣记、中衣裼衣襦褶之属记、冕弁服记、冠衰记、括发免记、絰带记、缫藉记、捍决记是也。后段氏刊入《戴先生文集》之中），然铨释礼制，以类相求，简约详明，远驾江氏《礼书纲目》上。弟子兴化任大椿本之，作为《释缯》数篇，盖用先生之例云（先生所著之文，又有《春秋即位改元考》数篇，亦详解古礼之文。见文集中）。先生说典制之书，复有《考工记图注》，齐召南目为奇书。
先生治经之暇，兼留意天文、算法，先成《筹算》一卷，首列乘除，次列命分，次开平分，次列筹式，略举经籍之资，于算者推衍成帙，以备治经之用。后更名《策算》。孔氏继涵取以附《九章算术》，谓凡学《九章》者必发轫于此。又作《释天》四篇，以《尧典》璇玑玉衡、中星，《周礼》土圭、《洪范》五纪命题，而天行之大致毕举。曾以璇玑、玉衡乃古代观天之器，汉后失传，爰详其制于《释天》之末，复命工仿造，现藏曲阜孔氏家。继作《勾股割圜记》三篇（尝言精神好时，《勾股割圜记》三篇不必要注，就本文亦可了然），《释准望》一篇，《迎日推策记》一篇，咸足裨畴人之用。后合九篇为《原象》，列为《七经小经》（按据《列传》，《七经小经》应为《七经小记》）之一云（秦蕙田辑《五礼通考》，于观象授时一门，详载先生之说）。其所校之书，复有《周髀算经》、《五经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张丘建算经》、《夏侯阳算经》、《五曹算经》。尝谓《周髀算经》即古盖天之法。自汉迄明，皆主浑天，惟欧罗巴人入中国，始称别立新法。然其言地圜，即所谓地法覆，滂沱四而下也。其言南北里差，即所谓北极左右夏有不释之冰，中衡左右冬有不死之草，是为寒暑推移，随南北不同之故也。其言东西里差，即所谓东方日中，西方夜半；西方日中，东方夜半。昼夜易处，如四时相反，是为节气合朔加时，早晚随东西不同之故也。新法历书述第谷以前西法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每四岁之小余成一日，即所谓三百六十五日者三，三百六十六日者一也。西法出于《周髀》，所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者欤。而皇古数学自此大明（先生又作《历问》一卷，《古历考》一卷，《洪氏行状》曾载之，今未见刊本，故不复录）。
然先生之论地学也，亦发前人所未发。盖近儒言地理者，有顾景范、顾亭林、胡明、阎百诗、钱竹汀，然皆以郡国为主而求其山川，先生则以山川为主而求其郡国。其叙《水经注》云：因川源之派别，定山势之逶迤，高高下下，不失地防。又为《汾州府志》发凡曰：以水辨山之脉络，而汾之东西山为干，为支，为来，为去，俾井井就序。水则以经水统枝水，因而编及泽泊、堤堰、井泉，令众山如一山，群川如一川，府境虽广，山川虽繁，按文而稽，各归条贯。又推其例作《水地记》，欲合天下之山为一山，合天下之川为一川，以山川为纲，凡古今郡国之地望，悉依山川而定。虽仅成一卷（自昆仑起，至太行山止。孔氏刻之丛书中），然以山川定郡邑，则固地学之精言也。又校勘《水经志》一书，谓《水经注》向无善本，乃改正经、注互淆者，使经必统注，注必统于经，以正经、注之互讹，亦为先生之卓识。别著《几辅安澜志》，以大川统小川，以今水证古水，其体例一仿《水经》（别修《汾州府志》及《寿阳县志》）。又手制地图，画方计里，用晋裴秀法，以里数之远近定北极之高下。惜书本失传。则先生研精地学，乃地理家致用之学也。
殆及晚年，穷究性理之本原，先著《原善》三篇，以性为主，以仁、义、礼为性所生，显之为天，明之为命，实之为化，顺之为道，循之有常曰理，合此数端斯名曰善。又由性生材，因材施教，亦成为善人。性既善，则得于心者为诚信，应于事者为道德。又作《孟子字义疏证》，以为宋儒言性、言理、言道、言才、言诚、言权、言仁义礼智，皆非六经、孔孟之言，而以异学之言糅之。故就《孟子》字义开示来学，谓区而别之是谓理，血气心知是为性，智能所别是为才，人伦日用是为道，生生之德是谓仁。义、礼该于仁，智该于仁、义、礼。据真实而言则曰诚，就轻事而言则曰权。字各为篇，篇各数千言，然其辨析最精者，则天理、人欲之说也。自宋儒讲学，以为天理与人欲不两立，惟人欲净尽，斯天理流行。先生力斥其非，谓古人所谓天理，不外民之求，遂民之欲，必求之人情而无憾，然后即安。理也者，即情欲之不爽失者也，故理即寓于欲中，盖一人之欲，即千万人所同欲也。自宋儒以意见为理，舍是非而论顺逆，然后以空理祸斯民，故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呜乎，此可以知先生之学矣。别有《答彭进士允升书》，以证宋儒之学出于释、老，与儒家之言不同，使陆、王不得冒程、朱，释氏不得冒孔、孟。又作《大学中庸补注》，皆存郑注而补之，与《原善》、《疏证》二书互相印证，而格物、亲民、中和诸说，尤足补先儒所未言。则先生之言性理，殆所谓特立成一家言者与。
盖先生之学，先立科条，以慎思明辨为归。凡治一学、著一书，必参互考验，曲证旁通，博征其材，约守其例，复能好学深思，实事求是，会通古说，不尚墨守。而说经之书，厚积薄发，纯朴高古，雅近汉儒。先生初谓天下有义理之源，有考核之源，有文章之源，吾于三者，庶得其源。既而悔曰：义理即考核、文章之源也，义理又何源哉（又《答方原书》曰：好道而肆力古文，必先求其本。求其本，更有所谓大本者。大本既得矣，然后曰是道也，非艺也，如马、班、韩、柳之文，乌睹其非艺欤）？先生有言：学贵精不贵博，吾之学不务博也。故凡守一说之确者，当终身不易。又曰：读书当识其正面、背面，好学当得其条理，得其条理则由合而分，由分而合，无不可为。盖先生治学之功胥于斯乎。
在先生少贫，以课徒为业，继乃橐笔佣书，往来燕、晋、闽、越间，数更府主，卒以供职四库馆之故，官翰林院庶吉士。生于雍正元年，卒于乾隆四十二年，年仅五十有五。先生既殁，段玉裁汇其学行，辑为《戴氏年谱》。谓先生合义理、考核、文章为一事，浩气同盛于孟子，精义上驾乎郑、朱，修词俯视乎韩、欧。识者以为知言。其所著书尚有《屈原赋注》、《诗补注》及文集若干卷。子一，名中立。
刘光汉曰：戴先生之学出于婺源江氏，特由博反约与江氏稍殊。厥后训诂之学传之高邮王引之，典章之学传之兴化任大椿，而义理之学则江都焦循能扩之。故先生之学，惟扬州之儒得其传，则发挥光大，固吾郡学者之责也。方先生之殁也，京师人士共制挽词，谓：明德之后，必有达人；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虽誉或过失，然探赜索隐，提要钩玄，郑、朱以还，一人而已。自桐城姚鼐以宋学鸣于时，为先生所峻拒，因集矢汉学，桐城文士多和之，致毁失其真。呜乎，夫亦不自量之甚矣。
[1] 录自《左盦外集》，卷十八。